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20 , Vol. 40 >Issue 1: 1 - 1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1.001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基于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兼论黄河流域同长江流域发展的条件差异及重点

  • 樊杰 , 1, 2 ,
  • 王亚飞 1, 2 ,
  • 王怡轩 3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 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049
  • 3.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1

樊杰（1961—），男，陕西西安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综合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19-12-27

  修回日期: 2020-01-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30644)

收起

High 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d on Geographical Units: Discuss on the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Prioriti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Compared to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 FAN Jie , 1, 2 ,
  • WANG Yafei 1, 2 ,
  • WANG Yixuan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 3.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Provincial Co-construc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12-27

  Revised date: 2020-01-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Fold

摘要

经济地理学研究经历着研究对象从经济活动到区域发展，研究视角从对经济活动过程格局的成因机理阐释到对区域综合发展的经济性解析，研究区域从由行政区、方位区、类型区和政策区逐步拓展到以自然地理单元或自然系统单元为主导的地理单元区。近年来，三角洲、湾区和流域等地理单元区域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方面地位越来越突出，区域类型的变化改变了区域构成要素、要素间以及子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区域在更大尺度区域中的作用等，对揭示基本科学规律的可行性和产生重大研究突破的方向、求解科学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通过治理实现区域发展调控优化的策略都将产生实质性影响。为适应这种区域研究单元的变化，文章提出了基于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的一般范式，即系统解析地理单元在保持全国或大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赋予地理单元新的人地系统耦合关系、地理单元区域内部分异与空间组织模式。借助这一研究范式，在对黄河流域同长江流域发展条件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特色问题，试图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更好适应区域研究对象和区域发展目标改变而进行学科创新的初步探讨，为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重大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区域; 地理单元; 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 研究范式; 人地系统耦合关系

本文引用格式

樊杰 , 王亚飞 , 王怡轩 . 基于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兼论黄河流域同长江流域发展的条件差异及重点[J]. 经济地理, 2020 , 40(1) : 1 -1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1.001

Abstract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is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from economic activities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causes and mechanism interpret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process pattern to economic analysis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udy area from administrative area, azimuth area, type area and policy area gradually expanding to geographic unit area dominated by natural geographic units or natural system units. In recent years, geographical unit regions such as delta, bay area and river basin have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pattern of territorial space, the changes of region types having been changing the regional componen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lements and between subreg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region in larger scale regions and so on, which will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the feasibility of revealing basic scientific laws, the direction of major research breakthroughs,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solving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the strategy of re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reg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through governanc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is change of the regional research units, this paper proposes a general paradigm for high 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d on geographical units, which means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the functional orientation of geographical units in maintaining the overal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whole country or large regions, the new human-nature system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geographical units endowed by the requir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 of geographical units. With this paradigm, on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ring to mak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ubject innovation fo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etter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regional research object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goal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China's major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gion; geographical unit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Yellow River basin; Yangtze river basin; research paradigm; human-nature system coupling relationship

