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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19 , Vol. 39 >Issue 3: 29 - 3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3.004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行政边界研究框架

  • 任以胜 , 1 ,
  • 陆林 , 1, ※ ,
  • 朱道才 1, 2
展开
  • 1.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中国安徽 芜湖 241000
  • 2.安徽财经大学 城市与县域研究中心，中国安徽 蚌埠 233030
※陆林（1962—），男，安徽芜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E-mail：。

任以胜（1988—），男，安徽肥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市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18-05-28

  修回日期: 2018-07-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230631)

收起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under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 REN Yisheng , 1 ,
  • LU Lin , 1, ※ ,
  • ZHU Daocai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0，Anhui，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for Urban and County，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Anhui，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5-28

  Revised date: 2018-07-2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9

Fold

摘要

边界作为一种自然和体制作用下形成的综合性空间地理要素，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阻碍了跨行政区域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影响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加强行政边界研究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迫切性。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缺憾：重视实证研究，忽视边界作为空间地理要素的理论研究；注重空间尺度，缺乏行政边界尺度转换的探讨；依赖单一方法，欠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与融合。因此，为解决行政边界壁垒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服务于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的新需求，应该重视行政边界领域的理论研究，系统阐释边界作为空间地理要素的本质内涵，重点开展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格局—机制”、不同尺度空间边界区域的政策体系、不同尺度空间行政边界的尺度转换、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路径等领域研究，加强综合性与系统分析方法、区域性与区域分析方法等运用，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引领人民生活走向更美好更公平的新时代。

关键词： 行政边界; 边界效应; 空间地理要素; 尺度转换; 尺度空间; 区域协调;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

本文引用格式

任以胜 , 陆林 , 朱道才 .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行政边界研究框架[J]. 经济地理, 2019 , 39(3) : 29 -3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3.004

Abstract

Border as a comprehensive spatial geographic element is formed by natural and institutional functions, hinders the material exchange and energy transfer between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nd affects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has strong temporal spirit and urgenc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the following drawbacks: emphasizing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ignoring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border as a spatial geographic element; focusing on the spatial scale, lack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scale conversion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relying on a single method, lacking the crossover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barriers and the new requirement for the major strategies of the new era,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border as a spatial geographic element. We should focus on the study of the “process-pattern-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order region, the policy system of border region at different scales space, the scale conversion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at different scales space, and the path of economy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to the economic zone and other fields. In order to lead the people's life toward a new and better era,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methods, regional and region analysis methods, and establish a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method system.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border; border effect; spatial geographic element; scale conversion; scale space; regional coordina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new era

边界（Border）是指事物间本质或现象发生变化的标志线或标志带[1]，它增加了两个经济系统中经济体互动的时空距离，限制了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自由流动，影响了边界两侧区域的经济联系和空间相互作用。边界作为一种自然和体制作用下形成的综合性空间地理要素[2-3]，可以看作是家庭、文化、种族、社会、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空间单元，在空间上具有空间极限或不连续性特点。边界可以划分为有形边界和无形边界，有形边界主要由河流、山脉、湖泊、森林、沙漠等自然边界和国家边界、省际边界、市际边界等行政边界构成，无形边界主要由贸易边界、经济边界、文化边界等构成。有形边界与无形边界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区域一体化发展。
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治国理政的基础制度框架。不同行政边界区域相互间存在区域行政壁垒和制度性障碍，阻挠了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表现为不同行政边界区域之间经济水平增长的结构性差别、要素流动的断裂或一体化现象[4]。作为一种区域经济的特殊空间，边界区域既是区域经济政策的交汇区，又是区域发展摩擦的集中地[5]，通常具有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文化同根、经济同型等多种特征，在地理区位、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在行政因素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和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之一，与越南、老挝、缅甸、不丹等14个国家接壤，陆地边界总长约2.2万km，大陆海岸线约1 800 km。中国内部行政边界极为复杂，省级行政区陆路边界线共66条，总长5.2万km，省际边界区域分布了849个县级行政区[5]，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具有明显板块性和边缘性特征的“行政区边缘经济”。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各个行政区域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普遍存在，其中边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为突出，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举措，区域协调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课题和艰巨历史性任务。新时代下，如何打破现有的区域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释放体制机制的政策潜能，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揭示国内外行政边界研究的最新进展，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行政边界研究框架，期望能够消除行政区划壁垒，避免行政区划壁垒造成的“底线竞争”、市场封锁、产业结构趋同等不协调现象，为引领人民生活走向更美好更公平的新时代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 研究进展

