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去40年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化水平从17.92%提高到58.52%，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格局在东南方向上发生旋转，东北—西南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演变成沿海—内陆向，进而演变为目前东南—西北向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格局特征。文章在分析经济地理格局变化所表现的成就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该阶段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存在的突出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区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大，由于人口集聚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容量超载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可持续的主导因素；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文章建立了未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演变探讨的基本框架，应认知信息化支撑的流动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基础条件，以及不同人群对人居环境需求等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的影响作用，提出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把区域功能定位和区域公平性作为前提条件，把引导人口继续向东南半壁适度集聚，以及着手大西北合理开发作为缩小大尺度区域差距的新战略，把形成各具特色、但满足人的居住生活和事业发展的综合价值是相等的城乡空间格局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新途径。
文章对东北亚的人文发展与经济地理现状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具体而言，文章从人口与经济、城市发展、产业与企业发展、交通网络建设、信息与文化设施等角度探讨东北亚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东北亚的人口与经济规模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北与韩国、日本。朝鲜、蒙古国的产业仍然以一产和二产为主。其中，日本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汽车领域有着巨大的优势，而中国东北在先进装备制造业、化工、食品加工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形成了一定的汽车产业集群，但是相较日韩而言优势并不明显。其次，东北亚的空中“两横两纵”交通网络已相对完善，陆上交通网络以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主，但是海上通道的合作与开通未来仍有巨大提升空间。此外，东北亚地区的信息网络已经非常发达，然而教育设施与文化设施在空间上仍然分配不均。总体而言，东北亚未来在经济增长、交通网络建设与科教合作方面仍有巨大增长潜力。
开发区作为塑造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其空间布局的外部特征和内在机理亟待研究。运用最邻近点距离指数、核密度估计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中国2 527个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开发区总体上呈“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特征，与“胡焕庸线”和三大自然区划高度耦合。②开发区在空间上具有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连片集聚特征，且存在着显著的级别、类型异质性。③开发区整体空间分布是自然本底、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开发区空间分布的因子因开发区级别、类型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和差异性。城市劳动力资源和行政级别是影响开发区分布最为重要的因素；城市经济实力、信息化、地方政府竞争是次级核心因子。
基于“流空间”视角，借助GIS空间分析法，建立交互式的空间联系网络，对近域联系下城市间交通联系进行空间趋近模拟，深度解析全国铁路交通联系的空间分布与集聚格局。通过对列车运营线路上各城市间的近域联系路径进行空间选取和逐次连接，采取类似“裁弯取直”式的空间趋近模拟方法，完整模拟出各车次列车的运营路线，实现对铁路交通实际运营路径的空间刻画。基于7 000余车次的巨量客运数据，构建了全国地级城市间交互式的铁路客运空间联系网络，进而清晰展现了全国铁路客运联系空间分布与区域集聚图景。研究显示，全国铁路交通联系以纵横向铁路主通道为基本骨架，以国家及区域中心城市为联系核心，以各级城市群为主要联系方向。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高铁时代“三群鼎立”这一基本空间架构，但高铁发展依然呈现以京广线为界“西冷东热”的空间分布态势。细分车次类型来看，全国铁路交通联系基本格局是以普速列车为本底，K字头列车为框架，G字头高铁为骨架，高速铁路为主通道，高铁与动车互相补充，高速与普速协同发展。
基于剩余权相关理论建立城市更新政策分析框架，探讨城市更新政策制定与变迁机制及其实施效率。研究发现广州市城市更新政策构建了政府、开发商与原业主之间复杂的契约关系网络，基于分成地租契约的自主更新显著提高了制度效率，但城市更新存在多元目标难以协调、过度追求土地开发利益的问题，面临政策稳定性差、规划管控不足的困境。建议在确立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发挥规划管控作用、明确不同参与主体角色定位的基础上，政策制定应合理配置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应建立土地增值税制度，转变政府角色定位，以分成契约的形式实现不同参与主体间的土地收益分享和经营风险分担机制。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从与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空间与人口三层面梳理、构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融合传导机制，并基于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流域城镇化与能源消费间非线性发展关系。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与生活能耗模式，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经济门槛效应。