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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7: 194 - 20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7.022

三农、土地与生态

税收竞争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的实证检验

  • 田时中 , 1 ,
  • 张浩天 2 ,
  • 李雨晴 3
展开
  • 1.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中国安徽 合肥 230601
  • 2.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安徽 合肥 230041
  • 3.西南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中国四川 成都 611130

田时中（1984—），男，安徽岳西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税政策与环境绩效。E-mail：。

收稿日期: 2018-10-23

  修回日期: 2019-03-3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7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JL025)

安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18A0009)

收起

Empirical Study:Impact of Tax Competi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 TIAN Shizhong , 1 ,
  • ZHANG Haotian 2 ,
  • LI Yuqing 3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China
  • 2. Anhui Provincial Investment Group Holding CO.，LTD，Hefei 230041，Anhui，China
  • 3.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Sichu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0-23

  Revised date: 2019-03-31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7

Fold

摘要

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污染数据为样本建立三维时序立体数据表，运用极值熵值法测度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双重视角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利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①2000—2016年，中国环境污染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改善明显；2005年以后，中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上升；2012年以前，西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交替升降的演变趋势，而近年来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超越东部和中部地区。②从税收总量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显著抑制污染排放，是一种“趋优竞争”。③从税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加剧污染恶化，企业所得税竞争有效抑制污染排放。④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税收竞争程度低，对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较为显著。⑤从政府环境管制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环保政策相互影响，显著抑制环境污染。改革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完善税收分权体制和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 分税制; 税收竞争; 环境污染; 污染排放; 环境规制; 差异化税收政策

本文引用格式

田时中 , 张浩天 , 李雨晴 . 税收竞争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的实证检验[J]. 经济地理, 2019 , 39(7) : 194 -20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7.022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pollution data of 3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three-dimensional data table and measures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applying the extreme value entropy method, it sets up a panel regression model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tax amount and structure and uses differential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ax competi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 1)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ws an upward trend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6.The intensity of pollution emission was higher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efore 2003, the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pressur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increased in the central region after 2005; the intensity of pollution emission showed an alternating upward and downward trend in the western region before 2012, the pressur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 higher in the western region recent years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tax revenue, the intergovernmental tax competition has significantly restrained pollution emissions, which is a kind of "preferential competition".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structure, the value added tax competition has aggravated the deterioration of pollution, and enterprise income tax competition has effectively restrained pollution emissions. 4) In term of region, tax competition is low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its impact on pollution emissions is not significant; tax competi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llution emiss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5)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control, tax competi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interaction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significantly inhibi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imperative to reform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official promotion, improve the tax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and implement the differential tax policy.

Key words： tax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tax competi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ollution emiss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fferentiated tax policy