1.1 研究进展

1.1.1 行政边界效应形成因素

行政区划边界是长期形成的区域管理界线[6]，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因素是影响行政边界效应形成的主要因素，不同区域的行政边界效应形成因素及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边界区域的空间地理位置关系[7]、消费者本土偏好行为[8]、区域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割的程度[9]、区域异质性[10]、名义汇率的波动[11]、文化和行政边界不协调造成的文化分割[12]以及对外开放水平[13]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跨行政区域自由流动，影响跨行政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14]，或加剧行政边界效应，或减弱行政边界效应。

1.1.2 行政边界屏蔽效应

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是指边界阻碍不同行政区域经济主体空间相互作用及跨界往来的一种现象[15]，是一种阻碍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行政边界区域作为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实体接触和交流的场所[16]，是边界区域与社会群体建构、解构和重构产生的一种新的符号[17]、新的制度[18]和新的空间秩序[19]。由于行政区域分割自然产生的行政壁垒[20]，阻碍了经济、劳动力和信息等跨区域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6,21]，增加了跨区域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割裂了不同区域的经济联系和空间相互作用[22]。地方政府采取地方保护主义追求行政区域利益最大化，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逐渐凸显[23]，成为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

1.1.3 行政边界中介效应

行政边界的中介效应是指边界为不同行政区域的物质、能量、信息以及文化交流发挥中介职能的一种现象[15]，是一种促进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行政边界区域是一种具有多重关系的特殊边缘空间[19]，在空间形态、功能形态等方面不断变化[24]，已经成为行政边界两侧区域经济交往的“接触带”。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行政区域的多元化空间重组打破了行政边界壁垒[25]，加速了边界区域从边缘位置向中心位置转移[26]，提高了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创造了对外部市场的接近优势[15]，消除了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瓶颈现象[27]，有利于推动边界区域协调发展[28]。

1.1.4 行政边界效应转化

新古典贸易理论和一体化理论认为开放行政边界有利于发挥边界区域的比较优势[29]，增加社会经济福利。行政边界效应转换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个部分。中央政府通过降低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正式制度安排[30]，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由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降低跨行政边界经济交往的交易费用[31]，推动行政边界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地方政府利用其调控职能，制定相关区域规划[32]，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劳动力就业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生态环境整治一体化等[33]，争取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能力，促使行政边界效应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企业通过延长产业链条和产品链条，强化多领域交流合作[34]，形成产业聚集效应[35-36]，提高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行政边界效应由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1.1.5 行政边界效应研究方法

19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概念引入经济系统，构建多种区域专业化和国际贸易流量的模型测度行政边界效应。国内外学者主要通过引入运输成本、空间距离等参数，选取行政边界作为虚拟变量，采用重力模型[37-38]、产业结构法[39]、一价定律[40]、经济周期法[41]、社会网络分析法[42-43]等方法直接或间接测度行政边界效应（表1）。
表1 行政边界效应研究方法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research methods on the administrative border effect

研究方法 研究思路 判断准则 优缺点
重力模型 测算区域间经济联系强度和贸易流动规模 经济联系强度越强，贸易流动规模越大，边界效应越小 模型形式直观，可解释性强；研究领域单一，距离视为定值，中小尺度贸易数据难获取
产业结构法 分析区域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相似度 产业结构越相似，专业化程度越低，边界效应越大 简单易行，数据限制较小；易受空间尺度和行业领域影响，对数据加总程度较为敏感
一价定律 比较不同区域市场分割程度 市场分割程度越小，边界效应越小 研究领域较广，能够反映区域异质性；数据限制较大，影响价格因素众多，容易夸大结果
经济周期法 分析不同区域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区域经济波动的关联性越强，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边界效应越小 突出动态性和跨时期等特点；不适用省级以下区域，部分结果无法定量化
社会网络分析法 测算边界区域整体和节点可达性 边界区域可达性越小，边界效应越大 可测算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数据容易缺失，研究区域受限

