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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10: 214 - 22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0.026

旅游经济与管理

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及模式研究——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

  • 刘雨婧 , 1 ,
  • 唐健雄 , 1, ※ ,
  • 麻学锋 2
展开
  • 1.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
  • 2.湖南工商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410205
※唐健雄（1967—），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刘雨婧（1990—），女，湖南邵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19-03-07

  修回日期: 2019-10-0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4)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YBA326)

收起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and Model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Concentrated Continuous Poor Areas：Taking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in Hunan as an Example

  • LIU Yujing , 1 ,
  • TANG Jianxiong , 1, ※ ,
  • MA Xuefeng 2
Expand
  • 1. Tourism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2. College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Changsha 410205，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3-07

  Revised date: 2019-10-0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8

Fold

摘要

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是集中连片特困区规划的重要内容，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亦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运用空间统计、数理统计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探讨了片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模式。结果显示，时间维度上，片区内各县域旅游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空间差距进一步缩小，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空间维度上，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分布特征，高响应区呈“点状”离散分布于武陵源等县区，低响应区呈“片状”集中分布于区域边界和中部地区，片区的发展重点由东北部向西南部偏移，前期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后期集聚性较弱且不显著，热点区数量较少且相对稳定，集中于张家界市，过渡区相对分散于区域边界，冷点区集聚分布于中南部等县区；模式上，武陵源、凤凰、永定、吉首和新宁属于“发达型”，新化属于“资本稀缺型”，永顺、通道、古丈和城步属于“飞地型”。

关键词： 连片特困区; 旅游城镇化; 模式; 武陵山片区; 扶贫; 资本; 旅游产业

本文引用格式

刘雨婧 , 唐健雄 , 麻学锋 . 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及模式研究——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 39(10) : 214 -22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0.026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lanning of the concentrated areas with special difficulties, and the study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s also an unavoidable core proposition. Taking Wulingshan District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is region from the county scale by means of spatial statistic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time dimension, the level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each county in the region is gradually improved, the spatial gap is further narrowed, and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s "pyramid"; in the space dimension, the level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the region is "high in the north, low in the south, high in the west, low in the east"; and the high response area is "dotted" scattered in Wulingyuan. In the county area, the low-response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regional boundary and the central area. The development focus of the area shifts from the northeast to the southwest. In the early stage, the agglomeration is remarkable. In the later stage, the agglomeration is weak and not remarkable. The number of hot spots is small and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y are concentrated in Zhangjiajie city. The transition area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in the region. Frontier, cold spot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counties; in the model, Wulingyuan, Fenghuang, Yongding, Jishou and Xinning belong to the "developed type", Xinhua belongs to the "capital scarcity type", Yongshun, Tongdao, Guzhang and Chengbu belong to the "enclave type".

Key words： concentrated continuous poor area; tourism urbanization; model;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poverty alleviation; capital; tourism industry

在“后工业”时代，旅游业以强大的吸引力，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积聚和扩散，推动区域经济转型、社会变迁和文化重构，带动城镇地域不断推进和延伸[1]。“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强调，贫困地区发展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特色文化旅游等，利用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旅游业发展，同步推进城镇化[2]。集中连片特困区依托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和政策的全面支持，旅游业逐步成为区域的主导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进程。2011年，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和3个特殊片区，作为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学者也开始关注连片区的发展，从最初的扶贫攻坚战略、区域协作路径、文化遗产保护[3-4]等研究内容，逐步扩展到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协同发展空间形态、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旅游景点可达性、农民收入县际差异、旅游产出规模分异、城镇化[5-6]等方面，丰富了连片特困区的研究成果，但有关旅游城镇化方面的研究仍呈“碎片状”，大多数研究注意到旅游业能有效推进片区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但对于片区旅游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选择模式等关键问题，还鲜少涉及，实证研究更加薄弱，尤其对集中连片特困区这类特殊地区的研究较为匮乏，亟待加强。基于此，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例，结合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从时间截面、空间格局差异性、分布及关联特征4个方面研究片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过程，结合旅游城镇化指标体系，剖析不同县域旅游城镇化模式，有利于武陵山片区稳健推进旅游城镇化的建设，对其他连片特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借鉴价值。
国外学者于1990年代对旅游城镇化进行研究，多集中于旅游城镇化的现象、概念、类型、特征、模式、机制、影响等方面，如1991年Mullins最早提出“旅游城镇化”的概念[7]；Judd将旅游城市分为旅游城镇化、历史名城、转型城市三种类型[8]；Luchiari等提出，旅游城镇化具有旅游地产投资不断增长、优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环境等特点[9]；Chang根据不同的开发对象，总结出旅游城镇化的两种模式[10]；Burak分析了旅游城镇化对沿海地区环境的影响[11]。国内学者结合具体案例丰富和完善了旅游城镇化的概念、内涵、模式、特征、动力及演化机制等内容。如黄震方、陆林等界定了旅游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12-13]；李鹏、李柏文等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总结了不同区域的旅游城镇化模式[14-15]；陶慧、陆林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旅游城镇化的基本特征[16-17]；麻学锋、王新越等分析了旅游城镇化的响应机制[18-19]。国外学者对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以小尺度案例为主，且对旅游城镇化的衡量没有统一的定量标准，每个学科自成体系，兼容性不够。国内方面，实证研究相对较多，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不具有普适性，社会空间方面的内容鲜有所见，区域上以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为主，且集中于旅游度假区、旅游小城镇、旅游城市等中小尺度区域，对西部民族地区或特困连片区缺乏系统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