分税制实施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政府税收大幅增加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一方面，对于分税制改革的益处，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共识；另一方面，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引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1]。现行分税制下，受GDP竞赛和官员晋升的激励，地方政府间基于拓展税基和增加税收收入的税收竞争，导致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出现扭曲，特别是带有显著外部性的环境保护，往往成为被牺牲的一项公共职能，进一步影响区域污染排放绩效。面对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如何利用税收手段，协调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降低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当前我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时期，需要发挥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规范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行为，激励地方政府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引导企业开展节能环保技术革新，最终达到降低污染排放的目的。那么，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引致的流动性要素变化是否加剧了工业污染排放?不同税种间的竞争对于工业污染排放是否存在异质性?地方政府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税收服务于当前污染防治攻坚战?这是一个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需要破解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探讨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对于优化税收结构、规范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精准治理工业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及现实意义。
国外，早在1920年，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系统阐明了根据污染排放的危害程度征税的观点，在“庇古税”理论基础上，Pearce等人对环境税展开了讨论[2]。而Cumberland较早研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间的“破坏性税收竞争”会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可能会通过放松环境监管的方式降低污染排放企业的污染处理成本，使得地方政府间出现“趋劣竞争”[3]。Wilson和Rauscher的研究也证实了地方政府在拓展税基和提升区域竞争优势方面，会采取放松环境规制和降低税负的行为，在与企业博弈过程中，也可能采取策略性税收政策[4-5]。由此，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经济领域，使得环境公共服务供给低效，此时，社会福利水平呈现“趋劣竞争”现象。在不同的环境污染领域，基于政府追求辖区民众福利最大化的假设，在对美国“清洁空气方案”实施前后的大气污染状况的实证比较发现，各州不存在“趋劣竞争”，反而出现“趋优竞争”现象[6]。对中国地方城镇污染排放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间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及辖区居民的诉求会推动地方政府加大污染治理力度，而当地方政府面对不同的污染治理诉求时，会采取“骑跷跷板”策略[7-8]。
国内学者研究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绩效时，得出了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实施策略性税收政策的结论[9]。综合考察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时发现，相邻辖区政府在环境财政支出及环境监管力度方面存在相互攀比式竞争，在对具体污染物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一系列税收竞争措施，放松对工业SO2排放的控制，导致大气污染进一步加剧[10]。而分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越激烈，污染程度加剧，但全国性、区域性和空间外溢性环境污染恶化程度并不一致，证实了政府策略性竞争显著加剧环境污染[11]。具体到税收竞争策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的研究，不同学者的研究也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论，如探究税收负担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发现宏观税负显著促进地区工业污染的排放，且存在地区差异，宏观税负越低，环境污染程度越低[12]，持反对观点的认为若地方政府采取宽松的环境政策鼓励本地区企业的发展，则会降低宏观税负，企业污染排放增加，环境污染会加剧，而不同税种治理环境污染的效应并不显著，政府竞争程度对工业污染排放影响不同[13-14]。探究税收优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策略性环境管制以及较多的税收优惠，都会加剧环境污染恶化，不过，不同的税收竞争策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不一致[15-17]。此外，对环境污染强度的评价上，一种方式是以某一类污染物替代环境污染[18]，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选取多种污染排放物，运用定量评价方法测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据此进行实证分析[19]。
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竞争双重视角来看，现有研究尚有如下问题有待解决：①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机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厘清；②税收总量与不同税种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尚需实证检验；③需结合当前中国大力治理工业污染的背景，探究地方政府策略性环境政策的治污效应。基于此，依据分税制理论及改革实践，研究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两点：一是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尝试运用极值法进行数据标准化，然后依据熵值法测算工业污染排放指数，据此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差分广义矩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丰富了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分析文献。二是研究视角方面，不仅从税收总量视角研究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而且从税收结构视角进一步探讨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力度的治污效应，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研究维度。

1 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及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测评

1.1 税收竞争基本内涵与现实演进

国际上，Diamond等研究认为，要实现税制优化目标，税制设置要符合效率原则，还要兼顾公平，这是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开端[20]。基于中国的实际，学者们研究认为，税收竞争分为制度内和制度外竞争，所谓制度内税收竞争指的是地方政府利用中央施行的区域差别性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制度规定的税收权限开展的竞争；所谓制度外税收竞争指的是地方政府突破税收制度约束，采用其他竞争手段，增加或降低税收收入的竞争形式，在结构和形式上表现为纵向和横向竞争，即纵向央地政府和横向地方政府间就税收展开的竞争[21]。1994年中国开始分税制改革，使得国家财力分配关系逐步统一，这体现在税收种类和央地税收分配比例上，有利于国家税收制度完善和税收总量增长，由于中央掌管税收立法权，部分征管权及收益权下放地方政府，为有效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可以控制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进而影响税收征管效率。同时，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高低受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出现地方政府间财力“横向不平衡”现象，而地方政府壮大经济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职能并未因此而改变。为有效履责，地方政府需要不断培植财源，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而税收是构成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故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本文侧重研究横向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

