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格局及重心轨迹演变

  • 于正松 , 1, 2 ,
  • 李小建 , 2, 3, ,
  • 刘依 4 ,
  • 许家伟 3 ,
  • 薛冬萍 1
展开
  • 1.安阳师范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中国河南 安阳 455000
  • 2.河南大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1
  • 3.河南省城乡空间数据挖掘院士工作站,中国河南 郑州 450000
  • 4.兰州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李小建(1954—),男,河南孟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E-mail:

于正松(1981—),男,山东莒县人,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8-08-07

  修回日期: 2018-10-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60117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5YJCZH212)

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项目(2017GGJS12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70021)

Production Efficiency Pattern and Trajectory of the Gravity Center of Chinese Township Enterprises

  • YU Zhengsong , 1, 2 ,
  • LI Xiaojian , 2, 3, ,
  • LIU Yi 4 ,
  • XU Jiawei 3 ,
  • XUE Dongpi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Tourism Management,Anyang Normal University,Anyang 455000,Henan, China
  •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
  • 3. Academician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ata Mining,Zhengzhou 450000,Henan, China
  • 4.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Gan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8-07

  Revised date: 2018-10-2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0

摘要

乡镇企业生产效率事关乡村发展及城乡融合进程。基于1990—2016年乡镇企业生产投入、产出相关数据,综合运用DEA模型、GIS空间分析及经济重心等研究方法,考察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格局演变及其移动路径。研究显示: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具有以下特征:①整个研究期内,3个效率指标均值基本呈波动下行发展态势;②综合技术效率偏低,纯技术效率水平略高,规模技术效率得分最高,且不同研究单元差异显著;③从三大空间效率均值排序来看,综合技术效率为东、中、西部,纯技术效率为东、西、中部,规模技术效率则较为随机;④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重心转移方向先后经历由东南向西南的演变,最终转移方向为东北。

本文引用格式

于正松 , 李小建 , 刘依 , 许家伟 , 薛冬萍 . 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格局及重心轨迹演变[J]. 经济地理, 2019 , 39(5) : 128 -13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5.015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is the key to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production input and output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1990-2016 and applying the methods of the DEA model,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economic gravity cent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attern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its moving path of Chinese township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Chinese township enterprises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During the whole research period,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three major efficiency indicators shows a downward trend of development. 2) The overall order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dicators from high to low is scale technica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it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research units. 3) The average value of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gradually decreases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 the order of average value of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from high to low is the eastern regio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central region, while the scale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relatively random. 4) The shift direction of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path which is firstly from the southeast to the southwest and finally transfer to the northeast.

乡镇企业的兴起得益于改革开放对我国农业和农村劳动力的变革与释放作用,其在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盘活丰富的农村生产资源,提高乡镇财政及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曾是乡村支持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1]。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及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乡镇企业发展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呈现略微下降趋向。低技术水平、粗放生产、环境问题等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受区域城乡关联模式、产业基础水平等方面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也产生了明显分化,先后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地方典型,区域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2]。“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振兴更是其题中之义。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强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构建,促进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推进。因此,剖析我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水平格局演变及规律,对把脉农村产业空间发展质量,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镇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组织管理、矛盾与优化,以及其经济和社会效应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侧重点与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现实理论需求关联密切。自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起步以来,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①1980年代至20世纪末为乡镇企业起步并迅速壮大的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乡镇企业自身发展的调整与优化展开,如技术供给[3-4]、人资管理[5]、融资渠道[6]与土地利用[1]等方面;②进入21世纪的前十余年,乡镇企业发展进入成熟稳固期,研究的切入视角包括其发展质量[7-8]、产权改革[9]、技术进步及正外部性[10-11]等维度;③2010年以来为乡镇企业发展的震荡调整期,研究的焦点开始转向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12-13]、模式与路径总结[2,14-15]、企业地理集聚及其地方综合响应[16-19]等。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乡镇企业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7-8,14],但基于不同年度截面数据对其生产效率进行分解,考察其空间格局演变及重心转移轨迹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将经济重心理论运用到对我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研究中,探究1990—2016年全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格局及重心轨迹演变,以期为我国乡镇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研究与决策的理论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DEA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数据包络分析法是由著名数学家A Charnels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该方法是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它是评价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工具。假设整个研究模型中有n个决策单元,每个单元(DMU)的“输入”及“输出”类型分别有ms种,分别表示为:
X i = x 1 j , x 2 j , , x m j T Y j = y 1 j , y 2 j , , y s j T     j = 1,2 , , n
式中: x i j x i j 0 , i = 1,2 , , m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种类型的投入量; y i j y i j 0 , i = 1,2 , , sj个决策单元的第i种类型的输出量。
构造DEA-BCC模型如下:
m i n θ = V D 2 s . t . j = 1 n X j λ j θ X 0 j = 1 n X j λ j Y 0 j = 1 n λ i = 1 λ j 0 ,   j = 1,2 , 3 , , n
DEA模型输出的指标有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表示研究单元的资源配置与管理水平,规模技术效率表征其规模经济的适宜状况(有规模报酬递增与规模报酬递减两种态势),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技术效率的乘积为各研究单元的综合技术效率。

