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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11: 167 - 17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11.019

三农、土地与生态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

  • 周丽 , 1 ,
  • 黎红梅 1 ,
  • 李培 2
展开
  • 1.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128
  • 2.中南大学 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3

周丽（1982—），女，苗族，湖南怀化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贫困治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0-03-10

  修回日期: 2020-08-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2

基金资助

湖南省发改委湘西地区开发重大问题研究项目(201702)

收起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for Resettled Farmers：Based on the Survey of Resettled Farmers in Hunan Province

  • ZHOU Li , 1 ,
  • LI Hongmei 1 ,
  • LI Pei 2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Hunan，China
  • 2. Business School，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10

  Revised date: 2020-08-2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2

Fold

摘要

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农户为实现可持续生计而采取的生计行为。基于湖南搬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机理。研究发现：①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对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经营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转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完善后续服务、加大教育培训、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当地产业等差异化政策。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 搬迁农户; 生计策略; 生计资本; 可持续生计; 精准扶贫; 人力资本

本文引用格式

周丽 , 黎红梅 , 李培 .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J]. 经济地理, 2020 , 40(11) : 167 -17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11.019

Abstract

Livelihood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farmers' livelihood behaviors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resettled households in Hunan Provinc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by the mean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atur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hoice of work-orien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Natur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hoice of agricultural-l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Financial capital,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hoice of non-agricultural management livelihood strategies. 2) Natur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which are transfered from the agriculture-oriented to the labor-oriented. Among them,finan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are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Human capital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strategies which are transfered from the agriculture-oriented to the non-agricultural. Based on this,the paper puts forward differentiated policies,such as improving follow-up services,increas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effectively using land resources and developing local industries.

Key words： relocation and settlement program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d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livelihood capit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uman capital

为加快脱贫攻坚进程，2015年国家针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启动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这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计划通过搬迁安置和后续扶持，持续提升贫困移民群体生计安全与质量，最终实现脱贫解困。移民面对易地搬迁带来的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条件、社会环境、公共服务等外部环境变化，需要对生计资本进行重新配置并调整生计策略，努力做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确保搬迁对象尽快脱贫，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在这一适应性变迁过程中，移民生计资本重新配置对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对生计策略选择又会对可持续生计实现起到什么作用?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移民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计行为取向，为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措施提供微观证据。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扶贫开发和生计建设项目的研究，并衍生出多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目前DFID提出的SLA框架应用最为广泛，该框架认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其生计资本状况决定[1]。易地搬迁改变了移民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并促使依托于生计资本的生计策略随之变化。移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①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从政策逻辑上讲，公共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扶贫搬迁政策时默认搬迁可以改善移民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策略多样性，进而提升移民生计安全和质量。但一些研究发现，搬迁在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同时，可能也会对其农林生产、土地利用、社会融入等产生负向影响[2-6]。搬迁意味着原有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损失[7]、人力资本失灵[8]、社会资本部分丧失[9]，而移民如果不能根据自身生计禀赋变化及时调整生计策略，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而陷入生计困境[10-11]。②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移民实现生计策略调整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建立在一定生计资本基础上，并受到经济、社会和资产等多重因素约束，与一定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相适应[12]。在风险性环境下，移民生计资本差异决定了生计策略差异，不同生计活动产生的生计结果差异又会反作用于生计资本[13]。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较多的移民倾向于选择非农型或兼农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较多的移民则倾向于农为主策略，家庭结构、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环境、安置政策等因素对生计策略也有影响[14-19]。③搬迁对移民生计安全的影响。生计安全是农户生计资本配置和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考量目标，贫困脆弱性是衡量生计安全的重要内容。学界对扶贫搬迁如何影响移民贫困脆弱性做了较多讨论，李聪分析了不同搬迁动机和安置模式的易地搬迁对移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发现搬比不搬更能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工程类移民相较于扶贫、生态和避灾搬迁贫困脆弱性更高，集中安置比分散安置更有利于降低脆弱性[20]。宁静等研究发现易地搬迁能够破解移民自然禀赋束缚，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促使移民生计策略转变，从而降低移民贫困脆弱性[21]。
从已有研究看，学界基于可持续分析方法对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展开了较充分的探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和启示。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未能较好地体现移民可持续生计动态实现机制全貌。现有研究多落脚于移民生计资本变化及有效性上，而在SLA框架中，搬迁带来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变化只是整个生计链条的中间环节，这种变化导致的生计策略重构才是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因此理清移民生计链条的各个环节，并深入分析每个环节的生计内容以及环节间有效衔接机制，呈现移民可持续生计动态实现机制，非常有必要。第二，对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偏重于评估总生计资本及其构成的各类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很少就每一类细分生计资本所对应变量再进一步深入的具体分析，即未能有效识别影响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具体决定因子。基于此，本文试图做以下拓展：第一，借鉴SLA框架，构建易地搬迁背景下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以反映移民生计动态变化全貌。第二，系统探讨具备不同生计资本禀赋特征的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识别问题。第三，分析生计资本中哪些具体因素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发生变化产生影响，探索移民遭遇外界环境变化后，动态调整生计策略以重新形成预期生计结果的规律，以期对具有不同生计资本特征的移民进行精准扶贫，防止出现返贫现象，更好地解决易地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1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1.1 分析框架

