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地理学研究经历着研究对象从经济活动到区域发展，研究视角从对经济活动过程格局的成因机理阐释到对区域综合发展的经济性解析，研究区域从由行政区、方位区、类型区和政策区逐步拓展到以自然地理单元或自然系统单元为主导的地理单元区。近年来，三角洲、湾区和流域等地理单元区域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方面地位越来越突出，区域类型的变化改变了区域构成要素、要素间以及子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区域在更大尺度区域中的作用等，对揭示基本科学规律的可行性和产生重大研究突破的方向、求解科学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通过治理实现区域发展调控优化的策略都将产生实质性影响。为适应这种区域研究单元的变化，文章提出了基于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的一般范式，即系统解析地理单元在保持全国或大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赋予地理单元新的人地系统耦合关系、地理单元区域内部分异与空间组织模式。借助这一研究范式，在对黄河流域同长江流域发展条件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特色问题，试图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更好适应区域研究对象和区域发展目标改变而进行学科创新的初步探讨，为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北京2015年上市公司总部空间分布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运用空间缓冲区分析以及Tobit模型，探讨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北京上市公司总部空间分布比较集中。其在东西方向上较为均匀，而南北方向上，长安街以北上市公司总部数量明显多于长安街以南。五环内上市公司总部大致沿环路分布，并且呈现出距离衰减的分布规律。五环外上市公司总部则沿着放射状高速公路向郊区延伸。②北京相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总部空间分布倾向于集聚。制造业上市公司总部与全部上市公司总部空间分布较为相似，但距离衰减更为明显；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下简称信息业）上市公司总部空间分布高度集中。③北京上市公司总部空间分布主要受二环以内区位、二环到四环之间区位、2 km缓冲区总部数量、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以及到最近“985”院校的距离等因素的影响。④分行业来看：制造业上市公司总部对于集聚因素以及政策因素（主要指开发区）更加看重；而信息业上市公司总部更加关注到天安门城楼的距离以及到最近“985”院校的距离。
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边缘，被动地纳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正逐步改变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建立更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文章根据2014—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数据及东道国属性数据，构建包括关系联系与东道国特征的评价体系，重点考察各要素时空分布差异，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通过对各国投资环境的聚类分析，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6大类，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进行打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继续巩固其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同时挖掘西亚北非、西欧、中亚部分国家的潜在投资机会，加强合作，实现互联互通。
由节点（航空港）和连接线（航线）所构成的航空网络代表了城市间的空间可达性和连通度，对于刻画区域尺度的空间关系有重要意义。采用2016年全球航空网络数据，文章尝试利用复杂网络模型分析世界城市网络的连接性特征并进行社团识别，以期能加深世界城市网络等级体系与结构的理解，并为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表明，基于航空网络的世界城市网络形态表现出明显的层级性特征，高层级城市高度集聚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和具有重要航空中转能力的城市，如莫斯科、迪拜、安克雷奇等城市的位序相对较高。通过社区挖掘算法识别出13个“社团内部紧密联系，社团间的联系较少”的社团，包括8个大型社团和5个小型社团，其中8个大型社团基本覆盖了全球。结果表明，虽然绝大部分国家整体上属于同一社团，但8个大型社团界线明显超越了国家界线。航空网络是城市联系的重要测度指标，且文章研究城市几乎覆盖了全球所有城市，而非早期研究仅选主要城市作为案例而忽略了主要城市与非主要城市之间的联系，因而能更全面刻画世界城市联系格局和网络结构特征。
随着中国反贫困实践的深入推进，收入维度下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但是一方面通过收入贫困线测度的贫困发生率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国反贫困政策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导致地方政府过度追求脱贫数量，而忽视脱贫质量。从多维的角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测度，有助于有效克服以上两个问题。文章沿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的分析框架，基于CFPS的历年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总体多维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贫困强度的变化却不明显；整体上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但是适龄儿童辍学率却出现了大幅上升；另外，安全饮用水和炊用燃料对于总体贫困的贡献也较高。
