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讨论了区域管理与区域治理的意义，研究认为，区域管理的方法原理适合了区域治理，所不同的是，区域治理比区域管理包含了区域发展的进化意义。区域的管理，任务的重点在于管理或者调控区域的资源环境结构；区域治理，核心是对于区域人口及其聚集而形成的城市有进化目的的组织。
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基础设施投资已成为各国中央、地方政府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美国于2018年2月发布了《美国重建基础设施立法纲要》，与过去联邦基建项目相比，本轮投资计划在规模、资助领域、激励设计、审查程序上都有较大变化，呈现新的特征，将深刻影响未来十年乃至长远美国城乡发展进程。文章系统地介绍了交通、水资源给水和排水系统、下一代能源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缓解社会问题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创新转型项目、刺激基础设施投资的创新融资九方面计划，探讨了其特征与可能带来的就业市场影响，指出与以往基建投资相比，本轮基建计划的重点在于发挥联邦基金的“引导”与“杠杆”作用，激励州政府、地方政府与民营资本进入一直以来由联邦政府占主导的基建市场，建立全新的公私合作模式，并明确效率优先、风险共担的开发原则。同时，计划的实施短期内会对劳动力市场结构产生影响，复兴蓝领经济，但长期上依然会面临劳动力转型的挑战。
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焦点，近年来随着朝鲜半岛形势变化，朝鲜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趋势倍受关注。基于历史研究资料和2008年联合国协助下开展的朝鲜人口普查报告，初步研究了朝鲜城市化的发展过程、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素。朝鲜的城市化过程经历了雏形发展阶段、恢复发展阶段、集中发展阶段和迟滞发展阶段，正处于复兴发展阶段。朝鲜城市规模等级总体上属于中等首位分布，不同区域城市密度差别较大，城市化率的空间关联度弱。目前朝鲜初步形成了平壤、咸兴和清津三大区域中心城市，东部沿海和西部沿海两条城市发展轴和以平壤为核心的城市密集区。朝鲜的城市化发展和空间格局主要受到自然地理条件、行政区划和国家政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布局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朝鲜半岛形势积极转变和朝鲜扩大改革开放，朝鲜城市化发展将获得强大的新动力，形成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城市化空间格局。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南海争端三方非合作博弈的概念模型，并从理论上对国际博弈的不同策略组合实现均衡的条件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考虑了与南海争端相关的四个典型案例，包括：①黄岩岛对峙（2012年4~6月），②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危机（2014年6~7月），③美国“自由航行”事件（2015年至今），以及④中国一直倡导的“搁置争议”方案，并对其对各利益相关方所产生的后果（成本与效益）进行定量分析。文章聚焦所涉及南海争端的各方的政治和经济激励是否达到一个新的相互威慑均衡状态，并计算或估计各方在均衡状态下的经济收益（损失）。文章所得出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对在新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如何解决边界与领土争议并实现合作共赢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渤海跨海通道建设提案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它可以带来广泛的积极影响。但对于此类巨型工程，需要深入探讨其建设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文章利用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了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前后东北、华北和山东半岛三大地区经济联系强度的演化及其经济关系格局的时空差异；并利用ARIMA模型，对三大地区人口和GDP的增长做了长时序预测。结果表明，跨海通道建设仅对于端点城市（大连和烟台）、端点区域（大连和烟台临近城市）、端点地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带来显著提升，而对于其他地域的影响并不明显。近期建设渤海跨海通道，其影响效应相对有限，并不会造成大范围地区经济关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省际层面分析幼年迁徙人口分布的空间特征，同时，比较了人口幼年迁徙对成年收入影响的区域差异。主要结论包括：①幼年迁徙人口分布整体情况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其中上海、辽宁和广东省在总数上占比最高。②幼年迁徙人口不断集聚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分布占比不断缩小，存在“中部凹陷”状况。③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只有向“好”环境迁徙，对成年收入才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比中西部地区高3.7个百分点；城市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比农村地区高2.9个百分点。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幼年迁徙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效应是影响成年收入的重要渠道。
以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应用变异系数、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经济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变。结果表明：①外资和中国企业的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成都、重庆和西安是集聚中心。②外资企业集聚趋势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强化；中国企业集聚趋势减弱，核心—边缘结构弱化。③西部城市外资和中国企业均存在“组织链末端锁定”现象，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均较弱，但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更弱。④两类企业均围绕成都、重庆、西安、贵阳形成高—高集聚区，呈群体式发展，围绕兰州、昆明形成高—低集聚区，呈据点式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空间自相关性极弱，空间极化不明显，中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对外资企业有明显的示范效应。⑤基于外资企业的城市网络结构趋于复杂化，集聚特征明显；基于中国企业的城市网络发育趋于成熟，分散效应明显增强；成都、重庆、西安是城市网络的核心城市。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培育具有辐射带动力增长极，吸引国内外企业，增强区际联系，提升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
以中国33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PVsyst软件评估各城市的光伏发电能力，运用生命周期理论、成本效益分析、情景分析等方法，将光伏生命周期分为投资回收阶段与净获利阶段，构建分布式光伏经济性分析模型，并设定基于政策与技术引导的比较情景，评估分析在无补贴时，各情景下各城市的光伏经济性，并分析比较光伏的区域性利用差异。结果表明：①在基准情景下，105个城市的光伏投资回收期在13年以内，其获利指数在1.3~2.1；在政策支持情景下，201个城市的光伏投资回收期在13年以内，其获利指数在1.3~2.3；在技术发展情景下，259个城市的光伏投资回收期在13年以内，其获利指数在1.3~2.5。②利好的金融政策、电价政策与技术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光伏经济性。电价增长率每提高1%，光伏发电收益增加5.25%；光伏贷款利率每降低1%，融资成本减少6.67%，光伏发电成本减少3.22%；光伏系统建设成本每降低1%，光伏发电成本减少1%。③由于资源禀赋及经济条件的不同，光伏经济性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按照光伏经济性差异将全国地区分为4个等级，进而有的放矢地发展分布式光伏。
