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自然资源治理体制和资源科学领域的主要问题发生深刻变化。资源科学学者需要针对自然资源治理改革与科技创新的前沿热点和关键科学问题加强研究，提升对自然资源治理实践的支撑作用。一些既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又是自然资源部新职责的重大课题，如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整治、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空间规划，以及整合乡村多种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等尤其需要引起资源科学学者的关注。通过聚焦主要科学问题，文章分析资源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并结合自然资源治理的新问题，提出未来开展资源科学研究的建议，期望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断提升自然资源治理领域的协调化、科学化，不断完善资源科学理论体系，推动资源科学学科建设。
时空压缩背景下，城市间的空间作用转向关注要素联系视角，动态流空间主导着区域空间网络的新格局。文章从信息流和交通流出发，借助测度修正、空间计量、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从内部与外部联系两个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识别与分析。结果发现：①湾区内部联系网络呈现以广深为双核心的结构，佛、莞、珠的中心性地位较突出，其中信息流格局具有沿东岸“弧形”轴线分布的特征，网络体系兼具多中心性和扁平性，而交通流则呈“N”字型沿中部延伸，等级性功能联系较明显；②香港是湾区外部联系网络的枢纽，深、广、澳为核心节点，区域格局深受全球非局域中心联系的影响，但整体的交通外部联系较为匮乏；③湾区综合网络格局以三大枢纽为核心，但制度差异下的空间融合联系受到地方化及地缘偏向的约束，对等级关系有一定的依赖，结构上存在主导性缺失。
自“走出去”政策以来，中国企业就开始进行国外经营模式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增强企业走向世界的能力，境外经贸合作区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对外投资方式。文章首先介绍越南的经济环境，并运用SPSS软件进行中国对越南投资与越南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中国对越南的投资能够带动越南的经济增长；其次，以越南龙江工业园为例，通过对龙江工业园的园区概况、产业定位、入园企业以及优劣势概述，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园区各行业的投资效益分析，发现轻纺新材料、加工类行业投资效益最好；最后，总结龙江工业园的经验，为今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提供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试验田和先导力量，引领着地方经济的转型和增长。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对中国经济格局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又如何表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文章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当地经济作用关系归纳为增速效应与溢出效应两种形式，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计量方法对其进行定量刻画，研究发现：①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以及增加值分布呈现出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格局，并主要集中在由长江经济带，以及长三角以北的沿海经济带组成的反“L”形区域。②高增速效应区域由西北转向东部沿海，最后集中于长江经济带，而高溢出效应区域则由西部转向东南，最终集中于中部地区。③根据增速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数值关系，可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城市的作用类型分为高增速高溢出、低增速高溢出、高增速低溢出以及低增速低溢出效应四种类型。其中高—高型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中游，高—低型分布在西北以及东部沿海，低—高型分布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而低—低型则主要分布于环渤海和江苏以及内蒙、甘肃和陕西一带。④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更进一步地加强东部地区经济优势。文章提出：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和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增速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均衡发展，提升自身增速的同时，积极融入到区域经济以及社会网络中去，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
培育与发展新兴产业是区域转换增长动力、打造新的增长路径的必然选择。新兴产业的形成及其与特定地理环境的交互作用也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演化转向以及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既促进经济地理学的繁荣和学科地位的提升，也为新兴产业的形成与演化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文章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全面梳理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研究兴起与深化的过程，从区位机会窗口、相关多样化与技术关联、区域产业分叉、政策与制度安排等既相互争论又高度互补的方面，来系统阐述区域新兴产业形成的经济地理机制，并针对当前研究的局限性提出深化该领域研究的方向。
为获取城市化、区域经济、交通运输和旅游业（简称URTT复合系统）系统间具体的作用路径及作用强度，揭示URTT复合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机制，文章构建URTT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改进的欧式距离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URTT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引入趋势面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模型，分析云南省16州市URTT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特征、作用路径及作用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表明：①2006—2015年，云南省16州市URTT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总体水平不高，93.75%的州市处于不同程度失调状态，空间上呈“中部高边缘低—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②云南省16州市URTT复合系统作用路径网络化、复杂化特征更加显著。城市化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是影响URTT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系统作用路径较为直接和单一。③城市化系统对URTT复合系统的总体作用效应最大（2.239），区域经济系统次之（1.570），交通运输系统较低（0.158），旅游业系统不显著且主要表现为间接作用效果。④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系统与潜变量间的作用效果较显著。