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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9: 168 - 17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9.018

三农、土地与生态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基于贵州省国定贫困县的实证研究

  • 刘澹远 ,
  • 陈始发 , ※
展开
  •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江西 南昌 330013
※陈始发（1970—），男，江西宁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E-mail：。

刘澹远（1976—），男，湖南隆回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0-01-12

  修回日期: 2020-06-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3

收起

The Public Resources Allocation Impa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e Sense of Gain"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Poverty Counties in Guizhou Province

  • LIU Danyuan ,
  • CHEN Shifa , ※
Expand
  • Academy of Marxism，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Jiangxi，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1-12

  Revised date: 2020-06-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Fold

摘要

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主要目标，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影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一个关键变量。文章基于问卷调研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了公共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问题。得到以下结论：①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有待提升。除了经济获得感相对较高外，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福利获得感和社会获得感相对偏低。②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的配置方式或不同的配置渠道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不同。其中，“输血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了较大的获得感，而“造血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尚未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获得感。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的扶贫开发就必须实现公共性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②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③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④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关键词：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 农村贫困人口; 获得感; 扶贫开发; 医疗卫生福利

本文引用格式

刘澹远 , 陈始发 .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基于贵州省国定贫困县的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 2020 , 40(9) : 168 -17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9.018

Abstract

The sense of gain of the rural poor population is the main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 key variable that affects the rural poor's sense of gai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study uses an ordered multi-class Logistic model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he rural poor. It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it needs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gain of the rural poor. In addition to the sense of economic gain, the senses of political gain, welfare gain and social gain are on the relatively low level. Secondly, the public resources al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nse of gain of the rural poor. Different allocation methods or different allocation channel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various dimensions of the rural poor's sense of gain. Among them, the "blood transfusion" resource al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rought a greater sense of gain to the rural poor, the "hematopoietic" resource al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not yet brought a greater sense of gain to the rural poor.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gain of the rural poor,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must achieve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public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after 2020.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ctively advocating asset-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e new era, establishing the employment-oriented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improving the supply system of rural medical and health benefits, enhancing the fairne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relatively poor people after 2020.

Key words：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poor population; sense of gain;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medical and health welfare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现行扶贫标准（2010年不变价）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直接效果。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与扶贫资源配置是息息相关的。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扶贫资源（主要指资金等）进行分配的一种方式。根据来源不同，扶贫资源配置可以分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与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影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一个关键变量。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扶贫资金的分配方式。有学者指出，面对因扶贫所带来的资源，人们的获得感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钝化”倾向或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的“餍足效应”[1]。那么，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究竟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有何影响?是否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的“餍足效应”呢?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贵州省国定贫困县中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包括脱贫户与未脱贫户）。研究的区域主要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贵州省主要包括50个国家级贫困县，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区域

Fig.1 Study areas

1.2 数据来源

按照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从贵州省的50个国定贫困县中随机抽取5个国定贫困县；再从所抽取的5个国定贫困县中各随机抽取5个贫困村（共计25个贫困村）；最后从所抽取的25个贫困村中各随机抽取3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75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样本。问卷调查采取入户访谈的形式进行。此次调查共获得613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有效调查样本。调查样本的背景变量为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脱贫情况五个方面。结果如下：男性占92.50%，远高于女性；汉族占68.84%，少数民族占31.16%；在婚占94.29%，未婚占5.71%（包括未婚和离婚各占1.79%，丧偶占2.12%）；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其中：小学以上学历占49.59%（初中占48.61%，高中或中职占0.98%），其他学历占50.41%（小学占46.66%，文盲或半文盲占3.75%）；脱贫户占37.03%，未脱贫户占62.97%。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设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其中，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主要包括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中央财政涉农资金、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等；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包括现金直补、资金入股、公益性岗位、就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的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和配置方式可能会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的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1：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不同，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就不同。
假设2：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各个维度的影响就不同。

2.2 变量界定

2.2.1 自变量：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

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主要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来表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主要包括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和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两个变量。虚拟变量的设置方式是1为获得，0为未获得。

