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更是中国西向出口的第一站，研究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地缘关系对于促进双方合作与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均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事件数据分析法，尝试运用定量手段衡量1992—2015年中国与中亚地区地缘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并探讨影响双方地缘关系演变的因素。发现：①地区尺度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地缘关系的演变可划为低速平稳发展、快速发展、全面发展和波动调整四个阶段，双方累计互动147次、月均0.51次，且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安全、能源、文化等领域；②国家尺度上，中国与5个国家互动频繁，但国家间差异显著，其中中乌互动事件最多，而中塔最少；③将双方地缘关系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三个方面，其中，地缘政治是先导性要素、地缘经济是重要因素、地缘文化是重要补充。
全面认知湄公河五国对接中国产业转移能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对于推动澜湄合作、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计算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揭示中国和湄公河五国比较优势互补特征，认为湄公河五国具备一定对接中国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依据“四力模型”构建湄公河五国产业转移承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对湄公河五国产业转移承接能力进行评价，并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湄公河五国产业转移承接力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时间上，2009—2015年湄公河五国产业转移承接力呈波动上升趋势，2016年有所下降；空间上，湄公河五国产业转移吸引力和产业转移发展力分布较为均衡，产业转移鉴别力和产业转移支撑力分布较为不均衡。结合中国和湄公河五国不同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从转移不同类型产业、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人才合作、建设产业园区等角度为深化澜湄六国合作提供建议。
在全球化力量持续增强的背景下，地缘经济的发展状态是国家开放水平的重要表征。边境地区是国家构建地缘经济联系的重点区域，基于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评价内涵，使用ICEM模型对中国边境地区45个地级行政区的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在2001—2016年期间有所上升，但幅度较小；在2003—2004年和2008—2011年期间发展波动较大。②优势度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整体上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评价值排序为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云广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③预测结果显示未来云广地区与新疆地区发展势头强，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与西藏地区则较差。④外部投资联系与外贸活动是地缘经济系统的搭建与运作核心，此外还应重点考虑政策影响、沿边口岸建设及固定资产投资等要素。
“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变的背景下，多主体、多尺度的网络化模式成为创新导向，动态性、路径依赖性与邻近性等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思维有助于理解创新网络演化规律和机制。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中1991—2016年经济地理学领域创新网络演化研究文献，借助CiteSpace V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回顾，系统梳理创新网络演化研究的热点领域、知识基础，明晰核心研究内容和学术争议。结果表明：①创新网络结构演化、演化路径与演化机理是国外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借鉴西方演化理论和研究范式，企业、产业和区域等创新网络演化实证探讨受到国内研究重视；②多维邻近性机制下的创新网络形成与演化、全球—地方多空间尺度耦合的创新结网以及产业集群创新网络成为研究的知识基础；③创新网络演化是否呈现路径依赖有待解答，不同维度邻近性对创新网络演化影响的重要程度存在争议，着眼于多集群的创新网络演化则是新近的前沿领域。
基于海洋经济系统与脆弱性内涵，提出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概念，并对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发生机制及属性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以胁迫性、敏感性、弹性、适应性为基础的指标体系。鉴于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具有模糊性，选用基于信息扩散技术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2000—2015年环渤海17个沿海城市进行评价，最后运用核密度估计以及信息可视化技术对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时空分异分析。结果表明：①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整体水平及差距逐渐减小，并呈现由快到慢变化的阶段性现象。②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脉络清晰,驱动因素差异明显。其中，大连脆弱性有所增加，青岛、威海降幅较为突出，营口、锦州、葫芦岛、沧州、潍坊未发生明显变化，其余9市均得到缓解。
首先采用熵权法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6年的环境污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Moran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FDI和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结果表明：FDI、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且FDI与环境污染有强正相关关系，FDI集聚度高的地区，污染集聚也高。使用空间计量模型（SEM，SLM）进一步分析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FDI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FDI在地理上的集聚对当地或邻近省域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提升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加强经济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边境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城镇是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载体，衡量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陆地边境134个县级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人口三个维度综合构建城镇化指标体系评价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并通过象限图法评估其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从而为未来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线性缓慢增长态势。②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态势，高、低水平边境县域各自集聚呈带状分布，但其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③2000—2015年，边境地区社会城镇化进程较快，而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对较慢；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由早期的经济、社会城镇化的非可持续转为人口、经济城镇化的非可持续。从空间格局看，东北、内蒙古、新疆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西藏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解决。