在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的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和作用下，区域人口经济发生变动进而引起环境的改变与反馈，形成不断变化的过程[1-2]。传统意义上，将区域经济和人民福祉有所改善的区域变化过程表达为区域发展。区域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地表变化的过程[3-4]。随着全球可持续性科学的兴起以及我国进入新时期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区域发展已经逐渐成为地理学综合性研究的主题[5-6]。
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对象聚焦在经济活动的经济地理学研究，这是经典和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基本范畴，重点揭示人类经济活动在地表分布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演变过程和格局特征[7-9]。另一方面则是研究的视角基于“经济性”而对区域开展的综合研究，这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创新领域[10-12]。重点揭示区域发展的过程和格局的经济动因和经济效益，通常把经济收益最优或经济成本最节省作为综合集成的目标函数，同时把“价值化”方法作为破解自然和社会系统综合集成难题的有效途径[13-15]。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方向，恰恰同“经济”一词的两个重要的词意完全契合，即作为名词对人类特定类型活动的表达，以及作为形容词对各类活动的特定方面的评判。近年来，随着“两山论”、自然资源资产（资本）化、生态价值化、环境有偿化等理论思想以及研究命题的提出并不断深入的研究，经济效益最大化或成本节约为主要目标的区域发展经济性研究成为热点[16-18]。这使经济地理学从经济视角研究区域发展综合问题成为可能。
从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区域发展问题，由以往经济现象的地理过程和格局研究拓展到对整个区域发展综合过程的经济性或者经济视角的研究，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创新的标志性进展[19-21]。与此同时，中国的“区域”单元也发生着变化，这也为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动力。从政策、规划和管治角度来看，区域单元自古以来，长期是以“行政区”作为最基本和相对持久、稳定的区域单元。与此同时，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注重战略区位的地缘和完整性的区位单元，在改革开放之后拓展到精准对应政策实施的类型区以及重视政策引导性或主导性的政策区，近几年又逐步向注重诸如三角洲、湾区、流域等地理单元的拓展。
如何适应区域单元向地理单元的拓展，成为中国经济地理学在新时代研究的新命题。本文在科学认知区域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将区域单元变化所产生的区域特征作为调整区域发展基本内涵及其重要参数的依据，构建适应于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研究的基本范式。采用这一研究范式，在进行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讨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特色问题。

1 区域向地理单元区域的拓展：趋势与适应

1.1 区域单元演变与原因

我国实施政策、规划和管理的区域单元，长期以来是以行政区为主，经济地理学一直也是以行政区经济发展过程和格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全球研究也是基于国别为主。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左右时间，区域单元增加了以地理方位为指向的区域单元，关注相邻作用和近程影响形成的经济分工合作，并基于行政区经济形成的区域经济体系，强调区域本身的完整性和地缘关系，比如“一五”“二五”时期提出的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华中区、华南区、西南区和西北区等经济区，“二五”“三五”“四五”时期强调内陆与沿海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单元拓展到类型区和政策区，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的实施，突出分类指导、精准化管理以及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模式[22-24]。其中，类型区是根据区域类型的特色建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其合理发展，如山地、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政策区是以政策为导向，根据对政策实施的适宜性选择区域，通过政策落地促进其发展，如经济特区、技术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自由贸易区等。无论是类型区或是政策区在空间上通常是不连片的区域。“十八大”以来，区域单元继续拓展、多样化，随着珠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等概念的提出，特别是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流域单元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以自然地理单元或生态系统单元为主导的地理单元的特色越来越突出，既强调区域整体性进行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又突出区域单元的自然特色、强调区域发展模式的差异性[25-27]。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研究单元的变化趋势也大体相同：由国别的行政区域划分拓展到融入地缘政治、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概念的地理方位区域，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海湾合作委员会、加勒比共同体等。由于全球范围的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有限，因此对于类型区和政策区在全球方面的应用就非常有限，而地理单元也有所应用，如湄公河流域、亚马孙河流域，但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解析这种变化过程，行政区始终是区域发展的基本单元，在区域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在于其区域管理的权、责主要是基于行政区单元，规划和政策实施、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区域生态和环境修复保护，都是以行政区为单元的。而地理方位区、类型区和政策区等，主要考虑的是三大要素，即地理位置和空间邻近性、产业分工合作与经济系统空间组织、政策的分类落地与精准化。究其原因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关注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过程、格局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方面，而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打造区域经济体系，以及按照政策单元推动落后区域和体制改革先行地区的发展成为共同关注的命题，只是在改革开放前把区域整体性作为着力点，改革开放之后把提高政策精准和区域分类指导作为空间治理创新方向，突出区域特色和差异化[28-29]。近年越来越关注地理单元，更多考虑的是新三大要素，突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突出地理单元内人与自然和谐重大综合性问题，以及突出区域特色文化、区域科技创新网络与区域空间治理的作用[30-32]。这种转变，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一致，与生态文明建设一致，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相适应。区域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比较优势下的整体发展——既要突出特色又要强调整体，地理单元的特色首先来自自然格局塑造过程中所履行功能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自然特色又通过对区域文化经济社会系统的渗透、影响而给区域人类活动系统留下深刻烙印，区域也因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以及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而具有显然很强的整体性，湾区、流域等地理单元的出现往往把生态保护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主要组成部分，强调保护中开发以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作用，强调发挥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等，这是区域发展和空间治理上升到更高水平的着力点，符合从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传统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变的根本要求。
图1 区域单元的拓展过程的图示

