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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4: 221 - 23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4.026

国土空间规划专栏

收缩乡村的空废成因与精明收缩规划策略——基于豫东典型乡村的田野调查

  • 焦林申 ,
  • 张敏 , ※
展开
  • 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93
※张敏（1976—），女，江苏盐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乡空间研究与规划、文化地理。E-mail：

焦林申（1991—），男，河南商丘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居民福祉与国土空间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0-08-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871131)

收起

Vacant Mechanism and Smart Shrinkage Strategies for Shrinking Village: Based on Field Studies in Rural Areas of Eastern Henan

  • JIAO Linshen ,
  • ZHANG Min , ※
Expand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Jiangsu，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8-1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Fold

摘要

乡村地域空置和荒废的人居空间合理处置利用对国土空间的格局优化至为重要。文章借鉴收缩城市研究成果，针对乡村地区人口外流以及住房空置和荒废现象提出“收缩乡村”的概念、测度方法和精明收缩规划策略。以豫东地区典型村庄为例，基于持续3年的跟踪调查，分析豫东平原典型收缩乡村的空间表征，从家庭角度剖析收缩形成的机制。研究发现其基于户籍人口和人居空间的收缩值分别达到45.82%和60.80%，空间表征为破败与繁荣并存，住房“空”而不“衰”，具有空置住房相对分散，荒废住房相对集中等特征。城镇化和农民生计变化引发的就业与生活空间的分离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分离是空置的首要原因；家庭结构重组加速住房过滤进程是荒废的首要原因；宅基地接替速率趋缓和成功市民化是造成空置和荒废的重要原因。最后，面向国土空间规划，文章从确立精明收缩的规划理念、加强收缩乡村识别和空废感知、构建宅基地评价和用途引导体系以及土地制度与政策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收缩乡村的精明收缩规划策略。

关键词： 收缩乡村; 精明收缩规划; 乡村人居空间; 空心村; 国土空间规划; 村庄规划; 土地政策与制度

本文引用格式

焦林申 , 张敏 . 收缩乡村的空废成因与精明收缩规划策略——基于豫东典型乡村的田野调查[J]. 经济地理, 2021 , 41(4) : 221 -23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4.026

Abstract

In China's rural area,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and idle housing coexiste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living space should be vital in the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developed a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Shrinking Village" which was inspired by the study of Shrinking City,took typical villages in Eastern Henan Plain as cases,and conducted a three-year field study. The shrinkage ration of case villages reached 45.82% and 60.80%,based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pectively. The shrinking villages was characterized as being both decaying and prosperity. The idle houses were mostly in good situation,and were dispersed across a village,while the abandoned houses were concentrated in certain areas of a village. The paper analyzed the mechanism of Eastern Henan village shrink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and concluded that 1) Multiple separations caused by the urbanization and villagers' livelihood change between working space and living space and among family members were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vacancy. 2) Housing filtering caused by family restructure wa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abandoned house. 3) Decrease of the reusing rate of old homestead and the successful urbanization of the villagers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idle and the abandoned houses. Finally,the paper proposed smart shrinkage strategies for shrinking villages: accepting smart shrinkage as an alternative idea,identifying shrinking villages and sensing rural idle and abandoned houses,building the homestead evaluation and land use guidance system,promoting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shrinking village; smart shrinkage planning; living space of rural settlement; hollowed village; spatial planning; village planning; land policy and system

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出现了空间扩张与人口流动趋势相悖，乡村建设用地扩张与房屋空废化并存等“异常”现象。据统计，1990—2016年，乡村常住人口减少了30.31%，村庄用地面积却逆势增加22.11% ① 。这一状况不仅降低了乡村人居空间资源的利用效能[1]，而且制约着中国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2]。从世界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趋势来看，我国的乡村还将析出更多富余劳动力。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乡村人口与乡村人居空间不匹配衍生出的系列问题，下阶段的城镇化将面临新的困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指出，农产品主产区的人口规模在减少的同时，要相应地减少建设用地规模。但是，如何在实践层面进行科学合理的缩减，需要对乡村物质空间变动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予以探讨。
中国乡村住房的空置、荒废现象在1990年代开始受到学界关注[3]，相关研究从全国、省、市县等不同尺度对空废机制进行探讨[4-5]，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制度等是造成乡村空废化的主要因素。在策略应对上，既有研究主要从资源利用角度出发[6-7]，讨论如何进行空心房整治复垦实践[8]以及乡村空间重构[9]。但是，从理论指标到实施落地还有一定距离。深入村庄内部的小尺度、地方性的研究尚显不足[10]，在乡村空废化机制解释方面的针对村民及家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研究有待加强。在政策和实践层面，围绕获取增减挂钩指标的迁村并点、撤乡并镇等治理方式忽略了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缺失农民主位视角[11]，综合社会经济效应不尽如人意。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乡村已经步入新的阶段，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应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的现在和未来。
本文引入收缩乡村概念，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豫东地区的典型乡村进行连续三年的跟踪调查，着重从村民及其家庭的生计、生活角度剖析乡村住房空置和荒废现象及其微观形成机制。引入收缩乡村这一概念的目的是力图纠正当下乡村认知上的二元偏误，即要么将乡村的空心化描述为乡村衰败[12]，将物质环境的空废等同于乡村社会的不良演进过程[5]，赋予“空心村”为代表的有关概念过多的负面内涵；要么过于淡化乡村空废化现象，将其简化为城市化中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4]，忽略在此过程中乡村居民具体的日常生活和面临的困境。本文提出中性的收缩乡村概念，认为应正视中国乡村出现的人口流出和物质空间空废化现象，采取有效的规划和政策应对措施，亦即精明收缩规划策略，以期为市县级、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提供参考。