以北京都市区为研究案例地，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d）函数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分布特征与集聚强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层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时间段内产业用地的集聚强度都要高于居住用地的集聚强度，说明居住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为分散化，而产业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为集聚。②土地利用格局显著影响居民的通勤行为，随着产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密度的提升，居民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都明显缩短，说明居住在土地混合程度越高区域的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来优化通勤行为；个体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住房产权以及邻里特征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居民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
撤县（市）设区作为中心城区拓展发展空间、优化整合资源的重要手段，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调配和空间重组带来的明显的影响。以杭州市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前后杭州公共服务水平时空变化特征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探讨这一区划调整影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和配置变化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撤县（市）设区对新设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新老城区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存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具有滞后性，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现已由城市中心向外围等级扩散，且在新设区内已初步呈现集聚点。基于领域重构理论，城市规划修编、地方自主权变化及辖区功能转变等均会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供需产生影响，且这一机制在重点分析了撤县（市）设区的正向促进效应以后，更是为各个因素在影响城市公共服务变化时的作用效力提供解释。
从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收入、制度政策三个方面选取变量，对义乌市小商品市场经营户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个人和家庭特征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居住年限越长，在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其市民化意愿越高。在经济收入方面，收入水平越高、已经购买住房对市民化意愿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在制度政策方面，子女义务教育资格、住房公积金、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专业市场经营户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住房公积金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达到一定期限的市场经营户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完善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助于推动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基于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夜间灯光总量集成序列，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标准差椭圆、重心转移模型及地理探测器等定量方法，系统比较1995—2015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三大城市群经济规模呈东中西梯度递减特征，经济增速呈西中东梯度递减特征。总体差异、群内差异及群间差异均逐年缩小，群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②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均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在期初的基础上不断强化。经济空间分布均呈西北—东南走向，但呈现出不同的离散趋势。③政府投资、市场水平及对外开放是推动三大城市群之间及各城市群内部经济差异的核心因素，人口规模、医疗水平、文教水平及交通水平等因子的作用随城市群区域及阶段的变化而有所差异。
基于2015年春运期间长春市与省外城市的人口迁移数据，结合GIS空间表达、自然断裂法、等级钟等方法，分析长春市人口流动的层级特征、空间格局、时序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表明：①春运期间其他城市与长春市间的人口流动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高层级城市的组成遵循拉文斯坦的经济律，低层级城市的空间布局遵循距离律。②长春春运人口流动高度集中于“胡焕庸线”以东区域，其中长春人口联系的重点区域集中于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且分布形态呈现出金字塔式层级分布结构。③春节前后人口流动存在差异，节前迁移城市集中化，节后迁移城市多样化和分散化。④经济律和距离律在人口迁移中起核心作用，而地理认同、适应性及部分特殊城市的特殊职能对迁移方向也存在明显影响。⑤长春市承担吉林省人口流出的门户功能。⑥百度迁徙数据在人口流动研究中具有很好的表征作用，但仍然存在偏向和缺乏个体信息等固有缺陷。
优化高耗能产业空间布局对新时期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文章探讨中国高耗能产业的空间布局演化及其成因。通过计算区位基尼系数、产业集中度，发现高耗能产业省区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河南、广东等少数省份。动态格局方面，高耗能产业的空间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集疏过程经历“集聚—扩散—集聚”的阶段性变化。区域间主要表现为东北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产业份额总体不变，但区域内部格局变化显著，表现为北京、上海和广东向山东和江苏发生大规模转移。基于相关理论，文章构建高耗能产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基础是影响高耗能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但影响强度正在逐步弱化；资源禀赋和经济全球化通过影响企业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获取途径作用于高耗能产业的空间布局，但前者作用强度正逐渐减弱，而后者的影响则日益突出；环境规制和政府干预正逐渐成为促使高耗能产业空间扩散的重要驱动力。
