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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2: 207 - 21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2.025

旅游经济与管理

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

  • 李孜沫
展开
  • 南昌师范学院 旅游与经济管理学院/江西省旅游产业升级研究中心，中国江西 南昌 330032

李孜沫（1989—），男，安徽灵璧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历史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18-04-23

  修回日期: 2018-09-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7

基金资助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GJJ181095)

南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NSBSJJ2018028)

南昌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类研究项目(SYJX-18-03)

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计划(2015YBZD021)

收起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 LI Zimo
Expand
  •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conomic Management/Research Center for Tourism Industry Upgrading，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2，Jiangxi，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4-23

  Revised date: 2018-09-1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7

Fold

摘要

以汾河流域121个国家级和省级古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文献分析与考证、GIS空间分析与制图等方法，探讨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形成经历“起源—拓展—收缩—鼎盛—饱和”的历史轨迹，总体上具有自汾河中、下游向上游拓展的“溯江而上”的时序特征。②汾河流域古村落总体呈集聚型分布，在汾河中游形成古村落密集区，各历史阶段古村落分布重心随拓展时序具有由南向北的迁移路径。③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空演化是气候、地貌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基础性效应和经济、交通等社会环境要素的关键性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历史文化名村; 古村落; 形成机理; 汾河流域; 气候与地貌; 美丽乡村

本文引用格式

李孜沫 . 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J]. 经济地理, 2019 , 39(2) : 207 -21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2.025

Abstract

Taking 121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article studie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ncient villages by using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orm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experienced an "origin-development-contraction-prime-saturation" historical route. On the whole, it has the time-series characteristics that ancient villages expand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Fenhe River to the upstream. 2)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are clustered in general, and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distribute in the middle of the Fenhe River, and the gravity center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each historical stage moved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over the time. 3)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geomorphology, economy and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 ancient villages; formation mechanism; Fenhe River Basin; climate and landform; beautiful country

古村落是对历史文化名村（镇）和传统村落的统称，是指形成于历史时期并保留至今，且村落选址、建筑环境、建筑风貌等基本完好，具有独特民俗民风的村落。古村落是历史文化遗存的产物，是研究区域历史的“活化石”。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相关部委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和六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相继公布，古村落成为地理学者、旅游学者和规划学者研究的热点。有关中国古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古村落的开发与保护，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保护与开发，如赵勇等提出的古村镇保护的内容与方法，就是一条可行路径[1-3]；二是中国古村落的景观特征，其中刘沛林的景观基因研究具有代表性，并以此对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进行了划分[4-5]；三是中国古村落的空间分布，已经发现山西地区是古村落分布密集区之一[6-11]；四是中国典型区域古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机理，如山西、安徽、湖南、广东、贵州等省[12-18]，以及中原经济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嘉陵江流域等区域[19-21]；五是中国典型古村落实例的规划保护与旅游开发，如汾河流域的泉掌镇、梁村[22-23]等。可见，在研究区域上，对汾河流域的专文分析基本阙如；在研究对象上，历史文化名村（镇）与传统村落多被割裂；在研究内容上，以空间分布或保护开发为主。鉴此，有必要对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作进一步研究。
历史时期汾河流域曾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作为中国北方经济重心区域，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与稳定，遗存了大量古村落实体。村落是城市的“胚胎”，城市是聚邑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历史城市均是由古村落演化而来。古村落是区域“地脉、文脉、人脉”的综合表现，对传统文化遗产的反映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开展古村落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的研究，对当前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破解“留住乡愁”困境和“美丽乡村”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山西省第一大河，被誉为山西人民的“母亲河”。汾河纵贯山西，发源于神池县西岭村，在万荣县庙前村汇入黄河，全长713 km，流域范围3.97万 km2。为便于统计，文中所谓“汾河流域”，以县级政区边界为范围，包括忻州、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6个地市所辖的41个县市区 ① ，国土面积约4.24万 km2。汾河流域是一个较为完整且相对封闭的区域，其上、中、下游区域地理差异显著。上游河长235.6 km，流域面积0.79万 km2，为山区性河流；中游河长266.9 km，流域面积2.05万 km2，为平原性河流；下游河长210.5 km，流域面积1.13万 km2，为山区性和平原性河流[24]（图1）。
图1 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形成时期与地理分布

