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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7: 96 - 10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7.012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 文先明 ,
  • 王策 ,
  • 熊鹰 ,
  • 肖锦 ,
  • 谢伟俊
展开
  •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114

文先明（1964—），男，湖南桃源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金融学等。E-mail：。

收稿日期: 2018-11-04

  修回日期: 2019-03-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051)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ZDB04)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A016)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18ZDI031)

湖南省企业管理与投资研究基地资助项目(18QYTZZD2)

湖南省企业管理与投资研究基地资助项目(18QYTZZD4)

湖南省企业管理与投资研究基地资助项目(18QYTZYJ6)

收起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in Hunan Province

  • WEN Xianming ,
  • WANG Ce ,
  • XIONG Ying ,
  • XIAO Jin ,
  • XIE Weijun
Expand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114，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04

  Revised date: 2019-03-0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7

Fold

摘要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金融支持; 耦合协调模型; 金融风险; 长株潭城市群; 金融改革与创新; 高质量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文先明 , 王策 , 熊鹰 , 肖锦 , 谢伟俊 .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J]. 经济地理, 2019 , 39(7) : 96 -10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7.012

Abstract

This paper build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level.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establish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level,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ities and states in Hunan Provinc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1)From 2000 to 2015,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various cities and states in Hunan Province showed an overall upward trend,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las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astern part larger than the western part. The financial support composite index showed a volatility upward trend, 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level in the same period.2)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is generally on the rise, with the highest increase between 2010 and 2015. The gap in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level has changed from large to small and tends to balance development.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is relatively large, show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 is far ahea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Daxiangxi Area is the fastest,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other cities and states is uneven. 3)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new urbanization is in an "inverted triangle" situation. The main constraint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are that urban construction funds, deposit-loan ratio,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efficiency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financial support; coupling-coordination model; financial risk;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financi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新时代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巨大变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深刻认识到新型城镇化对于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保持合理较快经济增速的重要抓手，“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2]。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设立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人民为核心，做到效益和品质的均衡，坚持走环境友好、效益显著、公平协调、文化顺承的发展之路，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强力释放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需求，激发我国现阶段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活力。金融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3]。面对现阶段我国对于城市建设的强烈需求，金融应该扮演好其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方面的关键角色，加强支撑城市建设的金融创新，这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4]。为了满足城市大量基础类工程建设引发的巨额资本需求，我国应充分发挥金融支持作用，极力促使成本分担体制的建立和全方位金融保障体系的完善。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有着丰富的研究，主要围绕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及机理研究[5-7]，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互动关系研究[8-10]，基于省级和区域面板数据从单向视角分析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11-17]，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效应研究[18-20]，分别构建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体系，度量并计算两者协同发展情况[21-22]，国外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经验与启示[23-24]，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研究[25-27]。由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已充分认识到金融支持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在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要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其多是从金融支持单个因素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影响进行研究，较少涉及两个系统间的分析，对两系统的相对发展程度及在时空上协调发展的研究不足。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指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湖南省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应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评估分析我国整体和省域新型城镇化及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探究其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其相对发展水平，以期揭示制约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经过分析提出可行化的对策建议，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互动机理研究

1.1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

金融支持的理论基础就是指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两者的紧密关系，经济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而金融发展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28]。我国城镇化建设也必须依靠金融促进机制，要极力建成完整健康的金融体系和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发挥金融集聚与累积效应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金融支持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与重要手段，主要体现在提供资金支持、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三个方面。

1.1.1 提供资金支持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这意味着今后每年城镇化率约提高1%，每年约1 000万人向城镇转移、就业，数据显示，每增加一位城市居民所需约5万元城市建设费用，因此每年就需要5 000多亿元城市建设资金[29]。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骨架和保障条件，但其具有超前性、公益性的特点，有着巨大的社会效益。然而资本的本质却是逐利性，在经营过程中最首要的追求便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和高速的资金流通性，但是大规模城市建设需要巨额资金，且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其自身的建设也存在周期长、收益率低、承担风险大、沉没成本高、需求弹性小的特性。由此致使资本投入力度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城市发展进程。因此需要完整健全的金融体系和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充分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