基于网络范式分析创新合作与知识交互的主体特征和空间结构成为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尚有留白。文章以我国2015年320部国产影片生产制作的企业为原始数据，借助UCINET、ArcGIS等工具，刻画中国电影制片整体网络的主体特征、空间结构和6大城市子网络。研究发现：我国电影制片网络的核心主体是国有和私营企业并重；空间结构以北京为显著单核，上海、香港、杭州等为外围关键节点，在东部三大城市群形成制片合作三角；子网络中，北京基于丰富的地方交互和频繁的跨区域合作，成为我国最有潜力发展为全球性电影生产基地的子网络，上海、杭州、深圳等是以北京为主要合作者的外向型网络，香港则是相对独立的电影制片内生型网络。
乡镇企业生产效率事关乡村发展及城乡融合进程。基于1990—2016年乡镇企业生产投入、产出相关数据，综合运用DEA模型、GIS空间分析及经济重心等研究方法，考察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格局演变及其移动路径。研究显示：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具有以下特征：①整个研究期内，3个效率指标均值基本呈波动下行发展态势；②综合技术效率偏低，纯技术效率水平略高，规模技术效率得分最高，且不同研究单元差异显著；③从三大空间效率均值排序来看，综合技术效率为东、中、西部，纯技术效率为东、西、中部，规模技术效率则较为随机；④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重心转移方向先后经历由东南向西南的演变，最终转移方向为东北。
基于云南省2007—2016年的水果产业数据，分析得出云南省水果产业主要分布在滇东南的红河、滇西的大理以及滇中的玉溪，总体上呈现出“以红河为核心+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从水果产业发展状况、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物流发展水平3个方面，建立物流网络节点重要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确定轴心节点城市；利用货运联系强度模型确定各轴心节点城市的辐射范围，并构建以滇中水果物流圈和滇西水果物流圈为核心的云南省水果产业轴辐式物流网络。
基于C2C店铺服务质量指标，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县域尺度下中原城市群C2C淘宝店铺服务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欠佳、低质区数量总占比超过85%，反映出整体服务质量不高的客观现实；服务优质区较少且组团效应不明显，反映出高水平的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与市域尺度相比，县域尺度更能反映局部低值地区的优质增长点。②空间关联的四个类型区呈现出“L-L区范围大，H-H区、L-H区和H-L区范围较小”的特征，整体空间形态呈现出以郑州市为中心“H-H”—“L-H”—“L-L”的环状扩散。与市域尺度相比，低值塌陷区的局部H-H区、H-L区被凸显出来。③空间相互作用强度以四级联系轴为主，与前三个等级联系轴共同塑造“一团一带多核心”的网状格局。与市域尺度下以郑州为核心的放射状格局不同，核心辐射区明显减少且局限在郑州都市区范围。④从影响因素看，信息化水平是影响C2C店铺服质量空间分异的最重要因素；地形与区位条件已成为网商发展的基本要素，而作为制约因素的“障碍”作用愈发弱化；城镇化、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C2C店铺服务质量提升起基础支撑作用；专业化经营对知名品牌的孕育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是直接因素，影响着C2C店铺的经营理念与开拓创新；宏观政策所营造的外部环境对C2C淘宝店服务质量的提升起着重要引导作用。
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银行上市逐渐成为银行成长的必由之路。上市实现了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大、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经营风险的降低，同时也影响到银行新增网点的空间布局战略。文章引入演化经济地理的研究方法，基于产业关联的思想提出地方产业的金融关联程度和区域间投资流向的金融关联程度两个变量，以此构建银行网点空间演化路径的解释框架。通过比较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的回归结果，解释和发现二者的基层网点和分行空间演化路径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表明，上市行为显著地改变银行网点空间演化路径的作用机制。
以东北地区粮食生产结构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尺度，运用数据统计对比、层次聚类分析等方法，结合GIS制图，对比分析2010—2015年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四盟）玉米、水稻和大豆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的时空格局和演变特征，探究东北地区粮食生产类型的空间分布、演化规律及成因。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玉米占比高值区域分布在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东北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玉米高值区明显增加。水稻的占比相对高值区集中分布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和辽河流域的部分县市区，近年来总体呈现北增南减的变化趋势。大豆占比相对高值区仅仅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北部大兴安岭地区，近年来高值区大范围缩减。层级聚类的分类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粮食生产类型多样性降低，玉米为主要粮食类型的区域范围在不断扩大，相应的大豆为主的类型区则严重萎缩，水稻生产优势区范围明显扩大。东北地区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而引起的。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提升乡村发展能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程，对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更具有特殊意义。以江汉平原为案例，2005—2014年为研究期，以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解构乡村发展能力、构建测度指标体系，以熵权法解析乡村发展能力、揭示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江汉平原县域乡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并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和东西分异格局；②外源驱动是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的主要组分，其中城镇化驱动是主要能力贡献源；③外源驱动型是江汉平原乡村发展的主要地域类型，内外动力均衡型则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化未能有效带动乡村发展，并造成严重的乡村病问题。现有关于城镇化对乡村人—地—业影响的研究较少，关于影响机制的探讨更显匮乏。文章基于黄淮海平原县域数据，刻画县域乡村系统与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析城镇化对乡村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乡村人口发展空间分异不明显，而乡村土地、产业发展空间分异明显，其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山东省、环渤海湾周边地区等；②黄淮海平原县域城镇化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异明显，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山东省、京广铁路沿线周边地区、环渤海湾周边地区等；③城镇化对乡村土地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土地城镇化对乡村的影响不显著，乡村人口和产业的发展主要受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交互作用能够增强对乡村的影响力；④合理的城镇化发展可有效促进乡村人—业发展，有助于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
