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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6: 205 - 21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6.023

旅游经济与管理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

  • 江娟丽 , 1, 2 ,
  • 杨庆媛 , 2, ※ ,
  • 张忠训 2 ,
  • 苏康传 2
展开
  • 1.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中国 重庆 400715
  • 2.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中国 重庆 400715
※ 杨庆媛（1966—），女，云南腾冲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土资源与区域规划、土地经济与政策等。E-mail：。

江娟丽（1975—），女，湖南娄底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旅游地理、国土资源与区域规划等。E-mail：。

收稿日期: 2018-11-16

  修回日期: 2019-04-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4

基金资助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2018-GMG-010)

收起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ongqing

  • JIANG Juanli , 1, 2 ,
  • YANG Qingyuan , 2, ※ ,
  • ZHANG Zhongxun 2 ,
  • SU Kangchuan 2
Expand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16

  Revised date: 2019-04-1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摘要

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是提高非物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水平的重要路径。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法、Moran's I指数分析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结构特征、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少，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占主体。传统音乐、传统手工技艺、曲艺、传统舞蹈是重庆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的主要类型；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是市级项目的主要类型。②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整体上呈南多北少、总体分散和“中心—外围—两翼”递减的分布格局。③基于结构类型和空间特征，提出中心外围区、两翼地区“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组合；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结合、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社区参与旅游等开发模式。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乡村振兴; 旅游开发模式; 文化旅游; 传统文化与民俗;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本文引用格式

江娟丽 , 杨庆媛 , 张忠训 , 苏康传 .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J]. 经济地理, 2019 , 39(6) : 205 -21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6.023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ongqing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pplying the nearest point index,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method, and Moran's I index analysis, analyzes the structur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ongq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Mos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ongqing are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whil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only take up quite a small proportion.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raditional music, quyi and traditional dance are the main types in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whil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raditional music, traditional dance, traditional arts and folk customs also account for the major part of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2) There are 44 national and 511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discretely distributed in four regions of Chongqing, which manifest a decreasing trend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of Chongqing; 3) On the basi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following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s are propose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basics+development+improvement" in central-peripheral, southern and northern areas, combination of national and municipal ecological reserves,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s leading role and market oper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 cultural tourism;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 customs; Eco-cultural Protection Area or Eco-cultural Preservation Area

