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力与影响研究评述

  • 马海涛 , 1 ,
  • 张芳芳 2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 2.河南大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0

马海涛(1979—),男,山东滕州人,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网络与创新。E-mail:

收稿日期: 2018-01-02

  修回日期: 2018-04-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5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011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90842)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Impetus and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 MA Haitao , 1 ,
  • ZHANG Fangfang 2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 2. The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1-02

  Revised date: 2018-04-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7

摘要

全球化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的人才竞争逐渐升级,高端人才的跨国流动愈加频繁。结合人才跨国流动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形势,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人才跨国流动的模式及其动力和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认为:①人才跨国流动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的过程,存在不同的阶段和类型,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四种形式可以很好地理解人才跨国流动的过程和阶段特征;②每一种人才跨国流动形式都存在推力和/或拉力,不能将人才流出和流入归结为国家和个人单方面的原因,国家力量和个人动机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人才跨国流动;③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人才跨国流动带来的影响,既有促进创新联系的有利影响,也有带来社会冲突的不利影响,应强化有利影响,回避不利影响;④人才跨国流动应成为新时期我国人才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方向,以服务于国家海外人才引进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本文引用格式

马海涛 , 张芳芳 . 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力与影响研究评述[J]. 经济地理, 2019 , 39(2) : 40 -4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2.005

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highly skilled labor has been strengthened, and the talent competition among countries has been gradually upgrad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this article combe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s on the model, impe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1) The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is the process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has different stages and patterns. The four forms of brain drain, brain gain, reverse brain drain and brain circulation can be helpful in very well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and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2) There is a thrust and / or pull force for each form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power and individual motivation acts on the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3) The impact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comes from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which are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connection and bringing the social conflicts, so it should strengthen the favorable impact and avoid adverse effects. 4) The trans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should be the key direction of research on the talent geography in China, and it serve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for overseas talent introduction.

1980年代以来,在国际劳动分工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一些“跨国精英”的角色日益引人注目[1]。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社会对高端国际性人才的竞争更加剧烈[2]。高端移民被看作是全球城市体系形成的核心要素,其区位选择、数量变化能反映全球城市体系格局的变化机理[3-5],其迁移集聚过程有助于解释世界城市及创新中心的形成[6-7]。值得一提的是,高技术移民(highly skilled immigrant)在美国硅谷的经济成功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1980、199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比例不断上升,几乎控制了硅谷所有技术贸易的24%[8]。一项关于美国技术移民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工作的技术移民申请的国际专利具有更高的全球使用效益;移民在美国新的商业和知识产权中成为十分重要的驱动力,其贡献度近年来还在不断增加;维持美国全球经济竞争力的最大优势是技术移民[9]。高技术移民为移入国做贡献的同时,还担当着移入国和移出国知识传递和交流的重要载体,对移出国也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归国人才对很多新兴高技术区域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如中国台湾的新竹(Hsinchu)[10]、印度的班加罗尔(Bangalore)和海得拉巴(Hyderabad)[11],其成功与从硅谷归国的高技术工程师和企业家有直接关系。
当前已经进入了人才全球竞争的时代[12],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对跨国人才的各方面研究,积极吸引和集聚具有高技术、高教育、高职称的高层次的人才,特别是跨国高技术人才。例如,韩国早在1992年就对人才外流的返回(Reverse Brain Drain)进行了研究,推动了韩国科技园区的研发实力,相关研究持续至今[13-14]。美国学者在2000年前后开始对硅谷及其加利福尼亚州的高技术移民进行研究[8,15-18];2007年为了更好地了解高技术移民对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贡献和作用,将此类研究扩展到了全美国,认为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力的最大优势就是其拥有的大量技术移民,知晓这种优势以及有效地推进这些优势是美国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问题[9]。印度学者以班加罗尔与海得拉巴两个城市为例进行了研究,讨论了美国返回的高技术移民对城市带来的影响,发现企业家和教授的影响是不相同的[11]。新加坡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每三个月就会调整国家的人才引进政策,已经成为人才引进的成功案例[19]。个别机构还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迁移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对新西兰中国移民的研究[20];对阿尔巴尼亚人才流失和人才获得的研究[21];对非洲迁居国外人才(diaspora)的研究[22];高技术移民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23]。有专家指出花费资金引进留学人才回国创业并不是浪费,呼吁国家和区域应从多方面吸引留学人才回国,提出稳定的政府、改善的住房条件、更多的商业机会、充满生机的私营部门、更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管理、更高的薪酬和特殊的激励措施等都是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因素[24]。此外,相关研究还提出了人才流动的“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组织寿命理论、迁移新经济学理论,以及马奇和西蒙模型、普莱斯模型和莫布雷中介链模型等,用来解释人才流动的现象。然而,也应看到,相关研究案例较多,但对跨国人才流动模式及其产生的动力机制和效应影响缺少系统梳理,这不利于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人才发展战略。
随着全球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格局的变化,人才流动从1960年代的“人才流失”在逐渐向“人才回流”、“人才环流”转变[25-26]。人才跨国流动的方向主要有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人才流动,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回流以及从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流向相对稳定的国家等[25,27]。人才跨国流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单方向、两个国家(地区)之间的流动,全球人才跨国流动呈现出双向化、多元化、虚拟化的新趋势[28-30]。研究人才跨国流动的动力及影响,对一国在吸引人才流入和人才回流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国家在人才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结合上述分析,依据人才跨国流动方向和强度,将人才跨国流动划分成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四种类型,对每种类型的形成动力和带来的影响进行论述,以期对人才地理学发展有所推进,对国家人才战略制定有所借鉴。

