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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7: 225 - 23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7.025

旅游经济与管理

武汉市文化遗产的社会记忆演化特征——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 胡娟 , 1, 2 ,
  • 朱琳 3 ,
  • 唐昭沛 4 ,
  • 甘依霖 1
展开
  • 1.华中师范大学 地理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 2.华中师范大学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 3.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 4.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8

胡娟（1979—），女，湖北黄冈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18-11-12

  修回日期: 2019-04-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47)

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617)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CCNU16JCZX09)

青年团队项目(CCNU19TD002)

收起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Wu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Taking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as the Example

  • HU Juan , 1, 2 ,
  • ZHU Lin 3 ,
  • TANG Zhaopei 4 ,
  • GAN Yilin 1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 of Hubei Provinc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 2.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 3. Hubei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Co., LTD，Wuhan 430079，Hubei，China
  • 4.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Limn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08，Jiangsu，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12

  Revised date: 2019-04-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7

Fold

摘要

从社会记忆的维度，对武汉市283处文物保护单位构建“士农工商兵”的分类体系，并梳理其时间演变和空间结构特征，发现：①时间上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类型表现出由单一走向丰富的基本特性，可基本分为“远古—六朝”、“隋唐至今”的两大阶段，总体表现为“生存文化—手工文化—学士文化—本土商贸文化—机械文化—军事纪念文化”的过渡特征。②空间上呈现出从分散到集中，由外围城区向中心城区聚集的特征；总体形成“两轴—四斑—两圈层”的空间分布体系。这种社会记忆的演化特征体现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说明社会记忆的演化，受到社会群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直接影响，主流生产力决定社会记忆的构建。

关键词： 文化遗产; 文物保护单位; 社会记忆; 文化圈层; 社会劳动分工; 楚文化

本文引用格式

胡娟 , 朱琳 , 唐昭沛 , 甘依霖 . 武汉市文化遗产的社会记忆演化特征——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 39(7) : 225 -23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7.025

Abstract

Basing on the method of GI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holar, farmer, artisan,merchant and soldier" and analyzes the space structure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Wuh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erm of time,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Wuha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one is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o AD 581, another is the time after AD 581. Cultural system present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from single to multiple, and follows the law of "living culture-handicraft culture-bachelor culture-military memorial culture-mechanical culture" on the whole. 2) In term of space, it shows the feature which is from dispersion to concentration and concentration areas move from the outer city to the central city. Different types forms different distribution pattern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Wuhan is "two axes; four spots; two circles".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reflects the change of ideolog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progress of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social production mode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of social groups, the mainstream production determin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mory.

Key words：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social memory; cultural circl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Chu-culture