2.2.2 因变量：获得感

本研究中因变量的测量是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中的各个维度的因子得分。首先，根据受访者对“获得感”操作化后题项的选择结果，进行赋值，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对该题项的评价度越高；然后，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个维度的获得感因子得分情况，每个维度的获得感因子得分即为该维度获得感的因变量。具体操作化为以下4个变量：
经济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获得就业机会和资产收益，进而导致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政策性收入、社会支持性收入）增加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因变量是经济获得感的因子得分。
政治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使自身利益诉求机会、利益诉求渠道、公共事务参与度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因变量是政治获得感的因子得分。
福利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获得政府福利（包括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进而导致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因变量是福利获得感的因子得分。
社会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进而导致总体生存环境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因变量是社会获得感的因子得分。

2.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是个体特征基本情况。它主要包括性别（虚拟变量：男=1，女=0）、民族（虚拟变量：少数民族=1，汉族=0）、婚姻状况（虚拟变量：在婚=1，未在婚=0）、受教育程度（虚拟变量：小学以上学历=1，其他=0）、脱贫情况（虚拟变量：脱贫=1，未脱贫=0）五个方面。

2.3 模型构建

本研究将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作为有序变量，在对因变量的各个维度进行平行线假定检验后，选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L o g i t p j = l n P j 1 - P j = α j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n x n
式中： P j = p y ≤ j | x，它表示的是y取前j个值的累积概率； x n表示第n个因变量，它主要包括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中的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社会获得感和福利获得感。
本研究的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0”或“1”的二分类变量，选取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L o g i t p = l n P 1 - P = β 0 + β i x i
式中：P表示自变量发生的概率，即受助者自评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获得情况的概率； x i表示第i个自变量，包括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等核心自变量，以及人口学特征变量等控制变量。

3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经验测量

3.1 经济获得感状况

从贫困户家庭收入结构调查情况来看，贫困家庭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政策性收入和社会支持性收入所构成（图2）。其中，从工资性收入来看，大多数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年工资性收入均在5 000元以内，占样本调查总体的68.68%。从经营性收入来看，大多数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年经营性收入在5 001~10 000元，占样本调查总体的77.65%。从政策性收入来看，大多数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年政策性收入在5 001~10 000元，占样本调查总体的87.28%。从社会性收入来看，大多数贫困家庭（包括脱贫家庭）年社会性收入均在5 000元以内，占样本调查总体的98.37%。由此可见，现行扶贫开发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收入方面，尤其突出表现在财产性（资产性）收入的严重缺乏。因此，在未来扶贫开发政策选择中，政府需要树立以资产为基础的扶贫政策理念，进而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图2 2018年家庭收入结构分布情况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structure in 2018

总体而言，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相对较高。从纵向维度来看，近年来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有很大提升；但从横向比较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出现了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钝化”倾向或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的“餍足效应”。

3.2 政治获得感状况

政治获得感是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重要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主要是从贫困人口参与扶贫开发而使自身利益诉求机会、利益诉求渠道、公共事务参与度方面来考察，见表1。
表1 政治获得感满意度

Tab.1 Satisfaction with a sense of political gain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对村里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机会 频数（次） 11 24 313 163 102
百分比（%） 1.79 3.92 51.06 26.59 16.64
对村委会（居委会）干部监督 频数（次） 3 66 420 136 8
百分比（%） 0.49 10.77 68.52 22.19 1.31
对村委会或居委会选举 频数（次） 48 63 482 14 6
百分比（%） 7.83 10.28 78.63 2.28 0.98

3.3 福利获得感状况

如图3所示，近五年来，贫困户家里基本上安装了自来水，村里的主干道基本上得到了硬化，且贫困户对其还比较满意。这主要得益于贵州实施了“村村通客运”工程，且在2017年底贵州成为了西部第一个、全国第14个实现全省建制村道路通畅的省份。但不可忽视的是，因国家开展“撤校并点”项目，致使很多农村学校消失，这大大降低了农村上学的便利度。调研中发现，受访者均表示小孩上幼儿园和小孩上小学的便利度都不到20%，这严重影响了农村贫困人口对教育精准扶贫的满意度[2]。由此可见，农村贫困人口的基础设施福利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需要充分考虑教育精准扶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图3 基础设施满意度情况