1.1.2 重心的经纬度坐标模型

经济重心理论是解释经济现象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一种经典分析方法和数量刻画工具[20]。重心理论是借鉴物理学中关于对象物重力合力集聚点的描述,被用来判断某空间范围内特定要素重心位置,进而可考察不同年份重心的移动方向与距离,也即其可以用来测度某空间范围内各种要素的重心区位及其长时间序列下的重心移动轨迹。结合全国各省级行政单元省会的经纬度信息,确定研究要素的重心经纬度坐标:
l o n A t = i = 1 n R i t l o n A i / i = 1 n R i t l a t A t = i = 1 n R i t l a t A i / i = 1 n R i t
式中:年份用t来表示;省区用i来表示;第t年度第i个省区的生产效率值用Rit来表示;lonAi、latAi为第i个省级单元的经、纬度坐标;lonAt、latAt为第t年度全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重心的经、纬度坐标。

1.1.3 重心测度模型

若求得不同要素的重心位置,便可求其重心间距。同理,如能计算出不同时期同一要素的重心区位,亦可求其移动的距离与方向。求两重心位置间距时,假设先后两个时期(tt+1)重心位置的偏离程度为DtAB,则可根据球面距离计算公式求出式(4)~(6)

1.2 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研究所用数据为1990—2016年全国乡镇企业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单元为中国大陆29个省份(西藏、贵州因部分年份数据缺失,分析时予以剔除,鉴于研究周期始于1997年前,为了研究尺度的连续性,将1997年前的重庆市从四川省独立出来测算)。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1—2006)、《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07—2013)、《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14—2017)以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2017)。
按照易理解性、相关性、可获取性等原则,同时充分考虑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投入和产出系统。选取乡镇企业增加值和营业收入作为产出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和企业个数作为投入指标。用来表示产出的指标有总产值、增加值以及营业收入,鉴于增加值更能反映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所以选择增加值和营业收入的简单算术平均作为产出综合指标,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采用研究基期价格指数对产出指标进行平滑处理。物质资本投入Kt(单位:万元)参照孙建红等人的做法[8],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估计,将《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2007—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固定时期的价格指数参与估算。劳动投入Lt(单位:万人)结合范丽霞等人的成果,选择乡镇企业历年从业人数作为表征指标[7]

2 生产效率分解及其时空特征

2.1 生产效率分解

在兼顾数据精简与技术效率变动显著两方面原则前提下,将整个研究期大致按5年的间隔期分为6个时间点,分别为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运用上文构建的乡镇企业投入产出指标求解DEA模型,获得各研究单元相应年份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进而测算其6年的技术效率均值,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1990—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乡镇企业技术效率均值

Tab.1 Average value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in all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1990 to 2016