1.2 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机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借鉴前人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10,12,23-24]，构建如下的理论分析框架：若地方政府i辖区内的工业污染强度ENV取决于工业废气排放量（X1）、工业废水排放量（X2）、工业固废排放量（X3）、工业SO2排放量（X4）、工业烟尘排放量（X5）和工业粉尘排放量（X6）等工业污染源的排放，则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的函数式为：
E N V X 1 , X 2 , X 3 , X 4 , X 5 , X 6
一阶导数ENV′大于0，二阶导数ENV''小于0，表示环境污染强度随着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增加而增加，由于环境公共产品属性，当污染达到一定程度，人们转而会重视环境污染治理，从而推动污染排放强度下降。地方政府i的经济竞争的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总量Z，当经济总量Z获得增加，必然增加地方政府i的税收收入T，其函数式为：
Z T
设其反函数为：
T Z
假设地方政府i的效用函数为：
Y Z T , E N V X 1 , X 2 , X 3 , X 4 , X 5 , X 6
式中：Y′Z大于0，Y′ENV小于0。将反函数（3）代入效用函数（4），得到函数：
Y T Z , E N V X 1 , X 2 , X 3 , X 4 , X 5 , X 6
若考虑地方政府间税收总量竞争和税收结构竞争的差异时，上述函数式则演变为：
Y T j Z , E N V X 1 , X 2 , X 3 , X 4 , X 5 , X 6
式中：j项税收分别为总税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本文不考虑其他税种。
要实现效用函数Y最大化，则需要地方政府努力提高经济总量Z，同时积极治理环境污染ENV，受分税制、地方政府竞争及官员晋升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并不一定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实现GDP增长，增加官员晋升机会，忽视环境污染的治理。
衡量税收竞争的方式有多种[10,12,24]，如以税收收入的增加、税收负担即平均税率以及构建税收竞争指标来衡量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程度，本文采用如下公式衡量税收竞争程度：
C O M = T a x t j / G D P t T a x i t j / G D P i t
式中：分子代表了样本省份t年平均实际税率；分母则代表每个省份i在t年的实际税率；j分别为总税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总税收代表地方政府税收总量竞争，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代表地方政府间接税和直接税的竞争，即税收结构竞争；COM是全国所有辖区的平均实际税率与该地区的实际税率之比，COM越大，代表了该辖区相对税负水平越低，相反，COM越小，该辖区相对税负水平越高。
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增加的视角看，地方官员在税收竞争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策略博弈表现为三种经典模式：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增加，此时地方政府采取的是“趋劣竞争”策略；②地方政府税收增加的同时，环境污染排放强度降低，此时地方政府采取的“趋优竞争”策略；③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与不同环境污染呈现差异化的相关性，此时地方政府采取的是“骑跷跷板”策略。环境联邦主义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增加税收，而对于污染排放的管制不够积极，容易形成企业为降低税负不断增加污染排放的恶性循环，但这并不能说明地方政府没有治污减排的动力，相反，地方政府顾忌本辖区内的环境污染程度及自身的社会形象，会采取措施降低税负，以此激励企业控制污染排放，只不过，要达到双赢局面，则需要排污企业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博弈。随着“营改增”全面实施和环境保护税的开征，中国的税制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而不同地区不同税种竞争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环境效应需要进一步检验。从地方政府角度说，地方政府在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税收监管力度会发生改变，当地方政府加强税收监管，实施严厉的环保管制措施，企业会减少排污，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相反，若地方政府放松环境规制，不重视税收监管，则可能导致排污企业肆无忌惮地排污，加剧污染排放。
综上，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视角，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从税收总量来看，“趋优竞争”策略下，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程度越高，辖区相对税负水平越低，会抑制地区环境污染排放；“趋劣竞争”策略下，随着税收竞争程度下降，辖区相对税负水平越高，会加剧环境污染排放。
假说2：从税收结构来看，“趋优竞争”策略下，地方政府间企业所得税竞争程度越高，辖区企业所得税相对税负水平越低，会抑制地区环境污染排放；“趋劣竞争”策略下，随着增值税竞争程度下降，辖区增值税相对税负水平越高，会加剧环境污染排放。
本文不对工业污染物进行区分，但考察政府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提出：
假说3：从地方政府环境管制效果来看，地方政府环境管制与环境污染排放成负相关关系，环境管制加强，会抑制环境污染排放；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则加剧环境污染排放。

1.3 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测评

1.3.1 测评方法——极值熵值法

谭志雄等探讨了熵值法在污染评价中的运用[19]。为避免标准化值出现负值，更好地体现逆向指标对评价对象的作用，本文采用极值法对污染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依据线性拟合公式测算污染排放指数：
E N V i = ∑ j = 1 n ω j · x i j '   i = 1,2 , ⋯ , 30 ; j = 1,2 , ⋯ , 6
式中： E N V i为环境污染排放指数； ω j为指标权重； x i j '为指标标准化值。综合指数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反之，环境污染趋于改善。据此，可对评价样本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综合分析中国环境污染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

