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经济地理学在“新经济”崛起的现实背景和“新”经济地理学兴起的学术语境中逐步形成。文章首先梳理了经济地理研究中文化和经济从二元分立到相互融合、相互塑造的关系演变；接着聚焦经济行为和实践的文化维度，阐释经济行动者的文化意义系统和社会互动过程对经济的形塑作用；然后着眼于经济与地方社会的互塑关系，揭示经济活动与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社会文化本底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建构，目标是提炼一个基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重新认识“经济”作为文化系统和社会过程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中国语境研究的引导和启示。
文化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及文化保护实践中的重要命题。在重点分析文化生态补偿的理论内涵及逻辑框架（什么是文化生态补偿）的基础上，从文化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补给谁）、受偿客体（谁来补）、标准核算（补多少）、补偿方式（怎么补）、时空尺度（补多久、在哪补）等方面对其核心问题进行了分析。文化生态补偿是一种协调文化生态保护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以文化生态系统为对象，以促进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为目的，以政府和市场为主要手段，涉及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文化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基于不同时空尺度特征，可采取受益者补偿、社会补偿、自我补偿、政府补偿等多种方式实施综合补偿。
晋陕蒙地区作为重要的能源输出基地，能源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产生的大量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探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尤为重要。根据“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即DPSIR模型，制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脱钩指标，构建脱钩模型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并且运用GIS方法评价晋陕蒙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1997—2016年晋陕蒙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格局变化显著；②晋陕蒙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经历了从“弱脱钩”到“扩张连接、扩张负脱钩”再到“弱脱钩”的演变过程；③2002—2016年山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程度低于全国同期水平。
财政支出竞争作为地方政府争夺要素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一方面有效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要素资源空间配置效率的损失。文章构建一个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模型，并基于2009—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竞争策略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投资与公共服务两类支出均能吸引资本等要素的流入，因而各地区表现出财政支出的“逐底竞争”。其中，公共投资竞争策略相较于公共服务策略，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更强，这也是造成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基建、轻民生”的结构扭曲的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按GDP支出法推算，我国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总量不断扩大，其中净出口的比重一直保持较低水平。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贡献作用和拉动效应。三大需求具有波动性和互补性特征，我国经济增长因而也呈波动性增长的态势。合理调控三大需求，能够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基于我国31个省区1993—2015年面板数据，测算省域老龄化、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三大系统的综合指数及协调发展水平，讨论不同区域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征及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解析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三系统两两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虽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人口迁移强度也有所增加，但老龄化程度正快速加深，导致三系统协调发展情况正逐年退化；人口净迁入和产业结构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关系的边际促进作用降低；人口流动、产业结构调整并未有效缓解老龄化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监测“一带一路”沿线省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有利于促进金融业协同合作和推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文章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评价、影响因素和效应研究三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构建区域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省域金融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从地理区域和经济距离两个维度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特征；从金融发展水平和制约因素两个角度分析造成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得到如下结论：“一带一路”沿线省域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地理差异性特征，且影响因素也具有区域差异。对区域金融发展造成影响的核心因素，按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展状况、保险市场发展状况。
基于1990、2000和2010年中国等18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数据，采用统计分布检验、马尔可夫转移矩阵等方法，分析各国城市规模的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特征。同时以中国为例，探讨空间因素在城市规模演进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结果表明：①欧洲国家近似服从齐普夫定律的比例高于亚洲与美洲，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逐渐接近齐普夫定律的理想状态。②从城市之间的动态变化来看，全球范围城市的流动性水平呈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水平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大部分国家的城市整体呈现向上流动的特征。其中，中国的城市动态演进由收敛增长转变为发散增长。③城市增长表现出不同空间分布特征的背后，区域环境起到重要作用：较差的区域环境对城市的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优越的区域环境有利于低等级城市的规模增长，但部分中高等级城市的增长将因为城市间服务功能的高度竞争而面临阻力。