1 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是一种单向的人才跨国流动现象,具体表现为具有高水平技能、资格和能力的人才离开他们的国家和地区。在1960年代中期英国的高端人才流向美国引起西方学者重视,这种现象被称为“人才流失(Brain Drain)”。人才流失在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地区发生的概率较高,容易造成国家竞争力下降或经济持续落后。据联合国估计,在1960年代全球范围就有30多万人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31]。当前非洲、西亚、东南亚是人才流失的重点地区[32]

1.1 人才流失动力

从国家角度看,移出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条件、法律体系、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劣势是导致人才流失的推力。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引起国家人才流失的重要因素。David等指出与低技能人员相比,人才对经济因素的反应更为敏感。长期落后的经济水平也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经济水平低导致薪金水平低,低水平薪金会使人才流失,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33-34]。②环境因素也是导致人才流失的重要因素。当移出国的工作、教育、政策和生活环境不利于人才充分发挥其能力时,人才会主动选择到能够提供更强更好条件支持的国家或地区去发展。勒温的“场论”从环境影响绩效的角度阐述了政策环境不佳带来人才流失的可能性,认为个人对环境的改变往往无能为力,当这个环境不适宜发展时,就只有转到其他更适宜的环境去。Docquier等认为,人才流失随着政治不稳定性和分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35]
从人才自身因素看,对薪资和发展机会的追逐驱使人才向更好的国家或地区迁移。对高收入的追求或对收益的预期是促使人才跨国流动的重要动力之一。舒尔茨曾指出,薪金意味着价格,它们隐含着市场规律。人才在国际之间进行流动就是对市场上薪金的一种反映。Stark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相对收入差距是导致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重要原因[36]。Bénassy等通过研究人才流动和发展陷阱,认为低水平的薪金会造成人才外流[34]。当然,收入条件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在个人的价值实现方面,如果别国可以提供更好的条件使人才能够发挥更大个人价值,就有可能会对人才形成极大的吸引力[37]。追求好的工资待遇、良好的个人发展前景和舒适的工作环境等是人才作为经济个体的自然选择[31,38]。这些条件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对人才流动的一种回报,当这种回报达不到人才的满意程度,那么人才就更加愿意选择流出。

