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管理、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遗产旅游的可持续之道

贺小荣; 陈雪洁; 郭红; 张杨

doi:10.15957/j.cnki.jjdl.2019.12.022

经济地理 >

2019 , Vol. 39 >Issue 12: 195 - 20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2.022

旅游经济与管理

遗产管理、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遗产旅游的可持续之道

贺小荣 ,
陈雪洁 ,
郭红 ,
张杨

展开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

贺小荣（1972—），男，湖南衡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管理。E-mail:he1502@126.com。

收稿日期: 2019-05-22

修回日期: 2019-10-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8

基金资助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8A019)

收起

Heritage Management,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Sustainable Way of Heritage Tourism

HE Xiaorong ,
CHEN Xuejie ,
GUO Hong ,
ZHANG Yang

Expand

Tourism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22

Revised date: 2019-10-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8

Fold

摘要

文章将旅游增权作为遗产地治理绩效和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遗产治理绩效、旅游增权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互动关系模型。并以黄龙洞景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德夯苗寨为研究对象，对3个不同管理模式的治理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民营”遗产管理模式绩效最高；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正向影响遗产地旅游增权；遗产地治理绩效直接正向影响遗产地旅游增权；旅游增权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遗产地治理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无直接影响，需要通过社区增权的中介作用才可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文章提出了加强遗产管理，强化旅游增权，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遗产管理模式; 遗产旅游; 旅游增权; 社区参与; 资源诅咒; 可持续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贺小荣 , 陈雪洁 , 郭红 , 张杨 . 遗产管理、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遗产旅游的可持续之道[J]. 经济地理, 2019 , 39(12) : 195 -20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2.022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tourism empowerment as a mediator of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perception of heritage sites, unde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itag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perception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established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model. By taking Huanglongdong Scenic Area, Zhangjiajie National Forest Park and Dehang Miao Village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study tests these three different management mod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State-owned private heritage management model has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2)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erformance are positively affecting the tourism empowerment of heritage sites. 3)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the heritage site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ourism empowerment of the heritage site. 4) Tourism empowerment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eritage sites. 5)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the heritage site has no direc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heritage site.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ritage site. This paper has, at last, propo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reinforce the management of heritage, strengthen the empowerment of tourism and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heritage management model; heritage tourism; tourism empowerment; community involvement; resource cur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自“二战”结束以来，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虽然有恶性事件的影响，但这对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成第一大产业并未造成威胁^[1]。作为旅游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遗产旅游也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为发展中国家和文化资源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成为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最理想和满意的产品形式之一^[3]。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遗产地的研究多集中于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开发、遗产地规划和管理、遗产旅游的传承和发展等方面。同时，由于遗产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财富，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经济层面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青睐^{[5⇓⇓⇓-9]}，但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东道社区在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着墨极少，而事实表明，遗产地对旅游的开发和关注对促进当地社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10-11]。

为实现遗产旅游持续发展，国家对于遗产管理模式变革进行了不断探索。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遗产类景区的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有：国有国营、国有民营和混合经营（或公私合营）^[12]。但无论是哪一种管理模式，都会对遗产地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具体来说，虽然我国现有的遗产旅游景区大多采用国有国营的管理模式（如“北京人”遗址、云冈石窟、苏州园林、庐山等），但在旅游理论界，支持国有民营（如张家界宝峰湖景区）、混合经营模式（如秦陵兵马俑）的占主导^[13-14]，对国有国营模式则大多不看好，因为这种模式常常会使遗产景区的保护、建设和社区发展陷入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境。于是各界开始呼吁对遗产类旅游景区的管理模式、经营机制进行多样化探索，以实现遗产资源保护，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缺乏对遗产地居民合法权利与利益诉求的关注，很多遗产旅游地甚至爆出了诸如“罢市”“堵门”等不和谐事件，这不仅影响了遗产地的旅游形象，更重要的是违背了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初衷，也暗淡了其发展前景。而研究发现，在三种遗产地管理模式的作用下，虽然遗产地旅游发展存在着一些因缺乏对社区发展的关注而产生的不和谐甚至矛盾冲突的现象，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遗产地旅游对遗产地经济增长、社区摆脱贫困的目标确定和实际作用的研究中尚未进行定论。因此，从社区居民角度探寻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十分紧迫且必要，同时，本文还就遗产地管理、社区增权和遗产地经济增长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除了探索遗产治理绩效、旅游增权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将通过实证研究对比三个模式的遗产治理绩效。