基于西安市2004—2016年Quick Bird遥感影像，利用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分形维数、重心坐标转移指数、扇形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西安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并提出城市扩展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西安城市扩展总体特征呈倒“U”型，峰值出现在2007—2010年，研究时段内扩展面积始终处于高位，扩展强度与速度处于低位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②城市扩展有明显的空间分异，城市形态愈发离散，布局不紧凑；圈层型与沿交通型扩展是主要的扩展模式，在城市建设的不同阶段，飞地型与内部填充型作用不同。③西安市扩展驱动机制主要包括推力、支持力、弹力及阻力，各因素共同作用于城市，在推动城市建设的同时，也造成城市扩展的时空分异。
以城乡景观复杂度为视角，构建包含土地利用现状、权属、产业、土地规划在内的城乡属性要素体系，运用景观复杂度指数，基于G-统计量确定城乡地域范围内城乡景观复杂度高值集聚区为城乡交错带空间界限，对武汉市城乡交错带界限予以空间呈现。研究发现：①城乡景观复杂度在城乡地域之间呈现“M”型分布，城乡交错带景观复杂度最高；②G-统计量确定城乡景观复杂度高值集聚区为城乡交错带空间界限可信度较高；③城乡交错带是包含自然和人文要素在内的城乡属性要素集合体；④应发挥城乡交错带空间功能促进城乡融合。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分别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①从综合水平看，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②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③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总体和中部为低水平的同步发展型，东部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西部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型。④从动力因素来看，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且地区间的主要动力差异显著。
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我国城市产业转型状况如何需进一步验证。文章以2004和2016年中国291个地市级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对优势方法对城市相对优势产业变化过程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范围的城市相对优势产业转型还没有发生，总体上转型缓慢。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仍是多数城市发展最快的行业；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新的从业人口增长点，但新型服务业还没有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主力。从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城市相对优势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的趋势明显，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城市向第三产业转型的趋势明显，全国城市产业转型在整体上呈现区域化趋势。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引力模型、趋势面分析等方法剖析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与区域金融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特征，并在多维邻近视角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耦合协调空间联系格局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整体上，区域创新与区域金融的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空间形态由多核心模式转变为组团模式，呈现高集聚特征，但两者发展错位及层级差距现象仍凸显。②空间联系在省级尺度的空间异质性较强，总量呈现“下游高—中上游低”的分布趋势；在地市级尺度，网络交织形成“三大组团型”的发展模式，复杂化与协同化趋势明显。③多维邻近效应明显，区域创新与区域金融的耦合协调在信息通道下更具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基础驱动力（工业基础），核心驱动力（政府驱动、产业驱动、智力驱动），外在驱动力（区位优势、开放优势）等多重因素综合驱动耦合协调及其空间联系格局的形成。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中国省级行政区域为基本研究单元，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格局演变进行分析，并利用最小二乘法（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其空间分异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省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态势，并在空间上集聚，但集聚程度出现了一定弱化，热点区和冷点区的范围也相应发生变化；②教育投入力度、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从各自角度促进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格局的形成和演变；③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在空间上呈现出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格局或一致或相反的关联性，其中教育投入力度影响作用出现了一定的局部波动。因此，在制定促进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政策时，对于影响因素促进作用较强、较弱与呈现反方向作用的区域，要从各省区自身发展情况出发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研究制定与该省区实际相符合的差异化对策。
基于产业动态与经济地理的交叉研究，文章以辽宁省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确定产业集聚区与企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反映地理位置关系的状态变量与距离变量，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前提下，使用分位数回归和生存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中小企业初始规模及其持续生存的影响。研究表明，辽宁多数中小企业分布在产业集聚区及周边区域。产业集聚产生明显的正向集聚效应，能显著提高企业初始规模并降低退出风险。并且随着企业与产业集聚区的距离越远，所选择的初始规模越小，退出风险越高。
