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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4: 183 - 19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4.022

旅游经济与管理

傣族村寨空间的多元解读

  • 柴雪瑞 , 1, 2 ,
  • 卢俊 1, 2 ,
  • 陶伟 , ※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中国广东 广州 510631
  • 2.华南师范大学 粤港澳村镇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广东 广州 510631
※陶伟（1971—），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地理学等。E-mail：

柴雪瑞（1995—），女，甘肃会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地理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0-05-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5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61)

收起

The Multivari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i Village Space

  • CHAI Xuerui , 1, 2 ,
  • LU Jun 1, 2 ,
  • TAO Wei ,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 2.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and Tow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5-1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Fold

摘要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剧烈的转型，乡村空间正历经着前所未有的重构。傣族村寨是兼具文化性、社会性与地方性的有机空间系统，在现代性的影响下逐渐从封闭、稳定和同质走向了开放、动态和多元。文章尝试从不同维度来解析傣族村寨的物质、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机理以及其在现代性的综合作用下的互动与变化机理，研究发现：①原始宗教和佛教双重信仰体系下形成的傣族文化观、空间观组成了严密的社会文化逻辑，界定了傣族村寨的整体空间形态与边界范围，并形塑了傣族村寨的街巷、院落空间与民居形态。②宗教组织、家族亲缘、家庭血缘与非正式组织是维系傣族村寨社会空间形态的四个层次，而现代性加速了社会空间中各层次之间要素的置换与流动，导致傣族村寨的乡土社会与空间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状态。③传统傣族以个体“在场”的形式在族内、族间展开精神、记忆的交流，从而建构了传统的村寨文化空间，而新兴的信息传播方式将城市文化等引入到傣族传统文化空间，使得傣族村寨的文化空间发生了延展。

关键词： 傣族村寨; 现代性; 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 文化空间; 民俗节庆; 空间重构

本文引用格式

柴雪瑞 , 卢俊 , 陶伟 . 傣族村寨空间的多元解读[J]. 经济地理, 2021 , 41(4) : 183 -19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4.022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areas is facing a sharp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space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reconstruction. Dai village is an organic space system with cultural, social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ty,it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closed,stable and homogeneous space system to the open,dynamic and pluralistic.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and change mechanism of the social culture and spatial elem Dai culture and space concepts formed under the dual belief system of primitive religion and Buddhism constitute a strict social and cultural logic,which defines the overall spatial form and boundary of the Dai villages,and shapes the streets,courtyard spaces,and residential forms of the Dai villages. 2) Religious thought,family kinship,family blood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 are the four aspects that maintain the social space form of Dai villages. Modernity accelerates the exchange and flow of elements among various aspects in social space,leading to the atom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of local society and space in Dai villages. 3) The traditional Dai people develop the exchange of spirit and memory within and between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form of individual "presence",thus it constructes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space. The new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method introduces urban culture into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space of the Dai ethnic group,which extends the cultural space of the Dai village.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Dai village space in this paper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ner deep space of ethnic village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which expands and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ural geography research.

Key words： Dai village; modernity; physical space; social space; cultural space; folk festivals; spatial reconstruction