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珍贵的财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记忆见证。国际上普遍将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有形）和非物质（无形）遗产。文物是我国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年修正），文物又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对于体积庞大且难于封闭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在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实物重要通知》中特将其称为文物保护管理单位。根据《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版），“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石窟、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其价值可分别确定为全国、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国外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区域整体性研究，以揭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规律：西班牙早在1933提出“文化线路”，成为欧洲实行文物区域性保护的先例；1984年美国开展了文化遗产廊道的诸多实践，引发了文化遗产区域研究的热潮，如Marta运用综合定性法探讨巴塞罗那大都会河廊道的占用及管理问题[1]，Maria认为保加利亚的文化遗产廊道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核心区域[2]，Nurlisa Ginting以印度尼西亚麦丹市的遗产长廊为对象，分析自我效能感对遗产旅游的影响[3]，Harkness以泰姬陵遗产廊道为切入点，指出亚穆纳河畔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具有空间封闭性等缺憾[4]。近年来，学者们更侧重将新型信息技术应用于文化遗产的整体系统性研究，如利用multicriteria-spatial决策支持系统（MC-SDSS）、层次分析法（AHP）、GIS信息技术等方法中对区域性遗址的资源构成、价值及风险评估、虚拟建模以及可持续性旅游开发等内容进行研究[5-8]。
我国也有较多学者从规划、旅游等角度对遗产廊道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进行研究[9]，还有不少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域性空间分布特征，如以全国2 351处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发现黄河中下游文物保护单位最密集，且第三级阶梯数量最多[10]；对全国1 131项矿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研究，发现矿业遗产时间分布跨度长，主要集中于周朝到清朝，空间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11]；我国民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有十个遗产富集区，呈现出从西部到东部、从内陆到沿海丰富度逐渐降低的特点[12]；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化呈现出由“多核集聚”演变为“一枝独秀”的特征[13]；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上集中分布于古都型城市，时间上先秦、明清及宋元最多[14]。
目前我国关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大多偏重文物保护单位的物质空间层面，时空研究也多集中在省域及以上宏观区域尺度，少有立足于市域尺度。本研究认为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纪念性景观，是历史文化最直观、最生动的表现，更是构筑城市地方感的基础[15]，因此从城市维度出发研究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规律具有一定意义。地方感往往表征于社会记忆，记录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文物保护单位便成为社会得以记忆的紧要载体。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不该局限于平面布局、建设体量等物质空间形态，更要解读其社会文化内涵。社会记忆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6-17]，“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17]，“一旦时间、场合与社会情境发生了变化，那么被选作社会记忆内容的部分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18]。因此社会群体是社会记忆的核心内涵之一，社会记忆的延续很大程度上受上层社会群体（权力）的影响。社会记忆的本质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16]。留存于当代社会的文物保护单位不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景观，更反映出不同时代社会群体的价值理念变革。它承载着不同群体的文化习性，是同一社会群体文化的结晶。基于社会记忆的社会群体特征，辨析时间和空间层面的社会记忆演化特征，可以将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的社会化意义联系起来，因此本文以社会劳动分工为基础，构建社会记忆下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类方法，以解构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历史脉络，探析城市社会记忆的演化进程。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方法

1.1 研究区域

武汉市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现辖13个区，其中武昌区、江岸区、江汉区、汉阳区、洪山区、青山区和硚口区的7个区通常称为中心城区，新洲区、江夏区、黄陂区、汉南区、东西湖区和蔡甸区的6个区称为远城区。武汉市历史悠久，在战国、汉、明以及近代等多个时期都具有重要的地理空间意义，因而留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1.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武汉市文化局2014年12月31日公布的《武汉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名单》（http://www.whswxgj.gov.cn/wbdwml/5142.jhtml），共计282项，283处 ① ，其中包括29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2013年共颁布有七批）、10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6—2014年共颁布有六批）、14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59—2011年共颁布有五批）。通过百度地图确定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文保单位）的地理坐标，并在ArcGIS中建立数据库表格。利用ArcGIS对武汉市283处文保单位进行地理度量及标准差椭圆分析。标准差椭圆是指在点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进行标准差计算形成椭圆，描述要素空间分布的方向特点，其中椭圆的a轴表示要素离散分布的方向，b轴表示要素集中分布的方向。

2 社会记忆下文保单位的分类体系

社会记忆是人们生产、生活认知的结果，而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工形成和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根基，因此社会记忆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就是社会分工中人们生产和生活结晶的历史演化。按照劳动分工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分类，有利于展现社会分工下不同劳动群体的文化特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根据职业类型最早提出了“士农工商四民者”[19]的“四民分业定居”论。它不仅保证了封建社会有序的结构体系，更是有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传承[20]。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及战争频发的社会大背景，军队作用凸显，军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1942年我国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由此大致形成了新中国初期“士农工商兵”的基本社会组成结构。
原始社会末期，士专指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后也可指从事文化活动的人[21]，以及军中将领和士兵[22]，结合文物保护单位的主体地位和特征，可将士文化分为学士文化、武士文化、志士文化和信徒文化；农是指与农业种植、生产有关人群的泛称，根据文物保护单位主体的用途，可将其分为农耕信仰文化与农耕技术文化；工最初是指工匠、手工业者，后因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可指从事工业、制造业等活动的人，本文根据工具的变化特征，将工文化分为生存文化、手工文化和机械文化；商即与商贸交易有关的文化遗产，根据交易商货的主要来源地可将商文化分为外来租界文化和本土商贸文化；兵主要指军事战争有关的文化遗产，本文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用途和目的，将兵文化分为军事防御文化、军事指挥文化和军事纪念文化。因此，根据“士农工商兵”的社会分工特色，本研究将武汉市283处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内涵划总体构建为五大类、十四中类的分类体系（表1），发现武汉市社会记忆特征下工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数量最多，然后依次为兵文化、士文化和商文化，农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数量最少（表2）。
表1 社会记忆下文保单位类型体系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一级
分类		 二级分类
名称 含义
士 学士文化 学有所成之士
武士文化 习武之人
志士文化 有远大志向的人
信徒文化 有宗教信仰的人
农 农耕技术文化 通过技术改进提升生产技术以实现农业生产水平的发展
农耕信仰文化 众志成城、攻克难关以寄托、改进或提升农业生产力
工 生存文化 以满足基本生活或生存需求为目的
手工文化 依靠手工劳动进行社会生产的活动
机械文化 生产工具由手工转向机械的代表
商 本土商贸文化 经营者为中国人，主要为中国人服务
外来租界文化 以外国人生活为主题，主要分布于租界内
兵 军事防御文化 以战争防御为目的
军事指挥文化 围绕作战主题召开会议、统筹指挥作战为目的
军事纪念文化 以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将领以及士兵为目的

