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19 , Vol. 39 >Issue 5: 55 - 6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5.007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

  • 宋周莺 , 1, 2, 3 ,
  • 虞洋 1, 2, 3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 北京 100101
  • 3.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 北京 100049

宋周莺（1983—），女，浙江缙云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化与区域贸易等。E-mail：。

收稿日期: 2018-06-03

  修回日期: 2018-10-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530751)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0010102)

收起

Urban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 SONG Zhouying , 1, 2, 3 ,
  • YU Yang 1, 2,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CAS，Beijing 100101, China
  •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6-03

  Revised date: 2018-10-1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0

Fold

摘要

边境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城镇是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载体，衡量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陆地边境134个县级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人口三个维度综合构建城镇化指标体系评价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并通过象限图法评估其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从而为未来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线性缓慢增长态势。②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态势，高、低水平边境县域各自集聚呈带状分布，但其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③2000—2015年，边境地区社会城镇化进程较快，而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对较慢；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由早期的经济、社会城镇化的非可持续转为人口、经济城镇化的非可持续。从空间格局看，东北、内蒙古、新疆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西藏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 边境地区; 城镇化; 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 区域协调发展; 口岸经济; 产业转型升级

本文引用格式

宋周莺 , 虞洋 . 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J]. 经济地理, 2019 , 39(5) : 55 -6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5.007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border areas are the gateway to opening up and the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easuring border areas' urbanization level and analyzing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end, it could explain the situation of border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order area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focuses on 134 border counties, constructs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indicator system based on economy, society and population to evaluate urbanization level of border counties, and applies quadrant diagram to assess border count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end.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are as follows. First, in 2000-2015, urbanization level of border areas presented the slow linear growth. Second, in 2000-2015, urbanization level in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border of China was higher than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although the spatial difference had been decreasing. High and low urbanization level of border areas had shown a zonal distribution. Third, social urbanization of border areas had grown faster than economic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main problems of border areas' urban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ve changed from economic and social n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n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attern, border areas with sluggish economic growth mainly distribute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and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loss in the border areas of Tibet urgently needs to be solved.

Key words： border areas; urban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rt economy;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边境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亦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边境地区在我国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以及陆路边境地区的综合发展”。但受制于自然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我国大部分边境地区面临人口流失、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发展滞后等问题。在此态势下，综合评估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态势，探讨其未来城镇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从学术界看，边境地区研究一直是政治地理学的传统和主流方向。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关于边境地区的研究逐渐增强了对于其综合环境、社会发展等问题的反思[2]。目前，学者对于边境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国际政治格局的角度入手，着力探讨临界国家国际合作的模式[3⇓⇓⇓-7]；二是从人口的角度入手，探讨边境地区人口数量与人口流动的变化及其影响机理[8⇓-10]；三是从经济的角度入手，分析地缘经济发展[11⇓-13]和边境口岸建设[14⇓-16]，而对于边境地区城镇化的研究总体较少，且研究偏向于省域尺度和个案的一般性规律的分析[17⇓-19]，研究方法也以相对以定性描述为主[20-21]。
另一方面，城镇化作为区域发展水平的表征之一，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地理学文献进行深入分析。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城镇化发展的水平与格局、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城镇化的形成机理、城镇化与农村空心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22⇓⇓-25]，全球范围内典型区域的城镇化的缘起及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6⇓⇓-29]，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和其发展的结构特征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备的梳理[30⇓⇓⇓-34]。传统的城镇化衡量方法一般采用人口比重法，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从人口、产业、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综合度量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涉及层次分析法[35-36]、主成分分析法[37]和熵值法[38⇓⇓-41]等。同时，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逐渐成为研究热点[39]。已有研究认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相协调的新型城镇化，城镇化发展不单要考虑效率，更需注意其过程与态势，即一定时间段内城镇化的发展变化趋势[35,37,42-43]。而学者们通过回归分析[44]、象限图法[45]、DEA分析[46-47]和神经网络模型[48-49]等方法评价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未来城镇发展状态。总体而言，学者们对我国各区域的城镇化研究已比较完备，但对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状态和过程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
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受到地缘环境、对外开放、国家政策、人口流动等要素的综合影响[22⇓⇓-25]。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分析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有助于促进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优化城镇空间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此态势下，本文基于城镇化发展内涵，从人口、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评价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通过象限图法探讨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期能丰富城镇化相关研究，并为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中国陆地边界线约2.28万km，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和邻国最多的国家，边境地区发展态势复杂。中国同邻国接壤的省份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9个省区、45个地级市。因部分地级市面积较大，其行政区划内只有沿边口岸及居民点具有明显的边境特征，因此本研究选择边境县级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有4个边境地级市的市辖区亦纳入考虑。从理论上，市辖区的一个区与县是同等级别，但单个市辖区的数据不易获得，故而选择整个地级市的市辖区为一个研究单元。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获性和研究时间的连贯性，排除2011年后新设立的4个边境县级市，最终选取130个边境县（旗、县级市）及4个地级市的市辖区（丹东、白山、黑河、防城港）共134个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图1），以2000—2015年为研究年份。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1 Location of study area

