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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12: 187 - 19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12.021

三农、土地与生态

农村土地征收对被征地农户福利的影响评价——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胡清华 , 1 ,
  • 伍国勇 , ※, 2 ,
  • 宋珂 1 ,
  • 欧雪辉 3 ,
  • 李中 4
展开
  • 1.湖南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湖南 永州 425199
  • 2.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中国喀斯特地区乡村振兴研究院，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 3.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中国湖南 益阳 413002
  • 4.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205
※伍国勇（1979—），男，贵州织金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发展、生态经济。E-mail:。

胡清华（1978—），男，湖南郴州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与农村创业。E-mail:。

收稿日期: 2019-05-27

  修回日期: 2019-11-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086)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资助项目(XJK014BJC008)

贵州大学项目(GDZT201703)

重大特色学科项目(GDZT201306)

贵州大学国内一流学科建设项目(GNYL[2017]002)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2019JJ20009)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9JJ40273)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9JJ40008)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8A392)

优秀青年项目(18B431)

收起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Rural Land Expropriation on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elfare by Means of Amartya Sen's Theory of Capability

  • HU Qinghua , 1 ,
  • WU Guoyong , ※, 2 ,
  • SONG Ke 1 ,
  • OU Xuehui 3 ,
  • LI Zhong 4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Yongzhou 425199，Hunan，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n Karst Region of China，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Guizhou，China
  • 3. Heshan District Finance Bureau，Yiyang 413002，Hunan，China
  • 4.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410205，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27

  Revised date: 2019-11-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8

Fold

摘要

运用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办法评测农村土地征收前后湖南省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区域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动，并实证分析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动的因素。结果表明：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有所改善，但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异系数增大，农户个体福利分化明显；土地征收补偿形式、区域发达程度、教育状况因素等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存在正向影响，征地面积比重、劳动力年龄等因素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存在负向影响，二者的作用程度呈递减态势。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减少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差异性，需要从完善被征地农户的社会保障程度、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模式和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农村土地; 土地征收; 农户福利;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征收补偿; 权益保障

本文引用格式

胡清华 , 伍国勇 , 宋珂 , 欧雪辉 , 李中 . 农村土地征收对被征地农户福利的影响评价——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J]. 经济地理, 2019 , 39(12) : 187 -19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2.021

Abstract

By means of Amartya Sen's theory of capability,we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exs systems of land-lost farmers' welfare. On this base,we further had an analysis of how it differed of farmers' welfare level change after land expropriation by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mong Hunan Province,which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Results showed that: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elfare level has increased after land expropriation.But change varied evidentl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After land acquisition,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elfare level variation coefficient increased and individual welfare differentiation tended to be serious. Land requisition compensation form,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labors' average education level all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elfare change and their impact strength decreased progressively.On contrast,expropriated land area ratio and labors' average age all had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elfare change, and impact strength of these indexes decreased progressively, too. In order to improve Land-expropriated farmers' welfare change and reduce their internal differences in welfare changes, government need to build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for langdless farmers, to seek a diversified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mode,and to improve supporting facilitie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rural land; land acquisition; farmers' welfare; Amartya Sen's theory of capability; collection compensation;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标志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式启动。为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2015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并在2017年将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试点范围扩大至33个县。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小岗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3]”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推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4]。
在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农村土地征收仍然是满足非农建设用地的主渠道。因此，大量农户因为征地失去土地，转换了身份，离开了土地[5]。倘若失地农户不能获得合理的补偿，极易激发矛盾，严重的话还会成为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梳理已有文献发现，与此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文献侧重于构建被征地农户的福利评价指标体系，不同研究者在指标选取方面存在差异，但指标基本涵盖被征地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6]、居住条件、心理条件等等[7]。第二类文献侧重于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福利状况变化的评价。由于研究地域不同和评价指标差异，评价结果也存在差异[8]。高进云等对天津市的分析结果显示，被征地农户在征地完成后总福利水平有所降低，其中，除居住水平有所提升外，家庭经济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社区环境、生活和心理水平等评价指标都呈下降态势[9]。但王伟等实证得到结论则与之相反，认为被征地农户在征地完成后农户的福利状况得到改善[10]。总体而言，关于被征地农户的福利评价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对于被征地农户的地域差异比较、福利变化影响因素及农村土地征收影响较少涉及。
本文利用湖南省长沙市、邵阳市和怀化市810户被征地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建构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办法评测农村土地征收前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区域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的变动总趋势及各个评价指标福利的详细变动水平。由此从微观视角构建计量分析模型，实证分析导致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化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被征地农户收入水平[11]，改善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和推动农村征地制度[12]改革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

