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人才，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规模和质量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深刻影响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基于城市适宜性理论，构建了城市适宜性理论模型和创新型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的综合指标体系，探讨了中国创新型人才集聚的时空格局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我国形成了以各省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聚点，“中心—外围”模式的创新型人才空间分布格局。东部地区是我国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集聚区，中部地区则是我国创新型人才集聚的薄弱区。西部地区的创新型人才增速较快，创新型人才在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同时，也呈现了向西部地区流动的迹象。东北地区的创新型人才总体增长最为缓慢，且主要城市的创新型人才集聚度占全国排名呈下降趋势。②经济适宜性是影响我国创新型人才集聚最主要的因素。而其中，专利授权量和第三产业规模与创新型人才集聚的相关性最高。③社会适宜性和休闲适宜性对创新型人才集聚的影响分居第二和第三位，而其中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以及博物馆、公园绿地面积等休闲因素也成为影响创新型人才集聚的主要要素。基于此，建议各城市在增强经济活力的同时，关注创新型人才的人文需求，加大基础设施和休闲设施的投入，打造吸引创新型人才集聚的强磁场。
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入手，基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5个子系统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局部协调发展测度法测算了1996—2017年我国30个省域的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借助σ系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GIS可视化表达方法刻画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各子系统区域协调发展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缩减态势，除生态环境系统外，其余四个系统低等级协调发展类型省域数量均逐年递减，高等级协调发展类型省域数量均逐年增加。②区域协调发展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缩小特征，各省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最高水平的省域仅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较高水平省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较低水平省域主要聚集于东部沿海和西北地区。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正向作用较大，基础设施系统协调发展的正向作用较小，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系统协调发展均未产生显著正向作用。④东西部省域属于经济发展引领型的区域协调发展，而中部省域则属于生态环境引领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前两个阶段均属于经济发展引领型的区域协调发展，而当前阶段则属于生态环境引领型。
随着各地陆续颁布吸引人才的政策，青年人才流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ArcGIS和GeoDa的空间分析功能，结合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全国青年流动人才空间分布和居留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青年流动人才的净迁移率呈现出“中部低、周围高”的空间格局，人口密度曲线呈现东高西低，南北较小幅度的倒“U”型趋势。②从空间集聚度来看，青年流动人才净迁移率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东部沿海省份和西部地区的新疆、西藏青年人才净迁移率相对较高，呈现出高高聚集特点，中部地区净迁移率相对较低，呈现出低低聚集特点。③青年流动人才的个体因素对居留意愿影响显著，女性居留意愿高于男性；年龄段最小的青年人才居留意愿最低；随着学历的提高，居留意愿增强。家庭因素中，配偶户籍地为流入地本地的青年人才居留意愿最高。经济因素中，随着住房支出增加，青年人才的居留意愿提升。社会因素方面，专业技术人员及办事人员居留意愿最强烈。各地在制定人才吸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青年流动人才居留意愿影响因素。
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基点，利用京津冀城市群2001—2015年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SFA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与增长动力进行实证评估与分析解构。研究发现：京津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区域差异显著，且考虑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并未成为驱动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为微弱，要素规模报酬成为主导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为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在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兼顾技术效率改进，在优化要素禀赋结构同时兼顾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在有效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同时注重环境治理效果提升，以此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进而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建设有序推进。
自然地理单元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要素，行政区划常常造成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的人为割裂，产生空间阻碍效应，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流域水资源作为一种流动性的自然资源要素，贯穿于流域上下游行政区之间，区划隔离效应更加明显。文章以新安江流域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和改进的Barro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非均衡发展特征和行政边界效应，揭示不同时段的行政边界效应演化规律。研究表明：①新安江流域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总体呈现“先收敛、后发散”的演化特征，尚未形成一致σ收敛性，经济非均衡性呈现“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变化态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空间单元发展速度相对较快，朝着自身稳态的经济发展水平收敛，具有显著的绝对β收敛特征，各行政区间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趋于消除。②新安江流域经济增长存在典型的行政边界效应和结构性特征，行政边界影响了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速度，限制了流域经济一体化。③省际行政边界对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屏蔽效应，表现出差异化的演化过程，非均衡性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从2005—2011年的0.0023上升到2012—2017年的0.0244，增速为961%。
