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1991年以来两岸关系背景下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演化

  • 魏少彬 , 1 ,
  • 韦素琼 , 1, 2, ,
  • 李航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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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研究所,中国福建 福州 350007
  • 2.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省亚热带资源与环境重点实验室,中国福建 福州 350007
※韦素琼(1965—),女,福建屏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E-mail:

魏少彬(1993—),男,广东汕头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统筹与规划、经济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18-01-14

  修回日期: 2018-07-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36)

福建省公益类优先领域重点项目(2018R1101006-2)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vement of TDI in Manufacturing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ince 1991

  • WEI Shaobin , 1 ,
  • WEI Suqiong , 1, 2, ,
  • LI Hangfei 1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Fujian,China
  • 2.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for Subtropic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Fuji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1-14

  Revised date: 2018-07-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9

摘要

制造业是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基于两岸关系背景,利用1991—2016年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将台商制造业细分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析台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GLS方法探讨其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以下特征:①投资金额呈不断上升趋势,投资行业结构阶段变化明显,1991—1997年以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并重,1998—2016年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②投资金额的地域分布呈高度不均衡状态,形成以大陆地区为核心的单集聚中心格局;③不同阶段台湾不同类型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两岸关系对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尤为显著。

本文引用格式

魏少彬 , 韦素琼 , 李航飞 . 1991年以来两岸关系背景下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演化[J]. 经济地理, 2019 , 39(3) : 108 -11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3.013

Abstra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a major industry of Taiw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using the data of TDI manufacturing during 1991-2016, this article divided TDI manufacturing into labor-intensive,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then analy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and finally used GLS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lements. The amount of TDI in manufacturing showed a rising trend. The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industry changed significantly,which shows that both labor-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ies were given priority from 1991 to 1997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were the mainstay during 1998-2016.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 amounts is highly imbalanced, which formed a monocentric cluster center with the China mainland as the c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DI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different stag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impa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he TDI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结果。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台湾,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1991—2016年,年均增长率达5.12%,其中2010年增速更是高达41.82%。在台湾的对外投资目的地中,对大陆的投资比重不断提升,自1991年始位居第一,其中2015年的比重高达49.18%。25年来,两岸关系几经波折,台湾对大陆的投资金额也跌宕起伏,深入分析两岸关系变化对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在特殊的区域关系、政治背景之下补充对外直接投资(FDI)研究的一个特例。
FDI的区位选择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传统区位论将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作为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1],该理论所考察的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也是跨国企业在全球或某一国(地区)内部进行区位选择时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2]。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应用较多的主要有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的垄断优势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和以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的市场控制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等[3];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FDI的区位差异、投资动机和区位决定因素等方面[4-7]
上述FDI的研究为台商对外直接投资(TDI)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有的TDI研究大多通过空间自回归、面板数据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方法,分析TDI的区位选择、驱动机制及其与贸易间的相互关系等[8-11]。研究表明,在1990年以前,台商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和美国,并且投资重心在这两个地区相互转换,大陆则是在1990年之后成为台湾对外投资最多的地区,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贸易开放程度、投资环境、劳动力成本以及汇率等是吸引台商投资的重要因素;台湾与东道国若存在贸易的互补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会加强双方的贸易联系与依赖性。此外,关于大陆TDI的研究表明[12-19]:TDI主要集中在大陆的沿海地区,并呈现出北上西进的扩散和转移趋势;与FDI类似,影响大陆TDI区位选择的传统影响因素包括诸如劳动力成本、经济发展水平、税负水平和前期台资累积量等因子,而文化距离、制度环境等非传统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已有的研究多将TDI看作一个整体,鲜见从产业细分的角度深入分析TDI的时空格局演化,且更少见学者从两岸关系视角探讨其对TDI投资格局演变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台商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最高的制造业(1991—2016年TDI中累计制造业投资件数与金额分别为71.15%和58.36%,位列第一)为研究对象,参照高月华等[20]制造业分类标准将其细分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立足两岸关系变化,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段研究其空间格局演化,揭示台商制造业在两岸关系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特征及其驱动因子,也是对地缘政治与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与完善。

