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生态旅游者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机制

  • 范香花 , 1, 2 ,
  • 黄静波 , 2, ,
  • 程励 1 ,
  • 黄卉洁 3
展开
  • 1.四川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四川 成都 610065
  • 2.湘南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中国湖南 郴州 423000
  • 3.四川师范大学 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中国四川 成都 610068
※黄静波(1963—),男,湖南永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E-mail:

范香花(1986—),女,河南项城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可持续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8-07-13

  修回日期: 2018-10-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48)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湘教通[2016]436号)

“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资助项目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ourist Involvement o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of Eco-Tourists

  • FAN Xianghua , 1, 2 ,
  • HUANG Jingbo , 2, ,
  • CHENG Li 1 ,
  • HUANG Huijie 3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Sichuan,China
  • 2.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Xiangnan University,Chenzhou 423000,Hunan,China
  • 3. The Faculty Geography Resource Scienc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Sichu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7-13

  Revised date: 2018-10-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摘要

文章在对已有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构建包含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概念模型,并纳入感知消费效力作为调节变量。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湖南省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500个游客进行调查,获得357份有效问卷。借助于SPSS 22.0、AMOS 21.0统计软件对概念模型进行检验,并尝试验证感知消费效力的调节效应。结构模型分析结果揭示,旅游涉入既可以直接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也可以以旅游满意为中介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结果表明,感知消费效力正向调节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关系,即相对于低感知消费效力游客群体来讲,高感知消费效力游客群体的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影响效应较大。

本文引用格式

范香花 , 黄静波 , 程励 , 黄卉洁 . 生态旅游者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机制[J]. 经济地理, 2019 , 39(1) : 225 -23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1.027

Abstract

To mitigate this phenomenon,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among individual tourists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e study,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volvement, construct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ourist involvement, tourist satisfaction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with the 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prior literature, which aims to identif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on the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of tourists. Five hundred tourists visiting the Ma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Hunan province were surveyed, and received 554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test of conceptual model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of SPSS 22.0, AMOS 21.0. The findings shows that tourist involvement not only impact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directly, but also impact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indirectly mediated by tourist satisfaction. That’s to say, no matter the promotion of tourist involvement or tourist satisfaction or both of them,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of tourists will be more. Moreover, 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volve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which means that, compared to tourists with low 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the tourist involvement of tourists with high 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has more effects o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目的地赖以生存的基础,特别是生态型旅游目的地。一方面,生态环境是招徕游客的核心要素之一,另一方面,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游客的体验质量[1]。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游客的旅游活动对景区生态环境有很大影响[2],他们有意或无意的旅游行为都可能给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带来破坏,造成相当数量的旅游与休闲目的地受到人类活动的过度干扰,致使其生物多样性遭受人为破坏[3]。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会显著降低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进而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近年来,政府及管理部门也逐渐认识到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减少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如制定旅游规划与规则、严格的惩罚措施及游客行为守则等,但实施的效果如何却跟游客的环境友好行为有很大关系[4]。因此,如何正确引导及培养游客的环境友好行为成为众多旅游目的地管理部门关注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在环境友好行为研究中,多种理论与方法都取得了进步,特别是有关环境友好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学者们倾向于构建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纳入除传统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学方面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情境(或环境)因素。目前,学术界已经关注到旅游涉入对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有关旅游涉入与游客环境友好行为影响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验证了旅游涉入与游客环境友好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感知视角及从认知评价理论出发,把旅游涉入作为前因变量,或是直接影响游客的环境友好行为[5],或是通过对感知价值、满意度而影响游客的环境友好行为[6]。但对于哪些游客群体倾向于表现出环境友好行为,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变量,如消费感知效力,调节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关系这一话题,目前较少有学者涉及。
因此,本文在相关理论及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感知消费效力纳入到旅游涉入对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模型中,通过对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游客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实证分析感知消费效力在旅游涉入与游客环境友好行为之间影响关系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如果存在,在多大程度上调节了旅游涉入与游客环境友好行为之间影响关系,以丰富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研究成果,并为旅游管理部门有效引导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维持旅游目的地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概念界定与模型构建

1.1 概念界定

1.1.1 旅游涉入

涉入概念由Sherif和Cantril两位学者于1940年代提出,经Selin等学者引入到休闲相关研究领域,然后逐渐被运用于休闲、旅游领域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在旅游情境下,Manfredo将旅游涉入界定为游客对旅游活动的感兴趣程度及从活动中获得的情感反应程度[7]。本文采用Havitz等的研究对旅游涉入的界定,即旅游涉入是旅游活动或旅游相关产品产生的动机、兴奋或兴趣等难以观察到的内在心理状态[8]

