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是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镇域是县域和城乡发展的重要尺度单元。文章首先对镇的相关概念与功能进行分析，然后重点梳理国内外关于镇域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在经济发展方面，学界就镇域产业经济发展特征、机制及如何保持镇域经济活力等开展了系列研究，横向的产业、格局类研究成果较多，但纵向的全景变化及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在空间重构方面，空间规划、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中心村镇建设等得到持续关注，但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和社区重构过程及发展动态的深入研究；在社会管理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与公众参与机制逐渐受到重视，而对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公共事务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的研究仍较薄弱；在资源环境方面，开展了镇域土地利用、景观生态、土地整治及其效应等相关研究，但对于镇域发展规模、产业类型特征与资源环境效应的基本关系仍不明晰，对镇域系统的资源环境效率缺乏综合认知。在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镇域对于区域和城乡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将更加关键。应着力加强镇域人地系统演化过程与机制、镇域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镇域社会管理制度与治理模式、镇域资源环境效应优化调控及镇域发展新情况与新问题研究，以更好地服务于上述国家重大战略。
高铁的开通运营对沿线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土地价值提升均产生重大影响。以可达性为切入点，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并构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探索性分析框架：可达性变化—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开发与土地利用—土地价值。基于宏观和微观两种尺度，对高铁与土地价值的关系进行全面解析，提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内在机制。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受高铁影响区域范围难以界定、缺少对高铁站区及沿线土地价值的量化评估模型、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创新性不足、缺少对典型区域的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及展望。
文章在对2007—2015年我国东部10个省（市）能源—经济—环境—科技四元系统协调度和发展度科学测算的基础上，引入“耦合度”模型评价四元系统协调和发展之间耦合现状。并通过引入核密度函数分析方法，对各个子系统、协调度、发展度和耦合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经济子系统发展度较好，但是存在“两极分化”。②能源子系统发展度水平不高，但有所提升。③环境子系统发展度态势良好。④科技子系统发展度水平最低，“两极分化”有减弱趋势。⑤整个四元系统协调度较好，但存在两极分化；发展度水平相对偏低，提升速度明显；协调发展之间耦合度基本保持稳定。针对上述问题，文章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文章在对产业生态区域创新系统运行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其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运用Vensim DSS软件对其进行仿真模拟，通过对模型的检验与分析，预测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产业生态创新系统的运行趋势。仿真结果表明，纯粹增加企业与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力度，并不能很好地改变生态创新专利数量，也就是说无法给长株潭区域生态创新系统带来技术上的革新和突破，反而会提高企业生态创新成本。因此，在实际过程中，政府应该注意两者的相对平衡和取舍，不能盲目地促进企业与中介服务机构的合作。这为长株潭地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走生态化创新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仍面临不少现实约束，其中住房条件是一个重要方面。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城市统计资料，文章首先探讨住房成本的空间演化过程，随后实证研究城市住房成本（以房价—收入比，房租—收入比衡量）对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影响。空间关联分析指数（Getis-Ord ）显示，城市住房成本的空间自相关性较强，冷热点区域的转换与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化密切相关。进一步使用条件Logit估计发现：平均而言，住房成本上升显著降低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意愿，尤其是对低学历劳动力、年轻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而言，住房成本上升对流入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就政策启示而言，文章的分析表明降低公租房和廉租房等城市保障性住房准入门槛，提高其覆盖率，将有助于推动人口向城市的集聚。
文章聚焦于南京主城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进城务工人员，立足“个体迁居”视角，以期对这一群体迁居模式的演变过程进行归纳。在把握样本迁居总体概况的基础上，首先确立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其“居住空间融入度”和“居住条件演变度”进行测度；然后，通过构建迁居模式的评估矩阵，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模式进行类型划分；最后在时空维度下对其迁居模式的演变进行层面解析和诠释。研究发现，尽管在不同时空阶段下样本呈现出的迁居模式演变轨迹不尽相同，但随时间推进，样本的迁居行为模式整体上是向更有利于其“市民化”的方向在演进。
城市收缩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为了解我国城市收缩的现状，加深对我国城市收缩问题的理解，文章选取329个城市研究其人口变化表现，并从中筛选出64个收缩城市，进一步利用人口和经济两个特征对已识别的收缩城市的本质进行界定。其次分别从绝对收缩和相对收缩两个性质分析收缩城市形成的关键原因，发现绝对收缩城市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经济结构的瓦解，相对收缩城市的形成原因在于城市劳动力的大量外流。