1 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简称武陵山片区，是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重点开发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包含湖南、湖北、重庆、贵州4大省市，共71个县市区，其中湖南37个县市区、贵州16个县市区、湖北11个县市、重庆7个县区，考虑到4个省之间旅游等相关数据因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且贵州、湖北、重庆等多个县市区的数据严重缺失，因此，拟选取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作为研究样本。湖南境内的武陵山片区多集中于湖南西部，包括7个市州，共37个县市区（图1）。片区旅游种类丰富、品质高，其中有2处世界自然遗产和1处世界文化遗产、36个4A级以上景区、12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分别占总片区的60%、43.90%和75%。片区内旅游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著，旅游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县区日益增多，如著名的张家界旅游城市和凤凰旅游小镇等。
图1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示意图

Fig.1 Map of Wuling Mountainous area in Hunan

本文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37个县域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01—2017年，涉及到旅游、城镇、经济、交通等相关数据，其中A级景区名录来源于国家旅游局、湖南省旅游局及景区相关网址（http://www.maigoo.com/goomai/187619.html）；经济类统计数据来源于2001—2017年各县域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域统计年鉴；交通类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2017年湖南省行政区划、交通线路、重要交通设施等相关资料。

1.2 研究方法

1.2.1 旅游城镇化水平

目前，国内外对于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定量研究较少，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国内学者多用“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来反映旅游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强度[18-19]。旅游城镇化响应是指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经济变化、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城市产业体系）对旅游产业发展形成的响应和反馈的作用程度。在借鉴“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系数”的基础上，国内学者构建了“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城镇化响应系数”（简称“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来综合、直观了解城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响应强度[18-19]，其测量模型为：
R = f F / m M
式中：R为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城镇化响应系数；f为区域旅游业总收入；F为区域生产总值；m为区域非农人口；M为总人口数。旅游产业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了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城镇化率是城乡结合和城镇综合发展的体现，两者的比值反映了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响应程度。因此，可选用“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来综合衡量区域旅游城镇化水平，其比值越大，即旅游业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强度越大，旅游城镇化水平越高；反之，作用强度越弱，旅游城镇化水平越低。