1.2 人才流失影响

人才流失会对移出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经济发展减缓、科技进步落后和教育水平下滑等。最明显的负面效应就是会减缓人才移出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加剧国际间不平等。战后几十年间,人才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迁移,牺牲贫穷国家或地区的人才来丰富已经富有的经济体,造成不合理的恶性循环,拉大国家间差距,出现“马太效应”[39]。这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高端人才资源流失,还可能使移出国因暂时失去高端人才而丧失高生产能力和效率,从长期看会严重限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40]。1990年代俄联邦科学部运用联合国的方法,计算出一个科学家流失对国家所造成的损失大约为30万美元[28]。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曾因失去大量人才,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缓慢[39]。Zhatkanbaeva等学者发现哈萨克斯坦每年都有15%~20%的大学毕业生离开祖国去寻找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已经危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41]。Carrington等认为人才流失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投资。由于国家用于培养、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的巨大投资没有得到回报和补偿,国家在继续向科技教育投资方面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继而影响公共基金对高等教育的支持,造成人才进一步短缺,国家科技教育水平不断下滑[31]
当然,人才流失对移出国也会有正面效应。人才跨国流动是人力资本在全球市场的重新配置,人才流失也会给人才移出国增加发展机会[42]。从时间维度看,人才流失虽然会给移出国造成一时的损失和困扰,但未来会带来人才回流的红利[43]。即使人才移民后不再回来,由于连接移居海外的高级人才和其祖国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存在,也会减缓高级人才流出带来的负面影响[39]。Muhammad等人探讨了国际医学毕业生流动现象,认为并不能一味指责国际医学毕业生(IMGs)去美国接受培训而造成移出国人才流失,要认识到这些毕业生在美国获得培训的有益方面以及他们定期回国可能对自己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学术研究和整个世界的潜在影响,并指出暂时的人才流失会利于将来的人才环流[44]。此外,相关学者还从更加长远的时间范围指出人才流失有利于国家间知识流动和知识扩散,有利于获得技术输入和海外资本的机会,有利于降低移出国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提高预期收益等[45]

2 人才流入

人才流入与人才流失相反,指一国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别国人才流入本国进而获得人才收益[14]。人才流入可以为移入国带来大量高素质人才,极大增加移入国人力资本储备,促进人才移入国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在20世纪末期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人才中大部分流向了美国,极大促进了美国的科技与产业发展[46]。据美国人口普查显示,1990年的美国就已经有250万高技术移民,其中还不包括留学生。

2.1 人才流入动力

从国家角度来看,人才移入国良好的人才发展条件和环境会形成强大“拉力”吸引人才流入。一是移入国的经济科技实力。研究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实力是影响人才国际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之所以有大量人才流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经济和科技实力雄厚,可以支持和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47]。二是移入国良好的政策条件。2000年德国政府批准总理施罗德的“绿卡”计划,给予高技能移民5年临时工作许可证,吸引大量人才流入德国;英国、爱尔兰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也提出过临时工作许可证的类似提案,以吸引国际学生留驻[48]。除了移民政策,加拿大、北欧地区对人才的税收减免政策,新加坡对外国人才的财务补贴政策,英国、瑞士、印度签订的双边人才协议等政策都有利于吸引海外人才流入。三是生活环境。国际社区的建立会为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其无需改变之前的生活习惯[49]
从市场角度来看,移入国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推动了人才流入。一方面,社会现代化使经济发达地区对高技能移民、律师、软件和技术工程师、企业家、贸易专家、基金管理者等有较高需求[24],进而使这些地区设法吸引高端人才来弥补职位空缺、促进发展。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总部和科研机构高度集中,会促进国际金融、媒体、教育卫生服务、技术研发、创意文化产业等的集聚[50],对跨国人才产生巨大需求。例如,当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的银行业和金融市场高度集中时,推动了世界经济银行业人才向这些城市汇聚。

2.2 人才流入影响

人才流入有利于提升移入国经济活动效率,可以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交易信息获取效应、交易契约履行效应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51]。人才流入有利于促进研发活动,加强研发机构的对外联系,获得技术引入和输出机会。上个世纪,来自苏联的工程师们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国际人才流入可以为移入国提供更多的人才储备,给企业提供更多的知识和智力保障。2000年硅谷的人才中有超过1/3来自于国外,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国际人才流入可以加快移入国融入国际社会,提高国际地位。以创新能力著称的美国硅谷就是由于吸引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推动了快速发展。
当然,人才大量流入也会对流入国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在吸引人才时,常会建立国际社区,让同种族的人才共同居住,为人才提供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样虽然可以让移入人才保持原来的生活方式,无需改变生活习惯,但是也会减少外来人才与当地居民的居住、社会文化和生活融合,可能出现居住隔离相关问题。另外,高端人才大量流入的同时也会吸引一批低水平的劳动力为其提供生活和社会服务,这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移入国也会出现外来人才得不到当地人尊重的情况,不同族群人才之间保持各自的习性而相互排斥,进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43]

3 人才回流

人才回流即智力的回归,是针对原籍国人才的回归,即移出国遭受人才流失后,这部分流失人才又重新返回原籍国的现象。可以理解为个体在国外接受教育和培训并将这些技能带回本国。我国的“海归”就是人才回流模式的一种表现。这类人才大多保持着国内与国外的密切联系,并有能力对原籍国发展做出很大贡献。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国内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并不断推出吸引人才归国的政策措施,吸引在国外的人才回国发展,已经形成了一股人才回流潮。