在改进的引力模型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4—2015年海峡西岸城市群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海峡西岸城市群与长三角、珠三角各个城市的联系不断加强，但海峡西岸城市群大部分城市在经济网络中的重要性偏弱；跨区域城市群中缺乏城市规模辐射及城市功能互补两方面均较突出的城市，但核心城市基于规模辐射发挥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增强城市功能互补是加强跨区域城市群经济网络联系程度的关键所在。
快速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日益成为居民日常通勤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通过构建“时间—距离”模型，基于天津城市轨道交通的现状及规划线网，分别开展主要职住节点的通勤时距仿真模拟，分析轨道交通通勤圈构建的可行性及城市职住功能空间组织架构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至2020年，中心城区的城市轨道交通难以满足外围居住组团的45 min通勤要求，但60 min内可基本实现环外居住组团与城市主要就业中心的便捷联系。建议进一步提升天钢—柳林城市副中心的线网密度，使其更好地发挥城市核心的触媒带动作用；增加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换乘节点，设立快慢不同的列车运行层级，提高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连通效率；简化换乘流线设计，配备丰富的接驳方式，提升站点内外的换乘效率。
采用GIS及Python等技术手段，构建湖北省城市关联网络，提取出与各县（市、区）关联强度前2、前5、前10和前20的城市网络，对其网络结构及复杂性进行分析后，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索湖北省城市网络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城市中心性空间分布呈现一主两副、东高西低的特点。②随着城市网络等级降低，湖北省城市网络结构由以武汉为中心的单极吸引型转变为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次中心的主次复合辐射型。③节点的择优连接倾向随着网络等级的降低而更加凸显，但不同等级网络次中心的影响力呈现出尺度与区域差异。④资源优势与用地成本、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与区位因素对城市网络的影响力依次变小；近邻优势在低等级城市网络中表现更为显著。
基于熵值法对集镇规模量化评价，以位序—规模法则、聚集维数、网格维数、关联维数为方法的宣威市集镇体系分形研究表明：①集镇体系规模和空间结构都具有明显分形特征，但也存在分形发育不完善等问题。②集镇体系规模分布分散，兼具“发育不足”和“差异显著”双重特征，向心性与城镇体系相异、均衡性差、交通联系薄弱，呈“小聚集”形态分布于河谷、交通线及坝区，“多圈层”、“多中心”和“低海拔指向”特征明显。③分形发育受自组组织力量交织影响，“山、河、坝”相间分布的地理环境是集镇体系分形的基础支撑，交通因素是分形发育的控制变量。可利用分形理论进行聚落体系规划，扶持重点集镇、改善交通条件促进集镇体系优化。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数控机床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是影响制造业整体发展的“卡脖子”环节。文章首先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指数和价格比率等指标量化呈现我国数控机床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结果表明：尽管我国已是一个数控机床制造大国，但是大部分数控机床产品国际竞争力仍不强。数控机床制造大国体现在我国不少机床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但是在以贸易竞争指数和价格比率构建的二维矩阵中，国际市场占有率高的数控机床产品基本都落入“低附加值—低竞争力”象限。文章尝试通过量化数据搜寻我国数控机床产业竞争力提升可以参考的对标国及其发展路径。研究表明意大利和瑞士采用两条不同轨迹均实现从“低附加值—低竞争力”向“高附加值—高竞争力”的攀升。意大利代表数控机床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价值链路径，特点是适合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的渐进式攀升；瑞士代表数控机床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平台路径，特点是适合低竞争力产品向高竞争力产品的突破式发展。文章为产业升级研究提供一个整合性框架，特别是提出中国数控机床产业发展需要“梯度演进”思维，相对美日德发展经验，意大利和瑞士的发展策略或将具有更强的参考价值，数控机床产业升级需要立足价值链路径和平台路径的适用情境做相机选择。
以1 069家广州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GIS和HDBSCAN空间聚类方法分析其空间布局变化及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定量分析影响汽车制造业企业分布的因素，研究发现：①广州汽车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空间布局演变由近郊区往外围区域扩张；②由于长期过于依赖外资整车企业，导致广州汽车制造业产业链存在过于封闭的特征，对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不足；③外资和内资汽车零部件企业在空间布局上存在明显差异，外资企业偏向围绕外资整车企业布局，而内资企业偏向沿交通干线布局；④广汽传祺、广汽客车等中国品牌对广州汽车零部件企业更具有辐射带动效应，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⑤负二项回归模型显示整车带动、区位因素、集聚经济、人口密度等因素对汽车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有重要影响，而交通因素对广州汽车制造业企业布局影响不显著。
随着研发国际化的不断深化，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日益成为部分城市的创新主体，其空间分布对城市内部创新格局的影响加剧。以典型城市上海为例，基于1987—2016年在沪外资研发中心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修正后的EG指数等方法刻画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时空演变格局；并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演化角度看，外资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速度呈现出“非线性，不平稳”的波动态势，发展阶段可分为：1987—1993年为试探进入期、1994—2007年为快速集聚期、2008—2016年为下滑调整期；②从空间演化角度看，在沪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呈现出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及近郊部分地区，张江和漕河泾集聚区发育最为成熟；③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是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区位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一般区位的影响作用在下降，本土创新机构中仅有重点高校对研发中心的布局具有吸引力。