乡村发展不仅要全面发展，更要各方面协调发展，所以各方面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文章基于耦合协调的视角对湖南乡村振兴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协调发展构建适当的指标体系，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994—2016年，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这五方面之间存在着正向交互效应；“产业兴旺”是五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生态宜居、生活宽裕”对生态宜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影响相对较弱，但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据此，给出推进湖南乡村振兴建设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协调发展的对策。
土地托管推进了以土地与劳动为资产的收益模式发展，然而，其是否具有益贫性或者能够成为资产收益扶贫的方式有待探讨。以湖南省H县的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土地托管对于贫困户资产收益的影响，以及影响土地托管实现资产收益扶贫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土地托管有利于增加贫困户的资产收益；土地托管中，影响贫困户资产收益的因素主要有贫困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贫困户参与土地托管的时间、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贫困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因此，家庭劳动力的缺失、劳动力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缺失都制约着贫困家庭的资产收益增长。这就需要在土地托管过程中，为贫困户提供托管生产与服务费用补贴；通过“能力”扶贫增强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发展能力；通过“机会”扶贫增加贫困家庭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交通对旅游流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高铁作为近年来我国诞生的新兴地理要素，正在对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聚焦高铁对典型旅游城市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影响，以黄山市为案例地，通过对高铁开通前（2015年4月）、高铁刚开通（2015年8月）、高铁运行两年（2017年7月）、高铁网络形成（2020年）四个时间节点的观测、调查和预测，结合3 600份调查问卷和955条旅行社在线旅游网站线路数据，借助Excel、SPSS、UCINET、ArcGIS、Photoshop等分析软件和研究方法，研究高铁网络化时代典型旅游城市旅游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高铁刚开通，黄山市旅游流空间结构的变化并不明显。②高铁运行两年，黄山市旅游流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密度逐渐降低，“核心—边缘”结构显著，核心区逐渐向高铁沿线城市转移，形成新的旅游发展轴线，网络整体合作水平上升，“旅游核心+高铁沿线城市”成为最主要的合作形式。黄山市的节点功能和区位优势不断提升，呈现极化发展趋势，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功能提升，高铁沿线城市的节点功能和区位优势普遍提升，成长为次级旅游中心和交通核心，非高铁沿线城市节点功能普遍下降。③预计到2020年，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将建成，黄山市高铁网络持续优化，旅游流网络规模继续扩大，网络发育更加完善，沿高铁线路将形成多个环形核心区，边缘区将覆盖国内主要大中城市，黄山市与高铁沿线城市的合作关系持续增强，对周边旅游地的辐射功能亦不断提升。黄山市节点功能和区位优势再次提升，沿高铁网络将形成多个次级旅游中心、交通核心，高铁沿线城市的区位优势继续增强，整体网络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④高铁开通至运行两年，黄山市旅游空间结构逐渐由不均衡的“网状”结构演化为“网状+链状”结构，待2020年高铁网络基本成型，将再演化为“核心—边缘—飞地”圈层结构，核心区辐射半径扩大至900 km，旅游地系统进入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稳定性好的成熟阶段。
文章以云南省元阳县哈播长龙宴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借助行动者网络这一分析工具，在福柯微观权力观的指导下剖析传统节事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商品化的发展过程，以及目的地社区的日常生活政治。研究发现：①少数民族节事旅游商品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行动者网络中的利益主体角色发生变化，网络结构处于持续调整的状态。②政府借助行政征召的手段主导传统节事商品化发展，其核心地位在商品化发展过程中发生动摇。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行动逻辑受多重因素影响，坚守传统文化以及追求经济利益是传统文化领袖和社区居民参与少数民族节事旅游发展共同的驱动力。社区的权利抗争一定程度上维护族群精神信仰。③传统节事商品化发展应重视少数民族社区的主体性，平衡社区和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选择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道路。
利用夜间灯光数据，结合张家界不同时期建成区统计资料，利用阈值提取的方法，提取张家界不同时期建成区面积，对张家界城市扩张方向进行分析；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及索洛模型，结合张家界市1989—2015年的基础数据，分析张家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特征及其与旅游产业成长的关系。研究发现：①张家界城市建成区呈现外延性的扩张趋势；②张家界旅游景区分布呈现的“三星拱月”态势对城市空间形态产生重要影响；③旅游产业成长对空间形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产业组织形式的演替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对旅游城市空间的物质要素和功能要素产生影响；④张家界城市形态演变速度总体上较为稳定，但1995、2002、2009、2011、2014年城市空间变化率相对较低，而1990、1992、1999、2003、2012年城市空间变化率相对较高。在此基础上完善旅游产业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和逻辑模型。
交通是推动旅游空间合作的先决条件，对旅游合作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和多种计量方法探讨高速公路发展对大湘西旅游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公路交通发展影响区域旅游可达性，对旅游地空间布局产生聚集和扩散作用；高速公路交通布局驱动大湘西地区旅游经济质量的提升，影响旅游流的流向和流量；高速公路的发展驱动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率的提升。针对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进一步优化完善高速公路交通网布局，注重高速公路交通质量提升，提高区域旅游合作水平等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