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0 , Vol. 40 >Issue 1: 21 - 3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1.003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价

  • 夏昕鸣 , 1, 2 ,
  • 谢玉欢 1 ,
  • 吴婉金 1, 2 ,
  • 朱晟君 1 ,
  • 贺灿飞 , 1, 2, ※
展开
  • 1.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1
  • 2.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 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中国 北京 100871
※贺灿飞（1972—），男，江西永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经济。E-mail：。

夏昕鸣（1993—），女，山东济南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投资与区域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19-05-17

  修回日期: 2019-12-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5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00101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41425001)

收起

Evaluation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XIA Xinming , 1, 2 ,
  • XIE Yuhuan 1 ,
  • WU Wanjin 1, 2 ,
  • ZHU Shengjun 1 ,
  • HE Canfei , 1, 2, ※
Expand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Beijing 100871，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17

  Revised date: 2019-12-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Fold

摘要

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边缘，被动地纳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正逐步改变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建立更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文章根据2014—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数据及东道国属性数据，构建包括关系联系与东道国特征的评价体系，重点考察各要素时空分布差异，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通过对各国投资环境的聚类分析，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6大类，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进行打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继续巩固其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同时挖掘西亚北非、西欧、中亚部分国家的潜在投资机会，加强合作，实现互联互通。

关键词： 投资环境; 评价体系; 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缘政治; 贸易联系; 营商环境

本文引用格式

夏昕鸣 , 谢玉欢 , 吴婉金 , 朱晟君 , 贺灿飞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价[J]. 经济地理, 2020 , 40(1) : 21 -3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1.003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China have been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and passively integrated in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is gradually changing its way of participating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attribute data of the host country in 2014-2017,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system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st country, focusing on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each factor. Through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each country,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divided into 6 categori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grad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consolida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nks among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explore potential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nd achieve connectivity among some countries in West Asia, North Africa, We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Key word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evaluation syste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geopolitics; trade links; business environment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跨国（境）投资被认为是传递信息、资本、技术以及组织跨国生产的重要方式[1-2]。
传统区位论检验了FDI的三大动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3]。邓宁国际生产折衷论中的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市场潜力、贸易壁垒、技术水平、集聚经济以及友好的外资政策等，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位优势的空间分布[4-5]。一般认为，基础设施完善度高、劳动力水平高或成本低、交通运输成本低等多会提升一国的FDI流入[6]。Rasiah[7]的研究发现廉价劳动力并不能影响跨国公司FDI区位决策，但熟练劳动力的确是关键因素。此外，市场规模、市场潜力与市场竞争对FDI区位同样产生了影响[8-9]。
传统的跨国投资研究一般分为垂直投资和水平投资，更侧重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组织方式，或是技术合作方式，基本上以盈利为目的[10]，较少考虑到投资目的地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及社会发展的包容性。随着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近年来绿色投资理念开始受到关注，以顺应包容性社会建设的需要[11]。
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边缘，被动地纳入了经济全球化[12]。自改革开放到启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正逐步改变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推进经济全球化，突出国家力量和地方力量，意在建立更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Inclusive Globalization）。“一带一路”是全球开放性区域合作倡议，因此，在界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并没有具体明确的空间范围。本文的研究范围是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路线。
已有大量研究通过典型案例剖析和问卷调查法、模型分析法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13-15]，分析东道国经济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生产成本等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16-17]，同时强调制度文化以及社会的作用[18-20]。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对经济、政治要素关注多，对地缘关系与国家间的连通性考虑较少。
本文基于中国视角和已有研究成果，引入关系要素，不仅重点关注东道国的属性特征，同时考察与东道国的连通性，系统地梳理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各要素时空分布特征，并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

