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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9: 62 - 6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9.007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知识经济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第三次浪潮

  • 武前波
展开
  • 浙江工业大学 设计与建筑学院，中国浙江 杭州 310023

武前波（1979—），男，河南滑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19-11-25

  修回日期: 2020-08-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JY067)

收起

The Third Wav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Knowledge Economy

  • WU Qianbo
Expand
  •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Zhejiang，China

Received date: 2019-11-25

  Revised date: 2020-08-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Fold

摘要

基于当前知识经济背景和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态势，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制度城镇化、资本城镇化和知识城镇化。其中，第一次城镇化浪潮是制度城镇化，包括乡村城镇化和中心城市拓展两个阶段，其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城乡工业发展为目的，显著提升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第二次城镇化浪潮是资本城镇化，包括都市区快速扩张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两个时期，其以土地（空间）商品化为手段，都市区建设为路径，快速推动了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第三次城镇化浪潮是知识城镇化，其以创新驱动、知识经济和人力资本为核心，构建认知—文化经济形态和科技创新中心，并实施特色小镇和乡村振兴战略，进而实现我国城乡区域融合发展。在知识城镇化时期，创业精神、产业资本、人力资本、创新氛围是重要生产要素，政府、企业、人才、大学成为主要动力主体，共同推动了新时代城乡区域空间结构重塑。未来要注重对知识城镇化的政策引导，强化塑造城乡场景空间品质，创新城乡要素流动机制。

关键词： 知识经济; 城镇化; 人力资本; 创新驱动; 制度创新; 城乡空间结构重塑; 要素流动

本文引用格式

武前波 . 知识经济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第三次浪潮[J]. 经济地理, 2020 , 40(9) : 62 -6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9.007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including of institutional urbanization,capital urbanization and knowledge urbanization. Among them,the first wave of urbanization is institutional urbanization,which includes rural urbanization and central city expansion. It take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 the purpose,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second wave of urbanization is capital urbanization,which includes two periods of rapid expansion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he promo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By means of land(space)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s as a path,it has rapidly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third wave of urbanization is knowledge urbanization,which takes innovation drive,knowledge economy and human capital as the core,constructs the cognitive-cultural economic form and the cent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and implements the strategy of special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then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knowledge urbanization,entrepreneurship,industrial capital,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ve atmosphere are important factors of production. Governments,enterprises,talent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which jointly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new era. In the futur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olicy guidance of knowledge urbanization,strengthen the spatial quality of urban and rural scenes,and innovate the flow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Key words： knowledge economy; urbanization; human capital; innovation-drive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reshaping of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structure; factor flow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会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时对城市规划工作提出了“战略引领，刚性管控”和“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系列新要求，这预示着中国城市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格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逆城镇化”概念，即“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表明新时代中国城镇化格局开始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上述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判断得益于近期我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以及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社会转型，国内外学者对之也开展了广泛的讨论。