本文以SLA框架为基础，重点考察易地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图1）：①影响移民生计的外部环境背景有：外部环境、外力冲击和外在特征。易地搬迁地区生态脆弱与经济贫困叠加，构成了影响当地贫困农户生计状况的外部环境。外力冲击为扶贫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源可及性和资本可配置性的影响冲击。外在特征指移民家庭人口特征和居住社区环境地理特征。外部环境变化、公共政策冲击和家庭社区特征，均影响移民生计资本状况及生计活动选择。②在易地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动态遵循“搬迁冲击—生计资本变化—生计策略调整”的逻辑。搬迁冲击导致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性的变化，加上外在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移民生计策略及生计活动。随着搬迁引致的生计资本结构和水平变化，移民生计策略还会发生相应的转化。③移民选择合适生计策略，产生期望生计结果，而生计结果反过来也会对生计资本产生作用，使得移民生计进入下一轮循环过程[1]，直至这一传导机制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即生计可持续。这一框架展现了移民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重新配置生计资本构建适合生计策略，进而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作用途径。
图1 易地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策略分析框架

注：虚线框旨在补充说明易地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决策全过程作用机理，将不作为具体变量纳入分析。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livelihood strategy of immigrants in the context of relocation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二元Logistic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一方面，利用K均值聚类分析定量划分移民生计策略类型，分别以划定生计策略类型为因变量，以五大类型生计资本为自变量，依次将某一类型生计策略赋值为1，其余类型生计策略赋值为0，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为揭示移民生计资本中哪些因素对生计策略选择及转化产生影响，将移民各类型生计策略作为因变量分别赋值，并以其中某种类型生计策略作为参照，选取细分生计资本构成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生计策略影响因素。

2 移民生计资本测算与生计策略识别

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①研究区域。湖南省内有纳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是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区域，两大片区搬迁人口占湖南省搬迁人口总数的68.24%。因此，本文选择位于湖南省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及周边的茶陵县、常宁市、桃源县、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麻阳县7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区域，这些县（市、区）均为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县。
②数据来源。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2017年7—10月进行的入户问卷调查。数据抽样过程为：首先，在每个县（市、区）选择乡（镇）2个，共抽取14个乡（镇）。然后，对抽中乡（镇）各抽出2个安置村。最后，对抽中村各随机抽取10户移民。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29份，问卷有效率为93.5%。调查涉及229户搬迁户共计844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2 生计资本测算

结合搬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移民生计特征等实际情况，借鉴Sharp、李小云、杨云彦、丁士军等国内外学者度量生计资本评估指标方法[22-25]，构建的移民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见表1。借鉴刘婧等做法[26]，采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各指标进行赋权。由于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在单位和量纲上均有所不同，为消除量纲影响，本文采取Min-max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均一化处理。然后，采用加权标准化模型，根据标准化指标值及相应权重，分别计算出移民各类型生计资本值和生计资本总值。表1的物质资本的资本均值最大，反映了易地搬迁对农户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改善明显；其次是金融资本，说明政府为推进易地搬迁和脱贫发展，提供了较好的金融扶持政策；再次是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移民抵御风险、拓宽生计的能力，人力资本是移民维持家庭生计、促进生计模式创新最重要因素；最后是自然资本，反映移民搬迁后生计模式发生了改变。
表1 移民生计资本测量指标