1 数据来源与两岸关系回顾

1.1 数据来源与说明

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的《国外投资分区分业月资料统计》和《对中国大陆投资分区分业月资料统计》,制造业分类参照表1。各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东道国工资水平(PGNI)和技术要素水平(PAT)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方网站数据库;台北到东道国首都的直线距离(DIS)来自谷歌地图工具测算(其中,台北到大陆的距离为台北到大陆东南沿海6个省份省会城市距离的平均值);台湾与各国(地区)的文化距离(CDIS)采取Hofstede的文化距离概念和Kogut等的文化距离指数[21-22],且由Hofstede网站(http://www.geert-hofstede.com)提供的文化距离各维度计算得出。两岸关系(RS)数据表示两岸关系密切程度变化,采用关系量级模拟而来。对于少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相邻年份的数据进行替代。
表1 制造业分类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

一级产业分类 二级产业分类
劳动密集型 食品制造业;木竹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制造业业;印刷及资料储存媒体复制;金属制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成衣及服饰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纸浆、纸及纸制品制造业。
资金密集型 石油及煤制品制造业;橡胶制品制造业;化学材料制造业;化学制品制造业;基本金属制造业;塑料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
技术密集型 电子零组件制造业;电力设备制造业;药品及医用化学制品制造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汽车及其零件制造业;其他运输工具及其零件制造业。

注:产业分类参照台湾第九次产业分类标准以及高月华等[20]《1991—2012年大陆台资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化》。

1.2 两岸关系回顾

自1991年以来,两岸关系在祖国大陆的不断推动和台湾工商界的积极参与下发展迅速,尽管两岸关系发展历经波折,但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在祖国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两岸出现有利于经贸关系发展的条件[23-25]。1994和1999年相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细则》,形成了台商投资大陆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促进;1997年,大陆颁布《关于加强海峡两岸间集装箱班轮运输管理通知》,两岸开始实现间接集装箱班轮运输;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2001和2002年,大陆和台湾先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两岸经贸交流得到快速发展;2005年4月首次“胡连会”正式提出了“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2008年3月胡锦涛发表对台政策的重要讲话,强调“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而在台湾方面,国民党重新取得执政权,对台湾及两岸关系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同年11月,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直航正式开通;2010年两岸正式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岸间的主要经济活动基本为该协议所涵盖,为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和制度化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机制。
而随着台湾工商界投资大陆的热情持续高涨和两岸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台湾当局惧怕对大陆贸易依存度的提高而引起“安全保障”方面的危险[24-26]。自1992年起,多次提出要为“过热”的两岸经贸关系“降温”,在1993年底提出对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南向政策”;1996年,台湾当局利用行政干预手段,提出“戒急用忍”的经贸政策,并于1997年颁布新版《企业对大陆地区投资审查办法》,同年年底,民进党在岛内县市长选举中一举夺过半数的席位(12位),岛内“台独”势力日趋强大;在岛内“台独”活动不断升级热化之中,1999年,李登辉在接受一家外国媒体采访时公然抛出“两国论”,两会 商谈也因此被迫中断,两岸局势日趋严峻[23]。2005年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陈水扁发动岛内民众举行“3.26护台大游行”。2006年陈水扁加紧“台独”分裂活动,终止“国统纲领”和“国统会”;2007年试图通过所谓“宪改”谋求“法理台独”,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2013年,台湾爆发“太阳花学运”及反服贸运动,极力阻扰《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通过。2016年,蔡英文上台,在各方面推行所谓的“去中国化”,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东道国与母国友好的政治关系能降低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7-31],学者们亦从定性的角度肯定了两岸关系在中国台湾对大陆投资与贸易的促进作用,而两岸经贸往来的深化是两岸关系的稳定力量[19-20,32-33]。现有的文献主要从建交时间、政治冲突、伙伴关系、友好城市和双边投资协定等角度对双边政治关系进行分析[34-36]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本文对两岸关系进行关系量级模拟时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①两岸经贸时间,代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经贸持续时间,考察期内每一个年份的得分均为与初始年份(1979年)的差值,以此为关系量级的基础分,体现两岸关系随着经贸时间的推移整体面上趋于利好。②双边冲突,根据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之间政治冲突的次数和严重程度赋以1~2负权重。③双边政策,根据政策是否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程度赋以正负1~2权重。例如,2008年国民党重新取得执政权,一系列促进两岸经贸发展的政策对两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两岸关系量级从2008年的23上升到2012年的27,后因“太阳花”和“反服贸”运动,2013年关系量级回落至25。若两件相邻事件连续发生时,则从综合视角评价其对两岸关系影响,如1997年大陆颁布《关于加强海峡两岸间集装箱班轮运输管理通知》,两岸开始实现间接集装箱班轮运输,两岸关系量级本应上升,但这一利好政策尚未发挥作用,在时滞期就因1997年后的“台独”活动升级而导致两岸关系恶化,故而两岸关系量级从1997年的18降低到1999年的16。
根据上述评估获得1991—2016年各年份关系初始值,通过折算缩减为0~8量级以表达两岸关系强度(图1)。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1991—2016年两岸关系与台湾对大陆投资金额以及两岸贸易额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3和0.926,且均在0.01水平上显著,证实对两岸关系量级的定量是可信的。
图1 两岸关系历程回顾与关系量级模拟

