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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8: 192 - 19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8.023

三农、土地与生态

异质典型县域耕地流转绩效评价及差异分析

  • 邓楚雄 , 1 ,
  • 刘唱唱 1 ,
  • 孙雄辉 1 ,
  • 李忠武 1 ,
  • 李科 2 ,
  • 万义良 , 1, ※
展开
  • 1.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 2.湖南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万义良（1987—），男，江西宜春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数据质量与空间分析。E-mail：。

邓楚雄（1974—），男，湖南衡阳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评价与区域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18-12-11

  修回日期: 2019-06-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JL063)

收起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in Heterogeneous Typical Counties

  • DENG Chuxiong , 1 ,
  • LIU Changchang 1 ,
  • SUN Xionghui 1 ,
  • LI Zhongwu 1 ,
  • LI Ke 2 ,
  • WAN Yiliang , 1, ※
Expand
  • 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2.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2-11

  Revised date: 2019-06-2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摘要

为宏观把握耕地流转绩效及区域差异，从我国农业大省湖南省四大异质经济板块中选取5个有梯度的典型农业大县、强县，构建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判标准，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熵权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相结合的方法定量评价区域耕地流转绩效。结果表明：①从评价等级来看，浏阳市、湘潭县耕地流转的经济和社会绩效较好，汉寿县耕地流转的社会和环境绩效较好，3县（市）耕地流转表现出较好的综合绩效，耒阳市耕地流转的环境绩效较好，但经济和社会绩效不高，耕地流转综合绩效一般，龙山县耕地流转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均较低，耕地流转综合绩效较差；②从综合得分来看，浏阳市、湘潭县、汉寿县、耒阳市和龙山县耕地流转绩效得分依次递减，综合绩效基本呈现出由长株潭城市群向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湘南丘陵山区、大湘西地区逐步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③经济发展水平、宏观区位条件、劳动力转移状况、耕地资源禀赋及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规模化经营水平等是引起耕地流转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在提高耕地流转率的同时，针对差异及问题，分类施策，有利于全面提升耕地流转的综合绩效，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耕地流转; 绩效评价; 异质典型县域;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地流转市场

本文引用格式

邓楚雄 , 刘唱唱 , 孙雄辉 , 李忠武 , 李科 , 万义良 . 异质典型县域耕地流转绩效评价及差异分析[J]. 经济地理, 2019 , 39(8) : 192 -19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8.023

Abstract

In order to grasp the performance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five typical large and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ies in Hu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empirical objects, this paper designed a set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make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n regional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ed: 1) From the evaluation grad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were better in Liuyang City and Xiangtan County, it had bette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Hanshou County, the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of the above three counties (or cities) showed good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The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of Leiyang City had bette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bu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were not high and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was general. For Longshan County, all of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were at low level, and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was poor. 2)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the rank of the performance scores( from high to low) was Liuyang City, Xiangtan County, Hanshou County, Leiyang City and Longshan Coun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basically showed the gradually reduce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 from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to Dongting Lake Ecological Economic Zone,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of Hunan Province. 3)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macro-location condition, labor transfer status,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endowment and large-scale operation benefit of agricultural advantage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were the main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Meanwhile, increasing the rate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mak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pointed countermeasures aiming at the differences and problems are beneficial to ful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Key words：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heterogeneous typical coun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market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和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均地”主义所致的耕地细碎化与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农村土地自发流转行为不断增加[1]。为提高农地利用效率，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高质量发展，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引导扶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在各级政府不懈努力下，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耕地流转率持续攀升，截至2016年底，发生流转耕地面积已经占到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5%。绩效是政府管理追求的永恒目标，因此耕地流转快速推进中的绩效问题研究意义重大，也引起了学界和涉农部门的广泛关注[3]。
近年来，有关耕地流转绩效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从已有参考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影响耕地流转的单因素统计分析，如分别从农地确权[4]、农业补贴政策[5]、户籍制度改革[6]、农村劳动力转移[7]、农业劳动力年龄[8]、农户生计资本异质[9]、农民非农收入[10]、农地细碎化[11]等方面分析某个因素对区域耕地流转影响的性质与强度；二是评析耕地流转带来的某一方面的社会经济效果，包括耕地流转对农民收入[12-13]、农业生产效率[14-16]、农业规模经营[17]、非农就业[18]、农村劳动力转移[19]、非粮化 [20-21]、农地“撂荒”[22-23]等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耕地流转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区域差异也日益明显，耕地流转绩效区域差异研究逐渐成为新趋向。杜挺等[24]基于函调数据以省为单元，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耕地流转价格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王桂民等[25]利用2008、2011、2014年30个省份的截面统计数据，在厘清耕地流转率时空变化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方法（LMDI）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对比分析中国省域耕地流转变动的主要原因；王亚辉等[26]根据2003—2013年农村固定点观察数据，从土地流转率和转入土地租金水平两方面揭示中国耕地流转的区域差异，进而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上述成果为了解中国各地耕地流转绩效及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耕地流转不仅是耕地流转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一种经济行为，行为的结果也会对农村经济、社会及环境产生深刻影响，因而耕地流转绩效应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其影响因素也复杂多样。目前有关耕地流转绩效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从某一侧面进行微观实证评析，缺乏一套宏观完整的指标体系对耕地流转绩效进行综合评价，难以全面反映区域耕地流转绩效状况，区域差异研究也因基础数据的局限而停留在省级尺度，不能很好地指导各地有序推进耕地高效流转分类施策。鉴于此，本文从我国农业大省湖南省的四大异质经济板块中选取典型的农业大县、强县，构建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的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实地调研数据，采用熵权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相结合的方法定量评价耕地流转绩效，并对比分析差异，以点带面，以期有益于政府部门相关配套政策的完善制定。

