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问题区域是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背景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实现空间管控和区域治理的重要基础。文章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676个县级单元的第一产业比率、负面清单涉及农业的总频次及主导产业频次等指标，描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农业发展概况及其特征，采用一般指标识别和聚类分析方法识别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问题区域，以期协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等四类功能区的第一产业比重、农业及畜牧业占人均GDP比重均高于全国水平，防风固沙区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将面临更高的农业产业调整压力；四类生态功能区内的贫困县分布不均，生物多样性维护型与水土保持型地区须承受较高的扶贫压力，防风固沙功能区内的县级单位须采取更加差异化的政策，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应当整合横、纵向的政策与资源，推动政策协同及区域合作以实现高效空间治理。
文章以湖南省122个县（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选取1995、2000、2005、2010、2016年5个时间截面，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析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湖南区域经济处于集聚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趋同性集聚较为明显。②湖南经济发展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沙、株洲和湘潭，其发展较快；低值区分布在湖南西部及西南部边缘县市，其发展速度缓慢。基于研究结论及资源禀赋等地区优势，文章提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发展建议：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重点建设长株潭城市群，培育岳阳、怀化二次增长极和张家界旅游的增长极，着力完善湘东京广发展主轴，扩大湘北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发展的轴心，积极推动湘南开放，湘西开发，以岳阳、郴州、怀化作为促进区域开放的重要节点，积极构建新的开放模式，促进湖南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经济发展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聚散性，其空间聚散特征可对各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旨在研究湖南省14个市州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和差异性，得到湖南省经济发展差异性和内在相关性的空间分布结果。因此，应用“五化”发展指数，即“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为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使用归一化对各地州市的“五化”指标进行定量计算，得到各因子之间的无量纲数值，并进行定量化分析与评价。而后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计算各市州之间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以长沙为首的长株潭地区呈现明显的高水平集群，张家界、湘西和怀化地区出现明显的低水平聚集区，整个研究区绿色经济体量较少，经济体量主要依靠传统产业。
利用2016年上海市教育机构的相关数据，运用连锁网络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及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了上海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整个网络具有较强的集聚性，节点中心性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小世界效应的特征。②网络层级鲜明，五角场街道、徐家汇街道为上海教育网络的集聚中心，处于城市网络的最高层级。整个城市网络呈现四边形架构的空间格局，五角场街道—徐家汇街道—张江镇—江川路街道为网络的核心架构顶点。③通过QAP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因素、地理距离、交通通达性、产业集聚、名牌效应以及商务经济发展水平是上海城市网络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城市教育网络的扩展具有促进作用。
基础教育资源发展经常会滞后于城市化居民点的建设，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均衡发展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文章选取湖北省武汉市为研究区，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和平均几何中心等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该地区城市居民点和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及变化过程，分析其耦合状态并指导未来城市空间发展。研究发现：2005—2018年武汉市基础教育资源（小学和中学）数量呈先减后增趋势，而居民点数量持续增加的趋势；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空间分布均呈现“核心—边缘”的分布趋势，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而远城区分布较为稀疏。同时，基础教育资源与居民点出现发展不均衡的状态，特别是2005—2015年期间两者的耦合度逐渐降低，而两者密度中心耦合度呈现由低至高，又逐渐降低的波浪型趋势；空间变化方向上则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两者重心偏移由方向一致转为呈现相反方向偏移。武汉市未来城市规划中，需要更加切实加强对居民点与基础教育资源空间规划，优化基础教育资源结构的同时，综合考虑居民点人口、经济等要素，实现两者空间布局高度耦合。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对外合作共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研究运用产业转移评估模型、产业转移吸引力评估模型，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业转移承接力与吸引力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中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研究表明：①2012—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产业转移的承接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基尼系数由0.198降为0.185，表明沿线各国产业转移承接力差异有所减小但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Moran's I的均值为0.367，表明产业承接力空间集聚态势明显；②2012—2016年沿线国家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吸引力有空间正相关关系且大致符合距离衰减定律，基尼系数在0.756附近上下浮动，表明沿线各国产业转移吸引力的差异态势大致不变且区域差异仍然较大，Moran's I的均值为0.126，表明空间集聚态势较弱；③将承接力与吸引力划分为7种组合类型，并基于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结构相似度以及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分布，提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建议。