Fig.1 Retrosp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simulation of relationship level

2 台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演变

1991年以来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金额总体呈波动上升(图2),其中,1991—2000年投资波动变化较大,年均增长率为49.75%,年平均投资额为24.57亿美元,1993和1997年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峰。2000年以后,台商制造业的投资金额呈现飞跃式增长,2001—2016年年均增长率达54.35%,年平均投资额为84.78亿美元,波峰分别为2004、2008和2010年。
图2 1991—2016年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大陆直接投资金额变化

Fig.2 Amount of TDI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world and China Mainland during 1991-2016

1991年之后台湾对大陆投资累计额占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78.83%,并且其投资金额变化趋势与总的对外投资变化基本一致,2013年波谷之后本应随着台湾对外投资总额一起逐步进入下一个波峰,但是2014年开始台湾制造业对大陆投资开始有所停滞,2016年虽在投资总量上略有上升,但对大陆投资的比重较2015年下降16.62%。不过,从总体上看1991—2016年台湾对外投资与台湾对大陆投资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5(0.01水平上显著),可见,台湾对大陆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台商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从制造业对外投资的行业类型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在1997年后飞速发展,成为台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产业,而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则开始逐渐下降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图3)。虽然台湾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投资与对大陆投资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较高,分别为0.95、0.90和0.93(均在0.01水平上显著),但每类行业的相关性还有一定差异。根据台商对外不同类型制造业投资变化拐点,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图3 1991—2016年台商不同类型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大陆直接投资比例变化

Fig.3 The proportional change of TDI in different typ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and China Mainland during 1991-2016

