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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10: 136 - 14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10.016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基于双边价值链升级视角的研究

  • 刘友金 , 1 ,
  • 尹延钊 1 ,
  • 曾小明 1, 2
展开
  • 1.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中国湖南 湘潭 411201
  • 2.湖南科技大学 产业发展大数据和智能决策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中国湖南 湘潭 411201

刘友金（1963—），男，湖南浏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集群、产业转移与技术创新。E-mail:。

收稿日期: 2020-03-16

  修回日期: 2020-08-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46)

收起

Mutualism Effect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Bilateral Value Chain Upgrade

  • LIU Youjin , 1 ,
  • YIN Yanzhao 1 ,
  • ZENG Xiaoming 1, 2
Expand
  • 1. Business School，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Hunan，China
  • 2. Hunan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Industrial Big Data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 Making，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16

  Revised date: 2020-08-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1

Fold

摘要

实现互惠共生是可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基础。文章在共生理论框架下，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作为“一带一路”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的质参量，采用2003—2017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以及两步SYS-GMM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价值链升级的互惠共生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共生、产业共生以及市场共生是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互惠共生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其中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表现为非对称互惠共生，而其他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则表现为对称互惠共生。文章研究结论不仅为“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实现互惠共生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 产业转移; 互惠共生; 价值链升级; 一带一路; 中介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引用格式

刘友金 , 尹延钊 , 曾小明 .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基于双边价值链升级视角的研究[J]. 经济地理, 2020 , 40(10) : 136 -14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10.016

Abstract

Achieving mutualism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orking in the framework of symbiosis theory,this paper regards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as the qualitative parameter of the symbiotic unit in the Belt and Road symbiosis system. It adopts the panel data of China and 75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3-2017.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dynamic panel and two-step SYS-GMM measurement model,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n the upgrade of bilateral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technological symbiosis,industrial symbiosis and market symbiosis are important transmission channels for promoting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o achieve Mutualism. Further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s that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s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different fact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s,in which resource-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s characterized by asymmetric mutualism,while other fact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ymmetric mutualism.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not only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Belt and Road to achieve reciprocal symbiosis,but also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mutualism; value chains upgrade; the Belt and Road; mediation effect;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

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内容[1]。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向沿线国家产业转移步伐不断加快，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仍存在不同声音。总体来看，沿线多数国家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中国在技术、资本、市场等方面具有较强优势，沿线国家可以借此机会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实现共同发展。但同时也有少数国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转移中国过剩产能，甚至个别西方发达国家有意把“一带一路”倡议解读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将其指向“中国威胁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本文试图通过双边价值链升级这一独特视角分析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回应上述质疑提供经验证据。
回顾现有文献，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转移规模、承载力和吸引力、区位选择以及影响因素。曾小明等采用增加值贸易分解法研究了中国向27个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研究发现产业转移呈现出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王鑫静等运用产业转移评估模型以及空间自分析等方法探讨分析了沿线国家的产业转移承载力和吸引力，研究发现沿线国家产业转移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3]。Ehizuelen认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丧失比较优势，已经开始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而非洲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理想目的地[4]。邸玉娜等采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研究了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经济动因与多维距离，研究发现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是影响产转移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5]。二是关注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中国和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效应。杨连星等测定了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采用两步SYS-GMM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产业海外转移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自身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6]。Pencea认为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能够有效促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化，使得沿线国家得以快速地融入到以中国为主导的价值链[7]。王恕立等研究认为由于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优于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制造业技术储备具有明显优势，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实现价值链升级，从而拓展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价值链合作空间和潜力[8]。三是关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共赢的定性分析。刘卫东、欧阳康等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剖析和解读，从理论上推断“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产品属性，认为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合作共赢的多元化新型国际关系搭建了重要合作平台[9-10]。黄凌云等采用公平互惠博弈模型探讨中国跨国企业与沿线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共赢路径，研究发现公平互惠偏好下跨国企业—东道国政府的合作共赢能实现帕累托改进[11]。
目前既有的相关研究，鲜有学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共生理论，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作为“一带一路”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的质参量，把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作为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规模，通过建立动态面板以及两步SYS-GMM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及其所存在的行业差异。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共生”概念最初来源于生态学，是指由于生存的需要，不同生物体之间按照某种模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地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同生存、协调进化的共生关系。经济学视角下的共生是在特定的共生环境下，共生单元（经济主体）之间通过信息、能量或者物质联系，以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12]。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实质上是一个共生系统，共生单元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可作为共生单元的质参量，用来表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发展的内在性质与变化。“一带一路”共生系统内部各共生单元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会产生新能量，新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存在着双向的利益交流机制[13]。一般来讲，如果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能够同时提升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的质参量，那么就可以认为产业转移具有互惠共生效应。现有研究表明，技术水平、产业链整合程度以及市场规模是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14⇓⇓⇓⇓-19]。因此，本文将以双边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视角检验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并从技术共生效应、产业共生效应和市场共生效应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影响双边价值链升级的中间机制。