1 异质典型县域选取及其概况

1.1 异质典型县域选取

湖南省位于我国中南部、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可划分为湘西北山原山地区、湘西山地区、湘南丘山区、湘东山丘区、湘中丘陵区、湘北平原区六个地貌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由长株潭城市群、湘南地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和大湘西地区四大经济板块组成，四大经济板块在地形地貌、宏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下辖14个市（州）、122个县（市、区），各地因耕地资源禀赋条件、农业发展的特色与地位、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等不尽相同，耕地流转水平势必存在差异。为总体把握湖南省耕地流转的绩效，揭示其区域差异，本文分别从长株潭城市群中选取浏阳市和湘潭县、湘南地区选取耒阳市、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选取汉寿县、大湘西地区选取龙山县等5个农业大县、强县为典型代表开展实证研究。

1.2 异质典型县域概况

浏阳市为长沙市下辖县级市，土地面积4 997.35 km2，2017年末常住人口132.74万人；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幕阜—罗霄山脉北段，属幕阜连云山丘区，为省会长沙副中心和湘赣边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区位条件好；是世界闻名的花炮之乡，经济实力强，2017年实现GDP 1 304.99亿元，在全省122个县（市、区）中位列第3；农业产值居全省第2位，享有“中国花卉苗木之乡”的美誉，现代农业经营绩效良好。
湘潭县为湘潭市下辖县，土地面积2 140.01 km2，2017年末常住人口86.53万人；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湘江下游西岸，属湘中丘陵，全境处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范围内，区位条件好；经济实力较强，2017年实现GDP 391.99亿元，在全省122个县（市、区）中排名第20位；农业产值居全省第17位，素有“湘莲之乡”、“楚南粮仓”之美称，曾获“全国十大粮食生产先进县”荣誉，在湖南省主体功能区划中为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和新增粮食产能建设县。
耒阳市为衡阳市下辖县级市，土地面积2 648.25 km2，2017年末常住人口115.24万人；位于衡阳市南部、五岭山脉北面，地处衡阳盆地南缘向五岭山脉过渡地段，以岗地、丘陵地貌为主，北上长沙、南下广州都较为便捷，区位条件较好；经济实力较强，2017年实现GDP 422.06亿元，在全省122个县（市、区）中排名第18位；农业产值居全省第30位，被誉为“中国油茶之乡”，在湖南省主体功能区划中亦为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和新增粮食产能建设县。
汉寿县为常德市下辖县，土地面积2 091.24 km2，2017年末常住人口80.98万人；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滨、沅澧两水尾闾，以平原和水面为主，处于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内，区位条件较好；经济实力中等偏上，2017年实现GDP 274.05亿元，在全省122个县（市、区）中排名第45位；农业产值居全省第18位，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甲鱼之乡”、“中国黑杨之乡”、“中国珍珠之乡”、“中国苎麻之乡”，在湖南省主体功能区划中同样为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和新增粮食产能建设县。
龙山县为湘西州下辖县，土地面积3 130.17 km2，2017年末常住人口49.28万人；位于湖南省西北边陲部，地处武陵山脉腹地，区位条件较差；属武陵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经济欠发达，2017年实现GDP 78.66亿元，在全省122个县（市、区）中排名第102位；农业产值居全省第47位，先后被授予全国“黑色金子林之乡”、“金色油桐之乡”、“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等荣誉称号，在湖南省主体功能区划中为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湘西州农业第一大县。
5 县（市）在地貌形态、区位条件、经济实力、农业发展水平等方面基本体现了四大经济板块的异质性，且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均为省级或市（州）层面上的农业大县、强县，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5县（市）耕地资源禀赋与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见表1。
表1 五县（市）耕地资源禀赋与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endowment and major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县（市） 耕地面积
（hm2）		 农业总产值
（×108元）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城镇化水平
（%）		 人均GDP
（万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浏阳市 77 167.94 87.66 7.01 64.11 9.87 3.64
湘潭县 68 604.17 39.88 12.84 44.55 4.54 2.23
耒阳市 64 843.75 33.62 11.03 51.04 3.63 2.50
汉寿县 70 138.73 39.51 17.13 41.15 3.39 1.93
龙山县 35 065.16 22.72 22.80 40.04 1.59 1.23

