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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10: 78 - 8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0.011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

  • 邓宗兵 , 1, 2 ,
  • 宗树伟 1 ,
  • 苏聪文 1 ,
  • 陈钲 1
展开
  • 1.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重庆 400715
  • 2.西南大学农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重庆 400715

邓宗兵（1969—），男，安徽长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18-07-16

  修回日期: 2019-05-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8

基金资助

重庆市社会科学重点委托项目(2016DWT10)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61004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SWU170920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SWU170940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SWU1809409)

收起

Research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 DENG Zongbing , 1, 2 ,
  • ZONG Shuwei 1 ,
  • SU Congwen 1 ,
  • CHEN Zheng 1
Expand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 2. Agricult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7-16

  Revised date: 2019-05-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8

Fold

摘要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综合水平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②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③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④从动力因素来看，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且地区间的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新型城镇化; 耦合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 生态补偿

本文引用格式

邓宗兵 , 宗树伟 , 苏聪文 , 陈钲 .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及动力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 39(10) : 78 -8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0.011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re constructed respectively. Then,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he relative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fixed effect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and driving forces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n the part of integrated leve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was insufficient and unbalanced seriously,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2)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is in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stage, the eastern part is in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stage,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are in the reluctant coordination stage. 3) On the part of relative developmen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and its central region is a low-level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type, while the eastern part i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ag type, and the western part is the new type urbanization lag type. 4) In terms of driving forces, its development is insufficient extremely,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among region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new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green development; eco-compensat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既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又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其动力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目前关于两者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协调发展水平评价研究。罗能生[1]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发现长株潭城市群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但城市间差异显著。熊曦等对2014年省际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优质协调发展，而西部地区的协调度较低[2]。毕国华等对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尚处于磨合阶段，呈现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相对滞后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特征[3]。二是协调发展路径研究。包双叶认为，国土空间的利用方式既关系到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也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发展，进而得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利用是推进两者协调发展重要手段的观点[4]。田文富认为，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保障机制，应当做好4个方面的工作：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空间规划体系、完善城镇化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法规和倡导绿色发展观念[5]。裴玮等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主要包括空间开发格局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建设和体制机制构建等[6]。
已有研究值得肯定，但本文认为还需从以下3个方面来完善：第一，从研究假设来看，现有研究多用单一指标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或新型城镇化（如以人口城镇化率衡量新型城镇化水平[7]），但是，单一指标所涵盖的信息量较少，无法全面刻画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水平。本文将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把公共服务均等化、资源环境水平等内容纳入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把国土空间优化、制度健全保障等内容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以避免关键宏观因子遗漏造成的估计偏误，力争分析结果更加稳健。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多采用主观赋权法进行指标赋权[1,3]。本文将使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进行赋权，以克服主观赋权法的弊端。第三，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文献多侧重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或动力的单方面研究[1,5]，鲜有将水平和动力结合起来的研究，本文将在分析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动力因素，并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进行区域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动力的比较。

1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机理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践[6]，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战略。两大战略互为前提，且相辅相成，其耦合协调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Fig.1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载体和物质基础。新型城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8]，其实践过程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牢固的实践载体；同时，新型城镇化摒弃了传统“重速度，轻质量”发展模式的弊端[9]，更加注重绿色、循环、低碳、和谐发展，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首先，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是兼顾人口规模、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城镇化，有利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其次，新型城镇化是土地、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的节约和集约利用的城镇化，能够助推各类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绿色节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城市运营模式逐渐形成[5]。再次，新型城镇化能推进产业的集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集中供给，有助于规避能源分散利用导致的低效率和高污染[4]，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最后，各级政府为保障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断健全和完善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和内在动力。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转变传统上依靠自然资源的低效利用、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的城镇化模式[10]。因此，生态文明的建设能够为新型城镇化提供重要保障与内在动力。首先，生态文明建设所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会带动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绿色产业的兴起，引导更多生产要素向此类产业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新型城镇化创造新的发展动力[4]。其次，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有利于优秀生态文化的培育，能使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思想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从而保障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显著提升。最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是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努力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这些要求会最终反映在传统产业的绿色革新上[5]，进而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

