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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8: 145 - 15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8.018

三农、土地与生态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

  • 朱纪广 , 1 ,
  • 张佳琪 1 ,
  • 李小建 , 1, 2, ※ ,
  • 孟德友 1 ,
  • 杨慧敏 1
展开
  •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城乡空间数据挖掘院士工作站，中国河南 郑州 450046
  • 2.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环境与规划学院，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1
※李小建（1954—），男，河南孟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E-mail： 。

朱纪广（1984—），男，河南上蔡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乡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9-10-27

  修回日期: 2020-05-2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2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5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202)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CJJ08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5YJC79012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7YJC7901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年度校级科研课题)

收起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 ZHU Jiguang , 1 ,
  • ZHANG Jiaqi 1 ,
  • LI Xiaojian , 1, 2, ※ ,
  • MENG Deyou 1 ,
  • YANG Huimin 1
Expand
  • 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 Academician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ata mining，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46，Henan,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10-27

  Revised date: 2020-05-2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8

Fold

摘要

在新型户籍制度背景下，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Heckman模型，对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与本地方言掌握情况）和经济特征（老家有无土地与分红和有无集体利益分红）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尤以本地方言掌握情况与老家有无土地与分红等因素影响最为显著。村庄区位特征（到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和农民工主观上的公平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有显著性影响。村庄距离乡政府/街道越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个体公平感越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有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提高农民工应对城镇化的能力，同时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水平，妥善处理农民工农村土地问题，加强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

关键词： 新型户籍制度; 农民工; 市民化意愿; 农业人口转移; 城镇化; 土地分红

本文引用格式

朱纪广 , 张佳琪 , 李小建 , 孟德友 , 杨慧敏 .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 40(8) : 145 -15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8.018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using the data of the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 conducted by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2016 and Heckman Model,this paper studies the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gender,age,education level,health status and local dialect mastery),family economic status (whether there is land and dividend in the home and whether there is dividend in the collective interes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urbanize,especially the local dialect mastery and whether there is land and dividend at home. Geographical factors (distance to township government/street) and farmers' subjective sense of fairness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urbanize. The closer the distance is,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be urbanized; the stronger the sense of individual fairness,the greater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 workers to civilization.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migrant workers,we must first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cope with urbanization,improve and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in cities,properly handle land issues,and strengthen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in urban life.

Key words： new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civ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land dividends

城镇化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城镇化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8.5%，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1]，8 000多万农业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农民工作为我国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与主要力量，除各项制度等客观因素制约影响其融入城市外，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则是影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近年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化理念虽逐渐深入人心，但也必须认识到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针对目前农民工融入程度依然不高的状况[3]，单纯从制度方面研究是不够的，掌握农民工市民化的真实意愿，评估其真实需求，在此基础上推进政府制度改革才谓之有效。

1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城镇化是一个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历史过程。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转变，也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演变[4]。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备受关注，但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包括意识、观念、行为、权利等多方面的转换，是农民向市民的一个整体转型过程[5]。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非农化与市民化不是同步实现的，是先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实现非农化，再由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最终实现城市化[6]。农民工市民化除受资本要素自身和社会制度体系的影响外，整个过程也受到现实社会制约[7]。目前，学术界对于农民工城镇化意愿方面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大致分为两方面：从制度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由于存在“农民—农民工”与“农民工—市民”两层显性与隐性户籍墙的限制，约束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并加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必须深化户籍制度，逐步拆除“户籍墙”[8]。目前，新型户籍制度已经基本展开，但实际乡城迁移模式并没有改变。这表明新型户籍制度不能完全解释农民工的迁移规律，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社会等因素也影响着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9⇓-11]。即使没有户籍制度的阻碍，在城市定居并未成为农民工的最终目标[12]。从农民工角度，农民工主体意愿影响其市民化过程。但农民工意愿与选择并非基于简单的理性选择，其中交织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元复杂因素[13]。为此，不少学者针对不同地区做了不同研究。学者通过对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研究，发现农民工性别、文化程度、户籍状况、住房条件、子女教育、就业质量与社会交往、是否举家迁移、留城时间、参加社保情况等变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14⇓-16]。而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农民工性别、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以及家庭生计恢复力推力和土地政策的拉力的综合影响[17⇓⇓-20]。
通过相关文献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制度因素、个人因素、经济因素[21]。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虽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更多集中在相关政策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部分学者虽然从局部地区农民工角度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但在全国层面大样本微观尺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同时，在中国不同地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亦有所不同，而区位地理条件是决定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距离城市的远近等区位因素也影响着该地区城镇化。因此，本研究从全国层面大样本微观数据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研究。具体地，本研究分别从农民工个体特征、经济特征、个体认知和区位特征四个方面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图1）。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不仅考虑之前学者发现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影响因素，也将区位特征加入模型变量之中。
图1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peasant workers' willingness civiliz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2 研究数据与模型设定

