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作为创新的源泉，其空间分布及流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及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跨境知识溢出研究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关注较少。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在全球专利统计数据库（PATSTAT）中的专利被引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中国对外跨境知识溢出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跨境知识主要流入全球创新体系的核心国家，而非边缘国家。中国跨境知识溢出主要受地理距离、知识通道通达性的影响，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越近、知识通道通达性越好，中国跨境知识溢出的强度越大。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及东道国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层级对中国跨境知识溢出无显著影响。
传统社会空间分异指数的测算是建立在均质平面欧氏空间内，注重空间的结构与组成，而较少关注空间本身。文章在社会空间分异指数计算过程中将两点之间直线距离转变为空间作用成本，利用多维标度方法（MDS）构建时空图对传统社会空间分异指数进行修正，对比修正后指数与传统指数的差异，并以广州为例探讨反映的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得到以下结论：①通达性分异指数（修正后的指数）能反映作为人的社会性分异而非物质形态的分异;由于“空间变量”在空间分异指数不同维度的权重的差异，这种空间修正方法对基于面积周长比的分异指数相对于基于距离函数的分异指数的影响要小得多。②对比修正前后的空间分异指数，由于相对拥堵的市中心的时间距离比城市郊区要大，市中心的实际隔离程度被低估了。而通行距离坐标系统中市中心通达性比城市郊区更高，受道路拥堵影响较弱的人群在市中心的隔离程度相对于市郊区又相对被高估。③通行距离坐标系统中空间分异测算的均匀性维度指标影响较小，而接触性维度指标受的影响非常显著。文章新构建的坐标系统将原来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转变为将个体移动路径作为空间作用成本，基于此坐标系统计算的通达性分异指数更能反映“人的空间”。
以人口流动数据为基础，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从地市级及以上尺度与区县级尺度，刻画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网络的中心性与对称性，研究发现：①区域人口流动网络已形成“直辖市—省会城市—一般地级市”三级梯队结构。②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的人口流动均表现为城内与城际协调融合的状态，而合肥的人口流动网络局限于市内，尚未对外形成人口强联系的城市集群。③区域在人口流动上以中心地模式为主导，尚未进入到中心流模式主导的阶段。④“苏南—上海—浙北”大都市连绵带已形成，合肥尚未融入，随着滁州、马鞍山等中小城市人口的不断净流入，“皖中—苏南—上海—浙北”大都市连绵带将逐渐形成。⑤区域人口流动“核心—边缘”结构显著，由于强中心性城市不断虹吸，“核心—边缘”结构逐渐强化。
城市群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就业密度的考察是理解城市群规模与效率的一个重要视角。文章基于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180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其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溢出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城市群整体的就业密度向一线城市集中，廊道扩散特征明显；城市群内部就业密度的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是以北京强中心为主导的多中心结构；就业密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就业集聚程度有关，就业密度越高的地区，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就业密度低的地区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政策建议是：进一步降低中心城市就业门槛，支持经济的跨地区合作；在不同就业密度地区，实行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功能定位。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城市群人口集聚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198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以及人口经济统计资料，刻画了京津冀城镇化水平与建设用地、耕地及生态用地之间的关系，定量化分析了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用地需求的变化。研究发现：①指数曲线和多项式曲线能较好揭示建设用地、耕地和生态用地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关系。②1980年以来京津冀城镇化率从31.85%增加到62.72%。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需增加建设用地169 km2，消耗耕地299.5 km2，生态用地62.79 km2。③受到自然资源本底、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北京、天津和河北各个城市城镇化进程和用地需求差异显著。
文章从理论上探索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外部效应，并基于我国大中城市样本，运用多期DID模型予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效应，其根源在于轨道交通具有直接知识溢出效应和正外部性，能够间接拉动创新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轨道交通的创新效应具有时空非均衡特征，沿海城市相较内陆城市从中受益更多，后续运营的轨道交通创新边际效应对比早期开通的有所减弱。文章从实证上分离轨道交通影响城市创新产出的外部性，能为未来分析轨道交通政策的实效性、探究城市创新发展的新途径提供理论借鉴。
在理论推导绿色空间服务绩效与城市空间结构存在相互关系以及良好服务绩效标准的基础上，以武汉中心城区实证表明了在绿色空间总体供给水平大幅度下降的压力下，多中心结构是一种导向良好服务绩效的理性模式。接着以交叉表统计方法对城市空间要素和绿色空间的关联性和作用机制作出解释。最后，基于武汉研究的发现，提出多中心城市空间组织优化与提高绿色空间服务绩效的规划政策建议。