2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模型构建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1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据此并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3,11]，本文构建了包含国土空间优化、资源节约集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保障4个维度21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功效 权重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水
平
评
价		 国土空间优化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0.0318
造林总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 正向 0.0472
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 正向 0.1282
农用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 正向 0.0201
城市人口密度 人/km2 负向 0.0223
单位土地生产总值 亿元/km2 正向 0.1927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单位GDP能耗 t标准煤/万元 负向 0.0169
单位GDP水耗 m³/万元 负向 0.0329
人均年生活用电量 kW·h/年 负向 0.0319
人均耕地面积 亩/人 正向 0.0242
农用地节水灌溉比重 % 正向 0.0519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正向 0.0250
生态环境保护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0.0420
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 m³/万元 负向 0.0193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 正向 0.0470
工业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万t/日 正向 0.0386
城市污水处理率 % 正向 0.074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万t/日 正向 0.0310
制度健全保障 节能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正向 0.0269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 % 正向 0.0448
环境保护投入占GDP比重 % 正向 0.0502

2.1.2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框架，参考彭邦文、宋祺佼等的研究[12-13]，本文构建了包含人口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均等化和资源环境水平4个维度20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表2）。
表2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功效 权重
新型城镇化
评价指标体系		 人口城镇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正向 0.0573
二、三产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 正向 0.0329
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覆盖率 % 正向 0.0504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覆盖率 % 正向 0.0822
每十万人拥有艺术表演馆机构数 个 正向 0.0435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册 正向 0.1634
城镇登记失业率 % 负向 0.0553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正向 0.0428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正向 0.0919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正向 0.0526
基础设施均等化 城市用水普及率 % 正向 0.0283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标台 正向 0.0377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m2 正向 0.0277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正向 0.0319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0.0314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正向 0.0318
资源环境水平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t 负向 0.0243
主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天 正向 0.0357
人均城市建成区面积 m2 正向 0.0290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 正向 0.0498

2.2 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2.2.1 综合评价模型

采用综合评价模型测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如下：
S = ∑ i = 1 n w j × Y k
式中： S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或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 w j表示系统内部各指标权重； Y k表示各指标评价值。具体应用时，首先采用min-max法对各指标评价值进行无量纲化和同向化处理，然后采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具体步骤见文献[12,14]。

2.2.2 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结合毕国华等的研究[3]，本文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模型：
C = s 1 × s 2 s 1 + s 2 / 2 2 k
式中： C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取值区间为[0，1]， C越大，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作用越强； s 1 、 s 2分别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 k为调节系数，在实际运用中应使 k ≥ 2，本文取 k = 2。

2.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只能说明系统间存在相互作用，不能反映系统间耦合协调水平。于是本文又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即：
R = ( C × T ) ,       T = α × s 1 + β × s 2
式中： R为耦合协调度； T为系统间综合协调指数； α 、 β为待定系数，且 α + β = 1。本文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相互作用、地位同等，故取 α = β = 0.5。
依据研究目的，借鉴相关研究[15-16]，本文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划分为3个区间和10个阶段（表3）。
表3 耦合协调阶段划分

Tab.3 Coupling coordination phase division

R的取值范围 耦合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区间
0.000~0.099 极度失调 不可接受区间
0.100~0.199 严重失调
0.200~0.299 中度失调
0.300~0.399 轻度失调
0.400~0.499 濒临失调 勉强接受区间
0.500~0.599 勉强协调
0.600~0.699 初级协调 可接受区间
0.700~0.799 中级协调
0.800~0.899 良好协调
0.900~1.000 优质协调