1 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

1.1 研究假设

1.1.1 遗产地治理绩效与经济增长

我国历史悠久，风景秀丽，各类自然、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1990年代以来，随着“扶贫旅游”在华夏大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推进，各类“养在深闺”的遗产资源逐渐被旅游业所开发利用，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并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的积累促进了旅游经济的结构性增长^[15]。做好遗产地治理工作，对于遗产旅游地的形象重塑和遗产旅游规范化、持久化和扩展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16-17]。政府和市场都是遗产地保护和治理的重要方式和力量，但二者并不相互对立，遗产地治理需要政府和市场相辅相成才能发挥其管理模式的作用^[18]，才能处理好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实现遗产地环境变化和经济可持续性增长^[19-20]。

云南丽江就是很好的例子。丽江人在实现古城保护的同时开创了一套促进文化遗产管理与旅游协调发展的“丽江模式”，凭借着高知名度的旅游品牌和“丽江模式”，丽江实现了快速发展。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顾问理查德先生曾高度评价了丽江取得的成就，认为丽江的发展是一个“活的见证”，其古城和遗产保护状况可以说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典范^[21]。

有学者提出，遗产地管理评价指标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遗产地持续发展对社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社区对遗产管理的贡献^[22]。其中：遗产地管理（治理）绩效主要体现为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三项指标，而社区对遗产管理的贡献体现于社区居民对遗产管理的态度与认可度。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1a：遗产地治理的经济绩效将对遗产地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H1b：遗产地治理的社会绩效将对遗产地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H1c：遗产地治理的生态绩效将对遗产地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1.1.2 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

旅游增权又称社区旅游增权，是指社区通过参与旅游活动而实现的个人能力和对权利认知的增长^[23-24]。随着增权理论的日趋盛行，1980年代，Murphy首次提出“社区参与式旅游发展”理论^[25]，但尚停留在“社区参与”阶段^[26]。目前，西方对于旅游增权的研究正在从“社区参与”转向“社区增权”^[27]，国内理论界也在为实现旅游增权理论的本土化而努力，孙九霞等人从民族旅游角度率先将旅游增权引入中国本土，为旅游增权理论在国内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26⇓⇓⇓⇓⇓⇓⇓-34]}。Sofield指出，社区旅游发展的最终结果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各利益相关者通过参与旅游活动，实现利益交换并获得权利和利益的结果^[28]，而旅游地通过赋权，使居民更加平等、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旅游项目中，是一个增强能力意识和影响的过程^[29]。潘植强等从经济、社会、信息、教育4方面对旅游增权进行阐述，提出无论何种增权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为社区决策和发展提供支撑，如资金支持、基础建设、组织保障、决策支撑和能力提升等^[30]。黎洁等研究表明，如果能够很好地解决社区参与中个人激励与社区利益一致性决策问题，社区增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31]；Obadiah实证研究的发现亦是如此^[32]。由此，提出假设：

H2：旅游增权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

1.1.3 遗产治理绩效与旅游增权

我国现有的“国有国营”遗产管理模式承袭于苏联，即遗产资源均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的一切事务完全由国家包揽^[12]。这种模式完全把“社区参与”排除在外，尽管这些遗产在成为景区之前就是当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一部分，但社区的居民对于遗产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无权干涉和过问。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当地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甚至是唯一直接有效的途径^[33]，社区居民是遗产地旅游发展的直接影响者和受益者，但遗产地“社区民居普遍处于被排斥的无权状态，已经成为我国旅游发展的最大约束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34]。面对如此情形，正确的做法应是，政府在决策前应充分考虑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35-36]。因此，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如何实现遗产景区管理模式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并提出将遗产景区的所有权、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同时引入社区和企业参与景区经营，从而兼顾国家利益、社区利益和企业利益，推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增长^[37]。到1990年代，一些遗产类旅游景区纷纷尝试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实行政企分开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一大批“国有民营”或者“混合经营”的景区经营公司开始出现。事实证明，采用了企业经营模式的遗产类旅游景区，如黄山、武夷山等，其资源与环境保护得到了加强；而按照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的遗产类景区，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其资源与环境保护乏力，甚至周边农民抱怨“要是没有这个‘猴洞’，我们的日子可能比现在好”^[13]。由此，我们开拓性地提出假设：

