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经济地理 >

2019 , Vol. 39 >Issue 9: 71 - 8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9.010

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

  • 王慧 , 1 ,
  • 吴晓 , 2, ※
展开
  • 1.南京林业大学 风景园林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37
  • 2.东南大学 建筑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96
※吴晓（1972—），男，福建惠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弱势群体空间及其保障体系。E-mail：。

王慧（1988—），女，吉林永吉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弱势群体就业空间。E-mail：。

收稿日期: 2018-12-04

  修回日期: 2019-05-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90828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87814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67813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9M651840)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收起

Evolution of Employment Space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Main Urban Area of Nanjing City

  • WANG Hui , 1 ,
  • WU Xiao , 2, ※
Expand
  • 1.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Nanjing 210037，Jiangsu，China
  •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Jiangsu，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2-04

  Revised date: 2019-05-1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8

Fold

摘要

首先，基于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就业先导”和“非永久性”的特征，论述“就业地”口径分析农民工空间分异的必要性，并构建相应的因子分析指标。其次，基于2009和2015年课题组关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调查数据，分析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状况。结果显示：①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人口特征状况、职业状况和移民特征三个主要因子对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分异具有较大影响，并持续作用于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状态。②用聚类分析法可分别将2009和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划分为7类农民工就业区和5类农民工就业区，前者呈现出“方向+圈层”共同主导的空间结构，后者则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就业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圈层间异质化而圈层内同质化的演变特征。最后，基于上述演变特征，提出基于差异化空间需求的农民工空间配套策略。

关键词： 农民工; 就业空间分异; 主城区; 廉租房; 流动人口; 居住—就业

本文引用格式

王慧 , 吴晓 . 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J]. 经济地理, 2019 , 39(9) : 71 -8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9.010

Abstract

Firstly，based on the "employment-oriented" and "non-permanent"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lif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constructs the corresponding index system. Secondl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information in 2009 and 2015,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employ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main urban area of Nanj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ccording to th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three main factors which ar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immigration characteristic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main city of Nanjing, and continuously affect the employ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2) By cluster analysis, Nanjing urban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types of employment zone in 2009 and five types of employment zone in 2015. The former shows a spat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direction+circle", while the latter shows an obvious "circle" structure. Employment space shows an evident evolution of inter-circle heterogeneity and intra-circle homogeneity.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patial matching strategy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l spatial demand.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space differentiation; main urban area; low-rent housing; floating population; residence-employment

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特殊群体，长期以来吸引了大量人口学[1-2]和社会学[3]等领域学者的关注。在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等空间学科领域，针对农民工各类空间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4⇓-6]。然而，相对于农民工“居住空间”（包括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分布以及“城中村”等集聚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针对其“就业空间”的关注则相对有限。实际上，就业空间（工作地）同样是农民工生活的重要领域。一方面，从就业决策的角度讲，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的最直接因素即城市提供了合适的就业岗位，即呈现出明显的“就业导向”和“非永久性”特征，因而其居住地更是会紧随就业地的变动而变动。另一方面，从行为发生的角度讲，农民工白天的工作行为和社会交往多在就业地发生，而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地集聚到一定规模后，往往也会吸引大量同类人群在周边聚居，并促发廉价公寓、低端产业等的形成。因此，以就业空间为出发点对农民工的空间进行解读极具现实和政策意义。
现有农民工就业空间的相关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较为宏观层面的、通常采用地理学分析方法的、侧重于经济/人口/劳动力属性的农民工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研究，主要包括空间结构[7]、职住状况[8]、与常住人口对比[9-10]等分析；一类是较为微观层面的、通常采用社会学分析方法的，侧重于农民工在城市特定地区内由于各类经济活动集聚所产生的“集聚空间”，如北京“浙江村”[11]、广州“湖北村”[12]等具备乡缘或业缘关系的农民工居住—就业聚居区、无明显业缘关系的下层社区就业集聚地[13]、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等大市场集聚地[14]，以及摊贩集聚地[15-16]等。相较而言，前者更强调农民工就业者的整体性特征，后者则更侧重异质性特征。
可以看出，一方面，采用社会学视角、从宏观层面对农民工就业异质性特征的研究探寻相对有限，而此类研究对于通常由于“就业导向”而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来讲，尤具现实和政策意义。另一方面，现有研究通常缺乏动态的演变分析，这一定程度上与数据可得性原因相关。
综上，本文试图在宏观层面，以就业地为切入口，探讨农民工内部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构成和地理分布的演变情况。首先，基于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就业先导”特征，提出侧重于“就业地”导向的农民工空间分异的因子分析指标；其次，基于2009和2015年课题组关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调查数据，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剖析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的就业主因子和就业集聚区的分异和演变状况；最后，基于研究所得的演变特征和规律，提出相应的农民工各类空间配套策略。

