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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19 , Vol. 39 >Issue 6: 36 - 4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6.005

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

区域新兴产业形成机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 赵建吉 , 1, 2 ,
  • 王艳华 , 1, 2, ※ ,
  • 苗长虹 1, 2
展开
  • 1.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1
  • 2.河南大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4
※ 王艳华（1981—），女，河南鹤壁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赵建吉（1983—），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8-11-16

  修回日期: 2019-01-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3063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011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JA7901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JC790111)

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DXB-ZKQN-2017-027)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72400410005)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三重”重大项目(2014-SZZD-20)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7B170004)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8A790012)

收起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w Emerging Industr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 ZHAO Jianji , 1, 2 ,
  • WANG Yanhua , 1, 2, ※ ,
  • MIAO Changhong 1, 2
Expand
  • 1.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China
  •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16

  Revised date: 2019-01-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摘要

培育与发展新兴产业是区域转换增长动力、打造新的增长路径的必然选择。新兴产业的形成及其与特定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也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演化转向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既促进经济地理学的繁荣和学科地位的提升，也为新兴产业的形成与演化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全面梳理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研究兴起与深化的过程，从区位机会窗口、相关多样化与技术关联、区域产业分叉、政策与制度安排等既相互争论又高度互补的方面，来系统阐述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经济地理机制，并针对当前研究的局限性提出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新兴产业; 演化经济地理学; 区位机会窗口; 技术关联; 区域产业分叉; 创新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

本文引用格式

赵建吉 , 王艳华 , 苗长虹 . 区域新兴产业形成机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J]. 经济地理, 2019 , 39(6) : 36 -4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6.005

Abstract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new emerging industrie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transform regional growth drivers and create new growth paths. The literature on economic geography is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However, discussions on the emergence of new regional industrial have gained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recent decades, the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has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ary turn inspired by the field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is turn has generated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question of how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oroughly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ary processes for economic geographers to open the "black box" of new emerging industry and discusses extensively four main interrelated but contesting perspectives which are 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related variety,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regional branching, policy and institution to explai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w emerging industry. Each has made strong claim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new emerging industry, but each has some limits on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develop an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w Emerging indus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integrate the above four perspectives and mechanisms into a conception and do more empirical studies.

Key words： new emerging industry;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regional branch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世界各国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产业不断地演替，才能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1-2]。新兴产业与创新和创业活动紧密相关，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增长路径以及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产生深远的影响[3-4]。从长远来看，新产业的形成抵消旧产业衰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推动区域不断增长的重要原因，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5]。近年来，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对“未来地球”计划的持续关注以及“可持续性转型地理学”（geography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的提出，使经济地理学对可持续发展与转型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6-7]。新兴产业具有知识技术密集高、资源能源消耗低的特征，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8]。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西方国家将发展新兴产业作为抢占经济和科技战略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先后提出了《美国创新战略》《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日本创新2025计划》等策略。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低成本竞争与加快工业化的双重挤压。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17年，我国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机器人、民用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新兴工业产品产量分别增长68.1%、67%、51.1%。“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5%，形成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
演化经济地理学以生物进化论和复杂科学为理论基础，主张企业异质性，强调时空情景的特定性，历史重要性和偶然事件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认为影响地方产业（空间）发展的众多要素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并成为解释新的产业（区）形成、老产业（区）衰落与复苏等地理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9-10]。近年来，以探究影响新兴产业的产生形成、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因和机理为核心的相关研究，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新趋势[5]。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围绕区域新兴产业形成这一“黑箱”，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归纳，明确经济地理学在这一学术前沿领域的研究脉络、主要观点与论争、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