文章通过采集网络开放数据研究住房建设的空间拓展过程，以北京为例，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阶段及特征，总结住房建设对我国巨型城市空间多中心发展的影响，以及巨型城市空间多中心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研究表明，我国巨型城市空间在改革开放后加速扩张，随着住房的建设人口向郊区集中，新的商业中心和就业中心在郊区形成，城市空间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经历城市单中心加密、城市中心扩展和卫星城镇萌芽、城市中心功能重构与新城发展、新城转型与多中心发展四个阶段。郊区次中心的形成是城市职能逐渐完备的渐进式发展的产物，郊区居住中心的产业培育和产业功能区的生活空间植入是我国巨型城市次中心发展的主要路径。
首先，基于我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就业先导”和“非永久性”的特征，论述“就业地”口径分析农民工空间分异的必要性，并构建相应的因子分析指标。其次，基于2009和2015年课题组关于农民工就业信息调查数据，分析南京市主城区农民工就业空间分异的演变状况。结果显示：①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人口特征状况、职业状况和移民特征三个主要因子对南京市农民工的就业空间分异具有较大影响，并持续作用于农民工就业空间的分异状态。②用聚类分析法可分别将2009和2015年南京市主城区划分为7类农民工就业区和5类农民工就业区，前者呈现出“方向+圈层”共同主导的空间结构，后者则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就业空间表现出明显的圈层间异质化而圈层内同质化的演变特征。最后，基于上述演变特征，提出基于差异化空间需求的农民工空间配套策略。
教育公平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以我国教育资源丰富的南京市主城区为例，选取2008和2017年公办小学及住宅小区为研究对象，利用住宅特征价格模型分析区位、建筑、学区与邻里特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作用及程度，再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教育资源质量对住宅价格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①主城区住宅价格呈现出以“顶级名校”学区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特征，改变城市住宅价格的核心边缘结构；②学区成绩对主城区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由第三位上升至第一位，且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③随着优质教育资源对其学区住宅价格的溢出效应不断增强，优质学区房对经济资本的要求递增，引发居住分化、教育异化和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产生的学区房时空效应，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和社会公平，研究对大城市制定优化优质教育资源的政策措施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基于长三角26个城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依据绿色化测量指标和极值熵值法，系统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化指数，基于面板Tobit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样本考察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化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城市间绿色化指数截面差异明显。②子系统指数呈现稳步增长的时序动态演变特征；绿色增长、绿色福利、绿色财富和绿色治理子系统分别呈现“快速”上升、“直线”式上升、“平稳”增长和“波浪式”上升态势。③截面上，2016年各子系统绿色化水平和2007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演变轨迹差异化明显。④26个城市绿色化波动类型分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⑤经济增长、城镇化、科技发展、环境保护显著促进绿色化水平提升，而工业化和资源消耗显著抑制了绿色化发展。据此，提出推进绿色化发展的建议。
以长三角地区作为案例地，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镇化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模型定量测度2000—2016年考虑环境效应的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水平，基于ESDA模型研究2000年以来长三角城镇化效率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通过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揭示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演化驱动因素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城镇化效率[0.5679，0.5913]要低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情况[0.5849，0.6141]，城镇化效率东—西方向上递减，南—北方向上呈倒“U”字型格局。②2000—2016年长三角城镇化效率全局表现空间集聚分异特征；局部上城镇化效率H-H集聚区分布在苏锡沪，并不断向杭州演化，L-L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浙江舟山、台州和安徽安庆、池州。③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及市场化程度可有效解释长三角城镇化效率格局演化，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效率影响在江苏扬泰、安徽铜池表现更为强烈，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对沪苏杭的城镇化效率影响具有局部优势，而科技水平对浙江舟台地区存在较弱的驱动效应。
依据兰州市2016年工商企业登记数据，运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自东向西依次为中心高密度地带、过渡地带、扇形低密度地带，呈现出“圈层+扇形”的空间结构特征；从不同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集聚趋势较弱，并且除金融保险业呈现出多中心的集聚特征外，其余行业都是单中心集聚；就不同规模而言，较大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大但集聚程度较弱，而较小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小但集聚程度较强，成为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城市功能分区、地价租金水平、交通便捷程度、办公空间分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
环境管制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文章采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指酸雨控制区或者SO2污染控制区）环境管制政策对我国149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服务性行业转换，外资投资及人力资源水平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从区域空间分异看，“两控区”政策对东部、中部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推动作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而西部和东北的“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却呈显著负向影响。再以2010年作为时间节点，考察更为严格环境管制条件下的政策效果，发现只有东部城市的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向服务性行业，验证东部“污染光环”假说。