1.2.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20-21]，用来测量一组点或区域趋势的一种常用方法，包含中心点、长半轴、短半轴、方位角等要素，中心点表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相对位置，长半轴表示地理要素分布的方向，短半轴表示分布的范围，两者的差距越大（扁率越大），说明数据的方向性越明显，方位角表示地理要素的主趋势方向。以平均中心作为起点对x和y坐标的标准差进行计算，定义为椭圆的轴，计算过程如下：x和y为任意一点i的横、纵坐标， μ和 v分别为集中所有点x和y坐标值的平均值，所有点到新坐标系下的X轴的标准差距离 σ y ' = ∑ i = 1 n y i ' 2 / n，其中 y i ' = y i - v c o s θ - x i - μ s i n θ，再令 y i ¯ = y i - v， x i ¯ = x i - μ，代入 σ y '中可得：
σ y ' = ∑ i = 1 n y i ¯ 2 c o s 2 θ - 2 ∑ i = 1 n x i ¯ y i ¯ c o s θ s i n θ + ∑ i = 1 n x i ¯ 2 s i n 2 θ n
当在假定的新坐标系下标准差距离最小时，假定的坐标系的旋转角度 θ就是离散点集的定向方向，通过对公式（2）进行一阶求导，得到最大（最小）的标准差距离，最终 θ为：
t a n θ = ∑ i = 1 n x i ¯ 2 - ∑ i = 1 n y i ¯ 2 2 ∑ i = 1 n x i ¯ y i ¯ ± ∑ i = 1 n x i ¯ 2 - ∑ i = 1 n y i ¯ 2 2 + 4 ∑ i = 1 n x i ¯ y i ¯ 2 2 ∑ i = 1 n x i ¯ y i ¯
将公式（3）代入公式（2）中可得到两个标准差距离，其中最大的标准差距离 σ x '为椭球的长轴，最小的距离 σ y '为椭圆的短轴， θ为方位角。

1.2.3 全局Moran’s I统计

用来衡量相邻的空间分布对象属性取值之间的关系[20,22]。取值范围为[-1，1]，正值表示该空间事物的属性值分布具有正相关性，负值表示分布具有负相关性，0值反映事物之间不存在空间相关，即空间随机分布。另外，全局Moran’s I用Z得分来检验空间自相关的统计显著性，Z得分为正值意味着存在空间自相关，负值意味着空间分布是分散的。

1.2.4 热点分析（Getis-Ord Gi*）

全局Moran’s I反映了事物在整个研究区域内空间相关性的总体趋势，而热点分析（Getis-Ord Gi*）能有效探测局部空间的自相关，能较准确探测出聚集区域，且分析出局部空间联系的热点区（高/高值集聚）和冷点区（低/低值集聚）[22-23]，以弥补全局Moran’s I值难以识别的局部关联特征。

2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过程

2.1 时间截面旅游城镇化水平：空间差距逐步缩小，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

利用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指数计算了2001、2009和2017年三个时间截面片区内各县域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表1）。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平均值随时间逐步增大，反映了片区各县域旅游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而变异系数由2001年的4.1476减小到2009年的2.2562，再减小到2017年的1.4452，表明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距呈缩小态势。利用ArcGIS 10.2软件，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三个时间截面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分为五个类型：极低响应、低响应、中响应、较高响应和高响应，并统计出各类型县区的数量（表1）。总体上看，三个时间截面属于高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较少，而低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较多，低于全片区平均值的县区数量占总数的70%~80%，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另外，基于时间变化角度，2001—2017年，极低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由29个减少到16个，低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由3个增加到11个，高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由1个增加到2个，表明在研究时期内，片区极低响应水平的县区逐步减少，低响应水平的县区数量在后期趋于稳定，而高响应水平的县区数量一直相对稳定。
表1 区域内旅游城镇化水平统计值及类型结构

Tab.1 Statistical value and type structure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level in counties

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 旅游城镇化响应类型的数量结构
统计量 2001 2009 2017 响应类型 2001 2009 2017
最小值 0.0001 0.0046 0.0076 高响应 1 2 2
最大值 8.2852 4.1456 6.0945 较高响应 3 6 3
平均值 0.3249 0.3578 0.8451 中响应 1 7 5
变异系数 4.1476 2.2562 1.4452 低响应 3 9 11
极低响应 29 13 16

