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作用，城市群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主体的战略引领地位进一步提升，都市圈作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地位进一步明确，生态功能作为城市群与都市圈发展的重要功能进一步凸显。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的基本方向为：本土化建群与全球化建群相结合，推动建设双循环型城市群；以圈鼎群与以群托圈相结合，形成都市圈鼎托型城市群；留足生态空间优化三生空间，建设既富又美的美丽型城市群；强化创新驱动与低碳引导，建成碳达峰与碳中和型城市群。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的综合效应体现在：巩固提升城市群的核心战略地位，适度调控强大的吸管效应；优化重组城市群“5+5+9”的空间组织新格局，全面提升高度一体化效应；充分发挥沿海、沿江和沿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联动引领效应；高度关注边境地区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的稳疆固边效应；依托金融中心，强化城市群与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聚财敛财效应；充分放大城市群与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品牌带动效应；突出关注城市群空间扩展引发的生态环境效应。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十四五”重要工作任务之一，在多个中央重要会议中被提及。其中，新基建在城乡规划建设管理领域可能涉及哪些关键应用，对我国产业转型发展会产生怎样影响是关注的重点问题。文章首先从技术视角重新审视新基建的概念，指出新基建需要根植于本代际突破性技术，天然具备极强的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能力，新基建可以是新建造的，也可以是基于原有设施改造的，其与传统基建是互补关系；再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重要应用场景，从城乡数字鸿沟、新消费与安全健康新需求三个方面梳理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针对已有一定应用基础的新技术讨论了新基建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智慧城市、无接触经济、养老产业等领域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最后给出了推进新基建落地的几点建议。
基于2018年海上丝绸之路船舶AIS数据和GIS空间分析工具，对船舶活动分布、尺度、速度等空间特征和船舶交通流日、月、季度变化等时间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①捕捞船舶受时间、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白天时段及禁渔期结束至11月捕捞船活动较为频繁；商业船舶日、月度变化明显，季度变化不明显，午夜、中午、月度中下旬船舶活动较为频繁。②捕捞船多集中于近岸渔场及养殖区域，呈团状分布特征；商业船舶以油轮、货船为主，主要集中于新加坡—科伦坡—阿巴丹的主航道区。③各类型船舶以中小型为主，大型和巨型船舶比例较小。船舶航速以低速为主、中高速为辅，中高速船主要为货船和油轮，高速船舶以客船为主。④影响船舶活动时空变化特征的影响因素为地理条件与自然资源分布、经济发展与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海上交通管制等。
为探究中国省级政府债务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动态演进，以2009—2018年中国各省份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为样本，运用熵权法合成各省市风险指数面板数据，采用ESDA和马尔科夫链分析中国各省近10年来债务风险聚集情况以及演变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债务风险相关性表现为四个阶段：下降—上升—下降—稳定。东部地区城市呈现HH型集聚，西部地区城市呈现LL型集聚，且分布较为稳定。利用马尔科夫链分析债务风险的演变趋势，发现研究期内存在高风险、中高风险、低风险三个比较稳定的趋同俱乐部，提出控制地区间债务风险集聚、严格把控银行不良贷款、改进完善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机制和缓释政府基金风险等建议。
县域是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尺度单元，发展活力是透视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重要视角。文章融合国内外关于区域/社区发展活力指数的构建方法，从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三产发展、财税收支、金融发展、公共服务等维度建立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2015年全国分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化格局特征、活力指数与反映贫困状况的多维发展指数的关系，建立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识别方法，识别活力指数相对较低的问题区域。研究表明：①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指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大城市周边地区、北方能矿资源富集地区相对较高；②贫困地区的活力明显低于非贫困地区，贫困县活力均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42%、非贫困县的70.95%，活力指数与多维贫困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62（P<0.01）；③共识别出综合活力低值区（47个，2.52%）、农业活力低值区（291个，15.58%）、涉农复合低值区（411个，22.00%）、非农涉工低值区（151个，8.08%）、三产引发低值区（57个，3.05%）以及财税金融低值区（251个，13.44%）等六类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区域，涉及1 208个县域单元，占研究区数量的64.29%。鉴于活力指数的区域差异性和类型差异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十分关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差异特征，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探索符合区域特点的县域发展模式和乡村振兴路径。