第一阶段(1991—1997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为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并重:①1991年,劳动密集型占制造业总投资额的50.10%,之后一直下降,至1997年仍占33.34%;资金密集型占制造业总投资额由1991年的47.28%猛降到1997年的22.47%,其中塑料行业下降尤为显著。这一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为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和金属制品制造业,分别累计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总额的25.55%、19.70%和17.68%。资金密集型产业以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和塑料制品制造业为主,分别累计占资金密集型产业投资总额的33.35%和25.08%。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制造业、电力设备制造业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为主,分别占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外投资总额的25.20%和24.48%和21.13%。②台商对大陆投资不同于总投资金额的变化,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均处于上升状态,由1991年的4.22%、3.43%和2.39%上升到1997年的27.88%、21.34%和26.57%。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以食品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为主要投资行业,资金密集型产业主要是塑料制品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电力设备及配备为主。台湾制造业三种类型的投资与对中国大陆投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3、0.71和0.99,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上,总体对外投资额与对中国大陆投资额的关系最为密切。
第二阶段(1998—2016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以技术密集型为主:①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虽处高位(平均比重为1991—1997年的5.22倍),但呈波动下降状态,高峰值为2001年(达74%)。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其中纺织业、食品制造业下降最多,分别下降8.75%和6.27%。资金密集型产业自上前阶段下降之后一直处于低谷。②就对大陆投资而言,1997年后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同样位居高位,且其年增长率(70.49%)高于投资总额的增长率。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大陆投资转为以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和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制造业为主。这一阶段是中国大陆制造业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发展阶段,其年均递增率达77.19%。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总投资一样,也处于低位波动变化。这一阶段台湾制造业三种类型的投资与对中国大陆投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8、0.87和0.85,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上,总投资额与对中国大陆投资额的关系最为密切。

3 台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演化

3.1 行业空间格局

采用洛伦兹曲线计算1991—2016年台商制造业及其三大类型制造业在各国(地区)投资额的基尼系数,均在0.88以上(图4),说明对外投资在地区上高度集中且集中程度呈现上升趋势(基尼系数从1991—2000年的0.92上升到2001—2016年的0.96)。其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基尼系数增幅最大,从1991—2000年的0.88增至2001—2016年的0.95(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基尼系数亦为最大,从0.80增至0.85),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增幅位次之,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幅最小。基尼系数的高度集中以及进一步提升,除了行业性质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受在大陆投资的行业空间格局的影响。
图4 1991—2016年台商制造业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基尼系数

Fig.4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TDI in different typ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1991-2016

3.2 地域分布特征

自1991—2016年以来,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金额的地域分布呈高度不均衡状态,亚洲位列第一(占91.65%),其次为北美洲(占6.16%)、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和欧洲比例很少,呈现单集聚中心格局,且趋于加强(表2)。其中亚洲的中国大陆是TDI最大投资区域,累计大陆制造业TDI占TDI总额的76.67%。1991年之后TDI制造业在大陆的投资比重由1991—2000年的63.74%迅速提升至2001—2016年的78.93%,同期东南亚比重下降4.36%。
表2 1991—2016年台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的地区阶段分布(单位:%)

Tab.2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amount of TDI in manufacturing in the world during 1991-2016(unit:%)

年份 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南美洲 欧洲 亚洲
大陆 东南亚 东亚 西亚 亚洲 小计
1991—2000年 16.11 0.36 0.22 0.15 1.74 63.74 13.84 1.85 0.03 79.46
2001—2016年 4.42 0.18 0.08 0.11 0.91 78.93 9.48 5.36 0.02 93.79
从制造业TDI行业分布看(图5),三大类型行业亦高度集中在大陆地区,其劳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由1991—2000年的63.55%、63.80%和61.83%上升到2001—2016年的85.20%、76.23%和78.31%,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上升最大。东南亚地区由第一阶段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转换为第二阶段以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北美洲第一阶段主要以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分别占台湾制造业对外投资总额的21.76%和18.96%,而后其比重迅速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图5 1991—2016年台商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三种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

Fig.5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DI in different typ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during 1991-2016

4 两岸关系对台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影响

4.1 样本选取与变量说明

选取涵盖亚洲、北美洲、欧洲、澳洲包括中国大陆、越南、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美国和荷兰12个国家(地区)为样本,台湾制造业对这些国家(地区)的投资占其制造业对外投资总额比重的95.75%,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将区位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相结合分析外商的投资区位是学者通常采用的方式[37],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包含两岸关系在内的6个自变量作为影响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因素(表3),囿于数据仅构建199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views8.0软件,采用GLS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3 解释变量说明与研究假设