2.1 研究数据

本文以2016年中山大学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该数据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图2），主要包含个人情况、家庭、社会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的调查。调查对象为样本中当前户口为农村户口，且所研究指标均较为完整的劳动力个体样本。就本次研究而言，问卷涉及劳动力的市民化意愿、个体特征、经济特征、认知特征和区位特征等多个方面，有助于全面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对象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因此设定满足农业户口、在城市就业两个条件，通过多重筛选，最后进入研究的样本数为1 577个。通过研究分析全国农民工意愿，对不同地区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并在其研究基础上探究是否有其他影响因素的存在，从而对其进行补充。在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过程中，需兼顾理论与现实，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结合相关数据，利用Stata 13.0计量软件中Heckman选择模型，定量研究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图2 研究区域及样本数据（括号内为样本数）

Fig.2 Research area and sample data (Sample number in parentheses)

2.2 因变量与自变量设置

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民工市民化强调农民工户籍身份的改变，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强调农民工在身份、经济、政治和心理等多方面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本研究而言，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界定为农民工在打工城市落户，其落户与否是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研究是基于“农民工是否愿意迁入城市户籍”这个问题设定的，但是仅仅考虑有明确回答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就会舍弃掉那些并没有明确回答的农民工信息，同时由于农民工自身因素的存在，可能会引起估计样本不能代表整体而产生选择性偏差，从而造成系数估计失真。因此，本文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以确保回归估计更具准确性与代表性。在Heckman模型的选择方程中，因变量将“愿意”归为“有明确意愿”，编码1，“不愿意”“无所谓”与“说不清”以及无明确回答的归为“无明确意愿”一类，编码为0，为二分类变量。本文借鉴相关文献，将模型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确定为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经济特征、认知特征和村庄区位特征四个方面。
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父母是否进城务工或经商以及本地方言掌握程度。其中，健康状况划分为“健康”“一般”“不健康”三种类型。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高中及中专”“初中”和“小学及以下”三种类型。父母是否进城务工或经商中分为“是”和“否”，并将没有明确回答的都纳入“否”。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和“未婚”两类，并将丧偶皆归入“未婚”。本地方言掌握程度分为“陌生”“一般”以及“熟练”三类型。
经济特征包括个人年总收入、工作单位类型、老家是否还有土地与分红、签订劳动合同、有固定工作场所及工作安全性。单位类型包括“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民营或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它”。老家是否还有土地、签订劳动合同、有固定工作场所分为“是”与“否”为二分类变量。
认知特征主要是指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对城市文化价值在心理上的认同感。农民工的认知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城镇化中农民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尤为重要，因此，本研究将农民工在城镇化中对不公平认知感进行研究，将个体公平感划分为“不公平感强”“一般”“不公平感弱”三类；个人收入满意度将“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划为“满意”一类，将“不太满意”与“非常不满意”划为“不满意”一类，“一般”为一类。
村庄区位特征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村庄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程度。本研究采用村庄到达县城/区政府与到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来表征村庄区位特征。
具体的变量设置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 577）

