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污染产业强度划分与区际转移路径

  • 王丽萍 , 1 ,
  • 夏文静 2
展开
  • 1.河南理工大学 财经学院,中国河南 焦作 454000
  • 2.河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中国河南 焦作 454000

王丽萍(1977—),女,山西昔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与国际贸易。E-mail:

收稿日期: 2018-05-11

  修回日期: 2018-12-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9

基金资助

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18HASTIT033)

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16GGJS-046)

河南科技智库调研课题(HNKJZK-2019-42B)

河南理工大学“研究和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项目(SJDZXYB2019-09)

Interregional Transfer Path of Pollution Industry in China

  • WANG Liping , 1 ,
  • XIA Wenjing 2
Expand
  •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Henan,China
  •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5-11

  Revised date: 2018-12-1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9

摘要

以工业三废和SO2的排放量数据为基础,通过测算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将38个产业划分为重度、中度、轻度污染产业和清洁产业四大类型,分别从中选取代表性产业,以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偏离份额法测算中国2000—2015年各类污染产业的时空转移特征。研究表明,中国重、中、轻度污染产业在2000—2015年都发生了转移,且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2000—2005、2006—2010、2011—2015年呈现出不同的转移路径。总体而言,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都是污染产业转出区,重度污染产业的转入地呈现去中心化特征;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向中部地区集聚的现象比较明显。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各地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污染产业发展受到有效控制,承接污染产业转入的地区正在不断减少。

本文引用格式

王丽萍 , 夏文静 . 中国污染产业强度划分与区际转移路径[J]. 经济地理, 2019 , 39(3) : 152 -16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3.018

Abstract

Based on the emission intensity coefficient of three industrial wastes and sulphur dioxide, 38 industri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heavy, medium and light pollution industries and cleaning industries. Based on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and then selecting some representative indus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ime and space re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pollution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applying the deviation share meth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heavy, medium and light pollution industries in China have shifted from 2000 to 2015, and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 There are different re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2000-2005, 2006-2010 and 2011-2015 year. Generally speaking,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northeastern areas are the transfer-out areas of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the transfer-in areas of heavy polluting industries are decentralized; moderate and light polluting industries transfer to the central region, which is more obviou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lution industry has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nd the number of regions undertaking pollution industries is decreasing.

当今社会,人们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环境保护,经济发达地区为了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开展了以产业转移形式进行的产业结构优化。污染产业被首先考虑转移,以重塑产业空间格局。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则会降低环境标准以吸引更多企业前来投资,进而导致污染产业的不断转入,由此引发了著名的“污染避难所假说”。虽然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从未停息,但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时间段都有相应的污染产业转移现象[1-4]。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持续加快,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是否存在污染产业转入问题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为此,国务院早在2010年就印发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产业承接必须符合区域生态功能定位,必须将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依据。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却发现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5-7]: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过度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生态和社会效益,甚至一些地区通过提供优惠措施引进了许多高污染的产业,结果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纵观国内外研究不难发现,与其说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存在污染产业转移的问题,倒不如说转移的产业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污染。因为,产业转移是不争的事实,大家更关注那些重度或中度污染产业的转移规律。为此,本文认为科学界定污染产业,进而分析不同污染等级的产业转移规律,比单纯争论有没有发生污染产业转移更有实际意义。通过分类研究,更能掌握产业转移的具体规律,进而才能提出更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概括地说,围绕污染产业转移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在污染产业的界定和分类标准方面,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治污成本和排污规模等角度进行分析,如Tobey、Copeland、Mani等[8-10]。在国内,赵细康提出的污染产业界定方法和分类标准最具影响力[11],他是基于工业三废排放量计算出污染排放强度系数,进而根据系数的大小来确定污染等级,最终将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7个产业划分为重度污染产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6个产业划分为中度污染产业,食品制造业等6个产业划分为轻度污染产业。这一污染产业的界定方法和分类标准为国内众多学者研究产业转移问题奠定了基础,在污染问题的研究中很多学者直接采用了赵细康的分类结果。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界定方法,如运用污染排放强度或构建污染密集度指数来确定污染产业的等级[12-14]。国务院2006年颁发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15],其中也对重污染产业进行了划分,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了产业分类标准[16-19]。总体来看,虽然大家用的方法不同,但界定出来的结果都是相通的,划分出的污染产业基本上都包含了污染较大的造纸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②在污染产业转移测度方面,国外学者开始研究较早,他们从最初的定性研究产业转移并提出“污染避难所假说”[1],再到定量研究产业转移的效应等[20-21],产业转移测度研究不断深入。在国内,学者们采用的方法也不相同,具体有熵权法[22]、面板回归模型法[23]、偏离份额法[24-26]、产业集聚指数法[27]、投入产出法[28]、空间VAR模型[29],以及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等[30]。无论哪种方法都有优缺点,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③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分析。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污染产业转移现象屡禁不止,对于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结论,如Levinson、Shen等人提出,区位因素对产业转移具有重要影响[31-32];Zhao、Cheng等认为,环境管制政策法规对污染产业转移具有显著影响[33-34]
总之,现有研究成果对认识污染产业及其动态变化特征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在各地产业政策制定和产业布局等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但本文认为还存在以下一些不足:第一,关于污染产业的界定很多文献是直接认定哪些产业是污染产业、哪些产业是清洁产业,这种做法一方面缺少科学的量化依据,另外,将污染等级二元化的思路也不够合理,如果能按照污染等级将产业划分为多个层次,应该更贴近实际情况。第二,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污染等级进行了量化计算,但污染物数据多是2000年以前的,难以反映新时期中国产业的污染治理变化,因此,及时采用更新的数据进行相关研究显得也非常迫切。第三,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在每一次重大战略的实施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转移,因此,客观评估中国污染产业的转移特征及其转移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了解中国的产业布局及其变化规律有助于为中国东中西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面,深入了解最新的污染产业转移特点,才能制定更加有效的产业转移方案及配套政策,以促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进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污染产业的界定方法