1.2 研究述评

1.2.1 重视实证研究，忽视边界作为空间地理要素的理论研究

传统区位理论过分强调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忽视边界区域动态发展过程。增长极理论和贸易理论开始关注行政边界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影响，但局限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等带来的贸易边界。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行政边界的深入研究，新经济地理论把空间概念引入到行政边界的分析框架中，给行政边界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有关行政边界的研究内容已从最初的传统贸易壁垒逐渐发展到本土偏好、运输成本、汇率变动等因素对国际贸易壁垒、贸易格局带来的影响，从贸易边界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类型的边界，从行政边界效应的定量测度发展到行政边界效应的影响因素和行政边界效应转换的动力机制，从边界区域市场分割发展到区域市场一体化合作。虽然有关行政边界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但却忽视边界作为一种空间地理要素的理论研究，亟需阐释边界作为空间地理要素的本质内涵。

1.2.2 注重空间尺度，缺乏行政边界尺度转换的探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同类型的行政边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尺度空间边界区域的行政边界做了大量研究，研究尺度从最初的全球和国家尺度逐步扩展到区域尺度，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尺度存在一定差异。国外学者对行政边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尺度上的边界区域，且以美国和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国家边界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国内学者更偏向于省际尺度和市际尺度研究。总体来看，学界有关行政边界的研究虽然涉及国家、省际以及市际等多个空间尺度，但未揭示不同空间尺度行政边界的一般特征，亟需探索不同空间尺度行政边界的尺度转换规律。

1.2.3 依赖单一方法，欠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与融合

自1995年McCallum采用贸易重力模型研究美国和加拿大边境贸易以来，国内外学者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不同尺度空间边界区域的边界效应存在性进行判断、预测行政边界效应的变化趋势、测度边界效应对区域要素流动的阻碍或促进作用。由于不同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不同，得到的实证结果也不尽相同。面对行政边界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以及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行政边界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研究方法应用的严谨性、虚拟变量构建的主观性、测度结果的准确性、研究结论的合理性等方面尚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亟需确定行政边界效应测度的具体表现形式，构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行政边界效应研究方法体系，拓展行政边界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深度。

2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行政边界研究框架

2.1 研究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完善行政区划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完善行政区划的着力点。通过重视行政边界领域的理论研究，系统阐释边界作为一种空间地理要素的本质内涵，强化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格局—机制”研究，推进不同尺度空间边界区域的政策体系研究，开展不同空间尺度边界的尺度转换研究，积极探索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新路径、新模式研究，打造区域合作共同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重塑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图1）。
图1 行政边界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2.1.1 重视行政边界领域的理论研究

加强行政边界领域的理论研究是新时代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是构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途径。充分考虑边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以实现区域均等、平衡发展为目标，以人地关系理论、行政经济区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为理论基础，构建一个全新的融合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理论分析工具系统，加强行政边界领域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指导不断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

2.1.2 阐释边界作为一种空间地理要素的本质内涵

地理要素是对地球表面复杂地物、现象和事件的空间分布、联系、时间变化等进行抽象化、简单化表达的结果，包括自然地理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两种。边界作为一种综合性空间地理要素[2-3]，是区域协调发展最重要的参与者，其形成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的、动态的演绎过程。合理有效利用边界地理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有利于形成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基于地理学视角，分析边界要素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耦合关系，剖析边界要素流动、要素重组、要素转换的内在机制和路径，研究边界要素重组的新特点与地域组合的新形式，探究边界要素虚拟化、柔性化和网络化的空间演化过程和格局，揭示边界要素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作用机制。

2.1.3 强化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格局—机制”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却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已经成为制约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和格局研究是揭示边界区域地域系统成因机理和演变规律的重要内容，格局影响过程，过程改变格局[44]。行政边界阻碍了区域事物跨界交往和空间相互作用，突破行政边界的约束与阻挡作用就会使事物发生“质变”，有利于促进边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民用航空等为主体的快速交通网日益发达，以及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缩短了区域之间的时空距离和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45-46]，促进了区域间经济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淡化了区域间形态边界，打破了行政区划界限和市场壁垒，为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巨大动力。研究快速交通网、互联网背景下边界区域空间格局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时空特征，探索跨行政区域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构建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化动力模型和行政边界转化模型（图2），探究不同时空尺度下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与过程的耦合关系与耦合机制。
图2 行政边界转化模型