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作为现代“活态”传统文化表征，是各民族历史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特有而丰富的价值，积淀着各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鲜明的民众色彩、浓郁的乡土气息、高度的活动性[1]。各国和各民族都希望通过独特的文化身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中，非遗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准，成为民族和国家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2]。
国际上对非遗保护已逾二百年的历史，目前非遗保护的理念和经验也日趋成熟。非遗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集中于非遗的内涵及演化和保护体系，提供一个历史性、渐变性与关系性的立体型概念体系[3⇓-5]以及非遗理论的建构和探讨[6-7]。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非遗保护涉及有形遗产、知识产权、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关系性主题，学者们从经验性研究中提出了相应的实施对策与保护意见，对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保护[8]，对非遗的迁移现象及所造成的遗产流失、衰亡以及促进遗产传承与创新的现象等提出针对性建议[9-10]，政策制定与执行对非遗保护与管理的经验性研究[11]，从注重“物”的保护理念向以“人”为主导保护理念的转变，例如对非遗资源的旅游化利用及非遗的被认知度和增强社区成员的身份意识进行了研究[12]，补充和完善了非遗保护体系框架。
我国的非遗研究始于2002年，这一阶段主要着眼于非遗概念、非遗特征和非遗保护[13-14]，随着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成员，非遗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领域聚焦于非遗保护的相关理论、路径及政策解读[15⇓-17]。随着非遗研究更多地向实践过渡，不仅重视非遗本身概念的界定和保护传承，也开始偏重于用数字方法解决非遗保护中的问题，研究领域聚焦于资源描述、资源聚合、资源服务及非遗的传播和开发利用研究，如文化空间、文化旅游、文化教育，文化产业[18⇓⇓⇓⇓⇓-24]，而对非遗类型和空间结构研究着重于全国尺度[25-26]、部分省份等[27⇓-29]。尽管重庆市非遗种类、内容都十分丰富，其开发与保护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但对非遗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研究甚少，非遗研究主要集中于精神内涵和城市精神培育的相关性[30]、产业化发展及私法保护模式[31-32]等方面。而研究非遗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是提高非遗管理和保护水平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文在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借助空间分析方法重点分析重庆市非遗的分布特征及旅游开发模式，以期为重庆市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西南内陆，古巴国地，全市有26个市辖区、8个县、4个自治县，总面积8.24×104 km2，由于天然封闭的环境、严重阻隔的交通及远离中原经济文化中心的区位，造成了巴渝文化相对滞后与神秘模糊的复杂定势。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地势呈南北向朝长江河谷倾斜，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山地占76%。以汉族、土家族、苗族为主体形成了多民族聚居区，形成了巴渝文化、抗战陪都文化、红岩革命文化、三峡天人文化等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两江贯穿和多山地貌使重庆的大多数城市和历史文化区都沿江而分布，例如主城19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中有11个沿江而分布，马桑溪老街、米市街、慈云寺老街、弹子石老街、寸滩老街、鱼洞老街沿长江分布，金刚碑历史文化风貌区、磁器口历史文化风貌区沿嘉陵江分布。多民族聚居、沿江而居，使重庆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如川江号子、南溪号子、抬工号子、新津号子等非遗都是重庆地貌特征的典型体现。而位于西南内陆，为重庆非遗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土壤和环境。根据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及经济环境的明显差异，重庆市大致分为主城区（主城九区）、主城周边地区、渝东南地区、渝东北地区。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到的非遗数据主要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实地调研获得。截至2018年1月，据重庆市文化研究院统计，重庆市共有国家级非遗44项，涉及非遗的9个门类（表1）。重庆市级（省级）非遗共计511项（表1），涉及非遗的10个门类。但由于其中部分非遗是由若干县和单位联合申请并被授予的，如金钱板（九龙坡区、万州区、铜梁县）、黄杨木雕刻工艺（沙坪坝区、渝中区）、巴渝民间泥塑（万州区、合川区、大足区、忠县）、渝州竹雕（万州竹雕、大足竹雕）、薅草锣鼓（黔江区、城口县）、土法造纸技艺（忠县、城口县、梁平县）、打绕棺（石柱县、酉阳县、秀山县）等同一非遗项目往往存在于不同地区，本文在各区数量统计时将分布于不同地区的非遗进行拆分，共计523项，因区县级非遗项目数量庞大，所以本研究不涉及区县级非遗项目。
表1 重庆市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Tab.1 The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at the national and municipal levels in Chongqing

重庆市国家级非遗项目 重庆市市级非遗项目
类别 数量/项 类别 数量/项
民间文学 2 民间文学 21
传统音乐 15 传统音乐 95
传统舞蹈 4 传统舞蹈 50
传统戏剧 2 传统戏剧 26
曲艺 6 曲艺 16
民俗 3 民俗 42
传统美术 3 传统美术 45
传统手工技艺 7 传统手工技艺 172
传统医药 2 传统医药 20
体育游艺竞技 0 体育游艺竞技 24
合计 44 合计 511

2.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ArcGIS 10.4软件的空间分析工具，对重庆市非遗文化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运用核密度分析方法测算其分布密度，进而分析非遗的空间分布格局。

2.2.1 最邻近点指数

非遗在宏观空间上为点状分布，点状要素有均匀、随机和凝聚3种形态。最邻近点指数表示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其公式如下：
R = r - r , r = 1 2 n s
式中：R为最邻近距离指数； r -是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r为理论最邻近距离；n为点数；s为区域面积。当R=1时，则为随机分布，R>1为均匀分布，R<1为凝聚分布。

2.2.2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热点和冷点识别与分析的一种有益的探索性工具，它能反映一个核对周边的影响强度，公式为：
f ( x ) = 1 n h i ∑ i = 1 n k x - x i h
式中： k x - x i h为核函数；h>0为宽带；（x- x i）表示估值点x到 x i的距离。f（x）值越大，表示点越密集。