1 数据来源和基本概况

1.1 研究对象和范围

我国目前有长三角（5 452万人）、珠三角（4 536万人）和京津冀（2 188万人）三大重要农民工集聚地 ① ，其间分布了大批适合开展农民工就业空间研究的典型城市。南京市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点地区，可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研究提供多元的研究对象和充分的研究样本。
为便于后续数据采集工作的开展，本研究将范围限定至南京主城区范围（图1a）。该范围具有就业岗位密度高、就业农民工占比高和城市建设程度高等特点，有利于在可操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反映南京市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演变特征。研究范围共包括6个区的41个街道（图1b） ② 。研究对象限定为户口不在南京市，且离开户口所在地六个月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口。
图1 研究范围和分析单元

Fig.1 Research area and analysis unit

1.2 数据来源和处理

1.2.1 数据来源

数据源于2009和2015年课题组在南京市主城区范围内展开的关于农民工社会—经济—居住—就业信息的调查数据。
鉴于现阶段我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暂住人口数据均基于居住地调查口径，课题组采取了“居住—就业”关联比例的抽样方法，以获取农民工就业地口径的相关数据 ③ 。具体步骤为：①从公安局获取各数据采集单元的居住农民工人数；②设计包含居住、就业及其他经济社会信息的抽样问卷，并配比发放，得到农民工的就业地和居住地的双重信息 ④ ；③通过农民工就业地和居住地的比例转换数据，获取就业地口径的农民工数据。
2009年问卷实际发放2 000份，获得就业地有效问卷为1 827份，居住地有效问卷为1 842份。2015年问卷实际发放2 210份，获得就业地有效问卷2 059份，居住地有效问卷为2 050份。

1.2.2 数据处理

考虑到上述数据收集以街道为基本单元，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准确反映市场中人口就业要素自发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运用“圈层+方向分析”方法 ① ，对分析单元进行重新划分，以期更为精准地反映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具体方法为：首先，综合对现有研究对南京市就业空间的研判[17-18]，选取南京CBD所在地新街口为基准点；其次，参考王纪武等[19]对杭州街道层面老年人口数据圈层转换的距离数据，以1 km为基本距离对研究范围进行圈层划分单元；最后，依照各行政区划呈现出的较明显方向特征（图1b），东西南北正交方式将各圈层划分为四个象限（图1c）。由此得到转换后的分析单元（图1d），并进行相应的数据转换 ① 。

1.3 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基本概况

依照前述数据转换方式测算，2009年研究范围内就业农民工约为81.25万人，占南京市总体常住人口数量的10.71%，占南京市总体流动人口（非户籍人口）数量的60.44%；2015年研究范围内就业农民工约为116.57万人，占南京市总体常住人口数量的14.19%，占南京市总体流动人口（非户籍人口）数量的67.42%。6年间，农民工总量增加35.32万人，不仅增速迅猛（43.47%），且占总体常住人口的比例和占总体流动人口数的比例均大幅提高，表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向主城集聚之趋势。
在就业空间分布上，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特征和方向性特征：就业最密集处为紧邻中心点的区域，随着距中心点距离的增加，就业密度逐步衰减；同时，以中心点为基准，农民工在东北、西南和东南三个方向呈现出就业集中分布状态。总体来看，围绕市中心半径4 km的范围是农民工就业高度集聚的区域（图2）。
图2 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人口分布图

Fig.2 Migrant workers’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Nanjing urban area