Fig.1 Formation stage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1.2 数据来源

汾河流域古村落数据来源于山西省住建厅编制的“山西省古村落名录（2015年）”，并补入国家相关部委2016年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截至2018年，汾河流域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4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9个；国家级传统村落80个，省级传统村落92个。将历史名镇计入该镇所驻行政村，剔除重复，共得121个古村落，约占山西省385个古村落的31.43%，是山西省古村落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借助百度地图API坐标拾取系统获得121个古村落的地理坐标，运用ArcGIS 10.0平台构建汾河流域古村落地理信息数据库，并绘制空间分布图（图1）。

1.3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分析与考证方法、GIS空间分析方法。①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间发展过程，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考证方法，同时结合山西省住建厅为每一个古村落编制的“图文档案”，确定古村落的形成年代，其判断标准有三：一是文献明确记载的建村时间；二是古村落现存最早的历史遗迹；三是现代考古发掘的推断[12]。将形成年代划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代、明代、清代等8个时间断面，并制成表1及图2。②汾河流域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ArcGIS 10.0软件平台实现，如最近邻指数、变异系数、核密度、分布重心等（表2）。③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形成机理分析，通过ArcGIS 10.0软件空间插值和空间属性提取技术，分别提取古村落年均气温、年降水量、海拔高程、地形起伏度、人口密度、交通距离等基本属性信息（表3），分析古村落形成的综合机理。
表1 汾河流域古村落基本信息表

Tab.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朝代 新增古村镇（个） 合计（个） 累计（个） 人口密度
（人/km²）		 流域比（%）
（上∶中∶下）		 古村镇密度
（个/万 km²）
上游 中游 下游
先秦 0 15 9 24 24 \ 0∶62.5∶37.5 5.66
秦汉 0 9 2 11 35 38.68 0∶81.82∶18.18 8.25
魏晋南北朝 1 3 1 5 40 14.86 20.0∶60.0∶20.0 9.43
隋唐五代 1 20 1 22 62 54.95 4.55∶90.90∶4.55 14.62
宋辽金 0 13 2 15 77 30.66 0∶86.67∶13.33 18.16
元 0 5 0 5 82 9.43 0∶100.0∶0 19.34
明 3 29 3 35 117 95.99 8.57∶82.86∶8.57 27.59
清 0 2 2 4 121 105.19 0∶50.0∶50.0 28.54
合计 5 96 20 121 121 \ 4.13∶79.34∶16.53 28.54
图2 历史时期汾河流域古村落数与人口密度变化图

Fig.2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ancient village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in Fenhe River Basin in historical period

表2 基本地理分析模型释义表[25]

Tab.2 The paraphrase of basic geographic analysis model

地理模型 分析公式 模型释义 地理意义 备注
最近邻指数 R = r 1 ¯ r E ¯ r 1 ¯为平均实际最近距离， r E ¯为理论最近距离。 R=1时，趋于随机型分布；R>1时，趋于均匀型分布；R<1时，趋于凝聚型分布。 公式一
变异系数 C v = S - δ ×100% S -为泰森多边形面积平均值， δ为其标准差。 33%< C v<64%时，随机分布； C v≥64%时，集群分布； C v≤33%时，均匀分布。 公式二
核密度值 f x = 1 n h ∑ i = 1 n K x - x i h K x - x i h为核函数；h>0为带宽；x-xi表示
估值点x到事件xi处的距离。		 f x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发生的概率越高。 公式三
表3 汾河流域古村落分类分级统计表

Tab.3 Classification and grada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分级 1级 2级 3级 4级 均值 分级 1级 2级 3级 4级 均值
气候 年均气温（℃） ≤8 8~10 10~12 ≥12 10 年降水量（mm） ≤350 350~400 400~450 ≥450 438
古村落数（个） 9 5 91 16 \ 古村落数（个） 0 32 47 42 \
地貌 海拔高程（m） ≤500 500~1 000 1 000~1 500 ≥1 500 902 地形起伏度（m） ≤50 50~100 100~200 ≥200 172
古村落数（个） 8 77 32 4 \ 古村落数（个） 74 40 7 0 \
经济 人口密度（人/km2） ≤50 50~100 100~200 ≥200 154.95 中心城市距离（km） ≤20 20~50 50~80 ≥80 57
古村落数（个） 10 14 55 42 \ 古村落数（个） 13 30 57 21 \
交通 距河流距离（km） ≤5 5~10 10~20 ≥20 9 距驿道距离（km） ≤5 5~10 10~15 ≥15 12
古村落数（个） 39 32 41 7 \ 古村落数（个） 37 35 22 27 \
政区 比重（%） ≤1.65 1.65~5.79 ≥5.79 合计 4.00 密度（个/万km²） ≤22.88 22.88~55.64 ≥55.64 合计 51.81
县数（个） 8 9 8 25 \ 县数（个） 9 8 8 25 \
古村落数（个） 12 36 73 121 \ 古村落数（个） 15 36 70 121 \

