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经济策略评估不仅能提高和改进策略本身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减少认识偏见所产生主观错误的概率，而且能发挥预警和预测的功能，减少策略实施的风险。为了进一步科学有效地评估并确定理想的地缘经济策略，文章建立了一个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地缘经济策略评估框架，包括地缘经济策略和评估指标的设计，实验系统的构建以及策略有效性的评估，并以中—印尼和中—越的海关通关时间调整为例进行应用验证，以期引入一种地缘经济定量化、动态化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工具，提供一套地缘经济策略评估的研究范式。
以2012—2015年艺恩数据智库发布的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电影相关数据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基础，计算电影票房综合指数，运用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法，从省、市两个层面分析电影票房的地域差异，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电影票房省级层面上呈现自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由高到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市层面呈现东部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之间、省会城市与一般地级市之间的分异并存，但随时间推移差距不断减小；一二线城市电影票房明显下滑，三线及以下城市大幅上升。②电影票房的等级规模结构呈现首位城市垄断性不强，中间位序城市较多，中后位序城市发展逐渐快于位序在前的城市。③电影票房的热点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环渤海地区逐渐下滑，长三角地区不断加强；热点集聚区逐渐缩小，次热点集聚区不断增大，冷点集聚区变化不大，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④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人数、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城市影院数、房价压力是影响电影票房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以华东地区的整车集团为例，对比分析不同所有制整车企业空间扩张的时空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国有企业下属企业数量始终较多，并由制造环节向上下游环节全面扩张；合资企业受政策限制，少量的下属企业集中在制造环节；民营企业在2001年以后快速崛起，以汽车制造环节的扩张为主，在非制造环节有加强的趋势。②在区位选择上，国有企业主要在本地和省内扩张；合资企业主要在本地和省外扩张；民营企业长期在本地、省内和省外均衡扩张。③整车企业的空间扩张主要受到内部集聚经济的影响。产业政策对企业空间扩张的限制作用大于促进作用。相较于国有企业和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张受各类成本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影响程度更大。最后，从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个方面提出政策与建议。
全球化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国家间的人才竞争逐渐升级，高端人才的跨国流动愈加频繁。结合人才跨国流动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形势，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人才跨国流动的模式及其动力和影响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认为：①人才跨国流动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的过程，存在不同的阶段和类型，人才流失、人才流入、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四种形式可以很好地理解人才跨国流动的过程和阶段特征；②每一种人才跨国流动形式都存在推力和/或拉力，不能将人才流出和流入归结为国家和个人单方面的原因，国家力量和个人动机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人才跨国流动；③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人才跨国流动带来的影响，既有促进创新联系的有利影响，也有带来社会冲突的不利影响，应强化有利影响，回避不利影响；④人才跨国流动应成为新时期我国人才地理学研究的重点方向，以服务于国家海外人才引进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作为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教育公平性的重要指标。基于199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两方面分析中国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时序演绎特征，利用空间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中国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空间重心轨迹、空间分布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①时序特征，中国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保持增长势头，中部地区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差距在扩大。同时，生均经费各年增速波动大，名义增速多数年份大于实际增速。②空间方面，中国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重心迁移呈现不均衡的特点，空间演绎常态化，其路径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随时间推移，生均经费低水平区的省份增多，中部地区绝大数省份处于低水平区和次低水平区，生均水平绝对额呈现“中部塌陷”特征。③中国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冷点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中部地区。为此，应继续逐步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建立中西部地方普通高等教育生均经费长效投入机制；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地方普通高等教育领域，完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文章以中国高铁为例，基于中国公平、有效的公共品供给，构建新理论模型，探讨中央政府致力于采取的一种平衡政策。研究发现：①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公平性和效率间存在明显的平衡过程。②通过人工采集和交通GIS（地理信息系统）自动获取高铁自然和经济数据，表明在省际间，实际存在这种差异。③在全国尺度下，中国高铁的不均等指数值要小于全国家庭财产的不均等指数值。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间的双向经济联系格局与城市网络得出：①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际经济联系强度存在明显的方向性差异，上海、苏州、重庆、武汉等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与其他城市对其经济联系强度差异明显。②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强度总量较大，而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总量较小。长江经济带5个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格局很不平衡，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总量约占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总量的77%。③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城市网络密集程度整体不高，城市网络空间结构“西疏东密”。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以直接联系为主，但城市网络仍依赖一些关键城市作为联系“媒介”，重庆、武汉和成都的中介功能尤为突出。④聚类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84个城市可分为8个三级子群、4个二级子群，组成滇中黔中、成渝以及长江中下游3个城市小团体。
