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背景下，高速流动的经济和信息促使城市网络成为区域组织模式和空间结构的重要动因。文章构建了基于经济联系绝对强度、经济联系相对强度和信息联系强度的三种城市网络模型，从网络密度、特征向量中心度、核心—边缘结构、凝聚子群等角度，探究了2000—2015年淮海经济区经济和信息联系的城市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淮海经济区的经济联系绝对强度、经济联系相对强度、信息联系强度等网络密度分别以34.09%、30.35%和46.02%的年增长率迅速提升；淮海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为徐州市、连云港市、淮安市和宿迁市，次核心城市为盐城市、泰安市和枣庄市，无论是经济联系绝对强度、经济联系相对强度，还是信息联系强度，徐州均是淮海经济区的首要中心城市；淮海经济区内“小组团”现象明显，存在4个地方性城市子群，分别是徐蚌组团、东部沿海组团、鲁南组团和西部协作组团。最后，提出推进淮海经济区城市网络结构优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基于城市人均GDP数据，采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模型分析了2001—2016年中国城市经济区域差异的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探讨了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国及四大区域的城市经济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变异系数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全国<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局面；城市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高值区（HH类型）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如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低值区（LL类型）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河南等省区，HL和LH类型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空间马尔科夫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倾向于维持原有的状态，少部分城市会向相邻的经济类型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即跨越相邻经济类型、向更高或者更低的经济类型转变的城市数量较少。城市的邻域环境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较大，一个城市若与经济发达的城市为邻，其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概率将增大；反之，发展会受到抑制。空间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城市经济结构、固定资产投资额、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劳动力数量，以及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均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同时城市间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模型中也得以验证。建议重视区域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强化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集聚和扩散机制，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有序和高质量发展。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区域生态效率值，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交通结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以公共交通出行占比表示的交通客运结构在现有条件下显著降低了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生态效率，但随着结构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抑制作用会逐步减弱并转变为促进作用；以公路运输占比表示的交通货运结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则依托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分组比较发现，在东部发达省份，交通货运结构对生态效率表现出负外部效应，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这一负效应越强；而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交通货运结构则提高了邻近省份的生态效率，且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扩大这一正效应。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推行生态绩效考核机制，并引导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公共交通，同时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别化管理，坚持分类指导，通过改善地区交通结构，促进区域间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通过对区域收入差异内涵的重新认识及信息鸿沟本质的全面审视，并引入采用信息社会4 C模型、加权标准差指数、相对差异系数及灰色相对关联度分析，以GIS分级设色法为支撑，从省级地域单元的空间尺度对中国区域信息鸿沟和区域收入进行差异测度和空间可视化对照研究，揭示了中国区域信息鸿沟与区域收入差异的演变趋势，以及信息鸿沟对区域收入差异的影响系数。研究认为，中国区域收入差异及ICT指数整体表现为增长趋势，区域间信息鸿沟相对差异在逐渐减小，区域收入呈现相对差异系数先减后增态势，绝对差异逐渐增大，并且随着空间区位的变化，东中西部差异呈现扩大化趋势。当前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民众网络使用能力的培养及网络内容应用的优化与精准定位。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分析人口老龄化地域特征和其影响因素，为因地制宜地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科学依据。基于四川省156个县域的人口普查数据，运用ArcGIS分析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和地域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测全省及各地域类型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作用力。结果表明：①四川省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格局，且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表现出由浅度老龄化社会向深度老龄化社会转变。②人口老龄化类型特征存在东西分异，东部区域老龄化类型复杂，西部老龄化类型单一。③四川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在2000和2010年具有一致性和差异性，2000年核心因素分别是人口结构、人口自然增长率、教育水平、流出率，2010年新增了人均GDP。此外，不同地域类型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作用力也存在差异性。