1.3.2 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评价

选取中国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固废、工业SO2、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为指标，测算污染排放强度，样本数据来源于1999年之后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统计年鉴（因数据缺失，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因2011年以后统计口径变化，评价中将烟尘和粉尘合并计算。基于极值熵值法测算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具体计算由Excel和SPSS 19.0完成，过程省略，污染指数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极值熵值法的中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指数：2000—2016年

Fig.1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China based on extreme entropy method in 2000-2016

总体上看（图1），2000—2016年，中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其中，2000—2005年，工业污染排放增速明显，污染指数从0.2375增长到0.3508。直到2010年，工业污染排放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部分年份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环保政策有关，环境污染治理效果初步显现。但是，2011年以后，环境污染排放指数快速上升，2014年为最高点，近两年有所缓解，一方面是由于2012年以来，中国雾霾污染集中爆发，大气污染加剧；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转型期，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效果还未显现。
分地区看 ① ，2003年以前，中国东部地区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高于中、西部地区，2003年以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一直低于中、西部地区（图2）。2005年以前，中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低于东、西部地区，但2005年以后，中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在三大地区中居高不下，一方面由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开始加快发展，工业污染排放量增加，另一方面，受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影响，中部地区承接了一部分高污染工业企业，增加了污染排放，同时，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不高，也是造成中部地区污染排放不降反升的原因之一。2000—2012年，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交替升降的演变趋势，此后，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快速上升，超越东部地区，仅次于中部地区。说明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增大，这与西部大开发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西部地区脆弱的环境系统有关，未来需要切实保护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推动全面可持续发展。
图2 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分地区横向比较(2000—2016)

Fig.2 Regional horizontal comparis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a (2000-2016)

纵向来看（图3），2000—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最低，其次是2004—2007年，然后是2008—2011年，而2012—2016年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最大，说明，纵向上，过去17年以来，全国年均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是逐年上升的，中国污染防治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时空特征上，环境污染呈现东部—中部—西部转移的演变格局，地图颜色由红、黄、橙色多色调并存转向红色为主，只有四川、重庆、广西呈现橙色，北京呈现黄色。结合污染排放指数可知，2011年以前，东、中部省份污染排放强度高于西部省份，2012年以来，西部省份环境污染压力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但并不说明西部省份环境质量趋于好转，实际上，西部和中部一样，在经济稳增长、调结构过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
图3 基于移动平均的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纵向比较

Fig.3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hina based on mobile average

2 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为有效分析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总量竞争、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选用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设立如下模型，验证假说1和假说2。
E N V i t = α i + β 1 T - C O M i t + β 2 Z F B H i t + β 3 P G D P i t + β 4 I N D i t + β 5 R D i t + β 6 E N V i t - 1 + μ i t
E N V i t = α i + β 1 Z - C O M i t + β 2 Z F B H i t + β 3 P G D P i t + β 4 I N D i t + β 5 R D i t + β 6 E N V i t - 1 + μ i t
E N V i t = α i + β 1 Q - C O M i t + β 2 Z F B H i t + β 3 P G D P i t + β 4 I N D i t + β 5 R D i t + β 6 E N V i t - 1 + μ i t
此外，政府间税收竞争也会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力度的方式来影响环境污染。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能为了争取企业投资从而放松对环境的监管；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竞争所增加的财政资金可能会促使政府增加环境保护的投入，因此，通过加入税收竞争与政府环境保护投入的交互项来进一步探讨政府环境管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设立如下模型，验证假说3。
E N V i t = α i + β 1 T - C O M i t + β 2 Z F B H i t + β 3 P G D P i t + β 4 I N D i t + β 5 R D i t + β 6 E N V i t - 1 + β 7 C × Z i t + μ i t
E N V i t = α i + β 1 Z - C O M i t + β 2 Z F B H i t + β 3 P G D P i t + β 4 I N D i t + β 5 R D i t + β 6 E N V i t - 1 + β 7 C × Z i t + μ i t
E N V i t = α i + β 1 Q - C O M i t + β 2 Z F B H i t + β 3 P G D P i t + β 4 I N D i t + β 5 R D i t + β 6 E N V i t - 1 + β 7 C × Z i t + μ i t
式中：ENV是被解释变量，以极值熵值法测算的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替代；COM是核心解释变量，T-COM表示政府间税收总量竞争，Z-COM表示增值税竞争，Q-COM表示企业所得税竞争；α为常数项，β为待估参数；C为税收竞争；Z为政府环境保护力度；控制变量包括：政府环境保护力度ZFBH，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结构发展程度IND，研究开发水平RD，μ为随机扰动项，i代表中国大陆地区的30个省份，t代表时间。考虑到环境污染受相邻年份的影响，引入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的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予以解决。由于滞后一期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静态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会有误差，选择差分广义矩方法估计（GMM）动态面板的参数。