赵细康在界定污染产业时主要是基于工业三废的排放量,考虑到SO2是中国新空气质量监测标准的六大污染物之一,且与CO2同被纳入政府的约束性指标中,因此,本文将SO2排放量指标也作为测算依据。由于统计口径不一,为了使数据标准一致,连贯清晰,本文采用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代替排放量,用工业废气排放量、SO2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数据和工业总产值数据计算污染排放强度系数,时间跨度为2006—2015年。工业三废和SO2排放量数据都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35],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36],个别年份工业总产值数据缺失,用工业销售产值数据代替。具体计算步骤和公式如下:
①计算各产业单位产值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U E = i j E i j / T i
式中:UEij是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Eiji产业( i=1,2,…,m)第j污染物( j=1,2,…,n)的排放量;Tii产业当年的工业总产值。
②数据标准化处理。考虑到本文要将全国38个产业进行分类研究,污染指数是一个相对数值,为此,将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便下一步的产业污染等级分类。将UEij按照0~1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公式如下:
U E i j s = U E i j - m i n U E j m a x U E j - m i n U E j
式中: U E i j s是指标UEij标准化后的值; m a x U E j m i n U E j分别是污染物 j在所有产业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③各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将标准化之后的各污染物标准值进行加总,得出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再对2006—2010、2011—2015年各污染物排放强度系数求平均值,得出污染排放强度,方法如下:
P = 1 n U E i j s
式中:P为各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平均值; n=5,分别表示2006—2010的5年时间,以及2011—2015年的5年时间;j=4,分别表示前文提到的四种污染物。在此分别计算2006—2010年污染排放强度系数的平均值为P1,2011—2015年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平均值为P2。这种分阶段的测算主要是考虑到近些年中国加大了污染治理力度,如果某一行业的环境污染治理进步比较大,反映该行业越来越趋向于清洁产业,因此不适宜再沿用过去对该行业的认识和判断;反之,如果某行业的环境污染治理不积极或者相比之下进步缓慢,那就意味着该行业相比是污染程度比较重的,也应该从原有的清洁名单中剔除而加入到污染产业行列中。综上分析可见,P值越大的产业,污染排放也越大,带来的污染也就越严重,相反,P值越小的产业,污染强度也较小。

2.2 污染产业的分类标准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各个产业在不同时间段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结果见表1
表1 中国各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

Tab.1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coefficient of 38 industries in China