从协同治理长江中游城市群雾霾污染的角度出发，选取1998—201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雾霾污染的面板数据，基于莫兰指数、Getis-Ord指数G、STIRPAT和空间滞后SAR模型对雾霾污染的污染路径、时空演变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讨论。研究发现：1998—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雾霾污染总体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其地理梯度分布大致为“江淮城市群>武汉城市圈>总体平均>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雾霾污染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且以武汉市和合肥市为中心表现为“热点”聚集区域，以南昌市和萍乡市为中心表现为“冷点”聚集区域；雾霾污染表现出显著的时间依赖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工业集聚和城镇化是显著加剧雾霾污染的重要原因，而经济聚集和人口集聚则显著降低了雾霾污染。最后，政府和企业应当从调整研发投入比例，加快建立跨区域协同治理雾霾污染的体制机制等途径降低雾霾污染带来的不良影响。
选取城镇化速度较快、从国家级贫困县一跃而成黔中经济强县、具代表性的贵州省织金县为案例地，基于人口和土地两个方面的5年间城镇化数据，从村—镇—县三级地域研究回流农民工对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城镇化过程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回流农民工是县域城镇化的主体，现阶段具有回城回镇难回村的特点，且存在诸如“中青离家老后回”等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性特征。②回流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过程有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县城大城区和乡镇小镇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以及不同乡镇的差异性空间效应，充分反映贵州山地特色城镇化过程，是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回流农民工的就地就近城镇化。③行政驱动型、交通驱动型和产业驱动型是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民工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空间效应的三种外溢模式。
从海洋创新过程角度入手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进行横向拉伸变形，结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尝试对海洋创新概念进行界定，进而构建以海洋创新资源、海洋创新机制、海洋创新绩效为基础的海洋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沿海11省市（港、澳、台除外）2001—2016年海洋创新相关数据，经主客观综合赋权，运用Dagum基尼系数方法，探讨我国沿海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非均衡格局及成因，结果表明：①考察期内，中国海洋创新水平呈波动递增趋势，空间分布上呈非均衡的三极格局。②从Dagum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来看，中国海洋创新水平总体区域差距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内差距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③空间非均衡格局成因包括三个方面：创新资源禀赋差距大、创新体制活力不足、海洋创新理念践行度低。据此，提出改善中国海洋创新水平空间非均衡格局的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对产业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由于人力资本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导致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能力高低有别。因此，从人力资本空间差异视角研究人力资本与产业空间转移的关系，可以为我国东部产业难以向中西部转移的原因和收效甚微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基于城市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人力资本份额增加能够有效促进地区产业份额增加，在解决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空间分布的反向因果关系后，人力资本促进产业集聚的作用仍然稳健。在人力资本仍集聚于东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制造业和文化产业自然难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应将人力资本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部分，提高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是促进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有效应对之策。
通过系统研究农牧户适应气候暖干化、城镇化以及生态工程、旅游发展等影响的适应行为分异过程、适应结果状态、适应能力差异及影响因素，并定量辨析农牧户适应能力、适应行为、适应结果的逻辑关系，总结了农牧户适应演化机制，得出基本结论：①气候暖干化、城镇化以及生态工程、旅游发展导致达茂旗农牧业生产功能衰退，是农牧户发生适应的起因与动力。②农牧户在理性选择的内在动因下，适应行为由传统农牧业生产向非传统农牧业生产转变，现阶段形成了纯农户、纯牧户、农牧兼型、务工主导型、旅游参与型五种适应行为主体。③适应能力差异是农牧户适应行为发生分异的根本原因，对农牧户适应结果影响显著，其中，适应能力由高到低排序为：旅游参与型、纯牧户、农牧兼型、务工主导型、纯农户。④农牧户适应能力提升的前六位障碍因素是：成人劳动力比重低、家庭人均年收入少、耕地或草地面积不足、社会网络不发达、牲畜数量少；不同类型农牧户适应能力提升的首要障碍因素不同，纯农户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和人均耕地面积不足，纯牧户是社会网络不发达和家庭人均年收入低，农牧兼型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和成人劳动力比重低，务工主导型是受教育程度低和人均耕地面积短缺影响；旅游参与型是社会网络不发达和受教育程度低。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三方面构建湖南省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投影法（GRPM）模型对2004—2017年湖南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警情现状进行分析，进而运用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RBFNN）模型对2018—2022年湖南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警情演变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总体而言，2004—2017年，湖南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警情灰色关联投影值呈波动下降态势，警度由“重警”（橙灯）下降到“中警”（黄灯）。2018—2022年，其警情灰色关联投影值将进一步波动下降，但幅度不大，警度将保持“中警”（黄灯）不变。②就各子系统而言，2004—2017年，湖南省资源环境承载力各子系统的警情灰色关联投影值均有所下降，警度均由“重警”（橙灯）下降至“中警”（黄灯）。2018—2022年，资源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子系统将保持“中警”（黄灯）水平，环境承载力子系统将进一步下降至“轻警”（蓝灯）。③制约湖南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警情缓解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单位国土面积SO2排放强度、污水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重、湿地面积比重。