2.2.3 Moran's I指数

Moran's I指数又称为空间相关指数，通常反映的是空间权重矩阵或空间邻近区域空间单元属性值的似然程度，用以分析区域空间单元的属性在空间上分布现象的特征。公式如下：
I = n ∑ i = 1 n ∑ j = 1 n W i j x i - x - x j - x - S 2 ∑ j = 1 n W i j
式中：I为Moran指数； x i、 x j表示在第i、j区域单元上的观测值； w i j为空间权重矩阵，当空间区域相邻时为1，不相邻时为0。Moran's I指数取值范围在[-1，1]之间。Moran's I指数>0，表明非遗数目多或少的区域即高值区（或低值区）在空间上呈聚集态势，当I值越趋近1时，表示研究单元空间集聚性越显著，当I<0，表明观测区域非遗数目与周边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趋近-1，表示单元与周边区域趋异性越显著，即高值（或低值）空间呈随机分布的格局[33]。

3 结果与分析

3.1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类型分析

全国共有国家级非遗1 372项，第一批518项，第二批510项，第三批191项，第四批153项，共计1 372项，而重庆市有44项国家级非遗，第一批13项，第二批16项，第三批10项，第四批5项，总计占全国国家级非遗的3.2%（表2）。由此可见，重庆市国家级非遗在全国所占比例较少。重庆市国家级非遗中，传统音乐占34.1%，传统手工技艺占15.9%，曲艺占13.6%，舞蹈占9.1%，此四类合计占72.7%，传统美术、民俗、传统医药、传统戏剧、民间文学所占比例较少，体育游艺竞技比例为0。重庆市级非遗511项，第一批62项，第二批97项，第三批119项，第四批110项，第五批123项，其中传统音乐占18.6%，传统手工艺占33.7%，传统舞蹈占9.8%，传统美术占8.8%，民俗占8.2%，此五类共占71.1%，而传统医药占3.9%、民间文学占3.9%、曲艺占3.1%，传统戏剧占5.1%，所占比例较少。由此可见，重庆市非遗中国家级非遗比例较少，主体是市级非遗项目。在国家级非遗项目中，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舞蹈占主体地位，传统体育竞技非遗为0；市级非遗中占主体的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而医药、曲艺、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所占比例较少。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都具有较强的展示性、参与性、体验性，这为重庆市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物质基础条件。
表2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批次数量

Tab.2 The number of municip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ongqing

级别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合计
重庆国家级（项） 13 16 10 5 0 44
全国国家级非（项） 518 510 191 153 1 372
所占比例（%） 2.5 3.1 5.2 3.2 3.2

3.2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特征分布

3.2.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格局

从图1得出，17项国家级非遗分布在主城区，占38.6%，超过总数的1/3；主城周边区县共8项，占18.2%；渝东北8项，占18.2%；渝东南11项，占25%。按密度来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区域的平均密度为5.24项/万km2，主城以31.07项/万km2居首位，远远高于平均密度，居第一层次；渝东南地区以5.54项/万km2略高于平均密度，居第二层次；主城周边地区和渝东北地区低于平均密度，处于第三层次。国家级非遗以主城为中心，呈现向外围—两翼显著递减的趋势。各区内分布又极不均匀，渝东南地区集中分布在四大少数民族自治县内，渝东北地区集中分布在梁平、万州、丰都、巫山；仅有巫山县的龙骨坡抬工号子、丰都县的庙会、万州区的四川竹琴和金钱板，以及梁平县的癫子锣鼓、抬儿调、梁山灯戏、木板年画和梁平竹帘等9项非遗位于重庆的北部地区，占20.5%，其他35项非遗都位于重庆的南部地区，占79.5%。由此可见，重庆国家级非遗呈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且形成了以主城为中心，向外围—两翼呈显著递减的趋势。