Fig.3 Infrastructure satisfaction

总体而言，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相对偏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村贫困人口享受医疗卫生福利、公共服务福利方面相对较低。陈成文等研究表明，“因病滞贫”是农村贫困人口长期难以脱贫的根本原因[3]。这就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3.4 社会获得感状况

社会获得感是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重要内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主要是从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公平正义、妇女地位和社会结构方面来考察。具体如下：
当询问“村级管理人员在以权谋私方面的现象”时，77.97%的受访者表示“减少了一些”及“减少了很多”；仅有1.96%的受访者表示村级管理人员在以权谋私方面有所增加。然而，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在被询问“村里矛盾纠纷”“村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开透明度”“参与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民主协商机会）”方面，大家都表示“差不多”。与2013年相比，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开透明度以及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明显增加了。调研中发现，当询问“同2013年相比，村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开透明度”时，有38.99%的受访者表示“增加了”（增加了一些、增加了很多），而回答“参与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民主协商机会）”时，也有14.63%的受访者表示“增加了”（增加了一些、增加了很多）。由此可见，近年来国家在村级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一定成效，但与农民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与2013年相比，受访者对近年来村里生态环境如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满意情况方面，有40%以上的受访者回答是相对满意的。有22.02%的受访者对近年来村里主干道整洁程度还不是很满意。
公平正义方面，超过60%以上的受访者均表示“一般”。这意味着，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并逐步改善基层扶贫开发工作的公平公正性，但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主观需求还是有一定差距。
受访者中有17.95%妇女表示近年来当选村干部的机会要明显增加了一些。张杰等指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亿万妇女政治地位显著提高、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健康状况极大改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半边天’作用日益彰显”[4]。
从产业结构来看（图4），受访者在被询问“同2013年相比，所在村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方面的变化情况时，有超过或接近20%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村里的第一产业项目和第三产业项目有所增加，而第二产业几乎维持现状，没有多大变化。当前在扶贫开发活动中的产业项目主要还是选择一些种养殖业项目，这种“短平快”的产业项目有利于短期内增加农民收入。地方政府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等项目活动，有近20%的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在“外出就业”方面有所增加。
图4 与2013年相比2018年所在村产业结构（三产比例）的变化情况

Fig.4 Changes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of the village in 2018 compared with 2013

4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4.1 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从总体上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有重要影响，见表2。
表2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影响的二元Logistic模型结果

Tab.2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 model on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on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of rural poor population

具体指标 模型1：
经济获得感		 模型2：
政治获得感		 模型3：
社会获得感		 模型4：
福利获得感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 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1.573 0.871 1.352 1.402
中央财政涉农资金 1.432** 0.963 1.032** 1.234**
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1.782** 1.385 1.483 1.751
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涉农资金 1.981** 1.242** 1.552** 1.346**
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资金 1.792** 0.643* 0.867* 0.734*
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 0.873** 0.772* 0.244* 0.273*
其他涉农资金 0.354 0.488 0.053 0.36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 直接补助现金 1.981*** 1.394** 1.232** 1.892**
资金入股 0.232 0.123 0.291 0.183
设置公益性岗位 0.982* 0.794* 1.236* 0.938***
提供就业培训 0.784** 0.595* 1.204** 1.234*
提供教育救助 1.882** 1.238** 1.573* 0.895*
提供产业扶持 1.791* 1.389 1.272* 1.774**
其他 0.592 0.634 0.869 0.463
个体特征变量 性别（参照组：女） 1.023*** 0.973** 1.324* 1.313**
民族（参照组：汉族） 1.890** 1.035* 1.523** 1.126*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在婚） 0.357* 0.652 0.482* 0.385
教育程度（参照组：文盲或半文盲） 1.269 1.427 1.063 0.134*
家庭状态（参照组：未脱贫户） 1.035** 1.356** 1.222* 1.348*
N 613 613 613 613
Chi-square 97.29** 103.03** 120.14** 110.27**
-2Loglikelihood 238.15 287.23 325.07 376.25
调整R2 0.025 0.039 0.043 0.018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其他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易地搬迁、危旧房改造、村庄整治和生态保护方面。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1的系数综合检验P值
0.1，表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自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来看，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都为正，因此部分否定了假设1。中央财政涉农资金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央财政涉农资金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经济获得感可能会提高43.2%。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经济获得感可能会提高78.2%。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经济获得感可能会提高87.3%。另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直接补助现金、设置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培训、提供教育救助和提供产业扶持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1。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受助者的经济获得感有提升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公共性资源配置的实施对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贫困起到了一定效果。
然而，当前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错位，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高度偏态化或低水平化。例如，在扶贫开发中，“精英俘获”往往导致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难以发挥效果。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精英尤其是体制内精英的操纵，使得公共性扶贫资源被地方精英俘获和资本化，对贫困人口而言，公共性扶贫资源资本化，导致农业生产“高投入，高成本”，影响了贫困人口的增收和脱贫[5]。二是公共性扶贫资源投入目标偏离影响到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的结果。例如，国家扶贫开发政策主要是倾向于连片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而非贫困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很可能被排斥在外，致使内生动力严重不足，贫困程度有可能加深[6]。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2001年的61%增加到2009年的66%；与之相应的，云贵甘三省的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29%增加到41%[7]。