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建成高质量发展带的重要支撑。文章构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协同发展、开放发展、质量效益5个维度的工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分析法研判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时空演变特征，揭示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呈快速上升态势，形成以上海、江苏、重庆为龙头，其他地区协同推进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格局。②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依靠创新和质量效益协同驱动，创新驱动、质量效益指数呈下游、中游、上游递减的空间特征，绿色转型、协同发展、开放发展指数呈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交替领先的空间特征。③从发展动力上看，下游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源于创新驱动、质量效益和协同发展，中游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源于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上游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来源较为均衡。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应充分发挥创新驱动的引领作用，推动绿色转型政策精准落地，打造全方位协同开放新格局，强化质量效益协同驱动的目标导向。
高铁开通压缩了区域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市场一体化程度，降低了企业异地开设子公司的交通成本和交易成本，进而使得企业经营得以地理扩张。基于高铁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高铁建设的站点矢量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及子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析了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跨地域开设子公司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地级市开通高铁后，既能促进本地企业向外开设子公司，也能促进外地企业向本地开设子公司，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的空间双向扩张；②高铁开通对于企业经营空间地理扩张的影响机制在于，缩短了区域之间的时空距离，提升了区域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了企业开设子公司的成本；③私营企业所在地开通高铁对企业经营空间扩张的影响显著为正，企业所在地区为东部地区时开通高铁对于企业经营空间扩张的影响显著为正。
研究茶叶贸易格局的空间变化特征，对全球茶叶产业战略决策具有重大意义。运用GIS技术、重心理论及基尼系数分析1946—2016年全球茶叶进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其重心移动轨迹，探讨了全球茶叶贸易重心轨迹空间演变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近70年全球茶叶出口贸易重心表现出明显的由东向西转移特征，而全球茶叶进口消费重心演变由西向东转移明显。②近70年全球茶叶进口重心东移的速度明显快于茶叶出口重心西移的速度。③近70年全球茶叶进出口贸易基尼系数均呈下降趋势，全球茶叶出口国与消费进口国空间分布日趋均衡。④在全球茶叶生产国不断增加、茶叶出口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各生产国出口差距正进一步缩小；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各茶叶消费国进口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
在新型户籍制度背景下，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Heckman模型，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与本地方言掌握情况）和经济特征（老家有无土地与分红和有无集体利益分红）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尤以本地方言掌握情况与老家有无土地与分红等因素影响最为显著。村庄区位特征（到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和农民工主观上的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有显著性影响。村庄距离乡政府/街道越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个体公平感越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有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提高农民工应对城镇化的能力，同时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水平，妥善处理农民工农村土地问题，加强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
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看，在多元利益主体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已成为一个被生产的空间，其发展已属一种常见空间生产现象，但当前鲜见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的乡村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分析。研究在对空间生产理论的“三元空间方法论”进行理论深化基础上，形成了由旅游制度空间、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构成的旅游三元空间分析框架。基于典型案例研究，从旅游三元空间生产及其互动影响与协同发展视角，探讨了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可持续的路径与机理。研究认为，实现乡村旅游社区空间生产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是在权力、资本与利益影响下，多元利益主体通过集体行动如何构建出科学合理有效的旅游制度空间、协调有序和富有特色的旅游经济空间与和谐融洽的旅游社会空间并实现旅游三元空间不断互动影响下的正向有序协同发展。
在生态建设、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驱动下，黄土丘陵区乡村生态、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出现明显转型特征，并逐渐呈现农村“空废化”与“社区集中”、耕地“撂荒”与“集约”利用并存发展态势。开展黄土丘陵区乡村发展空间格局研究有利于认识乡村发展差异化特征、揭示乡村发展地域分异规律，可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采用样带研究方法，从行政区等级角度选取延安市宝塔区和安塞区之间的沟道经过的县县村域样带和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冯庄乡所在沟道至沟道末端经过的县乡村域样带开展了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研究。研究发现：①县县村域样带乡村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县乡村域样带，具有较好发展基础，将承担重要的发展轴作用；②村域发展水平基本呈现以乡镇政府驻地、沟口等优势区域为中心向外梯度递减规律，村域人口、土地、产业等3方面指标在乡镇驻地和沟口也呈现中心集聚现象；③县乡村域样带的偏远乡村至乡镇驻地村域的乡村发展水平较低，乡镇已成为人口集聚的最后节点，承担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责任。