地区 crste vrste scale 地区 crste vrste scale
北京 0.876 0.907 0.963 河南 0.629 0.757 0.822
天津 0.941 0.953 0.987 湖北 0.777 0.811 0.950
河北 0.719 0.844 0.854 湖南 0.604 0.679 0.891
山西 0.572 0.595 0.964 广东 0.711 0.898 0.785
内蒙古 0.573 0.586 0.978 广西 0.635 0.642 0.985
辽宁 0.808 0.896 0.863 海南 0.628 0.921 0.693
吉林 0.522 0.533 0.979 重庆 0.657 0.674 0.975
黑龙江 0.711 0.731 0.967 四川 0.617 0.720 0.862
上海 1.000 1.000 1.000 云南 0.626 0.631 0.990
江苏 0.843 0.975 0.867 陕西 0.625 0.636 0.980
浙江 0.904 1.000 0.904 甘肃 0.563 0.605 0.931
安徽 0.594 0.608 0.979 青海 0.320 1.000 0.320
福建 0.771 0.819 0.926 宁夏 0.449 0.730 0.667
江西 0.455 0.461 0.985 新疆 0.530 0.663 0.818
山东 0.736 0.966 0.762 全国 0.669 0.767 0.884

注:“crste”表示综合技术效率;“vrste”表示纯技术效率;“scale”表示规模技术效率。

2.2 不同技术效率时空格局演化

采用ArcGIS自然断裂法,将效率值分成优秀、良好、一般和较差四个等级,为节约篇幅,仅列出研究期内综合技术效率值格局演变状况(图1)。
图1 1990—2016年间各省(区、市)乡镇企业综合技术效率空间分异

Fig.1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between 1990 and 2016

整个研究期内综合技术效率年平均值为0.663,发展水平偏低。从年度水平来看,1990年处于第一等级的有8个省份,其中北京、天津、河北等6个单元达到了最优水平(即效率值为1),占比20.69%,一般和较差水平的省份有11个,占比37.93%;1995和2000两个年份综合效率格局变动不大,2005年有近1/3的省份达了最优水平,仅有4个研究单元处于较差水平;综合效率均值在2010年达到最低水平,处于最优水平的仅有上海市,一般和较差水平的有15个单元,占比高达51.72%;2016年有4个省份综合效率值回到最优水平,较2010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升。
研究期内纯技术效率水平均值为0.760,较综合效率略高。从演变过程来看,1990年纯技术效率处于第一等级的研究单元有13个,占总数的44.83%,其中达到最优水平的有10个省份,包括东部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以及西部的青海等省份,一般和较差水平的有8个研究单元,表明此时期纯技术效率值两极分化比较显著;1995年处于第一等级的研究单元达到16个,占比55.17%,呈现效率提升与区域均衡发展双重特征;2000、2005、2010三个年份纯技术效率处于第一梯队的省份逐年下降,2010年最优研究单元仅剩4个,其中广西、黑龙江、湖南等省份下降最为突出;2016年最优单元变为10个,但仍呈现两极分化严重的趋势,西部大部分省份偏低。
规模技术效率均值为0.886,整体处于良好水平,得分居于3类效率值首位。从时空演变视角看,其非最优水平单元的规模态势值得关注。1990年递增和递减的研究单元分别为13、9个,2016年变为8、16个,规模效率最优单元在整个研究期内均未超过10个,显示整个研究期内各省份乡镇企业发展的规模控制不够合理。从期初的以规模递增单元为主变为期末的以规模递减为主,表明在经历了规模扩充阶段后,有超过一半省份的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了规模不经济时期,需要适度降低规模以提高其生产效率。

2.3 区域生产效率时空演变

2.3.1 整体时序发展趋势

从整个研究期来看,全国乡镇企业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呈现基本同步的发展态势,均为反“~”型下行走向。1995、2005、2016分别较上一个时间节点有所提升,且2005年这两个指标均达到了研究期内的最高水平,但2016年的水平与2005年相比仍有明显下降。综合技术效率水平比纯技术效率水平波动幅度更显著,2010年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0.258。表明2010年全国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出现了大幅下滑,可能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是我国城乡发展差异进一步极化的阶段,城市发展虹吸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政府产业管理的重心集中于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重工业及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缺乏对乡镇企业的支持与引导。此外,城市优先发展的收益倍增效应也进一步促进了乡镇区域人才、资金等要素向城区的转移,进而加剧了乡镇企业生产效率水平地下降。纯技术效率的波动幅度较综合技术效率略小,且其峰值出现在1995年,表明乡镇企业的组织管理及资源配置水平在2000年以前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也与20世纪末期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并成为带动乡村区域发展增长极的实际相吻合。
表2 1990—2016年全国乡镇企业技术效率均值及规模收益态势