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区域与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合理、协调的创新网络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区域创新发展质量。基于广东省域，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地区，以及地级市等不同尺度，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重心分析、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结合增长率、基尼系数等定量指标，对2000—2018年广东省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城市创新联系强度、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广东省域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涓滴效应存在空间近邻效应，省域内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双核心”结构；②省域尺度下的城市创新发展水平呈现异质性，非均衡发展特征不断固化，表现出“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③省域内城市创新联系轴线多等级结构突出，珠三角地区逐步演变为全省创新联系网络的核心地区；④省域城市创新网络呈现明显的“圈层式”结构，创新网络致密性持续增强。
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使用Space-L网络建模方法构建地铁网络空间结构，通过改进地铁网络空间结构连通性评估方法，与网络结构复杂性评估方法，评估地铁网络时空演化特征。以北京地铁为例，构建1971—2020年北京地铁网络结构，分析北京地铁时空网络结构的发育状况、无标度特性和小世界特性的演化特征，结果发现：①北京地铁网络结构连通性发育水平仍然较低，网络结构复杂性较小。②北京地铁网络空间结构扩张过程中，新线路在选择旧车站进行换乘时，既存在优先连接，又存在随机连接。③到目前为止，北京地铁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化以覆盖型线路为主、优化型线路为辅。④覆盖型线路与优化型线路上的新建车站设置，受到廊道走向与感知范围限制。
利用2005—2019年我国31省面板数据，基于三种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房价、房价收入比对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房价、房价收入比与三种城镇化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依赖性显著，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和“马太效应”。②房价对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房价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房价对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影响是线性的。③房价收入比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房价收入比对经济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呈倒“U”型。④从区域看，东部和中部房价上涨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西部为负；中部房价收入比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西部为正，东部为负；中西部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最大。
西藏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文章采用2000—2017年西藏县域综合实力指标面板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和相关软件，分析西藏县域综合实力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西藏县域间综合实力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且自2004年开始综合实力空间分布表现出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集聚）。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二元分布是西藏县域空间分布的显著特征，且已初步形成以城关区和巴宜区两个地区强县为主导的“强县经济圈”。根据西藏县域时空分异特征，探讨西藏后续发展的政策思路及建议。
随着移动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网络在线消费正深刻改变着居民的消费行为，给城市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基于对广州市6个保障房住区的问卷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民网络在线消费行为和实体消费行为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保障房住区居民的网络在线消费行为对实体消费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居民的个人经济属性、网购经验、网购认知评价均会对其在线和实体消费行为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价格因素是居民选择网络在线消费的主要动机。研究有助于丰富居民消费行为方面的学术讨论，也能为保障房住区的配套设施规划提供参考。
在推动文化产业建设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背景下，提高文化产业效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文章使用SBM模型、核密度估计法和泰尔指数对1998—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效率进行测算和时空演进分析，并运用Tobit模型对文化产业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显示：①中国文化产业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涨的趋势，其变动可对应为文化产业初步发展、试点改革、试点改革推广和深化改革四个阶段。②中国文化产业效率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且高效率的省份不断集中。③2012年以前，中国文化产业效率的空间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内差异，而2012年以后，区域间差异开始产生更大的影响。④文化单位数量、文化市场潜力、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共同作用，对中国文化产业效率产生着正向显著的影响。