注：耕地数据为2016年湖南省土地利用现状变更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2018年湖南统计年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耕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数据来源于对耕地转入方的实地问卷调查和各县（市）农业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为获得客观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课题组组织5个小队于2018年暑期分别对5县（市）的规模经营主体进行实地调查，各小队与所在县（市）农业部门的同志座谈，按照乡镇数量、耕地流转率、农业及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等，选取有代表性的乡镇和样本村。本次调查共选取了42个乡镇、175个样本村，对856家规模经营主体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819份，样本有效率达95.68%（表2）。
表2 五县（市）耕地流转绩效调查代表性乡镇、样本村及样本情况

Tab.2 Statistics of survey samples on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县（市） 乡镇数量
/个		 代表性乡镇 样本村
/个		 样本数量/家 有效样本
/份
浏阳市 28 10个：沿溪镇、官渡镇、古港镇、大瑶镇、金刚镇、镇头镇、柏加镇、洞阳镇、北盛镇、龙伏镇 42 223 216
湘潭县 17 7个：易俗河镇、中路铺镇、河口镇、花石镇、青山桥镇、杨嘉桥镇、锦石乡 32 165 159
耒阳市 24 9个：新市镇、夏塘镇、小水镇、永济镇、马水镇、淝田镇、南京镇、大义镇、长坪乡 36 180 172
汉寿县 23 9个：酉港镇、洲口镇、岩汪湖镇、沧港镇、朱家铺镇、崔家桥镇、蒋家嘴镇、洋淘湖镇、聂家桥乡 35 172 164
龙山县 17 7个：洗洛镇、茨岩塘镇、洗车河镇、里耶镇、苗儿滩镇、召市镇、咱果乡 30 116 108

注：表中各县（市）的乡镇数量不包含街道。

2.2 研究方法

本文在创新性构建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性建立起耕地流转绩效各项评价指标的评判标准，根据定量综合评价的一般要求与常用计量方法的适用性，尝试采用熵权法与模糊综合评判法相结合的方法，对2017年湖南省5个异质典型县域耕地流转绩效状况进行定量综合评价。