Fig.1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expansion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unit

1.2 基于地理单元开展区域研究的科学价值

区域单元的变化，因为改变了区域构成要素、要素间以及子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区域在更大尺度区域中的作用等，而在区域研究过程中，对揭示基本科学规律的可行性和产生重大研究突破的方向、求解科学问题的难易程度以及通过治理实现区域发展调控优化的策略都将产生实质性影响[33-35]。基于地理单元开展区域研究的比较独特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便于开展人与自然耦合研究，便于对区域可持续性有较清晰的认知。无论是长期关注的行政区域，还是区位单元、类型区和政策区等，往往都是打破了以流动资源要素设定的自然地理单元或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这里，“水”是最关键的流动自然要素。这样，当我们讨论区域内部“人”系统和“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基本关系时，由于自然要素流动性的作用，对诸如具有流动性的自然资源在研究区域内的配置问题、污染物在流动的环境要素中追溯其来源并通过优化区域生产与生活方式实现污染物源头管控、区域生态效应如何在开放的系统中实现正外部性最大化等难点很大，就很难准确地揭示研究区域的人地相互作用关系，从而难以清晰地表达区域可持续性过程和格局[36-37]。当研究区域与自然地理或自然生态系统单元重合时，大幅度减少了研究基本对象，使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降低，提高了研究区域对人地耦合系统中人与地的互馈作用关系研究的准确程度，从而便于刻画研究区域的可持续性机理与调控规律[38-40]。
另一方面，有助于解析研究区域内部各子区域间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对区域综合效益进行相对准确和客观的研讨。还是以水资源为例，我们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时，当研究区域与河流流域不重合时，当我们对区域内各子区域Ri-in（i=1，2，…，n）进行水资源量配置时，其水资源量配置大小（WRi-in）受制于研究区域之外的该流域水资源占有量（WRj-out，j=1，2，…，m），当以研究区域内水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 m a x E i n = m a x ∑ E i - i n）为目标函数进行“以水定产、以水定人、以水定城”时，就势必同时要考虑该流域水资源在研究区域之外占有多大规模、产生怎样的效益（Ej-out）。而当研究区域单元与河流流域一致时，流域内各子区域间水资源配置量的动态之和就是流域总水量，这可以作为控制性参数，而对流域内水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区域可持续发展优化方案求解，就容易很多。
①简化优化模型Ⅰ（研究区域与流域不重合情形）
总水量约束：

W R = ∑ W R i - i n + W R j - o u t

水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目标函数：

m a x E = m a x E i n + E o u t = m a x ∑ E i - i n + ∑ E j - o u t

②简化优化模型Ⅱ（研究区域与流域重合情形）
总水量约束：

W R = ∑ W R i - i n

水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目标函数：

m a x E = m a x E i n = m a x ∑ E i - i n

1.3 基于地理单元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的一般范式

区域发展研究的一般范式，首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区域高质量发展是指区域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同步同向发展，是以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为出发点，以差异化的功能定位为立足点，以区域间综合效益等值化为目标要求，兼顾长期与短期综合效益最优的发展方式[2,13]。对于不同区域单元，其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可能不同，但所有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适应区域研究单元的转变、确定新时期地理单元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研究范式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图2 不同情形区域研究的基本对象图示

注：研究区域与自然地理单元重合情形：左图为重合，右图为不重合。

Fig.2 Illustration of basic objects for regional studi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图3 基于地理单元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框架