基于产业链治理视角探究产业集群发展，通过构建产业链内外主体行为、区域文化和集群绩效的关系模型，以安徽省宁国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为研究案例，借助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得出主要结论：①产业链内部主体行为和产业链外部主体行为均能对集群绩效产生显著影响；②区域文化对集聚效应、政府支持力度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为与集群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而在企业能力、消费者市场需求的调节效应不显著；③在探究主体行为对集群绩效的影响时要考虑到区域文化对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管理启示是区域在产业链和集群治理方面，要注意显性的和隐性的区域文化环境的营造，通过鼓励创新创业、尊重诚信共生的区域文化，激发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和产业链内、外多元主体积极的行为选择。
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我国30个省域2001—2018年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到技术效率的拉动并在样本期内以0.8%的速度增长，技术进步没有改善。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2012年之前，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位居前列，2012年之后，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交替领先其他地区。省域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截至2018年已有29个省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处于较高水平。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产业结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以及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提升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是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泰尔指数，分析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分异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显著提高，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不考虑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因素会高估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②研究时间段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时间演进区域间差异缩小，区域内差异扩大。③经济水平、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解释力较强，外商投资强度和环境规制解释力相对较弱。不同因子两两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文章的政策启示是，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要加快上中下游交流合作，着力破解化工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实施严格环境规制的同时，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布局优化作为重要措施。
文章基于CropWAT模型、Kernel密度估计法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测算1992—2017年中亚五国主要粮食作物水足迹和水消耗量及其相对状态转换概率，并预测了该五国2042年水消耗量相对状态的转换概率。研究发现：①小麦是该五国水消耗量最大的粮食作物，水消耗量其次的粮食作物，在哈萨克斯坦（哈国）、吉尔吉斯斯坦（吉国）和塔吉克斯坦（塔国）为大麦，在土库曼斯坦（土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乌国）则是大米。②中亚五国粮食作物水消耗量呈现出高度消耗、正常消耗和低度消耗三种相对状态类型，趋于向正常消耗的相对状态转换，高度消耗和低度消耗向正常消耗转换的概率分别为57.14%和33.33%，相对状态的越级转换概率为0；哈国和土国维持原相对状态的概率高于中亚五国整体水平，相对状态的越级转换概率均为零。③预测到2042年，高度消耗与正常消耗、正常消耗与低度消耗之间相互转换概率提升，水消耗量向非正常消耗转换风险增加；乌国、塔国和吉国由低度消耗和正常消耗向高度消耗转换的概率高于中亚五国整体水平。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乡村区域为研究案例，构建包括生产空间子系统、生活空间子系统、生态空间子系统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31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①整体上，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呈现从集聚到松散的态势，空间依赖性不明显；2000年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效显著，其质量测评在空间演变上呈现东南部相对下降、西北部逐渐上升的趋势。②从乡村人居环境系统内部来看，生产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升，子系统得分为一般及以上级别的地区其空间分布的重心已从南部转向西部；生活空间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稳步上升，呈现由南高北低向分散式发展的空间转变；生态空间子系统得分增长率较低且多为负向增长，时间尺度上呈正U型发展态势，空间上保持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③乡村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的时空分异与国家政策导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深层的关联性。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户主体行为、生态环境建设视角提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议，旨在构建美丽宜居乡村。