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传统能耗依赖较小，而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区域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指出，虽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抑制作用明显，但在人口压力及资源约束加剧的新城镇化背景下，更应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促进量的转移，更要注重质的提升，关注居民消费引导与空间紧凑布局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继续发挥规模经济的削减作用，努力实现共享经济的集约效能；各省市间则应建立互动协调机制，根据自身城镇化对能耗的影响路径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策略，这也是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文章通过对交通流量大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探究交通拥堵对于院前急救医疗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交通拥堵对于院前急救医疗可达性的影响在高峰时段尤为明显，相对于平峰时段，道路拥堵指数上升30.6%，院前急救医疗服务最短可达时间上升68.4%，平均可达时间增加18.9%，交通拥堵导致救护车行驶速度降低22.8%；平峰时段内院前急救医疗服务的可达性明显提高，54.7%和96.9%的居民可在15 min与30 min内得到及时救治。②研究时段内院前急救可达时间插值结果均呈圈层式分布，可达时间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逐渐增加。高峰时段下交通拥堵因素对于15 min、20 min和30 min时间圈层的影响较为显著；平峰时段下，25 min圈层覆盖面积显著增加，外围地区的急救效果得到明显改善；晚高峰时段15 min圈层覆盖面积相对平峰时段有明显增加，因此公交专用道路对于提升院前急救可达性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③通过考虑与不考虑交通拥堵因素的对比分析结果可知：交通拥堵对可达性所造成的影响与该地区路网密度和人口密度成正比例关系，即交通拥堵对于人口稠密、路网密集的地区影响显著。忽略交通拥堵因素时，C1地区内街道数量上升40%，覆盖人口总数上升39.8%。因此，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将直接改善中心城区居民获得院前急救医疗服务的便利化程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贸易转移格局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文章在严谨界定产业贸易转移概念的前提下，运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技术系统构建了产业贸易转移的定量测度模型，进而对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主要国家和地区间产业贸易转移格局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主要发现有：①中国虽然仍是全球最大的产业净转入国，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规模大幅减缓。②欧盟、美国、印度等地区或国家逐渐成为全球主要产业贸易转移目的地，且以服务业为主。③采掘业开始向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转移。
以中国沿海五大港口群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沿海五大港口群1994—2012年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和1994—2012年的上市港口企业交易效率数据，比较不同港口管控模式对港口空间结构和交易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港口管控模式从中央主导改为地方主导，港口群集装箱集中度普遍下降，港口空间结构趋于分散。港口管控模式为市场主导时，港口空间结构趋于稳定。不同港口群集装箱集中度下降幅度不一样，其中环渤海港口群、西南沿海港口群、东南沿海港口群集装箱集中度下降较小，珠三角港口群集装箱集中度下降居中，长三角港口群集装箱集中度下降较大。港口交易效率具有规模经济，且呈阶梯式特征。沿海港口在不同体制下的交易效率呈现“市场主导模式>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当地政府主导模式”。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近几年沿海省市开展的省内港口整合运动，实质是实施省级政府主导管控模式，将可以实现省内港口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相互协作、竞争有序，沿海相邻省份之间的港口竞争更加激烈和无序，不能使“港口群内部和港口群之间港口分工合理、优势互补、相互协作、竞争有序。
文章运用偏离—份额分析、基尼系数、区位熵以及面板回归模型探索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机理，得出以下结论：①2000—2015年，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山东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2.06%~47.85%，发展趋势整体呈“S型”增长曲线，增长速度呈先上升后波动下降的趋势，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增长幅度最大。②近15年来，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基尼系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产业呈先集聚后扩散的态势，产业细分行业的集聚和扩散态势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差异。山东省省会济南市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西部和南部的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和临沂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省域内部存在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现象。③环境规制、劳动成本、国际贸易、路径依赖和基础设施等是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项目第五轮全国范围调查（CHIP2013）的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构建综合性的农民工城市融入测度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综合测度城市融入程度，并分别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最后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检验不同区域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否具有歧视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不高，东部地区要高于中部、西部与东北地区；随着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分位点的提高，其影响变量的系数绝大多数都有明显的变化，但波动方向与程度差异较大；不同区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差异主要是由发达地区农民工和欠发达地区农民工之间的禀赋差异所引起的，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歧视效应。