2.2.4 相对发展模型

为了明晰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这一复合系统中的内部制约因素，探究其相对发展类型，本文引入了相对发展模型，如下：
β = s 1 / s 2
式中： β为相对发展度； s 1 、 s 2分别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同时，对其类型进行划分[17]，当 0 β ≤ 0.9时，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当 0.9 β ≤ 1.1时，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 β 1.1时，新型城镇化滞后于生态文明建设。

2.3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部分指标的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模拟处理，最终收集到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41个指标数据。

3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3.1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水平分析

依据公式（1）计算出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及各子系统指数（表4）。表4的结果表明，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其中，2007—2011年，囿于较低的资源集约利用率和不健全的生态文明制度保障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所下降；2012—2016年，随着生态文明制度保障逐步完善和生态用地增多，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逐步提升。从表4还可发现，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不充分问题突出。样本期内，经济带总体及其三大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指数年均值分别仅为0.369、0.514、0.311和0.318。此外，东部的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指数得分（0.514）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0.311和0.318），并且东部的国土空间优化、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三个子系统指数得分也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表明，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突出的不平衡问题。
表4 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及各子系统指数

Tab.4 Comprehensive index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and index of each subsystem

系统（子系统）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总体均值 东部均值 中部均值 西部均值
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指数 0.384 0.376 0.372 0.358 0.353 0.357 0.370 0.376 0.371 0.373 0.369 0.514 0.311 0.318
国土空间优化 0.113 0.113 0.109 0.105 0.106 0.106 0.111 0.114 0.117 0.117 0.111 0.183 0.085 0.083
资源集约利用 0.104 0.101 0.101 0.101 0.100 0.100 0.102 0.104 0.103 0.100 0.102 0.118 0.085 0.106
生态环境保护 0.112 0.115 0.107 0.104 0.098 0.102 0.111 0.111 0.106 0.106 0.107 0.166 0.091 0.080
制度健全保障 0.055 0.047 0.055 0.047 0.049 0.049 0.046 0.047 0.045 0.050 0.049 0.047 0.051 0.049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 0.345 0.372 0.365 0.401 0.391 0.382 0.392 0.405 0.403 0.415 0.387 0.608 0.323 0.285
人口城镇化 0.032 0.033 0.034 0.032 0.033 0.034 0.034 0.034 0.034 0.034 0.033 0.066 0.027 0.016
公共服务均等化 0.145 0.166 0.162 0.193 0.195 0.182 0.191 0.196 0.193 0.200 0.182 0.336 0.136 0.114
基础设施均等化 0.100 0.099 0.100 0.101 0.096 0.099 0.104 0.108 0.109 0.114 0.103 0.135 0.093 0.090
资源环境水平 0.067 0.074 0.069 0.074 0.067 0.068 0.063 0.067 0.067 0.067 0.068 0.072 0.068 0.066
表4的结果表明，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波动中上升，由2007年的0.345上升到2016年的0.415，但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充分问题突出，样本期内其综合指数的年均值仅为0.387。具体来看，2007—2011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在震荡中小幅上升，主要原因在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2012—2016年，伴随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增强和配套基础设施完善，新型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2016年达到0.415。从表4还可以发现，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样本期内，东部的年均综合指数（0.608）显著高于中部、西部的年均综合指数（0.323和0.285），并且东部的人口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均等化和资源环境水平四个子系统指数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

3.2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3.2.1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分析

表5和表6报告了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发展度的测算结果，参照表3对耦合协调阶段的划分，对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析。总体上，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大致经历了勉强协调（2007—2009年）—初级协调（2010年）—勉强协调（2011—2012年）—初级协调（2013—2016年）的演变历程。表明，长江经济带总体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已度过磨合期，跨入了耦合协调发展可接受区间的初级协调阶段。从各区域来看，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表现为“东高西低”。东部的耦合协调度由2007年的0.762下降到2016年的0.739，表明，样本期内东部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有所降低，但仍处于可接受区间的中级协调阶段。中部的耦合协调度由2007年的0.520上升到2016年的0.579，西部的耦合协调度由2007年的0.503上升到2016年的0.565，表明，样本期内，中部和西部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一直处于勉强接受区间的勉强协调阶段。从各省市来看，至2016年，11省市的耦合协调发展均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阶段，但是耦合协调发展的阶段各异，其中，上海由良好协调阶段降到中级协调阶段，江苏和浙江维持在中级协调阶段，安徽、湖北和重庆由勉强协调阶段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湖南和贵州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勉强协调阶段，江西和云南维持在勉强协调阶段。
表5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