作为人地地域系统的子系统，乡村空间系统是由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以及文化空间构成的、受内核要素和外缘因素共同作用的多重空间系统的统一体[1]。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正经历着急速的转型，人口、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在城乡间的频繁流动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和稳定，城市文化、资本、信息技术正在各个层面重塑着乡村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形态，乡村的空间形态与内在机理也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与重构。在以乡村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的40年里，乡村历经了非农化发展和乡村衰落的过程。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推动下[2]，城乡统筹成为乡村发展的新路径。乡村将迎来土地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整合，而乡村空间整合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研究乡村空间系统的构成要素、内涵及其之间的有机镶嵌关系，对理解新时代乡村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整合及重构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关于乡村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地理学。这些研究部分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于区域层面[3⇓⇓-6]、村域层面[7⇓⇓⇓-11]展开对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和机制的研究与探讨，部分从三生空间与空间规划视域下探讨乡村空间的演变与优化策略[12-13]、空间的分类与功能[14]。例如在乡村三生空间的研究中，梁发超等人基于“居住场势”理论分析并建构了乡村空间重构模式的识别方法，其中乡村的功能导向与资源禀赋是空间重构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15]。何焱洲等剖析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地域的乡村空间功能优化方法[16]。王成等人在对乡村生产空间演化、机理、优化调控等层面的分析上构建了乡村生产空间的研究框架，强调生产空间要素的识别与界线的确定、人地作用机理以及对历时数据的跟踪是未来乡村生产空间应重点关注的[17]。李二玲等人认为中原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和企业衍生作用推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空间的重构[18]。健康空间作为乡村生活生态空间的一部分，与乡村人居环境、健康水平提升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存在公共健康隐患的乡村空间要素的提取与修复可以消减乡村公共健康带来的隐患威胁[19]。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面临着内部要素的改变和外部政策、市场的调控，乡村重构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如龙花楼等从空间、经济、社会层面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20]，其中土地整治是乡村农用地、空心村和工矿用地整治的重要依托[21]。杨忍等对我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内容和逻辑主线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强调乡村重构重在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探讨中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重构、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22]。
国外关于乡村空间的研究展现了学者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研究脉络经历了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建构主义三个阶段，强调乡村聚落、经济、文化、社会多重空间的叠加，认为空间是可以表征社会的、具有主体性和动态多维性的[23]。在此导向下，国外对乡村空间的研究呈现消费主义、后生产主义以及社会文化转向的态势，尤其以多功能、全球化的乡村转型日渐上升为近些年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事实上，国外关于乡村空间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对乡村空间的思考，推动国内学者在对乡村空间的发展过程—机理—调控关注的基础上[24]，开始关注政治经济背景下由多元利益主体主导的乡村空间的生产以及其与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25-26]。如朱竑等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发现外来资本精英和治理精英利用物质空间塑造和社会关系推动了乡村空间的再生产[27]。林耿认为乡村空间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的空间，乡村空间镶嵌于乡村与城市的复杂过程、话语和实践之中[28]。其中旅游作为一种凝视推动了乡村空间系统在土地异化、物质空间、社会关系及景观格局的更迭中不断向多元化、复合化发展[29]，与此相应的，乡村社会关系的异化将引发空间形态的变化[30]。
国内已有的对乡村空间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空间格局—过程—机理—预控、三生空间、空间转型和空间重构的人地地域系统探讨，拓展到对地理学文化转向、后生产主义以及空间生产视角下“家—社区—乡村空间”、权力空间等不同尺度的乡村空间研究。这些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试图解析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空间系统在不同尺度、不同层面发生的转变和动力机制。虽然对乡村空间的研究愈发得到重视，研究内容也更加多元化，但是对于乡村尤其是民族村寨在物质、社会、文化等在不同层次的空间意涵、逻辑关系以及现代性介入后民族村寨发生的转变与重构等仍未有系统的解读。因此，本文将从不同的层面对傣族的村寨空间展开解读，并探讨傣族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在现代性及其产物介入后村寨空间在不同层面发生的转变与重构。本研究将丰富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探究乡村的文化意义、社会关系与地理空间等多维要素相互建构和生产的理论研究[31]，补充和完善我国乡村研究的理论体系。

1 傣族村寨形成的地理复杂性与文化多元性

云南省纵横起伏的地形和地质断陷作用下，星罗棋布的山间盆地成为傣族村寨物质空间形态多元性的自然基础。其中德宏州低山、平原相间的地形结合其间众多的河流湖泊构成了傣族典型的住居自然环境芒市坝区、瑞丽坝区、陇川坝区等平坝地区。而延绵数百里的哀牢山、红河堤岸以及周边彝族等多元文化作用下，孕育了傣族的支系花腰傣。地理空间分布上，云南的傣族村寨聚落集中分布于云南省的中部和西南地区，并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主。此外，红河州下属的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普洱市下属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玉溪市的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以及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均分布有少数傣族村寨聚落（图1）。地理特征上形成了以傣族为主体民族的大区域民族聚居区，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以其他民族如苗族、彝族、哈尼族等为主体，以傣族为辅的多民族小聚居区，如玉溪市的元江县、新平县等[32]。云南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构筑了傣族村寨的环境生态本底，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傣族村寨空间的多元性。
图1 云南省的傣族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Dai people in Yunnan Province