1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大类可以分为东道国—母国的关系特征和东道国的属性特征两个层面。本文将中国与东道国的关系环境划分为政治关系、空间关系、经济关系三类，用国家间的双边关系来指代政治联系。本文参考了国际关系学国家双边关系事件分值基准表[21]，汇总每年各个国家的外交事件，诸如建立外交关系、签订经济一体化合约、最高领导人访问等正面事件，以及建立以对方为敌的军事同盟、实行经济禁运、以政府声明的形式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等负面事件，并对这些事件赋予一定的分值，分值越高则表明国家间的政治联系越强。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差异较大，故选取中国和特定东道国之间的航班数量表征两国之间的地理邻近度。本文选取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来衡量两国之间的经济邻近度和贸易关系，该指标越大，则表示经济距离越小。
东道国的属性特征包涵硬性要素和软性要素两个方面。硬性要素指标可进一步划分为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宏观经济情况三个方面。软性要素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投资安全、营商效率、提升潜力三个方面。
基础设施中，交通状况与运输条件是反映一国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及覆盖率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公路、铁路、航空、货柜码头吞吐量等指标，以求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交通运输条件。
同时，中国企业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故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条件是中国企业OFDI的重要考虑因素。资源禀赋包含能源资源、电力资源、淡水资源、土地资源，分别以化石燃料能耗（占总量的百分比）、通电率（占人口的百分比）、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土地面积为三级指标。
为衡量宏观经济情况，本文选取东道国的人均GDP来表征该国的市场规模，以验证中国企业的市场寻求动机。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公布的法律权利力度指数作为该国的执法程度测度，这一指数介于0~12之间，数值越高，表示执法程度越强，政治风险越小。腐败指数选择由著名国际反腐民间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腐败感觉指数”（Corruptions Perceptions Index），100分为非常廉洁，0分为高度腐败。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8%的分数低于50（西方国家通常以50分为及格线）。民主指数来自《经济学人》的2015—2018年民主指数报告（Democracy Index），其数值介于0~10之间。民主指数基于60个指标的评级，这些指标包括五个类别：选举过程和多元化、公民权利、政府的运作、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国家安全指数来自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Gallup）发布2014—2018年《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该指数是基于问卷调查结果计算，问卷中有4个问题，用来评估受访者个人安全和个人遭遇法律和犯罪的经历。指数越高，表示国家（地区）越安全。
营商环境指数来自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得分范围从0~100，其中，0表示最差的监管绩效，100表示最佳监管绩效。
提升潜力蕴含在劳动力素质和研发投入中，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投资东道国需要的受教育条件和技能，选择中学教育一般学生数量作为劳动力素质的衡量指标。其他指标构成与数据来源见表1。
表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评价指标体系

Tab.1 China’s invest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类别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关系要素 地缘政治
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 外交事件联系 外交部网站
空间关系 航班对数 天巡网
经济关系 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硬性要素 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水平 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 维基百科（数据源头：各国政府官方网站搜集的公路数据）
铁路里程 世界银行
航空运输货运量 世界银行
货柜码头吞吐量 世界银行
信息化水平 百人移动电话数 世界银行
百人宽带数 世界银行
金融服务水平 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每10万成年人） 世界银行
资源禀赋 能源资源 化石燃料能耗（占总量的百分比） 世界银行
电力资源 通电率（占人口的百分比） 世界银行
淡水资源 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世界银行
土地资源 土地面积 世界银行
宏观经济情况 市场规模 人均 GDP（现价美元） 世界银行
宏观经济稳定性 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 世界银行
工业发展 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 世界银行
开放程度 贸易额（占GDP的百分比） 世界银行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 的百分比） 世界银行
软性要素 投资安全 执法指数 法律权利力度指数 世界银行
腐败指数 腐败指数 国际反腐民间组织透明国际报告
民主指数 民主指数 经济学人报告
治安指数 国家安全指数 《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
营商效率 税收情况 总税率（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 世界银行
利润税（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 世界银行
管理效率 进出口周转时间，中值（天数） 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指数 世界银行
提升潜力 劳动力素质 中学教育，一般学生 世界银行
研发投入 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 世界银行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评价分析