1.1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可行能力分析方法框架[13]，该分析方法重新界定了福利的内涵。能力评价办法的核心在于人们对生活自由的追求，因此可以根据个人能力去执行有价值的行动和状态，生活被视为具有关联的活动集合，评价福利状况可以通过评价这些组成部分来完成。可得的功能性活动和可行能力同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个体熟悉密切相关，同样的资源被不同人在不同环境中可转变成不一样的活动；能力集难于被简单观察，在实证分析中一般讨论福利同可得功能性活动间的关系（图1）。
图1 可行能力方法

Fig.1 Viable capabilities approach

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方法构建更全面的理论框架分析福利水平，得到大家的认同，该理论框架考虑了除效用以外的更多福利构成，并就此展开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追求福利水平的最大化目标，不仅包含个人效用水平的提升，也包含个人权利、平等与自由等伦理方面的保障和提升。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农村土地资源要素不仅具备经济属性，而且还具备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社会属性及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和发挥旅游休闲的生态功能。对应被征地农户来说，失去耕种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土地附着的各项保障和权益，譬如农村土地的养老与就业保障功能及农户的土地自然景观功能等等。所以，本文主要从被征地农户的经济水平、社会保险、居住条件、居住环境和心理水平等五个维度测度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

1.3 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差异变动的因素分析

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非同质性的农户因为征地同质化的原因，被征地农户阶层快速流动并予以固化[14]。譬如农村土地征收发生后，老年农户由于年龄因素劳动能力不强，出现失地又失业的局面，提前成为赡养对象，不仅严重损害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被征地农户不同群体间的福利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源头[15]，影响社会和谐发展[16]。因此，采取可行措施有效提升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同时又能实现农村内部公正、平等的发展，必须知晓究竟是哪些影响因素引发农户间福利状况出现差异性的变动。服务和商品转换为福利的程度和效率因农户个体区别、环境差异和社会背景因素不同而存在区别。借鉴已有研究及本文研究目的，主要考虑被征地农户的家庭状况、农村土地征收状况及地域经济与社会环境对农户福利状况变动的影响。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首先，确定评价被征地农户福利的模糊综合方法。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价被征地农户农村土地征收前后的福利状况差异，借鉴Cheli的研究方法[17]，采用三个步骤进行：一是设定福利水平的模糊函数，二是设定隶属函数，三是汇总初级指标。由于篇幅限制，不在此作进一步的展开。
其次，设定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因素的分析模型。通过构建计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计量分析模型如（1）所示：
W e = θ F a + ϑ L a + δ Z e + μ
式中： W e指代农村土地征收前后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变动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用单个被征地农户土地征收完成后的福利模糊综合分析评价值减去农村土地征收发生前的福利模糊综合分析评价值； F a指代被征地农户的家庭特性； L a指代被征地农户的农村土地征收特性； Z e指代被征地农户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变量； θ、 ϑ、 δ属于待估计系数； μ为随机扰动项，平均值为0。