2 汾河流域古村落的时间演化过程

2.1 先秦两汉时期（221 B.C—220 A.D）：汾河中、下游起源阶段

汾河中、下游地区是华夏文明滥觞之地，具有悠久的开发历史。丁村、陶寺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现代考古发掘即已证明中华先民在这一区域的大规模开发活动[12]。表1及图2显示，先秦两汉时期（221 aB.C—220年），汾河流域121个古村落中，有35个形成于该时期，其中，先秦时期24个，秦汉时期11个，古村落密度为8.25个/万 km2。这35个古村落全部分布在汾河中、下游地区，流域比（汾河上、中、下游古村落个数所占的百分比）为0∶68.57∶31.43。说明，先秦两汉时期汾河中、下游地区的开发程度更加深刻，古村落的发展具有汾河中、下游起源的特征（图1）。

2.2 魏晋隋唐时期（220—960年）：汾河中、上游拓展阶段

魏晋隋唐时期（220—960年），汾河流域新增古村落27个，其中魏晋时期5个，隋唐时期22个，古村落总数増至62个，古村落密度为14.62个/万 km2（表1，图2）。虽然魏晋时期，汾河流域政区更迭频繁，社会动荡难安，新增古村落较少，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由于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促进了汾河上游的开发，这里开始有古村落形成。同时，隋唐时期，国家重归一统，是汾河流域开发的重要阶段，特别是汾河上游的大开发时期[26]，汾河上、中、下游均有古村落形成。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发展由先秦两汉时期的中、下游起源阶段过渡到魏晋隋唐时期的中、上游拓展阶段，流域比为7.41∶85.18∶7.41（图1）。

2.3 宋元时期（960—1368年）：汾河流域相对收缩阶段

宋元时期（960—1368年），汾河流域新增古村落20个，其中宋辽金时期15个，元时期5个，古村落总数达到82个，古村落密度为19.34个/万 km2，是汾河流域古村落发展的相对收缩阶段（表1，图2）。究其原因，在于汾河流域，尤其是汾河上游地区经历了宋辽、宋金的军事对峙和元朝游牧民族统治，汾河上游更与北方游牧区接壤，聚落发展相对缓慢。因此，新增古村落较少，且全部位于汾河中、下游地区，流域比为0∶90.0∶10.0（图1）。

2.4 明清时期（1368—1911年）：汾河流域鼎盛与饱和阶段

明清时期（1368—1911年）是汾河流域古村落发展的鼎盛与饱和阶段，表现有二：一是由于晋商崛起，商贸型村落发展达到鼎盛，新增古村落39个，其中明时期35个，清时期4个，为历史时期之最，古村落密度达到28.54个/万 km2（表1，图2）；二是随着明廷在汾源一带广建卫所，推行屯田，汾河上游得到全面开发[26]，新增古村落3个，为历史时期之最，流域比7.69∶79.49∶12.82（图1）。当然，经历了明时期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大发展，至于清代，汾河流域的开发已臻成熟，古村落发展进入饱和期，奠定了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基本空间格局。