Tab.1 Description of statistics variables （N=1 577）

变量 类别 百分比（%） 样本量（个） 性质
因变量 是否愿意迁入城市（有明确意愿=1） 有明确意愿 23.27 367 定类
无明确意愿 76.73 1 210
自变量 性别（男=0） 男 57.07 900 定类
女 42.93 677
年龄（岁） 平均值 42.53 1 577 连续
标准差 12.40
婚姻状况 已婚 87.25 1 376 定类
（已婚=0） 未婚 12.75 201
老家是否有土地 有 14.65 231 定类
（有=0） 没有 85.35 1 346
放弃土地分红 愿意 2.54 40 定类
（愿意=0） 不愿意 97.46 1 537
父母是否进城务工 是 4.50 71 定类
（是=0） 否 95.12 1 50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32.72 516 定类
（小学及以下=0） 初中 48.32 762
高中及中专 18.96 299
集体利益分红 有 7.93 125 定类
（有=0） 没有 92.07 1 452
公平感 公平 50.41 795 定类
（公平=0） 一般 25.30 399
不公平 24.29 383
本地方言 熟练 11.73 185 定类
（熟练=0） 一般 4.57 72
陌生 83.70 1 320
健康状况 健康 65.88 1 039 定类
（健康=0） 一般 26.63 420
不健康 7.48 118
工作安全性 满意 57.51 907 定类
（满意=0） 一般 32.28 509
不满意 10.21 161
个人总收入（元） 平均值 31 273.63 1 567 连续
标准差 27 495.42
收入满意度 满意 35.38 558 定序
（满意=0） 一般 36.02 568
不满意 28.60 451
单位类型 其它 17.31 273 定类
（其它=0） 个体工商户 12.11 191
民营或外资企业 56.88 897
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 13.70 216
签订劳动合同 是 36.08 569 定类
（是=0） 否 63.92 1 008
是否有固定工作场所 有 79.58 1 255 定类
（有=0） 没有 19.59 309
到县城/区政府距离（km） 平均值 19.08 1 577 连续
标准差 16.30
到乡镇政府/街道距离（km） 平均值 7.27 1 577 连续
标准差 35.52

注：由于缺失值与条件控制原因，有些样本之和不足1 577。

2.3 赫克曼模型设定

假定被估计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模型为：
Y i = X 1 i β 1 + ε 1 i
式中：被解释变量 Y i表示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值； X 1 i为解释变量，如性别、年龄等； β 1为参数； ε 1 i为随机误差项，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进一步地， Y i是否可以被观测到取决于二值选择变量 Z i。 Z i *为 Z i潜变量，具体形式为：
Z i * = X 2 i β 2 + ε 2 i
且满足：
Z i = 1           Z i * 0 0           Z i * ⩽ 0
式中： X 2 i为解释变量； β 2为待估参数； ε 2 i为扰动项。假设 ε 2 i服从二元正态分布，则 Z i为probit模型。通常情况下， X 1 i与 X 2 i包含相同的自变量，二者相关性强，如果直接用OLS估计，可能存在选择偏误。所以需要从第一阶段方程probit中估计得出逆米尔斯比率 λ（Inverse Mills Ratio）。 λ的计算公式为：
λ = ϕ X 2 i λ 2 / σ z Φ X 2 i λ 2 / σ z
将 λ作为第二阶段修正变量代入式（1），得：
Y i = X 1 i β 1 + β 0 λ + ε 1 i
在此基础上，利用OLS进行估计。若修正变量 λ的t值显著，则表明样本存在选择偏误；反之，表明偏差不存在，方程（1）估计有效。

3 结果分析

3.1 统计描述分析

通过变量的描述统计（表1），发现样本群体中仅有23.27%的农民工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在个体特征方面，农民工大多数年龄在35~45岁之间，男性农民工较多，已婚的占绝大多数，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大多数要考虑家庭情况。受教育情况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约为32.72%，初中学历占比约48.32%，高中及中专学历比例只有18.96%。对于当地方言掌握情况，83.70%以上的农民工比较生疏，仅有11.73%左右表示能够流利使用当地方言。在经济特征方面，农民工个人总收入大多处于15 000~30 000元之间，所从事的职业以私有、外资或社会组织单位为主，同时约63.92%的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与无固定的工作场所。因此，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稳定性与收入亦影响着他们市民化意愿。此外，约97.46%的农民工并不愿意放弃老家的土地分红。土地在一定程度上牵绊着农民工市民化。在村庄区位特征方面，到达县城/区政府距离大多处于20 km左右，且标准差较小，表明农民工距离县城差异度小；到达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大致处于7 km左右，但标准差较大，离散程度高，农民工之间差异度大。因此相比到达县城/区政府，到达乡镇政府/街道距离较近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明显。在农民工认知特征方面，农民工认为公平的占比约50.41%，而认为不公平占比约24.29%，这表明随着农民工待遇的改善，一半以上对城市文化表示认同，但是依然存在农民工不能接受城市的价值与生活方式。