行业名称 P1 P2 行业名称 P1 P2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4687 0.295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4168 0.377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1262 0.0460 医药制造业 0.1886 0.1442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1.3577 0.8941 化学纤维制造业 0.3807 0.3942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3518 1.248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0698 0.0486
非金属矿采选业 0.2366 0.337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8028 1.0092
其他采矿业 1.4741 2.496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0859 0.7291
农副食品加工业 0.1499 0.1320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4253 0.3479
食品制造业 0.2098 0.1812 金属制品业 0.1175 0.0601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0.2877 0.2781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206 0.0226
烟草制品业 0.0373 0.0317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239 0.0292
纺织业 0.3095 0.2156 交通设备及制造业 0.0360 0.0289
纺织服装、服饰业 0.0518 0.0240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0151 0.004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1034 0.0771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0464 0.0193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1070 0.0890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170 0.0367
家具制造业 0.0215 0.0778 其他制造业 0.3782 0.0148
造纸及纸制品业 1.3765 1.0589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0.0736 0.0760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0.0370 0.0109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8428 2.034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0.0158 0.2028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2594 0.1662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3405 0.2792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083 0.3870
本文给出以下分类标准:
①若 P 2 1.0,则定义该产业为重度污染产业。指标值为1.0是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如Copeland也是将治污成本比重在1.0%以上的产业定义为污染产业[9]。根据污染排放强度系数P值大小,分别计算出P1P2的平均值,即 P 1 ¯ = 0.3855 P 2 ¯ = 0.3654,且考虑到P2值更能代表当前产业的实际排污强度,因此界定污染产业时赋予P2值更多的权重比较符合实际。具体界定原则是:对比分析表1中的P1P2值,如果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值较大且呈增加趋势,则将该产业列为重度污染产业。这类产业有: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从0.8941增到1.3577,造纸及纸制品业从1.0589增长到1.376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从1.2482增长到1.3518。这些产业本身污染排放就多,不仅污染排放强度远超平均值且都大于1.0,而且排污强度不降反升,严重危害了生态环境和人类身体健康,应是国家重点整治的污染治理对象。因此,这些污染排放大的企业单位或者生产经营者在国家提出污染排放标准及环境影响评价后,必须制定严于国家的排放标准,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减少污染排放。
②若 0.3654 P 2 < 1.0,则定义该产业为中度污染产业。这是由于近五年所有产业的排污强度均值为0.3654,如果产业的排污强度虽然在1.0以下,但仍然超出平均水平,那就意味着该产业的污染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环境治理形势依然不容忽视,因此,介于此区间的产业被定义为中度污染产业。由表1中数据可知,这类产业有两类情况: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从1.0092降低到0.8028,排放强度系数有所下降,说明这些年该产业的污染排放得到了一定控制,这与“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环境管制、严格污染排放标准、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快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制度有很大关系。尽管这些产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但依然比平均值大很多,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不能放松警惕。②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由0.2959增到0.468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从0.3770增长到0.4186,这些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不仅超过平均值且不减反增,说明生产单位没有严格履行国家制定的排污标准。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继续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力度、加强环境管制强度、加大监督执法力度,争取为打造青山绿水的社会做出一份贡献。
③若 0.2 P 2 < 0.3654,则定义该产业为轻度污染产业。有些产业的P1P2值在平均值以下,或者近些年排污强度一直基本持平的,则将其定义为轻度污染产业。酒、饮料等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由0.2781到0.2877,化学纤维由0.3942到0.3807,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由0.2792到0.3405,这些产业的P1P2值基本不变或略有增减,且在平均值以下。相比那些重度和中度污染产业来说,在经济发展中可以大力发展这些污染较小的产业。当然,这些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尽管不大且增长不明显,但是也要防患于未然,加强管制,以更好地实现清洁生产。
④若 P 2 < 0.2,则定义该产业为清洁产业。这些产业应该重点发展,大力提倡。这类产业有烟草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为0.03、家具制造业为0.02、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为0.0698等。虽然这些产业的污染排放较小,但并不代表这些产业在生产制造等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污染,不会给大气、水、土壤等带来污染,在生产活动中也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环境管制标准。考虑这些清洁产业在全国各地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产业,本文重点研究重度、中度、轻度污染产业的排放和转移情况,以期为国家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以及环境管制标准提供有力帮助,因此,在随后的研究中没有分析清洁产业(表2)。
表2 污染产业的分类