Fig.3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regional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geographical unit

其次，地理单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既要考虑地理单元本身的区域特色，又要考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地理单元在全国总体格局中的功能地位、地理单元区域整体性的比较优势与特色以及地理单元内部分异与相互作用系统纳入研究框架，据此提出基于地理单元区域高质量发展研究的一般范式的三项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一是通过自上而下探究地理单元在保持全国或大区域总体可持续发展格局中的功能定位，探讨其应具有的发展模式；二是解析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赋予地理单元新的人地系统耦合关系，即区域中自然生态系统与地理单元中各要素的相互叠加形成新的人类与自然系统的作用关系；三是从地理单元区域内部出发解析其自身发展模式和空间组织结构的特色，通过对区域内不同次区域之间进行比较优势和差异化的分析研究，利用尺度的传导和转换从而实现地理单元区域结构的有序化和高效运行。

2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发展条件和发展现状的比较

2.1 在全国地位的差异

在全国整体格局中，两个流域自然地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是有着鲜明的差异的。
从自然地理区划的7大分区看（图4），长江流域覆盖相对均值的一个分区单元，而黄河流域跨越青藏高寒、西北干旱半干旱、华北湿润半湿润等若干个自然分区，呈现显著的自然地理分异格局，且中上游地区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对区域的生态脆弱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即使对自然单元或生态系统降尺度分区看，长江流域基本平行于自然地理区和生态地理区的划分，少有对同级不同类型区的跨越，而黄河流域跨越的分区类型偏多，与其中多个生态系统脆弱区域产生了较为紧密的空间耦合，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敏感性、脆弱性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问题较长江流域更为严峻[41-42]。
图4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在全国的区位

Fig.4 Loc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in China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是以东西差异为主，近年又出现了以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二者并存为主要特征[2,13]。以胡焕庸线为界，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人口和城市集聚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北半壁。显然，东南半壁在黄河流域的占比远远小于在长江流域的占比，也就是说，长江流域覆盖的区域更多处在东南半壁，黄河流域占据的区域更多在西北半壁。从人口分布格局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黄河流域省份人口与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30.3%、26.5%，低于长江流域的42.6%、41.2%，人口占比与经济占比的差额也表明黄河流域发展的整体水平要低于长江流域。
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战略格局来说，长江本身是国家层面的“T”字形一级主轴，而黄河流域与二级轴线陇海—兰新覆盖区域有所重叠，与黄河在地理位置空间上不完全耦合，且在很多区段分离程度较大，因此黄河不能简单被当做重要发展的轴线[35,43]。这不仅是空间位置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长江和黄河的江河航运功能、港口与人口经济的空间关系以及江河航运的门户功能（图5）。黄河流域的航运线路长度、年货运量仅分别为长江流域的1/5、1/10，航运能力远远小于长江流域，黄河远没有长江对流域中下游经济社会体系建构以及对流域内整体性的联系交流具有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黄河出海港口和三角洲港口群的功能较长江差距显著，东营港2018年货物吞吐量5 418万t，且黄河航道不具备连通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能力，包括山东半岛货物吞吐量最大的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等港口同样无法借助黄河支流与黄河中上游地区产生交通联系，黄河河口地带不具备强有力的门户功能。长江河口地区拥有世界货物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上海港，2018年货物吞吐量达到75 050.8万t，它不仅能顺长江追溯到中上游地区，很好地发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带动作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枢纽，对外窗口的优势巨大。
图5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航运指标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shipping indicators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2.2 内部人地系统的特色

