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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8: 165 - 17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8.020

三农、土地与生态

黄土丘陵区典型村域样带乡村发展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 曹智 , 1, 2, 3 ,
  • 郑小玉 4 ,
  • 李裕瑞 , 1, 2, 3, ※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中国 北京 100101
  • 3.中国科学院 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中国 北京 100101
  • 4.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 北京 100038
※李裕瑞（1983—），男，四川隆昌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整治与村镇发展。E-mail：。

曹智（1989—），男，山东济南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9-11-26

  修回日期: 2020-06-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7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3129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9T12012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8M631558)

收起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Typical Village Transects of China’s Loess Hilly Region

  • CAO Zhi , 1, 2, 3 ,
  • ZHENG Xiaoyu 4 ,
  • LI Yurui , 1, 2, 3,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CAS，Beijing 100101, China
  • 3. Center for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CAS，Beijing 100101, China
  • 4.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Beijing 100038,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11-26

  Revised date: 2020-06-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8

Fold

摘要

在生态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驱动下，黄土丘陵区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出现明显转型特征，并逐渐呈现农村“空废化”与“社区集中”、耕地“撂荒”与“集约”利用并存发展态势。开展黄土丘陵区乡村发展空间格局研究有利于认识乡村发展差异化特征、揭示乡村发展地域分异规律，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采用样带研究方法，从行政区等级角度选取延安市宝塔区和安塞区之间的沟道经过的县县村域样带和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冯庄乡所在沟道至沟道末端经过的县乡村域样带开展了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研究。研究发现：①县县村域样带乡村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县乡村域样带，具有较好发展基础，将承担重要的发展轴作用；②村域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以乡镇政府驻地、沟口等优势区域为中心向外梯度递减规律，村域人口、土地、产业等3方面指标在乡镇驻地和沟口也呈现中心集聚现象；③县乡村域样带的偏远乡村至乡镇驻地村域的乡村发展水平较低，乡镇已成为人口集聚的最后节点，承担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责任。

关键词： 黄土丘陵区; 乡村发展; 样带; 延安市; 乡村振兴; 人口—土地—产业; 乡村转型

本文引用格式

曹智 , 郑小玉 , 李裕瑞 . 黄土丘陵区典型村域样带乡村发展水平地域分异特征[J]. 经济地理, 2020 , 40(8) : 165 -17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8.020

Abstract

Driven b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 ecology,production,and living activities in countryside of the loess hilly region appeared obvious transition and gradually presented concurrence development trend of "hollowing and abandoning" & "concentration in communities" on rural construction,and "land abandoning" & "intensive cultivation" on cropland. Studies on spatial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is area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rural development,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With the belt transect method,this study selected the "county-county" transect between Baota District and Ansai District of Yan'an City and the "county-village" transect between Liqu Town and remote village of Fengzhuang Town as case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to study spatial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village scale. The results included: 1)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county-county" transec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unty-village" transect on the whole,and will assume a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axis". 2) The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basically presented the outward gradient of the advantageous areas (such as town government resident,exit of gullies) as the center,and so was the three indicators of population,land and industry of village. 3)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villages between remote village and town government resident in the "county-village" transect was lower,and town government resident had been the last node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would bear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equalization. The results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village classification and classified promotion of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the loess hilly region; rural development; belt transect; Yan'an City; rural vitalization; population-land-industry; rural transformation