傣族是古越人的后裔，古越人诞生于古代中国的长江、珠江、澜沧江流域，内部“各有种姓”。其中云南省西部德宏地区称为“滇越”，南部、西南部称为“越裳”，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和北部一带称为“滇人”，这些越民族群体同属一族而又互不统属组成的氏族或部落称之为“百越”[33]。傣族自形成起先后经历原始社会、初级阶级社会、封建领主制社会和封建地主制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34]，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其他民族文化影响不断演化，由共同族源的傣泰民族群体分异与发展成多个傣族支系。傣族的村寨聚落主要位于“澜沧江—湄公河”历史文化区，“百越文化”“华夏文化”“印巴文化”“佛教文化”曾在此汇聚、渗透、融合，在傣族村寨聚落中多有体现[35]。诚然，生长于同一文化地理区的傣族村寨在经济社会形态、文化特征、民族性格与宗教信仰方面均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具有共同族源的傣族群体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受到本身自然环境本地与周边文化环境影响，村寨的物质空间形态、社会交往互动形式与文化意识形态等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与地域性。

2 傣族村寨空间系统的构成

物质空间是具象、现实的实体地理空间，是人类最能直观感受与认识到的空间，社会空间是由人类社会行为建构、生产出来的空间，是物质空间基础之上的次生空间[36]，而文化空间是建立在人类话语体系、秩序观念之上的一种空间形式，是非现实的、理想的空间[37]。傣族村寨的物质空间是傣族在自然地理环境本底上对自然环境进行适应、改造形成的最能直观感受的具象空间（图2）。傣族在对自然环境、村寨物质空间的改造与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生产出了傣族村寨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的实践与建构需要更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与思想进行指导，即文化空间，傣族群体作为具有文化性的存在，在二元宗教体系和多元文化中形成了独立的文化空间。傣族村寨的文化空间可以从傣族个体、群体以及社会三个尺度来理解，其与傣族社会空间中的家庭、家族、乡村整体社会相对应[38]。
图2 傣族村寨空间结构

Fig.2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Dai village

理论层次上，傣族村寨的文化空间是凌驾于社会空间之上的空间层次，指导着社会空间的实践。而当置身于傣族村寨实体的现实互动中时，傣族的社会与文化空间更多是一种互嵌的关系，文化空间镶嵌于社会空间各个尺度并影响着社会主体的实践和社会空间的营造，如以村寨为整体展开村社治理、傣族村寨之间存在的不成文的关系规则、村寨内部不同群体的社会交往以及家庭社会内部的伦理秩序等。而社会空间作为自组织行为营建而成的具有规则、约束功能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较为客观地表现了傣族村寨的文化空间。傣族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形态、物质空间如佛寺建筑、寨门、水井映射与表征了傣族的文化空间，物质空间形式功能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投射出社会关系与文化含义的变化。傣族的社会空间以个体、家庭、群体在不同尺度对物质空间进行形塑，如家庭内部关系、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家庭空间的再生产，村寨社会结构的构成、姓氏分布与组织形式直接以物质空间的形式展现。

3 傣族村寨物质空间的生成与演变

3.1 傣族村寨物质空间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共生

社会经济的生产、主体的空间实践以及文化的传承在社会变革中作为变量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迁，而自然地理大环境作为历史发展的常量具有“停滞”性质[6]，这种性质从宏观的村域尺度赋予了傣族村寨稳定性。傣族村寨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区域中对环境进行适应与改造，自然环境本底的差异性是傣族村寨多元形态形成的基础，而基于自然地理基础之上的多元社会文化相互交织进一步塑造了傣族村寨物质空间的多元形态。尤其以西双版纳州傣泐村寨、德宏州近汉型与近缅型傣族村寨、红河州花腰傣村寨4种类型的村寨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展现出物质空间的相似与相异[39]。
于村域空间尺度上，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德宏州近汉型和近缅型傣族村寨多选址于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且交通方便的平坝地区，以维续稻作农业的持续生产。原始宗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空间观之下，傣族村寨景观呈现出“因地制宜，与自然共存”的“水—林—地—村”生态居住空间态势。远古时代，认知匮乏的傣族在对自然现象的恐惧与敬畏中对山、水、林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以寻求保护，与之相应的傣族村寨出现了表征宗教的元素如井塔、寨林等。而位于红河州哀牢山下缓坡地带依山层层叠落的花腰傣村寨对山体空间的使用则充分反映了傣族对山体这一自然物体的崇拜。