Tab.5 The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during 2007-2016

省区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上海 0.843 0.820 0.823 0.785 0.768 0.781 0.758 0.778 0.775 0.774
江苏 0.725 0.731 0.714 0.704 0.704 0.695 0.716 0.721 0.723 0.713
浙江 0.718 0.720 0.706 0.701 0.696 0.711 0.724 0.731 0.729 0.729
安徽 0.509 0.545 0.536 0.558 0.564 0.565 0.607 0.602 0.600 0.616
江西 0.528 0.535 0.547 0.562 0.564 0.549 0.543 0.530 0.523 0.537
湖北 0.546 0.571 0.580 0.611 0.561 0.565 0.586 0.608 0.582 0.611
湖南 0.499 0.526 0.531 0.540 0.517 0.531 0.525 0.546 0.566 0.550
重庆 0.544 0.583 0.566 0.609 0.621 0.621 0.631 0.628 0.623 0.619
四川 0.531 0.537 0.527 0.527 0.554 0.548 0.553 0.548 0.545 0.577
贵州 0.423 0.434 0.432 0.493 0.475 0.472 0.509 0.535 0.544 0.550
云南 0.514 0.529 0.518 0.533 0.528 0.513 0.518 0.514 0.495 0.514
总体 0.580 0.594 0.589 0.602 0.596 0.596 0.606 0.613 0.609 0.617
东部 0.762 0.757 0.747 0.730 0.723 0.729 0.732 0.744 0.742 0.739
中部 0.520 0.544 0.549 0.568 0.551 0.553 0.565 0.572 0.568 0.579
西部 0.503 0.521 0.511 0.541 0.544 0.539 0.553 0.557 0.552 0.565
表6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类型

Tab.6 Relative development types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 during 2007-2016

省区 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指数 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 相对发展度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阶段 相对发展类型
上海 0.602 0.665 0.905 0.790 中级协调 两大系统同步发展
江苏 0.479 0.555 0.862 0.715 中级协调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
浙江 0.463 0.604 0.766 0.716 中级协调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
安徽 0.339 0.320 1.060 0.570 勉强协调 两大系统同步发展
江西 0.262 0.357 0.733 0.542 勉强协调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
湖北 0.339 0.344 0.984 0.582 勉强协调 两大系统同步发展
湖南 0.303 0.272 1.116 0.533 勉强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重庆 0.362 0.392 0.925 0.605 初级协调 两大系统同步发展
四川 0.337 0.278 1.210 0.545 勉强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贵州 0.265 0.228 1.163 0.487 濒临失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云南 0.308 0.244 1.265 0.518 勉强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总体 0.369 0.387 0.953 0.600 初级协调 两大系统同步发展
东部 0.514 0.608 0.846 0.740 中级协调 生态文明建设滞后
中部 0.311 0.323 0.962 0.557 勉强协调 两大系统同步发展
西部 0.318 0.285 1.115 0.538 勉强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注：表中数据为各省（市）2007—2016年评价值的均值。

3.2.2 相对发展类型分析

表6报告了相对发展度和相对发展类型。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总体为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中部为同步发展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值得注意的是，总体、中部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均较低，样本期内，两者的综合指数年均值分别仅为0.369和0.387、0.311和0.323。表明，这种同步发展是低水平的。具体到11个省市来看，江苏、浙江两省因国土空间优化欠缺，绿色生态空间减少，环境承载力下降，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江西因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较差和生态环境保护投资不足，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湖南受限于环保设施、生活实施等基础设施的缺乏，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上海、安徽、湖北和重庆4省市为同步发展型，且4省市的协调发展水平超过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表明，同步发展是实现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4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分析