2.2 空间差异格局：高响应区呈“点状”离散分布，低响应区呈“片状”集中分布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空间格局来看（图2），总体上，三个时间截面基本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特征，其中高响应县区大多呈“点状”离散分布于武陵源、永定、凤凰、通道、新宁等县区；低响应县区数量比较多，呈“片状”集中分布于区域边界和中部地区，如区域边界的龙山、花垣、保靖等县区，区域中部的鹤城、中方、溆浦等县区。时间演变角度，2001年，旅游城镇化高响应区为武陵源区，响应系数最大（8.2852），永定区、凤凰县、桑植县为较高响应区，但当时凤凰、桑植两县的旅游业并不是主导产业，旅游总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8.86%和7.65%，且两者城镇化水平极低（13.95%和11.21%），才导致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偏高，另外，剩余32个县域的响应系数在0~0.0440之间，属于低（极低）响应类型。可知，该时期，只有武陵源和永定区因旅游业兴起推动城镇化发展之外，其他县域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较弱。2009年，响应系数有所提升，各县区空间差异进一步缩小。其中，凤凰县的响应系数增加迅速，由2001年的0.6353提升到2009年的3.0274，旅游总收入的比重达87.52%，成为高响应县区。另外，较高响应县区数量也增加明显，由原来的3个增加到6个，原来的凤凰县因旅游业发展迅速升级为高响应区，桑植县因旅游增长缓慢降为极低响应区，因此，新增加的5个较高响应区为永顺、辰溪、古丈、芷江和新化，这些县区的旅游总收入比重超过了10%，但各县区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25%左右），因此，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提升明显。最后，剩余的28个县域仍处于低（极）响应阶段（0.0046~0.3242），即旅游业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2017年，各县域陆续将旅游产业培育为主导产业，旅游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片区内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增长明显，其中，高响应县区仍由武陵源（6.0945）和凤凰（4.5481）领衔；较高响应县区数量减少至3个，其中新宁和通道成为两匹“黑马”，响应系数大幅度提高。2009—2017年，新宁县旅游业发展迅猛，2009年旅游总收入仅为0.1686亿，2017年已达69.25亿，翻了410.74倍，在于崀山景区的申遗成功，吸引资本的注入，完善城镇交通等基础设施，形成客源压力，推进旅游城镇化进程。通道县在2015—2017年期间，成功创建通道转兵纪念地、万佛山等3个4A景区，开通了重庆、桂林至通道的旅游专线，举办了大型芦笙文化艺术节等，对区域旅游业进行全方位打造；剩余的2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在0.0076~0.6806之间，旅游业对城镇化的作用程度均大幅度提升，但相对而言，旅游城镇化特征还不够显著。
图2 区域旅游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egional tourism urbanization level

2.3 空间分布演化特征：重心向西南方向偏移，方向分布为“东北—西南”走向，集聚性逐步减弱

依托ArcGIS 10.2软件，借助空间数据统计模块中标准差椭圆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地理均衡分布下和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加权条件下，两者的标准差椭圆分布，若两个椭圆越接近，表示县域之间的分布越均衡；若相差较大，即县域之间的差异越大，可揭示片区旅游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演化过程及未来发展方向。中心点角度看（图3），均衡条件下的重心点大致位于怀化的溆浦县，重心分布向西偏转；2001年，旅游城镇化的重心与均衡条件下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其向东北部偏移，位于张家界市的武陵源区境内；2009和2017年重心朝西南部偏移，位于湘西州古丈县内，两者位置大体重合，即片区内旅游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区逐步由武陵源区向西南方向转移，后期变化相对稳定。分布位置角度看，2001年，旅游城镇化的标准差椭圆相对于均衡状态下的标准差椭圆更偏向于东北方向，说明东北部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较好，2009和2017年，标准差椭圆逐步向中南部偏转，日益接近均衡状态下的标准差椭圆，偏移量越来越小，说明后期区域旅游城镇化发展向中南部扩散。分布方向角度看，三个时间截面标准差椭圆的长轴方向与均衡分布状态下的方向大体一致，均为“东北—西南”走向，主要受区域旅游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从长、短轴长度来看，三个时间截面标准差椭圆的长、短轴比均衡状态下的长、短轴都短，2001年的最短且相对尖锐，后期变化不大，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在前期具有一定集聚性，后期集聚性逐步减弱。方位角变化角度看，方位角随时间变化逐步减小，说明旅游城镇化发展较好的县区有由东向西扩散的趋势。
图3 区域旅游城镇化标准差椭圆

Fig.3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regional tourism urbanization

2.4 时空格局关联特征

2.4.1 总体“集聚”特征

借助ArcGIS 10.2软件分别对区域内三个年份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进行全局自相关指数测算（表2）。总体上，前期相关性较弱但显著，而后期不显著，即片区内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前期呈低水平集聚分布，而后期呈较高水平离散分布。从时间截面角度，2001年Moran’s I值为0.1034，Z得分为3.2339，P值通过检验，表征区域内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关联性较弱；2009和2017年，Moran’s I值比较小，且P值均大于0.1，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分布呈离散状态。
表2 旅游城镇化水平Moran’s I值及检验结果