2.2 变量选取

2.2.1 核心解释变量

税收竞争（COM）。本文采用公式（7）计算COM值，衡量政府间税收竞争程度。

2.2.2 控制变量

政府环境保护力度（ZFBH）。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过程中往往通过改变环境保护政策与资金投入的方式来吸引投资，因此将政府环境保护力度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其值用地方政府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来表示。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PGDP）。人均GDP能体现地区生产力水平，而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地区人口与经济规模对GDP总量的影响较大，难以准确衡量一个地区真实的经济水平，因此，选择地方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为消除异方差，将该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
产业结构发展程度（IND）。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会影响环境污染程度，由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而发展第二产业伴随着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因此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发展程度。
研究开发水平（R&D）。研究与开发投入是一国科技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体现，研究与开发投入较多的地区更能吸引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入，减少污染严重企业的数量，从而减轻环境污染。因此，选取R&D指标代表各地区研究与开发投入水平进而考察其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

2.2.3 数据来源说明

与环境污染排放强度的测算保持一致，选取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因西藏数据缺失严重，予以剔除，港、澳、台地区因数据差异也不做考虑），相关数据皆具有可获得性，来源于1999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统计局或政府官方网站，为节省篇幅，原始数据不再列出。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工业污染排放的滞后性，引入污染指数滞后一期，不适宜采用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参数。研究中对系统广义矩和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差分广义矩估计更为合理，接受差分广义矩估计结果。表1报告了税收总量与税收结构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1 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1)

Tab.1 Regression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tax competi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1)

解释变量 总税收竞争
模型式（9）		 增值税竞争
模型式（10）		 企业所得税
竞争模型式（11）
T-COMit -0.4103***
（0.064）
Z-COMit 0.0858***
（0.0253）
Q-COMit -0.0383***
（0.0034）
ZFBHit -21.3498***
（1.8126）		 -14.1933***
（0.8665）		 -18.79***
（1.5372）
PGDPit 0.0473***
（0.0004）		 0.0779***
（0.0056）		 0.0624***
（0.0093）
INDit 0.2202
（0.1482）		 0.0284
（0.1225）		 0.0918
（0.1469）
R&Dit -38.3342***
（6.9428）		 -40.3698***
（4.8511）		 -40.1503***
（7.6184）
ENV（-1）it 0.3465***
（0.0085）		 0.3558***
（0.0074）		 0.3652***
（0.0063）
AR（1） 0.0001 0.0001 0.0001
AR（2） 0.1745 0.2342 0.2187
SARGAN 0.3596 0.2637 0.2656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差。表2~表4同。