文章以2016年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测度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空间差异比较大，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分布特征。②空间分布格局鲜明，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集群特征显著，整体上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等级扩散特点。空间冷热点集聚特征明显，西北、西南地区表现为低值集聚，华东、华南地区表现为高值集聚。③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影响，且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人口规模对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有一定负向抑制作用，其余影响因素对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互联网普及程度、交通物流环境、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促成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从“引进为主”向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重的重要转变。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实现中国产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平稳增长，模式不断创新。企业作为重要的对外投资载体，其投资质量、投资效益及国际化经营水平逐年提升。文章利用亚太企业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数据，在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演化的时空格局及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利用Logit及Probit回归模型检验包括企业生产率、所处地区、所属行业等属性在内的企业异质性因素对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除传统理论提出的生产率外，企业的出口经验、创新研发水平等因素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同样起重要作用。②公司是否上市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融资筹资手段更加多元化，股权融资并未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③东部地区企业所有制结构作用不显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受生产率和经营情况等因素影响，但中西部地区中，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有制结构作用较为显著。同时，行业特性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带来差异化特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曲折的变化过程。改革开放前，虽注重并试图改善城乡关系，但总体上“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导向使得城乡二元结构严重。改革开放后，城乡协调发展成为主调，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大量政策，近年来更是升级为国家战略。乡村发展和城镇化也由此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政策的梳理，划分城乡关系研究为三个阶段。从“三农”问题政策重点的转变，乡村与城镇化发展政策演变，“七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主题演变三个方面，分析乡村振兴与城镇化战略的关系，发现国家整体政策和学术研究热点基本一致，体现出从要素、政策、技术等方面到整体战略的转向。但由于政策、研究与实践有所脱节，加之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文化，使得城乡融合面临巨大挑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未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有机结合，以实现城乡协同治理。
三生空间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基础，是村域农业粮食生产、生态景观保护、村庄发展建设的关键。文章围绕产业融合、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通过科学界定村域三生空间内涵，基于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的分类体系和框架，依据三线作为限定界线，在实例村构建了村域空间规划体系。结果表明：杨树村三生空间总体融合程度好，毗邻状态佳，以耕地为主的生产空间面积为445.61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62.74%，以林地为主的生态空间面积为142.91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20.12%，以居民点为主的生活空间面积为121.72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7.14%；确定杨树村的村庄发展模式为集聚提升类，适宜多层次多结构的乡村现代化发展路径。
乡村空间发展类型识别与划分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热点之一。文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利用引力模型、可达性测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该县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类型，通过地理探测器探测其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农牧交错带乡村发展核心要素的空间分异状况。结果表明：乡村空间发展系统分析框架对于新时期农牧交错带村域空间发展类型的识别与发展振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导向性；宁夏盐池村域空间发展类型可识别和划分为4种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类型，分别为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适度挖潜类、搬迁撤并类，并对分类因素进行了探测分析，以期对乡村振兴能够进行靶向治疗，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落地。该研究结果可为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重构”和“乡村振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2001—2015年马铃薯全国数据和主产区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全国和主产区13省份马铃薯价格波动的农户生产福利效应、消费福利效应和总福利效应，以此评价马铃薯产业扶贫的减贫效果。得到的主要结论有：①主产区各省份农户总福利变化结果与其生产福利变化结果相近，马铃薯生产价格变化引起农户生产福利的增加明显大于马铃薯销售价格变化引起农户消费福利的减小。②主产区各省份农户总福利变动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由农户生产福利的影响因素所决定。马铃薯生产价格是影响农户生产福利的主因素，当马铃薯产业扶持政策引起生产价格提高时，农户总福利将大幅增加，减贫效应显著。③随着马铃薯需求量的逐渐增加，销售价格波动对农户总福利的影响也会逐渐加大，加之近年来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的比例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过提高生产价格来增加农户总福利的潜力逐渐减小，因此获得的减贫效应也将逐渐降低。
揭示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及人口增长联动关系区域规律，对于制定三者协调发展的差别化调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灰色关联系数方法将我国31省（市、区）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联动关系紧密程度划分为高度、中度、低度3个区域，即等量土地财政资金推动城市用地规模增长依次减少，呈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反的区域规律。高度关联区域协议供给工矿仓储用地对于城市用地规模增长的推动作用强于商服住宅用地，工业化起步晚使得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最高，低度关联区域情况则相反。低度关联区域土地财政和城市用地规模增长总量最大，土地城市化速度相对于人口显著快于高度和中度关联区域。中度关联区域土地与人口城市化速度相对较为协调。从推进工业用地最低限价及招拍挂方式出让、提升土地财政用于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占比、土地财政供给低收入群体和进城务工农民保障房建设等方面，提出优化土地财政、城市用地规模与人口增长联动关系的区域差别化政策建议。