Tab.2 The Moran’s I value and test result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level

年份 Moran’s I指数 Z得分 P值
2001 0.1034 3.2339 0.001
2009 -0.0705 -0.4708 0.6378
2017 0.0816 1.0899 0.2758

2.4.2 热点分析

根据计算结果，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对三个时间截面的冷（热）点值划分为5级，分别为热点区、次热点区、过渡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图4）。时间演变角度上，2001年，片区内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热点区较少，集中在张家界市的“二区二县”及周边的永顺县和沅陵县，过渡区由北至南，由西到东贯穿整个片区，冷点区较多，集中在区域中部的大部分县区。2009年，热点区仍集中在张家界市的“二区二县”，次热点区集中在湘西自治州的凤凰、泸溪、吉首等县区，过渡区由西北部的龙山县延续至东南部的安化县，冷点区仍集中于区域中部，次冷点区分布于区域南部边界的部分县区。2017年，热点区仍集中在张家界市的“二区二县”，次热点区临接热点区分布于湘西自治州的部分县区，过渡区大多分布于区域界边的部分县区，次冷点区包围冷点区，集中于中南部的怀化、邵阳、娄底等县区。总体上看，片区内的热点区数量相对稳定，且集中于张家界市，次热点区的数量日益增多，逐步与热点区临接；过渡区相对分散，多位于区域边界，冷点区和次冷点区集聚分布明显，集中于区域中南部的怀化、邵阳、娄底等县区，冷点区与次冷点区逐步呈“抱团”状态。
图4 区域旅游城镇化水平冷热点演化

Fig.4 The cold hot spot evolution of regional tourism urbanization level

3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城镇化模式判定

3.1 构建旅游城镇化模式指标体系

由于地理区位、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差异，区域内各市（州）县区不可能实行统一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基于旅游城镇化的驱动机制及相关研究成果[14-15,24-25]，结合连片特困区的特殊条件，梳理出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可能存在的五种典型模式（表3），不同模式具备不同的特征及发展路径。
表3 欠发达民族地区五种典型旅游城镇化模式

Tab.3 Five typical model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Ethnic Areas

模式类型 基本特征 特征描述 主要发展路径
发达型
（综合型）		 高资源、
高市场、
高资本		 高品质的资源吸引力，巨大客源规模形成的市场推力，雄厚的资本保障 高资源吸引力→客流自然形成→政策支持→高资本投入→旅游业要素和服务配套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形成→成为主导产业→推进城镇化发展
市场稀缺型 高资源、
低市场、
高资本		 良好的旅游资源，地区经济较发达，远离中心城市，远离客源市场 高资源吸引力→精英游客进入→政策扶持→针对目标市场的高端营销→旅游业要素和服务配套完善→旅游业初步形成→生产方式转变→成为主导产业→非农化特征显著→推进城镇化发展
主题开发型
（创意开发型）		 低资源、
高市场、
低资本		 资源禀赋较差，经济欠发达，有巨大的旅游市场需求 高位旅游市场需求→资源植入和再造设计→旅游资源形成→游客进入→政策支持→旅游业要素及服务配套完善→旅游业初步形成→生产方式转变→成为主导产业→非农化特征显著→推进城镇化发展
资源驱动型
（飞地型）		 高资源、
低市场、
低资本		 高品质、规模的旅游资源，远离经济发达地区，自身经济欠发达 产品开发→媒体炒作→客源压力→政府引导→可进入性改善→客源进入→旅游业要素及服务配套完善→生产方式转变→成为主导产业→非农化特征显著→推进城镇化发展
资本稀缺型 高资源、
高市场、
低资本		 高品质旅游资源，临近省会等大中城市，自身经济欠发达 资源、市场吸引力→旅游业成长→政府引导→吸引外资进入→资源开发升级→客源进入→旅游业要素集聚→旅游业体系完善→生产方式改变→成为主导产业→非农化特征显著→推进城镇化发展