知识吸收能力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创新产出，不仅取决于其创新要素的投入量，更取决于区域人力资本吸收新知识的能力。文章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基于2000—2015年县级尺度的专利数据，在知识吸收能力理论的视角下识别影响中国区域创新产出的主要因素，尤其关注区域内科研人才的知识吸收能力所起到的作用。结果表明：①中国区域创新产出以及科研人才分布存在严重的空间不均衡性，两者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特征；②各类型创新投入要素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在区域间存在着差异，表现为区域的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企业R&D投入和外商投资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越强，而政府R&D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弱；③科研人才的知识吸收能力仅在创新产出水平高的区域对某些创新投入要素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表现为科研人才存量与企业R&D投入、政府R&D投入和外商投资三大主要影响因素的交互项仅在区域创新产出水平高的区域显著为正。
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全面测度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物流行业增长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物流业效率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物流效率呈现波动上升后缓慢下降态势，其中下游地区物流效率高于中、上游地区；物流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和效率变动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技术变动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核心因素。②影响物流效率增长的因素存在区域差距。市场一体化指数、产业集聚、政府干预以及对外开放对整个长江经济带的物流效率及变动产生重要影响。在上游地区，影响物流效率增长的因素主要为产业集聚、经济密度和交通密度；中游地区的市场一体化指数、产业集聚、政府干预、经济密度、对外开放以及交通密度均是影响物流效率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下游地区，市场一体化指数、政府干预、经济密度和交通密度与物流效率增长关系密切。最后，针对研究结果，给出提高物流效率的政策建议，包括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及打造立体式交通运输网络体系。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创业投资与技术创新的高效结合，是实现区域经济转型以及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文章以宁波为例，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归纳宁波市创业投资发展历程、发展特征与发展趋势，描述性统计分析宁波市创业投资发展规模、投资流向与投资效果。在Christian Schröder创业投资供求模型基础上采用不变弹性效用函数（CES）拓展研究创业投资发展理论影响因素，并用宁波数据进行剖析。最后提出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宁波对策”。
文章针对南疆四地州26个贫困县构建包含3个向度7个维度的多维贫困度量模型，对每个贫困县的多维贫困度、多维贫困变化度、多维贫困贡献度进行测算分析；利用空间分析与K-均值聚类量化方法，分析2000—2016年贫困县多维综合贫困度的时空演变及其贫困维度变迁特征，将贫困县聚合成4种类型，探讨导致时空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南疆四地州多维贫困程度时空演变呈现相对快速改善区、相对低速缓解区、相对低速加深区、相对快速恶化区4种变化等级；贫困县的贫困缓解速度大体上呈明显的由快速到低速再快速的特点；其中喀什地区中部以及和田地区中部的经济消贫作用显著；社会消贫发展整体向快速改善偏移；自然资源利用对贫困的缓解能力波动变化态势显著；贫困县多维综合贫困度空间自相关集聚特征显著，随时间演变具有集群分布向随机离散分布格局转变的趋势；2006年以后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维度成为主要驱动因素。
文章应用地理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定量研究1986、2010、2016年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差异化特征及空间布局效应，评价2010、2016年市场的区位选择，并探索其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关联。结论如下：①胡焕庸线两侧市场差异显著，与人口分布比重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农产品多样性、数量方面，东南半壁较西北半壁竞争力更强。②农产品批发市场布局契合城市群效应明显，2010、2016年市场空间格局与“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大体吻合。③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城市分布多于农村，农村地区的果蔬、综合市场具有一定潜力，但仍不能与城市市场数量比拟。④经济、人口、交通影响定点市场的区位选择。⑤农产品批发市场产业有力地推动相关农村区域的空间商品化进程。
首先构建包含影子经济和绿色创新效率的微观模型，探讨影子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影子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然后，选取“自主创新”和“两型社会”示范区的湖南省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MIMIC）测算影子经济和DEA-SBM模型度量绿色创新效率，结果表明：2000—2016年，湖南省影子经济和绿色创新效率均呈不断上升趋势。基于此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影子经济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影子经济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双重门槛，且呈现出倒“N”型特征；此外，政府管制、交通条件、受教育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绿色创新效率。