3.2 傣族村寨物质空间的形态原型

物质空间形态的原型主要指节点空间、街巷空间、院落空间等空间要素构成逻辑，其最能反映傣族村寨的地方文化逻辑和社会自组织特征，也是最能表征傣族日常生活与文化内涵的内容。虽然在百越文化、佛教文化、华夏文化的离析重构以及支系的分异融合中不同地区的村寨空间文化景观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其物质形态原型的构成仍然具有内在逻辑和原型的一致性与统一性。且这种特征在以南传上座部佛教和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为信仰的西双版纳州与德宏州傣族村寨的空间构成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共性表现为寨门、寨头寨心寨尾与佛寺建筑是传统的傣族村寨中必有的空间要素[40]。佛寺建筑既是傣族拜佛诵经、文化传承最主要的场所也是傣族社会凝聚力的物质体现，佛教信仰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傣族社会的延续与和谐稳定，佛寺位居村寨地势较高的显要位置，投射出虔诚信教的傣族对这片精神圣地的敬畏。“寨门寨头寨心寨尾”作为节点空间要素在原始宗教表征下寓意着傣族村寨空间被赋予人格化的布局理念（图3）。与此同时，传统傣族村寨存在四个寨门并由两条十字交叉的道路连接，框定了村寨的边界范围同时也界定了村寨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这就是傣族村寨物质空间形态的原型。
图3 傣族村寨的物质空间结构

注：改绘自艾菊红[40]。

Fig.3 The physical space structure of Dai village

3.3 傣族村寨物质空间的多元形态演变

空间感的不同，表现着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在不同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里不同的世界观和对生活最深的体会[41]。同样的，位于平坝地区的德宏州近汉型、近缅型村寨与西双版纳州傣泐村寨在街巷空间、院落空间以及建筑基底空间表现出差异性。
近汉型傣族村寨较多分布于德宏州相对较北的区域，风俗习惯、建筑风格自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合院式民居、向心型院落朝向、位居要地的佛寺建筑展示出其较强的聚合性，村寨整体建筑集中、布局紧凑。同时，受中原汉族内向求稳的文化特质影响，近汉型傣族村寨主路呈环状贯穿村落，多条支路连接主路与外界，环状布局的街巷空间使得通向民居的道路存在多条。宅院空间内向围合，前院后园，由砖砌围墙将院落与外部环境隔离，体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图4）。
图4 近汉型傣族村寨的物质空间结构

Fig.4 The physical space structure of Dai village near Han-type

近缅型傣族村寨民居则以独户形式为主，宅院空间、民居间相隔较大，加之枝状街巷空间，村寨整体性较弱。近缅型傣族村寨空间上呈轴向带状形状，通向民居的道路在枝状街巷空间布局下只有一条[42]，院落空间上多呈一字形布置，独栋竹楼位于庭园之内，总体建筑面积较小、庭院空间较大，整体布局更为开阔与外向（图5）。
图5 近缅型傣族村寨的物质空间结构

Fig.5 The physical space structure of Dai village near Myanmar-type

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和汉族以间为单位、大小相等、对称严谨的形式迥然不同，其围绕佛寺建筑的布局、方位以及道路街巷在文化观、空间观下对民居展开灵活布局。西双版纳傣族村寨道路系统呈棋盘式结构，主要道路一端通向位居显要的佛寺一端串联整个村寨。与近汉型傣族村寨院落平面相似，西双版纳村寨的院落平面也呈方形，不同之处在于版纳傣族民居为杆栏式建筑，是集会客、休憩、娱乐、餐饮功能为一体的独栋建筑，其坐落于庭院中部使整个院落表现出较强的整体性（图6）。民居建筑方面，德宏州、西双版纳州民居在建筑形制、材料、布局等虽然均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依然可以从形态特征各异的傣族民居变体中识别出“正房和走廊”构成的二元空间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这种二元空间原型是傣族人地观最本质、最传统特征的描述，是对地域传统之上傣族“集体记忆”的映射[43]。
图6 西双版纳傣族村寨的物质空间结构