1.1.2 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金融机构广泛地吸纳社会闲置资金，以其优于个人的投资能力和信息优势，将庞大的资金投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可以避免没有金融中介所要付出的固定成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化解各种可能存在的风险。金融市场的正向激励，有利于充分激发国家、企业、个人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投资、储蓄的积极性，将在更大程度上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

1.1.3 优化产业结构

金融机构的逐利性以及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会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向资本边际效率最高的地方，资金的有效配置将把金融资源吸引到发展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的产业[30]。成熟完善的金融系统将最大程度地满足产业升级、行业设备更新、科技研发的庞大资金需求，金融支持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实现城市各类产业高质快速发展。

1.2 新型城镇化作用于金融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金融发展的实践载体与物质基础，新型城镇化建设作用于金融发展主要体现在扩大金融规模、推动金融创新、优化金融结构三个方面。积极运用金融支持来服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发展也对金融提出了巨大需求，如此循环往复一直推动金融行业和城镇建设的共同发展。

1.2.1 扩大金融规模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制定科学合理、以人为本、质量上乘等高要求，其对交通、通信、水电等方面的改善及对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将会有大幅投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巨大内需产生强力拉动作用，由此推动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进而不断扩大金融规模。

1.2.2 推动金融创新

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对金融支持的力度和能力具有较高要求，广泛需求激发了金融行业创新活力，同时城镇化的集聚效应促进资本、信息、劳动、技术等要素的汇集，将进一步加速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技术等方面的蓬勃发展与创新升级，从而推动金融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1.2.3 优化金融结构

以往土地财政筹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紧窄的融资渠道难以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断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模式不仅推动了投融资渠道的扩展、投融资成本的降低和金融风险的有效化解，而且激发了资本运行活力，资本汇集和经济辐射的杠杆效应得以发挥，进一步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使得金融行业的盈利能力得到普遍提升。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构建指标体系

基于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个方面选用10个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由于新型城镇化涉及到社会、经济、环境等众多因素，在参考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考虑到数据可得性、科学合理性、综合全面性，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部分选取18个具体指标最终构建城镇化指标体系，以此测度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
表1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development level

子系统 区域层 指标名称 计算方法 指标方向 权重
新
型
城
镇
化
系
统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总人口（%） 正向 0.0573
非农就业 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 正向 0.0278
城市人口密度 城市人口/城市面积（人/km²） 正向 0.0703
人口自然增长率 原始统计数据（‰） 正向 0.0475
经济城镇化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元） 正向 0.0628
城市居民收入水平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正向 0.0689
城市居民消费水平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正向 0.0574
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 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 正向 0.0595
生态城镇化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原始统计数据（%） 正向 0.031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公园绿地面积/城市人口数量(m2/人) 正向 0.047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原始统计数据（%） 正向 0.0469
污水处理率 原始统计数据（%） 正向 0.0526
社会城镇化 城镇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逆向 0.0609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 原始统计数据（辆） 正向 0.0652
城市医疗水平 城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正向 0.0543
人均道路面积 城市道路总面积/城市人口总数（m2/人） 正向 0.0575
城市教育科技投资水平 教育、科技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正向 0.069
城市建设进程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 正向 0.0633
金
融
支
持
系
统		 金融规模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 原始统计数据（万元） 正向 0.1134
商业银行贷款增速 贷款本期增量/贷款期初余额（%） 正向 0.0883
金融从业人员 原始统计数据（人） 正向 0.0886
金融相关率 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GDP（%） 正向 0.0871
人均存款水平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常住人口（元/人） 正向 0.1172
金融结构 中长期贷款占比 中长期贷款余额/贷款余额（%） 正向 0.0976
保险深度 保费收入/GDP（%） 正向 0.0941
金融效率 保险密度 保费收入/常住人口（元/人） 正向 0.1025
金融中介效率 居民储蓄余额/贷款余额（%） 正向 0.0908
存贷比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 正向 0.1204
图1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Fig.1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2.1.2 熵值法