1 收缩乡村与精明收缩策略

本文借鉴收缩城市研究成果提出收缩乡村概念，用以客观理性地描述人口外流的乡村，引入精明收缩理论以促进乡村开展实质性的减量规划以及在减量中实现“发展”。

1.1 收缩乡村的概念

“收缩”一词来自于收缩城市这一概念。收缩城市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Schrumpfende Stadte提出，用以描述德国去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减少、经济衰退的城市[13]。“收缩”意味着人口减少，房屋空置与破败，空间品质下降。随着认识的深入，用于描述“收缩”的词汇由最初具有负面色彩的“Decline”转为相对中性的“Shrinkage”，在此过程中人们对收缩城市的态度依次经历了抵制、不接受、视而不见和理性看待四个阶段。
本文借鉴收缩城市理论，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或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住宅等建筑物出现空置或荒废的乡村定义为收缩乡村。收缩乡村并不等同于乡村衰败，收缩乡村在收缩状态下仍可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措施促进人的发展和实现空间资源的优化。当前有关收缩城市的界定主要以人口流失为标志[14⇓⇓⇓-18]，也有部分研究加入经济衰退、空间品质破败等附加维度[19⇓⇓-22]。本文为了突出主要特征，同时鉴于细分到乡村的经济指标的可获性差，侧重于从人口流动和空间资源利用两方面对收缩乡村进行界定。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反映人口流出情况，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借助用途和附着物的使用情况加以评判。

1.2 收缩乡村的测度方法

为了更好地对收缩乡村进行识别和横向比较，本文从流出人口占比和未充分利用的人居空间占比两方面构建收缩乡村的测度方法。
基于人口的乡村收缩值测度方法。用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差值比上户籍人口，可直观地反映乡村人口收缩幅度；在面板数据可获时，可用多年常住人口减幅辅助表征收缩乡村的人口收缩历程。本文推荐采用前一种测算方法。
S h = P h - P c P h ; S c = P c ' - P c P c '
式中： S h和 S c分别为基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收缩测度值； P h为乡村户籍人口； P c为当年乡村常住人口； P c '为计算基期年常住人口。
基于乡村人居空间的乡村收缩值测度方法。考虑到乡村收缩主要表现为村民住房的空置和荒废，乡村住宅用地容积率差异较小，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主要指土地利用空间，可将空置和荒废住房对应的宅基地占比作为收缩测度的依据。本研究将房屋的使用状态分为“荒废”“空置”和“在用”三类，某村空置和荒废的宅基地面积总和占比即为该村的收缩值。
S a = A h + A k A h + A k + A y
式中： S a为基于人居空间的收缩测度值； A h 、 A k 、 A y分别为荒废、空置和在用宅基地总面积。

1.3 收缩乡村的精明收缩策略

“精明收缩”最早由Popper等于2002年提出，即为更少的人、更少的建筑和更少的土地做规划[23]。收缩城市的出现使规划者和地方政府开始转变服务增长的规划范式[24]，探索如何在收缩中应对人口流失、公共财政危机、地产贬值、城市吸引力下降、街道破败等问题，并使城市保持活力，“精明收缩”作为一种发展策略应运而生[25]。“精明收缩”承认并尊重人口收缩的现实，倡导实事求是地制定规划目标和发展策略，主张通过积极地缩减人口、建设总量和建设用地达到优化发展的目的。“精明收缩”这一理念最先被引介至国内城市研究领域[26]，后被学者用于乡村研究，提出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实质性减少、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相应改变的条件下，进行农村人居空间资源合理退出和优化重组，实现乡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27]。相关探讨涉及不同地域[28⇓⇓-31]，不同乡村类型[32-33]以及不同尺度[34⇓⇓-37]。但是，如何实现收缩，以及如何将精明收缩规划策略整合至当前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尚待进一步探讨。
在将“精明收缩”这一规划理念引介至乡村规划时，其内涵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尊重城镇化和人口流动规律，理性看待乡村人口收缩趋势，不将人口和空间的增长作为乡村发展的标志。②重新定义以人为本和发展，尊重个体和家庭的迁移决策，对发展的理解由不可移动的“地”，即地域经济增长，转向可自由流动的“人”的能力提升，使流出的“人”和留下的“人”获得更全面的发展。③通过主动的渐进式收缩，在资源约束下提升乡村的活力，达到优化发展的目的。
在乡村地区实施精明收缩，应充分考虑乡村与城市的根本区别，有选择地借鉴收缩城市的精明收缩策略。参照收缩城市的精明收缩策略始终围绕使城市收缩到适宜规模这一主线[38]，构建收缩乡村的精明收缩规划策略为推进规划理念转变、建设规模缩减和发展策略转换（表1）。规划理念转变是基础，需要从城乡相互关联的角度系统考虑，即乡村空废现象是城镇化的一个侧面，而在城市端推进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城镇化可有效地降低乡村人居空间空废化的负面影响。建设规模缩减是在物质空间层面进行实质性收缩的核心路径，包括房屋与用地两方面的缩减，适用于空废房屋比例较高、人地关系进一步疏离的乡村。要求对空废房屋进行统计和监测，审慎加以引导和鼓励拆除破败房屋；尊重村民意愿，推进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进行土地整治，转换用地性质，为推进现代农业创造条件；借助乡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异地入市等政策缩减建设用地规模。发展策略转换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例如发展非农产业，提升乡村在区域镇村网络中的节点能级，适用于具有独特区位条件和历史文化及景观资源的村庄。
表1 收缩城市精明收缩的典型路径及收缩乡村可资借鉴的方面