3.2.2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格局

重庆市511项（拆分为523项）市级非遗项目可见（表3、图1），总体上分散在四大区域（图1），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两翼”的格局。其中主城区占134项，占25.6%；主城周边区县占142项，占27.2%；渝东北区域占132项，占25.2%；渝东南区域占115项，占22%，仅从数量上来看每区所占比例均衡；但按密度来看，分为2个层次，区域的平均密度为116.81项/万km²，主城区以244.88项/万km²居首位，涵盖了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曲艺、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等七大类。由此可见，主城区是重庆市级非遗集中分布的地区，且非遗类型主要是参与性、展示性、体验性强的项目。主城周边地区、渝东南地区、渝东北地区均低于平均密度，且呈依次递减的趋势，形成了从中心到外围、两翼递减的分布格局。外围地区即主城周边地区，处于市级非遗分布的第二层次，涵盖了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曲艺、传统舞蹈、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和体育游艺竞技、民间文学等类别。
表3 重庆市国家级非遗区域分布

Tab.3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our areas in Chongqing

区域 数量（项） 比例（%） 面积（万km²） 密度（项/万km²）
主城区 17 38.6 0.5472 31.07
主城周边地区 8 18.2 2.1190 3.78
渝东南地区 11 25.0 1.9853 5.54
渝东北地区 8 18.2 3.7523 2.13
总计 44 100.0 8.4039 5.24
图1 重庆市国家级和市级非遗分布图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level and municip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ongqing

表4 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

Tab.4 The distribution of municip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our areas in Chongqing

区域 数量（项） 比例（%） 面积（万km²） 密度（项/万km²）
主城区 134 25.6 0.5472 244.88
主城周边地区 142 27.2 2.1190 67.01
渝东南地区 115 22.0 1.9853 57.93
渝东北地区 132 25.2 3.7523 35.18
总计 523 100.0 8.4039 116.81
两翼为渝东南地区（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和武隆）和渝东北地区（梁平、万州、丰都等），渝东南地区涵盖了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等五大类；而梁平、万州、丰都市级数量分布也较多。可见，市级非遗集中分布在主城、主城周边及两翼地区，涵盖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舞蹈、民俗和传统美术、体育游艺竞技等七个大类，这些地区非遗具有强烈的参与性、体验性和展示性特征，具有较强的旅游开发价值。

3.2.3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密度和邻近点指数分析

运用ArcGIS 10.4软件核密度分析工具，可得出重庆市级不同类型“非遗”的分布特征（图2）：①民间文学类非遗在主城及邻近主城的周边地区（江津和大足地区）形成一个高密度分布区，在渝东北地区的巫山、巫溪及渝东南地区的石柱、酉阳、黔江及相邻的丰都、忠县形成了三个次高密度区。②传统音乐类非遗相对来说分布较为广泛，四大区域均有分布，在主城区、渝东南地区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梁平和綦江形成了三个高密度分布区；在渝东南地区的黔江、武隆；渝东北地区的云阳、巫山形成次高密度分布区。③市级舞蹈类非遗在重庆西南部的潼南、铜梁、大足地区及主城地区形成高密度分布区，渝东北地区的万州、开县、忠县地区和渝东南的酉阳、秀山、黔江是次高密度分布区。④重庆市传统美术类非遗在主城区形成高密度分布区，密集分布于北碚、大渡口、渝中区；而渝东北地区的万州区和主城周边区的大足也是次高密度分布区。⑤市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各区域内都有分布，也形成了几个高密度分布区，其中主城是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分布的高密度区，主要密集分布在渝中区、北碚区。其次主城周边地区荣昌、合川、永川，渝东南的酉阳、彭水、黔江、武隆；渝东北地区的开县、梁平和忠县等属于次高密度分布区。⑥曲艺类非遗在主城区、万州形成两个高密度分布区，其次长寿区、涪陵、铜梁、荣昌是次密度分布区。⑦传统戏剧类非遗在主城区和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形成二个高密度分布核心区，在梁平、巫山、万州、云阳形成四个次高密度分布区。⑧市级民俗类非遗在主城、主城周边地区的江津和万盛形成高密度分布区；在渝东北地区的梁平和丰都、渝西南地区的荣昌、铜梁和大足、渝东南的四大少数民族自治县形成次密度分布区。⑨医药类非遗在主城形成一个高密集分布区，集中分布在渝中区；在主城周边地区的涪陵、渝东南地区的彭水和黔江、渝东北的奉节形成三个次密度分布区。⑩体育游艺竞技类非遗在西南地区（主城周边地区的荣昌、江津、大足）和主城地区形成一个高密度分布区，在万州、梁平形成次密度分布区。
图2 重庆市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密度图