在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推进的背景下，综合评估城市群边界和省际行政边界的金融集聚效应可为我国区域金融一体化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文章基于2005—2017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带有时间固定效应的面板随机效应等模型综合比较了城市群边界和省际行政边界的金融集聚效应。结果显示：①城市群边界具有明显的金融集聚效应。②省际行政边界没有显示出金融集聚效应。③不同规模的城市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城市群边界效应只对市辖区常住人口100~500万的大城市有效。此外，中小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分别受到地理临近性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较强影响。
基于当前知识经济背景和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态势，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制度城镇化、资本城镇化和知识城镇化。其中，第一次城镇化浪潮是制度城镇化，包括乡村城镇化和中心城市拓展两个阶段，其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城乡工业发展为目的，显著提升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第二次城镇化浪潮是资本城镇化，包括都市区快速扩张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两个时期，其以土地（空间）商品化为手段，都市区建设为路径，快速推动了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第三次城镇化浪潮是知识城镇化，其以创新驱动、知识经济和人力资本为核心，构建认知—文化经济形态和科技创新中心，并实施特色小镇和乡村振兴战略，进而实现我国城乡区域融合发展。在知识城镇化时期，创业精神、产业资本、人力资本、创新氛围是重要生产要素，政府、企业、人才、大学成为主要动力主体，共同推动了新时代城乡区域空间结构重塑。未来要注重对知识城镇化的政策引导，强化塑造城乡场景空间品质，创新城乡要素流动机制。
为系统性梳理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进展与演进历程，以2009—2018年1 561篇CSSCI期刊论文作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CiteSpace、VOSviewer等知识图谱工具，从时间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分布等3方面探究新型城镇化研究能量分布，并从研究演进脉络、热点内容、前沿趋势等3方面探究新型城镇化研究主题概况。结果发现：①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主要兴起于2009年，可划分为初始起步阶段（2012年及以前）、爆发增长阶段（2013—2016年）和稳步深化阶段（2017年至今）等3阶段，并总体呈现研究反应时间较短、核心作者群体能量薄弱、各界支持力度亟待加强、内容选题仍待深化创新等特点；②研究热点可主要分为8方面：理论内涵及发展框架研究、监测评估体系研究、影响效应研究、耦合协调研究、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三农”问题研究、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实践经验总结和典型区域模式分析；③研究前沿趋势主要有5方面：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关系、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关系、特色小镇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关系等研究。最后，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城镇垃圾分类与产业化、新型智慧城市、新型城镇化与都市圈等融合、县域和镇域新型城镇化等5方面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大都市区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成为碳排放时空异质性和影响机制研究的典型空间样本。利用2009—2018年上海市面板数据刻画大都市区碳排放时空格局，并运用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实证考察大都市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上海市碳排放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中心—外围”式结构特征。②各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整体上，碳排放总量的热点区域分布在闵行区和松江区，冷点区域分布在嘉定区，而地均/人均碳排放量的空间集聚随时间变化呈现波动特征。③工业产业集聚度和城市绿地面积是影响碳排放总量的重要因素，且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区制宜的差异化和跨区联合治理策略，以期实现碳减排的精准施策。
针对特大型城市中心地区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空间布局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不匹配问题，以南京江南主城四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数据，立足于供需匹配视角，应用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南京江南主城四区居家养老设施的可达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改进后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和传统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可达性计算结果尽管整体相似，但前者能够更为精细地反映供需配比情况；②南京江南主城四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供需匹配度呈“圈层式”分布，老城边缘圈层可达性较好，外围圈层可达性一般，老城中心圈层可达性较差，各圈层内部供需匹配度的高低呈非均质化分布；③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城市交通微循环系统、设施环境及服务质量是影响养老设施供需匹配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双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开展的科学基础，更是协调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矛盾的重要抓手。文章首先回顾了目前“双评价”的研究基础，分析了当前“双评价”体系及方法上的不足。其次，提出了基于“在地性”和“协同性”的丘陵地区县域“双评价”模式，梳理了两者的逻辑关系，构建了适应地区特点的“双评价”框架体系，并以湖南省辰溪县为例进行了实证演绎。最后，从开发潜力分析、三区三线优化、信息化平台建设等三个方面对“双评价”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的“应用性”进行了探索和归纳。
随着外商在华投资领域的不断扩大和外国人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在华外国人的人口结构与就业模式也不断变化。以在华日本人为例，过去来华者以日资公司派遣职员为主，近年来出现了嵌入族裔经济区的日本人本地创业现象，这是一个新的趋势。文章从经济地理学的嵌入理论视角出发，将族裔创业视为一种嵌入本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经济活动，通过对广州10位日本创业者的深度访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在穗日本人的创业过程和嵌入路径。研究表明，在穗日本人的创业先后经历了脱嵌、补充嵌入、延展嵌入、核心嵌入、转换五个阶段，完成了族裔创业者社会网络在本地的重构。在此过程中，创业者社会网络的本地嵌入呈现出关系强度增强、网络结构紧密以及地理根植的特征。