从水土资源的空间配置分析（图6），黄河流域土多水少的区域占比很大，许多地区水紧缺依然是一个造成人地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44-45]。长江流域下游地区水土资源相对丰富，水资源保障优势明显，为我国长江流域现代农业生产环境发展、现代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撑。两个流域的江河与人口经济的空间关系不同，分别在两个流域叠加人口高度集聚、经济发达的城市群地区后很清晰地表明，长江流域的主要人口分布区和城市群地区具有显著的沿江分布特征，长江走向和空间位置契合紧密，特别是川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等。但黄河流域的关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方向并不沿黄河分布，黄河未来建构经济带的空间走向必然与长江是不同的。但另一方面，从自然灾害的风险看（图7），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密集区与自然灾害高风险分布区的空间相关性比黄河流域大，长江流域的人口经济布局如何规避自然灾害风险更为重要。
图6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水土资源匹配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matching of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图7 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灾害危险性评估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2.3 内部区域构成存在差异

通过两个流域自然环境承载和临界超载状况分析各自流域的可持续性（图8、图9），黄河流域超载的面积和人口比重分别为14.23%、17.22%，均接近于长江流域的2倍，可见黄河流域超载比重相较长江流域要严重，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比黄河流域强，两个流域内部构成存在着差异[46]。
图8 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区域可持续性预警对比

Fig.8 Comparison of sustainability forewarning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图9 长江经济带与黄河流域主体功能区

Fig.9 Major function zon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Yellow River Basin

第一个方面，开发条件存在差异，两个流域超载的核心要素优势明显不同，所以开发条件也有区别，黄河流域主要是自然禀赋的短板——缺水成为承载力超载的主要因素，未来发生根本转变相对困难，长江流域则往往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和人口聚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导致环境容量的超载，完全有可能通过转变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管理效率等方法进行治理，增强整个流域的承载能力，增加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个方面，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长江流域不仅人口规模较黄河流域大，而且人口密度也较黄河流域高（图10）。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相同的规律。一般来说，河流三角洲地区往往是流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比较两个流域的三角洲区域，长江流域的三角洲自然优越，成为整个流域发展实力最强的区域，对全流域中上游地区发展具有强有力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黄河流域的河口三角洲地区发展不强，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有望发挥黄河流域的龙头带动作用。
图10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人口经济指标对比

Fig.10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between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 Yangtze River

第三个方面，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格局的组织角度分析，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人口持续向沿江地区进行集聚，有助于发挥其比较优势优化城市群地区，比如扬子江城市带、皖江城市带、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等，但是黄河流域形成的多是以省会为中心的都市圈，与黄河契合关系不紧密，不具备沿河发展关键区段的条件，所以黄河流域建设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系统更为合适。同时，长江流域沿支流构筑人口和经济均衡的空间布局，依托主轴通过“梳子”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依托长江实现上下游协调。黄河流域的这种模式并不清晰，多是通过中心—边缘的结构、通过圈层状组织区域经济发展[47-48]，依托交通主轴形成产业人口流动和分布的主要走向。