测度包含多个基础指标的评价体系的综合发展水平有很多种方法，总体分为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其中主观评价法是指评价者根据自身丰富经验来确定权重给予评分。常见的客观评价法有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考虑到本文选取的评价体系内容比较丰富，因此选用熵值法进行分析。熵值法的核心思想是由基础指标的变异性来衡量其地位，信息熵越大表明其离散程度越小，则包含的信息量就比较少，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较弱，因此在整个指标体系的权重占比就比较小。本文选用熵值法由客观原始数据来确定指标权重，从而合成综合指数来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及金融支持发展进行量化，可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基础指标的实际情况，有效解决指标相关性问题，为耦合协调分析提供科学合理的综合指数。
计算指标的比例：
P i j = S i j ∑ i = 1 n S i j
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
e j = - k ∑ i = 1 n P i j × l n P i j
式中：k为调节系数，k=1/ln n；ej≥0。
计算第j个指标效用值为：
D j = 1 - e j
则第j个指标权重为：
W j = D j ∑ i = 1 m D j
最后，计算各年份综合指数为：
U = W j × P i j

2.1.3 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耦合关系”是指两个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决定着系统的演化进程[31]。本文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引入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耦合度体现了两个系统间互相作用的程度，由于仅有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两个子系统，根据多维系统下的互动作用耦合度的原始模型，经过降维得到研究模型为：
C = U 1 × U 2 / U 1 + U 2 2 1 / 2
式中：C为耦合度（C∈[0,1]）； U 1、 U 2分别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和金融支持综合发展水平。C距离1越近表明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互动作用越强，C距离0越近则反映出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耦合状态越差。若C=1表明两者相互作用，良性发展，若C=0表明两者之间互无关联，毫不影响。
耦合模型仅仅可以体现两者互动耦合程度，不足以完全反映其协同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可以有效分析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及各子系统具体状态，模型表达为：
T = α × U 1 + β × U 2
D = C × T 1 / 2
式中：T为两个系统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分别为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的贡献度，本文认为两者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因此取α=β=0.5；D为耦合协调度（D∈[0,1]），D越大则说明该区域两者发展水平越协调，反之则反映协同程度低。
耦合协调模型反映了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协调发展关系，但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两者的相对发展程度，借鉴已有研究成果[32]，引入相对发展度模型，模型表达为：
E = U 2 / U 1
式中：E为相对发展度； U 1、 U 2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综合指数。结合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度的结果，参考现有文献等级划分成果，对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及类型判定见表2。
表2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协调发展类型及评价标准

Tab.2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耦合协调度 相对发展度 类型 耦合协调发展特征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0≤D<0.4 0<E≤0.8 Ⅰ 金融支持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退化 拮抗
0.8<E≤1.2 Ⅱ 金融支持同步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优化
E>1.2 Ⅲ 金融支持超前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退化
0.4≤D<0.6 0<E≤0.8 Ⅳ 金融支持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退化 磨合
0.8<E≤1.2 Ⅴ 金融支持同步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优化
E>1.2 Ⅵ 金融支持超前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退化
0.6≤D<1 0<E≤0.8 Ⅶ 金融支持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退化 协调
0.8<E≤1.2 Ⅷ 金融支持同步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优化
E>1.2 Ⅸ 金融支持超前于新型城镇化，系统趋于退化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对象为湖南省的14个市州级行政单元。文中所涉及数据均来自2000—2017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湖南省各个市州统计年鉴及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针对非直接取得的统计数据，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数据方法间接取得或在已获取数据的条件下采取分段插值等方法求得。
从上文选取的指标体系来看，存在指标属性和量纲量级上的差异，需要对原始数据实施预先处理。针对属性问题，由于负向指标数值越大则新型城镇化程度越低，若直接把不同属性的指标相加则难以反映合理正确的综合结果。因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把逆向指标转换为正向，使得所有指标均趋于同向作用。对于量纲量级的不同，若未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用原始数据会致使得出的权重偏向数量级和方差比较大的指标，难以实现综合评价的精准性和科学性。本文参考大多数学者的方法，基于变异性、简易性和稳定性的无量纲处理的选取原则，选取极差标准化法处理原始数据。其正、负向计算公式为：
S i j = X i j - m i n X i j m a x X i j - m i n X i j ， S i j = m a x X i j - X i j m a x X i j - m i n X i j
式中： X i j表示为第i年的第j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m a x X i j和 m i n X i j分别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S i j为数据标准化值。