Tab.1 Smart shrinkage approaches for shrinking villages inspired from strategies of shrinking cities

对策类别 主要对策 收缩城市的精明收缩路径 收缩乡村的借鉴路径 适用的乡村类型
规划理念转变 转变规划范式 承认人口减少、经济下滑；着力打造小而美的城市；变发展目标为提升市民福祉 理性看待乡村人口转移；确立减量规划理念；着力促进“人”的发展 普遍适用
寻求区域协作 加强区域协同，谋求合作共赢[39]；基础设施互享共用，降低运营成本；依托区域空间规划，加强外部联系 推进市民化，缩短空废期；缩减设施投入，共建共享；提升可获性代替就近供给 普遍适用
建设规模缩减 拆除破败建筑 成立拆除废旧建筑的专门部门；制定、颁布强制拆除法案[40]；拆废建绿阻止房产价值下滑 危房整治，提升住房条件；加强空废房屋统计、监测；审慎推进破败房屋拆除 房屋严重破败型
缩减用地规模 成立土地银行收储闲置土地[41]；利用废弃地发展都市农业；将废弃地转为绿色基础设施 复耕，创造农业生产条件；土地整治，转换用地性质；经营性建设用地异地入市 人地关系严重疏离型
发展策略转换 提升公服能级 提升教育质量吸引移民[39]；成为区域医疗、康养中心；成为公服中心，带动城镇发展 强化公服水平；提升区域网络能级 区位优越型
推进产业升级 发展创意、休闲旅游等产业[42]；去产能，调结构，淘汰落后产业[43]；培育高新产业体系 发展非农产业；产业升级 产业型

资料来源：参考自文献[44]。

2 豫东典型乡村的收缩测度与空间表征

豫东地区位于河南省东部，包括开封市、商丘市和周口市，属黄淮海平原农产品主产区。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乡村户籍人口显著增长，人居空间扩张较快，但常住人口大幅减少，乡村人居空间空废现象日渐突出。2019年乡村户籍和常住人口分别为2 190.42万人和1 145.06万人，收缩幅度 S h高达47.72%。本研究以商丘市4个在交通区位、收缩程度、生活水平、城镇化水平方面存在差异的典型村庄为田野调查对象。其中L村和W村临近省道，村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H村临近县道，生活水平次之；Z村不临近交通干道，为贫困村。L村为长期跟踪的实证案例，研究周期为2017年1月至2020年5月，期间共进行了5轮调查，采用了田野调查、问卷调查、质性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主要研究数据为3轮问卷调查所得的1 197份有效问卷、73人次的访谈文本、田野调查资料和L村家谱、县志及相关年份统计年鉴等。

2.1 收缩测度

基于常住人口的定义，识别出L村常住人口253人，计算得出基于户籍人口的收缩值 S h为45.82%。考虑到乡村常住人口的统计粒度相对粗糙，为了更加贴切地呈现人地疏离程度，本文纳入村民在村时间这一维度对收缩幅度进行精准刻画。将全村人数乘以一年的365天，得到该村一年中所有村民的总时间，本文称之为“全村年内总时间”，分别加总所有村民在村天数和外出天数得到“全村年内在村总时间”和“全村年内外出总时间”，三者单位均为“天·人”，用后者的占比表示收缩幅度。本研究收集了L村全体村民（467位）在2016年2月8日至2017年1月27日（1个完整农历年）间的在村天数，据此测算出L村基于村民外出时间的收缩值为51.27%。
图1 农历2016年全年L村全村居民在村和外出时间分布

Fig.1 Time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s staying in and leaving out of L village in the Lunar Year of 2016