1.1.2 旅游满意

Oliver将满意度看作是对欲望的满足程度,他指出满意是对实际表现是否达到或超出预期的主观判断结果[9]。在旅游研究中,旅游满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旅游者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旅游经历感到满意以及他们的欲望、期望及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的总体判断[10]。Bosque等认为,旅游满意是基于游客游前的期望,旅游消费过程中或旅游消费后积极情感的形成[11]

1.1.3 感知消费效力

感知消费效力是营销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首先由Kinnear等在研究消费者环境关心过程中提出的,他们将感知消费效力界定为消费者对自身能够在环境治理方面产生影响力的相信程度[12]。在旅游语境下,Kim等发现,感知消费效力在解释酒店消费者的环境友好行为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3]。当人们感觉到自身有能力实施某些行为,且这些行为能够带来积极结果时,他们就倾向于实施这些行为。

1.1.4 环境友好行为

环境友好行为是个人表现出的环境保护性行为,通过移情于自然环境、解决环境问题而保护周围的环境[14]。在旅游情境下,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是指旅游者所表现出的对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影响最小化的或能够促进旅游目的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旅游环境行为,被认为是缓解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问题,有效保护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的重要力量[15]

1.2 假设推演

在已有研究中,旅游涉入已被用来进行游客满意度模型评价,不同旅游涉入度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旅游满意水平[16]。Lu等在对中国的历史街区荔枝湾的研究中发现,游客的旅游涉入与满意度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17]。社会心理学家Lewin认为,个体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18],张安民等实证分析表明,游憩涉入可以显著增强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即游客的游憩涉入与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相关关系[5]。Higham等在对旅游者环境价值观的研究中发现旅游者满意度与环境友好行为间存在正向关联性,即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能让游客产生保护环境的意愿[19]。感知消费效力可以预测人们有意识的环境行为,Roberts指出,感知消费效力是个人对自身影响环境问题能力的主观判断,超过其他的人口学及心理学变量而成为预测消费者生态环境行为的最强大的单一因素[20]。黄静波等对生态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消费效力既可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环境态度为中介,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间接影响[21]。然而,Berger等指出,感知消费效力不仅仅是行为的一个直接预测指标,它可能调节其他变量对行为的影响[22]。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旅游涉入正向影响旅游满意;
H2:旅游涉入正向影响环境友好行为;
H3:旅游满意正向影响环境友好行为;
H4:感知消费效力调节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直接影响关系;
H5:感知消费效力调节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的直接影响关系。
根据以上假设,提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图1 概念模型图

Fig.1 Conceptual Model

2 研究方案

2.1 问卷设计

本研究中的最终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有关被调查者的社会人口学统计资料,纳入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及月收入五个统计变量。通过对被调查者的这五个基本的人口学统计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可以了解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游客的总体情况,并对抽样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被调查者的旅游涉入、旅游满意、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友好行为4个潜变量进行测量。旅游涉入量表借鉴了Havitz等的研究,包括3条观测变量,分别对吸引力、愉悦性及生活中心性进行测量[23];旅游满意借鉴了Hutchinson的测试量表,包括4条观测变量[24];感知消费效力测试量表引用了Han等的研究,通过4条观测变量进行测量[25];环境友好行为测试量表借鉴了Kerstetter、Thapa等的研究成果,共有7条观测变量[26-27]。第二部分统一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测量,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身对观测变量的赞同程度进行打分,分值1~5,分表表示“完全不赞同”、“不太赞同”、“中立”、“基本赞同”、“完全赞同”。

2.2 预调研

为了检验量表测量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在进行正式调查之前,首先进行预调研,收集问卷100份。使用SPSS 22.0分别对旅游涉入、旅游满意、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友好行为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各量表的整体Cronbach α系数均在0.7以上,各观测变量的CITC值均大于0.5,AID值均大于0.6,各量表整体Cronbach α值均大于量表观测变量的AID值,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水平。在量表效度方面,对旅游涉入、旅游满意、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友好行为量表进行因子分析,以检测量表效度,衡量的标准有累积贡献率、共同度与因子载荷。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涉入、旅游满意、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友好行为的累积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2.757%、71.253%、62.459%、71.080%、63.831%,均在60%以上;所有测试语句的共同度与因子载荷值均在0.5以上,表明各测试量表的效度较好。