Tab.3 Explanation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解释变量名称 代号 含义 研究假设
国内生产总值 G D P 反映东道国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内的市场规模 H1:与解释变量呈正相关
两岸关系 R S 反映不同时期两岸间的关系,为将两岸关系定量化,将1991—2015年两岸关系定义“0~8” H2:与解释变量呈正相关
东道国工资水平 P G N I 采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一指标来反映劳动力成本 H3:与解释变量呈负相关
地理距离 D I S 反映台湾与东道国间的地理距离 H4:与解释变量呈负相关
文化距离 C D I S 反映台湾与东道国间的文化距离 H5:与解释变量呈负相关
技术要素水平 P A T 反映出东道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及获取技术溢出效应的可能性 H6:与解释变量呈正相关

4.2 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 8.0软件,采用GLS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为消除内生性问题,所有解释变量均滞后一年。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每个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表4为面板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拟合优度和修正的拟合优度在0.8左右,拟合效果很好,且F值较大,P值为0,DW值在2左右,因此,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模型A是1991—2015年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回归,模型B、C和D分别将被解释变量换成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额,以观察三种产业投资驱动的异同;同时,由于台湾制造业对外投资在2001—2015年有着较高的增长率,因此模型E和F分别对1991—2000和2001—2015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回归,以验证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是否随两岸关系变化而变化。
表4 模型回归结果

Tab.4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model

制造业模型A 劳动密集型模型B 资金密集型模型C 技术密集型模型D 制造业模型E 制造业模型F
C 14.00717***
(13.57564)
38.41871***
(13.80886)
23.79777***
(22.23204)
20.97608***
(6.621512)
11.67798***
(3.006576)
16.20453***
(19.18956)
l n   G D P 0.519364***
(14.26352)
-0.35973***
(-4.832835)
0.191599***
(6.599558)
0.347944**
(3.497709)
0.489575***
(3.658672)
0.459802***
(15.1318)
l n   R S 0.965858***
(4.562743)
3.827619***
(10.21303)
1.347201***
(7.538543)
0.818334***
(3.158604)
1.014178***
(3.02004)
2.037868***
(8.056997)
l n   P G N I -1.423775***
(-11.1249)
-2.82815***
(-16.07999)
-2.204724***
(-22.21948)
-0.482847**
(-2.276158)
-0.596742**
(-2.17079)
-1.785382***
(-9.478117)
l n   D I S -0.926721***
(-10.36193)
-1.96367***
(-6.325348)
-0.722223***
(-4.540982)
-2.498837***
(-10.8239)
-1.489265***
(-3.102818)
-0.938267***
(-6.439977)
l n   C D I S -0.316966
(-0.926122)
4.35852***
(5.916786)
-0.544494**
(-2.10834)
0.4777
(1.624073)
0.635001**
(2.047291)
-0.146657
(-0.51243)
l n   P A T 0.428136***
(6.69691)
1.1735***
(10.86281)
1.163594***
(18.97232)
0.364753***
(2.695738)
0.083144
(0.543305)
0.609915***
(6.340035)
R-squared 0.989437 0.950549 0.965465 0.898363 0.79806 0.963927
Adjusted R-squared 0.988811 0.944645 0.961402 0.895323 0.782526 0.962424
F-statistic 1580.645 160.986 237.6298 295.4736 51.37553 641.3179
Prob(F-statistic)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Durbin-Watson stat 2.069332 2.403013 1.869773 2.034162 2.220827 2.18264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的值。