Tab.1 Variables of immigrants' livelihood capital

资本类型 测量指标 指标赋值 权重 资本均值
自然资本N 人均耕地种植面积N1 按家庭人均耕地实际种植面积统计（亩） 0.25 0.09
人均林地种植面积N2 按家庭人均林地实际种植面积统计（亩） 0.66
耕地质量N3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0.09
物质资本P 房屋结构P1 土木=1；砖木=2；砖瓦=3；钢筋混凝土=4 0.04 0.55
固定资产情况P2 耐用消费品和大型生产工具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总量（%） 0.56
村庄生活用水情况P3 有自来水=1；无自来水=0 0.40
金融资本F 家庭总收入F1 按家庭实际年收入统计（元） 0.30 0.50
是否获得过正式/非正式金融支持F2 获得过=1；未获得过=0 0.70
人力资本H 劳动力数量H1 按家庭实际劳动力适龄人口统计（人） 0.21 0.26
参加过非农培训的人次H2 按实际参加培训人数统计（人·次） 0.75
平均受教育年限H3 家庭成员教育年限平均值（年） 0.04
社会资本S 急需大笔开支可获资金支持户数S2 可以借到钱的户数（户） 0.20 0.32
是否参与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S3 是=1；否=0 0.46
拜年网规模S3 过年要拜访的亲朋好友户数（户） 0.12
与周边人人际交往情况S4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0.04
公共事务参与情况S5 从不=1；偶尔=2；一般=3；较多=4；经常=5 0.18
生计资本Z Z=N+P+F+H+S 1.71

2.3 生计策略识别

农户生计策略是农户根据自身生计资本禀赋所做出的行为策略。基于不同研究目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学界对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也存在差异。Scoones把生计策略分为纯粹依靠农业生产策略和多样性策略两类[27]。赵文娟等按照是否参与非农生计活动和有无非农收入，以及非农收入占比不同，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三类[13]。蔡洁等运用K-均值聚类将样本农户生计策略分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三类[16]。徐定德等依据家庭农业总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总收入90%以上、50%~90%、10%~50%和10%以下，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纯农型、农为主型、非农为主型、非农型四类[28]。黎洁按照某项收入占家庭总收入50%以上的标准将移民生计策略分为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多样化和补贴依赖型四类[2]。李聪等根据生计活动参与情况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农林种植、家畜养殖、非农经营和外出务工四类[3]。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移民情况，选取农户家庭劳动力占比、农业收入占比、务工收入占比、非农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转移性收入占比等5个变量作为投入指标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移民生计策略可以定量划分为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非农经营型、补贴依赖型四类（表2）。
表2 移民生计策略分类

Tab.2 Classification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immigrants

变量 务工
主导型		 农业
主导型		 非农
经营型		 补贴
依赖型
劳动力人数占比 0.585 0.591 0.473 0.102
务工收入占比 0.843 0.402 0.038 0.057
农业收入占比 0.078 0.493 0.085 0.066
转移性收入占比 0.054 0.074 0.179 0.845
非农经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 0.026 0.029 0.699 0.035
人均收入（元） 9 612.2 5 482.3 6 396.8 2 694.9

3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根据图1的分析框架，选择移民生计资本特征、家庭人口特征、社区环境地理特征等方面来定量分析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具体指标变量选取见表3。
表3 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变量选择及说明

Tab.3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ffecting livelihood strategies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移民生计资本特征
自然资本（N） N∈[0，1] 0.09 0.01 0.77 0
物质资本（P） P∈[0，1] 0.55 0.03 1 0.04
金融资本（F） F∈[0，1] 0.50 0.13 0.95 0
人力资本（H） H∈[0，1] 0.26 0.08 0.84 0
社会资本（S） S∈[0，1] 0.32 0.03 0.95 0.02
移民家庭人口特征
户主健康水平 健康=1；疾病=2；残疾=3 1.74 0.74 3 1
户主年龄 实际观测值（岁） 53.30 13.35 87 27
户主文化程度 小学=1；初中=2；高中=3；大学及以上=4 1.39 0.61 4 1
户主婚姻状况 已婚=1；离婚=2；未婚=3 1.37 0.70 3 1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人） 3.69 1.28 8 1
土地处置方式 自耕=1；流转=2；抛荒=3 1.39 0.70 3 1
社区环境地理特征
安置地区 大湘西地区=1；环洞庭湖地区=2；大湘南地区=3；长株潭地区=4 2.10 0.98 4 1
安置模式 分散安置=0；集中安置=1 0.72 0.45 1 0
安置地交通条件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08 1.24 5 2
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1.62 0.95 4 1