以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首先测算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研发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而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不同要素价格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并比较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①资源错配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客观存在，东部资本要素和研发人员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程度高于东部。②中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TFP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各类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最大的是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③不同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该行业TFP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其中，资本要素扭曲对三大区域TFP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抑制作用，劳动力要素仅对东部地区TFP的抑制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研发劳动力要素扭曲能提升东部和中部该行业的TFP，而抑制西部地区该行业的TFP。
文章以1978—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金融发展数据为样本，通过社会网络方法构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关联网络，并通过块模型和QAP模型分析关联网络的特征。结果表明：①在930个可能存在关联关系的网络中，共有765个关联关系，区域金融发展网络的互联互通程度较高；②可将31个省（市、区）划分为4个板块，板块Ⅰ为净溢出板块，板块Ⅱ和板块Ⅳ为中介板块，板块Ⅳ的中介角色更为突出，板块Ⅲ为净受益板块；③虽然金融发展相对较高的板块Ⅰ、板块Ⅱ对欠发达的板块Ⅳ存在溢出效应，但从现实来看，溢出效应并未缩小金融发展差距；④如果区域之间在经济基础上的差距过大，金融发展存在关联性的概率会降低。最后，从如何充分发挥溢出效应、提升资金效率给出应对金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各省份之间相互搜索的百度指数作为省域间信息联系的依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省域间信息联系网络格局以及层级结构。研究发现：①各省域的信息联系强度随时间明显上升，但强度位序较低的大部分省份信息联系增速相对较快。②信息联系并未完全脱离地理空间的束缚，省域间信息联系网络格局总体上呈由东到西联系强度递减的态势，大部分联系集中在稳定的“北京—上海—广东”发散的三角空间结构中。③省域间信息联系网络总体上呈现“一极三核心，多点带动”的“1+2+7+7+14”的层级结构。北京在信息联系中具有极强的中心度和控制力，上海、广州为次核心，江苏、浙江、山东、河南、重庆和四川在省域间信息联系中属于重要的节点。④省域间信息联系网络受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应用和科技教育水平多因素综合作用。
休闲与居住是城市的两大重要功能，结合休闲时代城市转型的宏观背景，运用POI（Points of Interest）大数据研究城市内部两大功能的协调匹配关系对城市休闲与居住场所的合理配建具有现实意义。基于青岛市10个区市2 524个休闲场所和703个居住场所的POI大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青岛市休闲与居住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各区市二者的协调匹配关系，结果表明：①青岛市休闲与居住场所的空间分布重心及方位存在偏差，休闲场所呈现胶州湾东海岸一个发展极和多个集聚中心并存的态势，居住场所则表现为李沧、城阳、即墨面状连绵成片和莱西、平度多组团式集聚。②不同类型休闲场所集聚程度及服务的便利水平排序为餐饮>艺术馆>旅游景点>图书馆>商场>博物馆>公园>电影院>体育馆>文化站>科技馆。③依据休闲场所在居住场所3 000 m范围内的数量分布变化趋势可划分为0~500 m步行休闲、500~1 500 mRBD休闲、1 500~3 000 m特色休闲三个区段。④青岛市仅崂山区实现休闲与居住布局协调匹配，市南、黄岛、市北、胶州的休闲功能超前于居住，李沧、平度、莱西、即墨、城阳的休闲功能则相对滞后，依据各区市不同类别休闲场所与居住的匹配关系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采用2010—2017年中部地区6个省的面板数据，从创新目标、资源配置和知识转移等方面测度中部地区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度。结果表明，中部地区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度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协同创新水平较低，且6个省的协同度差异较大。湖北省和安徽省的协同度呈现有序增长趋势，湖南省、江西省、河南省和山西省的协同度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资源配置和知识转移是制约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加强创新网络中主体之间合作研发资源的投入和整合，规范协同创新主体间合作模式，加速新兴技术知识的转移、吸收和再创造，进而提升新兴技术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度的政策建议。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2015年四期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从三生空间角度出发，利用转移矩阵及重心迁移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转型进行研究，并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生态贡献率对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在区域转型发展过程中生产用地及生态用地面积分别减少9 729.04 km2和648.87 km2，占比为1.52%和0.05%；生活用地面积增加10 737.11 km2，占24.37%。土地利用变化最大的是工矿生产用地，变化最小的是林地生态用地。②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生产用地重心向南偏西64.89°方向迁移12.67 km，生活用地重心向南偏东62.69°方向迁移37.33 km，生态用地重心向北偏西70.38°方向迁移1.87 km。③对比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亳州最小，丽水最大。从空间上看，西部及西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相对较高，中部地区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北方指数低南方指数高。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各地级市总体生态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部分地区有小幅度下降。④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质量同时存在着生态改善和生态恶化的两种趋势，且生态环境改善的趋势略小于环境恶化的趋势。