3 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特色问题的讨论

3.1 黄河流域对中国整体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实现“一带一路”愿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沿黄地区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是现代向西开放的主要通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成效和高质量发展的成效，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实现的成效。维系黄河水安全，以及预防黄河上游更大地区不被沙漠化吞噬，是“一带一路”生命线的基本保障。富庶的黄河流域将能够为向西开放树立信心、建立样板、构筑基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建构我国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化生产力布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覆盖或涉及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布局中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北方防沙带等，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拥有三江源、祁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因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我国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省区占北方经济的“半壁江山”，其常住人口、GDP总量、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占北方地区的57.72%、55.84%、48.93%、61.96%。我国在东西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也正在逐步形成，这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个重要表现，对全面实现现代化产生巨大的阻力。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破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难点的战略举措。只有黄河流域美丽富饶了，西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才有望全面实现，沿海和内陆、南北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才有望全面形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对探索和践行新型城镇化和扶贫新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与我国总体态势是一致的，即在东西向存在发展梯度差。而且，黄河流域在中上游地区集中连片和深度贫困的土地面积与人口占比更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落后，青海黄河源区域、宁夏西海固地区、甘肃陇东地区等是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难点地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状况决定着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进程和时间表。黄河流域的城镇发展动力、模式和效果完全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黄河流域深度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成因、程度和发展潜力也完全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走城镇化发展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让一个地区在实现现代化征程上掉队是党领导全国发展的基本要求。黄河流域必须探索一条符合自身条件的城镇化与扶贫新模式，不拖全国实现现代化的后腿。只有这样，黄河流域人民在赶上全国现代化步伐的发展道路上，才能够共享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3.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和人地耦合特征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无疑是这个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动力。进一步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在我国加大开放、引领全球发展的总体格局中，黄河流域是“一带一路”在我国境内陆路的核心地带，只有这个地带有旺盛的发展态势、坚实的发展过程、可期的发展成效，才能在陆路——特别是向西开放中有自信、有后盾。所以“一带一路”加大“开放”是黄河流域动力体系的重要组成方面。二是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遗存和经典在全球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黄河、黄土自然生态系统独特，景观价值高，生态安全屏障功能重要。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文化也是保护生产力，当文化和生态的价值成为发展的动力和收益的来源，黄河领域建立在生态和文化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新产业结构、新供给侧潜能就能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系。因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也还来源于地方文化和区域生态的比较优势。三是在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当越来越多的人更看重事业、更器重情操的时候，如同当年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西安交大精神等等，为黄河母亲过上好日子的奋斗、创业精神也将成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
启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首要任务是协调好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通过科学耦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针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应高度关注自然环境普遍比较恶劣的问题，应对当地制约发展的最大短板因素——缺水问题。水资源的利用关系到黄河流域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质量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就这个问题曾举过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要“有多少汤泡多少馍”，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不然最后只能“嚼干馍”。黄河流域节水，合理利用水资源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人口从一方水资源无法养活、养富一方人的地方有序迁出，“减负”是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存在最剧烈的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缺水的贫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时代的“吊庄”“生态移民”等，要不同于以往把人口从贫困乡村迁入可解决温饱的乡村地区的方式，而是需要把更大比重的乡村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实现城镇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区域性生产生活大耗水的状态。当然这就需要在客观上要求迁移人口具备一定的迁移能力、城镇就业能力。另一方面，要着力要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缓解人地耦合中水资源的矛盾。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控作用依然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制定差异化的水价体系，以合理的价格满足基本需求，对超额、浪费水资源实行高价政策，奖惩分明。在重点耗水部门开展节水的技术攻关，通过科技进步节约水资源，其中在农业节水领域能否探索技术过关、运作可行、经济合理的节水措施至关重要。发挥政府在用水节水方面搞好规划、加强管理的职能，保护水环境，扩大水资源规模；改善水生态、增强水涵养功能；合理调配水资源，减少水浪费和水灾害；通过污水治理和中水利用，提高用水效率。此外要加强教育，从中小学教育抓起，做到爱惜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就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
此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研究、难点问题需要破解，集中表现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一是科技创新体制和成果转换机制，黄河流域科技创新能力偏弱，如何实现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核心问题在于能否把全国的科技创新资源利用起来、把黄河流域创新体系建立起来、把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机制健全起来。二是资源优势价值化后的分配体制如何创新，改变以往抱着金饭碗要饭吃的窘况，形成当地老百姓从资源优势的转换中多收益、见实效的良性机制。三是如何在黄河流域构筑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健全现代化空间治理和区域管理方式。