本研究对房屋的使用状态和质量进行分类。首先基于地面是否有房屋、房屋是否具备居住条件、房屋空置期是否超过半年或有无近期居住迹象将宅基地分为荒废、空置和在用三类。其次根据房屋材质、建造年代、层高、平面布局等将房屋质量由高到低分为6类，其对应的房屋年龄和屋主年龄均依次增高。其中质量最好的是一、二类房屋，为最新的框架式二层楼房，三、四类为砖木结构的单层房屋，五类为生土作墙或布局简单的简陋房屋，六类房屋为倾圮坍塌不再具备居住条件的房屋（表2）。
表2 房屋使用状态及建筑质量分类标准

Tab.2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house status and quality

类别 分类依据
使用
状态		 荒废 出现破损、倾圮坍塌，丧失居住条件的房屋或仅有少量建筑物遗存
闲置 房屋完好，一年中空置时长超过半年或到访时无近期居住迹象，如门前院内有荒草枯叶、门锁生锈蒙尘等
在用 房屋完好，一年中空置时长不超过半年或到访时有近期居住迹象，如有人进出、晾晒衣物、晚间亮灯、有猫狗家禽等
房屋
质量		 六类房屋 出现破败、倾圮坍塌的房屋，建造年代和屋主年龄跨度相对较大
五类房屋 面积较小、平面布局极为简单的单层房屋，建材以生土为主，约建造于1980年之前，屋主年龄约集中在60岁以上
四类房屋 房屋面积略有增加，平面布局依旧简单的单层房屋，建材以砖为主，约建造于1980—1990年，屋主年龄集中在45~60岁之间
三类房屋 房屋进深微增，建材质量进一步提高，外墙粉刷的约建造于1900—2005年的单层房屋，屋主年龄约在35~45岁之间
二类房屋 房屋进深进一步扩大、平面进一步丰富的二层框架式楼房，约建造于2005年至今
一类房屋 二类房屋中外形设计更为新颖、平面布局更为丰富的房屋
根据高分卫星影像和田野调查所得资料，绘制出案例村庄的用地现状图，并将宅基地使用状态和房屋质量与之链接。计算得出L村荒废、空置和在用的宅基地比例分别为30.16%、30.64%和39.20%，计算得出该村基于人居空间的收缩值 S a为60.80%，高于基于户籍人口的收缩测度值，也高于4个案例村庄的整体收缩值 S a 51.59%。
图2 L村人居空间利用现状（局部）

Fig.2 The status of living space in L village (partly)

2.2 空间表征

4个村庄的空废比例均较高，呈现出破败与繁荣并存和“空”而不“衰”的局面。在整体感知层面，质量最差的六类荒废房屋给人破败萧索之感。与此同时，质量较好的一、二类房屋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二者分列房屋质量的两极，占比均为最高，分别为24.69%和27.90%（图4）。4个村庄的整体房屋空置的比例为29.94%（L村为30.64%），其中，约47.87%（L村为57.99%）空置住房属于质量较好的一、二类房屋（图3）。
图3 案例村庄用地现状、宅基地使用状态及建筑质量现状图

Fig.3 The current land use and homestead status，building quality of case villages

图4 案例村庄不同质量房屋概貌及其比例

Fig.4 Different quality houses and their proportions in the case village

不同使用状态和质量的房屋间杂分布，空间品质参差不齐（图3）。从使用状态来看，空置和在用房屋总体分布较为分散，且相互间杂；荒废房屋总体分散局部集中。从建筑质量来看，房屋质量较好的新建住宅和在用房屋集聚在主要道路两侧，呈现沿路集聚态势。远离主要道路的部分住宅乃至连片区域逐渐空废。L村和W村均为靠近省道的村庄，省道修通后，村民向与省道相连的南北向道路两侧集聚，村庄内部因此出现零星空废。邻近县道的H村西侧的南北向县道修通后，在县道两侧形成了明显的集聚带，原村庄西北部甚至因大量村民搬离形成了连片的荒废区域。经测算，在用房屋和一、二类房屋均为其所属类别中距交通主干道平均距离最近的一类。
表3 案例村庄宅基地使用状态及人居空间收缩测度值

Tab.3 Homestead use status and shrinkage ratio of case villages

村名 类别 荒废 空置 在用 收缩值Sa
L村 占比（%） 30.16 30.64 39.20 60.80
宅基地平均值（m2） 268.38 290.85 289.97
W村 占比（%） 13.80 42.92 43.28 56.72
宅基地平均值（m2） 264.34 285.02 292.98
H村 占比（%） 24.50 22.72 52.78 47.22
宅基地平均值（m2） 245.52 337.44 306.88
Z村 占比（%） 21.86 25.85 52.29 47.71
宅基地平均值（m2） 258.95 314.75 311.8
整体 占比（%） 21.65 29.94 48.41 51.59
宅基地平均值（m2） 254.35 305.37 302.49
如果说房屋空置、破败引起的物质空间品质下降是收缩城市紧随人口收缩后出现的最为明显的物质表征，那么收缩乡村的所呈现出来的空置、荒废与新建高品质住房并存的矛盾状态恰恰是以外出务工为代表的人口外流的结果。外出务工既导致了住房空置，也为新建住房和整体改善村庄物质条件提供了资金基础。受访的十数位老人无一例外地认为正是因为可以外出务工，村民生活和村庄环境才得以持续改善。
空置率与房屋质量正相关，质量越好的房屋空置率越高，但梯度差异不明显，且与不同质量房屋屋主的外出务工比例不相符。案例村庄中，一至五类房屋的建筑质量依次下降，对应的屋主年龄依次升高，其外出务工比例依次降低，梯度差异明显。将房屋质量、屋主年龄与使用状态进行关联发现，一~五类房屋的空置比例差异相对较小，也即相对于不同质量房屋屋主的务工比例而言，一、二类房的空置率没有更高，三、四类房屋的空置率没有更低（图5）。
图5 房屋质量与空置率