Tab.2 The classification of pollution industries

分类 产业
重度污染产业(6个)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其他采矿业
中度污染产业(4个)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轻度污染产业(8个)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纺织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整理所得,其他20个清洁产业这里未列出。

本文界定的污染产业结果(表2)与Tobey[8]、Copeland[9]以及赵细康[11]等的划分结果基本相同,尤其是重度污染产业的界定完全相同,但也存在一定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①污染物种类不同。本文在赵细康的工业三废基础上又增加了SO2这一重要污染物,这必然会影响各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计算结果。②采用数据的时间不同也会影响划分结果。本文是基于2006—2015年的污染数据计算污染排放强度系数的,而赵细康所用数据则来自1991—1999年,这两个时间段的环境标准差距较大。21世纪以来,中国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各地环境管制强度不断提高,污染排放量有明显改变,由此导致计算结果不同属正常现象。综合以上看出,本文的计算数据比较贴近当前的污染排放实际,以此界定的重度、中度、轻度污染产业较前人的更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3 污染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及转移路径分析

3.1 污染产业转移的研究方法

偏离份额法是研究污染产业转移方面非常经典的方法,主要通过计算不同时间段各地区产业的分布情况,从而实现动态地分析产业在地区间的转移规律。概括地说,其研究思路是:各地产业产值的变化量可以分解为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带来的份额增量或相对净变化量(NRC)、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增量(即结构转移份额STR)以及产业自身竞争力带来的增量(差异转移份额DIF),通过测算NRCSTRDIF等指标值,比较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各产业在研究期内的区位变化态势,进而归纳得出污染产业时空转移规律,计算公式如下[25]
Δ E i j代表上一期第 j省第 i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变化量, E i j 0代表上一期第 j省第 i产业工业总产值, R i j代表这期第 j i产业的产值增长率,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下:
Δ E i j = E i j 0 × R i j
R i c为中国 i产业产值增长率, R c为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将上式转化为:
Δ E i j = E i j 0 × R i j = E i j 0 R c + E i j 0 R i c - R c + E i j 0 R i j - R i c
将上式移向并化简,得到如下公式:
R i j - R c = R i c - R c + R i j - R i c
令:
N R C = R i j - R c
S T R = R i c - R c R i j - R c
D I F = R i j - R i c R i j - R c
式中:NRC为相对净变化量,表示 j i产业工业产值的变化量与全国工业总产值增加的差异;STR为结构转移增量,表示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差异来衡量的相对净变化量的贡献份额;DIF为竞争力转移增量,表示如果不考虑结构转移的情况,该省此产业的产值增长率与全国该产业产值增长率的差异所引起的产值增长情况,也可以代表由于产业竞争力导致的该省此产业的转移部分。
如果STRNRC的符号相同,就表示污染产业增长率已经超过了中国工业的增长率,应该对污染产业进行严格管制;如果STRNRC符号相反,则表示中国工业的增长率大于中国污染产业的增长率。若DIFNRC符号相同且为正,就表示该省的污染产业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全国的污染产业增长率,有污染产业转入现象发生;如果DIFNRC反号,则表示该省份污染产业增长率比全国污染产业增长率小,有污染产业转出现象。
本文运用Excel和ArcGIS 10.3软件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和图像处理,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中心1∶4 000万数据库。由于西藏、台湾、澳门、香港这四个地区的统计数据严重缺失,为了研究的连贯性,故本文未考虑这些地区,实际研究省市包括中国其他30个省市。考虑到本文重点研究污染产业的区域分布特征,因此将全国30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6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11个省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3个省市。