3 异质典型县域耕地流转绩效评价

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耕地流转是指在“三权分置”前提下，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依法、自愿将耕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的行为。其目的是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激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经营提供广阔空间。耕地流转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会对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因此，耕地流转绩效的内涵可界定为区域耕地流转的状态表现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果。本文紧扣耕地流转绩效的内涵，在充分征询农经领域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原则，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三个维度入手，创新性地构建起包含10个单项指标的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3）。
表3 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权重 指标性质
A
耕地
流转
绩效		 B1经济绩效（0.3210） C11耕地流转平均价格（亩/元） 0.1137 +
C12耕地流转市场化程度（%） 0.1032 +
C13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比重（%） 0.1041 +
B2社会绩效（0.3858） C21耕地流转率（%） 0.0903 +
C22耕地流转规模化水平（%） 0.1008 +
C23耕地流转稳定性（%） 0.0891 +
C24流转耕地“非农化”率（%） 0.1056 -
B3环境绩效（0.2932） C31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提高率（%） 0.1120 -
C32单位耕地农药使用量提高率（%） 0.0939 -
C33单位耕地农膜使用量提高率（%） 0.0873 -

注：“+”表示正向作用的指标，“-”表示负向作用的指标。

耕地流转的经济绩效选用耕地流转平均价格、耕地流转市场化程度、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比重3个指标进行评价。耕地流转平均价格取样本调查数据的中位数。按市场化程度由低向高，目前湖南省耕地流转的方式主要包括互换、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5种，耕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以出租和入股两种方式流转的耕地面积之和占耕地流转总面积的比重表征。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比重为流转耕地农作物播种总面积中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所占的比例，本文的经济作物是指符合耕地用途的农作物，不包含花卉、苗木、果树等。
耕地流转的社会绩效选用耕地流转率、耕地流转规模化水平、耕地流转稳定性和流转耕地“非农化”率4个指标进行评价。耕地流转率为流转耕地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比重。耕地流转规模化水平和耕地流转稳定性分别采用流转规模50亩及上的耕地面积占流转耕地总面积的比重、流转期限5年及以上的耕地面积占流转耕地总面积的比重来表示。本文的“非农化”是指不符合我国耕地用途的土地利用行为，包括非农建设、开挖鱼塘、植树种草等，流转耕地“非农化”率为流转耕地中“非农化”耕地面积的比重。
耕地流转的环境绩效选用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提高率、单位耕地农药使用量提高率、单位耕地农膜使用量提高率3个指标进行评价。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农药和农膜使用量提高率，是指耕地流转后因耕作制度、农作物种植结构、复种指数等变化引起的单位面积化肥施用、农药和农膜施用量的增减幅度。

3.2 熵权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在定量综合评价中，评价指标权重确定至关重要。常用的指标赋权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及主客观组合赋权法三种，它们各有优缺点及适用范围。熵权法是一种基于各个待评价指标数据变化差异的大小来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该方法既能客观反映指标数据隐含的信息，又能强化指标数据的差异性对目标决策的贡献，同时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被广泛应用到多因素定量综合评价中来。熵权法赋权的思路是评价指标体系中某项指标值的离差越大，该指标越重要，权重值就越高。本文通过评价指标值与对应权重的乘积集成耕地流转综合绩效，进而根据各评价指标权重值和绩效评价结果来对比分析异质典型县域间耕地流转的绩效差异及主要原因，其内在逻辑与熵权法赋权的思路相契合。采用熵权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的步骤与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27]，权重计算结果见表3。

3.3 模糊综合评判法评价耕地流转绩效

3.3.1 评价指标等级标准划分

对比分析各县（市）耕地流转绩效的差异，每项评价指标均需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本文将耕地流转绩效划分为“好”、“较好”、“一般”、“差”4个等级，耕地流转绩效“一般”等级的上限为各评价指标有效样本数据的平均值，耕地流转绩效评判标准的上、下限根据各评价指标有效样本数据的最大、最小值确定，并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线性内插得到各评价等级的取值区间，进而确定耕地流转绩效评判标准（表4）。
表4 耕地流转绩效评判标准

Tab.4 Evaluation standard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价指标 等级标准
好（V1） 较好（V2） 一般（V3） 差（V4）
C11耕地流转平均价格（亩/元） >600 [600，450） [450，300） <300
C12耕地流转市场化程度（%） >70 [70，60） [60，50） <50
C13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比重（%） >50 [50，40） [40，30） <30
C21耕地流转率（%） >55 [55，45） [45，35） <35
C22耕地流转规模化水平（%） >75 [75，65） [65，55） <55
C23耕地流转稳定性（%） >50 [50，45） [45，40） <40
C24流转耕地“非农化”率（%） <5 [5，10） [10，20） >20
C31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提高率（%） <25 [25，30） [30，35） >35
C32单位耕地农药使用量提高率（%） <0 [0，10） [10，30） >30
C33单位耕地农膜使用量提高率（%） <20 [20，50） [50，200） >200