Fig.2 The transformation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2.1.4 推进不同尺度空间边界区域的政策体系研究

区域战略的分割化、独立化，区域政策的逆向化、碎片化，区域竞争的无序化、过度化等是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区域政策是区域发展的基本保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区域政策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随着政策环境和政策课题的不断变化，各级政府上下级联动中政策试验方式的选择不同，政策利益相关者采取的行为模式不同。在尊重复杂性、引导多样性、包容差异性基础上，研究新时代中国行政区划新型发展理念、新型总体布局、新型体制模式、新型管理格局，探索中国特色行政区划体系与体制机制，揭示中国行政边界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理。基于“利益权力视角”、“理性学习视角”和“理念视角”探究中央政策、省级政策、市级政策等在边界区域的政策叠加效应，研究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链条和政策保障体系，构建有效激发边界区域发展活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研究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科学知识和政策实践的有效连接路径，探究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生态环境政策等在不同行政边界区域层面的运行机制，构建多层次、多对象、多目的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体系。

2.1.5 开展不同尺度空间行政边界的尺度转换研究

尺度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尺度综合和尺度转换是研究行政边界的重要环节。国家边界与领土争端具有全球性、互动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在尊重历史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解决各国之间领土和海洋划界有关争议，对地区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行政边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差异性，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内在联系[47]，不同类型行政边界的客观存在影响着区域协调发展。国家边界、省际边界、市际边界等不同行政边界的内涵属性、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体现出对尺度重组、尺度转化的敏感性，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规律。分析不同尺度空间边界区域新地域分工的格局特征及其空间过程，研究边界区域经济活动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过程、格局和机制，探寻地域分工演进对行政边界重构的作用机制，探讨不同利益主体在不同尺度空间行政边界中呈现的尺度博弈过程和尺度转换策略，揭示不同尺度空间行政边界的尺度效应和尺度转换规律，归纳边界区域地方化、区域化、全球化发展的新模式（图3）。
图3 行政边界的尺度转换

Fig.3 Scale conversion of administrative border

2.1.6 探究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路径研究

行政区划是一种空间资源、权利资源、组织资源和政策资源[48]，行政边界作为行政区划的产物，如同一堵“看不见的墙”对区域经济合作产生刚性约束。行政区经济的客观存在导致区域发展存在“底线竞争”、市场封锁、产业结构趋同等不协调现象，不利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难以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由于受到技术革新、产业更新换代以及要素流动等因素影响，中国传统的行政区经济正在向经济区经济转变[49]，区域空间支配权力发生了变化。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不同，行政区经济和经济区经济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经济区经济是对行政区经济的否定，打破了原有行政区划限制，去除了行政等级化弊病，缓解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分析分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与边界区域发展的相关关系，考察撤县设市、撤县设区、撤乡设镇等行政区划调整的模式、风险及机理，研究中国行政区经济的地方权力空间过程和中国特色的产业空间结构，研究行政隶属的、等级制的、纵向的权力结构的弱化过程和机制，探究传统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飞地经济等经济区经济转变的路径和模式。

2.2 研究方法

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研究中新思想、新理论的生长点，是研究行政边界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伴随着行政边界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研究需求，应该在承认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等学科差异基础上，加强综合性与系统分析方法、区域性与区域分析方法等运用，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

2.2.1 大数据时代行政边界数据库建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行政区划经历了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演化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新时代下，中国行政边界研究需要大量的社会经济数据，重点加强对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跨国区域，长三角城市群、新安江—福安江流域等跨省级行政区域，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以及撤县设市、撤县设区、撤乡设镇等行政区划调整地区进行长期追踪调查研究，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宽带、智慧地球等新技术动态采集并储存不同等级行政边界形成发展的空间数据资源，建设大数据时代中国行政边界数据库平台。

2.2.2 科学研究方法的选取和采用

行政区划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边界研究是一个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复杂系统，涉及到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根据中国行政边界研究的实际需要，合理选取和采用质性研究、数理统计分析、数学建模方法、情景模型分析、地理空间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方法（图4），提高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图4 研究方法体系