火力发电中投入过量带来的阻塞效应给生产系统带来较大的破坏性，引发发电量的减少和污染排放的增加，这是一种能源资源极度浪费的现象。针对该问题，文章给出在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方向阻塞效应定义，并构建方向阻塞效应的判别模型，为包括径向在内的所有可能方向提供阻塞效应的判别方法，并将模型应用于2012—2016年省级火力发电行业中。实证结果表明，有效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在不同的变动方向上，其方向阻塞效应的状态可能不同；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和青海等地在不同的方向下均未发生阻塞效应；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等地容易发生方向阻塞效应。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生态学、地理学和人居环境科学交叉与融合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文章阐释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构成、内在机制和阶段判定，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不断运行的开放系统，系统的转型升级和质的飞跃主要依靠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转换。在基础上，借助生态群落演替的基本理念，结合生态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基本方法，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阶段分为入侵、竞争、反应和调控4个阶段，并构建了不同阶段的驱动机制概念模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时空背景下，探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和动力机制，有较强的时代意义与理论意义。
随着乡村健康养老的持续流行，养老特色村的规划建设成为乡村研究的热点问题与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引入多维生态位理论，将养老特色村视为具备生命体特征的种群，构建5维度、15要素、30指标的养老特色村多维生态位宽度评价体系。对浙江省西北部十个典型养老特色村进行实证研究，发现：①养老特色村综合生态位宽度结构合理，空间分布呈“整体均衡，局部差异大”状态；②多数特色村的多维生态位平衡度较低，三维度宽度偏窄；③从各维度要素禀赋看，特色村可分为配套不足型、引力制约型、容量限制型及低端平衡型四类。最后根据特色村类型特征提出设施扩充、错位发展、产业链延伸与升级、优势维极化等针对性发展策略。
乡村吸引力是一个新概念，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基于相关基础理论，文章提出乡村吸引力的概念，阐述了乡村吸引力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性，通过全面分析乡村吸引力的影响因素，深入剖析了乡村吸引力的形成机制。文章认为：乡村吸引力是乡村地域系统吸引人口、产业、资金、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地域集聚的一种潜在能力或力量；乡村吸引力具有地域性、综合性、动态性、等级性和多样性；乡村吸引力是城乡地域系统内自然生态、产业经济、居住生活、社会文化、设施感知与政策制度等六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城市推力—乡村拉力、城市拉力—乡村推力和城乡中介力“五力”双向综合作用，共同驱动乡村吸引力形成和演化。
为客观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状况，结合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特征，从区域产业发展、水资源状况和生态效益等层面构建长株潭县域层次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并利用改进的DPSIR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展开定量评估和趋势预测。研究认为，长株潭城市群县域生态安全状况整体好转，但存在区域不均衡问题。并从指标体系和政策因素等对造成这种不均衡的因素进行初步分析。
通过构建文化资源禀赋与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山东省2018年文化资源禀赋与旅游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对山东省17地市文化资源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并依据旅游发展优先度对17地市进行分类。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定量检验并探究驱动机制，借此提出相应旅游发展策略。研究表明：①山东省文化资源“集聚效应”比较明显，形成以菏泽、潍坊为两端的文化资源禀赋优势带。②旅游发展水平呈现出“双核带动”的局面，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青岛市旅游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市，莱芜市旅游发展水平有待提高。③2018年，山东省文旅融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为濒临失调状态，区域融合协调程度差异明显；其中济南市文旅融合协调度最高，东营市协调程度最差；按区域协调程度高低来看，依次为鲁中地区、半岛地区、鲁南地区、鲁西、鲁北地区。④文化资源与旅游耦合协调发展驱动机制涉及文化资源本底条件、政府宏观措施、旅游市场需求及经济发展基础等多因素。
“乡村振兴”和“传统文化传承”等社会经济战略给传统聚落的文化旅游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使得其景观特征识别、价值特征挖掘与保护等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景观基因信息链可以理解为传统聚落空间中的不同景观基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一种稳定的线状空间结构，文章从功能属性、形态结构、要素分布和等级地位等方面分析了景观基因信息链的分类、特征和意义。其次，结合面向对象的景观基因识别方法、地理集中指数和空间句法等方法构建了景观基因信息链的定量识别方法。最后，文章以湖南省衡山县萱洲古镇为案例进行了研究，相关分析表明：萱洲古镇的景观基因信息链在功能属性上属于典型的传统商贸型，在形态结构上属于条状型结构，过江码头巷—下河街是萱洲古镇主要的景观信息廊道，整体格局受到地形、河流、宗教思想及生活习俗等因素影响。
以洛阳市为研究案例区，通过对网络大数据和社会调研数据的融合、挖掘，文章基于社会网络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究洛阳市旅游流空间网络结构特征。所得结论如下：①洛阳市旅游流网络空间上呈现出“单核线网状”分布形态，具体表现为主城区网络最为密集，南部伏牛山旅游区、北部黛眉山旅游区网络相对稀疏，而其它各县市旅游区网络联系极其微弱的空间分布格局。②洛阳市旅游流网络整体密度较低，结构非常松散而且分布不均衡，中心化趋势明显且对核心景区依赖性较高。洛阳市旅游流网络是典型的核心—边缘型网络，但是核心景区对边缘景区的“涓滴效应”有限。③洛阳市旅游流网络“帮派”性较强，形成了内部联系紧密、外部松散的独立结构。洛阳市旅游流网络共得到24个派系，24个派系均呈现出以“龙门石窟、白马寺、丽景门”为中心的构造特征。④根据洛阳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可将洛阳市提炼为以洛阳市区为核心旅游区，北部黛眉山和南部伏牛山为次核心旅游区，其它县市为边缘旅游区的“一心两翼”空间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