3.3 黄河流域内部区域分异及发展模式

黄河流域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条件各不相同，要发挥好各自比较优势，不能都搞成一个模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确定了“24字”方针：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是如何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黄河流域欠发达地区往往具有可再生能源和矿产资源丰富、生物和农副土特产品资源独特、自然和文化景观别致等比较优势。以往因地理位置偏僻和交通不便、传统资源开采工艺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欠缺高新技术难以实现对特质资源加工利用，以及我国整体处于小康发展阶段对旅游休闲养生等需求尚未普及，黄河流域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变为经济优势。未来，依托资源比较优势，发展区域特色产业，依然是合理可行的路径，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必须攻克制约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的制衡点：要以交通网络化及支线机场的建设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资源优势地区的交通可达性；要以绿色矿业开采和加工技术为支撑，着手黄河流域上游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要以全国科技创新网络为依托，实现具有药物疗效和养生功效的生物产业化；要以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态景观为看点，壮大全域旅游和打造国家公园旅游品牌。
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要形成发挥比较优势、具有特色的区域发展模式，以黄河源、关中经济带、中原城市群为例：①黄河源地区具有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生态安全屏障功能重要的特点，应以自然生态保护为主。在保护的前提下，以自然和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为主线，建构生态友好型、大众受益型的经济社会体系。一是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牧业，把人、产业经济、居民点和自然文化生态融为一体，形成富民的良性可持续系统；二是依托丰富的太阳能资源、风能资源和水能资源，建立绿色能源系统，并结合矿业资源的绿色开发，形成绿色基础产业体系；三是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培育健康医疗、养生保健的现代生物产业链。②关中经济带可以依托雄厚的科技创新资源、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积存，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地带的人口经济集聚高地、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走廊、现代服务业增长极。壮大科研和教育高地，打造黄河流域科技创新龙头；结合军民融合，提升现代制造业水平；发挥历史文化比较优势，形成以文化旅游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体系。③中原城市群应继续强化交通枢纽的地位，形成国内外现代交通运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依托优越的交通地理区位，重构以商贸、物流特别是以航空物流为支撑的新型生产网络系统；着力培育电子商务、电子信息产业等高附加值和全球化取向的产业方向，努力打造黄河流域最具开放性的经济体系；依托农业大省的优势，做大做强食品加工业，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食品生产基地。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傅伯杰. 地理学:从知识,科学到决策[J]. 地理学报, 2017, 72(11):1923-1 932.

[2]
樊杰, 王亚飞, 梁博.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过程与调控[J]. 地理学报, 2019, 74(12):2437-2 454.

[3]
樊杰. 地理学的综合性与区域发展的集成研究[J]. 地理学报, 2004(S1):33-40.

[4]
傅伯杰. 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格局与过程耦合[J]. 地理学报, 2014, 69(8):1052-1 059

[5]
Kates R W. What kind of a science is sustainability scienc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108(49):19449-19 450.

[6]
樊杰, 周侃, 孙威, 等. 人文—经济地理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学科价值与学术创新[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2):147-160.

DOI

[7]
李小建. 新产业区与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地理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1997(3):18-25.

[8]
黎明, 夏昕鸣, 朱晟君, 等.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7, 37(11):19-27.

[9]
李振发, 徐梦冉, 贺灿飞, 等. 金融地理学研究综述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18, 38(7):7-15.

DOI

[10]
樊杰.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科学基础[J]. 地理学报, 2007, 62(4):339-350.

[11]
李小建. 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思考[J]. 经济地理, 2016, 36(5):1-8.

[12]
Fan Jie, et al. How Chinese Human Geographers Influence De-cision Makers & Society[M]. Beijing: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2016.

[13]
樊杰, 王亚飞. 40年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J]. 经济地理, 2019, 39(1):1-7.

[14]
胡鞍钢, 周绍杰, 鲁钰锋, 等.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从1.0版到4.0版[J]. 经济地理, 2015, 35(12):1-10.

[15]
樊杰.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J]. 地理学报, 2015, 70(2):186-201.

DOI

[16]
白景锋. 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测算与分配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水源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0, 30(4):657-661,687.

[17]
李毅, 杨仁斌, 毕军平, 等. 长株潭地区生态资产变化格局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2):184-188,208.

[18]
刘春腊, 龚娟, 徐美, 等. 文化生态补偿的理论内涵及框架探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9):12-16.

DOI

[19]
李小建, 樊新生, 罗庆. 从《地理学报》看80年的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J]. 地理学报, 2014, 69(8):1093-1 108.

[20]
陆大道. 变化发展中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J]. 地理科学, 2017, 37(5):641-650.