3.3.2 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构造

为消除评价指标数值相差不大而评价等级可能发生跳跃的现象，本文根据耕地流转绩效各评价指标的实际值与对应的评判标准，采用隶属度函数对评价指标值在等级间进行平滑过渡处理，以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U，进而构造各县（市）耕地流转绩效的评判矩阵R。正向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值 U U i i = 1,2 , 3,4计算公式[28]如下：
U 1 = 0.5 1 - x - k 1 x - k 2 x > k 1 0.5 1 - k 1 - x k 1 - k 2 k 2 < x ≤ k 1 0 x ≤ k 2
U 2 = 0.5 1 - x - k 1 x - k 2 x > k 1 0.5 1 + k 1 - x k 1 - k 2 k 2 < x ≤ k 1 0.5 1 + x - k 3 k 2 - k 3 k 3 < x ≤ k 2 0.5 1 - k 3 - x k 3 - k 4 k 4 < x ≤ k 3 0 x ≤ k 4
U 3 = 0 x > k 2 0.5 1 - x - k 3 k 2 - k 3 k 3 < x ≤ k 2 0.5 1 + k 3 - x k 3 - k 4 k 4 < x ≤ k 3 0.5 1 + x - k 5 k 4 - k 5 k 5 < x ≤ k 4 0.5 1 - k 5 - x k 4 - x x ≤ k 5
U 4 = 0 x > k 4 0.5 1 - x - k 5 k 4 - k 5 k 5 < x ≤ k 4 0.5 1 + k 5 - x k 4 - x x ≤ k 5
式中：k1为评判等级V1与V2的临界值；k2为评判等级V2取值区间的中间值；k3为评判等级V2与V3的临界值；k4为评判等级V3取值区间的中间值；k5为评判等级V3与V4的临界值。负向评价指标的隶属度值U计算只需将上述公式x取值条件中的“>”与“<”、“≤”与“≥”互换。

3.3.3 耕地流转绩效等级确定

根据构造的评判矩阵R和评价指标的权重W，利用普通矩阵乘法，按照式（5）合成各县（市）耕地流转绩效的总评分D；依据计算出的D值，按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各县（市）耕地流转绩效的等级。
D = W × R

3.3.4 耕地流转绩效综合得分

基于得到的总评分，结合专家确定的4个评判等级的评分行向量C=[1.00,0.75,0.50,0.30]，利用式（6）计算出各县（市）耕地流转绩效的综合得分Z。
Z = D × C T

4 结果及分析

根据评价指标实际值和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表5），以下从准则层的隶属度、总评分、综合得分三个方面对比分析各县（市）耕地流转绩效的差异及主要原因。
表5 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结果