3.2 污染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

根据上述对污染产业的界定和分类结果,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市2000—2015年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工业总产值数据,分析中国污染产业时空转移规律。为了降低计算的工作量,本文分别从上述各类污染等级的产业中选取了3个代表性产业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其中重度污染产业选取的是造纸及纸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度污染产业选取的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轻度污染产业选取的是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首先,重度污染产业产值偏离份额计算结果见表3,据此看出:①从相对净变化量上来看,2000—2005年各省市的NRC均为正值,说明这期间各省市的重度污染产业的产值都是呈增加趋势。NRC最大的是海南省,为187.7%。2006—2010年,NRC的值有正有负,相对净变化量最大的重庆是28.35%。2011—2015年,NRC最大的省份是广西7.2%,其余大部分省市的相对净变化量是负值。总体认为,重度污染产业的相对净变化量增幅呈减小趋势,且NRC增幅最大的省份从研究期初的东部地区转移到研究期末的西部地区,说明在这期间,重度污染产业在各地发展都受到控制,尤其是东部地区更加严格。②从结构转移增量来分析,2000—2005年,除了天津、湖北、云南、陕西的NRCSTR为反方向外,其它省份的NRCSTR都同向,说明污染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6—2010年,STRNRC同方向的有北京、浙江等8个省份,还有22个省份的STRNRC是呈反方向的,说明大部分省份的污染产业产值呈减弱趋势。2011—2015年,大部分省市的NRCSTR呈反方向变动,说明污染产业受到严格控制。③从竞争力转移份额来看,2000—2005年,DIF与NRC有同方向有反方向,表明污染产业竞争力在每个省份是不同的,有些省市有污染产业转入,也有一些省市有污染产业转出。2006—2010年,NRCDIF同方向的有河北、吉林、安徽等15个省市,说明这些地区在这一时期污染产业增长率增加,可能有大量污染产业转入。2011—2015年,福建、海南、广西等6个省份的DIFNRC均为正,说明竞争力偏离分量促进相对净变化量的增加,污染产业产值增加,这段时期有污染产业转入。综上所述,中国重度污染产业在2000—2015年明显发生了转移。
表3 重度污染产业产值偏离份额测算结果

Tab.3 Results of output value of heavily polluted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deviation share model