4.1 变量选取和模型建立

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更需要企业和公众的积极参与。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8-19]，本文选取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行为、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指数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同时将各解释变量归类为外向动力、内源动力、政府动力和市场动力，具体见表7。
表7 耦合协调度动力因素变量设定表

Tab.7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driving forces variable setting table

动力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耦合协调度 CC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 外向动力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以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地区GDP之比代替
内源动力 经济发展水平 Eco 以地区人均GDP代替
产业结构升级 Upgrade 引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计算得出
区域创新水平 Inn 以地区专利授权数代替
政府动力 政府能力 Gov 以地区财政支出与地区GDP之比代替
市场动力 市场化指数 Market 源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基于2007—2016年11省市面板数据，建立耦合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计量模型，如下：
C C i t = β i + β t + β 1 O p e n i t + β 2 E c o i t + β 3 U p g r a d e i t + β 4 l n I n n i t + β 5 G o v i t + β 6 M a r k e t i t + ε i t
式中： i表示地区； t表示时间（年）； β i表示个体效应； β t表示时间效应； ε i t为随机扰动项； C C为耦合协调度；Open为对外开放程度；Eco为经济发展水平；Upgrade为产业结构升级；Inn为区域创新水平；Gov为政府能力；Market为市场化指数。

4.2 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对各面板数据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为保证检验的有效性，同时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表8）。结果表明：耦合协调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水平、政府能力、市场化指数均存在单位根，进而对全部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存在单位根，即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表8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结果

Tab.8 Panel data unit root test and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变量 单位根检验方法 结论
LLC检验 P值 ADF检验 P值
CC -3.698 0.000 25.868 0.257 非平稳
ΔCC -8.029 0.000 62.799 0.000 平稳
Open -2.108 0.018 21.919 0.465 非平稳
ΔOpen -7.978 0.000 56.896 0.000 平稳
Eco 1.665 0.952 1.278 1.000 非平稳
ΔEco -7.873 0.000 56.090 0.000 平稳
Upgrade 2.868 0.998 3.601 1.000 非平稳
Δupgrade -7.877 0.000 57.859 0.000 平稳
lnInn -4.879 0.000 30.057 0.117 非平稳
ΔlnInn -7.314 0.000 57.322 0.000 平稳
Gov -4.960 0.000 22.955 0.404 非平稳
ΔGov -105.596 0.000 82.745 0.000 平稳
Market -0.939 0.174 14.078 0.899 非平稳
ΔMarket -18.821 0.000 181.221 0.000 平稳
协整检验方法 统计量名 统计量值 P值 检验结果
Pedroni检验 PanelPP-Statistic -29.38430 0.000 拒绝
PanelADF-Statistic -7.71409 0.000 拒绝
GroupPP-Statistic -29.98180 0.000 拒绝
GroupADF-Statistic -7.61444 0.000 拒绝
KAO检验 ADF -2.24502 0.012 拒绝

注：Δ表示各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各统计量值均来自Eviews 7.2。

基于稳健性的考虑，借鉴Kao、Pedroni、陈勇兵等的研究[20⇓-22]，同时采用Pedroni检验 ① 和Kao检验对各变量之间的协整性进行了检验（表8）。检验结果表明，两种检验均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各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4.3 全样本回归分析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进行了检验，Hausman检验统计量为18.51，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无差别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就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表9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开放程度（β=0.0081，p<0.01）、市场化指数（β=0.0162，p<0.01）、区域创新水平（β=0.0100，p<0.1）正向显著影响耦合协调度。这表明，发展进出口贸易、提高市场化程度、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可为耦合协调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方面说明，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之“手”的宏观调控职能，优化顶层制度设计，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说明，要根据经济带的功能定位，优化升级区域产业结构，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发挥内源动力的驱动效应。综上表明，耦合协调发展的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目前的主要动力为外向动力和市场动力，内源动力与政府动力不足。
表9 耦合协调发展动力因素的回归结果