Fig.5 The quality and vacant ratio of the house

3 豫东地区乡村收缩成因的微观机制分析

本文以豫东L村为实证案例，逐一分析每块空废宅基地的形成原因和家庭住所（非务工期间的临时住所）在村庄内部和城乡间的变动网络，侧重从家庭的微观角度探讨乡村人居空间空废化的形成机制。L村户数为190户，其中有74户的住所发生了实质性变动，占比高达39.36%。家庭模式由核心家庭向主干家庭转变是促发住所变动的主要原因（图6）。对空废原因进行分析，造成空置的最主要原因是外出务工，其次是搬入已婚子女家中与之共居，再次是搬入子女迁出后空出的住房。造成荒废的最主要原因是搬入已婚子女家中与之共居，其次是离世，再次是城市安居以及搬入新居（图7）。值得关注的是家庭结构和住房资源重组对乡村人居空间利用具有显著影响。
图6 L村住房变动户占比及变动类型占比分析图

Fig.6 Proportion of housing migr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migration types in Village L

图7 L村人居空间空废比例及空废原因

Fig.7 The proportion of idle and abandoned houses and its reasons

3.1 职住空间和家庭成员间的多重分离

城镇化和乡村居民生计变化引发乡村居民的“就业空间”和“生活空间”在城乡间分离，导致乡村人居空间不可避免地呈现特定时段的空置。外出务工是造成村民住房空置的首要原因（图7）。从个体层面上看，一年中乡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时间是其乡村居所的空置期，一生中进城务工的青壮年时期是其乡村居所的空置期。从家庭层面看，骨干劳动力在城市务工和被赡养成员留守村内的空间分离，迫使该类家庭在乡村保留必要住房。由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机制尚不完善，进城村民难以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且经济能力相对有限，因此难以支撑他们及其家庭成员在城市维持全生命周期的生活，多数家庭的教育、养老仍需在乡村完成。受访者的这一陈述代表了村民的普遍想法。此外，绝大多数外出村民还将乡村视为进城失败后的退避归宿，乡村退化为乡村家庭老幼成员的日常生活空间以及青壮年在一年中短暂的回归休整空间。当乡村居民的就业空间和生活空间尚未统一，分列城乡两端时，乡村人居空间的空置几乎是必然。

3.2 家庭结构重组加速住房过滤进程

核心家庭转为主干家庭并带来住房资源在大家庭内部重组，使得老一代的老旧住房被加速滤出。由图7可知“搬入已婚子女家中与之共居”是空置原因中仅次于“外出务工”的第二大原因（12.04%），是造成荒废的首要原因（23.54%）。借鉴住房过滤理论[45]，对此作出的解释为：乡村优质住房的所有者主要为年轻一代，由于家庭内部代际合作需要，部分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挪移至年轻一代较好的住房中，其原有的老旧住房因此出现空置和荒废，被加速滤出（图6、图7）。以L村为例，中年一代的住房大多建于1990年代，房屋质量普遍较差、面积较小，多在子女成年前后另择新址为其建造婚房并举家搬入。待到子女成婚后，因子女常年外出和照顾孙辈需要，两代家庭往往不再“分家”，核心家庭转变为主干家庭。随后，部分家庭将中年一代的住房转给更上一代的老年父母居住。中、老年父母移居至子女家中后，一般不会立即退出其原有的宅基地资源。其原因一是中、老年家长普遍不确定其子女在未来是否依然长期不在村内居住，进而不确定是否可以在未来一直使用其房屋；二是乡村传统习俗使其认为不宜终老在子女家中。因此，主干家庭的复归促发的家庭结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年代新、质量好的房屋的空置率，并减少了中、老年一代对自己原来住房的维护和投入，加速了这类房屋的空废化，客观上为宅基地资源的自然退出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部分与已婚子女共居的中老年家庭将原宅基地给子女建房后并未另辟新址建造房屋，进一步减少了对土地资源的占用和在房屋上的投入。