2.1 聚类分析

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组间连接法对各国进行聚类分析。整体来看，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六大类，西亚北非、西欧、中亚部分国家存在一定的共性，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已有地缘政治联系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弱。A类41个国家较其他国家与中国联系呈中等或较弱的特征，可以继续根据空间距离相似性大致再将其分为6个小组团。B类国家与中国主要发生边境贸易，国家发展与基础设施较薄弱，投资安全、营商效率较弱。C类国家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与中国具有长期的经贸往来，宏观经济状况基本稳定，投资者对东道国国情和投资环境熟悉，有利于投资的持续性和稳定性。D类国家市场规模较C类国家更大，基础设施却较为薄弱。E类马来西亚与越南均为近几年中国最大的东盟贸易伙伴国。

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指标时空特征

2.2.1 地缘政治关系

外交联系强度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分值为0~8之间，分值越大表示联系强度越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联系强度大多遵循地理相似定理，即与中国距离越近的国家，两国间的联系强度越大。联系强度分值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如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老挝等；而分值较低的国家则主要分布在西亚和中欧地区，如捷克、阿联酋、阿塞拜疆和叙利亚等。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平均联接（组间）聚类谱系图(d=2.5)

注：聚类分析剔除了数据缺失较多的克什米尔和巴勒斯坦地区。

Fig.1 National average linkage(inter-group) cluster pedigree map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d=2.5)

表2 聚类分析结果

Tab.2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分类 国家 相似性
A类 东北亚（1）：蒙古
东南亚（1）：文莱
南亚（2）：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西亚北非（15）：埃及、阿曼、阿塞拜疆、巴林、格鲁吉亚、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亚美尼亚、伊拉克、伊朗、以色列、约旦
中东欧（19）：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黑、波兰、黑山、捷克、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马其顿、摩尔多瓦、塞尔维亚、斯洛伐克、乌克兰、希腊、匈牙利
中亚（3）：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与中国联系中等或较弱，国家发展具备一定基础
B类 东南亚（2）：老挝、缅甸
南亚（2）：不丹、尼泊尔
西亚（2）：阿富汗、也门
中亚（2）：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与中国的边境贸易类型相似，国家发展和基础设施相似
C类 东北亚（1）：俄罗斯
东南亚（2）：菲律宾、柬埔寨
南亚（1）：巴基斯坦
西亚（1）：土耳其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空间联系密切，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
D类 东南亚（1）：印度尼西亚
南亚（1）：印度		 市场规模、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但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E类 东南亚（2）：马来西亚、越南 地理区位、贸易类型
单独
自成
一类		 东南亚（2）：泰国、新加坡
南亚（1）：马尔代夫
西亚（2）：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		 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情况、经济结构、政治体制

注：克什米尔、巴勒斯坦为无数据地区。

从航空联系强度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国家的航班数量较多，而与中东欧、西亚北非、中亚国家的航空联系较少。每周与中国航班数量最多的国家为泰国（748对/周），其次为印度尼西亚（501对/周）、印度（468对/周）等；不丹、叙利亚、也门三国每周与中国的航班数量则为0。航空联系强度较弱可能与两国之间地理距离（马其顿、波黑等中东欧国家多通过中转连接）、两国经济和政治联系紧密程度（叙利亚、阿塞拜疆等）以及航空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不丹、阿富汗等）等因素有关。
从贸易联系强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达到25个。其中，马来西亚、俄罗斯、越南与中国的进出口额分别达到1 020.2亿美元、951.85亿美元和836.4亿美元。越南、印度、俄罗斯等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分别是中国第七、第九、第十大出口市场；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是中国主要的进口市场，分别是中国第七、第九大进口市场。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不平衡现象不容忽视。巴勒斯坦、不丹两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不足1亿美元，与其他国家差距明显。

2.2.2 硬性要素

2.2.2.1 基础设施

①交通运输水平。从陆路交通设施和运输条件来看，公路和铁路覆盖率较高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泰国、乌克兰、波兰等，尤其是印度和俄罗斯具有绝对优势，二者整体呈现相似的分布规律。但是，排序位于前20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排序靠前的国家大多位于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其中印度的公路覆盖率远高于其他国家，而铁路总公里数排序靠前者则包括了更多中东欧的国家，如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
图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外交联系强度