H3a：遗产地治理的经济绩效将对遗产地的旅游增权产生正向影响；

H3b：遗产地治理的社会绩效将对遗产地的旅游增权产生正向影响；

H3c：遗产地治理的生态绩效将对遗产地的旅游增权产生正向影响。

1.1.4 遗产地治理绩效、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

本研究将旅游增权作为遗产地治理绩效与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检验旅游增权的中介效应。回顾之前学者关于旅游增权的研究，较少的学者将旅游增权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来构建关系模型，将旅游增权作为中介变量来构建结构模型的更少之又少。李瑞在研究中曾开拓性假设社区增权可以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来影响居民满意度，并发现社区增权和社区去权具有中介作用^[38]。因此，我们也可以开拓性假设如下：

H4：旅游增权将在遗产地治理绩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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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遗产地治理绩效、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模型

Fig.1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heritag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perception

2 研究方法

2.1 评价指标体系

从社区居民角度探讨遗产地治理绩效、旅游增权和经济增长3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遗产地治理绩效量表参考了符全胜等提出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社区发展指标，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39]。旅游增权量表参照了Boley、王会战等学者研究出的测试语句^[40-41]，包括旅游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经济增长则运用了GDP增长的核算方法，包括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将这四个方面改为测试语句，用于测量当地居民对遗产旅游带来的经济增长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氏5级量表，各项测试语句见表1。

表1 遗产地治理绩效、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的测量量表

Tab.1 Measurement scale of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perception of heritage sites

变量	测试语句	参考文献
经济绩效	促进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加大了本地的贫富差距；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增加了我的个人收入；提高了本地的物价和生活成本	符全胜等^[39]
社会绩效	改善了本地基础设施（道路、电力等）；促进了我与外界的交流；提高了本地知名度；导致本地出现不良社会现象（如非法娱乐、强买强卖）；导致本地治安混乱及犯罪率上升；使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如服饰、语言、礼仪等）
生态绩效	改善了本地生态环境；增强了我的环保意识
经济增权	我收入的一部分来自本地旅游业发展；本地旅游业发展使我有了稳定的工作；本地旅游业发展提高了我的生活水平	Boley、王会战等^[40-41]
心理增权	我为自己是一名遗产地周边的村民感到自豪；我想给游客讲讲与本地遗产有关的知识或故事；本地遗产的高知名度增强了我的自信
社会增权	本地旅游业发展使我与我们村子的人的关系更加紧密；本地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我的集体主义观念；本地旅游业发展给我提供了参与村集体事务的机会和场合
政治增权	我可以参与本地有关旅游发展的方案制定；我有对本地旅游发展提意见的途径；我对本地的旅游发展有一定的发言权；我的意见（或投票）对本地旅游的发展有影响
经济增长	本地旅游业发展使我的消费能力增强了（如汽车、服装、旅游等）；旅游业发展吸引了更多的企业投资（如酒店、旅游纪念品商店、客栈等）；旅游业发展使政府增加了对当地的投资（如修路、学校、贫困补助等）；旅游业发展吸引了更多的海外游客	GDP核算方法

2.2 研究方法选择和问卷发放

本研究采取问卷法获得基础数据，研究对象选取湖南省3个不同管理模式下的省级以上遗产地周边的社区居民，采用随机抽样法进行问卷发放。本研究于2017年12月28日在湖南省靖港古镇和铜官窑古镇进行预调研，在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的基础上，对初次建立的问卷量表进行修改，以更适用于省内遗产地调研。问卷调查组于2018年1月15日在国有民营景区黄龙洞周边村子发放问卷104份，于1月16日在国有国营景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周边社区发放问卷108份，于1月17日在混合经营景区德夯苗寨发放问卷110份问卷。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35份，回收322份，回收率96.12%。将回收的问卷剔除错答和漏答后，运用SPSS21.0对样本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表2）。