1 新兴产业的关注：经济地理学“演化转向”的兴起与深化

19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地理学发生了文化、制度、关系和演化等各种转向，使经济地理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创新和多元化时代。经济地理学者采用产业区、产业集群、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系统、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等概念对于本地化学习、集聚外部性、集群（网络）、学习创新与转型升级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关注的时间重点是产业形成之后的发展及转型升级阶段，对于产业的形成及其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的关注和解释却相对不足[3]。
有学者基于产业建立和新兴阶段结束这两个时间节点，将产业发展划分为产业建立前阶段、新兴阶段和成熟阶段等三个不同阶段，并形成了四个不同的研究区间。总体而言，已有研究集中于区间A，即从产生阶段开始，并拓展到后期的发展和成熟阶段。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其他区间，如处于产业新兴阶段的区间B、处于新兴阶段及形成前阶段的区间C，以及涵盖了产业发展三个阶段的区间D[11]。新兴产业的形成没有受到关注的原因是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较多。一方面，新兴产业往往诞生于标准产业分类的边缘或交界处，具有前沿性、先导性、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12]，其形成的早期阶段很难识别并追踪；另一方面，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在目前的产业分类与数据统计体系下很难获得新兴产业的数据[3]。
近年来，经济地理学开始关注产业的起源和早期演化[13-14]以及集群的产生[15⇓⇓-18]。但是，这些研究主要是通过集群“透镜”或者行业生命周期视角进行的。集群的研究属于图1中的A区间，因为最早进入一个新兴产业的企业并不能称之为集群。集群是空间经济组织形式，要求企业之间的地理临近、产业链上下游及水平分工合作关系、支持性机构的有机结合。从范围上而言，集群要比行业的范围更窄；从时间上而言，集群要比行业出现得更晚[19]。行业生命周期是经济地理学在分析新兴产业时经常采用的视角，也属于图1中区间A的范畴。行业生命周期的研究大多关注于新产品推向市场的商业化阶段之后，而在此之前漫长的形成和抚育期并不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20-21]。总体而言，集群和行业生命周期研究两种视角关注的时间重点是市场引入后的阶段，很难抓住新兴产业形成的本质，并分析这一过程如何嵌入特定区域，及其与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11]。
图1 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示意图

注：基于Forbes等研究修改[11]。

Fig.1 Development phases of industry

新兴产业如何产生、在哪里产生、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是经济地理学者亟待回答的重要科学命题。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它被认为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22]。演化经济地理学将偶然性、选择、新奇、路径依赖等演化经济学思维引入到经济地理学，既为经济地理学家理解关心的中心论题—地理不平衡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考路径，也为其提供了许多区别于传统经济思想的一系列新奇的概念和理论[23]。经济地理学的演化视角阐述经济景观随着时间推移的演变，将经济活动放到空间中来增加对演化的理解，对于深入分析产业的形成与空间集聚、动态竞争优势、经济重构等问题极为有利。演化经济地理学在中观层面高度关注新兴产业的空间形成过程和动力，为产业发展的新兴阶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态演化视角[24⇓-26]。近来，有学者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将集群及行业生命周期研究的时间范围向前拓展到产业新兴阶段及形成前阶段（图1中的区间C），对区域新兴产业的形成及其与特定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进行了理论与案例研究。下文将从区位机会窗口、相关多样化与技术关联、区域产业分叉、政策与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梳理。

2 区位机会窗口与新兴产业形成及空间区位选择

1980年代后期，为了解释新产业在阳光地带的成长，以及旧产业在铁锈地带的逐渐衰落，美国加利福尼亚学派以行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区位机会窗口（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WLO）的概念，用以分析产业在特定空间的形成与发展[13,27]。他们认为，由于现有的区域条件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零部件及设备、劳动技能等需求，所以企业在空间位置选择上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这段自由选择空间区位的时期被称为区位机会窗口。区位机会窗口理论认为新兴产业的产生既是不确定的，又不是静态的，其区位选择不是一个完全理性（如追求要素成本最小化及利润最大化）和资源配置的过程。演化经济地理学者对WLO方法进行了拓展和改进，更加强调了机遇、选择环境、报酬递增等演化的概念，认为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出现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28-29]。
在新兴产业在空间上形成的初始阶段，机会事件扮演了重要角色。Boschma等区分了通用因素（如基础知识和技能）和特定因素（如专业知识和技能）[30]，认为在新兴产业形成初期，特定因素并不重要，因为行业需求与特定区域资源之间的差距很大。因此，这一时期新兴产业往往可以利用的是通用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支撑新兴产业的成长，甚至作为必要条件，但是它们不具备支持新兴行业发展所需的要求，所以并不是其发展的充分条件。由于通用因素很可能在空间中广泛存在，新兴行业仍然可以从许多可能的地区选择其区位。在这个过程中，机会事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图2中，所有10个地区都为新兴行业提供了潜在的触发因素，但其只在3个地区得到了发展。新兴产业出现在拥有潜在有利条件和通用因素的A地区，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6个具备相似条件的地区却没有发展起来。当通用因素丰富且位于多个区域时，区位机会窗口相对开放，机会事件就变得非常重要。反之，当通用因素稀缺或仅存在于少数地点时，机会事件在新兴产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要小的多。
图2 区位机会窗口模型