注：根据杨大禹等修改清绘而成[44]。

Fig.6 The physical spatial structure of Dai village in Xishuangbanna

与其他的傣族村寨不同，花腰傣村寨吸收借鉴彝族、哈尼族文化，在自然—社会—人类—非人类主体形塑下形成的村寨空间景观、建筑特征、文化习性均具极强的地域性特征（图7）。村寨选址充分考察了当地地域特征并对其充分利用，体现了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相融的营建智慧，山脉之下的缓坡地带与红河沿岸作为花腰傣村寨的建寨之地。背山面水加之层层叠落的土掌房使得村寨与民居建筑的视野极为开阔，呈现山地河谷、村寨、民居建筑和谐相融的村寨整体风貌。院落空间层面，不同于西双版纳州的独栋竹楼和德宏州合院式院落组合，花腰傣土掌房以一层的屋顶作为院落空间，形成层层叠落的退台式平顶成为家庭休憩交流和户外活动的重要空间（图7）。街巷空间受到地势与民居布局的制约，沿等高线分布形成多条平行的横向街道。简单规整的道路空间与紧凑的花腰傣土掌房相应，整个村寨与山水有机融合，表现出较强的整体性与空间秩序性。
图7 花腰傣村寨的房屋形态

注：引自云南省设计院《云南民居》编写组[45]。

Fig.7 The house form of Huayao Dai village

需要注意的是，规划力量与现代性在傣族村寨的介入下，物质空间尤其民居建筑作为最不稳定的形态要素发生着频繁的迭代更新与物质形态重塑。傣族村寨规划项目实施中多以政府、规划为主导开展自上而下的审视性规划，且具有行政性与规划性，而傣族大众和基层村集体组织在规划实施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这种村寨规划的结果是傣族村寨成为见物不见人、失活性的非有机组织体，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规划模式抹去了传统村庄原有的形态肌理，使多种变化的村社空间变成了单一线型空间，造成了村庄肌理演进中的历史割裂和文化断层[46]。此外，城市资本、旅游、市场力量的介入将傣族村寨置身于更广的范围，使其成为城市辐射范围中的一个节点，其中新的生产生活、价值观念的在傣族村社的植入带来了某些生活空间如厨房、卧室的独立，饲养空间、储藏空间的消失，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空间组合形式。

4 傣族村寨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与重构

对民族村寨空间的研究在从对物质空间形态的关注走向对社会空间的建构/生产关注的过程中需强调更加多元和微观的视角，需要深入到对社会空间中主体实践的探讨[47]。傣族乡村的社会空间中主体交往、政治组织、生产生活方式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傣族社会空间联系，转而进入到不同民族村寨间、村寨—城市间的互动网络之中。在这其中各个层面、尺度的主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权力博弈与日常互动中建构起动态的傣族乡村社会空间。