2.5 汾河流域古村落发展的总体时序特征

人类聚落在空间上的拓展过程能够揭示区域土地开发的时序[12]。汾河流域“逆流而上”的区域开发时序[27]，在汾河流域古村落发展过程中同样有所体现。历史时期，汾河流域古村落在空间上的拓展经历先秦两汉时期的中、下游起源阶段，魏晋隋唐时期的中、上游发展阶段，宋元时期的相对收缩阶段，明清时期的发展鼎盛与饱和阶段，总体上具有由汾河中、下游向汾河上游拓展的时序特征。不过，受制于汾河流域上、中、下游地理环境的差异，不同流域古村落的空间拓展同样具有显著差异。图1、图3共同显示，考察各历史阶段古村落的空间拓展，主要表现为中游多于下游，下游多于上游。因此，纵观整个历史时期，汾河中游分布古村落最多（96个，79.34%），下游次之（20个，16.53%），上游最少（5个，4.13%），汾河流域古村落分布的总体流域比为4.13∶79.34∶16.53。如果说汾河流域是山西省古村落分布的富集区之一，那么汾河中游就是这一富集区中最密集的区域。
图3 汾河流域古村落空间拓展时序图

Fig.3 The spatial expans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3 汾河流域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3.1 古村落空间分布类型

古村落在宏观上可被视为点状要素，通常有均匀、随机、凝聚三种空间分布类型，并可以通过最近邻指数予以衡量点状目标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的程度。运用ArcGIS 10.0软件中的平均最近邻工具进行测算， r 1 ¯=5.56 km， r E ¯=10.06 km。依据表2中公式（1），计算得出平均最近邻指数R=0.55<1，表明汾河流域古村落为凝聚型分布。由于使用最近邻指数测度点状目标空间分布类型时，在界定标准上还存在一定争议，因此可以采用泰森多边形面积的变异系数方法进一步进行验证。如图4所示，以汾河流域121个古村落为发生元，运用ArcGIS 10.0软件生成古村落分布的泰森多边形。可以发现，121个多边形平均面积 S -=3.34，标准差 σ=5.20。依据表2中公式（2），计算得出变异系数 C v=155.69%>64%，说明汾河流域古村落总体呈集聚型分布。
图4 汾河流域古村落分布泰森多边形与核密度图

Fig.4 The Voronoi and Kernel density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3.2 古村落空间分布密度

由于汾河流域的古村落在空间上并不是均衡分布的，存在分布密集区与稀疏区的差异。如图4所示，运用ArcGIS 10.0软件中的核密度工具，制成汾河流域古村落分布核密度图。可以发现，汾河流域古村落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性特征，古村落核密度高值区全部分布于汾河中游地区，并沿汾河走向呈东北—西南向形成2条古村落密集带分列两岸。再对汾河流域古村落县域分布比重和分布密度进行分析（表3），汾河流域41个县市区中有25个（60.98%）有古村落分布，其中有8个古村落高比重县（≥5.79%），8个古村落高密度县（≥55.64个/万 km2），剔除重复，合计9个县市区（交口县、平遥县、介休市、灵石县、孝义市、文水县、寿阳县、祁县、晋源区），它们共分布着汾河流域64.46%（78个）的古村落，是汾河流域古村落开发的重点区域。

3.3 古村落空间分布重心

历史时期，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发展过程具有自汾河中、下游向中、上游拓展的“逆流而上”的空间过程，反映在不同时期古村落空间分布重心上，表现为自南向北的迁移路径，当然，这其中还存在“南辕北辙”的反复过程。运用ArcGIS 10.0软件平均中心工具，分别以8个历史阶段古村落为基础，计算汾河流域历史时期古村落分布重心，并统计每个重心的经纬坐标制成历史时期汾河流域古村落分布重心迁移轨迹图。如图5所示，以汾河流域全体古村落分布重心（112.02° E，37.05° N）为标准阈值，在古村落发展进程中的先秦两汉起源期、魏晋隋唐拓展期、明代鼎盛期等阶段，古村落分布重心北移趋势十分明显；在宋元收缩期、清代饱和期等阶段，古村落分布重心则具有南移倾向。不过，不同时期古村落形成重心主要位于汾河中游，这里是古村落分布的“重中之重”。
图5 历史时期汾河流域古村落分布重心迁移轨迹

Fig.5 The gravity center trajectory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in historical period

4 汾河流域古村落分布特征的形成机理

古村落的形成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运用ArcGIS 10.0软件中的空间信息提取技术，获取汾河流域古村落年均气温、年降水量、海拔高程、地形起伏度、人口密度等基本属性；运用邻域分析工具计算古村落距中心城市、主要河流、交通干线的平均距离；运用缓冲区工具统计不同空间范围缓冲区内古村落的数量，制成表3，其中分级标准依据ArcGIS 10.0平台中的自然断裂法进行，并参照相关研究予以修订。