1.1 技术共生效应

技术水平是影响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内部因素之一[14-15]。在“一带一路”共生系统中，技术共生实质上是中国和沿线国家之间相关技术及其生存环境的互动和依存关系。国际产业转移为技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动提供了一个重要载体，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梯度将会推动技术从先发技术区域流向传统技术区域[16]。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水平具有明显的梯度优势[17]。对于中国而言，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势必会伴随技术的合作，这不仅可以分摊部分研发费用而且还能降低新产品创新风险，有利于中国企业提高新产品创新积极性，同时中国跨国企业也会根据东道国的产品需求特点对母公司进行技术反馈并加以改进，以此提高母公司的新产品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从而推动价值链升级。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沿线多数国家的技术水平比较薄弱，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知识技术的水平、垂直溢出以及与中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等方式，沿线国家可以学习中国较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模仿、吸收、消化和再创新，改善其生产工艺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率，从而促进价值链升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可以通过技术共生传导路径实现以双边价值链升级为标识的互惠共生。

1.2 产业共生效应

价值链升级不仅受到先天的要素禀赋影响，而且还受后天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18]。在“一带一路”共生系统中，产业共生实质上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产业链上的连续性和价值增殖性[12]，产业共生能够提升共生单元之间产业链的融合性、互动性、协调性以及分工效率。依托中国强大的供应链网络优势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资源优势，中国向沿线国家产业转移通过要素禀赋互补实现产业链的跨区域整合，使得双边产业互动关系和协调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于中国而言，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有助于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要素禀赋，扩大全球生产网络，促进国内产业链向沿线国家延伸，通过产业链整合促进国内产业分工网络进一步深化，使得中国可以将更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到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链升级。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不仅会带动沿线国家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完善和拓展自身的产业链条，同时能够利用产业的上下游关联效应推动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可以通过产业共生传导路径实现以双边价值链升级为标识的互惠共生。

1.3 市场共生效应

市场规模的扩张有助于强化产业竞争力，并诱导企业加大投资生产设备、发展技术、提高生产率，是培育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一个重要诱因[19-20]。在“一带一路”共生系统中，市场共生实质上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市场的分享与融合。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打破了贸易壁垒和市场垄断，使得东道国与母国的市场联系得到加强，加速了双边市场不断增强的共生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实际上也是中国产品融入东道国市场的过程，产业转移规模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其产生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也越明显，有利于降低平均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价值链升级。对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承接中国产业转移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其收入水平，创造其对本国产品的消费需求，使得沿线国家市场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沿线国家与中国市场联系得到加强，沿线国家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产业转移所形成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网络向中国市场销售，有利于扩大其在中国的市场规模，最终通过市场规模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促进价值链升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3：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可以通过市场共生传导路径实现以双边价值链升级为标识的互惠共生。
上述的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能够通过技术共生、产业共生以及市场共生等重要传导路径实现以双边价值链升级为标识的互惠共生，其传导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实现互惠共生的传导路径

Fig.1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o achieve mutual symbiosis