注：1.克什米尔数据缺失；2.数据来源于外交部网站。

Fig.2 The strength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图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周与中国的航班对数

注：1.巴勒斯坦、克什米尔数据缺失；2.数据来源于天巡网。

Fig.3 The number of flights per week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图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2017年）

注：1.保加利亚、克什米尔数据缺失；2.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ig.4 Total imports and expor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7）

从航空运输货运量来看，航空运输较发达的国家包括阿联酋、新加坡、卡塔尔、俄罗斯、土耳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主要位于西亚、东南亚和南亚，而中亚和中东欧的国家则无一进入前20。可见，航空运输状况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且其整体呈现出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加的趋势，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空运输状况正逐渐优化。考察航空运输货运量的分布可知，“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之间差距悬殊，年航空运输货运量高于1 000百万t/km的国家仅占14%，而低于10百万t/km的国家占比则高达46%。
从货柜码头吞吐量来看，水路运输较发达的国家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泰国、土耳其等，主要位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由于水路运输对于港口条件的特殊要求，货柜码头吞吐量排序靠前均为沿海国家，而处于内陆的大多数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则在水路运输条件上具有天然的劣势。考察水路运输状况的变化趋势及其分布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路运输状况随时间推移有一定的改善，但货柜码头吞吐量的增长势头并不明显，其格局相对稳定，其中年货柜码头吞吐量高于1亿TEU的国家仅占10%。
②信息化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讯状况整体较好，宽带覆盖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均较高。其中，百人宽带数均值超过20的国家占24%，大多为位于西亚和中东欧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而位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百人宽带数均值则小于20，互联网连接与通讯设施相对不健全。百人移动电话数超过100的国家占比高达75%，移动电话普及率非常高，移动通讯状况良好。
③金融服务水平。从整体来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其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其变化趋势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互联网金融的普及导致的，而东南亚和南亚的部分相对落后国家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则逐渐增加。

2.2.2.2 资源禀赋

①能源资源。绝大多数国家依然是以化石燃料作为其主要的能源供给来源，化石燃料能耗占总能耗总量的百分比超过90%的国家共有22个，占比高达35%，而化石燃料能耗占能耗总量的百分比超过50%的国家则高达75%。
②电力资源。从通电率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设施齐备，电力覆盖率极高，通电率在95%以上的国家共有52个，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83%。然而，依然有部分国家的通电率始终停留在较低水平，这类国家大多是位于亚洲的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包括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也门、蒙古、阿富汗等。
③淡水资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淡水资源储备整体较为丰富。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高于10 000 m3的国家占比为13%，绝大多数国家淡水资源储备处于1 000~10 000 m3之间。从空间分布来看，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的淡水资源储备整体高于西亚国家，这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征。
④土地资源。土地资源与一国的国土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土地面积作为考察对象。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朗、蒙古、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亚洲国家的土地资源相对较为丰富，而西亚和中东欧部分国家的土地资源则相对较为稀缺。