表4可知,两岸关系(RS)系数在6个模型的解释变量中最大值为3.83,最小值为0.82,说明两岸关系有效地促进台湾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大陆是台湾最大的投资地区和贸易伙伴,两岸关系和谐发展能够极大地促进台商制造业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其次,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台湾是大陆的特殊行政区,出于“一个国家”的共识,良好的两岸关系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有利于其他国家对台资的接受;最后,由于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特别是对大陆的投资多为与当地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因而一定程度上不易遭受地方政府需求的冲击。从分行业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在三种类型制造业均存在明显的正向效应,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受该因素的影响最大,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程度仅居其次,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程度虽为最小,但亦达0.82。这主要是因为大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最为集中的区域,其投资比重由第一阶段的63.55%上升到第二阶段的85.20%。从时间序列回归显示,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该因素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岸政策也不断公开化、合法化和规范化,降低了合法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为台商的投资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从而不断推进台商制造业的对外投资。
劳动力成本(PGNI)和地理距离(DIS)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负且显著,与预期相符。表明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越高,地理距离越远,越制约台湾制造业对其投资。但是,地理距离这一变量的影响系数有所下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交通通讯技术进步降低了地理距离在区域经济活动之间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参数在模型A、C、D、E和F中均为正值显著,与预期相同,即台湾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和地区,仅在模型B(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中为显著负值,与预期相反,表现出GDP每增加1%,将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额减少0.36%,亦验证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实。
技术要素水平(PAT)的参数在模型A、B、C、D和F中都为正且显著,与预期相同,该系数在这5个模型的解释变量中最大值为1.17,最小值为0.36,仅在模型E中不显著。表明台湾制造业对东道国的技术要素水平要求较高,东道国较高的技术水平可以对台湾制造业产生逆向的技术溢出效应。
文化距离(CDIS)的参数在模型A、C和F中为负相关,而在模型B、D和E为正相关。资金密集型产业(模型C)对文化距离的影响显著为负(与预期相符),其回归系数为-0.54,说明资金密集型产业更加倾向于文化距离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其正向影响在劳动密集型和第一阶段中却比较明显(模型B和E),与预期相悖。一般认为,文化距离越小,越能吸引FDI。但是文化距离也可能带来外来者收益,即文化距离较大时,文化距离带来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将凸显,而差异化产品有助于打开东道国市场,为台湾制造业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奠定市场基础,其所产生的优势开发和优势探索,导致文化距离与劳动密集型呈正相关[38]。在模型B和E中,其回归系数为4.36和0.63,由于在第一阶段台湾制造业对外投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故而在该时期亦呈现正向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基于两岸关系背景,从时空维度分析1991—2016年台商制造业(包括三大类型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最后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两岸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和技术要素水平6个指标与台湾制造业投资额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台湾对大陆投资的快速增长与台商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1991年以来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金额总体呈波动上升,对大陆投资金额变化趋势与总的对外投资变化基本一致,但在2014年以后开始分异。其次,技术密集型产业在1997年后成为台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而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则开始逐渐下降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第三,台商制造业对外投资在地区上高度集中于亚洲,尤其是中国大陆,其为TDI最大投资区域,三大类型行业亦高度集中在大陆地区。最后,通过面板回归分析,得出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和地理距离一直都是抑制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而两岸关系能有效地促进台湾制造业的对外投资,这与预期相符;台湾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但其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相反;东道国的技术要素水平对台湾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第一阶段并不显著;文化距离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不同。
因此,和谐稳定的两岸关系是台湾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石与保障,台湾当局应积极主动与大陆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调整政策心态,减少限制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赴大陆投资,由投资者自行决定两岸的运营布局;其次,随着大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新常态”现状,大陆台商制造业应及早调整经营策略,进行产业升级,台湾当局亦可尝试整合产官学研力量,协助大陆台商进行生产技术的升级;最后,台湾应积极主动融入到大陆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去,从而更好地发挥台湾的地缘优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与大陆的合作共赢。
[1]
李小建, 李国平, 曾刚, 等. 经济地理学(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
张娟.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综述[J]. 经济纵横, 2006(8):77-79.

[3]
陈博. 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 2016.

[4]
陈放.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区位选择实证研究综述[J]. 宁夏社会科学, 2010(3):53-57.