3.2 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Heckman选择模型计算，可以发现，在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年龄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显著的影响，并且女性农民工相对男性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更强（表2）。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城市生活压力相对较小，且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农民工收入逐渐提高，使得其市民化意愿明显增强。而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使得男性城市生活压力增大，市民化意愿也就逐渐减弱。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希望成为市民的比例增大，市民化的意愿更强烈。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民工年龄越大其在城市居留时间可能较长，大多已结婚且以家庭形式居留在城市，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二是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不容易适应新环境，在选择上更倾向于熟悉的打工城市。农民工自身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健康状况越好，市民化意愿越强。受教育水平不同也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农民工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越强，其市民化意愿就越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得在城市生存发展的机会，更促进了农民工在城市长久定居生活[9]。受教育水平以及方言掌握情况都影响着农民工面对城镇的生活缓冲能力。缓冲能力越高，抵御外界环境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同时，相对于对本地方言陌生的农民工[13]，能熟练使用本地方言的农民工更愿意放弃农村户籍选择城镇户籍。在某种程度上，方言不仅代表地区文化特色，更是一种社交手段。熟练地使用本地方言表明农民工能与本地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增加外来农民工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因此，熟练使用本地方言的农民工在本地的认同感和融入感逐渐增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也会大大提升。
表2 赫克曼两阶段模型估计结果

Tab.2 Estimation results of Heckman two-stage model

解释变量 选择方程 结果方程
性别（男=0） 0.016（0.012） 0.096**（0.048）
年龄（岁） 0.100**（0.049） 0.045**（0.022）
婚姻状况 -0.003（0.016） -0.090（0.086）
老家是否有土地 -0.020（0.036） -0.181***（0.051）
放弃土地分红 0.313***（0.084） 0.337***（0.083）
父母是否进城务工 -0.005（0.047） -0.082（0.051）
受教育程度 0.017**（0.008） 0.072**（0.034）
集体利益分红 -0.045（0.042） -0.080*（0.043）
公平感 0.012*（0.007） 0.035（0.026）
本地方言 0.137***（0.020） 0.041（0.026）
健康状况 -0.017*（0.010） -0.073**（0.037）
工作安全性 -0.009（0.008） -0.014（0.032）
个人总收入（元） 1.970（0.000） 3.300（0.000）
收入满意度 -0.006（0.007） -0.012（0.028）
单位类型 0.005（0.007） 0.009（0.029）
签订劳动合同 0.065（0.009） 0.066（0.062）
是否有固定工作场所 0.009（0.014） 0.036（0.058）
到县城/区政府距离（km） -0.000（0.000） -0.002（0.002）
到乡镇政府/街道距离（km） 0.017**（0.000） 0.043***（0.001）
Constant 0.398***（0.094） 0.336**（0.163）
R2 0.497 0.563
λ 0.533*** 0.425**
Observations 1 577 355