数据来源：相关研究成果[14-15,24-25]的整理。

为客观判定片区内各县区的旅游城镇化模式，本文选择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较好，即响应系数为中响应以上类型的县区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上文分析可知，2017年片区有10个中响应以上县区，分别为武陵源、永定、凤凰、吉首、永顺、古丈、新宁、新化、通道和城步等县区，各县区在区位、资源、市场需求、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差异，选择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亦不相同。因此，结合已有研究成果[15,26-27]和上述五种旅游城镇化模式的发展路径，拟从“区位—经济—资源—设施—市场—政策”六个方面选取20个指标，构建指标体系，再结合熵值法[28]测算出各指标权重及10大县域6大方面的表现水平，详细指标及权重见表4。
表4 旅游城镇化模式判定指标体系

Tab.4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model

指标类型 具体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地理区位（0.0795） 与大城市的距离远近（km） 与长沙市行政中心的最短行驶距离 0.0488
与高等级景区距离远近（km） 与湖南省5A级景区的最短行驶距离 0.0307
区域经济（0.2510） 区域人均GDP（元） 区域GDP/常住人口 0.037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456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356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412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356
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第三产业/区域GDP 0.0560
资源条件（0.2312） 高等级资源得分 以“世界自然遗产、5A及4A级景区”作赋值处理 0.0632
资源总量 所有类型旅游资源的总和 0.0595
景区知名度（%） 国外旅游接待人数/区域旅游总人数 0.1085
基础设施（0.1129） 交通可达性（h）[30] 县区4A级以上景区和城镇中心到湖南省内各大机场、火车站、高速路口等主要交通网点的最短行驶时间。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29] 0.0438
区域均等化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元）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区域生产总值 0.0366
客运量（万人）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325
市场需求（0.1850） 旅游接待总人数（万人）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748
国内旅游总人数（万人）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789
国外旅游接待人数（万人） 统计公报有具体指标 0.0313
政策制度（0.1404） 政府的重视程度 专家打分 0.0409
政府的政策利好 专家打分 0.0487
财政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财政公共预算支出/财政总收入 0.0509

3.2 片区旅游城镇化模式判定

从表4可知，6大方面中，经济、资源、市场的权重较高，分别为0.2510、0.2312、0.1850，即“经济—资源—市场”三大因素对旅游城镇化模式的影响较大，与李柏文的研究结论一致[15]。而区位、基础设施和政策制度起着重要的辅助功能，原因在于研究的县区均位于湖南中西部，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区位条件不占优势，且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城镇及景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不够完善，相对而言，政策条件权重较高（0.1404），在于欠发达民族地区要发展旅游业，政府占据着主导作用，在法律政策、资金支持、规划制度等方面都需要政府给予最大支持和有效的监管，才能保障旅游业健康稳定发展。为了更直观了解各县域在6个方面的表现情况，判定各县区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可借助雷达图来反映，但受文章篇幅所限，相似模式的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县区，如图5。
图5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三种典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

Fig.5 Three typical models of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in Hunan