Tab.2 The average value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and the trend of scale return from 1990 to 2016

年份 效率均值 规模收益
TP PE SE 不变 递减 递增
1990 0.699 0.791 0.893 7 10 12
1995 0.751 0.847 0.892 5 13 11
2000 0.667 0.793 0.859 6 11 12
2005 0.777 0.831 0.939 8 10 11
2010 0.492 0.605 0.857 3 12 14
2016 0.594 0.690 0.876 4 17 8
规模技术效率的水平及发展趋势与前两者有显著差异,一是效率水平整体偏高,整个研究期内各省份效率值都处于0.8以上,二是研究期内除2005、2010两个年份分别达到峰值和最低值外,一直呈小幅下降的趋势。从规模收益类型来看,2005年以前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的研究单元在5~8个之间浮动,处于递增和递减阶段的均在10~14个之间。2010、2016两个年份规模报酬不变的单元仅剩3、4个,显示大部分研究单元的规模效率处于不合理状况,如2016年有17个研究单元处于规模递减阶段,表明有过半省份乡镇企业规模扩张过度,导致其资源配置与管理水平矛盾加剧,已处于规模不经济的状态,亟需通过控制产业规模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

2.3.2 三大区域格局变动

从各研究单元效率值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具备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为了保持区域间的完整性,参照相关文献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部分[8],分别对这三大区域的效率指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乡镇企业生产效率3类指标均具备较为典型的差序格局。综合技术效率与我国区域经济的梯度规律基本一致,呈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虽然我国一直实行城乡分治的“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但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在市场需求、产业关联及技术支撑等方面还是具备客观上的溢出效应,会带动所在区域乡镇企业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纯技术效率区域格局排序为东部(0.918)、西部(0.689)、中部(0.647),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资源配置及行业管理水平还是受益于所在区域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平,如典型案例区上海市在6个研究节点上纯技术效率均为1,一直处于最优水平。西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水平还略高于中部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产业规模相对较小,而且相当一部分为立足地方垄断资源的特色产业,具备较强的高端市场竞争力。市场对高产品质量地诉求会倒逼西部地区乡镇企业提升行业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规模技术效率空间分布较为随机,但总体来看,中部地区要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表明中部地区乡镇企业的产业规模较为适宜,但东、西部的规模效率较低的模式也存在显著不同。研究期内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省(区、市)乡镇企业发展处于规模递减阶段,即生产规模扩张过度,进入了规模不经济的状态。西部地区各省(区、市)则大多处于规模递增阶段,即其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

3 技术效率重心演变路径分析

为更清晰地考察我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重心的变动,参照重心法分别求得6个时间节点全国乡镇企业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及规模技术效率的重心,进而分析其移动距离和方向,总结重心的演变轨迹及规律,结果如图2
图2 1990—2016年间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重心空间移动轨迹

Fig.2 The spatial moving track of the gravity center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Chinese Township enterprises from 1990 to 2016