黄土丘陵区位于中国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的交界处，半湿润气候向半干旱、干旱气候区过渡地带，黄土土层厚而松，夏季多暴雨，曾是全球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脆弱，也制约着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1⇓⇓-4]。正因为如此，中国对黄土丘陵区的水土保持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先后经历了坡面治理、沟坡联合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草）工程、治沟造地的发展历程，取得了显著的水土保持效果[5-6]。同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中国广大农村地区[7⇓-9]。
在生态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推动下，黄土丘陵区乡村发展出现转型：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向经果业、畜牧业及现代农业转移，并逐渐向城镇二、三产业集中[10-11]；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心村”，部分自然村逐步消亡[12]，如2009—2013年延安市消亡的自然村达1 059个[13]；为适应农村人口减少趋势，部分地区结合特色小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精准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开展了迁村并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14]；城镇劳动力工资不断提升增加了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村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生产经济效益高的作物和农业机械替代劳动投入是两种常见的农业生产适应策略，梯田温室大棚等设施农业快速增加[15]，同时难以开展机械化的劣质耕地、甚至部分优质耕地出现撂荒现象[16⇓-18]；加上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大规模退耕，局部地区出现人—粮关系紧张问题[6]，在延安市出现适应新形势的治沟造地工程与饲料油菜种植试验[19-20]；空间上，乡村农业生产住房更新、社区建设以及城镇工商业发展等人类活动向沟道集聚，坡面和坡顶逐渐让位于生态空间[21]。
新时期，黄土丘陵区乡村发展呈现农村“空废化”与“社区集中”、耕地“撂荒”与“集约”利用并存发展态势。开展黄土丘陵区乡村发展空间格局研究有利于认识乡村发展差异化特征、揭示乡村发展地域分异规律，为黄土丘陵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由于乡村发展的动态性、多样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等因素，乡村研究基本单元的尺度越小，越有助于深入揭示乡村发展态势和分异规律，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研究出现精细化倾向[22]，由县域、镇域尺度细化到村域尺度，如基于村域尺度开展的空间分异研究包括广东省广州市农村聚落分类[23]、江苏省金坛市乡村性研究[22]、宁夏同心县乡村振兴类型识别[24]、宁夏盐池县乡村地域多体系统识别[25]、重庆典型镇域居民点布局优化[26]等。在这些研究中多使用村域尺度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地形地貌数据等，并存在不同程度的侧重，如朱倩琼等[23]和王兆林等[26]侧重对土地利用数据的应用识别乡村发展类型，李琳娜等[25]侧重对统计数据的应用识别乡村多体系统。
黄土丘陵区沟壑纵横，近年来沟道逐渐成为生产生活活动的重要区域[21]。选取黄土丘陵区不同类型的沟道开展村域发展空间格局样带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乡村发展差异化特征，还有助于为深入研究城乡发展梯度与城乡联系变化、提出优化村镇布局建议奠定基础。本文从行政区等级角度选取延安市宝塔区和安塞区之间的沟道经过的村域代表的两县/区政府驻地之间的村域样带类型（简称“县县样带”）和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冯庄乡所在沟道至沟道末端经过的村域代表的县/区驻地与偏远乡村之间的村域样带类型（简称“县乡样带”），以土地利用数据为重点开展村域发展空间格局研究，以认识乡村发展差异化特征、探索乡村发展分异规律，为黄土丘陵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1 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本文从“人—地—业”视角，构建乡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表1）。①人口方面包括人口密度和聚落集聚度，人口密度反映村域人口容纳能力和吸引能力，人口密度越大，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村域人口与村域面积的比值来表示；聚落集聚度反映乡村聚落空间的扩展与演化，集聚度越高，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行政村范围内居民点用地斑块的最近邻指数来表示。最近邻指数是“平均观测距离”与“预期平均距离”的比率，一般来说指数越小，集聚度越高，指数小于1，居民点呈现聚集分布，指数大于1，居民点呈现离散分布。②土地方面包括土地开发强度和土地开发集约度，土地开发强度反映乡村发展过程中土地开发利用扩展规模情况，土地开发强度越高，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建设用地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土地开发集约度反映乡村发展过程中土地开发集约利用情况，土地开发集约度越高，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二层及以上建筑的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③产业方面包括现代农业发展规模和非农产业发展规模，现代农业发展规模反映乡村农业发展情况，现代农业发展规模越大，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大棚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非农产业发展规模反映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情况，非农产业发展规模越大，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
表1 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涵及计算方法 正逆 权重
人口

 人口密度 反映村域人口容纳能力和吸引能力，人口密度越大，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村域人口与村域面积的比值来表示 + 0.0878
聚落集聚度 反映乡村聚落空间的扩展与演化，集聚度越高，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ArcGIS软件计算行政村范围内乡村居民点用地的最近邻指数来表示，最近邻指数越小，集聚度越高 - 0.0077
土地