2.2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2018年暑假分别选取湖南省长沙市、邵阳市和怀化市进行农村土地征收状况调查，运用分层随机抽样办法，根据政府管辖层级进行分层，依次为市、县、镇、村层级，每个市选取2个县，每个县选取3个镇，每个镇选取3个村，总计6个县54个村。每个村发放问卷15份，给被征地农户发放问卷810份，3个地区各270份，回收有效问卷769份，其中长沙市255份，邵阳市253份，怀化市261份，调查问卷有效率为94.94%。

3 土地征收前后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分析

3.1 评价指标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选取的评价被征地农户福利的评价指标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值见表1。
表1 评价指标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值

Tab.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功能活动与对应评价指标 定义与赋值 土地征收前 土地征收后
X - σ X - σ
农户家庭特征 农业生产收入 家庭年农业总收入（元） 5 932.88 7 926.34 971.54 7 293.89
非农收入 家庭年非农收入（元） 5 1262.26 181 552.18 65 249.43 211 250.04
农户纯收入 家庭年纯收入（元） 30 661.72 51 005.74 30 243.68 55 385.24
恩格尔系数 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例（%） 0.35 0.17 0.42 0.18
社会保障水平 土地面积 土地承包总面积（亩） 2.92 1.72 1.25 1.08
参加社会保险 是=1；否=0 0.15 0.35 0.53 0.51
就业机会 就业难易程度，容易=1，难=0 0.62 0.48 0.64 0.49
居住水平 居住人均面积 住宅建筑面积（m2） 71.76 47.44 77.47 45.68
住宅结构 砖木=1，砖混=2，钢混=3 1.82 0.45 2.51 0.72
住宅区段 农村=1，城郊=2，城镇=3 1.32 0.67 1.82 0.88
社会治安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32 0.77 3.82 0.65
自来水 是=1，否=0 0.84 0.35 0.96 0.15
居住环境 绿化水平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25 0.64 3.91 0.66
空气质量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64 0.73 3.21 0.96
噪音状况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62 0.74 3.26 0.92
景观状况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3.64 0.62 3.17 0.82
心理状况 市民认同感 是=1，否=0 0.16 0.35 0.42 0.54
生活幸福 不幸福=1，较不幸福=2，一般=3，较幸福=4，幸福=5 2.16 0.72 2.18 0.68
邻里关系 不好=1，不太好=2，一般=3，可以=4，好=5 3.72 0.52 3.24 0.66

3.2 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评价结果分析

从表2农村土地征收前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的模糊评价值可以发现，全体样本的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在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呈增加态势，总模糊指数从0.374增加到0.422，增长幅度为12.83%。社会保障水平、居住水平和心理状况等评价指标值有所增加，农户家庭特征、居住环境等评价指标值有所减少。区域之间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状况则存在较大区别。其中，长沙市和邵阳市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总模糊指数分别从0.377、0.336增加到0.482、0.368，长沙市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邵阳市；怀化市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总模糊指数在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略有减少，从0.354减少到0.325。
表2 农村土地征收前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的模糊评价值

Tab.2 The fuzzy evaluation of the welfare level of rural peasant before and after rural land acquisition