2 研究方法

2.1 现有测度指标及其适用性

以人口普查区和人口普查数据等为主要分析单元和数据来源，众多西方学者采用因子生态研究方法，描述社会、经济、人口和住房特征等变量指标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主要是居住分异结构）进行归纳。研究显示，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和种族状况被认为是影响其分异的最重要维度[20]。国内学者对广州[21-22]、北京[23]、上海[24]、南京[25-26]等地的研究也指出，社会经济状况、职业状况和移民状况（包括城市移民或农民工两种类型）等要素同样是城市居住分异的重要维度，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极化现象。这一体系内，农民工作为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边缘人群，在居住空间上也多呈边缘分布，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极化结构的另外一极。
这些以“居住地”为口径的分析为城市就业空间的分异提供了有效借鉴，但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一定程度上存在本质差异，其所应用的变量并不完全适用于就业空间分异的分析。居住空间链接的是以住房市场为代表的消费环节，社会经济状况与住房的消费能力密切相连，而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生命周期以及种族状况均与住房的消费需求紧密相关。当人们能够在地理空间中充分自由流动，并按照其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选择适应的住房时，便会呈现出和这些维度有关的居住分异：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住房市场开放之前的中国，则呈现出典型的以职业和职位为主要维度的差异分区 ① ；其后随着住房市场的开放以及人口的自由流动，社会经济状况和移民状况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差异维度 ② 。
同和“消费需求”紧密联系的居住空间相比，就业空间更多的是和“生产需求”密切相关，这就意味着与住房消费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状况/生命周期等要素可能并不构成真正的就业空间分异的差异因子。由于人口普查数据多以“居住地”为口径，缺乏以“就业地”为口径的统计数据，因此一直以来国内外鲜少出现专门针对就业空间分异的研究，也缺乏可供参考的“典型”输入变量来测度形成就业空间分异的差异要素。
曾有学者通过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分异作出尝试性研究。如徐卞融等基于“居住地”和“就业地”双重口径，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南京市农民工的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分异[27]。研究提取出职业状况、集聚方式、迁居特征、住房条件和经济地位五个要素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差异轴，并进一步将农民工就业空间聚类为以不同住房条件为主要划分标准的高、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区 ③ 。但是，在就业空间分异所选取的变量指标中，研究者采用了与居住空间完全相同的指标体系，并没有反映出“就业”和“居住”分别侧重于“生产”和“消费”的不同属性，再加之研究者以“街道”作为研究单元，而在这街道层面，大多数农民工的就业地和居住地是重合的[28]，导致其所呈现的就业空间分异主因子与居住空间的分异主因子并无显著差别，最终的空间分异模式也是以居住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为主因子来呈现，而未充分体现农民工的就业空间特性。因此，如何筛选指标变量可有效测度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便成为了本研究的重要关键。

2.2 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测度指标体系选取

对指标体系的选取需要考虑如下三个要素：①指标需具有可得性；②指标需剔除可能的干扰要素（居住条件要素、社会经济要素），不相关的或影响较小的指标要素也可排除在外；③指标需与就业农民工的人口、社会、经济和空间属性紧密关联，并充分反映其特征。

2.2.1 指标数据的可得性

国内因子生态分析（主要是城市社会区分析）研究输入的“典型”数据以人口普查所能得到的数据为依据，主要包括性别比例、年龄构成、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居住状况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因子生态分子以上述指标为基础进行删减，并加入移民（进城）时间、来源地、家庭收入等指标 ④ 。
以上述指标体系为基础，结合项目组在2009和2015年的两次配比抽样调查问卷可获得的就业农民工数据，构建基于数据可得性的指标体系（表略）。

2.2.2 干扰要素的剔除

由于“居住地”相对于“就业地”来讲具有更多的“消费”属性，因而“经济状况”（和消费能力相关）和“家庭状况”（和消费需求相关）等要素成为其在地理空间上分异的重要衡量指标。上述两个要素与市场化的细分住房（不同于“住房状况”）相叠加，促成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状况）人群对不同住房进行自由流动和筛选，更容易呈现出在地理空间上的“具体的水平式”分异。
因而，“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和“住房状况”作为指标，尽管与就业空间也有一定的关联，但与居住空间更为相关，在某些具体分析中，尤其是分析单元中居住地和就业地较为一致时，就会成为明显的干扰要素（徐卞融等关于农民工“居住—就业”空间分异的对比研究也说明了这一点[27]）。由于本文数据来源同样以街道作为数据采集单元，农民工群体在这一数据采集单元内的“居住—就业”重合率相对较高，故而应在分析中将“经济状况”、“家庭状况” ① 和“住房状况”三类指标剔除。同时，考虑到在探讨农民工就业的过程中，就业是否能够提供住房及其所提供的形式会成为影响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主要要素之一，因此需要剔除“住房状况”大类下反映“住房条件”的子类，而设置与就业相关的“住房状况”指标子类，并慎重筛选变量。在此，笔者将衡量这一指标子类的变量分为工作单位提供住房比例（工地）、工作单位提供住房比例（非工地）、工作单位不提供住房比例（租住）、工作单位不提供住房比例（其他）四项。