3.3 宅基地接替速率趋缓和成功市民化

“屋主离世”是L村房屋荒废的第二大原因（图7）。调研得知豫东地区乡村人口增速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放缓，新建住房需求在2010年前后随之减弱。与此同时，豫东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住房城镇化”趋势，即一些通过务工有了一定财富积累的乡村家庭住房观念发生变化，开始在市、县级或其他城市为子女购买婚房，以此代替村内建房。此外，部分面积较小、交通不便的老旧宅基地不能满足新式住房的选址需求。二者共同降低了老旧宅基地的接替速率，使之在屋主离世后得不到再次利用，因此荒废。
较早在城市拥有自有住房是促发该村人居空间空废的又一重要因素。L村有相当数量的村民较早通过进入国家公务系统、求学、经商等方式完成了“市民化”，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商品住房，他们在村内的房屋因此较早进入空置、荒废状态。一方面，在缺乏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的情况下，该类家庭缺少主动拆除废弃房屋、转换用地性质的动力。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丧失宅基地资格权，部分村民甚至会有意保留村内的住房。更有甚者，会通过复建完全没有必要的住房固化其宅基地资格权。

4 豫东地区收缩乡村的精明收缩规划策略

豫东地区村庄稠密，乡村常住人口进一步减少趋势明显，特色资源相对缺乏，非农经济不发达，其精明收缩规划的主要路径应为“规划理念转变”和“建设规模缩减”。在处置空废房屋以实现规模缩减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城乡社会经济宏观结构对乡村个体去留的影响，也要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独特性，尊重家庭结构演变和住房流动规律，还应看到乡村社会文化的根植性对村民建房、家庭资产分配、家庭成员协作关系等深层次的影响。

4.1 确立规模缩减和减而有兴的规划理念

规模缩减包括收缩初期的建设总量缩减，即促进破败房屋拆除，以及收缩后期的用地缩减，即将空废的用地转换为耕地、生态用地或其他用地。减而有兴即在促进建成规模缩减的同时还应注意促进乡村振兴，包括人的振兴和农业的振兴。在规模缩减过程中，一方面，应注意保护流出村民的合法权益，为其在城市更好发展创造条件，免去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应考虑如何通过精明收缩提升留守村民的福祉水平。通过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提升耕地总量，优化农业空间格局，使其连片成方，促进农业振兴，从而实现减而有兴。同时，也要认识到乡村人居空间保留适度的“冗余”具有一定的必要性[46]，是乡村居民进城失败、抵御社会性危机的备选方案，规模的缩减应留有一定的弹性。

4.2 国土空间规划须加强收缩乡村识别和空废感知

加强收缩乡村的识别有助于村庄分类，进而采取差异化的乡村振兴策略。可在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对乡村发展潜力进行评价，侧重收缩乡村的识别与收缩趋势预测，筛选出可重点推进精明收缩的乡村。结合乡村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性，本文认为可从历史文化和景观特色、人口概况、建设用地、道路交通、公服设施、房屋质量和农业生产7个维度对单个的乡村展开评价。
此外，还可通过居民用电、不动产登记等多源大数据实现空废感知和趋势预测。当前，我国乡村地域多已完成智能电表更换和宅基地确权信息登记，为准确识别空废空间奠定了基础。可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规划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建设为契机，在系统中将城乡居民用电数据与宅基地确权数据进行关联，辅以三调数据、手机信令、LBS、POI等多源大数据对城乡人居空间进行多时空、多维度的监测感知。

4.3 在村庄规划中应纳入宅基地评价和用途转换引导体系

针对空心村的众多整治方式中，迁村并点是一种相对激进的策略，忽略了乡村真实的、活生生的社会秩序以及潜在的空间利用逻辑[47]，扰乱了乡村社会的正常变迁历程。对乡村空废空间的整治应建立在对宅基地这一最基本的人居空间单元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通过提出用地转化引导体系从而更好地支撑实用性村庄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家庭结构影响村民对房屋和宅基地资源的重组利用，房屋自身属性影响房屋的空置和荒废转换周期，相关政策左右村民对空废房屋的处理措施，乡村人居空间退出后的土地用途则因具体位置、周边地块不同的环境和土地利用而有所区别。本文认为实用性村庄规划应以宅基地为单元构建乡村人居空间评价和用途转换引导体系（图8），从家庭属性、房屋属性和相关政策三个维度中选取评价因子，结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确定退出人居空间的用途转换引导内容。豫东地区的乡村呈由内至外依次为人居空间、林地空间和农业空间的圈层结构，结合田野调查所得信息，预测乡村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为：人居空间精明收缩，有序退出；生产空间总量增加，渐成规模；生态空间适时增减，连贯成网（图9）。此外还可通过划定村庄建设边界，形成倒逼机制，推动对村庄内部存量空废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
图8 以宅基地为单元的乡村人居空间评价及用途转换引导体系

Fig.8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guidance of living space on homestead scale

图9 精明收缩视角下乡村三生空间格局演变示意图

Fig.9 The transformed pattern of “producing，living and ecological” spaces in the smart shrinkage rural area