2 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设定

本文在共生理论框架下，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作为“一带一路”共生系统中共生单元的质参量，验证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实际是检验产业转移的双边价值链升级效应。借鉴彭澎等的研究[21]，考虑到产业转移对价值链升级的滞后性，并且滞后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对模型估计带来的影响，本文把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基准模型当中，来增加模型估计的稳健性，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begin{aligned}\text { GVCM }_{t}= & \alpha_{0}+\alpha_{1} \text { GVCM }_{t-1}+\alpha_{2} \ln \text { OFDI }_{i t}+ \\& \varphi \text { Control }_{t}+\mu_{i t}\end{aligned}$
$\begin{aligned}G V C D_{i t}= & \beta_{0}+\beta_{1} G V C D_{i t-1}+\beta_{2} \ln \text { OFDI }_{i t}+ \\& \phi \text { Control }_{i t}+\eta_{i t}\end{aligned}$
上述两个模型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一带一路”国家和年份， O F D I i t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t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i的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存量，用来衡量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规模；在模型（1）中， G V C M t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t年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采用净出口相似度指数作为替代指标； C o n t r o l t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制程度、资源禀赋、技术禀赋、贸易开放度， μ i t为随机扰动项。模型（2）与模型（1）类似， G V C D i t表示t年“一带一路”国家i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控制变量相比于模型（1）增加了个体维度，即“一带一路”国家i， η i t为随机扰动项。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为了减少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对模型中取值为绝对量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
为进一步检验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渠道，本文拟借助中介效应分析方法（Mediation Analysis）来深入地分析解释变量通过某一个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参照温忠麟的研究[22]，构建了以下递归检验模型。
①检验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中国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
$\begin{aligned}\text { GVCM }_{t}= & \alpha_{0}+\alpha_{1} \text { GVCM }_{t-1}+\alpha_{2} \ln O F D I_{i t}+ \\& \varphi \text { Control }_{t}+\mu_{i t}\end{aligned}$
$\text { Mediation }_{i t}=\sigma_{0}+\sigma_{1} \ln O F D I_{i t}+\psi \text { Control }_{t}+\nu_{i t}$
$\begin{aligned}\text { GVCM }_{t}= & \omega_{0}+\omega_{1} \text { GVCM }_{t-1}+\omega_{2} \ln O F D I_{i t}+ \\& \gamma \text { Mediation }_{i t}+\kappa \text { Control }_{t}+\xi_{i t}\end{aligned}$
②检验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
$\begin{aligned}G V C D_{i t}= & \beta_{0}+\beta_{1} G V C D_{i t-1}+\beta_{2} \ln O F D I_{i t}+ \\& \phi \text { Control }_{i t}+\eta_{i t}\end{aligned}$
$\begin{aligned}\text { Mediation }_{i t}= & \sigma_{0}^{\prime}+\sigma_{1}^{\prime} \ln \text { OFDI }_{i t}+ \\& \psi^{\prime} \text { Control }_{i t}+\nu_{i t}^{\prime}\end{aligned}$
$\begin{aligned}\text { GVCD }_{i t}= & \omega_{0}^{\prime}+\omega_{1}^{\prime} G V C D_{i t-1}-\omega_{2}^{\prime} \ln O F D I_{i t}+ \\& \gamma^{\prime} \text { Mediation }_{i t}+\kappa^{\prime} \text { Control }_{i t}+\xi_{i t}^{\prime}\end{aligned}$
在上述的递归检验模型中， M e d i a t i o n i t表示中介变量。由于①与②的递归模型类似，所以本文以②模型的（6）（7）（8）式为例进行说明，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如下：第一步是对（6）式进行回归，检验产业转移规模$\ln O F D I_{i t}$的系数 β 2是否显著为正，若不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就此终止，若成立，则说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价值链升级产生了正向的促进效应，那么可以进入下一步骤的检验；第二步是对（7）式进行回归，检验产业转移规模$\ln O F D I_{i t}$对中介变量 M e d i a t i o n i t的回归系数 σ 1 '，预期的结果是$\ln O F D I_{i t}$对技术共生、产业共生以及市场共生3个中介变量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第三步是对（8）式进行回归，若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 γ '显著，则说明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市场共生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判断中介效应属于部分中介还是完全中介，通常是根据递归检验模型最后一步的系数 ω 2 '是否显著进行区分。有学者认为完全中介效应的说法排除了将来探索其他中介的可能性[23]，因此，本文参照Preacher等的研究建议[24]，把所有中介都看作为部分中介。