对日喀则市城市发展实施反梯度、跨越式发展战略是国家力量的核心体现。基于尺度理论，运用质性、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法，研究投资对城市发展、空间演化的效应、特征及治理模式。结果表明：①1995年后城市空间开始快速扩张。2005—2014年，城市空间扩展的变化幅度和速度最大。1959—2016年，城市空间结构逐渐优化和功能逐渐完善，且居住、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2015—2016年，城市发展转向内部更新及绿色建设阶段。②国家、援藏投资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建成区扩张具有合力作用，但国家投资对城市发展和空间演化的效应大于援藏投资对应的效应。③中央、中东部发达省市、西藏地市不同等级政府之间进行尺度生产组成两种治理模式：中央政府—东部发达省市—西藏地方政府垂直治理模式，中央政府—中央企业/东部发达省市—西藏地方政府组成的协调治理模式。④计划经济时期，实施国家—地方两级尺度治理模式，建设居住空间、公共管理和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等构筑物，促进了城市空间扩展和结构变化。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对口援建共同作用来推动日喀则城市建设，形成国家—发达省市—地方三级尺度模式，且对口援建对城市空间扩展是一种强化过程。
运用国内外85个城市城镇化率与公共交通发展水平数据验证二者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呈线性正向关系。用公共交通能力系数界定超前、适配、跟进三种公共交通模式，借助Hertog四维交互作用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具，刻画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程度与三种公共交通发展模式的交互作用、协调发展机理，为城市确立最佳公共交通发展模式找到方法。以湖南省14个市州、6个县级城市为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并据此提出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公共交通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采用2016年住建部全国小城镇调查的镇区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水平有序logit模型（Meologit），对全国31个省（区、市）119个小城镇居民购物出行范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进一步揭示城乡消费空间的新型城镇等级结构。研究发现：①小城镇居民购物出行到县市联系加强，呈现“两头强中间弱”的跳跃性圈层结构，镇域和市域范围占比高，呈现与中心地距离递减规律不一样的新趋势；②地理区位和道路条件等因素的重要性在下降，家庭收入、机动车拥有水平和家庭结构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③公交便利性将扩大居民购物出行范围；④较高的镇区商业服务水平，将强化居民本地化购物出行。基于以上发现，对城乡交通和商业等级布局提出相关建议。
传统的绿地观测手段和评价方法己无法满足全面而多维度的城市绿地量化需求。文章以郴州市为例，基于遥感影像数据反演、百度街景数据获取及图像语义分析，分别提取归一化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和街道绿视率三类指标。结果显示：①在片区尺度上，植被覆盖指数与街道绿视率的关联性较小，与叶面积指数呈现强相关。②在街区尺度上，绿地综合指标较好的是办公用地和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和工业用地绿化情况次之；中心城区的街道绿视率标准差较大，植被覆盖率和叶面积指数普遍较低，外围城区的三类指标适中。③郴州市主要道路在植被配置形式一致的情况下，其绿视率与街道宽度成反比。
以2015—2018年中国298个城市的住房价格为基础，考察中国城市房价增长的空间格局、城市等级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15—2018年中国城市住房价格增长的空间差异较大，而且增长幅度随城市等级的提高而提高。②住房价格增长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增长、投资规模、市场预期、支付能力、土地供给、城市吸引力是影响城市房价增长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增长是2015—2018年房价增长差异的主导因素。此外，城市等级不同，住房价格增长的影响因素体现出显著的差异。③最后，从促进协调区域发展，打压炒房行为；加快城市更新升级，打造优质城市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化发展意义重大。发展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区需要认清其绿色化发展的整体水平，比照差距，寻找原因，推动各地区科学、有序和高质量发展。文章从绿色生态、绿色生活、绿色生产等三个层面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其空间差异展开了实证。研究认为，各地区绿色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原因具有异质性，而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以及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开放开发程度是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对此，新阶段应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深入推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推动地区开放开发，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色发展。
基于大众点评网络平台的会展大数据挖掘，运用GIS空间分析、复杂网络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会展客流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中国会展客源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少数大城市，在空间上呈“东多、西少”“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特征，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是中国会展客源市场的三大集聚区。②中国会展客流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深、成渝为中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会展客流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82.05%的游客流动距离集中在0~50 km范围内。③中国会展客流网络呈现出以上海为核心，以北京、杭州、深圳为次核心的层级结构，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效应。④会展发展水平、会展发展规模、商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会展客流空间的主要因素，其中，会展发展水平是首要因素。