从总体税收竞争角度看，政府间的税收竞争程度和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呈现负相关关系，即政府间税收竞争不仅不会加剧环境污染，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环境污染排放，验证了假说1是成立的。这一结论与当前部分研究结论存在不一致性[21]，原因在于既有的部分研究以税收竞争为核心解释变量去解释单一的工业污染指标，以检验税收竞争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偏颇。地方政府在各类环境保护投入的力度是不一致的，这会导致政府间税收竞争与不同的环境污染排放量存在不同的关系，即“骑跷跷板”效应。故而，既有部分研究在环境污染变量选择上的予以区分的做法，使得实证结果不能代表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整体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在考察环境污染程度时，为克服单一污染指标的局限性，而采用了六类污染指标的综合指数，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污染变量的选取不一致，会对回归结果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事实上，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环境保护既具有纯公共产品属性，又具有地方性公共产品特性，前者由中央政府调控，后者则由地方政府进行调控，一个地区环境质量好转既取决于环境污染的总量，比如臭氧层，又取决于辖区内污染物排放，如工业污水，因此，环境污染替代指标对实证分析产生较大影响。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增加了可支配财政收入，促使地方政府将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对于抵消税收竞争过程中企业增加导致的辖区内污染源增加的问题具有一定作用，发挥了地方政府调控环境公共产品的作用，有效抑制了环境污染恶化[10]。
从增值税竞争角度看，增值税竞争程度与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增值税竞争程度提高，会导致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验证了假说2是成立的。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理论中探讨的政府税收“趋劣竞争”问题，还应将增值税的性质考虑在内。由于增值税属于间接税，在生产地原则下，大部分税收由生产地政府享有，而消费地政府在抵扣制度下只得到很少部分税收。税收分享下，生产流通环节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激励更大，为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扩大投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多的增值税，会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加大生产环节的投资，促进财政收入增加，也造成工业重复建设、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与此同时，营改增前增值税收入的3/4归中央所有，而剩余的1/4属于地方所有；营改增后，央地政府各获得增值税收入的50%，但中央政府享有税收立法权与管理权，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空间进行税收博弈，从增值税竞争中获得的激励较小。因而，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制度外的增值税竞争如财政返还、包税买税、变相补贴等，去吸引资本进入本辖区，而制度外的税收竞争存在较强的负向效应，是区域经济失衡的外部诱因之一，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容易带来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环境污染。
从企业所得税竞争角度看，企业所得税竞争与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说2是成立的。一方面，企业所得税是工业企业除增值税外需要负担的另一主要税种，而与增值税不同的是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2018年国地税改革前，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务局管理，地方政府对企业所得税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及所得税减免政策调节税收竞争，一定程度上给予政府间税收竞争更大空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所得税竞争过程中，通过一些隐性的税收手段，如税收优惠、放宽审批条件等方式降低企业成本。现实中，企业对税收减免较为敏感，通过税收减免使企业直接体会降低成本带来的收益，从而激励企业积极治理环境污染。实证结果表明，政府R&D经费的增加有效改善了环境污染，因此，税收竞争通过为企业节约成本、促进企业增加环保研发投入的方式实现减费减税，导致环境污染改善。
从控制变量角度看，经济发展会加剧环境污染排放，符合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前期趋势的变化，与经验研究结果一致，即随着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会加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过程中的工业集聚效应，可能会增加污染排放。由于环境公共产品属性，环境治理出现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加强管控力度进行污染防治，实证检验显示，地方政府通过增加环境保护投入的方式对于降低环境污染排放是有效的。随着研发投入的提高，有助于高污染企业改变粗放生产经营方式，按照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的要求，进行清洁生产，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

3.2 交互项回归结果分析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过程中，基于财政分权的双重激励，会采取不同的环境管制政策，以实现自身竞争力的提高[3]。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放松环境监管力度，降低企业的相关成本，吸引更大投资，此时，税收竞争通过放松环境管控的方式传导到环境污染排放上，阻碍环境污染的改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使得地方政府获得足够的财政资金，进一步提高环保投入，对环境污染排放产生间接影响。为进一步探讨政府间税收竞争通过政府环境管制的传导影响环境污染，利用模型12、13、14估计交互项参数，以验证假说3。
表2报告了交互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估计结果，研究发现，加入政府环境保护投入与税收竞争的交互项后，无论总体税收竞争、增值税竞争、企业所得税竞争，其交互项与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伴随着地方政府不断降低税负，提高税收竞争程度，不仅不会加剧环境污染，反而促使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不断加大环保投入，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排放，验证了假说3是成立的。
表2 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2)

Tab.2 Regression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tax competi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

解释变量 总税收竞争
模型式（12）		 增值税竞争
模型式（13）		 企业所得税竞争模型式（14）
T-COMit -0.4100***
（0.0671）
Z-COMit 0.0876***
（0.0278）
Q-COMit -0.0396***
（0.0035）
ZFBHit -20.7434***
（0.0187）		 -14.8310***
（1.3242）		 -18.7153***
（1.5704）
C&Zit -35.7885**
（5.6243）		 -18.7880
（9.9518）		 -14.3968***
（4.7441）
PGDPit 0.0483***
（0.0115）		 0.0830***
（0.0078）		 0.0618***
（0.0073）
INDit 0.1602
（0.1408）		 0.0490
（0.1629）		 -0.1271
（0.1273）
R&Dit -37.5050***
（8.7306）		 -42.2494***
（5.5441）		 -41.6627***
（7.2003）
ENV（-1）it 0.3881***
（0.0086）		 0.3578***
（0.0083）		 0.3661***
（0.0073）
AR（1） 0.0001 0.0001 0.0001
AR（2） 0.1581 0.3093 0.2564
SARGAN 0.3248 0.2725 0.2262