2.2.3 指标体系的再筛选

剔除干扰要素后的指标体系可大致满足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因子生态分析需求，但还应根据研究条件（分析单元及数据精度等）对指标的变量进行再筛选，以求准确反映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格局。
由于本文数据来源于配比抽样问卷，且样本数量有限，某些类型群体（如19岁以下农民工和65岁以上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及以上农民工等）的样本量极少，在不同研究单元中的分布受配比影响极大。因此，在具体描述各类子指标的时候，应避免那些针对少量样本而设置的变量，不求反映各单元的精确特征，但求客观反映其整体概况。因此，对具体变量进行如下选取和修正，并形成了最终的农民工就业空间因子生态分析指标体系，共包括4个指标大类、8个指标子类和13个变量（表1）。
表1 农民工就业空间因子生态分析指标体系表

Tab.1 Index system of 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space

指标大类 指标子类 变量
Ⅰ人口构成 一.性别比例 1.男性比例
二.年龄构成 2.40岁以下人口比重
三.婚姻状况 3.未婚人口比重
四.受教育程度 4.高中比重
5.低等教育水平比重
Ⅱ就业状况 五.职业状况 6.商业服务业比重
7.生产、运输设备操作比重
六单位状况 8.私企比重
9.个体工商户比重
Ⅲ移民状况 七.来宁时间 10.来宁1年以下比重
11.来宁5年以上比重
Ⅳ居住状况 八.就业相关的居住状况 12.工作单位提供工地居住比例
13.工作单位提供住房居住比例（非工地）

注：低等教育水平指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

3 南京市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演变

3.1 南京市农民工就业主因子的演变

根据对上文遴选出的13个变量，对2009和2015年的就业空间分异进行降维因子分析，得到2009和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的主因子结构见表2、表3。
表2 2009年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因子结构

Tab.2 Employment factor of migrant workers in 2009

因子 （A）每个因子的解释力 （B）因子的性质
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特征值 负荷
Ⅰ人口特征主因子 30.149 30.149 3.919 40岁以下比例 0.890
高中比例 0.874
未婚比例 0.779
低教育水平比例 -0.880
Ⅱ职业特征主因子 23.504 53.652 3.055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比例 0.857
个体工商户比例 -0.788
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 -0.908
Ⅲ住房特征主因子 18.556 72.208 2.412 工作单位提供住房居住比例（非工地） 0.886
私企比例 0.836
工作单位提供工地居住比例 -0.769
Ⅳ移民特征主因子 8.152 80.360 1.060 5年以上比例 0.859
1年以下比例 -0.761
表3 2015年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因子结构

Tab.3 Employment Factor of Migrant Workers in 2015

因子 （A）每个因子的解释力 （B）因子的性质
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特征值 负荷
Ⅰ职业特征主因子 49.750 49.750 6.468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比例 0.935
男性比例 0.813
工作单位提供工地居住比例 0.808
私企比例 -0.690
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 -0.831
Ⅱ人口特征主因子 19.179 68.929 2.493 40岁以下比例 0.926
未婚比例 0.829
高中比例 0.802
单位提供住房居住比例（非工地） 0.653
低教育水平比例 -0.778
Ⅲ移民特征主因子 10.537 79.466 1.370 个体工商户比例 0.754
5年以上比例 0.718
1年以下比例 -0.624
2009年南京市农民工就业空间的主因子包括人口特征、职业特征、住房特征和移民特征四个维度，进而可以识别出较高学历的年轻农民工、较低学历的年老农民工、商业服务业农民工、生产运输设备制造业农民工、居住工地农民工、居住单位提供住房（非工地）农民工、新来宁农民工和老移民农民工八类人群。而至2015年，主因子减至三个（人口特征、职业特征和移民特征），住房特征不再成为一个独立的维度出现，其原本的衡量变量也拆分为人口特征和职业特征因子的负荷变量，使其呈现出比2009年更加复合的特征，并交互发生重构。
具体来看，较低学历的中老年农民工和城市新移民两类人群的属性特征并未发生变化。商业服务业农民工群体的属性特征则被重构，主因子上的荷载呈现出了个体工商户向私营企业就业的转变，这意味着这一群体的某类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重构。
较高学历的年轻农民工、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农民工和老移民三类人群的属性特征呈现出更加复合化的特征，致使这三类人群分别增加了某类附加的属性特征，其限定范围也有所收敛。因此，居住于单位提供住宅（非工地）的较高学历的年轻农民工、男性/居住工地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农民工（即建筑业农民工）以及个体工商户就业的老移民作为人口特征维度、职业特征维度、移民特征维度的代表性群体而被识别出来。
总体来看，人口特征状况、职业状况和移民特征三个主要因子对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分异具有较大影响，并持续作用于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状态。而在其基础上衍生的其他子类人群，无论是属性重构的群体类型还是属性复合的群体类型，都可视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新兴集聚的某类群体，应给予重点的关注。