功能活动与对
应评价指标		 整体土地征收 长沙市土地征收 邵阳市土地征收 怀化市土地征收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农户家庭特征 0.445 0.329 0.442 0.449 0.421 0.285 0.428 0.303
农业生产收入 0.336 0.158 0.322 0.276 0.262 0.106 0.375 0.136
非农收入 0.434 0.672 0.434 0.677 0.462 0.678 0.416 0.592
农户纯收入 0.522 0.368 0.534 0.664 0.601 0.404 0.408 0.326
恩格尔系数 0.603 0.654 0.577 0.515 0.617 0.722 0.576 0.638
社会保障水平 0.324 0.392 0.362 0.431 0.296 0.335 0.329 0.274
土地面积 0.815 0.267 0.844 0.302 0.743 0.244 0.758 0.262
参加社会保险 0.262 0.514 0.356 0.853 0.234 0.423 0.234 0.264
就业机会 0.312 0.525 0.302 0.662 0.266 0.492 0.348 0.466
居住水平 0.371 0.526 0.355 0.608 0.318 0.388 0.361 0.602
居住人均面积 0.812 0.838 0.818 0.841 0.788 0.834 0.812 0.842
住宅结构 0.268 0.504 0.255 0.574 0.282 0.422 0.234 0.526
住宅区段 0.264 0.402 0.259 0.542 0.162 0.214 0.276 0.499
社会治安 0.576 0.706 0.705 0.639 0.514 0.692 0.588 0.729
自来水 0.842 0.969 0.878 0.986 0.868 0.898 0.602 0.912
居住环境 0.632 0.548 0.656 0.512 0.578 0.462 0.654 0.472
绿化水平 0.604 0.629 0.594 0.718 0.604 0.634 0.612 0.422
空气质量 0.661 0.573 0.732 0.545 0.568 0.536 0.702 0.649
噪音状况 0.652 0.557 0.746 0.534 0.558 0.554 0.674 0.624
景观状况 0.612 0.472 0.624 0.402 0.576 0.549 0.652 0.356
心理状况 0.282 0.388 0.296 0.468 0.244 0.382 0.236 0.246
市民认同感 0.188 0.434 0.234 0.716 0.136 0.422 0.114 0.138
生活幸福 0.286 0.288 0.266 0.334 0.264 0.298 0.318 0.272
邻里关系 0.676 0.548 0.744 0.608 0.648 0.455 0.704 0.572
总模糊指数 0.374 0.422 0.377 0.482 0.336 0.368 0.354 0.325

3.2.1 农户家庭特征

长沙市被征地农户家庭特征评价指标隶属度从0.442增加到0.449；邵阳市和怀化市均为减少态势，分别从0.421、0.428减少为0.285、0.303。这主要是因为长沙市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相对较高，并且被征地农户在土地征收完成后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缴纳范围，相当程度降低了农业生产收入降低的影响。邵阳市虽然也采取了土地换保障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办法，但由于缴纳的社会保险标准不高，农村土地征收对被征地农户的影响不能有效降低。怀化市采取土地征收的货币补偿办法，将补偿按农村土地承包权进行折算成年平均收入纳入非农收入范畴，被征地农户非农收入并未显著增加。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再也不能从土地上耕种农作物获得食物，明显增大了家庭的食物支出。除长沙市外，邵阳市和怀化市的被征地农户的恩格尔系数都有所增加。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的家庭负担明显上升，农户纯收入指标的隶属度也呈明显减少态势。

3.2.2 社会保障水平

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长沙市和邵阳市调查样本被征地农户的社会保障水平指标隶属度分别从0.362、0.296增加到0.431、0.335，增长幅度分别为19.06%和13.18%；怀化市调查样本被征地农户社会保障水平指标隶属度则出现减少态势。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失去承包土地这一生计保障，农户福利水平因征地产生明显影响。长沙市和邵阳市都采用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和土地换社保的方式，被征地农户家庭成员达到规定年龄即可享受城镇的养老保险政策。其中，邵阳市被征地农户的社保因为过渡衔接问题未能做到全覆盖，不仅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受到影响，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每月获得的养老保险金额也难以保障其全部生活支出。长沙市的被征地农户社会保险保障制度相对健全，发放标准和金额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较高，被征地农户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另外，由于农村土地征收带来大量投资机会，吸引大量社会、工商资本流入农村，农村就业机会明显增加，就业环境得到明显好转，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怀化市对被征地农户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模式，农村土地征收前后被征地农户的社会保障水平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并且由于原有农户参与城镇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就业形势好转产生的福利水平难以有效弥补土地保障灭失的缺口。因此，该地区被征地农户的社会保障福利处于较低层次，且呈减少态势。