3.3 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对前文测算的税收竞争程度进行分地区比较发现，我国税收竞争程度呈现出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程度较强，而东部地区的税收竞争程度弱的地区差异。为进一步探索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从东部、中部和西部视角进行分地区讨论 ① ，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分地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结果

Tab.3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tax competi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regions

解释变量 总税收竞争模型式（9） 增值税竞争模型式（10） 企业所得税竞争模型式（11）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T-COMit -0.0074
（0.0198）		 -0.3501***
（0.0841）		 -0.0974***
（0.0076）
Z-COMit 0.3313**
（0.1125）		 0.2349***
（0.0887）		 0.0975**
（0.0193）
Q-COMit -0.5083
（0.1140）		 0.0129*（0.0154） -0.0148***
（0.0050）
ZFBHit -2.770
（2.3509）		 -30.0908
（9.4338）		 -0.6021***
（0.1725）		 -9.0464
（10.9353）		 -0.2349***
（0.0887）		 -4.3045
（0.8825）		 -20.1501***
（11.1768）		 -32.6390**
（13.1796）		 -1.3359***
（4.0247）
PGDPit 0.0274***
（0.0026）		 0.0579**
（0.0188）		 0.0005***
（0.0001）		 0.0792***
（0.1000）		 0.0662***
（0.0184）		 0.0646***
（0.0046）		 0.0264**
（0.0122）		 0.0815***
（0.0253）		 0.7180***
（0.0065）
INDit -0.5867***
（0.0914）		 1.21617***
（0.4235）		 0.0230
（0.0074）		 -0.4320***
（0.9832）		 1.7337***
（0.3545）		 0.0446（0.00408） 0.2607
（0.5013）		 1.3961***
（0.4214）		 -0.3965***
（0.3168）
R&Dit -13.9912***
（2.5832）		 -3.5402
（24.3895）		 -0.3825***
（0.1370）		 -55.6815
（76.9687）		 -9.7987
（20.2132）		 -47.03***
（9.4561）		 -13.4300
（14.6516）		 -2.7094
（12.9208）		 -34.3672***
（1.2860）
ENV（-1）it 0.4445***
（0.2112）		 0.2478*
（0.1088）		 0.2478***
（0.0076）		 0.2545
（0.3378）		 0.2327*
（0.1218）		 0.6736***
（0.0092）		 0.2647*
（0.1149）		 0.2647*
（0.1149）		 -0.6461***
（0.0086）
AR（1） 0.0001 0.0066 0.0014 0.0027 0.0005 0.0004 0.0027 0.0001 0.0044
AR（2） 0.1682 0.35247 0.9760 0.7503 0.9761 0.6614 0.7503 0.3457 0.7668
SARGAN 0.3664 0.0912 0.5658 0.3603 0.1890 0.5194 0.3415 0.1210 0.5816
在总税收竞争与增值税竞争方面，变量系数方向与前文的估计结果一致，不过，东部地区总体税收竞争、增值税竞争与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可能的原因与政府间税收竞争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有关，前人的研究显示税收竞争对工业集聚有着正向激励作用。工业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对企业的税收成本更为敏感，当某地区税收竞争程度较大，税负较低时，形成工业集聚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成为先富起来的地区，各类资源得到积累，大大提高了东部地区吸引外资能力，进一步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东部地区依靠自身经济环境、基础配套设施已经能够吸引大量企业争相进入本辖区，不再需要通过税收竞争的方式与中西部地区竞争，使得东部地区税收竞争程度低于中西部地区。此外，东部地区的高地价、高人工成本等因素也会迫使部分工业企业离开本辖区，转而吸引更多的高新、服务类企业进入，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东部地区税收竞争不再构成环境污染的关键因素，导致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显著。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慢，需要有效的税收政策吸引投资，而这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形成新一轮工业集聚，这可能就是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尤为显著的原因。

3.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稳健，参考沈坤荣等采用变量替代的方法[24]，运用税收负担作为税收竞争的衡量指标替代COM值，检验宏观税负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判断基准回归方程及回归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4。无论是总体税收竞争还是增值税竞争或企业所得税竞争，系数方向及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方程的结果相一致，因此，该模型的结果是稳健的，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表4 基于税负替代税收竞争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based on tax burden （replacing tax competition）variables