特色种植是特色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及规模直接影响着特色农业的区域化布局。文章以农业农村部公布的8批2 164个特色种植村镇为研究对象，采用ArcGIS空间分析法，从不同尺度就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究发现：①省级特色种植村镇数量在东北—西南方向呈“多—少”相间的条带状分布格局；②特色种植村镇倾向集聚于低海拔、近河流、近地级市的区域；③特色种植村镇的空间分布同人口分布相似，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密西北疏，且空间相关性较强。选取OLS、SLM与SEM模型，甄别和量化不同尺度的环境因素对特色种植专业村镇空间集聚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地区的特色种植村镇集聚度不仅受到本区域各因子的作用，也受到邻近区域各因子的作用，且相邻地区各因子对集聚度的影响具有一致性；②海拔低、坡度缓、人均GDP低、人均土地资源多、人力资源丰富、城镇化率高、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有利于特色种植村镇集聚。此外，水资源已不是特色种植村镇集聚的决定性因素。
对乡村聚落形态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发展。文章利用CiteSpace软件对CSSCI数据库中1998—2019年的597篇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绘制出研究的关键词、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发文期刊的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总结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重点、研究主体构成。结果显示：①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目前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社会背景，聚落形态研究已经在地理、规划、建筑和历史等学科细分成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包括乡村聚落宏观分布、聚落形态构成、空间演变、地域文化、史前和历史聚落形态。②发文量总体上随着时间逐渐增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之前发文量相对较少，以史前聚落形态研究为主；2004—2013年发文量经历了一定的反复，对传统聚落分布格局研究日益增多；2013年至今发文量持续保持高增长的态势，研究领域发生细化，量化研究方式增加。③对乡村聚落形态进行研究的学科主要有地理资源类、历史考古类和规划建筑类三种。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集中在地理资源类科研机构，跨学科机构合作极少。④发文作者合作关系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大规模学术团队较少，小规模团队和独立作者较多。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①借鉴国内外相关学科经验，进一步梳理完善乡村聚落形态的研究体系；②深入交叉学科理论的应用；③强化定量研究；④从传统聚落形态布局中吸取针对防疫及其他社会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应用到规划、设计、建设工作中。
分析主要旅游城市与入境客源国的匹配度及其时空格局，并识别出入境客源市场的高匹配城市，对促进城市精确展开入境旅游市场营销与区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匹配度模型与热图分析法，基于1991—2016年中国60座旅游城市13大客源国过夜游客统计数据，分析二者的匹配度及时空格局。研究发现：①主要旅游城市与入境客源国的匹配度整体上呈现“长尾”发展特征，不同旅游城市与入境客源国的匹配程度存在错位与差异。②主要旅游城市与客源国匹配度空间格局演变极化态势明显，入境过夜游客市场结构的空间不均衡性加剧。③与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存在较高匹配度的客源国集中在亚洲地区，与我国中西部城市存在较高匹配度的客源国集中在欧洲与美洲地区。④依据旅游城市与客源国的匹配度，识别出了不同入境客源国的高匹配城市。
以苏州为案例地，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城市旅游政策制定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国家旅游政策、组织/领导变更、东道主意见、土地政策变更、文化政策变更、旅游舆情危机，与公共安全危机形成的128种组合中，有6个充分性条件组合路径能够影响政策变迁；②单因素中的国家旅游政策、东道主意见、公共舆论危机的一致性较高，但都不能构成政策变迁的充分条件；③国家旅游政策显示为市级旅游政策变迁的单因素唯一必要条件，也在路径组合中频率最高；④东道主意见和旅游舆情危机以单独或组合的方式出现在全部路径组合中，当二者共同作用时产生了最高解释力路径；⑤本地土地与文化政策成为重要动力。研究揭示出，虽然“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是城市旅游政策出台的基本动力，但其无法单独发挥作用，当下以网络新媒体为平台的“自下而上”的民意成为政府政策出台的新动力。同时，国家政策与本地实践的结合也是城市旅游政策变迁的路径机制。
文章运用生态位理论，构建旅游资源、旅游市场、社会经济、生态环境4个维度共计32个指标组成的城市旅游生态位的评价指标体系，计算湖南省14市（州）2010—2013、2014—2017年两个时间段下各维度的生态位数值。基于脆弱性理论，通过脆弱度模型计算14市（州）的生态位脆弱性指数。为较全面地探究城市旅游发展水平与潜力，文章将生态位与脆弱性相结合，形成生态位—脆弱性的对比研究视角，探究二者结合下的湖南省城市生态位—脆弱性数值的空间格局分布状况，并依据核心—边缘理论，将14市（州）划分为四个等级：突出型核心城市、均衡型次级城市、发展型次级城市和潜力型边缘城市。对不同等级的城市提出具备针对性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升策略，以推动湖南省从旅游大省到旅游强省的跨越式发展。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剧烈的转型，乡村空间正历经着前所未有的重构。傣族村寨是兼具文化性、社会性与地方性的有机空间系统，在现代性的影响下逐渐从封闭、稳定和同质走向了开放、动态和多元。文章尝试从不同维度来解析傣族村寨的物质、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机理以及其在现代性的综合作用下的互动与变化机理，研究发现：①原始宗教和佛教双重信仰体系下形成的傣族文化观、空间观组成了严密的社会文化逻辑，界定了傣族村寨的整体空间形态与边界范围，并形塑了傣族村寨的街巷、院落空间与民居形态。②宗教组织、家族亲缘、家庭血缘与非正式组织是维系傣族村寨社会空间形态的四个层次，而现代性加速了社会空间中各层次之间要素的置换与流动，导致傣族村寨的乡土社会与空间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状态。③传统傣族以个体“在场”的形式在族内、族间展开精神、记忆的交流，从而建构了传统的村寨文化空间，而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将城市文化等引入到傣族传统文化空间，使得傣族村寨的文化空间发生了延展。