注：资料来源于Boschma等的研究[29]。

Fig.2 The 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concept

选择性环境（selection environment）与过去的发展实践和积累对于新兴产业区位选择影响较弱，新兴产业可以不断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环境可以为行动者的创新活动提供某些触发因素，如现有工艺技术不够灵活、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稀缺的自然资源的束缚；或是科学研究方面的突破、政府资助和支持的某些研究项目；或是拥有能够提供熟练劳动力、充裕资本、市场空间的地方优势。但是，新兴产业的技术经济活动需要新的知识、技能、劳动力以及研发与教育等机构，新的需求与现行技术—行业结构和制度环境之间可能不匹配或存在较大差异，现有的教育和科研机构无法对新兴产业的要求（至少在短期内）做出回应。这意味着有利的生产环境更可能是新兴产业动态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一方面，在新兴产业形成的早期阶段，由于专利保护、技术独有性与先进性、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带来的高收益和高回报，使新兴产业在空间区位上具有较大的选择空间[31]。即使在劳动力供应不足、与相关供应商的联系不紧密、本地市场需求不足、基础设施不良等条件下也可以生存和发展，因为创新能力和效率优势的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和克服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与制约[16]。如很多新兴的高技术产业，依然可以选择在租金成本与员工工资成本较高的大城市发展。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要求与现有区域条件的不匹配意味着其必须依靠自身能力来创造或吸引空间中的要素供给[32]，进而积极塑造和改变它们的环境，以满足行业发展的具体需求。如通过学习效应和设立研发机构产生新知识；通过内部教育或学习来培育新技能；通过家庭资本或利润再投资等实现资金积累。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也就不会出现与周围支撑环境有较大差异的新兴产业。图2中区域C在缺乏有利通用因素的背景下，也能够成为新兴产业的中心。因为企业衍生和集聚经济可能会补偿通用因素的缺乏，区域C也可能从其它地区吸引或引进必要的投入和要素。
集聚经济以及报酬递增使新兴产业在空间上进一步集聚。一旦新兴产业发展迈过一定门槛，日益增长的需求将使该区域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立相关研发机构、教育与培训机构、风险投资机构。此外，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以及相关供应商及上下游企业的专业化，使得区域对于后来者的吸引力逐步增大。马歇尔集聚经济的发挥使得新兴产业在空间上的成长进入了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过程，进而实现新兴产业的地域化。由于集聚经济及自增强机制的发挥，本地化的知识溢出效应不断出现，区位机会窗口逐渐关闭。