1.2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1.2.1 城镇化水平评价

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目前国内构建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多从新型城镇化、内涵式城镇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多个维度进行指标构建[38-39,50-51]。基于此，本文结合目前学者对于城镇化指标体系的研究[22,25,39,52]，并考虑到边境县域的城镇发展过程具有人口分布相对稀疏，经济发展滞后，社会基础设施相对缓慢且差异较大，自然资源禀赋普遍较差的特点，通过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3个基准层11个评价指标作为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评判子系统（表1）。其中，经济指标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内容；人口指标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基础；社会指标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反映人们生活水平高低[19]。
表1 边境县域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in border county

目标层 基准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边
境
县
域
城
镇
化
发
展
指
标		 经济城镇化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1） +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2） +
人均GDP（X3） +
人口城镇化 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百分比（X4） +
城镇人口密度（X5） +
非农业人口比重（X6） +
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X7） +
社会城镇化 居民储蓄余额（X8） +
固定电话拥有率（X9） +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百分比（X10） +
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X11） +
②指标权重。通过熵值法对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发展能力进行逐年评价。熵值法是一种相对客观、全面、无需先验结果的综合评价方法，用熵值的思想来确定各子系统及构成要素指标的权重，能够克服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可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得出的权重值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比较适合多元指标间的综合评价分析。对于某项指标，信息熵值越大，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运用熵值法进行边境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评价过程具体如下：
①将各指标标准化消除不同量纲造成的差异化，计算比重：
S i j = X i j / ∑ i = 1 n x i j
②计算指标的熵值：
e j = - k ∑ i = 1 n s i j l n s i j ,   k = 1 / l n n
③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gj：
g i = 1 - e i
④计算指标xj的权重：
ω j = g i / ∑ j = 1 p g i
⑤计算边境各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
C λ i = ∑ j = 1 p ω j x λ i j
式中：Cλi为第λ年第i个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水平； ω j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值；xλij为第λ年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标准值；n为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个数。由于不同年份根据熵值法计算出的各指标的权重值大小不同，在计算每年各指标的客观权重情况下，进一步参考专家意见，对熵值法的权重进一步梳理，求出每一类指标2000—2015年逐年的权重，求其平均值即为该项指标的权重，得出中国边境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各指标及其对应的二级指标（基准层）的权重见表2。
表2 边境县域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权重

Tab.2 The weight of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 in border county