3.1 人才回流动力

从国家角度来看,一是原籍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水平与人才回流的关系最为密切[52],经济发展能带来更多的创业和发展机会,吸引人才回国,并在归国后充分利用其在国外积累的储蓄、社会关系和技能[53]。一项关于中国和印度企业家回流的研究中发现,在153名回国的人中,72%的印度人和81%的中国人认为回到自己祖国创业的机会比在美国更好[54]。Yehuda等的研究中发现,很多中国留学生表示希望返回自己的祖国,这种现象归因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表现良好[55]。二是原籍国市场空白或人才短缺为归国人才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Zweig等认为归国人才拥有在原籍国市场暂时短缺的技术、方法或信息,他们能够因此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溢价而最终选择回国发展[56]。在中国,国内市场的活力以及西方经济体的停滞可以很好地解释海外华人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归国选择[57]。三是归国人才政策。王辉耀在《海归时代》一书中全方位总结了中国人才归国的原因,认为人才政策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58]。新时期,我国推出的“千人计划”、“百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各种引才政策,吸引了大量海外人才归国研究和创业。198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针对出国留学人才制订了一整套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工资待遇、创业、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为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印度外流人才回归。四是文化差异。Song研究指出美国和韩国的文化差异引起的价值观不同,是韩国人才回国比率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59]
从个人角度来说,一是个人前途和地位。拥有在国外接受教育和培训经历的人才,在归国后可以谋求到更好的工作。Zweig等的研究发现,影响中国人才回流的首要因素是回国后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60]。Bratsberg认为海外人才回流是由于人才回国发展对人才自身是有利的,否则人才将会继续留在移入国[61]。二是家庭因素。Zweig等指出家庭因素会影响人才决定返回,包括父母的看法,对孩子以及配偶的担忧[60]。陈昌贵认为影响人才跨国流动最重要的家庭因素是子女的教育和培养问题,其次是配偶和父母的态度[62]。De Stefanis认为在影响人才回归祖国的因素中家庭责任和家庭变化扮演着重要角色。Kaufman指出家庭联系和对祖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是超过半数的印度和中国人才选择回国的动机[63]。三是对祖国的奉献和爱国精神。我国一部分海归回流就是由于从小受到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思想的熏陶,为了对祖国发展做出贡献,在学成后会选择回国发展[64]

3.2 人才回流影响

人才回流有利于原籍国建立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联系和产业发展。归国人才可以承担国内和国外的中介角色。1980—1990年代,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形成就极大地受益于从硅谷返回的企业家和工程师。Saxenian认为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印度的IT产业的蓬勃发展与那些在美国学习或工作的人员回归有很大关系[39]
人才回流有利于原籍国增加市场开放性,提高经济活力。人才在回归祖国后,会结合在国外的知识技能,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领域,动员国内的知识资源,通过连接国际和国内市场,提升国内市场的开放性和经济活力。21世纪初回流中国的企业家主要集中在开发产品服务于国内市场,而回流印度的企业家则是提供软件和其他服务用于出口国外市场[39]
人才回流有利于原籍国提升科技和教育水平。人才回流有利于弥补原籍国科技领域空白,提升科技水平。对教育水平的提升在科学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些科学领域的参与者很容易将他们在国外学习到的科研技能和教育方式应用到他们目前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中[14]。虽然人才已经回归原籍国,但他们能够通过维持与国外同事间的关系进行交流学习,并持续受益。

4 人才环流

人才环流是对上述三种人才流动形式的扩展,它强调人才在世界各国间的循环流动,是人才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是对人才移出国和移入国都受益的人才跨国流动形式[39,65]。当前,人才跨国流动已经逐渐从单向过程转变成为可逆过程,人才的长期迁移已经被多样性的短期流动所代替,出现了人才跨国流出、流入和回流共同存在的局面。