省市区 2000—2005年 2006—2010年 2011—2015年
NRC STR DIF NRC STR DIF NRC STR DIF
北京 0.510 1.274 -0.274 -0.158 -0.079 1.079 -0.110 0.054 0.946
天津 0.294 -1.059 2.059 -0.030 0.389 0.611 -0.003 2.111 -1.111
河北 0.446 4.515 -3.515 -0.097 1.196 -0.196 -0.058 0.994 0.006
山西 0.282 0.249 0.751 -0.204 0.450 0.550 -0.075 0.773 0.227
内蒙古 0.372 1.021 -0.021 0.102 -0.060 1.060 -0.064 1.305 -0.305
辽宁 0.227 7.389 -6.389 0.050 0.395 0.605 -0.139 0.367 0.633
吉林 0.146 0.641 0.359 0.011 0.527 0.473 -0.012 0.688 0.312
黑龙江 0.200 0.262 0.738 -0.148 2.699 -1.699 -0.121 0.468 0.532
上海 0.121 4.093 -3.093 -0.172 0.882 0.118 -0.157 0.324 0.676
江苏 0.622 0.680 0.320 -0.103 0.731 0.269 -0.044 1.123 -0.123
浙江 0.655 0.627 0.373 -0.072 -0.068 1.068 -0.074 0.673 0.327
安徽 0.284 2.409 -1.409 0.138 -1.352 2.352 -0.008 0.736 0.264
福建 0.347 1.051 -0.051 -0.059 3.018 -2.018 0.026 -2.816 3.816
江西 0.354 1.188 -0.188 0.029 3.300 -2.300 -0.006 1.549 -0.549
山东 0.727 0.640 0.360 -0.131 0.699 0.301 -0.041 2.938 -1.938
河南 0.359 1.234 -0.234 -0.027 0.670 0.330 -0.023 -0.153 1.153
湖北 0.201 -0.347 1.347 0.029 -0.422 1.422 -0.035 0.184 0.816
湖南 0.420 0.902 0.098 0.008 0.975 0.025 -0.048 1.171 -0.171
广东 0.410 0.990 0.010 -0.084 2.271 -1.271 -0.067 0.846 0.154
广西 0.500 1.441 -0.441 0.091 -1.871 2.871 0.072 -0.002 1.002
海南 1.877 0.923 0.077 -0.222 0.535 0.465 0.055 0.432 0.568
重庆 0.201 2.692 -1.692 0.283 0.549 0.451 0.022 0.031 0.969
四川 0.248 1.893 -0.893 0.053 0.892 0.108 -0.047 -1.247 2.247
贵州 0.256 0.444 0.556 0.030 0.469 0.531 0.074 4.249 -3.249
云南 0.342 -0.984 1.984 -0.094 2.096 -1.096 -0.065 -0.098 1.098
陕西 0.423 -1.053 2.053 0.018 -4.829 5.829 0.057 0.020 0.980
甘肃 0.195 0.078 0.922 -0.134 0.726 0.274 -0.019 0.457 0.543
青海 0.027 2.563 -1.563 -0.152 -1.652 2.652 -0.071 1.003 -0.003
宁夏 0.379 1.022 -0.022 -0.003 0.428 0.572 -0.008 -0.307 1.307
新疆 0.336 1.895 -0.895 -0.003 -1.647 2.647 0.028 -0.261 1.261
其次,中度污染产业的转移测度结果得出:①从相对净变化量来看,2000—2005年,除了湖北、海南这两省的相对净变化量是减少的,其余省市的相对净变化量均是增加的,其中增幅最明显的是内蒙古,为52.2%。2006—2010年,大部分省市的相对净变化量是增加的,NRC最大的是天津,增幅为246.9%,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这5个东部沿海省市的NRC是减少的。2011—2015年,NRC最大的是贵州,为32.04%,而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省份的NRC都为负,这些地区主要是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说明在这段时期,是东部和东北地区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严格控制中度污染产业产值的增长。②从结构转移增量和竞争力转移增量来分析,2000—2005年,全国各省市的STR大部分为正,DIF为负,而NRC大多为正,且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个别西部省市,说明在这一时期结构转移增量促进相对净变化量的增加;海南的STR为-1.01、DIF为2.01、NRC为-0.0438,说明海南的中度污染产业竞争力转移增量促进相对净变化量减少,有中度污染产业转出。2006—2010年,NRCDIF同方向且都为正的有北京、天津、内蒙古、安徽等23个省份,说明这段时期各省为了发展经济吸引了大量中度污染产业。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的NRC为负,DIF为正,说明这些省份的中度污染产业增长率不及中国中度污染产业的增长率,这些省份的中度污染产业发展受到了抑制。2011—2015年,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南、广西的DIFSTRNRC同方向且都为正,说明结构转移增量和竞争力转移增量都促进相对净变化量的增加,中西部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引进了大量的中度污染产业。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海南等东部省市的NRCSTR同号,DIFNRC反号,说明这些省份的中度污染产业发展减缓,可能转移出了部分中度污染产业。
最后,轻度污染产业的转移测度结果表明:①从相对净变化量上分析,2000—2005年,NRC最大的省份是甘肃,高达884.81%,其次是宁夏107.98%,内蒙古69.03%等,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天津、吉林、上海、湖北等12个省份的NRC是负值,说明这12个省份的相对净变化量是减少的,减幅最大的是广西,为14.79%。2006—2010年,大多数省份的相对净变化量都是减少的,主要集中在东部、东南部沿海省市,减幅最大的是北京,为36.74%,减幅最小的是福建0.94%,说明在这期间轻度污染产业得到了控制。2011—2015年,天津、吉林、安徽等18个省市的NRC都为正,说明这一时期轻度污染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总体来看,2011—2015年轻度污染产业的NRC最大的省份是甘肃、广西、青海,均为西部地区,且增幅都较大,说明西部地区加快轻度污染产业发展。②从轻度污染产业的结构转移增量和竞争力转移增量来看,2000—2005年,STR、DIFNRC都为正的省市有内蒙古、浙江、福建、江西、四川、宁夏,说明这些地区结构转移偏量和竞争力增量都加速了轻度污染产业相对净变化量的增加,这些省份可能引入了大量轻度污染产业。天津、黑龙江、上海、陕西等这些东部、东北部和部分西部地区的NRC为负,DIF为正,说明DIF促进了中国轻度污染产业产值的减少。2006—2010年,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等东部地区的NRC为负,DIF为正,说明东部、东北地区可能存在大量轻度污染产业转出现象。而河南、四川、重庆等中西部则引入了轻度污染产业。2011—2015年,北京、内蒙古、上海等大多东部地区的NRC为负、DIF为正,说明竞争力转移偏量促进了相对净变化量的减少,有污染产业转出现象发生。总体来说,2000—2015年,轻度污染产业也发生了时空转移。