DOI

[21]
樊杰. 中国人文地理学70年创新发展与学术特色[J].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9, 49(11):1697-1 719.

[22]
陆大道, 刘毅, 樊杰. 我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与区域发展的基本态势[J]. 地理学报, 1999, 66(6):496-508.

[23]
魏后凯, 邬晓霞. “十二五”时期中国区域政策的基本框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0, 12(10):30-48.

[24]
樊杰, 郭锐. 面向“十三五”创新区域治理体系的若干重点问题[J]. 经济地理, 2015, 35(1):1-6.

[25]
樊杰, 王亚飞, 陈东, 等. 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开发结构解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11):1336-1 344.

[26]
徐辉, 师诺, 武玲玲, 等.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变[J]. 资源科学, 2020, 42(1):1-12.

[27]
刘毅, 王云, 杨宇, 等.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一体化及其互动关系[J]. 地理学报, 2019, 74(12):2455-2 466.

[28]
陆大道, 樊杰. 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兴起与作用[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2, 27(3):290-300,319.

[29]
樊杰. 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优化配置理论创新与“十三五” 规划的应对策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1):1-12.

[30]
樊杰, 钟林生, 黄宝荣, 等. 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地域功能与可行性[J]. 科学通报, 2019(27): 2 938-2 948.

[31]
樊杰.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综合研究地理格局形成与演变规律的理论基石[J]. 地理学报, 2018, 73(4):597-607.

DOI

[32]
樊杰. 我国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十九大”后的新态势[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4):396-404.

[33]
樊杰. 人地系统可持续过程、格局的前沿探索[J]. 地理学报, 2014, 69(8):1060-1 068.

[34]
王亚飞, 樊杰, 周侃. 基于“双评价”集成的国土空间地域功能优化分区[J]. 地理研究, 2019, 38(10):2415-2 429.

[35]
陆大道, 孙东琪. 黄河流域的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J]. 地理学报, 2019, 74(12):2431-2 436.

[36]
樊杰, 王亚飞, 汤青, 等.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2014版)学术思路与总体技术流程[J]. 地理科学, 2015, 35(1):1-10.

DOI

[37]
樊杰. 地域功能—结构的空间组织途径——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讨论[J]. 地理研究, 2019, 38(10):2373-2 387.

[38]
Fan Jie, Wang Yafei, Wang Chuangsheng, et al. Reshaping the sustainable geographical pattern:A major function zoning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China[J]. Earth's Future, 2019, 7(1):25-42.

[39]
Baerwald T J, Firth P L, Ruth S L. The dynamics of coupled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s program at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lessons learned in interdisciplinary funding program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6,19:123-133.

[40]
Brown K, Adger W N, Devine-Wright P, et al. Empathy,place and identity interactions for sustainability[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9,56:11-17.

[41]
李敏纳, 蔡舒, 张慧蓉, 等. 要素禀赋与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J]. 经济地理, 2011, 31(1):14-20.

[42]
马丽, 田华征, 康蕾. 黄河流域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影响与空间管控路径[J]. 资源科学, 2020, 42(1):1-13.

[43]
王亚飞, 樊杰. 基于中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国家与省级点—轴结构解析[J]. 地理研究, 2019, 38(7):1651-1 663.

[44]
刘凯, 任建兰, 张宝雷. 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脆弱性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9, 39(6):198-204.

[45]
沈大军, 阿丽古娜, 陈琛. 黄河流域水权制度的问题、挑战和对策[J]. 资源科学, 2020, 42(1):1-11.

[46]
Fan Jie, Wang Yafei, Ouyang Zhiyun, et al. Risk forewarning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based on a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index in China[J]. Earth's Future, 2017, 5(2):196-213.

[47]
王亚飞, 樊杰. 中国主体功能区核心—边缘结构解析[J]. 地理学报, 2019, 74(4):710-722.

DOI

[48]
Wang Yafei, Fan Jie. Multi-scale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s major function zoning[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0, 30(2):197-211.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