年份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经济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社会城镇化
2015 0.845 0.816 0.615 0.670 0.600 0.782 0.783 0.622 0.814 0.779 0.710 0.374 0.269 0.356
2014 0.843 0.827 0.618 0.688 0.582 0.793 0.757 0.619 0.814 0.808 0.716 0.386 0.264 0.350
2013 0.842 0.827 0.646 0.733 0.602 0.821 0.688 0.610 0.805 0.812 0.762 0.377 0.259 0.364
2012 0.852 0.828 0.737 0.698 0.600 0.854 0.680 0.604 0.822 0.792 0.610 0.382 0.264 0.354
2011 0.846 0.835 0.730 0.684 0.610 0.850 0.707 0.600 0.793 0.805 0.762 0.383 0.264 0.353
2010 0.842 0.853 0.720 0.713 0.610 0.934 0.700 0.605 0.644 0.780 0.787 0.372 0.274 0.354
2009 0.836 0.842 0.734 0.729 0.593 0.849 0.663 0.598 0.733 0.802 0.814 0.361 0.257 0.382
2008 0.832 0.841 0.758 0.546 0.596 0.851 0.673 0.604 0.732 0.835 0.740 0.364 0.265 0.371
2007 0.817 0.836 0.708 0.520 0.688 0.849 0.705 0.572 0.698 0.820 0.777 0.374 0.281 0.346
2006 0.790 0.855 0.730 0.525 0.711 0.844 0.695 0.572 0.717 0.824 0.712 0.359 0.282 0.359
2005 0.851 0.904 0.721 0.576 0.756 0.843 0.718 0.571 0.687 0.838 0.707 0.387 0.283 0.330
2004 0.850 0.842 0.648 0.613 0.759 0.849 0.746 0.571 0.755 0.875 0.720 0.374 0.286 0.340
2003 0.817 0.948 0.638 0.644 0.759 0.856 0.703 0.574 0.730 0.512 0.699 0.390 0.294 0.315
2002 0.804 0.861 0.468 0.731 0.759 0.965 0.599 0.525 0.738 0.629 0.577 0.406 0.304 0.291
2001 0.809 0.862 0.743 0.618 0.758 0.860 0.597 0.648 0.725 0.590 0.556 0.376 0.285 0.339
2000 0.817 0.848 0.770 0.618 0.567 0.859 0.609 0.639 0.595 0.625 0.575 0.376 0.271 0.353
平均权重 0.831 0.852 0.687 0.644 0.659 0.854 0.689 0.596 0.738 0.758 0.702 0.376 0.275 0.369

1.2.2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分析

为衡量研究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Shen等曾提出二维的象限图法[45]来进行定量测度。本文对其方法加以改进。基本思路为：通过考察在某段给定时间内，人口城镇化指标基准层的变化率VμP，经济城镇化指标基准层的变化率VμE和社会城镇化指标基准层的变化率VμS的数值和其相互关系，分析并评价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模式以及其城镇化发展的阶段，判断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如图2所示。城镇化可持续性的变化率的计算公式为：
V μ P = μ R t 2 - μ R t 1 t 2 - t 1 = ∆ μ R ∆ t
V μ E = μ E t 2 - μ E t 1 t 2 - t 1 = ∆ μ E ∆ t
V μ S = μ S t 2 - μ S t 1 t 2 - t 1 = ∆ μ S ∆ t
图2 城镇化可持续性发展的VμP-VμE-VμS坐标图

Fig.2 The VμP-VμE-VμS coordinat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图2中，第一象限：VμP>0，VμE>0，VμS>0，系统处于可持续的城镇化状态；第二象限：VμP>0，VμE<0，VμS>0，系统处于人口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第三象限：VμP<0，VμE<0，VμS>0，系统处于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第四象限：VμP<0，VμE>0，VμS>0，系统处于经济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第五象限：VμP>0，VμE>0，VμS<0，系统处于人口经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第六象限：VμP>0，VμE<0，VμS<0，系统处于人口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第七象限：VμP<0，VμE<0，VμS<0，系统处于城镇化非可持续发展状态；第八象限：VμP<0，VμE>0，VμS<0，系统处于经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

1.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分别来自于2001—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沿边省份统计年鉴、各地级市政府网站的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http://tongji.cnki.net/kns55/），部分县级单位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通过插值法补全。

2 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评价

2.1 边境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态势

如图3所示，2000—2015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从0.1803上升到0.3239，总体呈较缓慢的线性上升态势。从具体年份看，2000年以来边境地区的城镇化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2000—2004年的高速增长期。主要是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工程项目、税费优惠及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带动边境地区城镇快速发展，其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率达到6.23%。②2005—2008年的相对停滞期。西部大开发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随着大项目大工程的减少，受制于边境地区的区位条件和薄弱的产业基础，边境地区城镇化进程明显放缓，其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仅1.41%。③2009—2015年的低速增长期。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逐渐扩大内需，带动了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其城镇化年均增长率达到2.44%；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家对边境地区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边境经济合作不断深入，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为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后续动力。
图3 2000—2015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变化态势