因此，需重点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资源开发和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着力提高交通运输水平和旅游服务水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对于我国超大城市而言，正处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变、粗放发展向精明增长转型的时期，识别新发展背景下超大城市空间扩展出现的新特征、新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剧烈的地区，上海在空间扩展方面已经经历巨大变化，能够很好地反映城市空间扩展的历程。基于此，文章以上海超大城市为例，基于空间扩展强度指数、标准差椭圆及驱动力分析模型，对上海城市空间扩展的历程、阶段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结果发现：①上海城市空间扩展强度呈现明显的“S”型结构，扩展强度在经历缓慢下降、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后转变为精明增长背景下的中低速增长。同时，上海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明显的计划属性。②上海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呈现由蔓延式—跳跃式向填充式扩展模式演变的特征。微更新、微改造、替换将成为城市空间发展新常态。③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型，市场力逐渐取代行政力成为影响上海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国际环境的不景气及依靠投资带动城市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使得扩大内需成为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关键。
以中国31个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选取衡量产城融合发展水平的15个指标，以2000—2015年产城融合相关指标数据为基础，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以及GIS可视化等手段对产城融合的时空分异格局进行分析；基于面板数据和产城协调类型分类数据对产城融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指标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产城融合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产城融合还主要处于颉颃阶段，尽管有部分城市的产城协调已经发展到初步协调阶段，但绝大多数省市的产城协调仍处于发展调和阶段。且从产城融合的空间分布变化来看，其东高西低的整体特征十分显著，有效印证中国经济东中西部阶梯式发展的空间格局。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时代背景的转变，产城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越来越多地融入“人”这一产城融合的重要维度，这也体现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历史性转变。
文章构建衡量地铁通勤时间节省度的指标——地铁指数。基于该指标的回归分析显示，多数城市房价对交通便捷度的溢价为负。这一反直觉结果反映了城市多中心结构对地铁房价关系的影响。为识别不同的中心区块，提出一种带约束的聚类算法。该算法的优势在于其分区结果完全是数据导向的，相对于传统的行政分区，更能反映各区块的内在联结程度。同时，相较于传统的聚类算法，该算法在最小化组内距离的同时，加入一个在地铁指数的基础上构建的约束条件，该约束条件使得聚类分区结果能够同时反映城市经济学中关于交通便捷度溢价的基本假说和房地产市场的空间连续性特征。在分区的基础上重估模型，研究发现，在多中心城市的不同区块，地铁所带来的交通便捷度增益与其带来的居住环境恶化两种力量的对抗导致十分复杂的溢价效果。同时，诸如城市是否存在多个中心、城市核心区的大小、多中心城市的副中心与核心区距离的远近、不同中心区块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等城市结构因素也都会对地铁溢价的方向与大小产生影响。而这些复杂关系是在使用常系数特征价格模型分析单一城市的地铁房价关系时无法得到体现的。最后，基于约束聚类算法的分区结果还反映城市内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地理一体化趋势与隔离趋势，因而可以为城市规划领域的有关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近年来房价迅速上涨，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新挑战。文章从理论上探讨房价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机理，然后将2015、2016年31 403个流动人员样本与177个地级以上城市房价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含内生变量的Probit两步估计模型检验房价和房价收入比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并加入相关变量的交叉项进一步检验影响效应的个体差异和城市差异。结果表明：①房价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不显著，房价收入比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存在显著负影响。②附着在房价之上的城市公共服务有助于减弱房价收入比上涨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负效应。③房价收入比上涨对未打算在城市购房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的消极效应大于打算在城市购房的流动人口。此外，房价收入比上涨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的影响效应还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流动距离差异。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全球产业格局重塑，解构发达国家与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空间网络格局变化，判断不同时期中国在全球的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地位，分析中国高端制造业网络的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网络分析法可视化全球高端制造业空间贸易关联网络拓扑形态和关键特征，通过QAP分析贸易网络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呈现典型整体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网络密度和互惠性高，联系紧密并保持良好的互通性，贸易活动较频繁；②整体网加权点强度测度表明中国在贸易网络呈现较频繁的贸易活动，并逐渐迈入网络贸易规模前列的空间格局；③个体网结构洞分析表明中国在网络中仍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贸易行为受其它节点的限制，中国还未成为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织网者”；④工业增加值和地理相邻等因素对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影响。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依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核心—外围分析方法和条件logit模型，将浙江省90个区县分为核心区、次核心区、次边缘区和边缘区，研究1998—2013年制造业企业在省内迁移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理，结果表明: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企业数量的增加，迁移活动涉及区县数量增多，促进全省企业迁移网络密度增加。但是三大核心城市仍为企业迁移活动的高发区域，其他外围城市仍为低发区域，依托核心城市形成的三大迁移板块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迁移活动仍具有较强的区域性。②来自四类区域的企业区位再选择偏好存在时空上的差异性。目前，次边缘区已取代核心区，成为核心区与次核心区企业再区位的首选区域。③企业迁移受多重因素的驱动和制约，浙江省制造业企业迁移与一般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体现出企业迁移区位再选择的特殊性。