空气质量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因素，但频发的雾霾已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宜居城市建设，大气治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选取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AQ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内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PCA—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甄别与测度空气质量影响因子，并尝试分析城市空气质量演变的经济社会驱动机理。结果表明：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AQI总体降低16.95%，空气质量趋于改善；季节差异显著，呈现典型的“单峰谷”特征；月度变化轨迹呈U型曲线，与“冬重夏轻”的季节特征相适应。空间趋势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中间高两侧低的“中心—外围”结构，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城市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模式明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能源效率、交通压力、城市绿化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应从区域产业结构、城市管理水平、能源使用效率、环境经济政策等角度切入，强化雾霾治理的区域协调机制，推动研究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
旅游资源分布格局及其动态演进是旅游资源科学评价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欧盟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解析欧盟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演进。研究结果显示：①欧盟国际旅游资源分布呈现北欧、西欧、中东欧、南欧—地中海欧洲等四区，北海沿岸、多瑙河流域、地中海沿岸等三带；自然旅游资源呈现沿海、沿河分布，文化旅游资源富集于各亚文化区。②二维核密度分布显示欧盟国际旅游资源开发增速较快，分布趋于均衡。其中文化旅游资源数量2002年比1995年显著增加，分布趋向均衡，自然旅游资源分布趋向均衡和多极化。③旅游资源的异质性、整体性决定了旅游资源的跨国开发与保护，申根签证政策对欧盟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国际旅游发展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可进入性、文化差异和难民等因素影响。
以京津冀城市群3A级及以上的高等级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的整体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②北京市（38.31%）、天津市（16.28%）两市的高等级景区数量超过总数的50%，高等级景区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不均衡特征；③从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丰裕度来看，北京市和天津市属于高度优质率城市，秦皇岛市和廊坊市是中度优质率城市，其他城市属于低度优质率城市，城市群高等级景区数量和质量状况相差较大。其次，利用地理探测器，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市场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三个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景区空间分布的决定力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市场条件中的GDP、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对京津冀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决定力强，而旅游市场中的旅游交通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的决定力较强。修正引力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其景区空间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协同发展视角提出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优化的建议。
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是集中连片特困区规划的重要内容，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亦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运用空间统计、数理统计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探讨了片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模式。结果显示，时间维度上，片区内各县域旅游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空间差距进一步缩小，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空间维度上，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分布特征，高响应区呈“点状”离散分布于武陵源等县区，低响应区呈“片状”集中分布于区域边界和中部地区，片区的发展重点由东北部向西南部偏移，前期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后期集聚性较弱且不显著，热点区数量较少且相对稳定，集中于张家界市，过渡区相对分散于区域边界，冷点区集聚分布于中南部等县区；模式上，武陵源、凤凰、永定、吉首和新宁属于“发达型”，新化属于“资本稀缺型”，永顺、通道、古丈和城步属于“飞地型”。
以共生理论为指导，在西北五省（区）旅游经济和交通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基础上，通过2001—2015年共生单元间共生度和共生系数的对比分析，对各省（区）旅游经济和交通业之间的共生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西北地区及各省旅游经济和交通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②5A、4A级景区和民用航空所占权重较高，分别对旅游经济和交通业起重要支撑作用。③从共生度来看，2002—2015年，陕西、青海、新疆表现为正向非对称共生关系，宁夏为近似正向对称关系，甘肃为寄生关系。④从共生系数来看，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在0.5~1.0之间，表明旅游经济的影响较大，旅游经济发展驱动交通业的发展；而新疆在0~0.5之间，表明交通业影响较大，交通业发展先于旅游经济，对旅游经济发展支撑作用明显。
以长沙市3个代表性乡村旅游地为例，基于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目的地管理、旅游供给、旅游创新和旅游地发展8个潜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地发展驱动机制假设结构关系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旅游地发展驱动因素的结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目的地管理、旅游供给、旅游创新均对乡村旅游地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支持因素、旅游需求、旅游供给间接影响乡村旅游地发展。旅游需求、旅游吸引物分别具有最大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目的地管理、旅游区位分别具有最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旅游需求总效应最大，目的地管理总效应最小。②二维影响因素中，核心吸引物、资源区位和交通区位、制度支持、旅游需求量、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旅游供给结构、旅游营销创新等因子对乡村旅游地发展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③驱动力的相互影响及主导驱动力阶段性转换推动乡村旅游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