在全球乡村面临衰退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振兴的实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农区发展理论出现争论的基础上，从产业兴旺和集群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的模式与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农区产业集群可以有效化解当前国际上农区发展理论中关于内力驱动与外力驱动、多样化与专业化的争论，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基于区域产业发展的三个维度，即专业化程度、空间集聚性和组织厚度，可以将乡村振兴模式划分为五种模式，在空间上体现了不同乡村发展高地的实体马赛克，在时间上又恰好耦合了一个产业集群的动态发展规律。因此要在中部传统平原农区实施乡村振兴的“集群”战略，可以从促进农区的产业集聚开始，通过培育专业村和产业集群、走精明专业化发展道路，来促进集群区域成为本地的“乡村创新极”，带动全域实现乡村振兴。
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相互促进、相互支持，二者耦合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以2011—2015年贵州省9个市（州）的面板数据为例，研究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其结果表明：①贵州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整体评价指数得分较低，绿色金融发展滞后；②贵州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表现一般，循环经济发展与绿色金融支持基本保持初步耦合与协调状态；③从时间上来看，贵州省循环经济与绿色金融耦合度与协调度在2011—2015年以保持稳定为主，但个别市（州）出现了下滑。因此，贵州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务必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低发展陷阱”。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研究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对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对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部地区8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度模型，定量研究了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时空耦合。结果表明：①1993—2016年中部地区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整体上呈现“倒U型”趋势，经历了低水平耦合、趋向拮抗并最终走向协调发展的变化过程；②中部地区内部，湖北耦合度最高，河南耦合度最低，山西和河南耦合度变化趋势较为相似；③中部地区人口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可以划分为协调型耦合、磨合型耦合、拮抗型耦合和低水平协调耦合等四种类型，不同地区耦合类型空间异质性明显，四种类型城市的比重为5.9%、16.6%、19.1%和58.3%；④人口与产业耦合度空间分布以低水平耦合类型为主，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特征。
以长春市商圈消费者调研数据和零售商业网点POI数据为基础，基于核密度估计、局部热点分析及最近邻距离分析等方法，从城市商圈商业网点分布、零售行业属性、消费者购物行为等方面系统分析城市商圈的空间特征，并探讨城市商圈格局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各商圈整体呈现单中心集聚与多中心分散并存的分布态势；新兴商业综合体打破了传统商圈圈层结构，促使商圈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化，且呈现出等级化的发展趋势。②零售行业视角下，重庆路、红旗街商圈各行业网点集聚性较高；行业类别中，纺织服装类网点集聚程度最高，数码家电、文化体育、五金家具次之。③商圈等级及业态差异使得其吸引消费者的能力不同，消费水平较高的顾客光顾商圈的频次较低，购物时间越长，顾客消费金额越高。④商圈的历史继承性与业态演替、业态内在特性选择、需求外部性引导的多行业集聚以及消费者需求与网点区位选择的相互作用等因素是商圈发展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
基于脆弱性理论，构建了我国粮食生产与消费能力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重心—标准差椭圆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2000—2016年我国省域粮食生产与消费能力脆弱性的时空演变及其耦合协调性的变化状况，结果表明：①粮食生产能力脆弱性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和东北逐步降低，较高脆弱区地域范围明显缩小的时空演变特征，其重心整体向南移动了95.70 km。②粮食消费能力脆弱性呈现由西向东降低的趋势，高脆弱区和较高脆弱区范围大幅缩小的时空演变特征，其重心整体向西北移动了131.55 km。③粮食生产与消费能力脆弱性的耦合协调性呈现由东北部向南，东部沿海省区向中西部，藏、新两地向内陆腹地省区逐步升高的分布格局，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由2000年的0.695变化到2016年的0.768。④粮食生产能力能够完全保障粮食消费的地区（类型Ⅰ）绝大部分位于我国藏、新、蒙等边疆地区，以及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其耦合协调性低的短板在于粮食消费能力过低；基本能够保障粮食消费的地区（类型Ⅱ）大部分属于粮食主产区，其粮食生产与消费能力匹配较好；无法保障粮食消费的地区（类型Ⅲ）绝大部分位于东部沿海的粮食主销区，其耦合协调度低的原因在于粮食生产能力过低而消费能力过高。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
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域的年度数据，采用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指数分析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带动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且二者对相邻地区农村居民信息消费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快速城市化进程使得地表覆被发生显著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原始植被生长环境。文章采用MODIS（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植被指数产品、MDSP-OLS（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城市夜间灯光时间序列等数据，利用趋势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植被生长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城市群扩张对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7年，研究区植被覆盖情况良好，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多年平均值在0.4~0.6之间，整体上植被生长向良好态势发展；研究区NDVI呈缓慢上升趋势，并具有两个明显阶段：2001—2009年呈波动上升趋势，2010—2017年呈显著线性上升趋势；受城市群扩张影响，长沙、株洲、湘潭3个城市周边区域NDVI变化呈显著下降趋势，但下降速率较为缓慢；MDSP-OLS城市夜间灯光序列数据变化趋势可有效指示长株潭城市群城市扩张过程；长株潭城市群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城市绿化、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87.46%城市扩张区域NDVI保持较低水平的显著性上升趋势，仅有7.13%城市扩张区域NDVI呈显著性下降趋势。