3 相关多样化、技术关联与新兴产业形成

WLO模型因过分强调机会事件的作用以及对时空背景和因果因素的忽视而受到批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当前的机会是由过去做出的决定形成的，即使是过去的小事件或决定，也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33]。新兴产业的出现可能不是由于机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利用以前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遗留下来的资源、能力、技能和经验[34-35]。新兴产业的出现往往是技术交叉和产业融合的结果，现有技术、制度和文化结构部分地决定了其产生的可能性。无论是技术的变迁，还是制度的调整，都不能脱离以前的发展轨迹。新兴产业及新的产业增长路径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吸收和重组与之相关的本地能力（知识、资源等）[36]，强烈地植根于能够提供相关能力和资产的区域产业结构[37⇓⇓⇓-41]。
1980年代以来，专业化还是多样化更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演替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MAR外部性认为来自于同一产业的企业在某个区域内的大量集聚带来的专业化，更有利于知识外溢与扩散。Jacobs外部性认为不同产业间的企业集中带来的多样化，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及扩散。Porter外部性认为产业地理集聚能够促使较强的知识溢出并引起增长，而本地竞争比垄断更能够促进创新和知识传播。但是，过分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均不能促进知识溢出和创新的产生。Nooteboom提出了认知临近的概念，认为行动者之间的认知距离不能太大，否则将会影响有效的交流和相互理解；也不能太小，以保证“新奇”生产并避免形成锁定，二者都会影响甚至损害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式学习过程[42]。在此基础上，Frenken等学者将Jacobs外部性划分为相关多样化（related variety）和非相关多样化，认为区域内不同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而引发的创新和学习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具有类似或者互补知识基础和技术的产业，即存在认知临近的产业之间[43]，从事不同但相关活动的本地企业与不相关产业的本地企业相比，可以从相互溢出中获益更多。如成功的电视制片人在进入电视行业之前是有经验的广播制作人，两者之间在能力和惯例方面有很高的互补性[44]。相关产业数量越多，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的可能性越大，企业学习与创新的机会越多，技术或行业的地方重组潜力越大。
除了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相关多样化与认知临近在新兴产业的形成以及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创造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技术关联（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是衡量认知临近性的重要指标。当两个行业共享共同或互补的知识基础、依靠共同的科学或工程原理时，它们就形成了技术关联[45]。演化经济地理学者认为，技术关联增强了区域现有产业活动同新出现的产业活动之间的知识转移和共享，是理解新兴产业产生和形成新的产业路径的重要因素。在国家层面上，经济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复杂程度较高且类型多样的产品，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较高，在产品空间中处于较为稠密的核心位置（与其他产品的相关性和技术关联程度较高）；欠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复杂程度较低且种类单一的产品，产品的多样化程度较低，在产品空间中处于较为稀疏的边缘位置（与其他产品的相关性和技术关联程度较低）[46⇓⇓-49]。如果一个国家专门从事产品地图边缘位置的产品，那么它实现多样化发展以及发展新产品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专门从事产品地图的核心部分，意味着它实现多样化发展以及发展新产品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新产品与已有产品的相关性和关联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转移到新产品的成功概率。相关性和关联程度越高，在已有产品上积累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能够更大程度地应用于新产品的生产，更容易取得成功[50]。对于国家出口产品演变的研究表明，一旦一个国家发展出专门从事特定产品出口的能力，就可以很容易地向着需要非常相似能力的相关产品进行多样化生产，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与目前出口产品相关的产品来有效提升出口[51-52]。新的潜在产品与现有相关产品的临近性与关联水平越高，国家向着这个新产品进行多样化发展的机遇越大。
国家层面的技术关联主要用于分析国家出口及贸易增长；而区域层面的技术关联主要解释区域新兴产业或特定新产品的形成，对于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更大[14,53]。有学者通过瑞典1969—2002年期间70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变，研究了新兴产业进入一个地区的可能性，以及新兴产业与该地区其他行业的技术关联对这种可能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兴产业进入某一区域的概率，与新兴产业与该地区现有行业的相关性呈正相关关系。当新兴产业与该地区其他行业具有技术关联时，该产业在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可能性更大。此外，与该地区其他行业不存在技术关联或者关联程度较低的行业，退出该地区的可能性越大[38]。通过对原有产业技术知识的挖掘和再利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企业涉足新产业的风险，有效支持企业的自主创新和研发活动。对于美国、西班牙等地的后续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关联是推动区域向着新兴行业多样化发展的动力[54⇓-56]。对我国产品空间格局、产业演化的研究表明，技术关联显著促进城市产业增长，且与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57]，产品的演化可以在邻近地区之间跨越行政边界发生，但发生的条件是本地要拥有良好的相关产业基础[4]。郭琪等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对技术关联的概念、测度方法、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影响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和产品演化的机制进行了梳理[48]。总而言之，区域倾向于发展与先前存在的区域产业结构相关的新产业，而技术关联影响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新兴产业和创造新路径的方式[47]。