1 知识经济——21世纪城镇化的新引擎

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首次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1998年英国政府正式提出“创新驱动型经济”，强调以创新产业为标志的经济。美国经济地理学者艾伦·J·斯科特认为，19世纪的英国见证了传统工业城镇的形成和工人阶层的崛起，20世纪的北美大都市孕育了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系统，21世纪则可以称为后福特主义或认知—文化经济（cognitive-cultural economy）时代，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认知—文化资本主义或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第三次城市化浪潮，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地区正在发生着认知或智力—文化经济转型[1]。在21世纪初期，北美地区出现了诸多针对新经济或数字经济方面的论断，如乔尔·科特金认为信息经济的崛起不断重塑美国的地理格局，越来越多的知识型阶层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喜爱的地点或城市，这与以往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大不相同，在信息时代重要的资产是获得高技能劳动力，高端郊区、近郊都市、乡村社区、精品城市均成为新地理格局的关键词，逆城市化现象凸显[2]。理查德·佛罗里达以“创意阶层”概念为抓手，认为人力资本是推动21世纪城市区域发展的关键要素，那些能够提供高水平社区环境氛围的城市将可以吸引更多的创意阶层入驻，进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3]。爱德华·格莱泽认为随着居民或家庭的日益富裕，生活质量将逐步成为特点地区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人们将会把收入花费在使生活更愉悦的地方，就业地点的约束力将会越来越弱[4]。
近期国内学界也出现了针对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转向的一些论断。仇保兴指出我国城镇化应该走独具特色的“C模式”，即处理好城乡和区域的生态环保、宜居和谐与经济、社会对外竞争力的三者关系，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必须是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对环境负责的发展路径[5]。张京祥等认为21世纪前后各级地方政府形成了增长主义的城市发展战略，随着当前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面的隐性危机逐渐进入显性化阶段，增长主义必须也必将终结[6]。吴志强等总结了城镇化率超过50%的国家或地区所走出的城镇化路径，即依靠智力创新的“智力城镇化”道路和依靠资源环境、廉价劳动力的“体力城镇化”道路，认为智力城镇化道路是未来中国的必然选择[7]。赵燕菁将城市化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即城市化1.0的外延式扩张阶段，城市化2.0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前者表现为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后者则是资本过剩、劳动力短缺，认为土地财政支撑下的城市化1.0已经完成，未来将转向创造现金流的城市化2.0，劳动力成为经济竞争的核心要素[8]。针对未来城市发展的转向，顾朝林基于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理论和美国城市的三次转型实践，总结出后福特主义城市、边缘城市、网络城市、旅游城市、文化城市、创意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科技城市、智慧城市将是未来中国城市可能出现的转型类型[9]。车乐等对比了知识城市和生态城市的内涵特征，认为知识与生态关联发展的城市是21世纪城市的一种新现象和新趋势，进而提出知识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划组织策略[10]。吕拉昌等基于当前知识经济背景提出了创新的城市化概念，意指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使得城市功能和景观产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扩展，这是经历过乡村城市化、跨域城市化之后的高级城市化阶段[11]。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践判断，可以认为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在面临着一个重要转型期，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对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入影响，以及对城乡区域空间格局的全面重塑。从大都市核心到边缘乡野纷纷加入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中，都市社会正在形成，各种类型的经济空间单元相继出现，如科学城、创新街区、众创空间、特色小镇、淘宝村、网红村等，传统城镇体系日益趋向扁平化，资本、信息、人才、知识等各种流在不同网络枢纽或节点进行汇聚，推动了拥有各种流的地方迅速崛起[12]。其中，知识经济及人力资本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动力引擎，在各种自然资源或历史文化要素管控约束下的城镇化存量空间将逐步得到重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可将之划分为制度城镇化、资本城镇化和知识城镇化三个不同阶段，当前则属于中国城镇化浪潮的第三次转向，即知识城镇化时代（图1，表1）。
图1 中国城镇化的三次浪潮

Fig.1 The three urbanization waves in China

表1 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

Tab.1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城镇化阶段 起止时间 国家重大事件影响 城镇化特征 城镇化率（%）
第一次城
镇化浪潮		 1978—1997年
制度城镇化		 改革开放、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199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分税制（1994年）；首提实施城镇化战略（1997年） 乡村城镇化；苏南、珠三角、温州模式；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 17.92~31.91
第二次城
镇化浪潮		 1998—2015年
资本城镇化		 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1998年）；土地招拍挂制度（2002年）；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2002年）；城市群战略（2007年）；首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2012年）；“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首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 土地城镇化；土地金融；企业家政府；撤县（市）设区；都市区战略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市群规划；主体功能区；国家级新区；上海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2015年） 33.35~56.10
第三次城
镇化浪潮		 2016年至今
知识城镇化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G20峰会（2016年）；雄安新区建设（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高质量发展（2017年）；首提逆城镇化（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2018年） 创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互联网+；知识经济；人才竞争；大数据；人工智能；科学城；众创空间；科创走廊；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57.35~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2.1 第一次浪潮：制度城镇化（1978—199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先是在制度上解决了阻碍城镇化进程的各种束缚和桎梏（表1），形成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多元新动力，学界也出现了各种关于城镇化模式或机制方面的讨论，如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外向型和内联型、多元主体型等[13⇓-15]。该时期又可划分为乡村城镇化和中心城市拓展两个不同阶段。