3.3 污染产业转移路径分析

图1中的a、b、c分别表示2000—2005、2006—2010、2011—2015年这三个时间段的重度污染产业转移路径(下同)。从图1可得重度污染产业在2000—2015年转移规律呈现去中心化。2000—2005年,污染产业转入的省份有15个,大多位于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2006—2010年,污染产业转入地减少为11个,中西部省市占9个;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以及其他各因素的影响,各地污染产业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污染产业承接地逐渐变少,到2011—2015年,重度污染产业转入的省份有6个,其中4个是西部地区,且呈分散分布,说明中国提出的以点带面、以线促面的污染治理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各地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取得了长足进展。总体而言,2000—2015年重度污染产业从东部、东北地区转出现象明显,转入地不断减少且呈现出去中心化现象。
图1 2000—2015年中国重度污染产业的转移路径

Fig.1 Transfer path of heavy pollution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②从图2看出,中度污染产业呈现出从东西部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2000—2005年中度污染产业转入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和部分西部地区;2006—2010年,除了江苏、上海、浙江等几个东部沿海省份外,全国几乎所有省份都有中度污染产业转入,说明中部崛起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促使东北和中部地区中度污染产业迅速发展;2011—2015年,为了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东部地区率先将中度污染产业转出,考虑到中度污染产业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西部地区大多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承载力差,人口稀少,人们的生活条件差,不适合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的转入,导致这些中度污染产业逐渐向中部地区集聚。总体来说,2000—2015年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属于中度污染产业的转出区,中部属于承接中度污染产业的转入区,且产业集聚现象明显。
图2 2000—2015年中国中度污染产业的转移路径

Fig.2 Transfer path of moderate pollution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③从图3可知,轻度污染产业在2000—2015年整体上也呈现出从东部和西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轻度污染产业转入省份在2000—2005年间比较分散,主要是在东部沿海和部分西部省市;2006—2015年,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省份加快引进轻度污染产业的步伐。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将污染产业转出,迫使轻度污染产业向人口较多、离消费市场近、经济基础较好、物流畅通但发展相对落后的河北、河南、湖北等人口大省转移。
图3 2000—2015年中国轻度污染产业转移特征

Fig.3 Transfer path of light pollution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6—2015年的全国38个产业的四类污染物数据,重新界定了污染产业的排污强度,进而划分出重度、中度、轻度和清洁产业,并从各类污染等级中选取三个代表性产业,运用中国30个省市2000—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偏离份额法测度了中国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产业的空间分布和随时间的变化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各类污染产业在2000—2015年都存在转移现象。从时间上看,研究初期,中国东部地区承接了一些国际污染产业转移,但随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当地政府开始加强环境治理力度,并提高了环保标准,迫使污染严重的产业转出。而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出于优先发展经济的考虑,不惜降低环境管制门槛,引进这些污染产业。从转移趋势来看,重度污染产业转入地呈现去中心化的均衡发展规律;中度污染产业从东西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比较明显;而轻度污染产业逐渐向中部地区转移。从污染产业的净变化量来看,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都是三类产业净转出地;三类产业的转入地主要集中在中部,向西部地区转入的趋势不太明显。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污染产业承接地正在逐渐减少,换言之,各省市的产业清洁程度正在不断提升,这一点可以从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系数的变化得到印证。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国家层面,有关部门应站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加大环境监管力度,注重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手段的运用,迫使那些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转型升级。在地方政府层面,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应树立循环经济、集约经济、生态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理念,以产业集聚区为依托,充分实现人力、物力、智力、信息和价值等五个维度的集成,从源头治理污染。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好本地的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因地制宜调整本省的产业结构,切不可盲目跟风,在产业承接的同时切实贯彻好“环保优先”的基本国策;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好本地的人力资源优势、技术创新优势和开放平台优势,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国各地在坚持差异化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做好协同发展的政策对接工作,使产业结构在转移中优化,在转移中升级,坚决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共同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产业经济基础。在微观企业层面,应积极寻求创新,对落后的机器设备进行改造升级,加大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同时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最后,人民群众也应提高环保意识,努力做到人人参与环保、人人监督环保。总之,只有把各方力量联合起来,把“污染治理攻坚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才能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发展。
[1]
Walter I, Ugelow J 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Ambio, 1979, 8(2/3):102-109.