4.1 人才环流动力

实现国家间的人才环流,必须形成国家间在社会环境、产业内容、信任机制和服务平台等方面的环流动力。
一是社会环境。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成熟,人们在国际间的交流更加方便,但是共同的语言和相似的社会环境更容易增加两国远程协作的紧密程度,有助于人才在国家间流动。二是产业联系。相似的产业类型和潜在的产业联系可以为人才流动提供机会。中国台湾和美国硅谷之间形成的人才环流就源于两地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关联和高新技术产品上的生产链条,形成了围绕共同产业的分工和创新联系,促使高技术人才在两地的循环流动[66]。三是信任机制。放弃原来严重依赖的家庭关系和初级生产关系的信任基础,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信任机制,对两个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人才循环流动尤为重要[67]。这种信任不同于中国的“关系”,中国的“关系”体制容易形成闭门造车和低水平重复创新的现象,不利于形成人才环流[68]。中国台湾与美国硅谷合作发展已经形成了多年的信任基础,促进了双方的资源交流。四是服务平台。风险资本融资为人才流失向人才环流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窗口,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风险投资业尤为重要[69]。后发国家或地区(如以色列和中国台湾)风险资本行业的发展,推动高水平创新公司的快速发展,从而为人才环流铺平了道路。

4.2 人才环流影响

人才环流可以进一步增强国家间知识和技术的交流,有利于两国创新产业发展和全球创新网络的形成。人才环流是一种人才的双向流动,可以加速远距离国家间的知识和信息传输,促进两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39]。Williams提出人才的国际流动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它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的强力机制,一方面为发达国家的科学进步和创新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通过推动知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将后发国家拉入创新发展共同体[69]。南旭光认为高级人才流动有利于国际知识流动,还有利于全球工作配置,形成跨国的研究和技术集群,进而提高两国对稀缺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两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净收益[70]。Saxenian曾深入论述了在硅谷的中国和印度工程师从出国到归国再到经常往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先进的技术和发展理念反馈到自己国家,利用母国低成本的优势创业,实现与硅谷的技术和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加速母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39]。人才在移入移出国家之间的互动,能够建立起国家间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除了在移入移出国之间的交流外,部分人才也经常游走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将人才环流的范围扩展到多个国家[71],推动全球范围的人才环流。

5 结论与展望

作为先进知识载体的高端人才跨国流动会带来知识、技术等的溢出效应,有利于新兴技术、知识和产业在国家间的传播,推动新经济和新技术的发展,对流入国和/或流出国的经济增长起着推动作用。通过对人才跨国流动类型的划分及其动力和影响的研究综述,形成以下结论。
①按照国际性人才在国家间流动的方向和强度,可以划分成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四种人才跨国流动形式。这既是当前全球人才跨国流动的主要形式,也反映了人才跨国流动的动态趋势。目前处于人才流失的国家,未来可能随着人才的回流,变成人才流入的国家,最终形成与人才流入国的人才流动平衡,实现人才环流。当然,这种人才跨国流动形式的演替和跨越是人才流动所涉及两个国家“推拉”作用力的结果,实现这一过程更需要国家围绕动力因素主动有所作为。
②人才流动的动力显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国家层面政府的管制、个人的行为决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都从不同程度并相互影响地作用于人才流动。流入流出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平台条件、人才市场需求、国家人才政策、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因素上的差距,影响着人才流向的抉择。个人对薪金、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等物质利益因素的追求,直接影响着人才是否移居国外的抉择;家庭因素对一部分人才来说是其流动性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的祖国情怀,也影响到人才在国外学成之后的回归。
③需要辩证看待人才流动对流入国和流出国所带来的影响。这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理解。暂时的人才流失对流出国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能够摸清人才流动的动力,针对性创造条件就可以实现向人才回流转变,将流入国家的高端知识、技术和信息甚至人才带回母国。大量的人才流入对流入国也不一定全是好事,如果不能解决好外地人才与本地居民的社会关系,也会造成居住隔离等社会矛盾。当然,总体上看人才流入国是绝对受益者,国家需要做的是如何从海外大量引智,并避免不良影响。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各地人才争夺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正从“智力流失期”向“智力回流期”过渡,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和“人才流入”的接纳国。在这一历史阶段背景下,我国应积极探索研究针对性的国际性人才发展战略,既要加强对出国留学的中国海外人才的引进回流研究,还应拓展对非中国籍和非华人血统的国际性高端人才的引进研究,而如何营造人才发展环境以及能够引进大批非华人高端人才应是现阶段研究的重点。此外,人才的跨国流动具有自身规律和动力机制,同时人才跨国流动在各国又有区域文化差异,建议我国的海外人才引进战略制定既要符合跨国人才迁移规律,还要有针对性,针对创新型国家建设中亟需的海外人才国别和行业类型开展相应研究,以满足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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