2.1.1 乡村城镇化时期：1978—1989年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镇化的推进方式基本属于“自上而下型”，1978年城镇化率不足20%（图2）。进入1980年代以后，国家实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成为吸引就业和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由此形成了“自下而上型”就近城镇化模式，外资也开始发挥出城镇化的重要推动作用，苏南、温州、珠三角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乡村城镇化模式。期间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户籍制度放松、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市场化改革，以及推行“整乡设镇”“镇管村”“整县设市”“市带县”的体制，有力地推动了城镇规模和数量的大幅度提升（表1）。
图2 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变化过程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

Fig.2 The chang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rate in China since 1978

2.1.2 中心城市拓展时期：1990—1997年

1990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城镇化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城市，外资、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及大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除了旧城更新、基础设施改造之外，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工业园区是当时城市建设的重点所在，由此促进了中心城市空间的快速拓展，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其中，上海浦东新区、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深圳经济特区是比较典型的中心城市快速发展案例，特别是新苏南模式或苏州模式的崛起。当时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中央投资决策权下放、分税制、企业自主经营权扩大、城市土地批租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实施等（表1）。1980年代出于对大城市问题的担忧，1990年《城市规划法》明确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方针。

2.2 第二次浪潮：资本城镇化（1998—2015）

随着1998年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市场化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表1），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得到确立，极大刺激了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城市空间范围的迅速扩张，城镇建设用地增幅加速，土地使用权交易（空间商品化）成为该时期的重要特征，从而为中国城镇化进程积累了巨大资本。该时期又可划分为都市区快速扩张和城镇化转型两个阶段。

2.2.1 都市区快速扩张时期：1998—2010年

199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30%，按照诺瑟姆曲线，预示着开始进入加速阶段（图2）。在“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期间，我国各省市几乎都制定了加速城镇化发展战略，特别是2000年的“十五”规划将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全国范围内使得城镇化率迅速上升。在此期间，从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到各类经济强市，“企业家政府”成为重要增长引擎，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编制各类发展规划或概念规划，获取城市发展的重要土地空间资源；另一方面，跨国资本大举进入，并与地方企业产生紧密联系，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促进了大批生产服务或制造业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以长三角、珠三角最为显著。相关研究显示，2000年左右是诸多副省级城市或地级强市“撤县（市）设区”最为密集的时期，也是长三角地区全球500强新增投资项目的高峰期[16]。根据“五普”“六普”人口数据测算，2000—2010年各省市新增外来流动人口最多，期间全国城市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的比例由4.4%上升到36.2%[17]，推动了中国不同地域范围内大都市区的快速形成。

2.2.2 新型城镇化推进时期：2011—2015年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年均流动人口开始递减，2015年首次出现总量下降，至此全国新增城市人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预示着快速城镇化进程开始进入转型期（图2）。针对21世纪以来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资本化、冒进式跨越及生态环境危机的各种问题，从政府到学界都开始思考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坚持走“四化”融合的道路。其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同时，有学者以深圳作为典型案例，提出了城市存量规划的未来导向，这是在城市发展空间面临紧束的形势下的必然选择[18]。在此期间，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其他省会城市，均出现了新增城市人口大幅度下降的趋势[19]（图3），至2015年上海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其他城市开始出现一定的反弹，表明新时期城市经济增长引擎及其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图4）。同时，国家密集批复了十多个国家级新区，并出现了数个经济发达强市的行政区划调整，该时期仍可视为上一轮大都市区快速扩张的延续。
图3 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2000、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5、2019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Fig.3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permanent residents in central cities of China