3.2 南京市农民工就业区的演变

根据2009和2015年农民工就业主因子的得分，进一步对各统计单元进行聚类分析，可将2009和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别聚为7类（表4，图3）和5类就业区（表5，图4）。
表4 2009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区

Tab.4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reas of Nanjing main urban area in 2009

就业区分类 因子得分 就业区特征 分布特征
人口
状况		 职业
状况		 居住
状况		 移民
状况
A 商业服务业农民工集聚区 0.14 -1.22 -0.02 0.68 商业服务业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占比高 中心区大部分地区和东南区域的内城和近郊
B 新来宁的中老年商业服务业农民工集聚区 -1.57 -1.37 0.48 -0.87 40岁以上低学历农民工、低学历农民工、商业服务业农民工、个体工商户、来宁一年以下农民工占比高 内城西北地区
C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农民工集聚区 -0.84 1.01 -0.35 0.72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占比较高 集中分布于内城和近郊的西南区域
D 工厂（包住宿）的老移民集聚区 0.61 2.44 3.28 1.90 单位提供住宅（非工地）、来宁五年以上农民工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占比高 集中分布于主城东南最外边缘的工厂区
E 建筑工集聚地 -0.21 0.51 -2.24 0.69 单位提供住宅（工地）占比高 主要分布于主城西南最外边缘城市的新建地区
F 新移民集聚区 0.57 0.38 0.56 -3.13 来宁一年以下农民工占比高 集中围绕火车站、汽车站的中下层社区及其周边的临时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分布
G 无主导特征的混合区 0.59 0.34 0.05 -0.72 无明确主导特征 北部
图3 2009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区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rea in Nanjing main urban area in 2009

表5 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区

Tab.5 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areas of Nanjing urban area in 2015

就业区分类 因子得分 就业区特征 分布特征
职业
状况		 人口
状况		 移民
状况
A 新来宁的年轻商业服务业农民工集聚区 -1.19 1.28 -1.99 来宁一年以内农民工占比高、商业服务业农民工占比高、40岁以下低学历农民工占比高 主要分布于城市CBD核心范围的东北部
B 新来宁的商业服务业农民工集聚区 -0.89 0.32 -0.84 商业服务业农民工占比较高、来宁一年以内农民工占比较高 城北的中心区、内城和近郊范围
C 建筑工人集聚区 1.05 -0.42 -0.34 建筑业农民工占比高 主要分布于西南和东北的主城边缘地带（亦即城市的近郊外缘区域）
D 年轻的老移民集聚区 0.65 2.73 1.19 40岁以下年轻农民工占比高、较高学历农民工占比高、来宁五年以上农民工占比较高 主要分布于主城东部边缘的城市新建地区，以马群街道和玄武湖街道为主
E 无主导特征的混合区 -0.46 -0.39 0.67 无明确主导特征 中间圈层
图4 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区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area in Nanjing main urban area in 2015

3.2.1 2009年

在主导属性上，2009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体现出以两大职业类型为主导的分异特征，两类职业在空间占用上平分秋色，商业服务业农民工多分布于中心区和内圈层区域 ①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农民工多分布于外围圈层区域，各类其他特征的集聚区分不同方向嵌入其中。
总体来看，2009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呈现出“圈层+方向”同存的特征。尽管城市本身的圈层式用地结构和产业分布特征致使农民工的不同职业群体呈现出由商业服务业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业的圈层式向外的分布模式，但方向性分割同样构成了另一重要特征，各圈层内部——尤其是由于不同区划所划分出的不同方向区域——的城市特性也更具多样性，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群体（尤以不同人口特征和不同移民特征的农民工为主）依照适合自己的特性选择就业地，形成异质性区域，并构成了各类群体混合交融、遍布分布的异质性特征。

3.2.2 2015年

在主导属性上，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仍体现出以两大职业类型为主导的分异特征，但在空间占用上，商业服务业农民工占据了主城中心区和内圈层的绝大部分区域，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农民工空间占用的比例已经极少，并基本退至研究区域的最外围，各类其他特征的集聚区则在此基础上间杂分布。
总体来看，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呈现出较明显的圈层特征，而方向分异特征并不显著。其中，中心区、内圈层和最外围边缘分别集聚了大量特定人群，呈现出异质性的特征：如中心区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商业服务业新移民不断涌入，而大规模更新造血的内城区也有大量商业服务业新移民迁入，最外边缘的正在建设地区吸纳了大量建筑工人，而最外边缘的建成新区则吸引大量的年轻农民工集聚。与之相反，中间圈层整体则呈现各类人群混合的同质性的特征。