Fig.3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in the border areas，2000-2015

2.2 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时空演变格局

如图4所示，2000—2015年，我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总体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高水平县域、低水平县域各自集聚呈带状分布。但近年来，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高水平县域空间集聚态势正逐渐消失；而西南边境地区城镇化低水平县域的空间集聚态势得到一定改观。
图4 边境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得分

Fig.4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urbanization in border county

2000年，城镇化高水平县域集中分布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边境地区，低水平县域广泛分布在西藏、云南、广西的大部分边境地区和内蒙古中部地区。主要因为东北边境地区工业基础较雄厚，而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的经济合作基础较好；南部藏区边境主要受制于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城镇化基础较差。从具体县域看，城镇化高水平县域主要包括丹东、黑河、白山、哈密、满洲里、防城港、二连浩特、绥芬河、东港等县级市。这些地边境区大部分具有资源禀赋较优、行政等级相对较高、交通比较便利、口岸比较发达等特点。
2000—2005年，内蒙古、甘肃等北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更加凸显；城镇化高水平县域集中分布在内蒙古、甘肃、吉林、辽宁等边境地区，低水平县域仍集中在西藏、云南、广西等大部分边境地区和内蒙古中部地区。从具体县域看，除绥芬河、满洲里、丹东、白山等地级市外，高水平城镇化县域还主要包括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新巴尔虎右旗、陈巴尔虎旗、哈密市、阿尔山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
2005—2010年，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高水平优势进一步下降，内蒙古、甘肃等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高水平县域进一步凸显，新疆西部、云南等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高水平县域逐渐显现，西藏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但有所改善。从具体县域看，与2005年较相似，丹东、绥芬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瑞丽、哈密、苏尼特右旗、白山、乌拉特后旗、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富蕴、满洲里等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
2010—2015年，城镇化高水平县域的集聚态势有所减弱，新疆、西藏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改善；城镇化高水平县域广泛分布于新疆、内蒙、东北、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低水平县域主要位于西藏、新疆西南部、云南、广西等部分边境地区。从具体县域看，二连浩特、黑河、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丹东、额济纳旗、绥芬河、瑞丽、满洲里、阿拉善左旗、白山、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哈密、东兴等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比较突出。
可见，长期以来，我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一直较大，城镇化水平较高的边境地区主要集中于行政等级高、交通可达性较优的县域（如满洲里、丹东、白山等）或边境口岸发达、边境贸易发展较好的县域（如绥芬河、二连浩特、瑞丽、凭祥等）。但2000年以来，这种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在逐渐改变，空间差异逐渐降低。变差系数分析结果也证明，2000—2015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在波动中呈现缩小的趋势。2000—2004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变差系数由0.324降至0.296；2005—2010年有所波动但基本保持平稳；2011年以后呈较快速下降态势，2014年降至最低0.273。

2.3 边境县域城镇化各子系统发展状况

经济、人口和社会城镇化子系统共同决定了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与建设能力。结合图3，边境县域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增长平缓，而社会城镇化的平均得分则不断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边境县域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医疗、教育、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不断改善；但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长乏力，生产发展滞后，人口流失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城镇化子系统的权重通过熵值法测算，其大小是其内部指标离散程度的体现，其权重变化亦可反映子系统的重要程度。结合表2，社会城镇化子系统的权重呈现上升趋势，而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子系统权重则在波动中保持稳定。边境县域社会城镇化区域之间的差异有相对增大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福利的改善对于边境县域城镇建设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地位也日趋重要。
①经济城镇化高水平县域呈明显的条带状分布，集中在吉林、辽宁和内蒙古西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城镇化高水平县域逐渐向内蒙古边境集中，黑龙江边境县域的经济城镇化水平下降尤其明显。新疆西部的阿勒泰、塔城地区经济城镇化水平出现显著增长；西藏、云南边境地区的经济城镇化有所发展但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②人口城镇化高水平县域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西部、东部以及新疆北部。近年来，内蒙古一直是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最快的边境地区。15年间，人口城镇化发展已由最初呈比较典型的东高西低态势到形成新疆东北部、甘肃—内蒙古西部、内蒙古东部和吉林—黑龙江南部四大人口城镇化高水平带状分布区。
③社会城镇化的高水平县域呈块状分布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和西南地区；低水平地区集中出现在内蒙古西部和西藏地区。近年来，西部地区的社会城镇化大幅提升，东北、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社会城镇化相对滞后，因此社会城镇化高水平县域从东部逐渐向西部集聚（图5）。
图5 2015年边境县域城镇化各子系统发展评价