3.2 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移民的补贴依赖型生计策略受国家扶贫、农业补贴、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影响较大，故本文不运用模型进行模拟。因变量选择为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非农经营型三类。采用SPSS19.0软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表4、表5和表6。
表4 不同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Tab.4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of different immigrants

解释变量 务工主导型 农业主导型 非农经营型
B Wald Exp（B） B Wald Exp（B） B Wald Exp（B）
N -5.834** 4.641 0.003 0.948* 3.620 140.845 1.591 0.251 4.910
P 0.752 0.714 2.122 -0.681 0.565 0.506 -0.273 0.038 0.761
F 1.123** 6.377 3.075 -0.977** 4.693 0.376 0.489** 0.430 0.613
H 1.901** 4.285 6.692 -3.587*** 11.838 0.028 3.120** 4.993 22.644
S 0.954* 2.527 0.385 1.372 4.842 0.334 0.927* 0.806 0.396
样本数（211） H-L Chi-square=6.433
（df=8，Sig.=0.433）		 H-L Chi-square=6.937
（df=8，Sig.=0.543）		 H-L Chi-square=7.209
（df=8，Sig.=0.514）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5 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回归结果

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immigrant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变量 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 非农经营型/农业主导型
系数 RRR值 边际效应 系数 RRR值 边际效应
自然资本 -6.131** 0.002 -1.472 -1.354 0.258 0.165
物质资本 0.798 2.221 0.191 0.178 1.195 -0.021
金融资本 1.141** 3.131 0.280 0.117 1.124 -0.042
人力资本 3.266*** 26.206 0.583 5.169*** 175.782 0.279
社会资本 -1.306** 0.271 -0.251 -1.672 0.188 -0.079
常数项 -0.776 0.460 - -2.412** 0.090 -

注：1.RRR值表示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比值的贡献，以农业主导型为基准组；2.*、**、***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表6同。

表6 移民生计资本细分变量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segmentation variables of migrant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y

变量 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 非农经营型/农业主导型
系数 RRR值 边际效应 系数 RRR值 边际效应
生计资本特征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种植面积 -2.720 0.066 -0.654 -3.378 0.034 -0.013
人均林地种植面积 -8.084** 0.0003 -1.971 -3.325 0.036 0.009
耕地质量 -1.802** 0.162 -0.433 -3.526 0.029 -0.017
物质资本 房屋结构 2.082 8.017 0.489 5.603* 271.133 0.031
固定资产 -0.258 0.773 -0.028 -8.901** 0.0001 -0.061
生活用水情况 1.003 2.726 0.247 -0.177 0.838 -0.005
金融资本 家庭总收入 5.828*** 339.693 1.480 -12.362*** 0.011 -0.110
是否获得正式/非正式金融支持 0.334 1.396 0.080 0.499 1.648 0.002
人力资本 劳动力数量 -1.114 0.328 -0.256 -4.388 0.012 -0.026
非农培训 0.543 1.721 0.108 6.323*** 557.301 0.042
平均受教育年限 1.161 3.192 0.303 -4.472 0.011 -0.036
社会资本 资金支持户数 -2.638 0.072 -0.617 -7.580 0.0005 -0.042
是否参与农合组织 -0.643 0.526 -0.156 -0.423 0.655 0.0003
拜年网规模 -0.981 0.375 -0.233 -2.062 0.127 -0.010
与周边人际交往 0.811 2.250 0.200 -0.352 0.703 -0.006
公共事务参与情况 0.062 1.064 -0.015 -0.016 0.984 -0.0003
社区环境地理特征 安置模式 -0.581 0.559 -0.137 -1.511 0.221 -0.008
安置地区 -0.513 0.599 -0.137 2.791* 16.289 0.022
安置地交通条件 2.580*** 13.191 0.626 1.679 5.361 0.001
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 1.514 4.543 0.348 5.907** 367.609 0.035
家庭人口特征 户主年龄 -0.164 0.849 -0.036 -1.098 0.334 -0.007
户主健康水平 0.961* 2.615 0.226 2.429** 11.353 0.013
户主文化程度 -1.153 0.316 -0.277 -1.539 0.215 -0.006
户主婚姻状况 0.840 2.317 0.208 -0.504 0.604 -0.007
家庭规模 -1.979 0.138 -0.502 4.105 60.613 0.037
土地处置方式 1.854** 6.385 0.450 1.374 3.950 0.002
常数项 -4.135* 0.017 - -2.963 0.052 -
Pseudo R2 0.3959