4 区域产业分叉与新兴产业形成

演化经济地理学者使用区域产业分叉（regional branching）的演化隐喻来说明新兴产业立足现有产业结构、从当地技术相关活动的重组中产生[58]。区域产业分叉植根于演化经济学，并将Jacobs的相关多样化、Nooteboom的最优认知临近与Penrose的公司资源基础理论相结合[3]，认为当一个新的产业从现有的产业中涌现出来，或者来自各个行业或部门的知识和能力汇聚到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行业时，就会出现区域产业分叉[59]。学者们通过区域产业分叉的概念对欧洲[3]、西班牙[14]、丹麦[60]、瑞典[36]、英国[40]新兴产业的形成进行了案例与实证研究。与基于集群的相关政策过分强调企业间的网络联系和互动相比，区域产业分叉更为关注与已经存在的产业因认知临近而形成的支撑网络，这些技术关联可能带来更为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49]。
区域产业分叉的概念建立在经济地理学两个观点的基础上。首先，知识溢出具有空间临近性，其作用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呈现衰减的趋势[61-62]。企业多元化发展、企业衍生、劳动力流动和社会网络是导致区域分支过程中的重要机制，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已有产业和大学或科研机构与新兴产业之间知识转移的渠道，并且具有本地化倾向[3,36]。其次，某一领域知识的正外部性更可能波及同一领域的第三方[63]。本地化的知识共享和转移由于部门之间的技术关联而增强[64-65]。企业多元化发展和衍生代表了新兴产业的开端，劳动力流动和社会网络作为知识扩散的重要渠道，在后期阶段将触发企业多元化或衍生活动。因此，企业多元化发展和企业衍生是区域产业分叉的关键路径，而劳动力流动、网络和非正式的传言[66]可以确保一个地区高水平的知识传播，有可能会形成新的产业分叉。
企业衍生与多元化发展是形成区域产业分叉的重要原因。①企业衍生。企业衍生主要指现有企业员工离职后，根据在母体企业获得的技能，在相同或者相关行业建立新的企业过程。Arthur构建的衍生模型认为，现有的企业产生了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又产生了更新的企业，产生衍生企业的概率与区域现有企业的数量密切相关，且衍生企业位于与母公司相同的区域，不会移动到其他区域。但是，该模型依然将企业视为黑箱，企业被认为是同质的，不会有成长、衰退、退出或迁移的过程[40]。Klepper在演化框架内提出了新的衍生模型，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通过开展研发活动获得回报，成功的企业将会实现增长，而表现较差的企业将退出[67]。通过衍生过程，母体企业拥有的惯例和能力将转移或扩散到它们的后代[68]，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转移，对于衍生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对于美国汽车产业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相同或相关行业具有技术经济背景的企业家所创办的企业，其表现将优于缺乏这种经验的初创企业[69]。企业衍生对于实现区域产业分叉具有重要意义[40]。首先，衍生企业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先前的选择。由于有限理性，无论从企业还是大学、研究机构衍生出来的企业，在空间区位选择上都更倾向于同他们的母公司在同一区域[33,70]。其次，衍生企业进入与母公司相同或者新的相关性更大行业的倾向远远高于其进入不相关行业的倾向[71]，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往往具有较为类似或相关的产品和市场[72]。除了企业以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是产生衍生企业的重要来源，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以作为企业创业活动的温床[73]，直接衍生出新兴行业；或将知识资源、研发力量配置到新兴领域，间接影响新兴行业的形成与产生。②企业多元化发展。Penrose的企业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往往向着能够利用现有技能、能力和惯例的相关行业实现多元化发展[74]，这种多元化发展的特点是两个技术领域中知识投入具有一定程度的共性特征[45]。然而，企业也可以向着与现有知识基础没有技术关联的技术领域实现多元化发展（当两个知识基础不具有相同的或互补的科学或工程原理时）。就区域产业分叉而言，它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即企业涉足一个与自身拥有的科学或工程原理没有认知相关性的技术领域。激进创新基于新的科学和技术原理，打破了现有的技术轨迹，为企业实现与不相关技术领域的结合以及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支撑。一旦科学技术原理被发现并且通过新的知识积累形成新的技术轨迹，行动者就会利用相关工艺和活动的互补知识资产来改进技术，而新的技术范式会形成新的产业。由于先前不相关的技术领域取得了进展，或全新的技术领域的出现，也可以将先前不相关的技术变成相关[75]。如随着纳米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窗户制造企业也将纳米技术应用于生产智能窗户、食品技术与生物医药技术融合形成功能食品产业等。

5 政策与制度安排与新兴产业形成

制度是社会经济组织的历史载体[76]，主要包括各种法规、政策、非正式的习惯、行为准则、当地习俗等，这些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并引导和影响企业的行为[77]。制度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情景的产物，必须置于更广的社会的、政治的规则、程序和传统中去理解[7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制度并不完全外生，它会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变化实现共同演化、相互改变[79]，制度环境将会深刻影响产业形成演化以及路径突破方向[2]。新兴产业拥有较大的潜在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制度保障与政策扶持，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支持[80]。
在风机制造产业形成过程中，德国政府在技术创新投入、市场及产业政策制定、产业生态环境打造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81]。美国、日本、德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国政府分别采取了不同的产业技术政策、组织政策和区域政策[82]。中国台湾地区生物芯片产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带有政府背景的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创新研发、技术服务与转移、资金的扶持。我国处于快速发展与转型期，在社会经济运行及制度和治理机制上存在许多独特性，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实施的政策、制度及治理机制[83-84]。在中国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制度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开展激烈的竞争，具有强烈的干预产业演化的动机[85]。Zhang对北京和上海互联网产业的比较分析表明，相关多样性在构建新兴产业地方活力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背后也受到政治制度的区域根植性的显著影响[86]。还有学者研究了电动汽车这一新兴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认为在产业孕育期和萌芽期是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在成长期是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87]。Zhu等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于新兴产业形成以及产业发展路径突破有显著作用[47]。对长三角地区的物联网产业形成的研究表明，政府政策是新兴产业兴起和演化的主要动力机制[88]。对于我国出口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产品空间”的研究表明，贷款、补贴和财政支持等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在产业演化的路径突破过程起了重要作用[37,89]。对上海大都市区物联网产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在新兴产业形成初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90]。对河南禹州钧瓷产业形成与演化的研究表明，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型与国企改革等制度转型，促进了民营钧瓷企业的兴起[91]。还有学者基于制度演化视角研究了资源型枯竭型城市新兴产业的诞生过程和机理，认为制度良性层叠和转化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更新和多样化[92]。刘志高等对武汉生物产业形成和演化进行研究后提出，在新兴产业孵化和培育中，顺应宏观制度变革来谋划产业发展很有必要[93]。