Tab.9 Regression results of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变量 全样本 分地区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东部 中部 西部
Open 0.0081*** 0.0099*** 0.0071*** 0.0511*** -0.0020
Eco 0.0061 0.0090** 0.0021 -0.0134 0.0560**
Upgrade -0.0147 -0.0461 0.4220*** -0.2960** -0.1590
Inn 0.0100* 0.0003*** 0.0708*** 0.0099 -0.0154
Gov -0.0007 -0.0022*** -0.0026 -0.0169*** -0.0024
Market 0.0162*** -0.0003 -0.0171 0.0269** 0.0019
Constant 0.3760** 0.5430*** -1.0190** 1.2380*** 0.9620***
N 110 110 30 40 40
R2 0.940 \ 0.958 0.822 0.803
F 243.3 \ 53.55 18.46 16.28

注：*p<0.1，**p<0.05，***p<0.01。

4.4 分地区回归分析

由表9的分样本回归 ① 结果可知，东部的主要动力为外向动力（对外开放程度）和部分内源动力（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回归系数分别为0.0071、0.4220、0.0708，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而经济发展水平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能力和市场化指数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此，我们的观点是：东部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区，依托明显的区位优势，大量外来资金与技术在该地区集聚，随之带动了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能力提升，激发了内源动力与外向动力；但东部地区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中部地区的主要动力是外向动力（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动力（市场化指数），两者回归系数分别为0.0511、0.0269，且分别通过了1%与5%的显著性检验，而产业结构升级（β=-0.2960，p<0.05）、政府能力（β=-0.0169，p<0.01）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区域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显著。对此，我们认为，随着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向内陆推进，中部地区投资环境日益完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快速增长，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深化，外向动力和市场动力得以激活；但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机制仍不完善，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关注不足，导致内源动力较弱。西部的主要动力是部分内源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为0.0560，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具有不显著的影响，且多为负向。可能的原因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使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内源动力逐步显现，但受经济基础薄弱、地理位置闭塞等因素的影响，对外开放水平较低，资源要素流动不畅，市场发育缓慢，外向动力与市场动力的作用明显不足。
综上表明，经济带及各区域均存在动力开发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政府之“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各区域动力存在明显差异，并且显著影响了协调发展，其中东部动力多元，协调发展水平较高，而西部动力单一，协调发展水平较低。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水平和动力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从综合水平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样本期内，两者的综合指数分别仅为0.369和0.387，并且都存在着显著“东高西低”。②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跨入可接受区间的初级协调阶段。但是，各区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东部处于可接受区间的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接受区间的勉强协调阶段。③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④从动力因素来看，经济带及其各区域均存在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特别是政府之“手”的宏观调控职能作用发挥不足，内源动力的潜能尚待激活；各区域的主要动力存在明显差异，并且显著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包括：①加强区域协作，搭建协调发展平台。重点是：建立健全区域间的生态环境污染预警应急机制及联防联控机制，着重打造河流、大气、土壤监测信息共享平台，开展流域污染治理省际合作试点，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协商合作机制；推动省际间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提高城镇空间承载能力，推进新型城镇化。②因区施策，推动协调发展。东部而言，严守生态红线，严控城市建设用地，提高生态用地比例，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中部而言，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源集约水平；强化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削减污染物存量，提升资源环境水平。西部而言，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参保政策落实，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率。③发挥多种动力的叠加效应。首先，不断强化市场动力。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完善资源要素市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需要完善金融市场，提供协调发展金融支持。其次，积极发挥政府动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环保投资力度；践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提高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平等化水平。再次，持续激活内源动力。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共享绿色发展成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率，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最后，经济带（尤其是西部）应大力开发外向动力，推进更大空间、更深层次的开放，解决资源要素流动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促进区域、行业、产业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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