注：*** p<0.01，** p<0.05，* p<0.1；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从经济特征状况分析，“老家是否有土地”“是否愿意放弃土地分红”以及“是否可以得到集体利益分红”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老家是否有土地”“是否愿意放弃土地分红”影响最为显著。相比于在老家有土地且可以得到利益分红的农民工，无土地和分红的农民工更愿意选择城镇户籍。这表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关系着的资源与利益分配。农民工是否选择城市户口一般都要建立在其入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评估基础之上，这样的考虑不是城市户口吸引力单方面的结果，而是受家庭生计推力和土地政策拉力的综合影响，对于农民工来说，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一种羁绊。农民工选择城市户口的最大成本是放弃老家土地，他们需要将城市生活生计问题与在农村资源利益分配相比较，从而追求损失最小化。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首先考虑的是现有利益——农业户籍下可得的利益，而不是未来不确定性的城镇户籍所能带来的利益[13]。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利益而丢掉目前现实的家乡利益，是农民工难以决然去选择城市户口的基本考虑[22]。
农民工个体认知特征也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农民工对不公平感认知越强，市民化意愿越弱。即当农民工对进城打工的回报期待值与现实之间的收入相差太大时，农民工大多会选择在农村生活。不公平感大致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当农民工心理适应程度越低，自我感知与城市居民的趋同性越低时，不公平感越强。农民工在收入、职业、价值观、教育程度以及享受的权益都与市民有较大的差异，同时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等问题也一直受限制，享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这种剥夺感使农民工自身感到无法完全融入城市。二是社会适应程度越低，不公平感越强。农民工作为进入城市的一个新群体，在思维方式和语言交流等方面，均显现出与城市居民不一样的特征。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交往层面融洽度较低，同时也受到城市居民的不认同与歧视，以及城市生活的压力使得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降低。总之，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浅层适应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心理因素深层适应过程[22]。
此外，从村庄区位特征方面分析，农民工家乡到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对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家乡到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越近，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距离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越远，农民工到达城镇所要花费的成本越大，农民工更多地选择在农村生活，以求取最低的生活成本。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户籍的转变，更是职业类型、生活环境综合性的转变，因而市民化对农民工自身及其家庭都有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到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远，城市的文化、理念和消费观念等各种因素并未被农民工所接受，因此受心理方面的影响，农民工并未有较强的市民化意愿。农民工通过比较迁移成本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预期花费，决定是否选择城市户口。较低的户籍转换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山大学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来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通过研究发现，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情况和本地方言）、经济特征（包括老家有无土地与分红和有无集体利益分红）、认知特征和区位特征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总之，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不仅要考虑自身能力条件，还需要考虑城乡收入预期等。
从个体特征来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对各层次劳动力的数量需求与质量要求逐渐提高。许多农民工选择在城镇生活发展，大多是因为在城镇可以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并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留下来的技能以及应对各种问题的缓冲能力。受教育程度、本地方言掌握程度等多项因素都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能力。从经济特征来看，老家土地以及集体利益分红使得农村户籍产生了一定的“拉力”，具有保障作用与确定性的土地利益分红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而影响着农民工的选择，因此减弱了市民化意愿。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得农民工无法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农民工选择城市意味着未来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多数家庭选择目前所拥有的具有较强变现能力与保障作用的土地和相应的分红利益。在这背后涉及到农民自身的经济理性选择，只不过这种理性选择在于追求损失最小化，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农民工会在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之间做出经济理性选择，从而做出是否市民化的选择[8]。
同时，村庄区位特征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各个方面。在城市生活意味着农民工所要花费的生活成本较高，衣、食、住、行各方面带来的成本增加使得农民工收入无法承担较高的生活成本，进而削弱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从农民工主观认知特征来看，农民工主观意义上的不公平感也会影响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农村自由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形成鲜明对比，使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有处处受限制的感觉，他们对不公平的感知造成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融入感降低、削弱其市民化意愿[23]。
对于多数农民工而言，城市之门难进，农村之根难断，是在城市落户还是返乡，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城市虽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岗位和相对体面的工资，但由于中国独特的二元户籍制度，部分公共服务难以享受以及城市房价高不可攀，公租房难以企及，导致中国城市化滞后于非农化进程，形成“半城市化”的尴尬局面[24]；农村虽然收入低但由于农民工个人层面（年龄、身体健康）、家庭层面（父母赡养、夫妻分居、子女教育）、农村户籍“福利（土地两权价值升值）”以及“故土”情怀的寄托，导致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城市与农村的效用衡量决定着农民工进城或返乡，也导致农民工在进城或返乡这个问题上具有不同的答案。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问题可以归结为农民工在向市民转换过程中个人条件不能适应城镇化以及生计得不到保障。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提高农民工应对城镇化的能力，从根本上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农民工能否从根本上转变为市民取决于农民工是否具备在城市生活的能力。因此要加强对农民工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不仅使农民工技术现代化，也要让他们的思想与素质市民化，使其适应经济发展趋势与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其次，要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水平，保障他们的生活权益。为农民工建立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工伤赔偿机制[25]，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逐渐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改善在城市生活的条件，推进经济房、廉租房建设，改善农民工进城后居住环境，降低在城市生活的成本[26]。第三，针对农民工家乡土地问题，要构建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明确各项土地权利，允许农民工流转宅基地。与此同时，加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投入，在政府支持的基础上，由中央、地方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承担。发挥各方面资金的不同作用，政府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交通、医疗和社会保障，做好农民工老家相关事宜的统筹管理，使农民工少些顾虑。市场资金主要是雇佣农民工的企业支出，保障农民工以最低的成本在城市生活并获得城市户口[27]。最后，要加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认同感与融入感，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农民工真正享受平等的待遇。只有这样多数农民工才会选择在城市生活下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本文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现除相关学者研究的影响因素外，村庄区位特征在一定会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区位特征所包括的种类有许多，除此之外还包括所处自然环境、当地有无学校以及距离学校的距离等。本文主要考虑了其中较为重要的两个：到达县城/区政府与乡镇政府/街道的距离。在本文基础上，今后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的问题可以深化研究。比如：研究逐渐偏向自然环境方面因素，探究目前较为关注的大气环境质量问题是否也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有一定的影响。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推进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每个时期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都会有所改变，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更好地推动有保障、高质量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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