2.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考虑到数据的时效性、全面性和可获得性，本文借鉴丁小义[25]和唐海燕[26]的研究，采用净出口相似度指数作为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begin{aligned}N E S I_{i}^{t} & =\sum_{j \in J} \min \left(\frac{N X_{i j}^{t}}{N X_{i}^{t}}, \frac{N X_{r j}^{t}}{N X_{r}^{t}}\right) \\& =\sum_{j \in J} \min \left(\frac{N X_{i j}^{t}}{\sum_{j \in J} N X_{i j}^{l}}, \frac{N X_{r j}^{t}}{\sum_{j \in J} N X_{r j}^{t}},\right)\end{aligned}$
其中：
N X r j t = X i j t - M i j t ,     j ∈ Q X i j t ,                           j ∉ Q N X r j t = X r j t - M r j t ,     j ∈ Q X r j t ,                           j ∉ Q
式（9）中：i代表“一带一路”国家；r代表参照系；j代表出口的商品；t代表时间； N E S I i t表示沿线i国家t时期的净出口相似度指数； M i j t表示沿线i国家t时期j类商品的进口额； N X i j t表示沿线i国家t时期j类商品的净出口额； N X i t表示t时期i国家出口总额； N X r j t表示参照系j产品在t时期的出口额； N X r t表示参照系在t时期的出口总额；Q为中间产品合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IC Rev.3）的五分位商品与联合国宽泛经济类别（BEC） ① 进行对照，筛选出中间产品的五分位商品编码。式（10）中，如果j商品属于中间产品，那么需要计算其净出口额，若为负数，则赋值为0，如果j商品不属于中间产品，则直接取该商品的出口总量进行核算。净出口相似度指数 N E S I ∈ 0,1，NESI越趋近于1，代表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所处地位越高，NESI越趋近于0，代表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所处地位越低。
核心解释变量，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规模。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海外投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27]，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惯用做法，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产业转移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常包含流量和存量两种统计形式，相比于存量数据，流量数据可能存在负值，在模型回归估计过程中，无法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因此，本文采用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数据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制度质量是国家或地区比较优势的重要参考，也是跨国公司对他国进行产品生产工序外包决策的重要依据，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贸易格局，进而对全球产业布局和价值链的分工产生深刻影响[28]。本文借鉴李建军等的研究[29]，使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综合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了使得本文的计量检验结果更加稳健，本研究在模型中还引入了资源禀赋（燃料、矿石、金属占总出口比重）[30]、技术禀赋（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31]、贸易开放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32]3个控制变量。
中介变量。①高科技产品贸易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提高进口国的生产效率[33]，进而促进价值链升级。因而本文把中国与“一带一路”某一国家双边高科技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作为技术共生的衡量指标。②产业共生反映了产业链在国际分工中的完整性、连续性[12]，国际分工需要依靠大规模的中间品贸易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因而本文把中国与“一带一路”某一国家双边中间品贸易总额作为产业共生的衡量指标。③市场规模对价值链升级有显著影响[19]。本研究提到的市场共生主要是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市场的融合，市场共生水平越高，说明市场规模越大，反之则相反。本文把中国与“一带一路”某一国家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市场共生的衡量指标。