4.2 政治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2的系数综合检验P值
0.1，表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自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政治获得感的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来看，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涉农资金，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资金和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另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直接补助现金、设置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培训、提供教育救助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它们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可以分别提高39.4%、79.4%、59.5%和23.8%，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1。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受助者的政治获得感有提升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公共性资源配置的实施对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贫困起到了一定效果。
当前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政治获得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扶贫制度的行政强制性使扶贫资源配置产生路径依赖，制约着资源配置方式，影响到农村贫困人口的政治获得。扶贫实质上是政府以权力的强制性来配置扶贫资源，以行政逻辑来代替市场逻辑，致使扶贫资源难以有效整合，降低了扶贫的精准性。研究表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渠道的缺失与不畅，影响人民群众参与权利的行使，从而阻碍人民群众对政治获得感的有效获取[8]。二是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单方性致使政府与贫困村、贫困人口缺乏良好、理性的沟通，导致扶贫项目不能有效契合贫困人口的主导性需求。三是扶贫制度的刚性，强调了政府包办扶贫，致使扶贫运行模式的机械化，导致扶贫资源配置错位，贫困人口的边缘化和利益的受损。研究表明，刚性扶贫注重国家行政权力的权威性，以维持扶贫政策的全国一盘棋[9]。积极的政治参与可以激发民众参与热情与政治信心，会对政治态度有正向影响[10]。

4.3 福利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3的系数综合检验P值
0.1，表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自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来看，中央财政涉农资金，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涉农资金，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资金和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它们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可以分别提高3.2%、55.2%、86.7%和24.4%，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1。另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直接补助现金、设置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培训、提供教育救助和提供产业扶贫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它们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可以分别提高23.2%、23.6%、20.4%、57.3%和27.2%，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1。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受助者的福利获得感有提升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公共性资源配置的实施对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贫困起到了一定效果。
当前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贫困地区的公共性扶贫资源的多寡所形成的资源不公平性影响到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11]。如农村低保资金的筹集以地方为主，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然而，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方财力不足问题严重。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相对有限的条件下，不少贫困地区采取了“因财施保”的策略。也就是说，在扶贫开发中，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所享受到的低保金额会有很大的区别，从而影响到低保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水平，并最终导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较低。二是扶贫开发中权力下放过度与制度的不完善、对象甄别的误差等所造成的不公平性影响到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在县乡两级民政部门缺乏人力物力对村级上报的低保户进行全面核查时，很多不符合低保要求的非贫困户被纳入了低保[12]。可见，这种权力滥用和“道德风险”最终导致真正的农村贫困人口被排除在低保之外，导致农村贫困人口丧失了福利获得感。