Fig.2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municip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ongqing

在此，笔者运用ArcGIS软件中最邻近距离分析工具分析重庆非遗的空间格局。经计算，重庆市级非遗求R值，计算结果R为0.8006，Z值为-8.662，表明重庆市级非遗在地理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凝聚状态。

3.3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相关性分析

通过GeoDa软件，以重庆各地的非遗项目数为基础，计算其空间相关指数为0.126179，Moran's I>0，表明重庆市非遗项目数在不同地域空间单元存在正空间自相关。从图3得出，四象限均有分布，但是一、三象限的非遗数目较多，低值与高值在空间上集聚分布趋势明显，非遗项目形成多核与组团分布形式，区域之间差异显著，地域性凸显。
图3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Moran's I指数散点

Fig.3 Moran's I scatter plot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ongqing

总体上，重庆市非遗呈“中心—外围—两翼”递减的总体空间格局，各区非遗分布地域性明显。这些地方旅游业发展势态良好，有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产业发展平台，为非遗旅游开发搭建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产业发展平台。

4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

进行非遗空间格局研究是非遗旅游开发模式选择的基础和前提。重庆市非遗呈中心（主城）—外围（主城周边）—两翼地区的分布格局，部分非遗呈团状分布，且大多数非遗具有参与性强、展示性强、体验性强的特征，为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空间基础和物质基础。同时有数据显示，2017年重庆市接待游客5.4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 300亿元，而重庆都市旅游共实现游客接待总量达2.43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 522.24亿元[34]。由此可见，重庆市旅游和都市旅游发展势态良好，这也为重庆非遗旅游开发奠定了很好的产业基础和开发平台。

4.1 中心外围—两翼“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组合模式

重庆市非遗形成“中心—外围—两翼”的空间格局，因传承群体分布规模集中，吸引力越强，越容易形成旅游聚合效应和培育旅游发展极。而中心地区、外围地区、两翼地区的非遗资源属性、数量、影响力不一样，且每一个区域非遗的类型也具有差异性，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基础亦不同，所以在不同的区域适合采用不同的组合方式进行开发。有学者认为非遗旅游资源可以开发成基础型、提高型、发展型产品[2]等三个层次的产品，其中基础型产品以博物馆、展示馆形式进行开发；提高型产品适合以实景舞台剧和表演形式开发；而发展型产品宜以艺术节、主题公园的形式展示。所以在主城及主城周边地区、渝东南地区、渝东北地区非遗聚集区可以推进“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的组合模式，通过非遗+乡村旅游+工业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旅游+非遗文化为引领的复合型产业链。

4.1.1 中心地区及外围区的开发模式

该区非遗的数量多、类型齐、级别高，具有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基础好、交通便捷的优势，为非遗旅游开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因此，首先在主城和外围地区的非遗聚集区的城市阳台、山城步道、特色街区等增加以“基础型”非遗文化表达的休闲元素。其次，可将“提高”+“发展”型非遗与当地的实体景观相结合，在景观中融入这些参与性强的非遗元素，可以让产品具有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向游客动态地展示重庆的文化与人文风情，例如川剧、川江号子、木洞山歌、四川竹琴、四川评书、四川扬琴、四川清音、接龙吹打、金钱板等参与性强和展示性强的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类等非遗，可以开发成参与型或体验型旅游活动项目融入实景旅游景点中。再次，在中心及外围地区的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集中聚集区，可以通过现场展示、图片展示、实物展示、过程解说、互动交流等方式进行，展示包括制作过程、手工成品、历史作品、遗产文化等。例如涪陵榨菜传统制作技艺、荣昌折扇、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和荣昌陶器制作技艺，都可以向游客通过展示技艺过程来发展工业旅游项目。因为遗产展示方式和展示内容的多样性影响旅游体验，展示方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助于激发游客对遗产的兴趣。在主城及周边地区将展示性强的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可开发成旅游商品或工业旅游活动项目，或者可以通过博物馆模式进行展示。综此，中心外围地区适合采用非遗元素展示+实景表演展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的静态和动态展示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4.1.2 两翼地区的开发模式