3.2.3 居住水平

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三市调查样本被征地农户居住水平指标隶属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分别从0.355、0.318、0.361增加到0.608、0.388、0.602。居住人均面积、住宅结构、住宅区段及住宅基础设施4项评价指标隶属度都有所上升。而社会治安状况除长沙市稍微减少外，邵阳市和怀化市的社会治安状况评价指标都有显著改善，这可能缘于长沙市经济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外来务工人口增加可能会增大当地的社会治安维稳压力。

3.2.4 居住环境

三市调查样本被征地农户居住指标隶属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长沙市、邵阳市、怀化市分别下降了21.95%、20.07%和27.83%。其中，空气质量、噪音状况和景观状况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说明城镇化进程加快会影响农村环境，存在一定的污染。绿化水平除怀化市外，长沙市和邵阳市均有所提升。可能的原因是怀化市的城镇化进程相对较慢，部分居住小区的绿化水平还有待提升。

3.2.5 心理状况

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三市调查样本被征地农户心理状况指标的隶属度都呈增加态势，分别从0.296、0.244、0.236增加到0.468、0.382、0.246，增加幅度为58.11%、56.56%、4.24%。长沙市和邵阳市都通过土地换社保的方式，将被征地农户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范畴，较好地实现了市民化，被征地农户的市民认同感比怀化市的强。但是，失去农村土地保障后，失地农户并未彻底市民化，因而整体的幸福指数有待提升。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原有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融入社会的社区环境需要一定时间，所以，三市调查样本被征地农户的邻里关系指标的隶属度都有减少。

3.3 农村土地征收前后被征地农户间福利水平差异与地域差异分析

在分析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指数的前提下，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分布展开统计研究，以进一步阐释农村土地征收前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状况。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指数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类似于正态分布的态势，处于最好和最坏水平的被征地农户比率相对较低，大部分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都处于一般水平。所以，在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模糊评价指数展开区间划定时，对中间一般水平区间（0.3，0.5）的被征地农户福利指数进行了更小的划分，在其两翼的间距则相对增加。累计划分成十个区间，依次统计每个区间被征地农户样本占总样本的比重（表3）。

3.3.1 被征地农户之间的福利水平差异

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总样本被征地农户隶属度处于最差福利水平区间（0.00，0.15）的比重从9.7%上升到15.4%；被征地农户隶属度处于较好福利水平区间（0.5，1.0）的比重从8.9%上升到15.2%。结合表3可以发现，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大部分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有所上升，但是其福利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动，更不集中、更趋分散。通过计算得出被征地农户在土地征收前后福利变异系数值为0.216和0.428。结果变动也充分表明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不同样本间的福利状况分化更加严重，表明农村土地征收对被征地农户产生的影响因其个体差异而不一样。有些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是减少的，譬如那些对土地存在较大依赖，劳动力欠缺的农户家庭；但有些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是增加的，譬如那些对土地依赖程度较弱，或处于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比较充裕的农户家庭。
表3 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模糊综合评价指数分布表

Tab.3 Distribution table of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the welfare status of rural households under expropriation

隶属度 整体土地征收 长沙市土地征收 邵阳市土地征收 怀化市土地征收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0.00~0.15 9.7 15.4 8.8 2.3 13.6 16.3 5.9 20.8
0.15~0.30 29.5 10.5 15.1 5.3 33.2 6.2 46.4 19.9
0.30~0.34 8.2 4.6 8.8 6.6 16.1 1.9 1.1 8.2
0.34~0.38 18.1 5.8 25.9 5.3 13.6 11.6 15.2 3.4
0.38~0.42 5.9 11.7 7.7 10.8 6.2 23.3 4.8 11.7
0.42~0.46 10.6 16.1 10.8 14.2 4.6 15.4 18.5 24.3
0.46~0.50 8.9 20.7 12.1 32.4 5.3 16.1 2.4 7.1
0.50~0.65 6.3 11.5 6.6 18.6 6.4 7.2 5.7 4.6
0.65~0.80 2.9 3.7 4.2 4.4 0.9 1.9 0 0
0.80~1.0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已有研究划分区间多采用等间距法，本研究按照福利水平分布态势采用非等距法。