注：其中武士文化主要侧重于明清以前，军事纪念文化主要指明清以后；偏重个人事迹、经历介绍的文化遗产归入士文化，偏重因战争等事件而纪念的将领或士兵归入兵文化。

表2 社会记忆下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类型体系

Tab.2 The classified statistic of the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Wu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士（76） 农（4） 工（82） 商（40） 兵（81）
学士文化（27） 农耕技术文化（3） 生存文化（40） 本土商贸文化（24） 军事纪念文化（39）
志士文化（26） 农耕信仰文化（1） 手工文化（24） 外来租界文化（16） 军事指挥文化（25）
信徒文化（13） 机械文化（18） 军事防御文化（17）
武士文化（10）

注：本分类体系中的农文化是指农耕文化，而非农业文化。湖北境内早期农业社会遗留下来文保单位以古遗址、古墓葬类为主，对于这类文保单位其重要意义更偏重于对古代手工技术及生活文化的展示，因此本研究将早期形成的这类文保单位归为工文化。

3 社会记忆下武汉市文保单位历史演变特征

3.1 各历史时期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按不同朝代的文化特性，将武汉市历史分期划分为五大阶段：①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距今200万年前—221B.C.），武汉市文保单位大多是为抵御自然威胁或满足生存需求为目的而产生的，主要有新石器文化（屈家岭文化、三苗文化）、青铜文化（盘龙城文化）、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及知音文化等；②秦汉至六朝时期（221B.C.—581A.D.）是我国历史上大一统与大分裂并存的时期，武汉市该时期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三国文化；③隋唐至明清时期（581A.D.—1840A.D.）武汉市社会经济发达、商贸繁华，文保单位呈现出鲜明的商贸文化特色；④晚清至民国时期（1840A.D.—1949A.D.）兼具半殖民半封建和反帝反封建的两种性质，武汉市工业文化和首义文化较突出；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1949A.D.—）为社会主义大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文化特色占主旋律。这五大历史时期中，武汉市“士农工商兵”五种文化内涵的文保单位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总体表现出从分散到集中，由外围城区逐渐向中心城区聚集（图1），类型由单一到逐渐丰富的基本特性（表2）。
图1 武汉市各历史时期文保单位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the different period in Wuhan City

3.1.1 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

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是武汉早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阶段，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的文保单位是武汉市社会文明发展的物质标志[23]，其中蕴含的农业、工业及军事文化也成为武汉城市之源。该时期文保单位共计49处，以黄陂区分布最多（13处），以工文化类型为主（44处）。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单一，生产、生活皆以满足生存为目标，因而此时的文保单位多表现为遗址形式的生存文化（39处）。无论是早期氏族部落时代，还是分封制国家形成之后，领土争端从未改变，因此尽管时代久远，但武汉市仍留有3处此阶段的军事防御文化。春秋战国以后，手工业、艺术及政治方面都有了卓越发展，人们生活逐渐走向丰富，开始不止于生存需求，因而武士文化、学士文化逐渐发展起来。