Tab.5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 performance

县（市） 准则层 隶属度 综合
得分
好 较好 一般 差
浏阳市 B1经济绩效 0.7852 0.2148 0 0 0.9463
B2社会绩效 0.5364 0.2219 0.1276 0.1141 0.8009
B3环境绩效 0 0.2232 0.5690 0.2078 0.5142
总评分 0.4590 0.2200 0.2161 0.1049 0.7635
湘潭县 B1经济绩效 0.3149 0.5557 0.1294 0 0.7964
B2社会绩效 0.2288 0.4887 0.2150 0.0675 0.7231
B3环境绩效 0.2082 0.3096 0.3927 0.0895 0.6636
总评分 0.2504 0.4577 0.2396 0.0523 0.7292
耒阳市 B1经济绩效 0 0.3324 0.5937 0.0739 0.5683
B2社会绩效 0 0.3891 0.5926 0.0183 0.5936
B3环境绩效 0.4260 0.3059 0.2681 0 0.7895
总评分 0.1249 0.3465 0.4978 0.0308 0.6429
汉寿县 B1经济绩效 0 0.3541 0.6459 0 0.5885
B2社会绩效 0.3039 0.4644 0.2317 0 0.7681
B3环境绩效 0.4410 0.3099 0.2491 0 0.7980
总评分 0.2465 0.3837 0.3698 0 0.7192
龙山县 B1经济绩效 0.1135 0.2108 0.1299 0.5458 0.5003
B2社会绩效 0.0383 0.2354 0.0855 0.6408 0.4498
B3环境绩效 0 0 0.4253 0.5747 0.3851
总评分 0.0512 0.1585 0.1994 0.5909 0.4470
①从经济绩效来看，浏阳市对等级“好”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7852，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经济绩效处于好的状态，经济绩效综合得分0.9463，在5县（市）中排名第1位；湘潭县对等级“较好”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5557，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经济绩效处于较好状态，经济绩效综合得分为0.7964，在5县（市）中排名第2位；汉寿县和耒阳市对等级“一般”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分别为0.6459、0.5937，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两县（市）耕地流转经济绩效处于一般状态，经济绩效综合得分依次为0.5885、0.5683，在5县（市）中排名第3、4位；龙山县对等级“差”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5458，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龙山县耕地流转经济绩效处于差的状态，经济绩效综合得分为0.5003，在5县（市）中位列末位。地处长株潭城市群的浏阳市和湘潭县，区位条件好，各类新鲜农产品销售市场便捷广阔，城郊型农业的结构与效益明显优于普通农区，耕地流转价格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因此较高，故耕地流转的经济绩效较好；汉寿县和耒阳市距离大城市较远，不耐储存的农产品运输成本较高，流转的耕地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因而耕地流转的经济绩效一般；西部山区的龙山县尽管以烤烟、百合等为主的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比重较高，但受复种指数制约，农业增效难度相对较大，耕地流转平均价格与市场化程度低，经济绩效较差。
②从社会绩效来看，浏阳市对等级“好”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5364，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社会绩效处于好的状态，社会绩效综合得分0.8009，在5县（市）中排名第1位；汉寿县和湘潭县对等级“较好”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分别为0.4644、0.4887，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两县耕地流转社会绩效处于较好状态，社会绩效综合得分依次为0.7681、0.7231，在5县（市）中排名第2、第3位；耒阳市对等级“一般”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5926，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社会绩效处于一般状态，社会绩效综合得分0.5936，在5县（市）中排名第4位；龙山县对等级“差”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6408，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社会绩效处于差的状态，社会绩效综合得分0.4498，在5县（市）中位列末位。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浏阳市和湘潭县非农就业机会多，小农生产机会成本相对较高，耕地流转供给充足，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规模化经营因临近庞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收益可观而得到充分发展，耕地流转需求旺盛，因此耕地流转率和流转的规模化水平较高、稳定性较强，耕地流转的社会绩效较好，但流转耕地“非农化”率较高应引起重视；平原湖区的汉寿县耕地资源禀赋条件优越，在金健米业等粮油生产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下，耕地流转的规模化水平较高、稳定性较强，流转耕地“非农化”率较低，故耕地流转呈现出较好的社会绩效；耒阳市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产业经济效益不明显，因而耕地流转供需关系不稳定，社会绩效一般；龙山县受山地地形、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低下、农户“恋土”情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土地规模化经营难度较大，耕地流转率低且流转的稳定性不强，社会绩效较差。