3 结果分析

3.1 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的综合指数分析

基于上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最终得出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 U 1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 U 2，结果如图2。
图2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

Fig.2 Comprehensive index of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level in Hunan Province

3.1.1 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

由图2可知，湖南省14个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2000—2015年区域均值增长率为19.84%，其中邵阳、湘西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上升较快，分别从0.2725、0.1413上升到0.3786、0.2604。各市州发展水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2014—2020）》的指引下得到了巨大进步。但各市州区域差异较为明显，除个别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和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相吻合，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新型城镇化有很大影响。经过计算，湖南省2000、2005、2010、2015年这4个时间节点变异系数分别为0.3392、0.3360、0.2931、0.2882，表明湖南省14个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逐步迈向协调发展之路。

3.1.2 湖南省各市州金融支持综合指数

从图2明显得出，2000—2015年，除了岳阳综合指数有小幅降低外，其余各市州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综合指数。在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冲击下，湖南省各市州金融支持指数于2005—2010年有所下降。从发展速度上看，怀化、湘潭、常德增长速度最快。从发展程度上看，长株潭城市群金融支持水平居于领先地位，但株洲在2000—2010年出现小幅降低状况，主要是受贷款增速及金融相关比率下降影响。省内14个市州金融支持程度具有明显差异，除个别区域外，整体呈现北部大于南部的状态。

3.2 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水平分析

根据上述构建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结果可对比性，本文选择2000、2005、2010、2015年4个时间节点的14个市州为研究对象，根据上文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将新型城镇化及金融支持综合指数代入计算，得出两者协调发展结果（表3，图3、图4）。为了得到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两者的耦合协调对比状况，使用ArcGIS软件做出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类型时空分布图（图5）。
表3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耦合协调发展测算结果

Tab.3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level

市州 2000 2005 2010 2015
D E 类型 D E 类型 D E 类型 D E 类型
长沙 0.5980 0.8583 Ⅴ 0.6174 0.9406 Ⅷ 0.6277 1.0131 Ⅷ 0.6399 1.0062 Ⅷ
株洲 0.4538 0.7921 Ⅳ 0.4613 0.6585 Ⅳ 0.4594 0.6353 Ⅳ 0.4767 0.6517 Ⅳ
湘潭 0.4222 0.6631 Ⅳ 0.4500 0.7921 Ⅳ 0.4537 0.7892 Ⅳ 0.4855 0.7425 Ⅳ
衡阳 0.3970 0.7573 Ⅰ 0.4095 1.1403 Ⅴ 0.3918 0.7435 Ⅰ 0.4230 0.6494 Ⅳ
邵阳 0.3777 1.0966 Ⅱ 0.3904 1.3205 Ⅲ 0.4240 0.9379 Ⅴ 0.4342 0.9918 Ⅴ
岳阳 0.3919 0.5141 Ⅰ 0.4097 0.4444 Ⅳ 0.3865 0.4793 Ⅰ 0.4059 0.4211 Ⅳ
常德 0.3460 0.4263 Ⅰ 0.4002 0.6659 Ⅳ 0.3929 0.7048 Ⅰ 0.4386 0.7711 Ⅳ
张家界 0.3999 0.9296 Ⅱ 0.4134 1.1605 Ⅴ 0.4301 0.9736 Ⅴ 0.4233 1.1485 Ⅴ
益阳 0.3949 0.7177 Ⅰ 0.4259 0.8928 Ⅴ 0.3836 0.5530 Ⅰ 0.4198 0.7509 Ⅳ
郴州 0.4091 0.7448 Ⅳ 0.4052 0.5631 Ⅳ 0.3886 0.6291 Ⅰ 0.4397 0.7875 Ⅳ
永州 0.4045 0.8274 Ⅴ 0.4022 0.7657 Ⅳ 0.3900 0.7879 Ⅰ 0.4381 0.9536 Ⅴ
怀化 0.3861 0.5849 Ⅰ 0.4195 0.8386 Ⅴ 0.4211 1.0859 Ⅴ 0.4364 1.1544 Ⅴ
娄底 0.3789 0.7689 Ⅰ 0.4047 0.8164 Ⅴ 0.3959 0.7309 Ⅰ 0.4008 0.6947 Ⅳ
湘西州 0.3338 2.4868 Ⅲ 0.3217 1.2401 Ⅲ 0.3629 1.1364 Ⅱ 0.3949 1.4348 Ⅲ
图3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耦合协调发展阶段频率统计