3.1.2 秦汉至六朝时期

秦汉至六朝时期武汉地区政治地位有了极大提高，逐渐成为荆楚大地的政治军事中心[24]，并相继出现却月城、夏口城和鲁山城的三个重要军事据点。公元558年南朝定都于郢州城（今武昌区），使武汉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首都。然而重要的军事地位也伴随着频繁的战争，并给文物保护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武汉市秦汉至六朝的800余年间仅存11处文物保护单位，而且空间分散，类型单一，以士文化、工文化及兵文化为主，主要表现为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仅手工文化类型的文物在新洲区有小范围的聚集特征。汉朝时生产力水平及综合国力相对繁盛，因此该时期留有的文保单位多属汉朝。

3.1.3 隋唐至明清时期

隋唐至明清时期共有59处文保单位，其中士文化（25处）数目占比最大，工文化和兵文化类型次之。该期文物保护单位类型多样，除学士文化占比较高外，兵文化、工文化和商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分布。空间分布上无明显的集中趋向，各行政区均有少量分布，具体特征表现为：①明朝的文保单位留存量最多，这与明朝享有“楚中第一繁盛”、“九省通衢”等美誉的“汉口”之崛起分不开；②生存文化内涵的文保单位逐渐消失，商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首次出现；③隋以后科举制逐渐走向成熟，以问津书院为代表的士文化快速发展；④封建社会经济的不断积累和生产生活条件的逐渐提升使各种民间建筑大力发展，古建筑形制的文保单位开始增加，这与隋以前以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为主要形制的特点完全不同。

3.1.4 晚清至民国时期

晚清至民国是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武汉在军事作为、工商业等发展上都位于全国前列。这一时期不仅是武汉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25]，更是武汉历史上留存文保单位最多的一个时期（共145处），文化类型丰富，仅次于隋唐至明清时期；在空间分布上具明显的集聚特征，仅江岸区就分布有58处，形成了一个高密集区。具体特征为：①以兵文化类型为主，其中军事纪念文化、军事指挥文化占比最高；②士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数量众多，学士文化、信徒文化、武士文化及志士文化均有分布；③商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历史最多，清末张之洞在武汉开新式学风、兴办工业、实施“新政”，刺激了武汉市近代工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④武汉近代工业的崛起，促进了机械文化的形成，这与清以前以手工文化为主的特征明显不同。

3.1.5 新中国成立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该时期的20处文保单位中各类型的数量差距较小（表2），且空间分布较均匀，集聚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①工文化属性的文保单位数量相对较多，主要是因为五年计划期间随着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等大型重点企业的建成，武汉被定为以冶金、机械为中心的工业城市，建设了一批大型、重点工厂，因而留下武汉轻型汽车厂办公楼、汉刚转炉车间等具有机械文化内涵的文物保护单位。②该时期开始出现农文化特点的文保单位，主要表现为人民公社运动及大跃进时期形成的叶家里渡槽、石骨山人民公社办公楼等代表农耕技术和农耕信仰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

3.2 社会记忆的总体演变特征

3.2.1 不同属性文保单位的时代演变特征

整体上五大发展阶段武汉市文保单位的总数量呈“S”型波动，但各类型呈不同波动状态（图2）：①士文化类型在第五阶段数量最多，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少。具体为远古至六朝以武士文化和学士文化为主；唐朝开始出现了信徒文化，唐朝至明清以道教和佛教为主，而近代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及西方信仰文化的传入，清朝至民国间出现了一批具有天主教特色的文物保护单位；新中国成立至今以志士文化为主。②武汉农业社会时期存留的文保单位多以遗址类为主，体现农业生产力文化特征的文保单位仅出现在新中国之后，说明武汉市农业文化不具有典型特色。③工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数量整体呈递减趋势，总体呈现出“生存文化—手工文化—机械文化”的过渡趋势，其中远古至春秋战国生存文化数量最多，秦汉至明清手工文化最多，晚清至新中国以机械文化类型为主。④虽然湖北在唐朝时期就以繁荣的转运贸易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一，但武汉留存下来的商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多属清以后，其中晚清至民国时期数量最多，唐宋至明清期间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本土商贸文化为主，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本土商贸文化和外来租借文化平分秋色。⑤除军事防御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多属隋唐至明清时期外，其余兵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多属于晚清至民国时期。
图2 武汉市文保单位历史脉络