表2 调研样本基本信息表

Tab.2 Research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table

样本特征		样本数/个	所占百分比/%
性别	男	150	46.67
	女	172	53.33
年龄	15岁以下	5	1.43
	15~24岁	104	32.38
	25~44岁	132	40.95
	45~65岁	69	21.43
	65岁以上	12	3.81
本地居住时间	≤10年	69	21.43
	11~20年	61	19.05
	≥20年	192	59.52
学历	小学及以下	34	10.48
	初中	52	16.19
	中专及高中	86	26.67
	大学专科及以上	150	46.67

3 研究结果

3.1 变量信度分析

首先运用SPSS21.0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均大于临界值0.7，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具体分析结果（表3）

表3 各变量的信度检验结果

Tab.3 Reliability test results for each variable

	Cronbach’α系数
遗产地治理绩效	0.742
旅游增权	0.738
经济增长	0.780

3.2 模型检验

3.2.1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对初始模型M1的拟合度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表4）表明，

χ 2

/DF=21.829，GFI=0.672，NFI=0.261，CFI=0.265，AGFI=0.540，且RMSEA>0.08，模型拟合优度差，需做进一步修正。

表4 假设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Tab.4 Hypothesis testing goodness of fit of the model

模型	$χ 2$ /DF	GFI	AGFI	RMSEA	NFI	RFI	IFI	TLI	CFI
初始模型M₁	21.829	0.672	0.540	0.255	0.261	0.135	0.270	0.140	0.265
修正模型M₂	15.198	0.915	0.914	0.034	0.930	0.904	0.958	0.923	0.935

3.2.2 模型修正

本文根据修正指数和变量间的实际意义对模型进行修正，在误差值e8和误差值e14、误差值e7和误差值e14、误差值e4和误差值e12、误差值e2和误差值e5、误差值e6和误差值e7、误差值e5和误差值e8、误差值e3和误差值e6、误差值e3和误差值e5之间分别建立共变关系，得到修正模型M₂，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完全达到标准适配值。

3.3 模型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对修正后的最终模型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主要包括组合信度和平均提取方差AVE两个指标，分析结果显示（表5），遗产地治理绩效和旅游增权的组合信度和AVE值均小于临界值0.6和0.5，只有经济增长的组合信度和AVE值大于0.6和0.5，这说明遗产地治理绩效和旅游增权这两个测量模型的综合信度较差；对修正后的最终模型进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观测值在P<0.001水平上显著，因此认为变量的聚合效度较为理想。

表5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5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潜变量	观测项	标准化因子载荷	S.E	AVE	C.R（T值）	组合信度
遗产地治理绩效	经济绩效	1.000	-	0.04968	-	0.1101
	社会绩效	0.539^***	0.113		4.771
	生态绩效	0.447^***	0.103		4.354
旅游增权	经济增权	1.000	-	0.3193	-	0.5612
	心理增权	0.250^***	0.044		5.723
	社会增权	0.236^***	0.043		5.531
	政治增权	0.141^***	0.039		3.600
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	1.000	-	0.6512	-	0.8784
	企业投资	0.501^***	0.042		11.828
	政府购买	0.619^***	0.046		13.544
	外国游客量	0.378^***	0.038		10.000

注：***p<0.001（双尾）。

3.4 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旅游增权”的中介效应，本文尝试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其进行检验分析。对各维度的测量题项数据进行均值处理后，分别以遗产地治理绩效为自变量X，遗产地经济增长为因变量Y，旅游增权为中介变量M，分别对X与M的关系，X与Y的关系以及X、M与Y的关系做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遗产地治理绩效对旅游增权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以“旅游增权”M为因变量，分别以“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为自变量X₁、X₂、X₃，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对旅游增权有直接显著影响（P<0.05），而生态绩效对旅游增权并无显著影响，且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标准化系数明显高于生态绩效（表6）。

表6 旅游地治理绩效与旅游增权多元回归分析表

Tab.6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urism l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nd tourism empowerment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诊断
模型	B	标准误差	Β	T	Sig.	容忍度	VIF
常数	-0.010	0.189		-0.054	0.957
经济绩效X₁	0.620	0.054	0.560	11.524	0.000	0.627	1.596
社会绩效X₂	0.215	0.050	0.201	4.322	0.000	0.684	1.462
生态绩效X₃	0.069	0.036	0.079	1.901	0.058	0.848	1.180