3.2.1 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表4可知，自然、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4个因素对研究区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资本为负向影响作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为正向影响作用，表明移民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自然资本越丰富，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可能性越小。自然、金融和人力资本三个因素对研究区移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资本为正向影响作用，金融和人力资本为负向影响作用，表明移民自然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金融和人力资本越丰富，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可能性越小。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三个变量对研究区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移民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究其原因，第一，移民金融资本越丰富，意味着融资可及性较强，比较容易脱离农业生计活动，而选择外出务工或从事回报更高的非农经营投资，来满足家庭生计需要。第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移民家庭可能劳动力数量较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好，劳动技能和信息处理能力更强，为从事非农经营和外出务工提供了更好基础和条件。第三，社会资本丰富，表明移民家庭获取、处理、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能力更强，有利于移民更好地把握就业机会和非农经营途径。第四，移民自然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一是耕地、林地等自然资本仍是移民最可靠生计资源，二是移民对于从事农业生产更为熟悉，能够更为稳妥地应对搬迁带来的生计风险。因此，移民自然资本增加会更倾向于选择农业生计活动来获得收入。

3.2.2 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的影响因素。由表5可知，移民自然、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从不同生计资本类型对生计策略选择贡献率（RRR值）来看，金融和人力资本是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自然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具有负向显著影响效应。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自然和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策略转化发生率分别下降0.002倍、0.271倍；金融和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策略转化发生率分别扩大3.131倍、26.206倍。物质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影响不显著。分析发现，移民社会资本水平高倾向于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这与通常形成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获取务工信息和就业支持的认识存在偏差。出现偏差的可能原因是，研究区域由于开发相对落后，保留了许多宝贵的特色农产品资源，符合现代城市居民对绿色、安全、特色农产品的要求，贫困农户通过社会资本拓展了解到这类信息情况，可能会倾向于留在本乡本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以满足这类农产品供应需求，因此降低了农户选择务工生计活动可能性。
由表6可知，自然资本细分变量中，人均林地种植面积和耕地质量是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关键因子。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人均林地种植面积和耕地质量每增加一单位，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发生率将降低0.0003倍和0.162倍。主要原因在于，外部自然条件影响农户生产方式，土地资源禀赋决定农户农业生产成本，林地耕种面积增加和耕地质量高，意味着移民进行农林生产经营活动更有比较优势，移民更倾向于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这与已有很多研究得到的结论相一致[13,28]。金融资本细分变量中，家庭总收入是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显著影响因素，家庭总收入每增加一单位，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发生率将扩大339.693倍。调研数据显示，务工收入是移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占调查移民家庭总收入的54%。这种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特点，使得移民从改善家庭收入角度出发更易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社区环境地理特征中，安置地交通条件对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安置地交通条件每改善一单位，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发生率扩大13.191倍。说明安置地交通条件越好，移民外出务工可能性越大，反而降低了移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经营可能性。家庭人口特征中，户主健康水平对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健康水平每提高一单位，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发生率扩大2.615倍。说明户主健康状况良好，选择外出务工谋生可能越大。这是因为户主作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其健康水平与家庭劳动生产率有直接联系，户主健康状况好会易于选择最优生计策略以获得更高收入，而由表2可知务工相比务农人均收入更高，所以户主健康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土地处置方式对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在选择土地流转或抛荒等非自耕的土地处置方式情况下，移民采用务工主导型概率明显增加。主要原因是，多余劳动力可以从农业生产经营中替换出来，从事非农活动，以获取收入来满足家庭生计需要。
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的影响因素。由表5可知，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从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贡献率来看，人力资本是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发生率扩大175.782倍。原因在于，表2数据说明非农经营型人均收入相比农业主导型更高，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是更好选择。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农户家庭人力资本越高，在同等情况下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策略，这也可以从人力资本偏回归系数从务工主导型（3.266）到非农经营型（5.169）一直增大看得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不足，移民才选择了其他生计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收入水平。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影响不显著。