Fig.3 Statu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period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图4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频率统计

Fig.4 Statu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ypes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图5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ypes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3.2.1 时间变化特征

①总体呈上升态势，时间区间发展速度存在差距，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由表3和图3及图4可知湖南14个市级区域两者协同程度有着明显的时间变化，2000年湖南省42.86%的市州处于耦合协调发展Ⅰ类型，处在类型Ⅱ、Ⅴ的市州都占比为14.29%，类型Ⅲ的占比最低，为7.14%，余下的市州处于类型Ⅳ。2005年，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仅有Ⅱ、Ⅳ、Ⅴ、Ⅷ四类，市州数量占比分别为14.29%、42.86%、35.71%、7.14%。2010年，发展类型为Ⅰ、Ⅱ、Ⅳ、Ⅴ、Ⅷ五类并存，其中各市州出现类型Ⅰ的占比最高，为50%，Ⅱ、Ⅷ三类占比最低，都为7.14%。2015年，92.86%的市州已经步入磨合及协调阶段，仅有湘西州处在类型Ⅲ。
对比四个时间节点数据可得，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4067、0.4236、0.4220、0.4469，从总体来看，2000—2015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同程度持续提高，协调类型升级多，降级少，升级幅度大于降级幅度。2010年协调水平略有下降，原因在于金融支持水平下降，而基础设施建设在“四万亿”投资的刺激下得到快速发展，使得金融发展滞后于城市发展，造成两系统耦合协调退化到拮抗阶段。经计算2010—2015年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年均增长率为5.9%，显著大于2000—2005年4.15%的均值增长率和2005—2010年-0.378%的均值增长率，表明2010—2015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最快，协调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湖南省14个市州之间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水平趋于平衡发展，除了湘西自治州，其他市州都已经进入到磨合及协调阶段。经过计算，湖南省各市州在2000、2005、2010、2015年耦合协调度标准差分别为0.0601、0.0618、0.0630、0.0588，变异系数0.1478、0.1458、0.1493、0.1317，表明2000—2010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水平区域差距较大，自2014年颁布《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2014—2020）》以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得到蓬勃发展，促使湖南各市州发展程度趋于平衡，各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变小，显示出湖南各市州协调发展目标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走向统筹发展之路。

3.2.2 空间变化特征

①等级提升幅度呈现中西部大于东部的态势，发展程度东南部大于西北部。2000—2015年，整体上湖南各区域协调水平有所提高。从发展速度看，张家界、怀化、邵阳等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类型提升幅度较大，明显大于东部协调水平提升幅度。但从发展程度看，呈现出东南地区高于西北地区的状态。表明随着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和金融支持程度的提高，中西部发展速度较快，紧跟协调水平高的地区，逐步迈向同步发展之路。
②区域差距较大，发展水平很不均衡。由图5可知，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耦合协同程度呈现出长株潭区域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随着长株潭一体化进程的推进，2000—2015年，三地耦合协调度差异程度越来越小，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提升速度最快，年均增长11.83%，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城市建设大大落后于其他市州，亟待进一步发展。湖南省其他地区协调发展趋势向好，除2005—2010年受金融危机冲击导致协调水平下降，总体呈波动上升状态。