2.3 正式调研

正式调研时间集中在2015年7月18日—8月16日间的周末时间,采用便利抽样调查法,主要在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鬼子寨景区、崖子石景区、猛坑石景区及猴王寨景区进行问卷发放。为了保证问卷回收的质量,问卷发放人员均为旅游管理专业大三本科生,在进行问卷发放之前,向他们讲解本次问卷调查的主要目的及调查要求,使其熟悉研究主题,掌握一定的问卷发放技巧。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23份,其中有效问卷357份。在抽样样本中,男女游客比例均衡,以26~35岁(28.85%)和36~45岁(20.17%)年龄段的游客为主,学历水平以大专或本科(43.40%)、高中或中专(30.79%)为主,职业以学生(12.99%)、专业技术人员(11.58%)为主,家庭年收入水平一般,主要分布在2~5万(36.49%)。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测量模型适配度检验

3.1.1 拟合优度

用来判断测量模型拟合优度的指标有 χ 2 / d fRMSEA、GFI、AGFI、CFI、NFI、IFI、TLI。其中, χ 2 / d f指标值介于1~2,表示模型的适配度较佳,介于2~3,表示模型适配良好;RMSEA指标值小于0.05,表示模型适配度佳,介于0.05~0.08,表示适配度良好,还可以接受;AGFI、CFI、NFI、IFI、TLI指标值大多介于0与1之间,越接近于1表示模型适配度越佳,大于0.9时即表示模型适配度佳。
测量模型的拟合结果显示: χ 2 / d f值为2.2.01,RMSEA值为0.055,GFI值为0.940,AGFI值为0.913,CFI值为0.975,NFI值为0.956,IFI值为0.976,TLI值为0.969,充分说明测量模型与数据的适配度良好。

3.1.2 信度检验

模型的信度主要通过模型中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和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各测试指标的多元相关平方来判断,判别标准为:组合信度大于0.7,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介于0.5~0.95之间,多元相关的平方大于0.5时,表示模型的适配度良好。由表1中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为0.838~0.932;各潜变量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分布在0.838~0.9367;各测试指标的多元相关的平方分布在0.579~0.722。根据信度判别标准可知数据信度水平高。
表1 测量模型分析结果

Tab.1 Outcomes of measured model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多元相关平方 标准化载荷 T 组合信度 α 平均提取方差
旅游涉入 生态旅游很有意思 0.681 0.825 17.863 0.838 0.838 0.633
莽山的生态旅游令人享受 0.638 0.799 17.069
我跟其他人分享我的旅游经历 0.579 0.761 15.960
旅游满意 总体来讲,我对这次旅游是满意的 0.658 0.811 17.954 0.892 0.892 0.673
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次旅游是值得的 0.655 0.809 17.888
与预期相比,我对这次旅游各方面是满意的 0.699 0.836 18.795
与理想的状况相比,我对这次旅游是满意的 0.683 0.826 18.466
环境友好行为 我会遵守莽山景区的游客行为规范 0.616 0.785 17.274 0.932 0.936 0.663
我会尽力保持莽山的环境质量 0.659 0.812 18.195
如发现有破坏环境行为我会向管理处报告 0.720 0.849 19.529
我会在莽山景区内进行消费 0.722 0.850 19.566
我帮助其他游客学习生态旅游知识 0.660 0.812 18.216
我在景区将垃圾进行分类 0.635 0.797 17.622
在旅游过程中,我尽量避免打扰这里的动植物 0.631 0.794 17.621

3.1.3 聚合效度

聚合效度主要考察各测试语句对构念的贡献大小,通过各测试指标的标准化载荷、T值及显著性水平,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来判断。判别标准为:标准化载荷为0.50~0.95,T检验值较大,在P值为0.01的水平下显著,且平均提取方差大于0.5时,聚合效度较好。由表1中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各测量指标的标准化载荷分布在0.761~0.850,T值分布在15.960~19.529,在P<0.01的水平下均显著,平均提取方差(AVE)分布在0.633~0.673。数据分析结果充分表明各潜变量的聚合效度较好。

3.1.4 测量模型的区分效度

一般认为,当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小于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时,表明区分效度较好。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涉入与旅游满意、环境友好行为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分别为0.511、0.400,旅游满意与环境友好行为的相关系数平方为0.314,结合表1中的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可以发现,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平方均小于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说明各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较好。