为了定量测算省域国际集装箱生成量，文章在分析与甄别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根据统计性质与研究需要，最终确立GDP与进出口总额作为自变量，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对历年全国国际集装箱生成量进行拟合。在此基础上，将各省2015年的GDP与进出口总额的数据代入上述二元线性回归方程，从而测算出不同省域的国际集装箱生成量。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省域国际集装箱生成量测算值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高值区多位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低值区多位于西藏、新疆、青海等西北内陆地区；②许多省份港口的集装箱实际吞吐能力不能满足其对外贸易所产生的国际集装箱生成量，仍需在东部沿海大港拆装箱；③规划建设的集装箱中心站分布大体符合国际集装箱生成量测算值的空间格局，但其运力仍旧有限，需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运用多重流分析法提取全球班轮运输网络的显著流，在此基础上构建全球港口的竞争网络，进而分析中国集装箱港口的竞争格局。研究表明，就国内而言，香港港与深圳港、上海港与宁波—舟山港、大连港与青岛港和天津港间的竞争较激烈，上海港、香港港、大连港和深圳港面临的国内竞争压力较大；就国际而言，上海港依然面临较大压力，香港港主要与东南亚港口展开竞争，釜山港和新加坡港不仅分别为宁波—舟山港和香港港的最大竞争对手，也对中国主要集装箱门户港的发展造成较大威胁。
为明确海洋经济增长及其驱动要素的时空差异，文章借鉴经济增长理论和相关研究，构建海洋经济增长驱动要素定量测度指标体系，借助集对分析法计算各驱动要素得分，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方法对2000—2015年海洋经济增长驱动要素贡献度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①2000—2015年中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逐年上升，海洋经济增长变化存在空间差异。②资本要素始终是中国海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源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减弱，除2006—2009年外，结构要素和创新要素均推动海洋经济增长，但前者在整体影响结构中所占份额相对较小，制度要素对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量保持正负交替演变的态势。③不同驱动要素对各省和各类型区的海洋经济增长贡献量存在空间差异。创新、结构和制度要素分别对落后增长区、积极增长区和问题增长区海洋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更大，资本和资源要素对落后增长区的贡献度最小。
回顾钢铁工业的技术转型历程，分析对比了长流程和短流程两种技术条件下，影响钢铁工业布局的区位因素差异及空间格局变迁。在此背景下探讨当前中国钢铁工业转型与区位变迁趋势：首先，基于中国钢铁工业建设历程，阐述了在以长流程工艺为主导的发展时期，中国钢铁生产布局从“原料指向”到“交通指向”的变化过程和现状格局。其次，根据中国钢铁统计年鉴资料，描绘2017年中国钢铁工业流程结构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分析其背后的二元结构成因。最后探讨了随着汽车等产品消费增长带来的废钢产出逐步增加，未来面向循环经济发展转型的钢铁生产区位变化趋势。结论针对当前中国钢铁工业调整现状，提出了以智能化、分布式和绿色循环经济为目标的转型之路。
基于复杂网络和创新网络的概念，对创新网络中核心主体的知识协同及其演化活动进行了仿真分析。通过构建知识协同演化模型，设置知识主体的协同行为策略和创新网络结构更新规则，模拟新兴技术企业与学研机构间知识协同活动的动态变化，研究在“纵向交叉”型创新网络中，核心主体间的知识协同及其演化活动对主体及整体网络的知识水平、知识增长率、合作水平以及协同效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固定主体策略和网络结构下，具有更多积极知识主体的创新网络更有利于知识协同；在固定主体策略下，网络结构更新越快，知识协同效果越好；主体策略和网络结构同时发生变化时，知识主体较快的策略更新速度伴随较快的网络结构更新速度更有利于形成较好的知识协同效果。
数字化贫困是我国现阶段呈现的一种新形态的贫困。文章基于数字平台、数字能力、数字行政、数字生活四个方面构建地区数字化贫困指标体系，测度了我国31省市区2006—2015年数字化贫困指数，并剖析其时间和空间层面的演变及原因。进一步，运用基于邻接、地理距离、人力资本距离和距离衰减空间权重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数字化贫困减贫呈现两阶段特征；②数字化整体呈现由赤贫向精英阶层动态演进的社会移动，地理上呈现由东向西的“贪吃蛇”式推进特征，并且在地理上呈现一条南北贯穿的“数字化鸿沟”；③数字富裕地区对数字贫困地区的“空间极化效应”可能的衰减边界为160~200 km。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以2005—2015年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经济区3市25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省公顷”模型计算生态足迹，作为生态投入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共同纳入全要素生态效率框架，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区域全要素生态效率；结合Malmquist指数及投入产出松弛率，探析效率变化成因及改进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区域全要素生态效率为弱有效水平，且空间差异显著；经历先恶化后改善、最后趋稳的过程，市级特征趋同，县级差异较大，仅8个保持稳定或较高水平。②2012—2015年全区的效率提升速度加快，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交错推动效率提升，2014—2015年实现同步推动作用。③劳动力投入和生态投入冗余明显，资本投入冗余不显著，期望产出不足和非期望产出过量的情况不显著。因此，政策上建议加强区域资源整合和环境规制，调整产业及能源结构。
文章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以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空间集聚为研究对象，分析湖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向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存在问题，试图从理论上阐释经济转型背景下湖南打造国家级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发展关键性、深层次的动力因素和新增长极培育问题。文章提出升级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湖南文化创意基地建设的构想，初步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的空间布局，提出六点实现路径：开发重点前沿科技和关键技术；培育优势科技文化企业集群；构建科技文化新业态和新模式；拓展以影视出版为重点的文化创意基地；普及科技文化的惠民服务网络；打造对外文化开放的新优势。
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日益普及，使游客满意度的网络关注度成为游客旅游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范围，以“游客满意度”为研究对象，对目前我国游客满意度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全国游客满意度网络关注度指数总体上呈波动态势，且每年4~5月、12~1月游客满意度网络关注度较为明显，差异显著。同时，全国各地区游客满意度网络关注度指数具有显著差异，呈现东西中地区差异减少的态势。值得关注的是，游客满意度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差异巨大，但整体上呈现差异缓慢减少的趋势，这有助于经营者和监管者以游客为导向，提升游客满意程度，从供给侧层面重视需求侧诉求，形成供需联动促进区域旅游发展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