6 讨论与结语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已有研究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新兴产业的发生机制及其发展演化，但是还存在一些局限与不足：第一，过于关注某些特定的因素而忽略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缺乏对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逻辑关系的阐释。已有研究多是对区位机会窗口、相关多样化和技术关联、区域产业分叉、政策与制度安排中的单一角度和某一特定因素进行分析。即使最近有一些研究尝试着把不同的视角结合在一起，也都是将两个或者更多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叠加[94-95]，却忽视了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内在逻辑。第二，多从区域内部因素研究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但对区域外部联系的关注相对较少。区域内外部因素的双重耦合是理解新兴产业形成的关键，已有研究大多都是基于本地化的视角，关注当地知识基础、本地实践和惯例、非贸易的相互依赖、本地化能力等因素，对于区域外部联系的关注较为薄弱。区域并不是孤立与封闭的，而是会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其邻近地区产生复杂的关联[4,96]。第三，多是对某一产业部门进行研究，不同产业间的对比分析相对不足。新兴产业因产业性质与技术知识基础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成长特点与路径[97]。由此，对某一新兴产业形成机理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产业值得商榷。已有研究大多是孤立的，很少有关于两个或者多个新兴产业形成的比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措施的普遍性。第四，基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实践构建的理论框架相对不足。近年来，虽然国际演化经济地理学加强了经验案例分析，但是与概念的繁荣和理论的建构相比，有关西欧、北美之外的经验案例研究仍十分薄弱，西方主流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在我国和东亚地区的适用性仍需要深入探索[98]。如我国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形成背景上存在市场经济国家与“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转型国家的差异；影响要素上存在本地要素为主与本地要素与外部要素共同作用甚至外部要素主导的差异；技术要素与非技术要素（政策与制度、市场）的差异等。
基于上述分析，以下几个方面应成为未来研究需要丰富和完善的重点：第一，构建“多尺度—多要素—多机制”的区域新兴产业形成分析框架。新兴产业的形成需要从全球、国家、区域等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进行透视；新兴产业的形成往往受到多种因素而非单一因素的影响；新兴产业的形成也是多种机制交互作用和协同演化的结果。因而，需要构建“多尺度—多要素—多机制”的分析框架研究新兴产业的形成及其与特定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第二，加强区域外部联系与新兴产业形成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漫长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是，我国大多数地区的产业发展都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内生发展能力、内部知识创造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基于本地化因素产生技术关联、区域产业分叉的实践相对较少。与之相对应的是，FDI、跨国公司、新一轮产业转移等都是影响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99]。亟待加强区域外部联系与新兴产业形成研究，并分析新兴产业的区域根植性与发展演化。第三，加强从制度演化的视角来理解新兴产业的形成。在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晋升锦标赛与激烈的区域竞争背景下，地方发展型政府和企业家型政府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追求也更为迫切。需要从制度演化的视角来剖析政府行为、政策设计如何影响新兴产业的形成进而创造新的增长路径。第四，加强欠发达国家（地区）理论与案例研究并与西方主流理论进行交流对话。近年来，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我国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兴起和发展，这些发展实践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案例。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贺灿飞、朱晟君、刘志高、孙斌栋、汪明峰等学者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围绕技术关联与产业演化、产品空间路径演化、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5,47,88,93,100⇓⇓⇓⇓⇓-106]。这些研究基于我国的典型案例与发展实践，对国际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流理论进行了验证、对话与补充完善。后续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反思当前主流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的欧美中心主义，基于我国独特又鲜活的发展实践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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