2.3 数据说明与统计描述

本文跟据“中国一带一路网”公示的国际合作信息，把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30个国家或地区认定为“一带一路”国家 ② 。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设定2003—2017年为样本区间，并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沿线国家数据，将中国以及剩余的75个“一带一路”国家作为研究样本 ③ 。本文测度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75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使用到的各国商品贸易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中商品细分程度最高的五分位（SITC Rev.3）数据，共涵盖了2 780种商品。此外，本文采用的中间产品五位码参照的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07年修订的广义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投资自由度数据均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监管质量和法制程度数据来源于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燃料、矿石、金属占总出口比重和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B WDI database）；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
为了更加直观地呈现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规模以及各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空间格局，本文依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2017年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规模以及各国价值链分工地位分为4个等级，绘制了冷热点空间分布图。图2呈现了2017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规模的空间分布，其中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南非、韩国、巴基斯坦、柬埔寨、泰国、越南等国为热点区，表明这些沿线国家承接中国产业转移规模相对较大；爱沙尼亚、黎巴嫩、多米尼加、拉脱维亚、萨尔瓦多等国为冷点区，表明这些沿线国家承接中国产业转移规模相对较小，通过对比冷热点区可以发现，中国产业更倾向于向周边国家转移。图3呈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7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空间分布，其中韩国、波兰、捷克、奥地利、中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国为热点区，表明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对较高；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巴基斯坦、莫桑比克、阿尔及利亚、埃及、玻利维亚、柬埔寨等国为冷点区，表明这些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对较低，从中不难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明显，位于欧洲和亚洲的沿线国家其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对较高，位于非洲、南美洲的沿线国家其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对较低。
图2 2017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规模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cal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China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2017

图3 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空间分布

Fig.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statu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2017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由于公式（1）和（3）中的被解释变量仅包含一个观测个体，导致模型中出现了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而核心解释变量为面板数据的情形，为了克服模型中面板数据的缺失，本文将时间序列数据补齐为面板数据，最终形成一个面板模型。在进行计量回归之前，本文考察了模型中变量的相关性，并测算了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均小于10，因此，我们认为模型中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然后，根据Hausman检验P值，我们对所有模型均采用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本文采用动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两步SYS-GMM模型分别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行检验。

3.1 产业转移对中国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中介效应

如表1所示，模型1中的产业转移规模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能够显著促进自身价值链升级。中介效应递归模型的第一步得到验证，还需对第二步、第三步进行估计。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规模对技术共生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0.1088），说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共生水平。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产业转移规模和技术共生水平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估计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产业转移规模的回归系数（0.0182）较模型1中的系数（0.0224）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技术共生是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推动中国价值链升级的中间渠道。同理，根据表1中模型4~7的回归结果，本文可以得出产业共生、市场共生对中国价值链升级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的结论，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还可以通过产业共生、市场共生中介效应助推中国价值链升级，这与理论预期一致。上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中国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比3种中介效应模型3、模型5和模型7中的产业转移规模系数，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共生中介效应对应的产业转移规模系数下降幅度最大，说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通过市场共生对中国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比技术共生、产业共生传导路径更加有效。
表1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中国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1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n China’s value chain upgrading

中国 基准回归 技术共生中介效应 产业共生中介效应 市场共生中介效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被解释变量 GVC ln_HIG GVC ln_IND GVC ln_DEM GVC
估计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0.5467*** 0.4945*** 0.5039*** 0.4974***
（38.3663） （31.2617） （33.0194） （32.0018）
产业转移规模 0.0224*** 0.1088*** 0.0182*** 0.0951*** 0.0185*** 0.1114*** 0.0167***
（5.1256） （7.6775） （4.2253） （6.9852） （4.2990） （8.6662） （3.8600）
中介变量 0.0703*** 0.0711*** 0.0789***
（6.9098） （6.8076） （7.0609）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估计方法 动态 静态 动态 静态 动态 静态 动态
FE FE FE FE FE FE FE
观测值 1 003 1 074 1 003 1 074 1 003 1 074 1 003
R2值 0.9661 0.7576 0.9678 0.7226 0.9678 0.7494 0.9679

注：①*、**、***分别表示统计值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③SYS-GMM估计采用Stata/SE 15软件，命令是xtabond2；④限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2~表4同。