4.1 气候格局的影响

①汾河流域古村落年均气温10 ℃，其中88.43%分布于年均气温高于10 ℃范围内。汾河流域年均气温阈值范围在4~12 ℃之间，其南北走向决定了流域内年均气温的地理差异。表3显示，121个古村落平均年均气温10 ℃，低于该气温阈值范围内仅有古村落14个（11.57%），高于该气温阈值范围内则有古村落107个（88.43%）。
②汾河流域古村落年降水量438 mm，其中73.55%分布于年降水量超过400 mm范围内。汾河流域年降水量阈值范围在350~550 mm之间，121个古村落平均年降水量438 mm，其中89个（73.55%）古村落分布在年降水量超过400 mm以上范围，仅有32个（26.45%）分布在年降水量低于400 mm以下范围（表3）。由上可以发现，古村落主要分布在水热条件组合较好的地区。因为古村落是历史遗存的产物，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水热条件较好的地区首先易于人类农业活动的开展，其次适于人类营建家园。

4.2 地貌格局的影响

①121个古村落平均海拔902 m，其中96.70%分布在1 500 m以下。已有研究表明，人类聚落具有低地性[12]。汾河流域121个古村落的平均海拔约902 m，比全省平均（1 609 m）低707 m，比汾河流域平均海拔（1 539 m）低637 m。说明汾河流域人类聚落的低地性特征比山西全省更加突出。其中，海拔1 000 m以下的85个（70.25%），1 001~1 500 m的32个（26.45%），1 500 m以上的仅有4个（3.30%），即96.70%的古村落分布在海拔1 500 m以下（表3）。如图6所示，考察历史时期累计古村落的平均海拔高度，发现其具有与时俱升的特征：先秦迄魏晋时期，由726 m増至779 m，隋唐至宋元时期持续上升，在839~891 m，明时期攀升至1 014 m，清时期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956 m左右。历史时期新增古村落平均海拔也具有类似的波动上升趋势。古村落平均海拔“与时俱升”的趋势，是对汾河流域由中、下游低地区向上游高地区拓展时序的具体表征，反映了人类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平原向山区的区域开发时序[12]。
图6 历史时期汾河流域古村落数及海拔高度变化图

Fig.6 Change in the number and eleva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Fenhe River Basin in historical period

②121个古村落平均地形起伏172 m，其中94.22%起伏在100 m以下。参考中原地区传统村落地形起伏度统计方法[20]，运用ArcGIS 10.0软件中的邻域分析工具，以汾河流域DEM高程数据为基础，制作1 km ×1 km的格网，分别提取格网内海拔高程最大值和最小值，再使用栅格计算器工具计算格网内的高程差值，并统计不同地形起伏度分级内的古村落个数（表3）。可以发现，汾河流域有74个（61.16%）古村落周边1 km2范围内的地形起伏度低于50 m，40个（33.06%）介于50~100 m，即汾河流域94.22%的古村落的村址周边1 km2范围内地形高差低于100 m。这是因为平缓的地形起伏更适于聚落营建，也是对人类由易到难的逆流而上开发进程的佐证。

4.3 经济格局的影响

①121个古村落距中心城市平均距离57 km，其中71.90%分布在距中心城市20~80 km辐射范围内。汾河流域121个古村落到省会、地市、县城的平均距离分别为109 km、57 km、12 km，相应地省会、地市、县城对古村落的主要辐射距离分别为100 km、80 km、20 km以内，体现了不同城市对古村落分布的影响效应。若以山西省11个地市为中心城市，汾河流域的121个古村落距中心城市平均距离57 km，略低于70 km的全国平均水平[18]，其中71.90%的古村落分布在距中心城市20~80 km范围内（表3）。
②古村落的形成与分布与人口密度具有时空耦合性，其中80.17%分布在人口密度超过100人/ km2的范围内。归根结底，古村落是人类生存的聚落，离开人便不存在村落的指称意义。如图2所示，纵观历史时期，汾河流域人口密度[28-29]的增损 ① 与古村落的涨落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呈正相关性（R=0.446，P=0.01）。隋唐、明代等大一统时期，既是人口增殖，也是古村落发展的黄金时期；魏晋、宋辽金等分裂时期，既是人口耗损，也是古村落发展的滞缓时期。以清光绪九年（1883年）汾河流域各县人口数据[29-30]为基础，制成汾河流域人口密度等值线与古村落分布耦合图（图7），可以发现汾河中游的人口密度高值区同时也是古村落富集区，80.17%的古村落分布在人口高值区（≥100人/ km2）。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首先，人口密度是以县域为基础进行的，不能实指古村落人口密度；其次，在当今社会，许多古村落实际已经成为人口流失区[31]。
图7 汾河流域古村落分布与人口密度、交通线耦合图