4.4 利用农村土地制度和农地入市制度改革推动精明收缩

通过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收缩乡村的精明收缩提供制度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束缚人口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是造成乡村人居空间空废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尽快通过制度改革解除乡村居民的后顾之忧，保障其合法权益，减少潜在的空废增量，缩短现有空废房屋的存续期，促进乡村人居空间中不合理占用的土地有序退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文件提出要保障农户宅基地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2020年9月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3226号建议的答复》，明确指出“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由城镇户籍的子女继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该类政策将有效提升乡村人居空间资源的利用效能和减少不必要的空置和荒废。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应注意以下4个方面：①创新农村集体成员资格和宅基地资格认定方式，在城镇化“后端”消除人口流动障碍；②加快乡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形成乡村户籍、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48]，借鉴土地银行模式，探索乡村建设用地收储机制；③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设计，探索分散地块整治模式；④完善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赋予宅基地资产属性，提高流通性。
借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下称“农地入市”）契机提升乡村精明收缩策略在实施层面的可行性。近年来，国家在城乡融合、促进人口流动、土地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如2020年4月发布的《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全面推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且将可入市土地类型拓展至宅基地和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入市方式除就地入市外，还包括异地入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占乡村主体的非城市近郊区域乡村的农地入市的可能性。这将显著提升地方政府在乡村空废人居空间整治方面的积极性和财政能力，实际操作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其权利和权益，可通过让利于民提高乡村居民的积极性，降低收缩整治的社会成本。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收缩乡村的概念，以期客观理性地认识乡村人口流出及其触发的乡村人居空间空废现象，从人口和人居空间两个方面对乡村收缩进行测度，借用并扩充精明收缩理念，对发展的理解由“地”转向“人”，提出针对收缩乡村的发展策略。进一步以豫东典型乡村为例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案例乡村的收缩值较高，按户籍人口和人居空间测算分别达到45.82%和60.80%。村庄呈现出破败与繁荣并存、“空”而不“衰”、空置住房相对分散、荒废住房相对集中等特征。本研究从家庭视角分析乡村收缩的微观机制，认为乡村居民的就业空间与生活空间分离，以及在不同家庭成员、一年中不同时段与不同生命阶段的多维分离是造成住房空置的首要原因；家庭结构重组加速了住房资源的代际过滤是造成住房荒废的主要原因；宅基地接替速率趋缓和成功市民化是造成乡村住房空置进而荒废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豫东平原农区收缩乡村的精明收缩规划策略：①确立规模缩减和减而有兴的精明收缩理念；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监督过程中加强收缩乡村识别和空废感知；③在实用性村庄规划中构建宅基地评价和用途转换引导体系；④利用农村土地制度和农地入市制度改革契机推动精明收缩。
农业主体功能区内的国土空间规划应摆脱增长型规划的惯性思维，理性看待乡村收缩。乡村收缩并不是乡村衰败，反而是乡村人口自由流动障碍减少[49]，获得更多实质性自由的一个侧面[50]。乡村精明收缩和乡村振兴可以并行不悖，乡村的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语境中不应就“地”而论，留守乡村与流出乡村的“人”的共同发展才是城镇化和乡村发展的核心所在。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看到乡村收缩背后的积极过程，例如乡村人居空间空废化可能是住房在代际间的优化配置后的结果，也意味着乡村居民成功市民化之后的一个侧面。还应看到，乡村空废现象的应对策略除了在城镇化的“后端”，即在乡村地域内部寻求之外，更根本、更有效的解决办法存在于城镇化的“前端”，即切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乡村人居空间的利用方式受乡村社会和家庭结构变迁、村民的生计选择博弈以及具体迁居行为影响较大，同时也受到特定乡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因此，针对收缩乡村的发展策略以及精明收缩方案制定需要充分开展乡村田野调查，充分吸纳地方性知识。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刘彦随. 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2]
Long H L, Liu Y S. A brief background to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a forthcoming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10):1279-1280.

[3]
胡秀媚, 冯健. 欠发达生态敏感区空心村整治规划体系构建——以宁夏西吉县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2):91-99,173.

[4]
李玉红, 王皓. 中国人口空心村与实心村空间分布——来自第三次农业普查行政村抽样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424(4):124-144.

[5]
陈坤秋, 王良健, 李宁慧. 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内涵、格局与机理[J]. 人口与经济, 2018, 226(1):28-37.

[6]
屠爽爽, 龙花楼, 刘永强, 等. 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方法研究进展与展望[J]. 自然资源学报, 2015, 30(11):1956-1968.

[7]
戈晨曦, 员学锋, 马超群,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及空间重构[J]. 水土保持研究, 2020, 27(6):285-292.

[8]
肖林, 胡玲, 戴柳燕, 等. 农村“空心房”整治复垦类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汨罗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21, 41(1):173-180.

DOI

[11]
刘锐, 阳云云. 空心村问题再认识——农民主位的视角[J]. 社会科学研究, 2013, 206(3):102-108.

[12]
王勇, 李广斌. 乡村衰败与复兴之辩[J]. 规划师, 2016, 32(12):142-147.

[13]
Häubermann H, Siebel W. Die schrumpfende stadt und die stadtsoziologie[C]// Friedrichs J. Soziologische Stadtforsch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1988:78-94.

[14]
Oswalt P. Shrinking cities,volume 2:Interventions[M]. Ostfildern-Ruit: HatjeCantz Verlag, 2006.

[15]
Turok I, Mykhnenko V. The trajectories of European cities,1960-2005[J]. Cities, 2007, 24(9):165-182.