3.2 产业转移对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中介效应

表2模型8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产业转移规模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转移能够显著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升级。模型9显示，产业转移规模对技术共生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0.3638），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能够提升技术共生水平。模型10中引入技术共生中介变量后，产业转移规模和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产业转移规模的回归系数（0.0596）较模型8中的系数（0.0732）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技术共生是承接中国产业转移推动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中间渠道。同理，根据表2中模型11~14的回归结果，本文还可以得出产业共生、市场共生对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的结论，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还可以通过产业共生、市场共生中介效应助推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这与理论预期一致。上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对比3种中介效应模型10、模型12和模型14中的产业转移规模系数，我们可以发现，市场共生中介效应对应的产业转移规模系数下降幅度最大，说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通过市场共生对中国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比技术共生、产业共生传导路径更加有效。
表2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2 Test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n the value chain upgrade of countries

“一带一路”国家 基准回归 技术共生中介效应 产业共生中介效应 市场共生中介效应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被解释变量 GVC ln_HIG GVC ln_IND GVC ln_TOT GVC
估计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0.5245*** 0.5772*** 0.5489*** 0.5613***
（15.4883） （23.8736） （22.5671） （17.7024）
产业转移规模 0.0750*** 0.3638*** 0.0596*** 0.3297*** 0.0728*** 0.3336*** 0.0322***
（10.3619） （37.8513） （5.2825） （36.7241） （6.8377） （38.9152） （3.3769）
中介变量 0.0732*** 0.0454** 0.1001***
（3.4863） （2.0672） （5.0886）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估计方法 动态 静态 动态 静态 动态 静态 动态
SYS-GMM FE SYS-GMM FE SYS-GMM FE SYS-GMM
观测值 966 1 021 966 1 021 966 1 021 966
R2值 0.6352 0.6183 0.6453
AR(1) 0.000 0.000 0.000 0.000
AR(2) 0.160 0.134 0.159 0.212
Hansen 0.359 0.355 0.397 0.451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确存在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市场共生中介效应，这3种中介效应不仅对中国价值链升级起到了助推作用，同时还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的价值链升级，由此，本文的假设1、2、3得到验证。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性，本文还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工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工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在原有的27个制造业行业基础上，引入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煤气的生产和供应6个工业行业进行测算。本部分研究将上文实证检验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工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并通过动态面板和两步SYS-GMM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对中国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基准回归模型15显示，产业转移规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能够促进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此外，产业转移规模对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市场共生3个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也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中介效应递归检验模型的前两步得到验证。在中介效应的第三步检验过程中，所有中介变量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可以通过技术共生、产业共生以及市场共生3种中介效应提升中国的工业价值链地位。同理，对“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分析，在控制了个体效应、制度变量和控制变量之后，基准回归模型22中，产业转移规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一带一路”国家承接中国产业转移对沿线国家工业价值链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中介效应递归检验模型的第二、三步检验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技术共生、产业共生以及市场共生对沿线国家工业价值链升级起到了中介作用。综合上述的稳健性检验分析，产业转移规模、中介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和影响方向与上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总的来说，表3的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因此，本文推断上文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基准回归 技术共生中介效应 产业共生中介效应 市场共生中介效应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模型20 模型21
中国 被解释变量 GVC_ind ln_HIG GVC_ind ln_IND GVC_ind ln_TOT GVC_ind
估计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产业转移规模 0.0446*** 0.1088*** 0.0176 0.0951*** 0.0254* 0.1114*** 0.0179
（2.9672） （7.6775） （1.1600） （6.9852） （1.6717） （8.6662） （1.1665）
中介变量 0.2269*** 0.1895*** 0.2207***
（7.1287） （5.5605） （6.1834）
基准回归 技术共生中介效应 产业共生中介效应 市场共生中介效应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24 模型25 模型26 模型27 模型28
“一带一路”国家 被解释变量 GVC_ind ln_HIG GVC_ind ln_IND GVC_ind ln_TOT GVC_ind
估计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三步
产业转移规模 0.1060*** 0.3638*** 0.0361** 0.3297*** 0.0721*** 0.3336*** 0.0415**
（9.9488） （37.8513） （2.3435） （36.7241） （4.2224） （38.9152） （2.1998）
中介变量 0.1910*** 0.1275*** 0.1477***
（5.9875） （4.4408） （3.2906）