3.2.3 动态演变

2009—2015年，农民工就业区呈现出主导属性高阶化、就业区多样性减弱和空间分异圈层化的特征（表6）。
表6 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区演变特征

Tab.6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areas in Nanjing urban area

2009年特征 2015年特征 变化特征
主导属性 职业 商业服务业农民工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农民工 商业服务业农民工 属性重构，呈现人力资本高阶化特征
人口 较低学历的年老农民工 较高学历的年轻农民工
移民 老移民 新移民和老移民
就业区类型 较多样（共7类集聚区） 较单一（共5类集聚区） 多样性减弱趋势
空间特征 圈层化
主导属性由商业服务业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共同主导转变至仅由商业服务业主导，由低学历的中老年农民工主导转变为由高学历的年轻农民工主导，由老移民主导转变为由新移民和老移民共同主导。总体来看，呈现出高阶集聚化的特征，即拥有更高学历的年轻农民工在城市中心范围大量集聚，并出现更多的年轻农民工集聚区。同时，就业区类型则从七类简至五类，某些特定人群集聚地（如新移民集聚区、工厂就业的老移民集聚区）逐步消散，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样性减弱趋势。
上述演变特征一方面与这一阶段农民工所从事的某类属性就业岗位在城市的消退或兴起密切相关——如主城内工业逐步迁至外围，导致年纪偏大、学历偏低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农民工大量减少，工厂就业集聚区逐步消失；大量新型服务业（快递员、送餐员、房产销售等）的迅速发展也吸引了大量从事此类商业服务业的农民工，进而引发这些较高学历的年轻农民工在城市中心区域持续大量集聚。另一方面，这一转变也与城市的更新建设不无关系，如南京火车站和中央门汽车站地区，在2009年集聚了大量新来宁从事临时工的农民工，是典型的新移民农民工的集聚区，但伴随新一轮的城市整治（汽车站搬迁改造、周边城中村的拆迁），这些农民工所依存的就业空间和居住空间已不复存在，大规模的新移民集聚区至2015年已在主城区消失殆尽。
相应的，农民工就业区空间分布也由原本的“方向+圈层”共同主导的模式转变为“圈层”主导模式，原本的圈层+方向的混杂分割通过圈层内部的同质化过程愈加圈层化，反映出农民工群体内部在这六年间的空间变化特征：建筑业工人持续外移，占据主城最外围边缘集聚，城市外围的新区也成为大量年轻农民工的集中就业地，城市核心区商业服务业持续发展，吸纳大量年轻较高学历农民工集聚，这两者之间的区域则没有明显的属性特征。同时，外围地区工厂集聚地的外迁和中心地区新移民集聚地（火车站和汽车站附近）消散，各圈层内部的异质性特征也正逐渐削减，更趋于同质化。
上述这些演变与城市产业空间的圈层化变动趋势和城市内部功能区的更新过程密切相关。目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已替代制造业成为玄武、秦淮、建邺三区的主导行业，住宿和餐饮业替代制造业成为秦淮区的主导产业 ① ，主城区内的制造业逐步向远郊转移，相应的就业岗位也随之外迁，致使主城区内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农民工数量持续下降，商业服务业农民工逐渐占据主城大部分地区，以职业状况为分异特征的农民工就业空间得以圈层化重构。
同时，伴随城市内部逐渐发起的对城市功能区的更新，城市各圈层内部（尤其是中间圈层）吸引特定农民工就业的低门槛区域（接纳低学历年老农民工、新来宁临时工的就业区）也随之减少，并创造出一种类似于“绅士化”的就业区域（接纳城市就业者和高学历较年轻农民工的就业区）；而各圈层由于自身特性的不同也会导致其“绅士化”的类型有所差别，在圈层内部同质化的同时形成了圈层间的异质化，这尤其体现在城市中心区的最核心（CBD区域）和外围新建区（新工业区或新城区域）中，中心区大规模更新造血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持续诱发大量新移民迁入，最外边缘的工业园区和新区建设同样吸引大量的年轻人集聚；而内—中圈层边界、中—外圈层边界作为各异质区间的混合地带，并没有发生这种“绅士化”的转变，还存在大量的低门槛区域，成为混杂区。