由表6可知，物质资本细分变量中，房屋结构和固定资产是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关键因子。房屋结构对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房屋结构每改善一个单位，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发生率扩大271.133倍。可能的原因是，按照易地搬迁安置房建设要求，各地安置房结构基本上为砖瓦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且统一完善了生活设施。这类住房对于迁入区为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部分移民来说，可以以房入股形式参与社会资本牵头的民宿开发，或者开发房屋商用价值。因此，房屋结构好的移民更易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调研也显示，在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移民家庭房屋条件越好，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概率越大。固定资产情况对移民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固定资产每改善一个单位，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发生率就降低0.0001倍。这是因为，由于固定资产衡量成分中较多纳入了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设施，因此固定资产变量对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移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条件越好，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概率越小。金融资本细分变量中，家庭总收入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总收入每增加一单位，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发生率将降低0.011倍。说明随着家庭总收入增加，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概率明显减少。当前务工仍是湖南贫困农村地区家庭调整生计策略首选和收入主要来源，调研数据显示，62%的调查移民过去一年中进行了务工活动，其中68.3%的移民外出务工，仅有31.7%的移民在本地打工。李聪、伍艳等研究表明，打工拓展了农户家庭多样化生计渠道，本地打工相比外出打工更能增加家庭多样化生计指数，克服生计脆弱性，其原因是，农户本地打工劳动力在获取务工劳务收入同时，能够利用闲暇时间适当兼顾家庭所需的本地其他生计活动，以此增加家庭生计多样化途径，而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则难以兼顾本地其他生计活动，这些本地其他生计需要家庭另增劳动力来进行，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农户家庭甚至可能放弃这些生计活动，因此外出务工可能会弱化农户家庭生计多样化[29-30]。可能正是这种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特点，使得移民从改善家庭收入角度出发更易选择务工谋生，而移民外出务工比例远大于本地打工比例实际情况，也对移民家庭其他生计活动劳动供给产生替代，导致移民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经营概率减少。人力资本细分变量中，非农培训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培训每增加一单位，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发生率将扩大557.301倍。说明参与非农培训人次越多，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概率越大。原因是，非农培训有助于提高移民进行非农业生产活动效率，增强从事非农活动竞争力。此外，对于相对闭塞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移民而言，非农培训所获取信息对其帮助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移民从事非农活动概率。社区环境地理特征中，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对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一单位，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发生率扩大367.609倍。说明随着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移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概率显著增加。调研发现，现有易地搬迁以集中安置为主，安置地选点大都靠近县城或乡镇，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类技术技能培训资源丰富，政府在集中安置社区管理方面也配备了专门人员机构，移民集中居住在安置社区能够更便利地加入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参加各类技能培训，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加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生产、生活、就业选择渠道也更加多样，更易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安置地区差异变量对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安置地区差异每提高一单位，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发生率扩大16.289倍。说明迁入地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移民家庭选择非农经营策略概率将会显著增加。从地区变量设置看，湖南省大湘西地区、环洞庭湖地区、大湘南地区、长株潭地区四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致是顺次递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该区域移民从事非农经营可能性也相应增加，更倾向于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家庭人口特征中，户主健康水平对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健康水平每提高一单位，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发生率扩大11.353倍。说明户主健康状况良好，会更愿意从事非农生计活动获取收入。
社会资本细分变量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已有研究认为，这可能与研究地区相对封闭，接触社会交际圈相对较小，农户间社会关系网络高同质性有关，导致社会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并不显著[28]。调研发现，武陵山和罗霄山两个集中连片区很多移民反映家庭急需大笔开支和外出务工求助多为直系亲属或同村相熟邻里，各家情况均差不多，没有显著差别。