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污染数据为样本建立三维时序立体数据表，运用极值熵值法测度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双重视角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利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①2000—2016年，中国环境污染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改善明显；2005年以后，中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上升；2012年以前，西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交替升降的演变趋势，而近年来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超越东部和中部地区。②从税收总量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显著抑制污染排放，是一种“趋优竞争”。③从税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加剧污染恶化，企业所得税竞争有效抑制污染排放。④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税收竞争程度低，对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较为显著。⑤从政府环境管制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环保政策相互影响，显著抑制环境污染。改革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完善税收分权体制和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是当务之急。
以多源遥感数据、GIS辅助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指数分析法，揭示近20年来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以低等水平为主，但土地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成组分布于市辖区周围，人口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连片分布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呈显著增长趋势，但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多分布于沿海地带和省会城市内，人口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内；约有94.56%的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失调发展，失调等级以轻度失调为主，失调类型以人口城镇化滞后为主；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失调发展呈周期性循环波动、螺旋式上升趋势，总体而言，重度失调发展的县域比例有所上升，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县域比例显著上升。
基于200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经济发展数据，借助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解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合作网络，研究发现：①合作网络结构层面：200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合作网络密度以及沿线区域网络密度逐步加强，各国间的旅游经济联系逐渐向多向化、稠密化、纵深化方向发展。但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联系紧密程度不够，合作密度仍需进一步加强。②旅游合作网络发展态势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合作网络中的“领头羊”角色、“中间人”角色不断更替，但“领头羊”的控制能力逐渐增强，合作网络中“中间人”的控制能力减弱，各国之间的直接合作趋势越发明显。③合作网络中的中国角色：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合作中扮演着“核心者”、“领头羊”、“自主者”和“中间人”等多重角色，其中“中间人”的角色正逐步弱化，各国间的直接旅游合作正逐步加强。
从社会记忆的维度，对武汉市283处文物保护单位构建“士农工商兵”的分类体系，并梳理其时间演变和空间结构特征，发现：①时间上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类型表现出由单一走向丰富的基本特性，可基本分为“远古—六朝”、“隋唐至今”的两大阶段，总体表现为“生存文化—手工文化—学士文化—本土商贸文化—机械文化—军事纪念文化”的过渡特征。②空间上呈现出从分散到集中，由外围城区向中心城区聚集的特征；总体形成“两轴—四斑—两圈层”的空间分布体系。这种社会记忆的演化特征体现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说明社会记忆的演化，受到社会群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直接影响，主流生产力决定社会记忆的构建。
生态环境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根本动力。文章基于我国2007—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构建旅游资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分析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演变情况。结果表明：①2007—2016年全国总体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主要位于拮抗阶段，耦合水平较低，时序演变不明显。②全国总体耦合协调度主要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后期提升至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协调水平仍有待提升，二者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③从空间分异来看，我国省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布集中，空间演变不明显，耦合度西北地区陷入“低谷”，其他地区均匀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