③从环境绩效来看，汉寿县和耒阳市对等级“好”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分别为0.4410、0.4260，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两县（市）耕地流转环境绩效处于好的状态，环境绩效综合得分依次为0.7980、0.7895，在5县（市）中排名第1、2位；湘潭县和浏阳市对等级“一般”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分别为0.3927、0.5690，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两县（市）耕地流转环境绩效处于一般状态，环境绩效综合得分依次为0.6636、0.5142，在5县（市）中排名第3、4位；龙山县对等级“差”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5747，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环境绩效处于差的状态，环境绩效综合得分0.3851，在5县（市）中位列末位。汉寿县和耒阳市流转的耕地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尽管耕作制度的改变导致农作物复种指数提高使得单位耕地化肥、农药、农膜的用量有所增加，但基于成本的考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物质投入的科学性与精准性，因此3项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值增加幅度不大，两县（市）耕地流转的环境绩效较好；湘潭县和浏阳市流转耕地中蔬菜、瓜果、湘莲等高物质投入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且大棚农业发展态势良好，因而单位耕地化肥和农膜增加幅度较大，耕地流转的环境绩效一般；龙山县流转耕地中烤烟、百合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较大，相比一般经济作物而言，烤烟、百合不仅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膜投入，而且单位面积的农药使用量也较高，因此耕地流转的环境绩效较差。
④从综合绩效来看，浏阳市对等级“好”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4590，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绩效处于好的状态，绩效综合得分0.7635，在5县（市）中排名第1位；湘潭县和汉寿县对等级“较好”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分别为0.4577、0.3837，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绩效处于较好状态，绩效综合得分依次为0.7292、0.7192，在5县（市）中排名第2、3位；耒阳市对等级“一般”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4978，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绩效处于一般状态，绩效综合得分0.6429，在5县（市）中排名第4位；龙山县对等级“差”的隶属度最大，隶属度值为0.5909，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耕地流转绩效处于差的状态，绩效综合得分0.4470，在5县（市）中位列末位。浏阳市和湘潭县因经济绩效、社会绩效较好，耕地流转的综合绩效较好，长株潭城市群地区的耕地流转在防止耕地“非农化”的同时应重视环境绩效；汉寿县因社会绩效、环境绩效较好，耕地流转的综合效益较好，增强经济绩效以提高耕地流转率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进一步推进耕地流转工作的重点；耒阳市环境绩效较好，耕地流转的综合绩效一般，湘南地区应充分利用临近珠三角的地缘优势，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农业，以良好的经济绩效拉动耕地流转来提升耕地流转的社会绩效；龙山县综合绩效较差，尚需在大幅提高耕地流转率的基础上全面增强耕地流转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我国农业大省湖南省为实证区域，按照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梯度，从四大异质经济板块中选取5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强县，构建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相结合的方法，定量评价异质典型县域耕地流转绩效，并对比分析其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①以引导耕地有序高效流转为目标，紧扣耕地流转绩效的内涵，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三个方面入手，尝试构建起了包含10个单项指标的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与耕地流转绩效评判标准，较为全面地表征了区域耕地流转状况及耕地流转行为产生的效果。
②浏阳市、湘潭县耕地流转的经济和社会绩效较好，汉寿县耕地流转的社会和环境绩效较好，3县（市）耕地流转表现出较好的综合绩效；耒阳市耕地流转环境绩效较好，但因经济和社会绩效不高，故耕地流转的综合绩效一般；龙山县耕地流转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绩效均相对较低，因此耕地流转的综合绩效较差。浏阳市、湘潭县、汉寿县、耒阳市和龙山县耕地流转绩效综合得分依次递减，耕地流转综合绩效基本呈现出由长株潭城市群向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湘南丘陵山区、大湘西地区逐步降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③浏阳市、湘潭县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临近庞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非农就业机会充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效益良好，农村土地转入、转出供需旺盛，耕地流转的经济和社会绩效较好，防止流转耕地“非农化”趋势加剧的同时，减量化使用化肥、农膜，有利于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流转综合绩效的全面增强；汉寿县耕地流转的社会和环境绩效较好，耒阳市耕地流转的环境绩效较好，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增效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和湘南丘陵山区提升耕地流转综合绩效的关键，耒阳市还需进一步提高耕地流转的规模化水平和稳定性，以增强耕地流转的社会绩效；龙山县耕地流转的经济、社会、环境绩效均较差，受自然条件制约，强化环境绩效的同时，大幅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率是大湘西地区耕地流转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本文在界定耕地流转绩效内涵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起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判标准，定量评价异质典型区域耕地流转绩效状况，并对比分析其差异，丰富了耕地流转绩效的相关研究，可为政府精准施策促进耕地有序高效流转提供参考依据。由于耕地流转绩效的内涵丰富、影响因素广泛、表现形式多样，部分指标无法定量化表征，加之相关研究成果少且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本文的耕地流转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判标准略显粗糙，有待进一步完善；同时，相关资料来自于实地调研，只获取了2017年的截面数据，评价结果仅能反映耕地流转的空间差异，政策调整对耕地流转绩效时序变化的影响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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