在传统农区形成特色产业集群和特色小镇，是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而衍生在集群形成和空间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以河南省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为例，基于实地调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以及ArcGIS的空间表达来探究农区产业集群是如何在企业衍生作用下形成，并促进乡村空间重构的。结果表明：①初创企业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打开了发展某种特色产业的机会窗口，它们将创新技术通过各种衍生路径就近传播，衍生出新的企业和机构，它们共处一地且彼此竞争又合作，从而形成特色产业集群；②衍生的空间邻近性和功能多样性，催生新产业空间的形成和传统农区的就地城镇化，政府的介入加速乡村空间重构；③兰考民族乐器产业集群在师徒衍生、企业裂变衍生、家族衍生、外包衍生和市场衍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经过民族乐器产业空间的生成和功能的完备形成特色小镇。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下，传统农区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抓住发展特色产业的机遇，并利用企业衍生机制和集群的自增强机制，就地城镇化形成特色小镇，这可以作为传统农区实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集群模式”。
企业迁移对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功能优化及区域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杭州市544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杭州市内企业县际迁移、同一区（县、市）内部企业跨乡镇街道迁移特征，进一步剖析企业迁移的动力机制，并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企业迁移绩效进行评价，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杭州市西湖区、江干区等近郊区是制造业企业主要的净迁出地，主要迁往余杭区和萧山区等远郊区。②余杭区、萧山区及江干区等区域内部企业迁移活动频繁，中心城区内企业迁移相对不活跃。县区内企业迁移具有有序性，呈现出扩散与再集聚并存的特征。③迁移企业具有规模衰减性，迁移企业数随企业规模等级的增加而递减，半数以上迁移企业的总资产位于107.0~2 262.7万元之间。④制造业企业迁出和迁入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开发区和高速公路建设对企业总体兼具虹吸效应和挤出效应。⑤对于总体样本及同县区内跨乡镇街道迁移样本而言，迁移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但跨区（县、市）迁移企业的绩效与对照企业无显著差异，在采用不同绩效指标、差异化的匹配方法计算后结论依然稳健。
基于产业技术选择指数的面板数据模型，对2009—2015年湖南省各地级市的资源禀赋和产业技术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湖南省各地级市的产业发展战略呈现出湘西北、湘东发展失衡，而湘东北、湘南发展基本协调的“十字型”空间特征。②张家界、怀化和常德等湘西北地区和株洲、益阳两个湘中东地区都严重偏离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③岳阳、湘潭、娄底、永州等城市的产业发展政策对资源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偏离不大，并且大部分地区的偏离幅度随时间的演变得到持续改进。建议湖南产业发展战略应该遵循产业动态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地区间资源禀赋结构的差异；通过相对降低湘西和湘东地区产业的资本劳动比重以及提高湘中东地区产业的资本劳动比重来优化湖南省各地级市的产业发展战略。
基于Malmquist指数法对湖南上市公司在2014—2017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评价，并从区域经济发展、金融支持、企业特征三个层面实证检验湖南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显示：①总体而言，湖南上市公司在2014—2017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上升和实现技术进步两个方面。②区域经济和金融支持对湖南上市公司的技术进步指标影响显著，其中区域经济对技术进步指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金融支持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③主营业务的增长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大战略，“一村一品”可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以农业农村部审核认定的1 922个中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及地理探测器方法系统揭示“一村一品”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一村一品”空间分布均表现出明显差异性：北部多南部少、东部多西部少，农业产业村镇最多、林牧渔等产业村镇较少。②“一村一品”呈凝聚型分布态势且空间显著集聚，地理重心具有“Z”字形和“一”字形的迁移轨迹特征。③“一村一品”核密度高值区独立且明显，剩余等级区向外递减，空间格局与全国主体功能区农业战略格局高度吻合。④“一村一品”点系统分形特征显著，结构较为复杂。乡村人口、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水果产量和水产品总产量等为空间分异特征核心影响因素。
文章采用1981—2015年的省域面板数据，在分析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利用线性混合模型探究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与1981年相比，2015年中国省域粮食作物、棉花种植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蔬菜、油料种植比例整体呈增长趋势；大豆种植比例在大多数省份呈下降趋势，少数省份呈上升趋势；在粮食作物内部，小麦种植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玉米则呈增长趋势，水稻种植比例在部分省份呈下降趋势。②农业劳动力转移及其价格上涨对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性。农业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大宗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及大型农产品集散区的经济作物（蔬菜）种植比例增加。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有利于促进经济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尤其是蔬菜种植比例，但不利于传统粮棉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尤其是棉花种植比例。③除此之外，工业化水平、农业机械化率、人均耕地面积、农业补贴、化肥、灾害率均对作物种植比例的形成及变动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旅游业为导向的乡村振兴活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异化现象让学界逐渐意识到政府主导、资本驱动的乡村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基于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构建乡村发展演化的解释模型。以乡村旅游业中率先崛起的南京市江宁区石塘村为例，分析典型旅游型乡村的发展演化历程与路径依赖形成机制。发现自我强化机制的存在，使得石塘村的建设模式出现认知锁定、经济锁定和治理锁定。多重锁定之间交叉重叠、相互增强，最终导致乡村旅游业发展的不可持续。乡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和资本的介入固然重要，但路径突破的根本在于乡村善治与社区精神的重塑。