渝东南地区以舞蹈、传统音乐、民俗、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为主，大多属于“提高+发展”型非遗，可以在大仙女山、乌江山峡、酉阳桃花源、黔江濯水、秀山洪安边城、石柱黄水等精品旅游区通过舞台体验、生活体验、活动体验与旅游活动结合来开发表演类非遗，在洪安、龚滩、濯水、西沱、郁山等古镇进行手工业类非遗文化展示厅。此外在土家族和苗族聚落地开发土家文化主题公园、苗族文化生态村，增加土家啰儿调、土家摆手舞、苗族山歌号子、面具阳滩戏等演出，把渝东南地区非遗特色工艺品、土特产开发成主题会展、老字号等文旅融合的新型业态，同时可以把一些非遗开发成艺术节，例如开展秀山花灯文化艺术节、酉阳桃花源土家摆手舞节。此外加强非遗旅游与民俗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融合和协作，以此来促进产品升级，丰富旅游体验。综上，渝东南地区适合采用舞台展示+节庆演出+手工业展示+产业融合的开发模式。
渝东北地区非遗以民俗、传统音乐、传统手工技艺、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为主，集中在梁平、万州、忠县、丰都等地，该区可以在旅游景区添加非遗文化元素，在市级特色小镇完善和发展梁平竹帘、梁平木版年画、渝州泥塑、渝州竹雕等非遗文化展示厅，这些传统手工技艺和美术作品不仅能反映梁平、万州、忠县的民风民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此种产品为重点进行开发，配合现阶段电子商务发展，将有利于促进和共同塑造渝东北地区非遗旅游品牌。此外梁平、万州、丰都等地的狮舞、吹打、戏牛舞、金家功、梁平摊戏、双桂堂庙会、丰都庙会、水龙祈雨等对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每年在旅游旺季时可以增加此类非遗的表演，也可以结合本地的节庆活动，推广非遗节庆旅游活动。综上，渝东北地区适合采用非遗元素展示+工业展示+电子商务+节庆演出的开发模式。

4.2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结合的开发模式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及旅游开发，历来是学术界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如何找到好的结合点、平衡点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1990年代，文化生态保护模式在非遗的旅游开发中实现了双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以“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为目标，把“见人见物见生活”作为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目标和理念符合非遗的特征且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对于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和传承发展，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和建设人民的美好精神家园，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5]。国家生态文化保护区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重庆市生态文化保护区建设提供成功经验和借鉴的起点。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申报成功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共有18家。2014年9月，国家级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申报成功。重庆作为非遗富集的地区，绝大多数非遗集中分布在主城、主城周边区域、两翼等地区，且重庆市非遗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和集聚性特征，具有建设生态文化保护区的文化基础和地域基础。除了建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还可以考虑建设市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一方面可以使非遗得到较好的传承，另外又可以通过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促进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当地居民参与到非遗的旅游开发中来，使非遗的传承更具有可持续性。而重庆市非遗中占主体部分的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这些可以通过艺术表现形式再现非遗的实景表演，而且具有高效而艺术震撼力的特征，有较高的互动性和娱乐性的特征，为生态文化保护试验区开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

4.3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旅游开发模式

政府在非遗保护运动中的作用有目共睹，“文化遗产是极具近代性的概念，不以国家为顶点的公共机构来做后盾，其成立是不可能”[36]。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指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和财政实力，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资金的投入和支持等等，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种模式[37]。非遗的传承和保护不仅缺失资金，同时欠缺政策等支持。即使是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非遗，同样因为资金的欠缺而处于保护和传承的困境。笔者于2017年1月对重庆堰兴剪纸和北碚剪纸进行实地调研，虽然这两地位于经济发达地区，但“剪纸”非遗的传承面临相当严重的资金欠缺局面，而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的非遗的传承资金欠缺的形势则更为严峻，这样势必导致非遗传承濒危。笔者在重庆非遗集聚地调研中得知，这些地区不仅社会资本进入障碍比较大，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也缺少合作，非遗产业化难以形成规模。这就需要政府主导下，通过政策引导和政策支持等，促进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非遗旅游开发领域，同时通过非遗的旅游开发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4.4 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模式