4.1 传统傣族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形成

传统傣族社会空间本质反映的是某一时期傣族群体内或群体间日常生活与互动的空间型式。傣族乡土社会空间试图了解社区如何进行文化认同的建构以及社区间如何展开空间协商，村寨内部生产经营活动遵循何种秩序、何种规范，从而实现对傣族乡土社会系统的概念化。乡村文化空间是凌驾于物质、社会空间之上的非现实的、理想的空间，是根植于地方主体的主观精神想象、乡土社区的集体记忆及各种乡村表征[36]，这种集体记忆、表征贯穿于日常实践和文化习俗之中并无缝对接于“空间”之中[48]，代表着主体印记于地方的最本真的意识形态。
传统傣族的乡土社会空间中，村寨组织治理、日常生活生产实践在宗教约束下极具凝聚力，形成了以宗教空间为中心的散射空间，如佛寺、奘房是乡村主体生产生活实践、民俗节庆的物质空间，而依托这一极具约束与规范的客观物质空间村民形成了稳定的村社空间。同时，以家族伦理关系为链条形成的血缘、亲缘网络嵌入宗教体系所形成的空间并与其耦合构成稳定的傣族传统社会空间。而家庭社会作为傣族社会空间组成的最小单元，其内部由血缘关系、夫妻关系组成的居住复合体构成。此外非正式民间组织成为了协调维续社会空间的另一种手段，如“细梢老曼”是对滇南南传佛教流行区域村寨纠纷处理、伦理道德传承中权威执行者的称呼[49]。而德宏州北部地区的傣族村寨中形成了以“班”为单位的社会交往网络，同“班”的社会成员之间有着频繁的信息、技术、资金流动，这种特殊的“班”制度与“细梢老曼”一样维系着傣族乡土社会运行。
傣族传统文化空间的形成源于傣族自身具有的“贝叶文化”与其他主体、非人类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或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中形成的共同文化。具体来讲，其主要指那些具有文化意义或文化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俗节庆进行展演的特定场所以及在这些活动中村民自发形成的共有记忆、主观精神。这些空间于物质层面表现在村寨的奘房、佛寺、家庭内部的佛龛等，其承担了傣族民俗节庆展演活动的大部分任务。如傣族孔雀舞、老傣戏等由特定人群创造的独特文化形式，根据展演活动的移动可以在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随意切换、具有不固定性，而泼水节、出洼干朵等节庆则由傣族群体共创与共享，空间具有稳定性。传统的傣族社会文化交流以“在场”的形式展开，傣族展开的人际交往、文化展演都是基于村寨这一具有明显边界的场域，并在这些交往过程自觉或不自觉完成文化意义的表达、传递进而建立起村寨文化空间[50]。相比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从最高层次上实现了傣族对自身、对村寨的文化认同与归属。

4.2 现代性背景下傣族村寨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重构

4.2.1 多元主体介入下傣族社会空间的异质化

在后现代语境下学者们开始了对乡村的再思考，认为乡村在多元性、异质性中进行着再生产[28]，作为一个动态的空间，其是在时间与空间的不断交往互动中建构的。尤其在现代性及其产物介入后，城市雄厚的资本、市场将传统的乡村空间重塑为城市社会的消费空间，乡村也在主动寻求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价值的过程中进行着乡村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与再建构。其结果就是，乡村社会空间从以往单一的、平面化空间逐渐向多主体、多尺度和网络化的空间转变。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乡村社会空间在城市用地扩张、城乡人口流动、产业结构改变与基础设施建设中发生着乡村空间的主动或被动重构[51]。
土地、民居等是傣族村寨空间重要的生产资本，传统的傣族乡村以“个体—家庭—家族”组成的社会主体与社会结构对土地展开空间的协商与实践，并依靠宗族礼制、宗教秩序来维系规范[52]。而在卷入城市化浪潮后，城市资本、旅游、社交媒体等注入到傣族乡土社会的空间实践中，土地价值、村寨景观价值与民族文化价值不断显化，围绕土地的需求与管控、景观的管理、文化的传承傣族村寨产生了由多元主体主导、多层空间协商以及多种生产活动所建构的社会空间，原本嵌入传统乡土社会的傣族民居景观及家庭社会空间也从传统乡土社会中脱嵌出来[53]。
图8 傣族村寨社会空间结构

Fig.8 The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Dai village

例如在以打鱼等传统农业劳作为生的傣族村寨中，水电站、橡胶公司等外来主体与资本的进入推动了传统社会生计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变迁以及社会空间的重构[54]。民族村寨旅游所建构的旅游场域与乡村主体的生产生活场域交叠，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活动突破了村寨的空间界线，并与乡村外界建立广泛的流动[55]。旅游的发展更是将家庭空间这一旅游资本置于傣族村寨景观空间的首要位置，但同时也推动了传统傣族村寨社会空间的解体。透视西双版纳傣家乐的发展，可以看到游客以绝对力量推动傣族家空间的重构，消费诉求让家空间的属性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外来主体与本地村民的互动协商带来的不止是家空间的物质层面的改变，更是重构形成了兼具经济、社会、文化多重涵义的傣族家庭社会空间[56]。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内部空间结构、空间性质也发生着转变，基于家庭单位的“公司+农户”旅游经营模式给傣族乡村带去了颇具城市、市场特色的社会治理逻辑，传统家空间、家社会在资本、游客、市场介入中出现了家庭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家走向了“商业的家”，家庭空间由私密居住空间演变为兼具居住、消费功能的复合半开放空间[57]。可以发现，旅游村寨中虽然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冲突，而本地居民在对传统文化的绝对主导中与现代性力量以某种措施展开“对抗”，实现了互动融合并形成了稳定的旅游社会空间结构[58]。而在互联网带来的社交媒体中，傣族根据所处的场域和惯习“驯化”了社交媒体并突出自身特色，在既有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向外拓展，实现了“超域”社会交往[59]。如微信作为一种新媒体社交方式既桥连了傣族的线下社会组织和线上社群又生产出复杂、流动的新型线上社群[60]。傣族既有的社会网络与实践生活在外来资本、主体介入下展开了有序的空间、利益与文化协商，原有的社会关系通过新型社交媒介不断生产出新型的社会关系，并将自身置于复杂、流动的多重身份与关系的转换之中。