4 基于就业导向的农民工空间配套策略

从传统的社会区分布和城市空间结构来看，农民工通常较多地分布于城中村、建筑工地和工厂内部等特定区域，呈点状集聚的居住分布形态[29]。现有农民工的空间政策也多针对其居住空间的聚集特征以及可能的社会后果给出空间改造策略和社会治理建议。然而，随着大城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迁出和城中村治理导致的农民工生活空间的压缩[30]，农民工所占据的各类空间势必会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空间格局。结合我国农民工特有的“非永久性”和“就业导向”的特征，本文认为，可针对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特征，对未来农民工就业空间演变趋势做出研判，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不同区位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差异化空间需求，作为农民工空间配套策略探讨的基础。
前述分析已经显示，以不同人口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特征为主要差异维度，农民工可被划分为各类特性不同的群体，其所占据的就业空间正逐步分化，并显现出日趋圈层化的分异态势。而农民工的空间配套需求则又多集中于四大领域：①以宿舍型或家庭型租住为主的住房空间；②以提供子女教育为主的相关公共服务配套；③以提升农民工技能、增强就业机会为目标的农民工培训教育机构；④从事农民工就业服务的相关机构。由此，可根据圈层特征、区位特征、人群类型、人群特性，对农民工就业空间进行大致划分，并制定差异化的空间配套策略，以达到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提升职业培训机会、拓宽就业渠道、促进留城意愿等目的（表7）。
表7 分圈层各类农民工群体特性和空间配套需求

Tab.7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matching demand of migrant workers in different area

圈层特征 区位特征 人群类型 人群特性 空间配套需求
城市中心
（CBD区域）		 提供大量农民工就业岗位，同时极高人口和就业岗位密度有利于工作找寻，但缺少廉价住房提供 新进城的年轻商业服务业农民工 单身、高流动率、工作找寻阶段、出于职业向上流动的最佳年龄 多人宿舍式住房（可配置于中心区外围）
农民工培训教育机构
近郊 以城市住区为主，提供大量社区服务相关的就业岗位，可提供一定量的廉价住房和与城市居民共享的公共设施 商业服务业农民工 无其他明显主导特征，单身与家庭农民工并存 家庭式+多人宿舍式住房
公共服务（子女教育）
农民工培训教育机构
远郊 以工厂、集贸市场和批发市场、住区、和未来城市次中心的混合为主，是大量农民工就业岗位的增长点。具备提供廉价住房的条件，但目前交通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相对缺少，同时现有就业岗位密度较小，不利于工作找寻 构成相对复杂，各类群体混合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与商业服务业人员并存，单身与家庭农民工并存，年轻与中老年农民工并存，需求具有多样性 公共服务（子女教育）
家庭式+多人宿舍式住房+单位集体宿舍
农民工培训教育机构
农民工就业服务相关机构
其中，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工多以新进城的年轻人为主，具备单身、高流动、工作找寻和提升等特征，应适当考虑配置多人宿舍式住房（考虑到中心区低价要素，可配置于外围）和培训教育机构的配置；近郊区域则多为与社区服务相关的单身及家庭农民工，可适当考虑周边配置家庭式和多人宿舍式的住房，并应尤为重视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等的数量配比和空间布点；而针对现状各项配套不完善、且又作为农民工未来就业增长点的远郊，应尤为注重农民工的多样空间需求，并在空间规划上重视相应职住、培训机构、就业服务机构数量上的适当配比，形成职住相对平衡且利于农民工就业的良好环境，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便利。在具体分布上，廉价（租）的家庭/多人宿舍式住房可结合城市保障性住房或经济适用房政策布置，并与之共享周边相关公共服务配套，培训教育机构则可结合职业学校、企业和社区中心进行布点，就业服务相关机构（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农民工职业介绍所等）则可结合各类集中的农民工就业区和农民工住区布置。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就业先导”和“非永久性”的特征，本文论述了“就业地”口径分析农民工空间分异的必要性，并构建了相应的因子分析指标。其次，基于2009和2015年课题组关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调查数据，分析了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状况。结果显示：①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人口特征状况、职业状况和移民特征三个主要因子对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分异具有较大影响，并持续作用于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状态。②用聚类分析法可分别将2009和2015年南京市划分为7类就业区和5类就业区，前者呈现出“方向+圈层”共同主导的空间结构，后者则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就业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圈层间异质化而圈层内同质化的演变特征。最后，基于上述演变特征，初步提出了基于就业导向的农民工空间配套策略。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演变的实证研究相对有限，且相关研究数据获取也有一定的困难性。本文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准确地研究和反映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和演变情况，诠释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内部差异性，并基于良好就业机会和职住平衡等需求，探讨响应的空间策略，以期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有益策略支撑。但研究仍存在诸多方面限制，如在农民工就业人口数据的获取上，本文主要依靠居住口径人口数据于“居住—就业”关联调研问卷相配比的方法获得，且样本量相对有限，尽管在问卷发放过程中，通过“街道访谈+配比抽样方法”的形式以弥补效度方面的缺失，但仍会存在一定误差。又如，在具体数据分析中，采用了“圈层+方向”的方法将研究单元进行了重新划分，这也有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与实际之间存在差异。同时，在研究范围上，基于时间和精力限制，也仅选择了南京市主城区作为研究范围，并未对更广区域（如远郊大部分地区）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城市和地区也有待于将来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验证。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段成荣. 关于当前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研究的几个问题[J]. 人口研究, 1999(2):48-54.