社区参与已成为旅游发展的一种思想，在发达国家早已被认为是减少旅游负面影响并为地方社区创作更为良好环境的重要途径[38]。笔者曾经在重庆北碚和堰兴等地调研，发现当地百姓对本地的非遗了解很少，对非遗的保护、开发表现出很漠然的态度。大部分居民对非遗概念都认知不足，诸多实际无疑不利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因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非遗存在的原生文化空间。有学者认为非遗的保护应由“物”的抢救发展为对“人”的抢救[39]，而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是当地居民的共同问题，需要全体居民的共同参与和智力支持，尤其是歌谣、表演、礼仪、技能等非遗不同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人的因素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更加重要。它们的传承、创新、发展都离不开传承人自身的技巧与素质[40]。所以在重庆市非遗的旅游开发中需要遵循社区参与、信息与资源共享的原则。这就需要政府鼓励当地社区参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教育和普及非遗知识及本地非遗传承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应当给予当地居民非遗保护和开发的信息、非遗旅游开发的政策咨询；在可能的情况下引导当地精英作为合作伙伴、赋权给本地公民，引导公民逐渐地、完全地参与非遗的旅游开发。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了重庆市非遗的空间分布及旅游开发模式，研究表明：
①重庆市国家级非遗比例较少，市级非遗占主体。在国家级非遗项目中，传统手工艺、传统音乐、曲艺、传统舞蹈类占主体地位，体育游艺竞技类非遗为0；而市级非遗中占主体的是传统手工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民俗，而医药、曲艺、民间文学、传统戏剧所占比例较少。
②重庆市国家级非遗呈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形成了以主城为中心，向外围—两翼显著递减的趋势。重庆市级非遗呈总体分散，集中分布在主城地区，向主城周边地区、渝东南地区、渝东北地区呈依次递减的趋势，形成了从中心到外围、两翼递减的分布格局。非遗在空间上呈集聚态势，不同类型的非遗形成多核和组团分布态势，区域间差异显著，地域性凸显。
③结合重庆市非遗的空间分异特征及非遗结构特征，提出中心外围区、两翼地区“基础+发展+提高”不同组合；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相结合、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社区参与旅游等开发模式。
基于空间格局的非遗旅游模式研究是学界极少涉及的领域，本文就此作管窥性探索。通过对重庆市非遗的空间特征分析，进而掌握重庆非遗的空间分布规律，为重庆非遗旅游开发寻找理论的逻辑起点。重庆非遗传承和传播过程中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本土文化与移民文化、江河文化等共同作用而演变形成的特征，为非遗的保护、继承、开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在实践层面上，将对区域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协同发展产生一定的现实指导作用。非遗传承与旅游开发，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民间文化振兴，但非遗传承与旅游开发需要国家、社区、企业的共同参与。且不可忽视的是，非遗开发和非遗保护诉求不同，在通过旅游开发为非遗提供保护和展示时，要增强保护资金投入，培育社区群众基础，因为如果开发不当，其商业性质又可能使得非遗的本来面貌扭曲变形。这既是当前非遗研究工作的难点，也是未来深入研究重庆市非遗旅游开发的重点。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贾鸿雁.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J]. 改革与战略, 2007, 23(11):119-122.

[2]
欧阳正宇.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莲花山“花儿”为例[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2.

[3]
Blake Janet. On Defin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000, 49(1):61-85.

[4]
Munjeri Dawson. The reunification of a national symbol[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9, 61(1-2):12-21.

[5]
Arizpe Lourd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Diversity and Coherence[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4, 56(1-2):130-136.

[6]
Bunten, Alexis Celeste. Sharing culture or selling out?Developing the commodified persona in the heritage industry[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8, 35(3):380-395.