2.2.2.3 宏观经济情况

①市场规模。整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差异较为明显，最大值超过最低值的十倍之多。分区域来看，西亚北非各国的人均GDP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科威特等石油和天然气大国的人均GDP水平位居各国之前列；除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外，大部分中东欧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位列中上水平；而对于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除新加坡、文莱、马尔代夫等，其余各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均处于中下水平。
受全球宏观经济下行影响，2014—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GDP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各区域表现有所不同。其中，东北亚（俄罗斯、蒙古）、西亚北非（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土耳其等）、中东欧部分国家（白俄罗斯、希腊等）的人均GDP下降明显；而东南亚、南亚的大部分国家（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以及中亚和中东欧地区的小部分国家（伊朗、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呈现小幅度的人均GDP上涨趋势。
②宏观经济稳定性。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有11个国家年通货膨胀率为负，即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以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波黑、黑山等中东欧国家为主；年通货膨胀率在0~5%之间的国家占到半数，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宏观经济处于较稳定的状态；此外，有19个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超过5%，其中埃及、乌克兰、蒙古、伊朗和白俄罗斯等国家的年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10%，过高的通货膨胀率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③工业发展。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可知各国工业发展情况，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工业增加值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水和天然气行业中的增加值，其递减态势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近年来宏观经济整体处于下行状态。
④开放程度。整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GDP比重较大，且该数值在2014—2017年波动幅度不大，表明近几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经济对外开放度较高。以各国2014—2017年的平均值而言，贸易额占GDP比重低于50%的国家仅为8个，介于50%~80%之间有16个国家，介于80%~100%的之间有10个国家，而比重超过100%的有27个。其中，新加坡的贸易额占GDP比重最大，高达326.34%，越南（191.86%）、斯洛伐克（187.03%）等国次之。比重最低的国家为巴基斯坦（26.60%），孟加拉国（37.63%）、印度尼西亚（40.64%）等国次之。
在近几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净流入占GDP比重整体为正且大致呈上涨趋势，表明各国的外商投资吸引力有所提高。综合2014—2017年的平均数据，最热门的投资地为塞浦路斯（32.04%）、新加坡（22.29%）、匈牙利（12.48%）、柬埔寨（11.54%）和格鲁吉亚（11.48%）。在洲际尺度上，外商投资的集聚特征并不明显。中东欧国家的FDI净流入占GDP比重数值基本为中上水平，其中，黑山（11.21%）和阿尔巴尼亚（8.5%）等国较为突出；南亚、中亚、东北亚的投资占比则大多位居中下水平，如蒙古（-5.13%）、不丹（0.35%）、乌兹别克斯坦（0.42%）等；西亚北非和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投资吸引力水平不一，FDI净流入占GDP比重的差异明显，比如塞浦路斯（排名第1）和新加坡（排名第2）以及泰国（排名第46）、也门（排名倒数第2）和叙利亚（排名倒数第3）。
此外，2014—2017年，部分国家的投资占比数据波动明显，如匈牙利（先增后降）、塞浦路斯（显著增大）、蒙古（先降后升）、吉尔吉斯斯坦（先增后降）和黑山（波动频繁），而其余各国变动不大。

2.2.3 软性要素

2.2.3.1 投资安全

①执法指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东欧国家的法治环境最好，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次之，而中亚和西亚北非国家的法律权利力度指数最低。结合2017年数据看，部分国家的法治环境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东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地区的部分国家也提高了其法律权利力度指数数值。比如，2014—2017年，文莱的法律权利力度指数从4增加为12；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也均增加了5个单位的数值。而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等西亚地区国家的法律权利力度指数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且法治环境没有显著改善。
②腐败指数。廉洁程度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阿联酋、卡塔尔、爱沙尼亚和不丹。其中，爱沙尼亚、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整体较为廉洁，而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拉克等西亚北非国家和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腐败指数较高。部分国家的腐败现象在2017年有所改善，尤其在中东欧地区，东南亚等地的国家也显著提高了腐败指数（更为廉洁）。比如，白俄罗斯的指数从2014年的31提高为2017年的44，缅甸和捷克也分别提高了9个和6个单位的数值。此外，部分国家的腐败程度有所恶化，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和部分中东欧国家，如巴林（从49降为36）、马其顿（从45降为35）、匈牙利（从54降为45）和叙利亚（从20降为14）等国。
③民主指数。研究期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主指数大多保持在同一等级水平，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发生明显变动，如柬埔寨（降为威权政体）、斯里兰卡（升为缺陷民主）、马其顿（降为混合政体）和摩尔多瓦（降为混合政体）。以2017年的数据为例，威权政体国家最多（22个），主要分布在东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也包括部分东南亚国家；缺陷民主国家（21个）则主要分布在中东欧、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混合政体国家的数量较少（17个）且为分布较为分散；不存在完全民主政体（指数高于8）。
④治安指数。从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指数看，地区治安较好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北非和中东欧区域。国家安全指数排名前五的国家包括新加坡（97）、乌兹别克斯坦（91）、印度尼西亚（89）、越南（89）和埃及（88）；而地区治安较差的国家包括阿富汗（45）、叙利亚（50）和马来西亚（62）等地。