[2]
Aparna Sawhney, Rashmi Rastogi. Is India specializing in pol-luting industries?Evidence from US-India Bilateral trade[J]. World Economy, 2015, 2(38): 360-378.

[3]
Solarin S A, Aimulali U. Investigating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in Ghana: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Energy, 2017,124:706-719.

[4]
López L A, Arce G, Kronenberg T, et al. Trade from resource-rich countries avoids the existence of a global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175:599-611.

[5]
胡静寅. 欠发达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政府职能让渡问题——以中国西部为例[J]. 甘肃社会科学, 2013(1):206-209.

[6]
豆建民, 沈艳兵. 产业转移对中国中部地区的环境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11):96-102.

[7]
惠炜, 赵国庆.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7, 36(2):23-33.

[8]
Tobey J A.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patterns of world trade:an empirical test[J]. Kyklos, 2010, 43(2):191-209.

[9]
Copeland B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policy reform in a polluted small open econom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04, 26(1):44-65.

[10]
Mani M, Wheel D.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1960 to 1995[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8, 7(3):215-247.

[11]
赵细康. 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2]
仇方道, 蒋涛, 张纯敏, 等. 江苏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 2013, 33(7):789-796.

DOI

[13]
崔建鑫, 赵海霞. 长江三角洲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及驱动机理[J]. 地理研究, 2015, 34(3):504-512.

DOI

[14]
梁红岩, 王静, 秦志琴, 等.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生态经济, 2016, 32(10):32-35.

[15]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R]. 国办发〔2006〕36号.

[16]
张颖, 张莉. 中国省际污染产业转移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7(20):125-128.

[17]
段娟, 文余源. 特大城市群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与决定因素——以京津冀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2):127-136.

[18]
胡志强, 苗长虹. 中国污染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及其与污染转移的关系[J]. 软科学, 2018(7):39-43.

[19]
孔令丞, 李慧. 环境规制下的区域污染产业转移特征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 2017, 39(5):57-64.

[20]
Savona M, Schiattarella R. International relo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growth of services:the case of the‘made in Italy’industries[J]. Post-Print, 2004, 13(57):902-908.

[21]
Kirkegaar D, Jacob F. Offshoring,outsourcing,and produc-tion relocation:labor-market effects in the OEC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Asia[R]. Working Paper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 D.C. 2007.

[22]
杨江敏, 杨忍, 薛德升. 广东省城市环境质量变化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17, 37(4):601-609.

DOI

[23]
张平, 张鹏鹏. 环境规制对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研究[J].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大学学报), 2016, 207(5):96-104.

[24]
丁婷婷, 葛察忠, 段显明. 长江经济带污染产业转移现象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11):388-391.

[25]
徐成龙, 巩灿娟. 基于偏离份额法的中国污染产业转移时空演变及其环境效应[J]. 软科学, 2017, 31(10):100-104.

[26]
成艾华, 赵凡.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的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的定量测度[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5):49-57.

[27]
汪中华, 梁爽. 中国污染产业区际转移路径及环境效应研究[J]. 生态经济, 2017, 33(11):92-95.

[28]
刘红光, 王云平, 季璐. 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特征、机理与模式研究[J]. 经济地理, 2014, 34(1):102-107.

[29]
金春雨, 王伟强. “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真的成立吗——基于空间VAR模型的实证检验[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8):108-118.

[30]
李林子, 傅泽强, 王艳华, 等. 区际产业转移测算方法与应用——以京津冀污染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为例[J]. 生态经济, 2018(4):108-113.

[31]
Levinson A.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nufacturers’ lo-cation choices:Evidence from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2(1-2):5-29.

[32]
Shen J, Wei Y D, Yang Z.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location of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148:785-794.

[33]
Zhao X, Sun B.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orporatio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6, 112(4):1528-1 536.

[34]
Cheng Z, Li L, Liu J.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effec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tool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149:191-205.

[35]
国家统计局, 环境保护部.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0—2015)[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16.

[36]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00—2015)[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2016.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