文章收集近20年相关数据，利用基尼系数、重心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考察旅游发展空间差异变化对经济发展平衡性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近20年来旅游增长速度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西部省区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较高，且旅游增长速度远大于经济增长速度，东部省区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较低，且旅游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差较小。②31省区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整体呈减小趋势，尤其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明显减小。旅游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性有一定的同步性，但在不同区域两者的同步性强弱不同。③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变化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近20年的数据表明，我国大陆31个省区、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呈正相关关系，随着旅游发展区域差异的减小，31个省区、中部、西部的旅游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但对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无显著影响。
随着研学旅行、亲子旅游的快速发展，青少年旅游市场渐热，规范和引导青少年游客的亲环境行为，维护景区环境已刻不容缓。在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回顾的基础上，基于群体影响的视角建构了参照群体、行为态度和亲环境行为的理论关系模型，侧重分析青少年游客与成年游客在亲环境行为的差异性，并以海珠湿地国家公园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利用SPSS17.0和AMOS17.0统计软件进行结构方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规范性社会影响和信息性社会影响）对的行为态度、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再次验证了行为态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②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行为态度在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存在部分中介作用；③基于多群组分析，青少年游客与成年游客在理论关系模型中存在差异，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规范性社会影响，成年人则更容易受到信息性社会影响。研究结论能够为有效培养和激发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协同视角下对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发展格局的动态把握是驱动旅游经济永续发展，优化要素供给的重要依据。运用LISA时间路径、重心轨迹、复合系统协同度等模型，对2009—2017年我国旅游产业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发展格局的时空动态及三者所构成复合系统的协同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三者省域间发展均渐趋于空间均衡，过程中旅游产业呈现“溢出效应”，而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则以“独立效应”为主。②三者局部时空格局动态变迁路径差异性显现，旅游产业最为稳定，省域间以协同增长占主导；科技创新稍弱，协同与竞争并存；现代金融稳定性最差，以空间竞争为主。③复合系统总体协同度较低，实现优质协同仍需较长时间。④协同格局经历了由局域性集聚分布—垂直分层—“胡焕庸线”的演化过程。
以罗霄山片区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对2010—2014年罗霄山片区20个县（市、区）的旅游扶贫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GMM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罗霄山片区旅游扶贫综合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但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多数贫困县（市、区）的旅游扶贫效率都呈现改善态势，说明旅游扶贫仍具较大潜力。从影响因素来看，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扶贫对改善罗霄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有积极影响，而教育培训水平较低和金融支持能力不足制约了该片区旅游扶贫效率的提升。
从感知价值驱动因素切入，通过对中美民宿消费者购买意影响因素的实证比较分析，揭示了中美民宿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的一般规律和区域差异特征：①中美在线民宿短租普及率的差异，美国民宿消费的普及率要高于中国；②中美在线民宿短租分布地的差异，美国民宿的分布地要比中国多元；③中美在线民宿短租影响购买意愿的驱动因素的差异，对中国民宿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最大的驱动因素是信任感知，其次是功能感知，再次是体验感知，对美国民宿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最大的驱动因素是体验感知，其次是信任感知，再次是功能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