Fig.4 Research method system

2.2.3 区域协调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建设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七大战略之一，为边界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将可持续发展决策模型（SDDM）的评价、模拟、决策等功能与GIS的空间数据管理功能有效结合起来，构建“多尺度—多技术—多智能”集成的行政边界技术框架，对边界区域协调发展进行评价、预测与模拟，提出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调控政策，形成边界区域发展决策参考知识资源库，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①边界作为一种自然和体制作用下形成的综合性空间地理要素，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强化了不同行政区域间的竞争壁垒，加剧了行政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和经济无序竞争，影响了边界区域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必须深刻反思行政边界壁垒存在的问题，坚持以区域协调发展新理念为重要指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塑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②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对区域要素整合、结构重组、功能优化具有显著影响，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为解决行政边界壁垒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服务于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的新需求，亟需从行政边界领域的理论、边界作为空间地理要素的本质内涵、边界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格局—机制”、不同尺度空间边界区域的政策体系、不同尺度空间行政边界的尺度转换、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的路径等方面加强相关研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
③行政区划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行政区划经历了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演化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中国行政边界研究亟需采用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不同行政区域多要素耦合、多尺度转换、多功能优化的综合性研究，揭示中国行政边界形成发展的一般特征和一般规律，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3.2 讨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伴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行政区划改革日趋全面化、调整方式日趋多样化、调整层级日趋多元化，加强中国行政边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迫切性。地理学作为一门基础研究与实践研究并重的综合性学科，有能力、有责任从事行政区划、行政边界等方面的研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做出重要贡献。新时代，行政边界地理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显著的学科优势和扎实的实践基础，应面对行政边界壁垒问题，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凝练行政区域调整、行政边界等领域所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促进行政边界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提高学术服务价值。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陈钊. 行政边界区域刍论[J]. 人文地理, 1996, 11(4):45-48.

[2]
王成龙, 刘慧, 张梦天. 边界效应研究进展及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9):1109-1 118.

[3]
王成龙, 刘慧, 张梦天. 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J]. 地理研究, 2016, 35(1):173-183.

DOI

[4]
王振波, 朱传耿, 徐建刚. 省际边界区域边界效应的测定——以淮海经济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08, 28(5):765-770.

[5]
朱传耿, 王振波, 孟召宜. 我国省际边界区域的研究进展及展望[J]. 经济地理, 2007, 27(2):302-305.

[6]
曹小曙, 徐建斌. 中国省际边界区县域经济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J]. 地理学报, 2018, 73(6):1065-1 075.

[7]
Landry A. Borders and Big Macs[J]. Economics Letters, 2013, 120(2):318-322.

[8]
Xing W, Li S. Home bias,border effect and internal market inte-gration in China:Evidence from inter-provincial value-added tax statistic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15(3):491-503.

[9]
行伟波, 李善同. 本地偏好、 边界效应与市场一体化——基于中国地区间增值税流动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09, 8(4):1455-1 474.

[10]
李天籽. 中国沿边的跨境经济合作的边界效应[J]. 经济地理, 2015, 35(10):5-12.

[11]
Gorodnichenko Y, Tesar L L. Border effect or country effect?Seattle may not be so far from Vancouver after all[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9, 1(1):219-241.

[12]
李铁立, 姜怀宇. 边境区位、 边境区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以辽宁省—朝鲜边境地区经济合作为例[J]. 人文地理, 2004, 19(6):1-5.

[13]
何雄浪, 张泽义. 边界效应、 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壁垒[J]. 工业技术经济, 2014(10):58-67.

[14]
Gao X, Long C X. Cultural border,administrative border,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31):247-264.

[15]
王亮, 刘卫东. 西方经济地理学对国家边界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5):601-608.

DOI

[16]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8):1535-1 546.

[17]
Baumann H. Enclaves,borders,and everyday movements:Pal-estinian marginal mobility in East Jerusalem[J]. Cities, 2016,59:173-182.

[18]
Zimmerbauer K, Suutari T, Saartenoja A. Resistance to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region:Borders,identity and activism in a municipality merger[J]. Geoforum, 2012, 43(6):1065-1 075.

[19]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7):969-978.

DOI

[20]
李郇, 徐现祥.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 地理学报, 2015, 70(8):1202-1 214.

[21]
王成龙, 刘慧, 张梦天.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用地行政边界效应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7):1127-1 137.

[22]
余斌, 刘明华, 朱丽霞, 等. 城市群的边界效应与边界地区发展[J]. 地理科学, 2012, 32(6):666-672.