2.2.3.2 营商效率

①税收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规定，总税率的计算方法是企业减免掉法律允许部分之后必须缴纳的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因此，总税率是作出国家间投资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总税率越低的国家越有吸引力，同时企业的负担越低，物价也会较低。利润税与利润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利润越高，则企业税负越重，但不同国家的利润税有差异，利润税占商业利润百分比低的国家对投资更具有吸引力。
图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4—2017年FDI净流入占GDP的比值

注：1.数据缺失地区包括克什米尔、巴勒斯坦、叙利亚；2.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Fig.5 The ratio of net FDI inflows to GDP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4-2017)

图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权利力度指数

注：1.数据缺失地区包括克什米尔和巴勒斯坦；2.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Fig.6 The strength of national legal right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图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指数

注：1.数据缺失地区包括克什米尔和巴勒斯坦；2.由于原数据缺失，文莱和马尔代夫2014年数据采用2016年的数据进行替代；3.数据来源于国际反腐民间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Fig.7 National corruption index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图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民主指数

注：1.数据缺失地区包括克什米尔、巴勒斯坦、文莱、马尔代夫和阿联酋；2.民主指数的分类依据经济学人民主指数报告的划分标准；3.数据来源于《经济学人》报告。

Fig.8 Democracy index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7)

图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国家安全指数

注：1.数据缺失地区包括克什米尔、巴勒斯坦、文莱、马尔代夫、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2.由于原数据缺失，叙利亚、马来西亚和不丹采用2015年数据替换，越南采用2016年数据替换；3.数据来源于《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

Fig.9 National security index for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7)

因此，本文以总税率（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为横坐标，利润税（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为纵坐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情况，将其划分为4个象限区域。第一象限表征总税率与利润税均高于平均值，处在该部分的国家税负较重，例如印度、不丹、孟加拉国、缅甸、塔吉克斯坦、希腊、叙利亚、马来西亚等，但这些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如塔吉克斯坦总税率更高，但利润税却低于不丹、孟加拉国、缅甸等国。第二象限表征总税率低、利润税高，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老挝、也门、泰国、以色列等国为代表。第三象限为总税率与利润税均低于平均值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税负较轻，以马其顿、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文莱、保加利亚等国为代表。第四象限为总税率高、利润税低的区域，以斯里兰卡、俄罗斯、爱沙尼亚、乌克兰等中东欧国家为代表。
②管理效率。口岸营商环境、跨境贸易便利化是体现管理效率的重要方面，企业对通关时效和海关服务的管理效率水平有直接的关系。进出口周转时间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管理效率的差异化，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卡塔尔在2014、2015年的进出口周转天数较长，在2016、2017年压缩进十天内，有了显著提升，但摩尔多瓦、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进出口周转时间均超过20天，黑山进出口周转时间在20天左右上下浮动。从整体来看，2016、2017两年的进出口周转时间的平均值均高于2014、2015两年，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口岸管理效率下降。
③营商环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在2014年处于中等水平，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营商环境水平不高，但从2014—2017年的变化情况来看，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西亚北非的营商环境分值仍然不理想，发生了分数滑落和基本维持的情况。因此，在西亚北非投资时，需要考虑营商环境造成的投资影响。

2.2.3.3 提升潜力

东道国人口总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可利用的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对投资环境的影响较大。从中学教育学生数的绝对值来看，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的学生数量均超过1 000万人，拉脱维亚、巴林、不丹、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文莱、黑山、马尔代夫的学生数量不足10万人。从研发支出来看，以色列、新加坡、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马来西亚、匈牙利、俄罗斯和希腊等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均超过1％。2017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超1.76万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R&D经费与GDP的比值）达到2.13%，投入强度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色列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25％，新加坡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8％，均超过中国研发投入强度。与之相反，哈萨克斯坦、巴林、斯里兰卡、伊拉克的研发投入强度刚刚达到0.1%或不足0.1%。