以我国30个省（市、区）的技术市场为研究对象，依据“点—线—面”的研究思路，运用分形理论、联系强度模型和隶属度模型分析我国技术市场在2003—2017年期间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得出以下结论：①在“点”层次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技术市场属于落后型技术市场；技术市场具有分形特征，交易规模差异较大且分散，规模大的技术市场突出，中小技术市场不够发育，地区间的均衡性有待提升。从区域异质性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分布呈现分散分布发展趋势，中部地区技术市场呈现分散—集中—分散分布的发展趋势。②在“线”层次上，我国区域技术市场的空间联系强度受到技术发展水平和地理空间区位的影响，总体水平较低。③在“面”层次上，技术市场主要以北京、上海、湖北、广东和陕西为中心地区，各中心地区腹地范围连片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强化技术市场的龙头引领作用；充分利用技术市场+互联网，强化线关系；提升技术市场服务地方的能力，提升连片化绩效的对策建议。
运用熵值模型、耦合度、协调度模型，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及其构成指数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产业生态化水平由2000年的0.317上升至2015年的0.730，产业效率与生态效率耦合度、协调度逐渐提高，以中高度协调为主。②区域产业生态化水平、产业效率和生态效率空间差异明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区产业生态化指数以及产业效率、生态效率最高，而河北、广西等地区相对较低。协调度、耦合度也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③工业集聚与区域产业生态化、产业效率和生态效率呈显著性负相关，科技创新、环境规制、城镇化、全球化与产业生态化呈显著性正相关，市场化与生态效率呈显著性正相关。研究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乡村产业发展因其综合性而受到了多个学科的高度关注。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探讨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及其协同耦合途径。结果表明，经济学侧重资源优化配置，社会学突出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作用，地理学强调乡村发展的综合性与区域差异性，不同学科关注乡村产业发展的角度存在显著差异。乡村产业研究需要跨越学科视角的关注和思考，从实证主义、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三个范式来研究乡村产业发展主体（谁来推进）、客体（发展什么）、方式（怎么发展）、效果（有何影响）、尺度（如何分工）等重点问题，其中地理学可在尺度转化、空间差异与人地关系互动中发挥独特优势。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在发展理念、空间布局、发展途径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加强公共领域的政策支持，籍此耦合不同学科强调的不同尺度、多个维度与众多主体，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以长江经济带2010年的131个地级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呈现下游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的东西梯度分异格局，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显著，健康公平性有待提高。②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受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综合影响，千人卫生机构数、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GDP对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海拔、气温对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③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对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人均GDP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正向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分异，千人卫生机构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正向影响则呈现西强东弱的梯度分异，海拔、气温对人口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分异。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京津冀地区面临的城乡差距拉大、乡村发展滞后等问题愈发凸显，直接影响到京津冀协同战略的推进。文章聚焦于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的时空格局，基于土地利用视角探测了2000—2015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的中心性与成长性，评价了城乡发展协调性。研究表明：①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特征，中部及东部的平原地区乡村发展态势良好，要素集聚能力强，而京津冀北部及西部的燕山—太行山地区乡村发展滞后；②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形成了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大城市为核心、以县级市为二级中心，不断向外扩张的时空格局，“以城带乡”成为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的主要驱动模式；③当前京津冀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程度较低，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旧十分突出。研究提出应基于京津冀地区不同地域乡村演化过程特征，提出因地制宜的乡村发展策略，不断增强乡村地区抵御外界扰动的弹性，着力提升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为实现京津冀地区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主要目标，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影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一个关键变量。文章基于问卷调研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了公共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问题。得到以下结论：①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有待提升。除了经济获得感相对较高外，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福利获得感和社会获得感相对偏低。②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配置方式或不同的配置渠道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不同。