以典型生态脆弱区石羊河流域为例，开展农户生计风险感知调查与分析，辨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揭示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从整体上来看，受访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并不高，生计风险感知能力与水平仍较低；所确定的影响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因素来看，受调查户生计资本禀赋、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等因素，与生计风险感知密切相关；物质资本的提高对于提升农户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正效应，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非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负效应。而无论是农户或是非农户，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提高均是显著或是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
人地系统是地理学研究核心和理论基石，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是进行脆弱性研究的典型人文—自然复合系统。在VSD框架下建立以暴露—敏感性—适应性为准则层、以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为要素层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脆弱性评价模型和集对分析法对1995—2016年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脆弱性演化特征进行实证评价，并且归纳分析脆弱性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暴露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敏感性指数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后进入相对平稳阶段，适应性指数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脆弱性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经历“上升、下降、上升”的过程；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脆弱性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是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脆弱性的基础性因素，人文因素在自然因素基础上进一步加剧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的脆弱性。根据研究结果从自然环境保护和人类活动调整两方面提出降低黄河三角洲人地系统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是提高非物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水平的重要路径。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法、Moran's I指数分析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结构特征、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少，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占主体。传统音乐、传统手工技艺、曲艺、传统舞蹈是重庆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的主要类型；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是市级项目的主要类型。②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整体上呈南多北少、总体分散和“中心—外围—两翼”递减的分布格局。③基于结构类型和空间特征，提出中心外围区、两翼地区“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组合；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结合、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社区参与旅游等开发模式。
基于互联网旅游大数据，以江西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以互联网上目的地旅游知名度和旅游美誉度为基础指标的网络旅游形象矩阵，分析江西省各市网络旅游形象的感知与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旅游者网络评价的话语分析，采用语义网络分析和主题分析方法探讨网络虚拟社区中旅游者对江西省各市代表性景区的负面评价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江西各市网络旅游形象感知总体表现为知名度偏低但美誉度较突出的特征，各市间的网络旅游形象有较大差异；江西各市代表性景区负面评价语义网络呈现核心圈层、次核心圈层和外围圈层的核心—边缘意象结构；景点与景色、管理与服务、收费与消费是影响江西城市网络旅游形象的主要因素，并可进一步凝练成“性价比”这一综合问题。文章最后从宣传、整饰、提升三个层面提出加强江西城市网络旅游形象建设的建议。
智慧旅游设施布局是景区智慧旅游设施建设中的重要决策问题，科学合理的布局有助于减少建设和管理成本、提高服务和运作效率以及提升游客旅游便利和满意度感知。文章在便利性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定义旅游便利性的结构维度，提出景区（点）便利、服务便利、功能便利和交通便利的旅游便利性理论框架，并在对“步行性指数”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旅游便利性指数模型。以此为基础，提出智慧旅游设施布局的操作步骤包括：确定布局候选区域→面向旅游者开展便利性认知调查→计算候选布局区域的便利性指数→确定智慧旅游设施的布局结构。基于泉州古城的案例分析表明，旅游便利性的理论框架和指数模型可为智慧旅游设施布局提供可行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方法，也可为旅游部门和景区合理配置资源及节省开支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以农业旅游示范点为数据本底，基于空间结构理论和空间分析技术，对山东省农业旅游发育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①山东省农业旅游发展形成三大高密度分布轴带区域，空间布局呈显著的集聚模式，其发展重心向西南转移的趋势十分明显。②山东省农业旅游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点轴式空间结构特征，形成以青岛为一级发展节点，济南、临沂等5市为二级发展节点，其他城市为三级发展节点的节点等级体系，以及以滨州—临沂、济南—枣庄为一级发展轴，菏泽—日照等为二级发展轴，东营—滨州为三级发展轴的农业旅游轴带等级体系。③山东省区域农业旅游发展表现出典型驱动模式特征。提出推进农业旅游“网络式”结构体系发育，加快鲁西、鲁西北平原地区以及鲁东内陆地区农业旅游发展以及增强鲁南、鲁北边界地区交通通达性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