以长株潭地区耕地重金属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基于调查和访谈数据，探讨如何破解该模式下耕地治理存在的困境。研究表明：现有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的参与主体复杂，涉及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第三方（治理第三方、监理第三方、科技第三方）、农业生产者（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个参与主体，存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多样化土壤污染成因、复杂的治理结构、异质性的参与主体都加剧了耕地治理的“委托—代理”风险，导致在治理过程中存在治理政策不稳定、主体利益协调难度大、信息沟通与监督难，以及第三方和第三方市场不成熟等困境，制约着耕地治理预期效果的实现。
以全国142个会展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新浪微博平台获取2011—2018年会展城市的旅游微博数据，采用核密度、灰色关联等方法分析数据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1—2018年中国会展城市旅游微博时间分布上，年际变化呈现波动递增的趋势；年内变化表现为明显的“双峰一谷”模式，并有“淡季短、旺季长”的特点；节假日特征表现为节前旅游微博数明显下降，在假期第一天达到最低点，随后开始缓慢抬升，并在节后第一天明显上升，至节后第二天上升到稳定区间，总体上表现为“U”型分布。②空间分布上，空间结构由“多核”逐步转变为“弓型”的集群化分布；数据分布在部分地区集中，倾向于向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会展业发展水平、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城市聚集。③影响因素上，会展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是影响中国会展城市旅游微博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展会数量、展览面积等是影响旅游微博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指标。
展览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两大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从省域尺度出发，选取2013—2017年各省旅游业和展览业相关数据，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展览业与旅游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目前我国展览业与旅游业处于初级协调水平，并呈现不断协调、良性发展趋势。②展览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总体呈现出中西低、东部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山东、北京、四川、天津等成为耦合协调发展的热点区域，且热点区域不断扩大，并伴有向中西部“内拓”特征；新疆等地成为二者融合发展的冷点区域，且冷点区域不断缩小。③展览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受到交通推动力、资源吸引力、市场购买力、经济驱动力、产业带动力以及人员向心力等多元因子的共同驱动。
游客的旅游体验对旅游开发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以徽州呈坎村为例，借鉴视觉分析方法，基于在线目的地形象的用户生成内容（UGC）文本分析，从游客感知形象的视觉表征及空间分布视角，有助于判断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主要吸引物，从而判定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层次。研究发现，呈坎村游客的视觉表征呈现出强观光、弱文化的特点，体现在旅游者偏好以水景、建筑群、自然风光来表征呈坎村感知形象的认知属性，并倾向赋予其轻松正面的情感属性；感知形象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景区广场、平安坎、永兴湖为核心的团聚状分布区域吸引力较大，但这是呈坎村旅游开发后的建设成果，而较能体现呈坎村传统地方文化的形象类属及其分布区域均未成为游客感知的价值中心。这表明呈坎村的旅游发展还处在观光为主的层次，尚未达到文化旅游的水平，由此，旅游开发可能难以引导居民和游客形成对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自觉性。研究同时表明，从感知形象分析旅游者的需求特点，可以为研判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水平提供有益的评判依据。
基于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以西安连锁餐厅“遇见长安”为例，采用文本资料收集、实地调研和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城市怀旧型消费空间的感知和地方建构。研究表明：消费者通过对物质空间、地方文化和情感空间三个维度的感知实现对怀旧性消费空间的体验，并产生积极的地方认同；经营者运用地方文化符号和文化体验消费情境化空间，对消费空间形成有效的地方建构。但在消费逻辑主导下，地方原真性和文化体验的地方感知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运用计量地理学以及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1—2017年的山西省A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分布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积聚型分布为山西省A级景区的主要分布类型，并且空间分布不均衡。②2001—2017年，山西省A级景区在11个地级市的空间分布均衡度类型从“差距悬殊”逐渐向“比较平均”类型发展，其中2014年最接近平均分布类型。③山西省A级景区的重心迁移轨迹在2001—2006年由北向南发展，2007年后向北迁移。2001—2017年，山西省A级景区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长轴均呈东北—西南走向，长轴长度逐渐变短，至2017年达最短；A级景区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短轴均呈西北—东南走向，长度基本不变。④太原—晋中地区、长治—晋城所在的太行山地区，运城—临汾所在的沿黄地区为主要的A级景区分布地带，已形成了以太原—晋中为代表的山西核心景区带，以长治—晋城为代表的南太行山景区带，以运城—临汾为代表的沿黄流域景区带。晋北地区景区的数量及分布发展缓慢，变化不明显；晋西及晋西北地区景区分布极少，为山西省A级景区空间分布密度演化的空白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