4 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理论分析和对湖南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及周边7县24乡229户844名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调查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移民生计策略是根据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变化进行重新组合和配置后而动态调整的，移民会考虑选择最符合自身生计资本禀赋条件、适应迁入地外部环境的生计模式。
第二，移民生计资本禀赋差异导致了生计策略选择差异。对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的因素是自然、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其中自然资本为显著负向影响作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为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对移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的因素是自然、金融和人力资本，其中自然资本为显著正向影响作用，金融和人力资本为显著负向影响作用。对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的因素是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
第三，自然、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和人力资本是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关键因素。具体到细分变量，人均林地种植面积、耕地质量、家庭总收入、安置地交通条件、户主健康水平、土地处置方式等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起到显著影响作用，其中家庭总收入、安置地交通条件、户主健康水平、土地处置方式具有积极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是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具体到细分变量，房屋结构、固定资产、家庭总收入、非农培训、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安置地区差异、户主健康水平等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起到显著影响作用，其中房屋结构、非农培训、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安置地区差异、户主健康水平具有积极正向作用。
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变化影响着生计策略适应性选择，因此要实现移民可持续生计，达到扶贫搬迁脱贫政策目标，在搬迁后要基于移民生计资本禀赋差异性，因类施策，提供精准帮扶措施，促使移民基于自身生计资本条件做出最合理生计策略选择。具体政策建议：①针对生计资本水平低的补贴依赖型移民，完善基本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精准对接移民健康服务需求，减少因病因残致贫返贫移民。②创造条件提高移民人力资本水平，促使移民能够选择收入更高的务工主导型或非农经营型生计活动，这需要一方面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应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民非农职业培训，提升移民择业竞争力和就业适应力。③鼓励移民有序进行土地流转，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确保移民在取得非农收入同时还可获得稳定财产性收入。④科学规划安置区产业格局，着力为易地搬迁移民家庭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更好的就地就近就业岗位。⑤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完善农林水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推动自然资本有效利用。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M].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68-125.

[2]
黎洁.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9):44-52.

[3]
李聪, 柳玮, 冯伟林, 等.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6):31-44.

[4]
陈胜东, 蔡静远, 廖文梅.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16, 15(6):632-640.

[5]
黎红梅, 田松鹤.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承包地处置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搬迁农户调查[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0(1):39-48.

[6]
龙彦亦, 刘小珉.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生计空间”视角解读[J]. 求索, 2019(1):114-121.

[7]
严登才. 移民搬迁前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实证对比分析[J]. 现代经济讨论, 2011(6):59-63.

[8]
胡静, 杨云彦. 大型工程非自愿移民的人力资本失灵——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实证分析[J]. 经济评论, 2009(4):74-80.

[9]
覃志敏. 社会网络与移民生计的分化发展——以桂西北集中安置扶贫移民为例[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10]
杨云彦, 徐映梅, 胡静, 等. 社会变迁、介入型贫困与能力再造——基于南水北调库区移民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11):89-98.

[11]
徐爽, 胡业翠.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分析——以广西金桥村移民安置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3):142-148,164.

DOI

[12]
史俊宏, 赵立娟. 非自愿迁移人口生计转型困境及发展能力提高策略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5, 36(4):603-609.

[13]
赵文娟, 杨世龙, 王潇. 基于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 38(1):136-143.

[14]
冯伟林, 李聪.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2):73-81.

[15]
苏芳, 蒲欣冬, 徐中民.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孜州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6):119-124.

[16]
蒙吉军, 艾木入拉, 刘洋, 等. 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9(2):321-328.

[17]
朱建军, 胡继连, 安康, 等.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2):49-58.

[18]
蔡洁, 马红玉, 夏显力.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六盘山的微观实证分析[J]. 资源科学, 2017, 39(11):2083-2 093.

[19]
周丽, 黎红梅.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湖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调查分析[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3(3):85-92.

[20]
李聪. 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来自陕南山区的证据[J]. 经济经纬, 2018, 35(1):35-40.

[21]
宁静, 殷浩栋, 汪三贵, 等.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11):20-28.

[22]
Sharp K. Measuring destitution: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R]. Brighton: IDS Working Paper 217, 2003.

[23]
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等.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4):32-39.

[24]
杨云彦, 赵锋.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与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09(3):58-64.

[25]
丁士军, 张银银, 马志雄.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6):25-34.

[26]
刘婧, 郭圣乾. 可持续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信息熵法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12(17):103-105.

[27]
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R]. IDS Working Paper 72, 1998.

[28]
徐定德, 张继飞, 刘邵权, 等. 西南典型山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37(9):118-126.

[29]
李聪, 李树茁.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J]. 当代经济科学, 2010(5):77-85.

[30]
伍艳.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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