注：R=0.727，R²=0.529，调整后的R²=0.525，F=119.168，P值=0.000。

为进一步验证遗产地治理绩效与遗产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别以“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为自变量X₁、X₂、X₃，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Y，使用SPSS21.0软件运用强迫进入法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只有经济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P<0.05），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并不具有直接影响（P>0.05），且从标准化β系数来看，经济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高于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表7）。

表7 旅游地治理绩效与遗产地经济增长多元回归分析表

Tab.7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of tourism l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of heritage sites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共线性诊断
模型	B	标准误差	Β	T	Sig.	容忍度	VIF
常数	2.643	0.243		10.871	0.000
经济绩效X₁	0.436	0.051	0.409	6.309	0.000	0.627	1.596
社会绩效X₂	0.067	0.059	0.035	0.566	0.572	0.684	1.462
生态绩效X₃	-0.070	0.046	-0.084	-1.509	0.132	0.848	1.180

注：R=0.404，R²=0.163，调整后的R²=0.155，F=20.701，P值=0.000。

综上所述，结合AMOS的验证结果得知，遗产地治理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不具有直接影响，但可通过旅游增权对遗产地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遗产地治理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既具有直接影响也具有间接影响，而遗产地治理生态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旅游增权在遗产地治理社会绩效和遗产地经济增长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在遗产地治理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而在生态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无中介效应，部分研究假设得到支持。

3.5 路径分析

由路径分析表（表8）和路径分析图（图2）可知，H1路径系数为-0.187，且P>0.05不显著，只有H2和H3的路径C.R值大于1.96，路径系数>0.4，且在P为0.0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表明了遗产地治理绩效对其经济增长无直接影响，需要通过社区增权的中介作用才能促进遗产地的经济发展。研究假设H1拒绝，H2、H3得到支持。

表8 修正模型M2的路径分析表

Tab.8 Correct the path analysis table of model

研究假设	假设路径	C.R	标准化路径系数	P值	验证结果
H1	经济增长←遗产地治理绩效	-1.810	-0.187^***	0.070	不支持
H1a	经济增长←遗产地经济绩效				支持
H1b	经济增长←遗产地社会绩效				支持
H1c	经济增长←遗产地生态绩效				不支持
H2	经济增长←旅游增权	4.468	0.650^***	***	支持
H3	旅游增权←遗产地治理绩效	5.990	0.851^***	***	支持
H3a	旅游增权←遗产地经济绩效				支持
H3b	旅游增权←遗产地社会绩效				支持
H3c	旅游增权←遗产地生态绩效				不支持

注：***p<0.001（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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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遗产地治理绩效、旅游增权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模型

Fig.2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heritag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ourism empower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perception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旅游增权作为遗产治理绩效和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探索遗产治理绩效、旅游增权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湖南省3个不同管理模式下的省级以上遗产地（黄龙洞景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德夯苗寨）的实证分析，对3种遗产地管理模式绩效进行分析比较，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提出了9项验证性假设，并构建遗产地治理绩效、旅游增权与遗产地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模型，对其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①旅游增权在遗产地治理绩效和遗产地经济增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遗产地治理经济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影响（P<0.05），遗产地治理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显著影响（P>0.05），遗产地治理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对旅游增权有显著影响（P<0.05）。表明旅游增权在遗产地治理社会绩效和遗产地经济增长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在遗产地治理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而在生态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无中介效应。

②遗产地治理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不具有直接影响，需通过旅游增权的中介作用对遗产地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由模型修正后的AMOS的验证结果可知，遗产地治理绩效对产地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187，且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不能说明遗产地治理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影响；而遗产地治理绩效对旅游增权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851，旅游增权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650，影响程度较高，且路径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旅游增权在遗产地治理绩效与遗产地经济增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③旅游增权对遗产地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由模型修正后的AMOS的验证结果可知，旅游增权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650，影响程度较高，且路径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旅游增权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可通过增权促进遗产地“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42]。

④遗产地治理绩效对遗产地旅游增权有直接正向影响。遗产地治理绩效中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因子载荷分别为1.000、0.539、0.447，结果说明经济绩效对遗产地治理绩效的影响最为强烈。同时，遗产地治理绩效对旅游增权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851，影响程度较高，且路径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遗产地治理绩效对旅游增权具有直接影响且影响大。

4.2 管理建议

根据得到的相关结论，针对如何促进遗产地经营及管理模式改革，加强遗产地社区增权，提高遗产地治理绩效及实现遗产地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2.1 遗产景区可以探索政企分开的“国有民营”管理模式