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因受自然条件及人类活动的双重扰动而深刻转型，探索特殊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及其优化策略，有利于推进特殊区域的国土空间治理与缓解用地矛盾，并为特殊地域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借鉴。文章以山地都市边缘区的重庆渝北区石船镇为例，采用地类转移矩阵、ArcGIS空间统计、理想点逼近（TOPSIS）、核密度法和多因素叠加分析等方法集成分析山地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与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研究区201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单项动态度为55.72%，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旺盛，以耕地占用的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亟待通过居民点空间治理，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缓解用地矛盾。②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总体分布零乱，但其内部空间布局在某种程度上仍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性，整体呈现出以河水村为中心，密度由内到外依次降低的规律。③研究区居民点布局受到自然、经济、社会多重因素影响，亟待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优化策略。
建构土地利用格局优化模式是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途径。文章以松嫩高平原典型区域巴彦县为研究区，采用GIS和RS技术，利用MATLAB编程，改进多智能体粒子群（MA-PSO）优化模型，建构土地利用格局优化模式。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的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优化效果显著，优化模式能够实现研究区粮食生产、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研究区生态安全目标的实现。②在研究区政府Agent、职能部门Agent和公众Agent共同作用下，建构研究区O-I-A土地利用格局优化模式，包括政府Agent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职能部门Agent主导的生态安全模式和公众Agent主导的粮食生产模式。③经过验证，应用该模式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与研究区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和实际相符，充分说明该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可行性。研究成果可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在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格局演变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2010年以来，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德国、法国农产品贸易额始终处于第一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空间分异明显，印度是中国最大农产品贸易伙伴。②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整体较高，农产品贸易关系密切，农产品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先降后升的波动特征。③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三个中心度指标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重要节点国家稳中有变，核心国家和中介能力强的国家存在差异。④国家个数最多的凝聚子群包含的国家相对稳定，国家个数较少的五个凝聚子群的组团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很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产品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空间圈层结构特征。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运用数据包络法（DEA）测算2006—2017年的粮食生产效率，同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揭示其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效率整体偏低，且东部沿海地区普遍呈现出效率调减趋势，主要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偏低所致；粮食生产效率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但相邻省份的空间正相关关系有减弱趋势，而负相关关系有进一步增强趋势，具体表现为邻近省份的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对该省的粮食生产形成空间挤出。
淮河生态经济带既具有区域经济系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流域经济的特点，时空分异具有多元复杂性。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定量测度淮河生态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分析区域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区域差异程度，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四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判定和分析。结果表明：淮河生态经济带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综合发展水平的“三个梯队”和基于耦合协调度的“四大类型区”空间分布与上、中、下游“三大流段”基本一致，但不完全重叠。推进淮河经济带协同发展，既要顺应流域的自然规律，又要根据空间分异特征实施差异化策略。
文章系统分析中国滑雪场空间分布特征，揭示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驱动机制，进而提出滑雪场空间结构优化方案。结果显示：中国滑雪场空间集聚明显，总体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片状与点状”并存的空间形态格局。高纬地区滑雪场空间格局主要由积雪—气候资源、冰雪文化共同影响，中纬地区主要由冬季赛事引领（政府主导）和市场共同驱动，西北—青藏高原地区属商业和资本运作、资源依托型空间形态，南方低纬地区则主要受巨大的客源市场驱动，且辅之以较强的经济基础。随着气候变暖影响的加剧，雪场空间布局必将继续回归积雪—气候资源为依托的主要驱动方向，且雪场数量将呈先增后降趋势，而质量则得以不断提升。未来，中国滑雪场应立足冰雪—气候资源禀赋条件及客源条件等因素，全面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战略，以东北三省提升现有滑雪场服务水平为基础，发挥当前京津冀冰雪运动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北方其他地区后发优势，带动南方地区和青藏高原协同发展，以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
文章采用熵权TOPSIS方法、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灰色预测模型以及泰尔指数测度与分解方法，对中国省域旅游资源竞争力水平进行评价并探索其空间格局演变态势以及空间分异情况。结果显示：①2011—2016年，各省市区间的旅游资源竞争力水平差距在波动中有所上升，省域旅游资源竞争力水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为突出；②各省域旅游资源竞争力等级，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演化规律，随时间推移，中等级省域出现较高的等级下降风险，高等级省域与低等级省域的等级变化可能性较小；③2011—2016年以来，中国各区域内部的差异在多数年份中成为影响中国旅游资源竞争力水平省际差异的主要方面，而各区域间差异则是影响差异的次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