图4 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增量

数据来源：2015—2019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Fig.4 Schematic map of resident population increment in central cities of China

2.3 第三次浪潮：知识城镇化（2016年以后）

党的十八大已经作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的行动计划，并指出前者是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后者有利于新兴产业升级。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同年也是互联网信息时代全民步入知识经济时期的元年，知识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资源，在各类互联网平台形成了知识付费的概念，知识将逐步代替传统有形的生产要素，成为新时期城镇化及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互联网+”正在重构各类产业形态，从新兴服务业到传统制造业，并促进了共享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快速崛起，如交通出行、物流零售、社交媒体等行业。与此相伴，人才竞争现象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心城市凸显，城市新增核心人口开始由体力劳动者转向智力劳动者，人力资本成为新一轮城市发展的动力引擎，2017年全国人才净流入率尤其以深圳、杭州、上海、成都等中心城市较为典型，而上一轮的工业经济强市在人口吸引力方面表现略逊，如苏州、东莞、温州、无锡等。当前的城镇化特征逐步表现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知识化、数据化、智能化和生态化城市建设，或称之为知识城镇化时期。
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主题是“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其中，创新是指建立全球创新体系，站在全球角度构建新的创新氛围标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的方向转变。北京、上海发布的“2016—2035规划”首次将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新的目标定位。2017年中共中央做出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决定，其定位目标是标杆之城、生态之城、创新之城、宜居之城，其发展路径将避免传统土地财政模式，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除了北京是最主要的创新资源来源地之外，并将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作为对标城市。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这预示着新型城镇化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与此同时，国家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特色小镇建设工作，倡导特色鲜明、产业发展、绿色生态、美丽宜居的特征，以有利于创新型产业和人才的集聚。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逆城镇化概念，这是基于知识经济、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在城乡区域之间的流动而做出的判断（表1）。同年，习近平提出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给中国带来重大机遇，我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总体上来看，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城市、城镇和乡村的重点阐述及其行动计划实施，均包括了创新、生态、宜居等关键词，这也是对上一轮新型城镇化战略转向的具体落实[20]。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60%，全国出生人口降至历史新低水平，城市化1.0的数量扩张阶段基本完成，城镇化增速趋于平稳，而对注重质量提升的城市化2.0需求更为强烈（图2）。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由旧动能转向新动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因此，随着上一轮外资、低成本工业化、土地财政等传统驱动力的减弱，知识创新、大数据、人工智能、高品质消费、公共服务、绿色可持续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浪潮的主要特征。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未来更加强调城乡空间聚落的高质量建设，并能够超越上一阶段以空间资本化为核心的传统土地财政依赖发展模式。

3 第三次城镇化浪潮的影响机制与空间特征

3.1 城镇化影响机制分析

若将大卫·哈维的资本三次循环理论和中国城镇化进程相对应[21]（图1，表1），可以发现第一次城镇化浪潮（1978—1997）注重于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的城乡工业化建设，包括传统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各类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区、工业园区的打造。第二次城镇化浪潮（1998—2015）将空间商品化作为重要目的，通过编制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快速推动以城市建设为核心的资本城镇化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大都市区空间扩张，经济空间单元尺度更为宏大，资本由第一个循环回路转向第二个循环回路，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创造了巨大资本积累。第三次城镇化浪潮（2016—）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知识城镇化为路径，都市智能化为手段，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均被纳入都市社会或全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进而实现以人为本的资本第三个回路循环，即城乡共生、社会公平、空间共享的新型城镇化目标。
在知识城镇化时期，基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共识，数据化、智能化相继出现，成为新时期城镇化的重要外部环境（图5）。政府、市场、社会仍然是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主体[15,22]，考虑到大学是知识产出的重要机构，也将在未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进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如斯坦福大学对美国硅谷的重要贡献，以及创新结构理论的三螺旋模型（企业、大学、政府），上述四者聚合而成的创业精神、产业资本、人力资本、创新环境共同构成当前知识城镇化的直接动力，在城乡发展和城乡关系重塑中成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例如，迈克尔·斯托泼在其著作《城市经济的兴起和衰落：来自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经验》中指出，时代精神（zeitgeist）、创新系统、人力资本、风险投资推动了旧金山湾区驶上以科技、创新和技能为核心的新知识经济高速公路，从而超越了洛杉矶所选择的低成本、低增速及低水平的发展道路，这也应该是新时代我国湾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23]。
图5 知识城镇化的影响机制