 土地开发强度 反映乡村发展过程中土地开发利用扩展规模情况，土地开发强度越高，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建设用地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 + 0.0859
土地开发集约度 反映乡村发展过程中土地开发集约利用情况，土地开发集约度越高，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二层及以上建筑的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 + 0.4127
产业

 现代农业发展规模 反映乡村农业发展情况，现代农业发展规模越大，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大棚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 + 0.1542
非农产业发展规模 反映乡村非农产业发展情况，非农产业发展规模越大，乡村发展水平越高。用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占村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 + 0.2517
首先，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27]，得到无量纲化数据；再利用熵权法[28]确定各项二级指标权重，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表1；最后根据标准化值和指标权重计算各村域乡村发展水平。
①指标无量纲化：
x i j ' = x i j - x j , m i n x j , m a x - x j , m i n ( 正 指 标 ) x j , m a x - x i j x j , m a x - x j , m i n ( 逆 指 标 )
②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
H j = - 1 l n m ∑ i = 1 m f i j l n f i j f i j = x i j ' / ∑ i = 1 n x i j ' ≠ 0 0 f i j = 0
w j = 1 - H i n - ∑ j = 1 n H i
③乡村发展水平综合值：
R i = ∑ j = 1 n x i j ' × w j
式中： x i j为第i个村域的第j个指标的实际值，其中村域数量为m个，指标数量为n个； x i j '为第i个村域的第j个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x j , m a x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 x j , m i n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 w 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 R i为第i个村域的乡村发展水平综合值。
此外，为尽量减少人为划分干扰，且体现等级差别，村域分级设色制图中采取分位数法确定分级间隔，尽可能保证每个等级分配村域数量相等。

1.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选取延安市宝塔区和安塞区之间的沟道经过的村域作为县县村域样带区、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冯庄乡所在沟道经过的所有村域作为县乡村域样带区（图1）。县县村域样带包括3个镇的15个行政村，县乡村域样带区包括2个乡镇的22个行政村（表2）。
图1 典型村域样带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typical village transects

表2 典型村域样带行政村名单

Tab.2 List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the typical village transects

样带 村数量/个 行政村村名称（从北到南） 所在行政区
县县村域样带 15
 冯家营村 安塞区真武洞镇
贾家洼村、边墙村、碟子沟村、史家沟村、后街村、前街村、李家湾村、白家沟村、马家沟村、杨家沟村 安塞区沿河湾镇
李家湾村、康家沟村、解家沟村、赵家岸村 宝塔区河庄坪镇
县乡村域样带 22
 岳家窑则村、香水沟村、王里河村、曲台村、郭庄村、丁庄村、王庄村、下坪村、罗桥村、首头庄村、高庄村、冯庄村、李庄村、泥沟村、康坪村、贾庄村、杜坪村、白坪村 宝塔区冯庄乡
曹家沟村、姬庄村、李家沟村、柴崖村 宝塔区李渠镇
本文所使用的样带区村域边界来自延安市二调数据库，并以此边界为基础计算村域面积。村域人口规模数据来源于《延安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土地利用数据来自2018年12月高分2号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结合研究需求对样带区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进行细分，将农用地细分为耕地和园地，并对耕地进一步细分为坝耕地、台耕地和坡耕地；将建设用地细分为住宅及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县县村域样带区和县乡村域样带区的主要土地类型包括一般坝耕地、一般台耕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县乡村域样带区的一般台耕地和一般坝耕地明显高于县县村域样带区，而县县村域样带区的工矿仓储用地明显较高（表3，图2）。
表3 典型村域样带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

Tab.3 Types and area of land use in the typical village transects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四级类 县县样带 县乡样带
面积/hm2 占比/% 面积/hm2 占比/%
农用地



 耕地


 坝耕地 一般坝耕地 364.73 4.40 370.13 4.77
大棚坝耕地 80.31 0.97 18.88 0.24
台耕地 一般台耕地 284.58 3.44 497.62 6.42
大棚台耕地 3.52 0.04 10.24 0.13
坡耕地 坡耕地 110.62 1.34 35.71 0.46
园地 园地 园地 6.56 0.08 0.15 0.00
建设用地