[16]
吴康, 龙瀛, 杨宇. 京津冀与长江三角洲的局部收缩:格局、类型与影响因素识别[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26-35.

[17]
李郇, 杜志威, 李先锋. 珠江三角洲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与机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36-43.

[18]
张京祥, 冯灿芳, 陈浩. 城市收缩的国际研究与中国本土化探索[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 32(5):1-9.

[19]
Wiechman T. Between spectacular projects and pragmatic deconstruction[C]//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shrinking cities:problems,patterns,and strategie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a global context, 2007.

[20]
Richard N. Book review:shrinking cities:volume 1:international research:Philipp Oswalt,2005 Ostfildern-Ruit,Germany:Hatje Cantz Verlag[J]. Urban Studies, 2008, 45(5):1301-1303.

[21]
Martinez-fernandez C, Audirac I, Fol S, et al. Shrinking cities:urban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2, 36(2):213-225.

PMID

[22]
龙瀛, 吴康, 王江浩. 中国收缩城市及其研究框架[J]. 现代城市研究, 2015(9):14-19.

[23]
Popper D E, Popper F J. Small can be beautiful:coming to Terms with Decline[J]. Planning, 2002, 68(7):20-22.

[24]
Reis JP, Silva EA, Pinho P. Spatial metrics to study urban patterns in growing and shrinking cities[J]. Urban Geography, 2016, 37(2):246-271.

[25]
Wiechmann T, Pallagst K M. Urban Shrinkage in Germany and the USA:a comparison of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and local strateg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2, 36(2):261-280.

PMID

[26]
黄鹤. 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的规划策略及其在美国的实践[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11, 4(3):157-168.

[27]
赵民, 游猎, 陈晨. 论农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导向和规划策略[J]. 城市规划, 2015, 39(7):9-18,24.

[28]
邹叶枫, 贺广瑜, 单涛, 等. “精明收缩”视角下贫困山区规划建设对策研究——以阜平县楼房村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15(12):55-60.

[29]
周洋岑, 罗震东, 耿磊. 基于“精明收缩”的山地乡村居民点集聚规划——以湖北省宜昌市龙泉镇为例[J]. 规划师, 2016, 32(6):86-91.

[30]
朱琦静. 精明收缩视角下严寒地区村庄空间优化策略[D].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

[31]
李红波, 刘美豆, 胡晓亮, 等. 精明收缩视角下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特征及类型划分——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20, 39(4):939-955.

DOI

[32]
张顺程. 基于精明收缩的桃坪羌寨传统村落保护研究[D]. 成都: 成都理工大学, 2017.

[33]
张俊杰, 叶杰, 刘巧珍, 等. 基于“精明收缩”理论的广州城边村空间规划对策[J]. 规划师, 2018, 34(7):77-85.

[34]
焦林申. 豫东传统农业地区县域城乡空间转型模式及规划策略研究[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

[35]
秦小珍, 杜志威.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村城镇化地区收缩及规划应对——以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为例[J]. 规划师, 2017, 33(1):33-38.

[36]
王雨村, 王影影, 屠黄桔. 精明收缩理论视角下苏南乡村空间发展策略[J]. 规划师, 2017, 33(1):39-44.

[37]
郭炎, 刘达, 赵宁宁, 等. 基于精明收缩的乡村发展转型与聚落体系规划——以武汉市为例[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18, 10(1):168-186.

[38]
Ryan. Chapter 12. Rightsizing shrinking cities:the urban design dimension[C]// Dewar M,Thomas J M. The city after abandon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268-289.

[39]
Leetmaa K, Kriszan A, Nuga M, et al.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shrinkage in the lower end of the urban hierarchy in Estonia and Central Germany[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5, 23(1):147-165.

[40]
Hattori K, Kaido K, Matsuyuki M.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hrinkage discourse and policy response in Japan[J]. Cities, 2017,69(sep.):124-132.

[41]
Ryan. Shrinking-City Urban Form as a Determinant of Urban Policy:The Case of Flint,Michigan,USA[C]//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City and Regional Planners.48th International Panning Congress 2012:Perm:48 ISOCARP Congress, 2012.

[42]
张培培. 基于空间绩效评价的焦作市空间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43]
杜锐, 武敏, 张懿, 等. 黑龙江省穆棱市“收缩城市”特征及规划应对策略[J]. 规划师, 2018, 34(6):118-122.

[44]
焦林申, 张中华, 张沛, 等. 精明收缩视角下豫东农区镇区发展困境与收缩防治策略——以虞城县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0, 35(1):106-115.

[45]
塔娜, 柴彦威, 刘志林. 过滤理论的起源、概念及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1, 26(1):10-14,159.

[46]
贺雪峰. 论农村宅基地中的资源冗余[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36(4):1-7,165.

[47]
詹姆斯·C.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48]
王良健, 吴佳灏. 基于IAD模型的空心村治理农户参与意愿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39(8):185-191.

[49]
杨永恒, 冯文猛, 王东, 等.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特别版:转型中的中国人类发展40年——迈向可持续未来[M]. 北京: 中译出版社, 2019.

[50]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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