Fig.5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knowledge urbanization

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那些较为成功的创新型城市、特色小镇或特色（美丽）乡村，尽管在行政级别、规模量级、效益产出等传统指标方面差别较大，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无不积极培育认知或智力—文化经济形态，强化内在动力形成和对外营销宣传，积极对接全球生产网络和大都市消费需求，甚至以互联网经济为特色融入新一轮数据化、智能化的发展路径。由此，新时代城市发展将从低成本型城乡聚落走向高效用型聚落空间，构成都市社会中区域空间组织的重要功能节点，并推动传统等级式城镇体系向新时期平行式城镇网络转变[12]，以强化资本、人才、信息、思想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构建出具有充分活力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有利于创新型或知识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3.2 城乡区域的空间重塑

上一轮资本城镇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是基于土地、劳动力、环境等低成本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积极吸引相对稀缺的外来资本进入，以获得高速增长的产业经济总量。城市建设属于粗放式、跨越式的大尺度空间快速扩张模式，由此产生了数量较多、规模较大的新城、新区，以及众多中国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及大都市区（表1）。新一轮城市发展的逻辑将注重高质量城市设施环境的塑造，通过人居环境品质提升，以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聚集，进而基于丰富的智力资源外部效应衍生出新兴产业，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所以，在中国城镇化第三次浪潮影响下，那些能够聚集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大都市区将面临着空间组织重塑，其智力—文化经济也随之辐射扩散到城乡区域之间（图6）。正如艾伦·J·斯科特认为，认知或智力—文化生产系统趋向于集中在高密度的地方产业集群，包括高技术、生产服务、艺术化制作、文化生产等，以保证企业外部网络交流、劳动力市场供应以及地方化学习，并导致城市核心、边缘及外围地带产生绅士化现象，从而为之提供高水平的生产与消费活动空间[24]。
图6 知识城镇化的区域空间格局概念模型