3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综合评价得分及排名

为克服既往研究对指标权重赋值的主观性，避免传统方法中主成分过分偏重于方差或数量级较大指标的缺陷，并保留各指标在相对离散程度上的特性，本文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均值化后的协方差矩阵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经过KMO和Bartlett检验，样本符合主成分分析的数据结构要求。
图1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税率与利润税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

注：1.数据缺失地区包括克什米尔和巴勒斯坦；2.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Fig.10 Total tax rate and profit tax as a percentage of commercial profit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提取公因子，由此得到提取的公因子特征值和贡献率。为明晰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对因子进行正交旋转，获得更具有解释力的公因子。按照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的平方根为权数，得到综合的投资环境评价得分F。
由表3可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估综合得分排在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不丹、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爱沙尼亚和波兰，大多为与我国具有紧密经贸联系的亚洲国家或经济发展基础良好的中东欧国家。其中，新加坡、爱沙尼亚、不丹、波兰等国家在软性要素上表现突出，投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则具有良好的硬性要素条件，陆路、水路和航空运输较为发达，有利于区域间的商品流通和物资交换。投资环境评估得分排名相对靠后的国家则包括伊拉克、巴林、阿富汗、科威特、叙利亚、也门、文莱、土库曼斯坦等，大多分布于西亚地区，其治安环境相对较差，投资环境的整体安全性有待提高，但这些国家大多具有丰富的资源能源储备，故应当存在许多潜在的尚待发掘的投资机会。
表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估综合得分及排名

Tab.3 Comprehensive scores and rankings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ssessment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国家 F 排名 国家 F 排名 国家 F 排名
新加坡 12.093 1 乌兹别克斯坦 1.846 22 柬埔寨 -1.341 43
俄罗斯 11.530 2 拉脱维亚 1.761 23 尼泊尔 -1.380 44
印度 10.801 3 菲律宾 1.595 24 沙特阿拉伯 -1.493 45
马来西亚 9.216 4 乌克兰 1.295 25 约旦 -1.500 46
不丹 5.874 5 罗马尼亚 1.260 26 亚美尼亚 -1.830 47
泰国 5.295 6 保加利亚 0.607 27 马其顿 -1.999 48
印度尼西亚 5.240 7 塞尔维亚 0.376 28 孟加拉国 -2.301 49
越南 4.621 8 埃及 0.123 29 阿塞拜疆 -2.545 50
爱沙尼亚 4.442 9 克罗地亚 -0.110 30 缅甸 -2.659 51
波兰 3.644 10 蒙古 -0.159 31 老挝 -3.467 52
匈牙利 3.394 11 塞浦路斯 -0.373 32 卡塔尔 -3.623 53
土耳其 3.084 12 摩尔多瓦 -0.594 33 阿曼 -4.044 54
黑山 3.043 13 斯里兰卡 -0.801 34 马尔代夫 -4.122 55
以色列 2.698 14 阿尔巴尼亚 -0.907 35 伊拉克 -4.229 56
格鲁吉亚 2.591 15 伊朗 -1.074 36 巴林 -5.137 57
塔吉克斯坦 2.519 16 巴基斯坦 -1.105 37 阿富汗 -5.420 58
捷克 2.474 17 白俄罗斯 -1.107 38 科威特 -5.878 59
希腊 2.326 18 黎巴嫩 -1.127 39 叙利亚 -6.694 60
斯洛伐克 2.251 19 波黑 -1.222 40 也门 -6.716 61
阿联酋 2.145 20 哈萨克斯坦 -1.253 41 文莱 -6.965 62
立陶宛 1.851 21 吉尔吉斯斯坦 -1.331 42 土库曼斯坦 -8.294 63
主成分分析的结果能够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提供指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综合排名打分并非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依据。各国在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维度的表现各异，排名靠后的国家并不代表其不值得投资，因此，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当兼顾整体环境得分与具体要素表现，对一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4 结论