[2]
蔡昉.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 中国人口科学, 1995(6):8-16.

[3]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
吴晓. 城市中的“农村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现状与整合研究[J]. 城市规划, 2001, 25(12):25-29.

[5]
张敏, 石爱华, 孙明洁, 等. 珠江三角洲大城市外围流动人口聚居与分布——以深圳市平湖镇为例[J]. 城市规划, 2002, 26(5):63-65.

[6]
康达西, 殷洁. 城市中心区流动人口聚居空间考察——以南京市红庙小区为例[J]. 城市问题, 2018(2):90-97.

[7]
吴晓. 大城市进城农民的就业空间结构探析——以南京主城区为实证[J]. 城市规划学刊, 2011, 198(6):94-103.

[8]
徐卞融, 吴晓. 基于“居住—就业”视角的南京市流动人口职住空间分离量化[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5):87-97.

[9]
王慧, 吴晓, 郑浩. 流动人口就业空间的集聚性和城市就业空间的关联研究——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14, 29(5):31-39.

[10]
林耿, 王炼军. 阶层化背景下的就业空间——以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为例[J]. 地理研究, 2010, 29(6):s1 070-1 082.

[11]
项飚.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12]
李志刚, 刘晔, 陈宏胜.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10):1 910-1 920.

[13]
薛德升, 黄耿志. 管制之外的“管制”: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08, 27(6):1 390-1 398.

[14]
陈宇琳. 特大城市外来自雇经营者市民化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南湖大棚市场的调查[J]. 广东社会科学, 2015(2):204-213.

[15]
黄耿志, 薛德升. 1990年以来广州市摊贩空间整治的规训机制[J]. 地理学报, 2011, 66(8):1 063-1 075.

[16]
黄耿志, 徐孔丹, 薛德升. 广州摊贩空间疏导模式及其成功效应的影响因素——基于沥滘村疏导区的实证研究[J]. 人文地理, 2013(6):74-79.

[17]
王波, 甄峰. 南京市区就业空间布局研究[J]. 人文地理, 2011(4):58-65.

[18]
王慧, 吴晓, 强欢欢. 南京市主城区就业空间布局初探[J]. 经济地理, 2014, 34(6):115-123.

[19]
王纪武, 邵雨莲. 杭州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及演化规律研究[J]. 城市规划, 2015, 39(5):47-51.

[20]
Murdie R. Factorial Ecology of Metropolitan Toronto,1951-1961:An Essay on the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Cit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21]
许学强, 胡华颖, 叶嘉安.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J]. 地理学报, 1989(4):385-399.

DOI

[22]
郑静, 许学强, 陈浩光. 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再分析[J]. 地理研究, 1995(2):15-25

DOI

[23]
冯健, 周一星. 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1982-2000）[J]. 地理研究, 2003-, 22(4):476.

[24]
杨上广. 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5):17-22.

[25]
吴启焰, 崔功豪. 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J]. 城市规划, 1999(12):23-26.

[26]
王慧, 吴晓, 强欢欢. 进城农民聚居空间和城市居住空间的关联研究——以南京市主城区为实证[J]. 城市规划, 2015, 39(5):52-61.

[27]
徐卞融, 吴晓. 基于“居住—就业”视角的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异研究[J]. 规划师, 2010, 26(7):113-120.

[28]
徐卞融, 吴晓. 基于“居住—就业”视角的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异研究[J]. 规划师, 2010, 26(7):113-120.

[29]
冯健, 刘玉. 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特征、模式与机制[J]. 地理科学进展, 2007(4):93-106.

[30]
郑承智, 张旺锋, 武炳炎, 等. 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4):416-425.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