Fig.2 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Wuhan

3.2.2 社会记忆的历史分期演变特征

武汉市文保单位丰富多彩，从数量上看远古至近代呈不规则递增趋势，其中晚清至民国数量最多，秦汉至六朝数量最少。武汉市社会记忆整体发展经历了远古至六朝，隋唐至新中国成立的两大阶段。第一发展阶段的文物保护单位类型单一、数量偏少，生存文化数量最多，除此之外还留存有少量的学士文化、军事防御文化、武士文化和手工文化类型的遗产。形制以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为主，文物保护单位表现出明显封建特色，以为封建统治服务为主要功能。第二发展阶段文保单位的文化类型更丰富，数量较多，开始出现商文化和农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形制的文保单位逐渐增多，人文特色更明晰。晚清以前，各级、各类文化遗产分布离散，以工文化为主；晚清以后，文化遗产集聚程度高，以兵文化为主。
表3 社会记忆下武汉市文保单位历史演化

Tab.3 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Wuh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不同阶段 士 农 工 商 兵 数量
总计
学士 志士 信徒 武士 农技 农信 生存 手工 机械 本土 外来 纪念 指挥 防御
远古至战国 1 - - 1 - - 39 5 - - - - - 3 49
秦汉至六朝 1 - - 3 - - - 4 - - - - - 3 11
隋唐至明清 14 - 7 5 - - 1 12 2 3 - 4 2 8 58
晚清至民国 8 24 6 1 - - - 2 12 19 16 32 23 2 145
新中国成立至今 3 2 - 3 1 - 1 4 2 - 4 - - 20
类型总计 27 10 13 10 3 1 40 24 18 24 16 40 25 16 283
武汉市社会记忆演化总体呈现出“生存文化—手工文化—学士文化—本土商贸文化—机械文化—军事纪念文化”的过渡特征（图3）。虽然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历史更迭中日新月异，但社会记忆的这种演化特征，明显体现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变化，尤其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也说明社会记忆的演化，受社会群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直接影响，主流生产力决定了社会记忆的构建，新兴的、具有活力的社会群体往往成为社会记忆的主体建构者。这恰恰也呼应了福科、列斐伏尔等代表的微观权力论观点，即“知识就是权力”，“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运作的结果”。
图3 武汉市文保单位过渡特征

Fig.3 The transition feature of the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Wuhan

4 武汉市文保单位社会记忆的空间分布特征

4.1 不同属性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4.1.1 士文化记忆

民国时期武汉一度成为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战争的主战场，众多仁人志士奔赴武汉，这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使该时期具有志士文化内涵的文保单位数量众多。武汉中心城区士文化的核密度值最高，其中武昌区和江岸区最为集中，长江、汉江的沿岸区域次之，士文化的中心点坐标为詹天佑故居。士文化空间分布上整体呈现以汉江为集中分布轴，沿江汉二桥，过长江隧道，至民主路及八一路呈密集分布；以长江为离散分布轴，其中以沿江大道为主线，洞庭街、一元路、车站路等为副线呈离散分布；在江岸区及武昌区附近形成“L”型高度密集区，总体分布近似京广线方向。
从二级分类来看，学士文化空间集中特性不明显，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皆有分布；志士文化主要集中于军事、政治及经济地位更加重要的中心城区；信徒文化分布在交通便利、人口较多且适宜宗教传播的中心城区；武士文化呈分散分布状态。

4.1.2 农文化记忆

农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仅有四项，且均分布于外围城区，其中新洲区数目最多，其次为东西湖区。农文化类型文保单位的中心点坐标为叶家里渡槽，空间上沿横麻铁路（京广铁路与京九铁路之间在湖北省的联络线向）离散分布，且沿倒水河集中分布，但无集中分布区。农文化下属的农耕技术文化共计3项，为防洪、灌溉所用；农耕信仰文化有东西湖大堤纪念碑1项，为纪念武汉抗洪所修，体现了人民众志成城抗洪抢险的信仰文化。