Fig.7 The coupling with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raffic lines in Fenhe River Basin

4.4 交通格局的影响

①121个古村落距主要河流平均距离9 km，其中58.68%分布于距主要河流10 km范围内。古村落的分布与河流之间具有显著的依存关系，研究表明：山西省分别约有35.31%、67.66%的古村落分布于距离河流3 km、10 km范围内[12]；嘉陵江流域分别约有48.94%、89.36%的传统村落分布于距离河流3 km、5 km范围内[21]。在ArcGIS 10.0中，使用缓冲区分析工具，以五级以上河流为基础，分别以5 km、10 km为半径作缓冲区，并用相交工具统计分布在该缓冲区内的古村落数量。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古村落距河流平均距离为9 km，其中5 km缓冲区内分布着39个古村落，占32.23%；10 km缓冲区内分布着71个古村落，占58.68%。
②121个古村落距交通干线平均距离12 km，其中77.69%分布在距交通干线15 km范围内。汾河流域是呈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型河谷平原地带，其地形特征决定了流域范围内交通干线的基本走向，历代沿袭不辍。在以服贾远方的商贸型古村落和四塞之地的军事型古村落见长的山西省[12]，古村落与历史交通的依存关系尤为显著。如图7所示，以清代汾河流域主要驿道[24]为参照，121个古村落距交通干线平均距离12 km，在0~5、5~10和10~15 km距离分级中分别有古村落37、35和22个，即相当于77.69%的古村落分布在据交通干线15 km范围内。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通过对汾河流域121个古村落的历史溯源，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与形成机理，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①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形成，经历先秦两汉起源期、魏晋隋唐拓展期、宋元收缩期、明代鼎盛期和清代饱和期的历史轨迹，总体上具有由中、下游向上游的“逆流而上”的空间拓展时序，反映了人类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平原向山区的区域开发时序。
②汾河流域古村落的分布，总体呈集聚型特征，并在汾河中游形成沿汾河分列的古村落密集带。古村落“逆流而上”的空间拓展过程，反映在不同时期古村落空间分布重心上，表现为自南向北的迁移路径，汾河中游是古村落分布的“重中之重”。
③汾河流域古村落时空演化特征的形成，是自然环境基础性效应与社会环境关键性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汾河流域的121个古村落中，有88.43%分布于年均气温高于10 ℃范围内，73.55%分布于年降水量超过400 mm范围内；96.70%分布在1 500 m以下，94.22%地形起伏低于100 m；71.90%分布在距中心城市20~80 km辐射范围内，80.17%分布在人口密度超过100人/ km2的范围内；58.68%分布于距主要河流10 km范围内，77.69%分布在距交通干线15 km范围内。

5.2 讨论

①汾河流域的121个古村落仅是历史时期形成的人类聚落的“样本”，而且其形成年代的判断存在一定主观性，因此文中定量结论的精度必定存在误差。不过，本文揭示的古村落溯江而上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反映的区域开发进程则是具有代表性的。
②古村落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复杂的，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古村落的形成原因也可能是单一的，当某一方面条件成熟时，便自然形成。在汾河流域的古村落中，有许多曾拥有显赫的“前身”，考其沿革，其中不乏故县治、故关址所在。如新绛县泉掌镇，西汉高祖敕封杜恬为长修平侯于此，后改为长修县。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以及国家政策的调整，这些地方虽然失掉往日“身份”，但作为开发的“先行地”，仍保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并烙下深刻的历史印痕，成为现在依然能够看到的古村落。
③通过对古村落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的追溯，可以发现，古村落体现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是区域“地脉、文脉、人脉”的综合表现，可以反映和揭示区域开发的时序；古村落不仅承载着区域的历史空间，而且凝结着区域的空间历史，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区域发展和环境变迁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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