4.2.2 傣族村寨文化空间的多尺度延展

文化空间具有时间性、共享性和共创性并伴随经济、社会、制度等的变迁不断再生产。现代民族间的频繁交流让部分傣族的文化空间建构超越了傣族本身，大众传媒、交通、市场等的进入彻底打破了傣族传统封闭的文化空间，新的文化信息传播交流方式以及外来都市文化、消费文化带来的不仅是部分民族文化的消逝更有其文化空间的延展。有学者在对“民族互嵌型社区”芒旦傣族村的分析中认为，自然生存空间的互嵌、长期的经济生活交往以及政策的建设不仅让该地区社会空间跨越了民族的边界，而且在傣族与汉族长期的互嵌过程中融合形成情感相通、具有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的共有文化空间[61]，这种共生空间成为民族地区资源、利益分配、国家共同体建构的重要策略。然而，在逐水而居傣族群体中，“水”既是满足物质需求的自然物品更是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规范的水文化，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传统水文化观念的丧失改变了人地平衡关系，导致傣族水资源面临危机[62]。

5 结论与讨论

①傣族村寨的物质空间由自然的生态空间和傣族活动实践产生的实体空间组成，于宏观尺度投射了傣族在对自然地理小区域环境的初步适应与对地貌地形的应用。人类形塑的实体空间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于节点空间、街巷空间、院落空间甚至家庭内部微空间表现出差异性与地域性，但同时村寨物质空间在宗教影响下表现出一定共性。在人类塑造的实体空间中，原始宗教、南传佛教影响下傣族群体空间实践中形成的村寨物质空间形态是傣族村寨文化的表层和外显因子[63]，也是大部分傣族村寨物质空间最基本的原型，其对傣族村寨物质空间形态景观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图9 傣族村寨文化空间结构

Fig.9 The cultural spatial structure of Dai village

②傣族村寨在二元宗教体系下形成了各个层面的具有较强凝聚力和稳定性的社会空间结构，这些传统的社会空间在城市资本、市场涉入后发生了空间的重构与再生产。傣族村寨以村寨为主的社会空间不断分解成以家庭社会为主的社会空间。其中民俗文化、民居景观等作为傣族村寨重要的资本，是吸引城市资本与市场同时也是推动傣族社会空间由封闭向着多元化、异质化发展重要动力，这种傣族社会空间与外界空间间流动与置换的力度和广度远远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③傣族于族群层面和村寨层面都具有丰富的文化空间界线，族群层面的文化共识为资源、利益协商分配、国家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基础。村寨层面的傣族文化空间通过非遗、民俗节庆等活动的展演完成了傣族自我文化的认同、建构与传承。城市猎奇者、多级政府与其带来的城市文化、价值规范进入傣族传统村寨后带来了价值、意义与地方感的再定义与文化空间的延伸。在这个复杂的空间容器中，本地居民与外来者运用自我能动性展开文化、观念、利益的协商达到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适应与融入。
就民俗文化特色深厚的民族村寨来说，地理学依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进一步探讨的地方。当前对于傣族村寨等民族村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规划学、建筑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中，这些研究对不同层面的空间的研究以及空间之间关联互动的联系很少。现代性影响下社会文化发生的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对傣族主体思想、观念、行为方法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地理学亟需从空间视角出发或以空间为中介，将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联系起来，分析这些改变是如何具体形塑傣族村寨的空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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