本研究发现，“国有国营”的管理模式易产生资金短缺，缺少社区参与，引发遗产地开发停滞问题，而“国有民营”管理模式则可以引导居民直接参与到遗产地旅游从决策到监督的全过程，在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区参与和持续发展等方面均具有极大优势，有较高的遗产地治理绩效。也有研究表明，同传统模式相比，“国有民营”管理模式能有效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的投入，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实现遗产旅游专业化管理^[38]。

遗产地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政府主导、一手操办”的模式^[34]，政府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国家拥有对遗产的所有权，但可以将管理权转移到地方企业和社区，通过企业行为引导社区居民直接参与到遗产旅游发展从决策、开发到保护、监督的全过程，调动社区自我管理的意识和积极性，扩大资源有效流通。

4.2.2 遗产地加强社区增权与遗产地管理的协调力度

社区增权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实行“国有民营”的管理模式，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实现社区旅游专业化发展。社区居民在企业行为的引导下，主动参与到遗产地管理和决策过程中，调动社区居民对遗产保护的责任感和监督意识，增强其心理认同，实现社区管理。同时由于旅游项目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居民经济收入，协调社区利益分配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加强遗产地管理，实现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增权要以均衡各方利益为核心，遗产地通过居民自我管理，实现政治增权；居民参与旅游项目可为其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实现经济增权；建立产权明晰的遗产管理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43]，完善社会增权；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遗产环境，成立社区发展小组（协会），加强居民教育培训等方式提升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强化心理增权。

遗产地管理、社区增权与遗产地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发展。一方面，遗产地管理、社区增权为遗产地经济增长提供发展条件，社区增权是实现遗产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遗产地治理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通过社区参与遗产地旅游项目的开发和建设，提高居民对遗产资源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意识，从而实现遗产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增长，为社区经济增长打下基础。社区在加强增权的同时，也提升了社区参与经济发展的能力^[44]。另一方面，遗产地经济增长也可促进遗产地持续发展。遗产地经济增长了，更多资金、技术和劳动要素可投入到遗产地基础设施建设、遗产资源环境保护和居民教育培训上，促进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

4.2.3 遗产地应合理规划旅游资源，打破“旅游资源诅咒”现象

“旅游资源诅咒”一词来源于“资源诅咒”。研究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在我国部分省市确实存在^[42⇓-44]，为避免这种不利影响的产生，遗产地在进行资源开发时应遵循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48]，加强环境管理，变“资源诅咒”为“资源福音”^[44⇓-46]。第一，加强对“遗产载体空间”及周围环境的保护，避免因旅游发展而引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影响遗产旅游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实现，造成“旅游资源诅咒”现象^[50]；第二，自然资源并不是遗产地经济发展的绝对原因，人力、技术、信息等资本的投入对遗产地经济发展同样具有关联作用，加强人力、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投入，实现遗产旅游信息化和专业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第三，改革利益分配，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协调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利益分配，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促进遗产地经济持续增长。

4.2.4 遗产景区做好遗产资源收储工作

遗产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复制性等特征^[51]，遗产地可通过资源收储与资产收储的方式对遗产资源进行收储^[52]，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前者指建立遗产资源收储制度^[53]，加强对遗产资源使用状况的监管和制约，对尚未开发资源加强管理与评估，遏制盲目规划开发行为，促进遗产旅游与资源保护协调发展^[54]。后者侧重于对遗产地旅游开发所需要的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实体资产”进行收储^[52]。同时还应加强对遗产文化价值挖掘的重视程度，深入挖掘遗产资源内涵，促进遗产地旅游内涵式和外延式发展。

5 结语

遗产地管理模式应如何进行变革是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遗产治理绩效、旅游增权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旅游增权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同时，还通过对湖南省三个不同管理模式下遗产地的治理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同传统“国有国营”模式相比，“国有民营”管理模式能有效吸引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的投入，具有更高的治理绩效。遗产旅游方兴未艾，遗产地管理模式怎样改革才能落到实处，如何提升遗产旅游吸引力，如何进一步加强社区增权，提高居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都需进一步考虑。因此要深入研究并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遗产地社区增权，提升遗产地管理绩效，促进遗产地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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