Fig.5 The subsystem development assessment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county in 2015

2.4 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估

城镇化水平不等同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了进一步分析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从时间序列角度入手，综合考察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演变态势，以判断其可持续性。具体通过象限图法比较边境地区在2000—2005、2005—2010、2010—2015年等不同时期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从三个时段分析其VμP-VΜE-VμS坐标图和空间分布图（图6）。根据三维坐标图，本文将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归为以下八类：Ⅰ型（可持续城镇化），Ⅱ型（人口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Ⅲ型（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Ⅳ型（经济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Ⅴ型（人口经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Ⅵ型（人口城镇化可持续发展），Ⅶ型（城镇化非可持续发展），Ⅷ型（经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图6 2000—2015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性评价的空间分布及Vμp-VμE-VμS坐标图

Fig.6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 the Vμp-VμE-Vμs coordinate for evaluat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2000—2005年，随着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大部分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呈较好增长态势。其中，北部边境县域的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均呈较好状态。具体来看，80个表征为Ⅰ类（可持续城镇化），主要集中分布在新疆东北部、内蒙古及西藏大部分地区；29个Ⅱ类（人口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广泛分布在我国边境地区；6个Ⅲ类（社会城镇化可持续），主要集中在东北、内蒙古东部边境地区；13个Ⅳ类（经济社会城镇化可持续），主要集聚于新疆西部边境地区；还有2个Ⅵ类、4个Ⅶ类边境县域。
2005—2010年，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以人口城镇化和人口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为主，而经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不足。从空间格局看，南部边境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态势较好，北部边境地区的人口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相对较好。在此期间，Ⅵ类（人口城镇化）县域共59个，广泛分布在新疆、东北、内蒙古大部分地区；Ⅱ类县域（人口社会城镇化可持续）40个，主要位于西藏、云南、广西地区；还有8个Ⅰ类县域（可持续城镇化）位于在新疆东北部，内蒙古及西藏大部分地区，包括丹东、东乌珠穆沁旗、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图什、富蕴、腾冲、绿春和瑞丽；10个Ⅴ类状态（人口经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县域，零散分布在边境地区。此外，还有4个Ⅲ类、3个Ⅳ类县域、11个Ⅵ类（经济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县域、9个Ⅶ类状态的边境县域。
2010—2015年，随着国内经济的逐步转型并扩大内需，加之“一带一路”倡议为边境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稳定，但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依旧呈现非可持续。从空间格局看，东北、内蒙古西部等边境县域大多呈社会城镇化的可持续，新疆西部、西藏、云南等边境县域大部分呈人口城镇化的非可持续。具体来看，这一时期主要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状态是Ⅲ类（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共75个边境县域，广泛分布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新疆大部分地区和广西部分地区；Ⅳ类（经济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县域29个，集中在新疆西部和西藏地区。此外，Ⅰ类（可持续城镇化）县域仅有黑河、二连浩特、额敏和噶尔4个；Ⅱ类县域有3个；Ⅳ类（经济社会城镇化可持续）县域有3个；Ⅴ、Ⅵ类状态的县域分别有1个，Ⅶ类发展状态的县域有14个；Ⅷ类状态的县域有4个（图6）。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2005年之后开始显现，目前，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由早期的经济、社会城镇化的非可持续转为人口、经济城镇化的非可持续。总体而言，尽管经济转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边境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考虑到边境县域产业转型升级任务紧迫，未来该区域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主要面临依靠资源开采与初加工带动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终将难以为继，需挖掘口岸经济带动能力，完善出口加工型产业发展；着力解决部分地区人口流失和大部分地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等问题。