4.4 社会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4的系数综合检验P值
0.1，表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自变量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来看，中央财政涉农资金，省级及其以下财政涉农资金，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对口帮扶资金和地区政府对口帮扶资金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它们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可以分别提高23.4%、34.6%、73.4%和27.3%，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1。另一方面，从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来看，直接补助现金、设置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培训、提供教育救助和提供产业扶贫都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它们每提高1个单位，其认为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可以分别提高89.2%、93.8%、23.4%、89.5%和77.4%，因此部分验证了假设1。从上述分析可知，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对受助者的社会获得感有提升作用，这也说明目前公共性资源配置的实施对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地位贫困等方面起到了一定效果。
相关研究指出，社会地位对多维贫困状况改善产生正向显著影响；社会地位越低，个人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相对越大[13]。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权力配置的不公平性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弱化了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二是从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来看，农村贫困人口的资源匮乏，往往导致他们无形中受到社会排斥，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获得感水平。三是从能力的不对等性来看，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数是因能力弱或内生动力不足，无法有效参与到扶贫项目中去，从而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获得感。
总体来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有显著影响，即部分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渠道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有显著影响，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有显著影响。此外，因地方性文化差异也会导致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差异性。如因民间信仰、生活方式、发展意识、地缘关系和社会责任感等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也会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社会获得感、政治获得感、福利获得感产生差异性的影响。

5 政策建议

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就必须实现公共性扶贫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扶贫方式需要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从扶贫济困式向开发式、产业式扶贫转移，从一次性扶贫向可持续的扶贫转移。“造血式”扶贫主要路径就是资产扶贫，即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充分利用区域内的地质遗迹资源，开拓地质旅游市场，依托地质旅游发展带动农副土特产品销售为当地群众发展服务产业提供需求，实现产业转型致富[14⇓-16]，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从而使贫困人口更有能力、更有动力彻底走出贫困，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获得长期稳固脱贫[17-18]。
第二，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不仅直接关系到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输血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了较大的获得感；而“造血性”扶贫资源配置方式尚未给农村贫困人口带来较大的获得感。应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确保扶贫资源主要流向公益性岗位与就业培训，开辟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加强就业培训。
第三，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2020年后扶贫开发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切实提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就必须走出“因病滞贫”的实践困境，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第四，着力增强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目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偏低，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精准扶贫对象识别的不公正性。将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着力增强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以达到持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目的。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杨伟荣, 张方玉. “获得感”的价值彰显[J]. 重庆社会科学, 2016(11):71-76.

[2]
Nee V.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in China[J]. American Journa of Seioogy, 1996(4):908-949.

[3]
陈成文. 从“因病滞贫”看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J]. 探索, 2017(2):74-80.

[4]
张杰. 多维度考察妇女社会地位变迁[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1-04(2).

[5]
Waters S J, Winchester R J, Nagase F, Thorbecke G J, Bona C A. Antigen presentation by murine and human cells to a murine T-cell hybridoma:demonstration of a restriction element associated with a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class II determinant(s)shared by both specie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84, 81(23):7 559-7 563.

[6]
刘升. 精英俘获与扶贫资源资本化研究——基于河北南村的个案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5):25-30.

[7]
郭劲光, 俎邵静, 邓韬. 扶贫资源配置低效问题研究:生成机制与治理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7):56-65.

[8]
方劲.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内卷化”困境及其治理[J]. 社会建设, 2014(2):84-94.

[9]
李鹏, 柏维春. 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J]. 行政论坛, 2019, 26(4):75-81.

[10]
冯大威, 刘帷韬, 高琦. 家庭财富与城镇居民创业行为研究[J]. 消费经济, 2020(2):49-59.

[11]
王浦劬, 季程远.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6-12.

[12]
韩华为, 徐月宾. 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反贫困效应研究——来自中西部五省的经验证据[J]. 经济评论, 2014(6):63-77.

[13]
高帅.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7(3):32-40.

[14]
杜青松. 丝路经济带地质遗迹资源特征与旅游扶贫对策研究[J]. 西北地质, 2019, 52(4):279-285.

[15]
张琰飞, 陆薇. 农旅融合促进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J]. 商学研究, 2018(2):40-46.

[16]
欧志文. 精准扶贫视角下湖南武陵山片区产业扶贫政策的探讨[J]. 邵阳学院学报, 2018(3):14-19,63.

[17]
陈成文, 陈建平, 陶纪坤. 产业扶贫:国外经验及其政策启示[J]. 经济地理, 2018, 38(1):127-134.

DOI

[18]
黄金梓. 社会风险视域下生态扶贫政策工具及其适用机制优化[J]. 求索, 2019(3):11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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