运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办法评测农村土地征收前后湖南省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区域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动，并实证分析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动的因素。结果表明：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有所改善，但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异系数增大，农户个体福利分化明显；土地征收补偿形式、区域发达程度、教育状况因素等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存在正向影响，征地面积比重、劳动力年龄等因素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存在负向影响，二者的作用程度呈递减态势。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减少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差异性，需要从完善被征地农户的社会保障程度、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模式和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
文章将旅游增权作为遗产地治理绩效和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遗产治理绩效、旅游增权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互动关系模型。并以黄龙洞景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德夯苗寨为研究对象，对3个不同管理模式的治理绩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民营”遗产管理模式绩效最高；经济绩效、社会绩效正向影响遗产地旅游增权；遗产地治理绩效直接正向影响遗产地旅游增权；旅游增权对遗产地经济增长具有直接正向影响；遗产地治理绩效对遗产地经济增长无直接影响，需要通过社区增权的中介作用才可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文章提出了加强遗产管理，强化旅游增权，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和建议。
以徽州地域119个中国传统村落（截止到2016年底）为样本，通过实际调研与GIS空间分析相结合，探讨了徽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时空演化过程。根据旅游开发的主体力量，徽州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经历了自主探索（1979—1996年）、外资注入（1997—2011年）、整合提升（2012年至今）三个演变阶段，各个阶段在旅游开发模式、经营组织方式、产品类型、品牌形象、经济效益、利益主体关系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零星分布（点状）—南北组团（板块）—全域扩散（面状）的演进态势。研究表明，村落自身禀赋作为基础性力量，市场需求作为决定性力量，政府政策和管理作为主导性力量，交通改善、节庆促销、精英人士等支持因素作为促进性力量，共同推动着徽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时空演化。
通过选取CNKI数据库期刊和博硕论文为数据基础，采用Citespace软件对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可分三个阶段，即萌芽期（2008年以前）、起步和发展初期（2009—2017年）、全面发展期（2018年以后）；高产作者群尚未形成，作者间和研究机构间合作少；研究机构以中部和东部地区居多，主要为高校的旅游类和经济管理类二级学院；研究主要方向是产业融合发展、区域研究、新产业、新业态。从研究内容来看，受政策导向明显；以经济效益研究为主导；区域融合发展对策研究多，基础理论研究未成熟。在国家“宜融则融、能融则融”思路指导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将朝广泛融合和深度融合方向发展，未来区域融合研究仍占主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产品是研究重点，应重视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采用多学科与多方法结合研究。
目的地旅游形象是吸引旅游者的关键因素，而旅游者生成的UGC数据则在相当程度上较为精准地反映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偏好、兴趣和评价。以南岳衡山为研究对象，以百度旅游等旅游门户网站爬取的游记和评论为研究素材，采用文本分析与基于词向量的情感分析方法，基于目的地形象构建的“认知—情感”三维模型，分别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整体形象三个方面探讨了旅游者对其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结果表明：①根据词频统计分析、关键词聚类方法得出，旅游者对南岳衡山的认知可归纳为人物、自然、交通、活动、建筑、文化、场所/地域等七个维度；②根据情感和语义分析方法得出，旅游者对南岳衡山的积极形象感知要素包括佛道共存、心愿之旅、五岳独秀、四季佳景、福寿文化、冰雪奇缘、精妙建筑、文明奥区和抗战名山等九个核心类属，消极形象感知要素则包括服务、资源、环境、安全、体验和设施等6个核心类属、19个二级子类；③基于词向量的情感分析方法得出，旅游者对南岳衡山的整体形象感知是积极的，综合正面评论占比91.58%。
湘西丘陵山地是我国南方林区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森林生态屏障区，发挥丘陵山地森林生态功能价值是促进湘西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利用1995—2015年湘西24个县域森林生态功能价值和旅游经济数据，建立由15个指标组成的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旅游经济贡献体系。采用乘数函数数理模型，分析不同时段丘陵山地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旅游经济贡献趋势；采用空间分异ESDA方法，总结和归纳丘陵山地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旅游经济贡献分异特征。结果表明，森林生态功能价值与旅游经济存在稳定的E-G协整关系并互为Granger原因。近20年来，湘西丘陵山地森林生态功能价值带来1∶8.91元的旅游经济贡献水平。森林生态功能的旅游经济贡献呈现先降后升趋势，但促进了地方GDP、旅游总收入和住宿餐饮零售额的持续增长。近20年来，湘西丘陵山地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旅游经济贡献差异进一步缩小，整体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丘陵山地森林生态功能价值的旅游经济贡献格局呈现低协调的全局化向“南北部高、中部低”的县域差异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