3 结论与建议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边境地区作为我国深化国际合作的重点门户，其城镇化发展亟需开展研究。本文通过从经济、社会、人口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边境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并基于象限图法探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结论如下：①2000年以来，经过高速增长期、相对停滞期、低速增长期三个阶段，我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缓慢线性增长态势。②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高水平、低水平县域各自集聚呈带状分布的空间格局；但2000年以来，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态势相对减弱，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③边境地区的社会城镇化进程相对提升较快，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增长缓慢。从空间格局看，内蒙古、东北、新疆西部等边境地区的大部分县域的经济城镇化增长乏力；西藏边境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有所倒退，其人口流失问题较严重。④象限图法显示，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由早期的经济、社会城镇化的非可持续转为人口、经济城镇化的非可持续。
边境地区在未来发展中，亟需解决人口与经济城镇化非可持续，即减缓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增长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分区域看，对于人口城镇化非可持续的西藏边境地区，考虑到其自然资源禀赋，需加强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完善藏区城镇化建设过程。对于以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非可持续为主的西南、内蒙古西部和东北边境地区，需要建立高端人才培养机制和本地人才培训体系。特别对于东北地区，需落实高端人才的户籍、薪酬、人事、职称等制度的条件，加强优秀人才的吸引，以带动边境地区城镇发展；对于东北和内蒙古依托当地资源进行城镇化建设的县域来说，需注重提高产业附加值，发展特色产业并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对西南边境经济城镇化发展非可持续的县域来说，应通过建设口岸型城市并依托国家战略进一步贯彻“走出去”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发展进出口贸易深加工，拓宽贸易水平和层次，摆脱低附加值、初级产品的现状来带动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陆大道, 杜德斌. 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 地理学报, 2013, 68(6):723-727.

[2]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8):1535-1546.

DOI

[3]
李铁立, 姜怀宇. 边境区位、边境区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J]. 人文地理, 2004, 19(6):1-5,48.

[4]
汤建中, 张兵, 陈瑛. 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以东亚地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02, 17(1):8-12.

[5]
赵明, 郑喜珅. 跨境旅游资源国际合作开发探讨——以黑龙江中俄边境段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04, 13(4):86-93.

[6]
Ratti R, Reichman 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border cooper-ation[M]. Basel: Helbing & Lichtenhahn, 1993.

[7]
Sklair L. Assembling for development:The maquila industry in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M]. London: Routledge, 2012.

[8]
王兰辉, 吴瑞. 我国陆地边疆人口空间分布与地形关系[J]. 地理空间信息, 2011, 9(5):109-111.

[9]
贾玉梅. 边境地区人口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以黑龙江省边境地区为例[J]. 人口学刊, 2012, 195(5):22-29.

[10]
何跃. 云南边境地区主要贸易口岸的境外流动人口与边疆安全[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0(2):35-43.

[11]
宋涛, 程艺, 刘卫东, 等.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空间差异及影响机制[J]. 地理学报, 2017, 72(10):1731-1745.

DOI

[12]
程艺, 刘慧, 公丕萍, 等. 中国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6, 36(9):19-26.

[13]
Venables A J. 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6, 37(2):341-359.

[14]
李慧娟. 中国边境口岸城市发展模式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15]
丛志颖, 于天福. 东北东部边境口岸经济发展探析[J]. 经济地理, 2010, 30(12):1937-1943.

[16]
宋周莺, 车姝韵, 王姣娥, 等. 中国沿边口岸的时空格局及功能模式[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589-597.

DOI

[17]
戢晓峰, 姜莉, 陈方.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J]. 地理科学, 2017, 37(12):1875-1884.

DOI

[18]
李红, 张珺, 欧晓静. 边境省区县域城镇化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变及机制分析——以广西为例[J]. 热带地理, 2017, 37(2):163-173.