我国正积极推动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工作，而用地分类作为规划编制与管理的重要技术依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基于此，文章从用地分类入手，通过评估、整合现行的用地分类规范标准，分析总结用地分类标准存在部门主导、多标并存、前瞻不足等问题，提出了结构简洁、强化用途管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分类标准。详细规划作为城乡规划管理和政府的空间管控手段，目前存在编制静态性与城乡发展动态性之间的矛盾，落实上位规划和衔接专项规划不足，编制后的实施、修改及动态维护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许多地方频繁、大量调整规划，项目落地困难，缺乏对非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各级部门规划管理权限边界并非绝对清晰、缺乏对非建设用地与建设用地的统筹考虑等问题。基于用地分类，提出关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编制的可能途径。建立自然资源全域全类型覆盖的详细规划体系；开发边界内的开发建设按照原有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其他由各专项或特定主管部门自行确定；建立详细规划科学性体系流程及动态运行机制。
在厘清乡村空间内涵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空间管控需求逻辑基础上，结合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和搬迁撤并型4个案例村的调研分析，探索乡村空间管控的实践途径。研究发现：①乡村空间具有复杂多元性、地域差异性和动态开放性特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空间管控需要面对全要素国土空间管控和乡村发展空间利用双重需求。②基于双重需求构建乡村空间“基本用途区+特殊叠加区”管控体系，可依据区域主导因素，划定基本用途区实现对乡村空间规划管控的弹性引导以及乡村空间生态底线保护、发展战略留白、粮食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刚性管控内容的落实。划定特殊叠加区对区内建设活动与国土资源进行用途弹性指引。③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和搬迁撤并型4个案例村乡村空间规划管控需求存在差异，可依据其空间分化机理差异化划定各类用途区，构建针对性空间准入许可与开发利用许可制度。乡村空间规划管控应基于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转型的特点，以及基于双重需求“基本使用区+特殊的叠加区”管控乡村空间营建，从而提出差异化并符合乡村自身特色的空间规划管控区域和对策。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战略引导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方面，担负着处理城市和区域的空间关系、探索城市空间发展模式、进行空间结构优化的职责。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出现局部人口收缩的新背景下，部分区域和城市的收缩与复兴对其空间布局调整和结构优化将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文章基于收缩城市研究中的空间形态调整规律，探讨其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之下的规划应对策略。首先，从区域收缩（广义收缩）和城市收缩（狭义收缩）两个层面对现有人口收缩的空间模式进行概括，总结区域和城市在收缩与复兴过程中的形态演化规律，归纳区域衰退、中心区衰退、次中心衰退、居住用地空置、产业用地弃置五种形态类型特征。其次，基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内容，从已见成效的城市复兴案例入手，分别归纳收缩期区域和城市层面的空间形态调整策略。最后，基于以上空间调整策略的梳理和总结，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下的空间形态优化策略进行探讨。
乡村地域空置和荒废的人居空间合理处置利用对国土空间的格局优化至为重要。文章借鉴收缩城市研究成果，针对乡村地区人口外流以及住房空置和荒废现象提出“收缩乡村”的概念、测度方法和精明收缩规划策略。以豫东地区典型村庄为例，基于持续3年的跟踪调查，分析豫东平原典型收缩乡村的空间表征，从家庭角度剖析收缩形成的机制。研究发现其基于户籍人口和人居空间的收缩值分别达到45.82%和60.80%，空间表征为破败与繁荣并存，住房“空”而不“衰”，具有空置住房相对分散，荒废住房相对集中等特征。城镇化和农民生计变化引发的就业与生活空间的分离以及家庭成员间的分离是空置的首要原因；家庭结构重组加速住房过滤进程是荒废的首要原因；宅基地接替速率趋缓和成功市民化是造成空置和荒废的重要原因。最后，面向国土空间规划，文章从确立精明收缩的规划理念、加强收缩乡村识别和空废感知、构建宅基地评价和用途引导体系以及土地制度与政策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收缩乡村的精明收缩规划策略。
大城市存量规划的现实需求结合后疫情时代新产业、新业态的转型趋势，亟需加强产业空间规划与治理政策的精准性和灵活性。针对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园区）规划和产业用地政策三者之间脱节，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产业空间规划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较为滞后等问题，研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产业空间规划的内涵重构与技术框架，并以上海市产业空间规划为例进行实证，进一步提出适应性治理对策。结果表明：①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产业空间规划重新定义为系统解决各类产业用地目标、空间与治理措施的系统政策，可按照“分类—统筹—协作”的技术框架开展。②上海市产业空间规划按照总体规划、单元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不同层级，在划定“三区三线”的同时，构建了“产业基地—产业社区—零星工业地块”三级分类的空间体系，从空间划定到规则管控验证了技术框架的可行性。③工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规划留白与弹性激活利用等适应性治理对策可提高产业空间规划的弹性以对应不确定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大数据支持的产业空间动态监测、留白空间激活利用等政策，以期为同类型大城市产业空间规划与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