图2易知,我国乡镇企业综合技术效率重心从经度上来看,除2005年外总体呈现逐渐东移的趋势,即经度移动均为正值。纬度移动可显著分为两个阶段,2010年前主要是向南移动,其中2005年还有一次较大幅度的南迁。2010年迅速反向北移,移动距离达98.81 km,2016年继续向北发展,表明研究期末重心最终转移方向是北上。从移动距离来看,我国乡镇企业综合技术效率重心移动较为缓慢,整个研究期移动共计285 km,年均距离约为12 km,且到2016年重心基本移动到靠近1990年重心原始位置,经纬度相差均不超过0.6°,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纯技术效率的重心移动轨迹与综合技术效率类似,1900—2000年以东南移动为主,2005年向西南移动的幅度和距离较综合技术效率更为显著。2010年重心回到1995年稍偏南的方位,并最终在2016年转向东北方向,其研究期内总移动距离为258 km,较综合技术效率略短。与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相比,规模技术效率的重心演变较为随机,主要在南阳和许昌之间呈“西北—东南”方向往返移动,并于2016年定格到移动路径的中部位置。
整体来看,27年间我国乡镇企业生产的综合技术效率重心移动呈现“东南—西南—东北”转移路径,主要方向还是趋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表明随着城乡融合及区域均衡战略的推进,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更显著地受惠于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技术支撑及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正向作用,进一步扩大了综合技术效率的领先优势。从局部的转移方向来看,2005年全国乡镇企业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主要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东南沿海乡镇企业发展进入稳态化阶段后,西南各省份也逐渐认识到乡镇企业在推进乡村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驱动作用,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状况提出了促进乡镇企业提质增效的诸多举措。如云南省开展的“优势农产品加工推进工程”、“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工程”等,四川省“促进乡镇企业由外延扩展导向转为科技与劳动力素质驱动模式”等政策的实施。2010年后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重心的东北方向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国家战略实施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正向带动作用。吉林、辽宁等省份均通过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科技支撑及人才培养等途径强化了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综合运用DEA模型、GIS空间分析以及经济重心等研究方法,对1990—2016年全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进行考察,测算其技术效率重心及移动距离,并进一步总结其移动方向与演变轨迹。主要发现有:①从发展时序角度来看,除上海市外,全国大部分省(区、市)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值呈波动下降趋势;②从效率分解类型来看,全国大部分省(区、市)乡镇企业效率分解指标大小顺序为规模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表明各地普遍重视企业规模扩张,但也导致部分省(区、市)在个别时段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状况;③从区域尺度上来看,全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生产效率值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即我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的等级分布基本上与区域经济的水平梯度相吻合;④从空间重心转移来看,全国乡镇企业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重心除2005年外主要以向东转移为主,纬度方面以2010年为界,经历了由南向北的转换,并最终形成了东北方向的位移趋势,而规模技术效率的移动轨迹则较为随机。乡镇企业技术效率重心迁移的根本驱动因素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和管理溢出效应,局部性的重心变更主要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4.2 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考虑从以下四方面入手来提升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
①正视乡镇企业效率的区域梯度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发展路径,构建协调的乡镇企业发展空间格局。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已发展到升级换代的阶段,而中、西部地区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要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就要走差异化的道路。东部地区要控制其发展规模,充分利用发达的资源、技术及市场优势,率先实现乡镇企业的现代化,继续发挥排头兵的引领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前提下,主动承接产业转移,适度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自身资源特色与引进产业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互补,促进现有乡镇企业生产效率的优化与提升。
②将现代企业管理的产权优势、制度优势及管理优势引入到乡镇企业管理,全面提升乡镇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与管理水平。纯技术效率水平整体偏低是导致其综合效率不高的关键因素,也即管理能力和资源配置水平是当下我国乡镇企业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14]。因此要借鉴现代企业管理优势和经验,坚持转变体制机制,要进一步优化企业产权制度,逐步形成现代产权制度,对于已经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企业,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按照现代产权制度运行。创新经营管理制度,要建立现代企业的经营制度和管理制度,不断增加乡镇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此外,乡镇企业也要转变思路,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将“生产营销”转变为“服务营销”,不断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形象。
③强化乡镇企业发展规划与引导,打造立足区域特色的乡镇企业产业集群。我国大多数省(区、市)的乡镇企业发展具有自发性、偶然性和随机性,因此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都呈现粗而全、小而杂的局面,最终导致大多数地区形成了乡镇企业主导产业不明晰、空间布局杂乱、效率低下的格局。因此,要在深入挖掘地方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考虑产业基础、市场机遇及国家战略等多维因素,确立适合当地发展的主导产业,正确处理好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第一产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渡。锤炼地方品牌,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借空间优化与聚焦发展实现效率提升。
④利用资本、技术的内生累积优势,培育与推进“乡镇企业—小城镇”的区域发展路径。乡镇企业是我国民营经济的主体力量,曾是乡镇乃至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其发展具有很强的地方根植性与反哺性,因此也具备更大的经济抗干扰性、产业以及劳动力稳定性,使得其在地方城镇化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5]。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地方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外流成为影响乡镇企业发展与效率提升的新阻障[2,18]。因此,地方政府在兼顾公平的框架下,适度保护乡镇企业发展并重启以其为核心力量的地方内生发展路径,通过产业优化与“宜居”小城镇的建设,留住优秀劳动力资源,是实现乡镇企业效率提升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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