[7]
Svensson Tom G. Knowledge and Artifacts:People and Objects[J]. Museum Anthropology, 2008, 31(2):85-104.

[8]
Young C. Heritage:Management,Interpretation,Identity[J]. 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rchive, 2003, 7(3):326-328.

[9]
Ranasinghe Ruwan, Cheng Li. Tourism-induced mobilities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s:where is the Vedda community in Sri Lanka heading to?[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8, 16(5):521-538.

[10]
Ramos Nogueira A G. The registration of cordel literature asintangible heritage and the popular culture preservation policies in Brazil[J]. Anos, 2018, 90(25):181-212.

[11]
Ababneh Abdelkader.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Challenges to Heritage Site-Based Values,Reflections from the Heritage Site of Umm Qais,Jordan[J]. Archaeologies-journal of the World Archaeological Congress, 2016, 12(1):38-72.

[12]
Hiroyuki, Hashimoto. Between Preservation and Tourism:Folk Performing Arts in Contemporary Japan[J]. Asian Folklore Studies, 2003, 62(2):225-236.

[13]
向云驹. 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与范畴[J]. 民间文化论坛, 2004(3):69-73.

[14]
吴馨萍. 无形文化遗产概念初探[J]. 中国博物馆, 2004(1):66-70.

[15]
刘魁立.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J]. 民间文化论坛, 2004(4):51-54.

[16]
牟延林, 谭宏, 刘壮. 非物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25-33.

[17]
田阡. 论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出发点[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2, 39(2):95-101.

[18]
戴其文, 刘俊杰, 吴玉鸣, 等. 基于区域视角探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 资源科学, 2013, 35(5):1104-1 112.

[19]
张希月, 陈田. 基于游客视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影响机理研究——以传统手工艺苏绣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3):590-604.

DOI

[20]
曹诗图, 鲁莉.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探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9, 25(4):75-78.

[21]
汪宇明, 马木兰. 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路径研究——以大型天然溶洞实景舞台剧《夷水丽川》为例[J]. 旅游科学, 2007, 21(4):31-35.

[22]
胡最, 刘沛林, 邓运员, 等. 汝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观基因识别——以香火龙为例[J]. 人文地理, 2015, 141(1):64-69.

[23]
阚如良, 王桂琴, 周军, 等. 主题村落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6):108-112.

[24]
尹华光, 赵丽霞, 彭小舟, 等. 张家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居民感知差异分析[J]. 经济地理, 2012, 32(5):160-164.

[25]
吴清, 李细归, 张明. 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J]. 经济地理, 2015, 35(6):175-183.

[26]
徐柏翠, 潘竟虎.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8, 38(5):188-196.

DOI

[27]
李蕊蕊, 赵伟, 陈静.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6):97-102.

[28]
袁少雄, 陈波.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J]. 热带地理, 2012, 32(1):94-97.

[29]
张建忠, 温娟娟, 刘家明, 等.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J]. 地理科学, 2017, 37(7):1104-1 111.

[30]
牟延林. 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风貌、精神内涵及城市精神的培育[J]. 重庆社会科学, 2008(3):73-77.

[31]
江娟丽, 董思言, 郭磊. 重庆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困境及开发模式[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4(2):42-47.

[32]
张耕. 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模式研究——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8):105-110.

[33]
刘娜, 石培基, 李博. 甘肃省人口经济空间分异与关联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14, 37(1):179-187.

[34]
张奥然.探寻重庆优质旅游的升级之路, 将都市打造成重庆旅游“第一客厅”[N]. 重庆日报,2018-03-23.

[35]
本报评论员. 全面推进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N]. 中国文化报,2017-06-07(1).

[36]
樱井龙彦, 陈爱国. 应如何思考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的关系[J]. 文化遗产, 2010(2):115-123.

[37]
Wang Y, Wang G. Administrative arramgements and displacement compensation in top-down tourism planning:A case from Hainan province,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1):70-82.

[38]
熊元斌, 朱静. 论旅游业发展中的有限政府主导模式[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6(11):73-76.

[39]
宋俊华.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40]
王瑞.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战略[J]. 法制与社会, 2017(2):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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