DOI

[23]
程金龙. 中原经济区省际边界区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化[J]. 经济地理, 2018, 38(3):30-36.

DOI

[24]
陈永林, 谢炳庚, 杨贤房, 等. 多引力作用下的省际边界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发展思路——以赣粤闽客家聚居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1):46-51.

DOI

[25]
Karaman O, Islam T. On the dual nature of intra-urban bor-ders:The case of a Romani neighborhood in Istanbul[J]. Cities, 2012, 29(4):234-243.

[26]
朱翔, 徐美. 湖南省省际边界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培育[J]. 经济地理, 2011, 31(11):1761-1 767.

[27]
Park J Y, Kwon C, Son M.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the Cana-da-U.S. border bridges:Applying a binational local economic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freight movements[J].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Business & Management, 2014, 11(8):123-133.

[28]
赵永亮. 市场获得, 边界效应与经济集聚——基于“中心—外围”城市经济活动的考察[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3):69-81.

[29]
牛欣, 陈向东. 城市创新跨边界合作与辐射距离探析——基于城市间合作申请专利数据的研究[J]. 地理科学, 2013, 33(6):659-667.

DOI

[30]
晁恒, 马学广, 李贵才. 尺度重构视角下国家战略区域的空间生产策略——基于国家级新区的探讨[J]. 经济地理, 2015, 35(5):1-8.

[31]
Nicholls W J. Producing-resisting national b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6(51):43-52.

[32]
丁四保. 从区域规划看中国的区域制度[J]. 地理科学, 2013, 33(2):129-134.

DOI

[33]
Rui A C, Vulevic A, Fernández J C, et al. Accessibility and connectivity-Movement between cities,as a critical factor to achieve success on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CBC) projects. A European analysis[J]. Sustainable Cities & Society, 2017(32):181-190.

[34]
Raposo M L, Ferreira J J M, Fernandes C I. Local and cross-border SME cooperation:Effects on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J]. Revista Europea De Dirección Y Economía De La Empresa, 2014, 23(4):157-165.

[35]
韩玉刚, 焦华富, 郇恒飞. 省际边缘区传统制造业集聚过程及动因分析——以安徽省宁国市耐磨铸件产业为例[J]. 经济地理, 2011, 31(7):1128-1 133.

[36]
韩玉刚, 焦华富, 李俊峰. 中国省际边缘区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安徽省宁国市耐磨铸件产业集群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5):814-826.

[37]
Mccallum J. National borders matter:Canada-U.S. regional trade patter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3):615-623.

[38]
李郇, 徐现祥. 边界效应的测定方法及其在长江三角洲的应用[J]. 地理研究, 2006, 25(5):792-802.

[39]
贺灿飞, 任永欢, 李蕴雄. 产品结构演化的跨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市出口产品的实证分析[J]. 地理科学, 2016, 36(11):1605-1 613.

[40]
黄新飞, 陈珊珊, 李腾. 价格差异、 市场分割与边界效应——基于长三角1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4(12):18-32.

[41]
Xu X, Voon J P.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a statistical model[J]. Economics Letters, 2003, 79(1):35-42.

[42]
杨效忠, 张捷, 叶舒娟. 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J]. 地理科学, 2010, 17(6):826-832.

[43]
杨效忠, 冯立新, 张凯. 交通方式对跨界旅游区景区可达性影响及边界效应测度——以大别山为例[J]. 地理科学, 2013, 33(6):693-702.

DOI

[44]
傅伯杰. 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格局与过程耦合[J]. 地理学报, 2014, 69(8):1052-1 059.

[45]
汪德根. 高铁网络化时代旅游地理学研究新命题审视[J]. 地理研究, 2016, 35(3):403-418.

DOI

[46]
汪德根, 陈田, 陆林, 等.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以中国京沪高铁为例[J]. 地理学报, 2015, 70(2):214-233.

DOI

[47]
王丰龙, 张传勇. 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房价的影响研究[J]. 地理研究, 2017, 36(5):913-925.

DOI

[48]
王开泳, 陈田. 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8, 73(4):688-700.

DOI

[49]
曾冰, 张朝, 龚征旗, 等. 从行政区和经济区关系演化探析我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J]. 经济地理, 2016, 36(1):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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