3.4 共生模式的行业差异

在共生理论框架下，产业间的互动关系势必会产生利益，但是利益的分配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偏利或非对称的，由此产生多种不同的互动形式和共生行为模式[12]。在本文的研究中，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价值链的升级效应类似于产业互动关系带来的利益分配，如果国际产业转移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价值链升级都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此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对称互惠共生，否则，属于非对称互惠共生。为了检验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不同类别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部分在盛斌的研究基础上[34]，依据国民经济标准行业（GB/4757-2017）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IC Rev.3）重新划分合并了27个制造业行业。然后借鉴沈能等[35]的研究，根据要素密集度把27个制造业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四大类 ① ，接着将所测算出的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见表4，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国来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规模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规模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沿线国家来说，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可以在1%水平上显著提升沿线国家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可以在5%水平上显著提升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因此，根据胡晓鹏对共生行为模式的划分思想[12]，可以认为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利益分配更偏向于“一带一路”国家，当然，中国的利益也并未因产业转移而受损，属于非对称互惠共生；对双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由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分工和合作产生的利益分配较为平均，属于对称互惠共生。
表4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对双边不同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Tab.4 The impact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n the upgrading of bilateral different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s

资源密集型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中国 “一带一路”国家 中国 “一带一路”国家 中国 “一带一路”国家 中国 “一带一路”国家
产业转移规模 0.0003（1.2197） 0.0035***
（5.4669）		 0.0008***
（3.5954）		 0.0072***
（16.5802）		 0.0078***
（8.4486）		 0.0013**
（2.2693）		 0.0017***
（9.2292）		 0.0057***
（6.6400）

4 结论与启示

互惠共生是“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推进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共生理论基础上，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作为共生单元的质参量，采用2003—2017年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7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以及两步SYS-GMM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总体而言，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可以实现互惠共生，其互惠共生效应主要通过技术共生、产业共生、市场共生中介机制实现。分行业看，产业转移对不同类别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其中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表现为非对称互惠共生，即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并不显著，但对沿线国家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显著；而其他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则表现为对称互惠共生，即其他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对沿线国家和中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研究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从理论上论证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互惠共生性，从经验证据上回应了某些国家狭隘的政治猜测。
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如何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实现互惠共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①通过增强技术共生实现产业转移互利共赢。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在注重产能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双边技术合作，充分发挥科技交流和技术合作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建立“一带一路”技术合作联盟，构建密切的、高度融合的“一带一路”内部技术合作网络；鼓励铁路、电力、通讯等本土优势行业的相关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与沿线国家形成技术互补的开放格局；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人才培养和交流，为深化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联系提供人才保障。②通过增强产业共生实现产业转移互利共赢。加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配套体系建设，鼓励产业链上下游本土企业抱团“走出去”；激发本土跨国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沿线国家形成良性互补的产业合作关系，避免与沿线国家当地企业同质竞争；全方位拓展和延伸本土跨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供应链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按照产业集群模式与沿线国家积极共建合作园区，构建优势互补的“一带一路”产业共生网络。③通过增强市场共生实现产业转移互利共赢。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充分挖掘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鼓励建立“一带一路”双边或者多边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消除贸易壁垒，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扩展到区域大合作，形成以中国为辐射点的“一带一路”国家自贸区，积极拓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市场潜力。④根据行业异质性设计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模式和路径。考虑到不同行业产业转移的互惠共生效应存在差别，因而在产业转移的模式和路径设计上应有所差异。对于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在产业转移的同时要注重提升国内产品的加工深度和技术含量，使得我国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也得到显著提升，从而实现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转移效应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向对称互惠共生转换。对于其他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要继续深化分工合作，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优势资源整合，推动产业转移实现更高层面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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