[5]
李小建. 香港对大陆投资的区位变化与公司空间行为[J]. 地理学报, 1996, 51(3):213-223.

DOI

[6]
Sethi D, Judge W, Sun Qian. FDI distribution within China:An integr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ntra-country FDI variations[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28(2):325-352.

[7]
Cheng L K,wan Y K.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Chinese experi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1(2):379-400.

[8]
朱磊. 台商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分析[J]. 台湾研究, 2004 (5):46-54.

[9]
单玉丽. 台湾对外投资的区域选择及行业构成[J]. 亚太经济, 2009(4):42-47.

[10]
苏懿, 林春财, 戴万平. 影响台商对东南亚直接投资之因素研究:引力模型之分析[J]. 正修通识教育学报, 2011(8):341-356.

[11]
顾莹华, 杨书菲, 高君逸. 台湾1990年对外投资发展趋势及影响[J]. 社会科学论丛, 2015(9):59-94.

[12]
胡少东. 区域制度环境与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J]. 台湾研究集刊, 2010(5):64-72.

[13]
王华. 台商对大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的最新考证[J]. 台湾研究集刊, 2009(1):47-55.

[14]
陈嘉, 韦素琼, 陈松林. 近20年来台湾对大陆直接直接投资的空间格局演化[J]. 经济地理, 2012, 32(11):89-93,137.

[15]
衣长军, 陈初昇, 许小树. 台商投资大陆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6):28-38.

[16]
柯腾挥. 企业赴大陆直接投资对两岸贸易影响之研究——以台湾传统产业为例[J]. 华人经济研究, 2015, 13(1):157-171.

[17]
张传国. 台商大陆投资问题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8]
陈恩, 汪书军, 罗睿. 台商投资大陆的区位选择分析与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06(8):84-89.

[19]
陈嘉, 韦素琼, 陈松林. 1991年来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J]. 地理学报, 2014, 69(6):838-839.

DOI

[20]
高月华, 韦素琼, 陈松林. 1991—2012年大陆台资不同类型制造业的时空格局演化[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1):8-13.

[21]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1980.

[22]
Kogut sing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9(3):411-432.

[23]
张春英, 肖冬华. 对台经济贸易政策研究[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24]
孙根年, 王洁洁. 1987年来台海关系变化对台湾入境大陆客流量的影响[J]. 地理学报, 2009, 64(12):1513-1 522.

[25]
王列辉, 洪彦. 直航背景下海峡两岸集装箱港口体系空间结构——基于复杂网络的视角[J]. 地理学报, 2016, 71(4):605-620.

DOI

[26]
To-hai liou. The Locus of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J]. Taiwanese Journal of WTO Studies, 2012(23):83-109.

[27]
Douglas Nigh. Political Events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986, 7(2):99-106.

[28]
刘晓光, 杨连星.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J]. 金融研究, 2016(12):17-31.

[29]
贺书锋、 郭羽诞.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J]. 上海经济研究, 2009(3):3-10.

[30]
郭平. 政治关系、 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J]. 当代财经, 2015(1):98-108.

[31]
杨攻研, 刘洪钟. 政治关系、 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来自东亚的证据[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12):110-130,159-160.

[32]
李航飞, 韦素琼, 陈松林, 等. 经贸视角下中国台湾“新南向政策”分析——基于SNA和VAR方法[J]. 地理科学, 2018, 38(1):67-77.

DOI

[33]
Kastner S L. When Do Conflicting Political Relations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7, 51(4):664-688.

[34]
张建红, 姜建刚.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12):133-160.

[35]
Neumayer E, Spess L.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oping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10):1567-1 585.

[36]
宗芳宇, 路江涌, 武常岐.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经济研究, 2012(5):71-82.

[37]
魏后凯, 贺灿飞, 王新. 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8]
綦建红, 杨丽. 中国O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基于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检验[J]. 经济地理, 2012, 32(12):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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