其中，“输血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了较大的获得感，而“造血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尚未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获得感。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的扶贫开发就必须实现公共性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②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③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④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评估生猪规模养殖的环境效率并做对比分析，对指导其绿色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养殖排放的COD、TN、TP污染因子作为非期望产出，通过构建生猪养殖业环境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SE-SBM模型，对2004—2017年中国17个生猪主产省不同规模养殖的环境效率以及不同规模下各区域、省份的环境效率值的综合测度和对比，探讨不同区域（省份）、不同规模养殖方式下环境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①生猪规模养殖环境效率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中部和西南优势区比东北及沿海优势区的效率更高；②生猪规模养殖环境效率具有明显的规模差异特征，养殖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即大规模环境效率最高，中规模次之，小规模最低；③σ收敛检验结果显示，大、中、小规模的环境效率呈现收敛趋势，但三种规模下区域性敛散除大规模呈现σ一致性收敛外，中、小规模呈现一定的发散趋势；④环境效率整体尚未达到最有效水平，提升养殖环境效率的关键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空间计量模型方法测度1995—2015年东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特征，剖析区域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东北地区发生土地利用转型过程，表现为耕地规模增速先降后升，增长热点区向三江平原地区集聚；建设用地稳定增长，2010—2015年增长显著，面积增长热点区存在“中心城市—城市带与沿海沿边地区—哈长城市群核心区”的转移路径；林草地与未利用地规模持续下降，规模下降的区域趋向集中于三江平原地区。②定性与定量的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基于区域自然条件，多种政策性因素可通过土地与生态工程建设、政府投资、空间发展引导与管制、倾斜性政策支持等形式直接控制不同类型土地供给，形成政策引导下社会—生态反馈路径；此外，政策性因素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改变、改变比较收益与产出能力、调控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等影响区域土地利用需求，形成政策影响下社会—经济变化诱发路径。两种路径交互耦合，共同驱动东北地区土地利用转型过程。③当前东北地区因多种政策冲突以及政策设计不合理而导致的土地资源不可持续利用问题日益凸显，应进一步基于国土空间综合治理的视角，强化多种政策间的综合协调，以科学的政策设计引导区域土地资源开发向可持续方向转型。
以中国—东盟旅游流为对象，基于核密度分析、重心模型以及标准差椭圆分析等方法，揭示中国—东盟旅游流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密度特征与空间迁移规律。研究表明：①中国—东盟旅游流逆差呈现急剧扩大态势。②以“胡焕庸线”为界，东盟入境中国旅游流呈现“东南强、西北弱”的省域分布格局，中国出境东盟旅游流主要集中于泰国湾沿岸国家，呈现北多南少的“C”型国别分布格局。③东盟入境中国旅游流高密度区域逐渐从“长三角”“京津冀”向“粤滇桂”转移，中国出境东盟旅游流高密度区域以泰国为核心，集聚于湄公河五国。④东盟入境中国旅游流重心呈现“鄂赣交界处集聚”和“东北→西南”迁移轨迹，中国出境东盟旅游流重心呈现“西北→东南”和“东南→西北”两个迁移轨迹，东盟入境中国旅游流主体区域逐渐趋南，呈“华东—西南”两极化，中国出境东盟旅游流主体区域逐渐趋北，呈“泰国—马来西亚”两极化。
基于旅游线路大数据，通过近域O-D联系空间分析方法，精确模拟并深入解析全国旅游流空间集聚与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全国旅游地理分区方案，并精细刻画不同出游类型的空间结构图谱。研究认为，旅游流的空间集中程度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和经济集聚，是一种首位型经济活动类型，服从“二八定律”。中国旅游流总体上呈现“大分散、小聚集，既分散又集中”的空间分布格局。全国尺度上旅游流呈分散化均衡布局，说明西部旅游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抵减了东西之间的区域发展差异。省域尺度旅游线路区域性集聚特征明显，少数热门景区游客集聚过度。东北资源枯竭型地区旅游业方面活力相对不足，中部地区的“黄泛区”出现旅游业“局部塌陷”问题。研究显示，旅游线路空间分布格局清晰地指示了中国旅游地理区划的空间范围。依据旅游线路的空间集聚、旅游接待量、空间相似性、文化习俗同质性等原则，初步划分了东北林海雪原旅游区、京津冀历史文化旅游区、塞外草原风情旅游区等14个全国旅游地理分区。研究也显示，不同旅游出行方式的空间集聚特征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文旅融合是旅游体验深化、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在建构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耦合协调模型，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对象，分析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存在时空分异。时间方面，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的综合评价系数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地区多处于良性耦合阶段，中度耦合协调状态，均呈缓慢增长趋势。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上海市、杭州市、南京市、苏州市等旅游资源禀赋高，旅游产业发展好，耦合协调度较高。②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变较少，保持原有类型的概率较高，转移概率受到空间滞后的影响，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地区为邻，耦合协调度向下转移概率将增加，反之亦然。③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基础设施、环境、人才等因素的影响。④旅游开发消费利用了地区的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的利用应实施文化补偿策略，可通过对地方居民的补偿或形成集体性质的保护基金，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环境等多重目标，如何实现对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科学评价至关重要。获得感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和将来发展成果的重要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以上海朱家角、港西、周浦为例，对乡村发展成效的获得感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与生活富裕五个维度上共有22个指标对居民的获得感影响被显著识别，表明其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显著存在；②获得感与年龄成（弱）正相关、与收入水平和空间距离呈反比关系、与教育水平则呈现一种震荡关系，且受教育水平较高受访者的获得感偏低；③获得感具有明显的边际递减规律。获得感的轨迹特征为我国乡村旅游的有效开发提供了重要思路启示和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