3.2 结构模型分析

构建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与环境友好行为关系的初始结构模型,数据运行结果显示: χ 2 / d f值为2.907,介于1~3;RMSEA的值为0.073;GFI(0.917)、CFI(0.960)、NFI(0.940)、IFI(0.960)、TLI(0.951)均大于0.9,但AGFI(0.882)却小于0.9,说明初始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不是最佳,需修正。
根据修正指数(MI)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按照一次修正一个参数的原则,得到修正模型适配度指标: χ 2 / d f值为1.824,介于1~2;RMSEA的值为0.048;GFI(0.951)、AGFI(0.927)、CFI(0.984)、NFI(0.965)、IFI(0.984)、TLI(0.979)均大于0.9,修正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较佳水平,说明修正模型更符合数据的内在逻辑关系。
修正模型假设检验结果显示,旅游涉入对旅游满意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即H1通过检验,影响路径系数为0.695(p<0.001);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即H2通过检验,影响路径系数为0.476(p<0.001);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即H3通过检验,影响路径系数为0.222(p<0.001)。
在模型解释力方面,“旅游涉入”变量可以解释“旅游满意”变量48.3%的变异量,“旅游涉入”、“旅游满意”2个变量可以联合解释“环境友好行为”变量42.3%的变异量,解释力强(表2)。
表2 修正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Tab.2 Results of hypotheses testing of modified model

假设 潜变量之间关系 标准化路径系数 T P 假设检验结果
H1 旅游涉入→旅游满意 0.695 11.300 0.000*** 支持
H2 旅游涉入→环境友好行为 0.476 5.977 0.000*** 支持
H3 旅游满意→环境友好行为 0.222 3.047 00.002** 支持

3.3 调节作用分析结果

3.3.1 分析思路及过程

为了检验感知消费效力在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关系间的调节效应,将感知消费效力变量纳入到包含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和环境友好行为的结构模型中进行检验,并通过执行AMOS 21.0统计软件中的多群组分析来实现。按照感知消费效力高低将人群分成两组:低感知消费效力组与高感知消费效力组。采用中位数法对感知消费效力进行划分,将整个样本分成两组,详细划分方法为:①对每个感知消费效力测试语句的得分进行加总;②对所有感知消费效力测试语句求总体均值;③找到感知消费效力总体均值的中位数,依据中位数将整体分成低感知消费效力组(N1=140)和高感知消费效力组(N2=247)。
多群组分析过程为:①基准模型检验,对总体理论模型进行无约束检验,以确定理论模型与数据的适配性,若是群体在理论模型的适配度佳,则可以进行多群组的检验;②限制模型检验,将各群体理论模型的回归路径系数全部设定相等,即一并比较限制模型与基准模型的卡方值变化,若有差异,则做部分限制路径分析,若无差异,则终止分析;③部分限制模型检验:每一次限定一条回归路径,检验卡方值是否显著增加。

3.3.2 分析结果解读

表3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基准模型A检验结果显示,数据与假设理论模型适配度指标均达到了临界值,表明基准模型A与数据的适配度佳,基准模型A得以确定。限制模型B的适配度检验结果显示,各适配度指标均达到了临界值,说明限制模型B可以接受。限制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这一影响路径,形成部分限制模型C1,各适配度指标均达到了临界值,说明部分限制模型C1可以接受。限制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这一影响路径,形成部分限制模型C2,各适配度指标均达到了临界值,说明部分限制模型C2可以接受。
表3 模型适配指标与比较

Tab.3 Fitness indices and comparison of models

χ 2 / d f CFI NFI IFI TLI Δχ2 Δdf P
基准模型A 1.594 0.978 0.943 0.978 0.971
限制模型B 1.709 0.973 0.937 0.973 0.965 43.835 3 0.029
部分限制模型C1 1.618 0.977 0.941 0.977 0.970 4.938 1 0.026
部分限制模型C2 1.611 0.977 0.942 0.977 0.970 3.960 1 0.047
临界值 (1,2) >0.9 >0.9 >0.9 >0.9
此外,从表3中右侧3列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限制模型B的卡方值与基准模型的卡方值相比,有显著增加,其中Δχ2=43.835,Δdf=3,p=0.029,拒绝零假设,多群组恒等性假设不成立,说明多群组分析在理论上是成立且有效的。部分路径限制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部分限制模型C1与基准模型A相比,卡方值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Δχ2=4.938,Δdf=1,p=0.026,说明感知消费效力在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影响路径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支持假设H4;部分限制模型C2与基准模型A相比,卡方值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Δχ2=3.960,Δdf=1,p=0.047,说明感知消费效力在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影响路径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支持假设H5。综上,感知消费效力对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关系起调节作用。
表4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高感知消费效力组,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在低感知消费效力组,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说明在高感知消费效力的游客中,游客的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低感知消费效力的游客中,游客的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均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再次验证了旅游满意正向调节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间的关系(图2)。
表4 感知消费效力调节作用检验