 住宅及商服用地
 平房 平房 73.61 0.89 42.70 0.55
楼房 低层楼房（6层及以下） 14.10 0.17 3.24 0.04
高层楼房（6层以上） 0.00 0.00 0.62 0.01
工矿仓储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142.96 1.73 28.06 0.36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243.37 2.94 156.28 2.02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6 956.56 84.01 6 590.36 84.99
汇总 8 280.90 100.00 7 754.01 100.00
图2 典型村域样带土地利用分布图

Fig.2 Patterns of land use in the typical village transects

2 乡村发展分异特征

在人口、土地和产业方面都呈现一定的梯度变化规律，具体来看：①人口方面。县县样带区人口密度呈现样带区中间沿河湾镇政府驻地附近密度高、样带两头密度低；县乡样带区人口密度呈现沟口密度高、沟口附近至冯庄乡政府驻地密度较高、并随样带向沟头延伸密度不断降低（图3a）。聚落集聚度以最邻近指数表征，为负向指标，县县样带区聚落集聚度普遍高于县乡样带区，县县样带区聚落集聚度除沿河湾镇政府外其他较高，县乡样带区聚落集聚度分别以沟口和冯庄乡政府驻地为首向沟头方向整体呈现递减趋势（图3b）。
图3 典型村域样带“人口—土地—产业”分布格局

Fig.3 Patterns of the “population-land-industry” in the typical village transects

②土地方面。县县样带区土地开发强度和土地开发集约度普遍高于县乡样带区。县县样带区土地开发强度呈现中间沿河湾镇政府驻地附近高、样带两头强度低，并且沿河湾镇政府驻地至安塞区段的梯度变化规律特别明显；县乡样带区土地开发强度分别以沟口和冯庄乡政府驻地附近村域为首向沟头方向整体呈现梯度递减趋势，且沟头附近部分和沟口附近部分的梯度变化更为明显（图3c）。土地开发集约度较高的村域相比开发强度村域相对较少，县县样带区土地开发集约度高的村域主要是沿河湾镇政府驻地和靠近河庄坪镇驻地村域，县乡样带区开发集约度较高的村域主要是冯庄乡政府驻地及其前面部分村域（图3d）。
③产业方面。县县样带区现代农业发展强度较高（≥0.85%）的村域数量多于县乡样带区，但在这些村域的现代农业发展强度略低于县乡样带区；县县样带区非农产业发展强度明显高于县乡样带区。县县样带区现代农业发展强度呈现中间沿河湾镇政府驻地附近低、样带两头强度高，尤其集中于沿河湾镇政府驻地至宝塔区段；县乡样带区现代农业发展强度较高的村域主要是冯庄乡政府驻地前面部分村域（图3e）。非农产业发展强度较高的村域相对较少，县县样带区非农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河湾镇政府驻地附近的村域，县乡样带区非农产业主要在沟口村域（图3f）。
综合分析发现，县县样带区乡村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县乡样带区，并都呈现一定的梯度变化特征（图4）。县乡样带区梯度变化特征更明显，呈现以沟口柴崖村和杜坪村为首向沟头方向整体呈现递减趋势；县县样带区沿河湾镇政府驻地至安塞区段梯度递减特征比沿河湾镇政府驻地至宝塔区段明显。
图4 典型村域样带乡村发展水平分布格局

Fig.4 Patterns of the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ypical village transects