Fig.6 Urban spatial pattern model of knowledge urbanization

其中，在大都市区内部汇聚了商务金融、高技术、文化创意等主要产业部门，具有多功能、复合型、景观型特征的各类创新街区，不但正在改变传统老城区，也重塑了都市边缘及近郊区。例如，北京海淀区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海杨浦区的创智天地及杭州西湖区的西溪谷，均脱胎于中心城区的传统商业或工业空间，成为以聚集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都市社区，并配置了丰富的消费性文化设施，形成良好的生活环境氛围。在都市区边缘或外围地带，以科学城、创新街区或特色小镇为代表的新型经济空间单元，正在解构上一轮所形成的大尺度经济开发区、高技术园区或工业区，改变了传统单调乏味的大规模产业园区景观，形成各具特色的活力节点，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融为一体，这既顺应了当前城市经济社会转型态势，也满足了高智力人力资本的日常生活需求。拥有阿里巴巴公司总部、海创园、梦想小镇、人工智能小镇、之江实验室等众多创新空间的杭州未来科技城，以及北京中关村科学城、上海张江科学城、广州科学城、深圳湾高新区是此方面的典型案例。
在大都市区及其外围的乡野腹地，除了大面积的农林山野区域，还存在着诸多具有传统生产工艺、特色农产品或生态资源优势的小城镇及乡村地区，这也是发生逆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如乔尔·科特金称之为反弹的小城镇和精英化乡村社区[2]，艾伦·J·斯科特则称之为间隙地理[1]。其中，前者受新时期智能型信息经济的影响，以“智能、时尚”的全球化流行科技或文化标签，注重将认知或智力—文化经济元素融入到传统优势产业集群或地方块状经济，形成新的产品生产系统重新对接全球生产体系，如浙江海宁皮革时尚小镇、宁海智能汽车小镇等。后者则依托农林资源、历史文化、地方器物及生态环境等优势，在全球消费主义影响下积极营造良好的日常休憩、旅游度假、休闲运动等参与性社区环境，以满足都市核心区知识阶层的生活消费需求，如北京古北水镇、南京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嘉兴乌镇、杭州大径山乡村国家公园、浙江德清莫干山小镇等。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我国正在由制度城镇化、资本城镇化走向知识城镇化路径，每个时期历经将近20年，城镇化率也由初期不足20%的水平上升至60%，有中国特色的都市社会逐步形成。其中，三种类型城镇化进程并非截然不同、界限清晰，每一种新城镇化形态均代表了一定时期的区域发展特征及未来趋势，但并不一定完全替代传统城镇化，如在知识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制度、资本城镇化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典型创新城市所具有的多维度复合式城镇化特点。若考虑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知识城镇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创新驱动正在成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主题，信息科技（IT）时代逐步转向数字科技（DT）时代[25]，数据化、智能化成为继全球化、信息化之后的新时代语境[26]，网络社会已经形成。
在知识城镇化背景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均正在积极融入都市社会的资本全球化潮流，或受之深刻影响，城镇化格局及城乡区域空间正在发生重构，创新街区、科学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各类创新或创意空间成为新时期重要的经济社会单元，也是大都市智力—文化或知识型阶层的生产、生活及生态多功能复合载体，逆城镇化现象也将逐步出现。与之相应，随着都市社会中知识阶层和低端制造及服务阶层的劳动分工分化加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格局将会凸显[27]，如何能够在保持社会公平格局下顺利地迈入知识城镇化阶段，将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面临的重要挑战。由此，基于未来知识城镇化的主要发展趋势，针对我国城乡融合与区域发展提出以下相关策略建议：
第一，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不断推进知识城镇化发展进程。改革开放以来高技术产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率先在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崛起，并对城乡区域空间产生显著的重塑作用，以人力资本、智力资本为核心的要素资源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动力引擎[11]。未来要注重对知识城镇化的政策引导，关注知识型或智力型劳动力在城际和城乡区域之间的空间流动，以及所带来的创新效应，如传统大都市城乡结合部正在转型为新型创新创意空间，沿海发达地区城镇体系由垂直等级式转向“等级+网络”型，这也将给欠发达地区带来相应的发展机遇。
第二，以吸引人才为目标，强化重塑大都市场景空间品质。在都市网络社会时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均开始关注生活空间品质的重塑，以舒适物设施（amenities）来定义城市场景（urban scenes）[28]。随着我国知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智力型人力资本对高品质场景空间的日常消费需求更为迫切，这区别于上一轮城镇化进程为中低端劳动力所提供的单一生产空间，那些注重于美观、消费、体验、符号塑造的创新型大都市也越来越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入驻。这不但有助于孕育大都市创新创意产业，也有利于提升边缘乡村地带的消费空间附加值，以更好地推动城乡区域发展。
第三，以区域公平为准则，注重城乡要素流动机制创新。早在1990年代数字经济背景下美国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得益于大批高技术专业人士从城市地区向乡村地带的迁移，那些在信息经济中有价值的人才更倾向于居住在生态环境优越、景致宜人的乡村社区，从而带动了乡村地带复兴[2]。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逆城镇化困境在于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桎梏仍然存在，包括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机制、城乡技术要素共享机制、城乡管理要素统筹机制等，上述体制机制因素均有待实施创新。同时，也要积极探索新兴智能化基础设施和新型交通设施在城乡之间的沟通链接，从而打通城乡之间人气流动的脉络，有利于乡村地带要素资源的合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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