采用典型案例调研法、空间分析方法和图谱法，将西华县乡村按照不同功能分为工业主导型乡村、现代农业主导型乡村和新型社区三种类型，并剖析了传统农区西华县1975—2017年乡村功能演变情况。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乡村功能演变形式不同，具体表现如下：①工业主导型乡村的功能演变主要强调工业化对乡村的影响，即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部分农民身份演变为“工厂工人”；乡村经济活动具有兼业化趋势，农业生产功能逐渐受到挑战，城乡经济联系发生改变。②现代农业主导型乡村的功能演变主要聚焦于乡村生产功能和农民身份的变化，即传统农业生产功能演变为非粮化，部分农民身份演变为“农场工人”，乡村经济逐渐向市场转化，农业生产空间增大。③新型社区功能演变主要聚焦于乡村功能的多样化和市民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功能逐渐丧失，但乡村的社会交往空间扩大；同时，基层政府功能得以更新和农村社会自治功能提高。④工业化是传统乡村功能演变基本动力，不同的发展阶段乡村功能演变的主导因素不同。⑤对乡村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认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未来可向工业小镇或工业小区方向演变，现代农业主导型乡村可向旅游型乡村发展，新型社区可借助于中心城镇体系的完善交通形成居住型乡村。
收集了309个村庄1 766位大病患者等数据，利用ArcGIS软件，展示了河南省兰考县农村大病患者分布的空间分异，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这种格局的环境因素，得出如下结论：①大病患者的空间分布整体分散又局部集中，高发村庄多沿交通线呈带状分布，且具有行政边缘化的特征；②以本村患病率为因变量，选取本村贫困人口数、人均纯收入等9个指标作为自变量，通过散点图绘制、回归函数拟合、地理探测器分析，均展示了自变量变化对因变量变化有关联却无明显的关系，不足以解释村庄患病率的空间分异性；③影响农村患病的因素极为复杂，文章并未找到真正的地方性原因，这实际上是次生地方病的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的合理、科学解释。
寻求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途径对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系统总结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研究成果，探讨未来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研究的重点方向。现有研究对传统城镇化过程中的失衡问题、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内涵解读，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对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作用探索，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实现渠道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从人或者物单要素的视角，侧重于集体建设用地、农用地等某一来源渠道，而将人地双要素城镇化作为相互支撑的整体的研究较少，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实现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渠道模式总结与城镇化发展的阶段需求结合不够紧密。未来研究需加强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益增值的机理探讨、模式概括与途径探索等方面研究。
生态旅游是当前旅游的热点之一，而生态旅游系统中湿地旅游最为特殊。湿地是世界上不可缺少的生态系统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科学、有效地对湿地旅游资源进行评价有助于促进湿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对湿地旅游资源评价缺乏科学、合理、通用的评价指标体系，文章在参考国内外湿地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湿地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4个层次31个评价因子，从旅游资源、区域条件及区位特征三个方面对湿地旅游的资源进行分析评价，并以盘锦市为例，对本指标体系进行了应用尝试。
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网格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从空间分布类型、分布密度、分布均衡性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逐渐增强的演变特征；②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高密度区呈现散点状结构向组团结构演变的特征，并逐步形成“U”字形核密度结构；③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呈不等概率分布，存在围绕武汉、宜昌、长沙、南昌等城市集聚分布的现象，但呈现出不断均衡的发展趋势；④资源本底、市场条件及政策环境对长江中游城市群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逐渐加强，不同等级旅游景区受到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
游客地方依恋和游客亲环境行为关系的探究体现了旅游地理学中有关游客积极环境行为的研究路径由理性向情感转向的新趋势，也反映了业界的游客环境行为管理由理性管理向情感管理的新方向。文章以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观鸟游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322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观鸟游客存在着明显的地方依恋情感，此情感促进了亲环境行为的产生；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在其中起到了中介变量的作用。在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中，地方依赖显著加强了环境教育感知，地方认同显著促进了自然共情的产生；自然共情比环境教育感知更明显地影响了亲环境行为的产生，但环境教育感知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共情的产生。据此，景区管理者可以利用高科技技术，在避免对候鸟及其栖息环境产生冲击的前提下增加游客与候鸟的接触，同时改进景区内环境教育设施，以促进游客自然共情的产生和提高环境教育的效果，进而更好地引导和提升游客的亲环境行为。
文章在对已有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构建包含旅游涉入、旅游满意及环境友好行为的概念模型，并纳入感知消费效力作为调节变量。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湖南省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500个游客进行调查，获得357份有效问卷。借助于SPSS 22.0、AMOS 21.0统计软件对概念模型进行检验，并尝试验证感知消费效力的调节效应。结构模型分析结果揭示，旅游涉入既可以直接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也可以以旅游满意为中介对环境友好行为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结果表明，感知消费效力正向调节旅游涉入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关系，即相对于低感知消费效力游客群体来讲，高感知消费效力游客群体的旅游涉入对环境友好行为影响效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