3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前景

结合县县村域样带和县乡村域样带的初步分析，从乡村转型发展的工程化、非粮化、非农化和社区化四个阶段[29]看：①大多数乡村都处于“工程化”阶段，1990年代开展了农民“投工投劳”坡改梯土地整治工程，2000年代开展了大型机械施工的宽幅梯田建设工程，以及2010年代开展了沟道整治工程，每个阶段都通过采取不同类型的工程措施提高生产条件以适应农业发展与生态建设需求。②在“工程化”阶段后，靠近县城或乡镇的村域在政府支持开展蔬菜大棚产业，进入“非粮化”阶段，根据遥感影像，冯庄乡政府驻地靠近沟口方向的部分村域、沿河湾镇政府驻地靠近宝塔区方向的部分村域呈现近10年的蔬菜大棚种植历史，同时也存在部分村域蔬菜大棚数量逐渐减少以至消失，如冯庄乡政府驻地靠近沟头的部分村域。③沿河湾镇政府驻地及靠近安塞区方向的部分村域，部分耕地和蔬菜大棚逐渐被建设用地取代，进入“非农化”发展阶段，而县乡村域样带缺乏明显的进入“非农化”阶段的村域。④冯庄乡政府驻地和沿河湾镇政府驻地进入“社区化”阶段，近年来不断提升了道路、学校、医疗等基础设施水平，并开发了居民社区建设，提升了集聚能力。
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持续发挥，乡村转型发展出现分化，位于沟头的偏远乡村大多数会停留在“工程化”阶段，并由于耕地破碎化、农业效益低等原因出现撂荒现象，政府需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创新方式推进耕地流转，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规模经营，保障承包户和经营主体权益，严禁改变耕地用途，严禁基本农田撂荒现象；部分偏远但具有文化、景观特色村域，采取自主经营、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发展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产业，注重保护特色村容村貌、特色建筑；距离县城近但城镇建设规模扩张暂时影响不到的村域，已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蔬菜产业，采取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自主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政府应注重搭建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超市、信用社等多主体利益共享合作平台，充分发挥各主体优势，形成生产资料供应、农机农技服务、销售、信贷、保险、品牌等全产业链保障机制，形成规模效应；乡镇既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节点，也是乡村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需要依据乡镇区位和人口，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并结合二三产业发展传统、发展机遇以及市县产业规划，确定二、三产业发展项目，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选取延安市宝塔区和安塞区之间的沟道经过的县县村域样带和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冯庄乡所在沟道至沟道末端经过的县乡村域样带开展了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研究。研究发现：①延安市宝塔区和安塞区之间的沟道经过的县县村域样带乡村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冯庄乡所在沟道至沟道末端经过的县乡村域样带，具有较好发展基础，将承担重要的发展轴作用。②村域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以乡镇政府驻地、沟口等优势区域为中心向外梯度递减规律；村域人口、土地、产业等3方面指标在乡镇驻地和沟口也呈现中心集聚现象。③县乡村域样带的偏远乡村至乡镇驻地村域的乡村发展水平较低，乡镇已成为人口集聚的最后节点，承担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责任。
样带是沿着一个主导驱动因素在梯度上有规模变化的线状研究区域或具有明显差异特征的线状地域类型[30]。样带研究方法最初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得到了成功应用[31]，并在农业和乡村地理中得到了推广[32⇓-34]。当前农业和乡村地理研究中，样带选取多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村域为基本单元的研究还很少见。本研究采用样带研究方法选取两县/区之间村域样带和县/区与偏远乡村之间的村域样带开展乡村发展地域分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乡村发展梯度变化特征，可为深入揭示城乡发展联系、提出优化村镇布局建议奠定基础。黄土丘陵区沟壑纵横，开展细分土地利用类型解译难度较大，采取样带研究方法有效降低了土地利用解译工作量、提升了解译精度。此外，本研究从人口、土地和产业方面建立反映乡村发展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整体较好地反映了乡村发展水平。在人口方面，利用最邻近指数反映乡村聚落集聚度是比较常用的方式[22,35⇓-37]，本研究中最邻近指数整体上较好地反映了乡村聚落集聚度，然而部分村域由于村域形状、聚落面积比重过大等原因出现一定程度表征失真现象，在以后的研究中应选择更好的指标进行替换。尽管本文以精细化用地分类为基础开展了黄土丘陵区典型村域样带乡村发展分异研究，有效避免了村域经济统计数据难以获取的问题，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现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仍需要结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相关理论，深入细致地开展实地调研，分析乡村发展的资源基础、城乡联系强度、生产组织与发展水平、生活便利程度、“三生”空间格局等内容，切实提出黄土丘陵区乡村振兴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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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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