4.1.3 工文化记忆

工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多与工业、制造业有关。此类文保单位整体分布较均匀，相对在武昌区及江岸区形成高密集区，黄陂区和新洲区形成次密集区。工文化类型文保单位的中心点坐标为汉口电灯公司旧址（江岸区）；整体沿长江离散分布，沿汉江集中分布，分布方向近似京广线，这是由于沿长江且临近京广铁路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各种原料的获取以及货物的转运；总体形成“一主四轴”的放射状分布形态，即以中心城区为主核心，向外围城区扩散形成滠水发展轴、举水—倒水发展轴、汉江集中发展轴、沪渝高速沿线发展轴四大发展轴。
二级分类中生存文化皆为遗址类型，空间上由于外围城区在历史发展中大规模的建设较少，因而此类文保单位集中于黄陂区、新洲区等外围城区；手工文化以手工制造为主，多数为墓葬形式，由于该文化处于生存文化和机械文化的过渡期，空间分布与生存文化相似，皆分布于外围城区，这应该与古人讲究风水，多将墓葬选址于近郊的风水宝地有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江岸区、武昌区等中心城区作为武汉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而留存有大量的机械文化。

4.1.4 商文化记忆

武汉市商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在江岸区形成高度密集区，中心坐标为汉口景明大楼（江岸区），由于此类文化的标准差椭圆的扁率较小，因而分布的方向性也较弱，总体而言沿江岸、武昌区离散分布，沿京广铁路集中分布，且在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夹合区域呈矩形分布区。
本土商贸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集中分布于江岸区和江汉区，且多形成于汉口开埠后工商业繁荣发展时期，其中又以银行业尤为繁荣（8家）；外来租界文化皆分布于江岸区，这主要是由于江岸区是武汉历史上唯一存在过外国租界的城区，因此外贸交易频繁，租界文化繁荣。

4.1.5 兵文化记忆

武汉市兵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不仅数量多且历史时期延续最长。武汉中心地区兵文化类型文保单位的核密度值最高，并以武昌区分布最为集中，这主要是因为在清末及民国时期，武汉市包括武昌区、江岸区和洪山区等在内的中心城区一度成为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战争的中心战场，为党的诞生及新中国成立贡献了极大力量。该类文保单位沿长江、近京广铁路分布的特征明显，这应该是因为交通便利而有利于开展军事活动。兵文化的中心点坐标为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旧址（武昌区），整体沿解放大道和沿江大道夹合区域呈线状离散分布，南始武珞路与八一路沿线，北至中山路及公正路范围呈线状集中分布，分布方向近似于京广线；总体在江岸区及武昌区呈“L”形分布体系。
军事纪念文化多分布于中心城区，此类文保单位主要为烈士公墓及陵园，用以纪念在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将领及士兵；军事指挥文化集中分布在江岸区、武昌区，主要为政府机关旧址，在领导战争指挥作战上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军事防御文化空间分布上较为零散，主要为古城、古寨遗址。
图4 各类型文保单位分布方向

Fig.4 The distributed direction of each type of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units in Wuhan

4.2 总体分布特征

基于社会记忆视角，对武汉市“士农工商兵”五大文化类型的文保单位进行分析，发现武汉市文化空间体系总体呈现“两轴、四斑块、两圈层”的空间结构（图5）。①两条文化发展轴：一条为长江主轴方向，其西北侧大量分布了“兵”、“工”、“商”、“士”类文化遗产，东南侧集中分布了具有“工”文化性质的遗产；另一条为汉江沿线方向，即大智路和香港路方向，其东北侧相对均匀地分布着五种类型文化遗址，西南侧集中分布着具有“兵”和“工”文化性质的遗产。②四个文化斑块：“商”斑块主要在江岸区沿江区域形成圆形斑块，“兵”文化主要在“江岸—江汉—武昌”三个区的临近长江区域形成“L”形斑块，“工”文化则在“江岸—江汉—硚口—武昌”的四区形成“四足鼎立”形斑块，“士”文化在“江岸—江汉—硚口—武昌”的近江区域形成“L”形斑块。③两个文化圈层：核心圈层（江岸、江汉、武昌、硚口、汉阳、洪山、青山区所围成的圈层）内集中分布着五类文化遗产；外围圈层（黄陂、新洲、东西湖、蔡甸、汉南、江夏区等形成的圈层）内广泛分布着“工”文化遗产，除此之外还集中分布着“农”文化遗产，以及少量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
图5 武汉市文化空间结构图

Fig.5 Cultural spatial structure in 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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