3.3 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为了研究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结合相对发展模型所得出的结果（图6），对湖南省各市州在2000、2005、2010、2015年这4个时间节点上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态分析，2000年湖南省处在金融支持滞后新型城镇化建设状态的共有9个市州，处于同步状态的为4个，超前状态的最少，仅有1个。2005年，相对发展状态处在滞后和同步的都有6个，还有2个处于超前状态。2010年湖南省共存在滞后和同步两种状态，分别为9个、5个。2015年变化不大，各市州处在超前、滞后、同步状态的分别有1个、8个、5个。
图6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金融支持相对发展状态频率统计

Fig.6 Status of rela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从总体来看，2000—2015年，两者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处于滞后状态的市州占很大比例，其次是同步状态，超前状态的地区最少。主要原因在于：
①新型城镇化建设起步较早，支持力度大，发展程度高。2000年中共中央在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中就倡导推进协调发展的多样城镇化道路。湖南省委省政府在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的发布更是有力推动了其进程。长期以来，湖南省金融支持发展较为落后，对湖南省经济建设支撑力度不足，直到2016年3月成立金融改革发展领导小组，推出《湖南省加快金融改革发展的意见》，因此金融支持整体滞后，区域协调发展处于亚健康状态。
②湖南省各市州处在滞后状态的比例最大，表明区域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力度不足，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城市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发展过程中基建所需的庞大资金得不到有效满足。存贷比低即资金利用效率较低，表明区域内资金转化投资的能力不足，制约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金融中介效率即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效率低下则表明区域内宝贵而又有限的金融资源得不到高效合理的配置，阻碍金融与城市的协调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①2000—2015年湖南14个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区域间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迈向协调发展之路。除了岳阳金融支持综合指数有小幅降低外，其余各市州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与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类似，金融支持水平区域间也存在较大差异，除了个别区域，湖南省金融支持发展水平北部高于南部。
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时间区间发展速度存在差距，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协调等级提升幅度呈现中西部大于东部的态势，发展程度东南部大于西北部。区域间差距较大，发展很不均衡，呈现出长株潭地区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
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处于滞后状态的市州占很大比例，其次是同步状态，超前状态的地区最少。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镇化建设起步早，发展程度远远超过金融支持水平，而且金融支持发展落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

4.2 建议

针对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现况，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①实施金融激励，扩大金融规模。努力实现城镇化建设社会性和盈利性的统一，政府主体部门应该着力构建起完整的金融支持和激励机制政策，对各类金融机构在基建方面的投资进行政策性补贴，对积极参与的企业提供优惠税收政策，引导资金投向城市发展的相关项目，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行普惠金融及精准扶贫战略，发挥农村金融纽带作用，对湘西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邵阳市等湖南省西部地区进行有力的金融支持。运用财政政策调控资源配置，加大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投入。政府对投身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企业予以税收减免、财政贴补、风险补偿等优惠政策，来促使各类金融机构和广大金融从业人员积极地投身到城镇化战略中。
②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结构。财税和投融资方面加快改革，积极进行金融创新以及放松金融市场准入，致力于建成多元化、宽领域、全方位的资金保障体系。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快湖南省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引导保险资金投入城市发展，完善现有城镇化建设融资模式，加大中长期贷款力度，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期限久、利率低、数量大的资金支持。要逐步放宽甚至取消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通过进行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投融资领域的决定性作用。
③推进金融创新与发展，提升金融效率。合理提升存贷比水平，提升金融中介及资金使用效率。积极进行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创新，创造方式集中优质金融资源，实施差别化、专业化、精算化信贷政策，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欠发达区域，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研究改革金融支持方式方法，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为推进更加均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做出贡献。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利用资产证券化、供应链金融，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充分提升金融效率，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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