DOI

[19]
杨振, 雷军, 英成龙, 等. 新疆县域城镇化的综合测度及空间分异格局分析[J]. 干旱区地理, 2017, 40(1):230-237.

[20]
张丽君, 李澜. 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西部边境城市发展.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24(2):48-52.

[21]
李澜, 张丽君, 王燕祥. 中外边境城市功能互动的可持续发展系统构想[J]. 广西社会科学, 2004, 105(3):36-39.

[22]
曹广忠, 王纯洁, 齐元静. 我国东部省区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J]. 地理研究, 2008, 27(6):1399-1406.

[23]
刘彦随.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J]. 地理学报, 2007, 62(6):563-570.

[24]
刘彦随, 杨忍.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J]. 地理学报, 2012, 67(8):1011-1020.

DOI

[25]
王洋, 方创琳, 王振波.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J]. 地理研究, 2012, 31(2):1305-1316.

[26]
Addie J P D. On the road to the in-between city:Excavating pe-ripheral urbanisation in Chicago’s "Crosstown Corridor"[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6, 48(5):825-843.

[27]
Rowland R H. Urbanization in Ukraine during the 1990s[J].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0, 41(3):183-216.

[28]
Waley P. Distinctive patterns of industrial urbanisation in mod-ern Tokyo,c. 1880-1930[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09, 35(3):405-427.

[29]
Lin G C. State policy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post-reform China,1978-95[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4):670-696.

[30]
Ma L J.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1949-2000: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9):1545-1569.

[31]
Pannell C W. China's continuing urban transi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9):1571-1589.

[32]
Shen J, Wong K Y, Feng Z. State-sponsored and spontaneous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1980-1998[J]. Urban Geography, 2002, 23(7):674-694.

[33]
Wang Y P, Wang Y, Wu J.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l develop-ment in China: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9, 33(4):957-973.

[34]
Li X, Zhou W, Ouyang Z. Forty years of urban expansion in Beijing:What i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hysical,socioeconomic,and neighborhood factors?[J]. Applied Geography, 2013, 38:1-10.

[35]
陈忠暖, 阎小培, 徐红宇, 等. 港澳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测评比较[J]. 经济地理, 2007, 27(3):387-391.

[36]
宋建波, 武春友.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10(2):78-87.

[37]
秦耀辰, 张二勋, 刘道芳.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评价——以开封市为例[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3(6):1-8.

DOI

[38]
袁晓玲, 梁鹏, 曹敏杰.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陕西省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2):52-56,86.

[39]
马艳梅, 吴玉鸣, 吴柏钧.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图法[J]. 经济地理, 2015, 35(6):47-53.

[40]
张春梅, 张小林, 吴启焰, 等. 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及其提升对策:以江苏省为例. 经济地理, 2012, 32(7):50-55.

[41]
陶晓燕, 章仁俊, 徐辉, 等. 基于改进熵值法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6, 9(5):64-68.

[42]
方建德, 杨扬, 熊丽. 国内外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比较[J].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0, 35(8):132-136.

[43]
侯学英. 可持续城市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商业研究, 2005, 312(4):36-38.

[44]
李颖, 任学慧. 城市化背景下大连市可持续发展评价[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0, 26(10):892-894.

[45]
Shen L, Peng Y, Zhang X, et al.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eval-uating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J]. Cities, 2011, 29(1):1-3.

[46]
武玉英, 何喜军. 基于DEA方法的北京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6(3):117-123.

DOI

[47]
Yin K, Wang R, An Q, et al. Using eco-efficiency as an indica-tor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Chinese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4, 36.

[48]
朱明峰, 洪天求, 叶强. 基于神经网络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J].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2005, 35(3):423-428.

[49]
宋宇辰, 何玮, 张璞, 等. 基于BP神经网络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预测[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4, 27(6):79-84.

[50]
何孝沛, 梁阁, 丁志伟, 等. 河南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2):257-264.

DOI

[51]
杨丽, 孙之淳. 基于熵值法的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评[J]. 经济问题, 2015, 12(3):115-119.

[52]
陈明星, 陆大道, 张华.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 地理学报, 2009, 64(4):387-398.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