Tab.4 Test for moderating effects of 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影响路径 低感知消费效力组 高感知消费效力组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标准化路径系数 C.R
旅游涉入→旅游满意 0.581 5.322*** 0.761 10.799***
旅游涉入→环境友好行为 0.208 1.633 0.670 8.609***
旅游满意→环境友好行为 0.036 0.308 0.349 5.174***
图2 标准化路径系数

注:括号外数值为高感知效力组标准化路径系数,括号内数值为低感知效力组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2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s

4 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包含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概念模型,但与以往概念模型不同的是,本文引入了感知消费效力调节变量,旨在探讨游客的感知消费效力对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数据分析结果不仅进一步验证了Chiu等的研究[6],即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证实了感知消费效力是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正向调节游客的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感知消费效力的游客来讲,由于他们相信自身消费行为给景区环境带来显著的影响,因而在旅游过程中,更加倾向于表现出环境友好行为。相反,对于低感知消费效力的游客来讲,由于他们认为自身的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因而在旅游过程中,更倾向于只在意自己的旅游体验而变得随心所欲,忽略自身行为给景区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很难表现出环境友好行为。
①旅游涉入对旅游满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涉入对旅游满意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695(p<0.001)。说明游客对旅游体验的涉入度越高,趣味性感知越强,认可度愈高,更可能以一种全身心的状态沉浸于整个旅游体验过程中,从而更容易捕捉到“畅爽”的感觉,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这与Goldsmith等[28]的看法一致,根据他们对涉入的界定,游客的旅游涉入度越高,对旅游活动的感知重要性水平越高,对旅游活动的热情及兴趣也越高,更有可能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同时,该结论也验证了其他学者关于中国游客的旅游涉入与旅游满意关系的研究结论,如张宏梅、Lu等[16-17]。此外,研究结果还发现,旅游涉入可以解释旅游满意48.3%的变异量,解释力较强。
②旅游涉入以旅游满意为中间变量,对游客环境友好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涉入以旅游满意为中间变量,对游客的环境友好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222(p<0.005)。这与Chiu、Higham等的结论一致[6,19],即就旅游所付出的成本而言,如果游客能够获得良好的体验,那么他们将会受到更多的激励去保护环境。由于游客在景区的环境行为属于一种短暂性旅游行为,容易受到在较短一段时间内情感及感知的影响,因此,如果游客在整个旅游体验过程中的愉悦性感知及满意度较高的话,他们对于环境的关心和敏感性就会提升,由于旅游满意的传递效应或晕轮效应,他们在旅游过程中也会表现出更加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
③旅游涉入对游客环境友好行为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结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游客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476(p<0.001),表明游客的旅游涉入程度越高,环境友好行为程度也越高。根据Josiam等的研究[29],涉入影响人们对活动的态度及决策过程,进而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对于旅游者来讲,旅游涉入也是他们与景区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景区环境首先在视觉、触觉、嗅觉及听觉方面对游客产生一定的刺激,然后游客感觉这种综合性的刺激,进而产生对景区环境的认知,最后产生对景区环境的认可及重要性感知。在认可度与重要性感知较高的情况下,游客就越有可能表现出环境友好行为。因此,游客的旅游涉入过程,既是游客不断加深对环境问题理解的过程,也是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形成过程。
④感知消费效力的调节效应得到证实。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某一行为的发生,不仅受到态度和主观准则的影响,还与感知行为控制有关。在本文研究中,游客的环境友好行为受到旅游涉入、旅游满意的影响,但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却受到感知消费效力的调节。具体来看,在高感知消费效力游客组中,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旅游涉入→环境友好行为、旅游满意→环境友好行为两条影响路径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57(p<0.001)、0.34(p<0.001);而在低感知消费效力游客组中,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对环境友好行为均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旅游涉入→环境友好行为、旅游满意→环境友好行为两条影响路径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有效证实了感知消费效力在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此外,有必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存在的一些研究局限,在未来的研究应予以避免或改进。首先,本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使用了自陈法进行问卷调查,由于自陈法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期望偏差和回忆偏差,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在使用自陈法进行数据收集的同时,还应结合相应的观测数据或其他来源的确切信息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加接近真实的研究结果。其次,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变量有很多,如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意识、环境承诺、环境吸引力、环境关注及地方依恋等,在但本文中仅引入了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及感知消费效力,且只验证了感知消费效力在本文概念模型中的调节效应,至于感知消费效力是否在包含其他环节友好行为影响变量的概念模型中存在调节效应还不确定。因此,在今后对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引入更多影响变量,以增强模型对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解释力,并进一步验证感知消费效力的调节效应。
[1]
范香花, 黄静波, 程励. 生态旅游地居民环境友好行为形成机制——以国家风景名胜区东江湖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12):177-183.