本文提供了一个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的三级指标体系，逐一对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基础设施、资源禀赋、宏观经济情况、投资安全、营商效率、提升潜力等方面进行评判，该评价框架考虑关系联系与东道国特征，纳入了经济地理思想与传统的投资理论，并利用现有的最新研究数据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强度、结构与分布特征。通过对各国的投资环境进行聚类分析，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六大类。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差异化的联系，各国在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发展潜力等各方面的不平衡现象突出。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进行打分，新加坡、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不丹、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爱沙尼亚、波兰为排名前十的国家，阿曼、马尔代夫、伊拉克、巴林、阿富汗、科威特、叙利亚、也门、文莱、土库曼斯坦为排名后十位的国家，需要注意的是，该排名仅对投资决策提供指导，不代表排名靠后的国家不值得投资，各投资主体应综合考虑投资项目本身需求、东道国资源禀赋及经济社会状况后再进行可行性评估和最终的投资决策。
具体而言，本文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的评价体系及结论能够为政府和企业的相关决策提供以下建议：
①对于政府而言，应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通过减少制度约束、建立多边投资促进合作机制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国家间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此外，根据东道国投资环境各项安全性指标，提出宏观投资政策指引和风险警示，引导企业境外投资方向和规避风险。对于潜在经济效益高而投资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应积极提供金融财税支持体系、融资保障等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降低企业对外投融资成本。
②对于投资主体即企业而言，应综合东道国的社会经济资源等各方面情况，在权衡投资安全、利润和商业可持续性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兼顾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企业应考虑适度超前的、与投资地的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项目。此外，在投资过程中，企业应积极考虑东道国的提升潜力，通过强化教育职能提升当地劳动力素质，并培养和增强当地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对于具有较大投资潜力的东道国，央企或地方国企应优先对其进行基础设施类的项目投资，改善东道国的交通通讯和能源供应等基本生产条件，为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入驻投资提供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应继续巩固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同时根据投资环境指标评估结果和政策措施建议，进一步利用和积极主动改善西亚北非、西欧、中亚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以充分挖掘其潜在投资价值，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加强合作。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Dicken P. Global shift: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M]. Beverly Hill,CA: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1.

[2]
Coe Neil M.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globalisation of retailing:towards an economic-geographical research agend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4, 36(9):1571-1 594.

[3]
Dunning J.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1:439-442.

[4]
Dunning J H.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 ne-glected factor?[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29(1):45-66.

[5]
Dunning J H.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 restatement and some possible extens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1):1-31.

[6]
Botrić V, Škuflić L. Mai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Southeast European Countries[J].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 2006, 13(2):359-377.

[7]
Rasiah R. Globaliza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movements[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0, 21(6):943-961.

[8]
Billington N.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 em-pirical analysis[J]. Applied Economics, 1999, 31(1):65-76.

[9]
Bosire E M. Macro-economic factor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into Eastern Africa Reg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18, 8(5):200-209.

[10]
刘作丽, 贺灿飞.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8(6):952-961.

[11]
Bank W. Globalization,growth,and poverty:building an inclu-sive world economy[J].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0, 2(1):226-238.

[12]
Dicken P. Global Shift: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4(2):220-222.

[13]
Liu X, Luo Y, Qiu Z, et al. FDI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China’s regional growth[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14, 50(sup6):87-106.

[14]
程惠芳, 阮翔.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 2004(11):23-30.

[15]
Kolstad I, 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26-34.

[16]
Buckley P J, Casson M. The optimal timing of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1, 91(361):75-87.

[17]
赵瑜嘉, 马妍, 贺灿飞.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探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14(30):65-67.

[18]
Wright M, Filatotchev I, Hoskisson R E, et al. Strategy re-search in emerging economies: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42(1):1-33.

[19]
Erdener C, Shapiro D 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amily enterprises and dunning’s eclectic MNE paradigm[J].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3):411-436.

[20]
贺灿飞, 郭琪, 邹沛思.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J]. 世界地理研究, 2013(4):1-12.

[21]
阎学通, 周方银. 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6):90-103.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