解释变量 总税收竞争
模型式（9）		 增值税竞争
模型式（10）		 企业所得税竞争模型式（11）
T-COMit -3.8692***
（0.4964）
Z-COMit 0.6342***
（0.2199）
Q-COMit -5.0429***
（0.0041）
ZFBHit -22.3064***
（0.9875）		 -18.1518***
（1.0083）		 -16.3563***
（0.7924）
PGDPit 0.1191***
（0.0183）		 0.0722***
（0.0092）		 0.0732***
（0.0077）
INDit 1.0740***
（0.1624）		 0.2096
（0.134）		 0.2725*
（0.1391）
R&Dit -43.8276***
（7.7862）		 -41.2141***
（6.4959）		 -29.8614***
（4.7651）
ENV（-1）it 0.3465***
（0.0085）		 0.3646***
（0.0046）		 0.3603***
（0.0042）
AR（1） 0.0001 0.0008 0.0001
AR（2） 0.2616 0.1644 0.2187
SARGAN 0.2008 0.2901 0.2656

4 结论及建议

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存在紧密的联系。首先，整体上看，2000—2016年，中国的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分地区来看，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一直低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以后，中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在三大地区中居高不下；2012年以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交替升降的发展趋势，此后，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快速上升，超越东部地区，仅次于中部地区。纵向上来看，中国年均环境污染排放强度是逐年上升的，中国污染防治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其次，从税收总量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不仅没有“趋劣竞争”，反而通过扩大税基的形式增加了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资金投向环境保护领域，对环境污染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是一种“趋优竞争”。再次，从税收结构来看，不同税种竞争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效应，即增值税竞争会加剧环境污染，企业所得税竞争有效抑制了环境污染。东部地区税收竞争程度低，对环境污染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较为显著。最后，从政府环境管制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环保政策相互影响，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政府间税收竞争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保投入，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中国背景下，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显著的，税收竞争与环境质量之间具有紧密的相关性，规范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式，是降低污染排放，提高环境质量的重要条件。从研究设计上来说，本文立足于中国省级行政区的工业污染现状，对六类污染物的外溢性并未做区分，而是依据极值熵值法拟合污染排放指数，验证了评价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实证研究上，从税收总量和结构双重视角初步探讨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不过，只检验了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其他税种的影响未做考察；同时，衡量税收竞争的指标和角度是多样化的，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本文构建的指标和选取的变量，仍需结合当前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实际进行动态考察，以深入挖掘税收竞争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政府治污决策提供经验参考，相关工作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基于此，为有效治理环境污染，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改革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分税制下，GDP竞赛和官员晋升激励，诱使地方政府选择见效快、对经济增长拉动大的产业进行竞争，对于投资大见效慢的环境污染的治理不够积极，造成了环境污染“逐底竞争”现象。要彻底扭转环境污染恶化的局面，改革现行的GDP考核和官员晋升体系，开展环境绩效考核尤为必要。具体来说，在制定环境治理目标时，一方面综合考虑各地区各类环境污染排放情况，以确定每年的环境污染排放是否有改善的趋势；另一方面需要从政府环境污染治理的角度出发，考虑政府每年环境治理投入的力度、招商引资是否有效遏制了企业环境污染等，据此考核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作为官员晋升的必要条件。
第二，完善税收分权体制。分税制下，我国省级税收竞争既有制度内的税收竞争又有制度外的税收竞争。对于制度内的税收竞争，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环境污染，这就需要采取适当的激励手段，鼓励税收竞争，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发挥税收竞争对环境保护的激励作用。而制度外的税收竞争违背了税收的公平效率原则，容易诱导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力度，使得辖区内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制度外的税收竞争的监管，不断完善税收分权制度，实现税收竞争良性循环。
第三，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当前我国税制仍以间接税为主，而增值税作为间接税的主体税种，不但没有抑制环境污染，反而加剧了环境恶化。当前，营改增全面推行的背景下，可实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进一步调整增值税税率，逐步提高直接税比例；推进差异化税收政策需要结合环境保护税征收原则，优化“谁污染，谁缴费”的规则，建立税率调节机制，通过税收手段，有效降低环境污染排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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