[2]
马骏. 基于生态环境阈限与旅游承载力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究——以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核心景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4):195-202.

[3]
陆诤岚, 陆均良, 李云云. 旅游景区生态环境影响国外研究述评[J]. 经济地理, 2009, 29(1):130-134.

[4]
祁秋寅, 张捷, 杨旸, 等. 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研究:以九寨沟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 24(11):41-46.

[5]
张安民, 李永文. 游憩涉入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地方依附为中介变量[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0(1):70-78.

[6]
Chiu Y T H, Lee W I, Chen T H.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in ecotourism:antecedents and implica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 40(1):321-329.

[7]
Manfredo M J.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asis for external information search in recreation and tourism[J]. Leisure Sciences, 1989, 11(1):29-45.

[8]
Havitz M E, Dimanche F. Leisure involvement revisited:Conceptual conundrums and measurement advances[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1997, 29(3):245-278.

[9]
Oliver R. Satisfaction: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sumer[M]. New York: McGraw Hill,1997.

[10]
Chen C F, Tsai D. How destination image and evaluative factors affect behavioral inten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4):1115-1 122.

[11]
Bosque I R D, Martin H S. Tourist satisfaction:a cognitive-affective mode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8, 35(2):551-573.

[12]
Kinnear T C, Taylor J R, Ahmed S A. Ecologically concerned consumers:who are they?[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74, 38(2):20-24.

[13]
Kim Y, Han H. Intention to pay conventional-hotel prices at a green hotel:a modif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0, 18(8):997-1014.

[14]
Arcury T, Johnson T. Public environmental knowledge:a state wide survey[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987, 18(4):31-37.

[15]
Steg L, Vlek C. Encourag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3) :233-248.

[16]
张宏梅, 陆林. 游客涉入及其与旅游动机和游客满意度的结构关系——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 预测, 2010, 29(2):64-69.

[17]
Lu L, Chi C G, Liu Y. Authenticity,involvement,and image:evaluating tourist experiences at historic distric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50(5):85-96.

[18]
Lewin K.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54-57.

[19]
Higham J, Carr A. Ecotourism visitor experience in Aotearoa/New Zealand:challenging the environmental values of visitors in pursuit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2, 10(4):227-294.

[20]
Roberts J A. Green consumers in the 1990s:profile and implications for advertis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6, 36(3):217-231.

[21]
黄静波, 范香花, 黄卉洁. 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形成机制——以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7, 36(12):2343-2 354.

[22]
Berger I E, Corbin R M. Perceived consumer effectiveness and faith in others as moderators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1992, 11(2):79-89.

[23]
Havitz M E, Dimanche F. Propositions for testing the involvement construct in recreational and tourism contexts[J]. Leisure Sciences, 1990, 12(2):179-195.

[24]
Hutchinson J, Lai F, Wang 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quality,value,equity,satisfaction,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among golf travele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2):298-308.

[25]
Han H, Yoon H J. Hotel customer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al intention:impact of key constructs on decision in green consumer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5, 45(2):22-33.

[26]
Kerstetter D L, Hou J S, Lin C H. Profiling Taiwanese ecotourists:using a behavioral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4):491-498.

[27]
Thapa B.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outdoor recreation participation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behavior correspondence[J].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10, 41(3):133-150.

[28]
Goldsmith R E, Emmert J. Measuring product category involvement:a multitrait-multimethod stud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1, 23(4):363-371.

[29]
Josiam B M, Smeaton G, Clements C J. Involvement:Travel motivation and destination selection[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 1999, 5(2):167-175.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