第一种是“发达型（综合型）”，代表性县区为武陵源区，同类型的还有凤凰县、永定区、新宁县和吉首市，具有“高资源—高市场—高经济—强政策—低区位”的特点。早期，这些县区最开始的模式为“飞地型”，“高资源—低市场—低资本—低区位—强政策”特点突出，即远离中心城市，经济水平较低，区位、资本、市场条件较差，但通过高质量景区吸引国内外游客，且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开发资源，改善基础设施，设立行政机构等全面发展旅游业，旅游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旅游创收效应显著，扭转了“低资本—低市场”局面，由“飞地型”模式升级为“发达型（综合型）”。新宁的旅游业现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同武陵源等成熟旅游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其“高资源—高市场—高资本”特性逐步突显，也将其归于此类。张家界的武陵源区，因旅游业而设立的县级单元，旅游业的萌芽最早源于林场的修建，随后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92年又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知名度迅速提升，政府管理者也意识到旅游是一种独特的资源，通过政府独资、合资、企业独资政府监管等多种模式来筹集资金，积极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修建机场、扩容提质铁路等交通网络，全力打造专业旅游城市，非农化特征显著，现处于成熟阶段，有着稳定的客源市场，城镇化水平较高，旅游产业升级转型是日后突破的关键。
第二种是“资本稀缺型”，代表县区为新化县，具有“高区位—高市场—高资源—低资本”特征。这种旅游城镇常具备较高质量的旅游资源基础，临近省会等大中城市，但经济欠发达。新化位于湖南中部偏西，距离长沙等中心城市较近，“十三五”期间，新化县着力打通南北方向高速公路，新建国省道项目6个，公路里程已达6 313.5 km，客运量达8 229万人，基本形成了以高铁、高速、国省干道为骨架的交通运输体系，形成了“承东启西、通南达北、内通外畅”的交通格局；区域内有地文景观、水文景观和古迹遗址等300余处等级旅游资源，如梅山龙宫、紫鹊界梯田等著名景区，2017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 62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17.38亿，旅游经济效益在片区内排第四位，旅游产业日渐成熟，但县域经济欠发达，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9 266和7 920元，低于总片区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占区域生产总值仅43.62%，工业与旅游业共同推动着区域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资本稀缺型。
第三种是“飞地型”，代表县区为永顺县，同类型的还有通道、古丈和城步。具有“高资源—低资本—低市场—低区位”特点，往往具备高品质、大规模的旅游资源，但缺乏近距离的客源地，远离经济发达地区，且自身经济也欠发达，导致旅游开发能力有限，城镇化进程缓慢。永顺县地处武陵山脉中段，湘西州北部，以山地和丘岗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远离大城市中心，与其他高等级景区距离也较远，虽然县区有老司城世界文化遗产、芙蓉镇等知名旅游景区，但政府推进力度不够，资金缺乏，使得区域内游客集散中心、星级酒店、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可进入性较差，2017年全年接待游客仅530万人次，总收入31.3亿元，旅游创收效益不理想，旅游业尚未具备较强的集聚效应及扩散效应，旅游业作用城镇化的强度有待加强。

4 结论与展望

集中连片特困区多为跨省级行政区域的集中特殊困难区域，由于其典型性，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是该片区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兼具共性和特殊性，关联领域广泛，涉及利益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对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城镇化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核心命题。本文以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区域，从县域尺度，选取2001、2009和2017年三个时间截面，运用空间统计、数理统计及加权法，分析了片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了不同县域旅游城镇化模式，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时间维度看，片区各县域旅游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变异系数逐步减小，表明旅游城镇化水平空间差距呈缩小态势，三个时间截面都反映高响应类型的县区数量较少，低响应的县区数量较多，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②空间分布格局方面，总体上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特征，且高响应县区数量较少，呈“点状”离散分布于武陵源、永定、凤凰等县区，低响应县区数量较多，呈“片状”集中分布于区域边界和中部地区。③空间分布演化及关联性方面，片区旅游城镇化水平的重心逐步由东北部向西南部偏移，呈”东北—西南“走向，且前期具有显著的集聚性，而后期集聚性弱且不显著，说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另外，区域热点区数量相对稳定，集中于张家界市，次热点区逐步与热点区临接，过渡区相对分散于区域边界，冷点区集聚分布明显，集中于中南部等县区。④旅游城镇化模式方面，武陵源、凤凰、永定、吉首和新宁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属于“发达型”，新化属于“资本稀缺型”，永顺、通道、古丈和城步属于“飞地型”。
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历年来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但其涉及因素多样复杂，研究难度较大，特别对于集中连片区这类特殊的区域，相关研究较为匮乏，研究资料及数据获取极为困难，因此，本文仅仅局限于宏观角度来分析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37个县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格局演化过程、特征及模式。但旅游城镇化是一个微观演化、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还涉及到旅游移民、旅游生计、旅游分权、旅游用地等微观方面的内容，这是我们今后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同时，国内外有关“旅游城镇化水平”的定量标准尚未统一，现有研究多基于“旅游业”和“城镇化”两个系统，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衡量两者的协调情况，对旅游城镇化的水平鲜少涉及，本文选取“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表征旅游城镇化水平，一定程度能反映旅游业对城镇化的作用程度，但其科学性有待更多实证检验。另外，受篇幅限制，本文仅仅构建了旅游城镇化模式指标体系，并判定了10个县区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但对于不同模式影响机理（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也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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