3.3.2 被征地农户之间福利的地域差异

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不同地域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分布也有区别。除长沙市外，邵阳市和怀化市处于最差福利水平的被征地农户比重都呈增加态势，分别从13.6%、5.9%增加到16.3%、20.8%。但导致二者增加的原因可能存在差别，邵阳市采取土地换社保的模式，对于那些严重依赖土地或者没达到社保年龄的被征地农户来说，土地征收获取的少额青苗补偿费用并不足以维持其原有的生活状态，因而土地征收完成后福利水平快速减少。怀化市采用一次性货币补偿，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动导致被征地农户生活支出快速上升，而社会保障不足进一步恶化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长沙市和邵阳市处于福利水平较好的被征地农户比重均明显增加，在增长幅度方面前者明显高出后者，而怀化市位于该福利水平的被征地农户比重则有所减少。其原因是长沙市经济发达程度较高，被征地农户通常可以就地获取非农务工机会，有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好转和改善。与此同时，被征地农户整体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福利水平进一步提升。由于土地换社保覆盖面不足，邵阳市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并未显著上升。对于怀化市而言，土地征收前部分农户从事现代农业生产，进行规模经营，收入相对较高，福利水平较好，土地征收完成后农业生产收入快速降低，引发这部分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快速降低。
从福利水平评价及福利状况分布变动可以发现，土地征收完成后虽然大部分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有所改善，但同一地域内部及不同地域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的差异均出现扩大态势，这种变化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安定，也不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所以，需要进一步阐释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差异变大的因素，从源头消除这种不安定因素。

4 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变量选择及定义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及研究需求，选择被征地农户家庭特性、农村土地征收和地域虚拟变量为自变量。其中，被征地农户家庭特性变量主要包括人口抚养比率、非农就业比率、劳动力受教育平均水平及劳动力平均年纪等指标；农村土地征收变量主要包括征地面积所占比重、征收时间、征地用途及补偿方式等指标；因变量为农村土地征收前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指数的变动差值。变量组成及定义见表4。
表4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4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指标 定义 X - σ
因变量 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动 土地征收完成后与之前农户福利模糊综合评价值之差 0.14 0.08
家庭特性 人口抚养比率 被抚养人数占农户家庭人口比率（%） 0.22 0.21
非农就业比率 非农就业人数占农户家庭人口比率（%） 0.48 0.25
劳动力教育平均值 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7.16 4.32
劳动力年纪平均值 劳动力年龄平均值（岁） 46.45 12.52
土地征收 征地面积所占比重 被征土地面积与总面积比重（%） 0.72 0.33
征收时间 2018-实际征收年份 5.24 3.54
征地用途 非公益用=0，公益用=1 0.15 0.36
征地补偿方式 仅货币补偿=0，货币加就业加社保等=1 0.54 0.48
区域发展 地域虚拟变量 否=0，长沙市=1 0.36 0.48
否=0，怀化市=1 0.29 0.45

4.2 计量模型估计与分析

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因素回归值见表5。
表5 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因素回归值

Tab.5 Regression value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welfare level of rural households under expropriation

变量 系数 P
家庭特性 人口抚养比率 -0.0713*** 0.0015
非农就业比率 0.416** 0.0138
劳动力教育平均值 0.025* 0.0783
劳动力年纪平均值 -0.0011** 0.0102
区域发展 发达程度高（长沙） 0.0852*** 0.0000
（以邵阳为参照） 发达程度低（怀化） -0.0478*** 0.0001
R2 0.6183
Adjust R2 0.6046
DW 1.9178
土地征收 征地面积所占比重 -0.1102*** 0.0000
征收时间 0.0024** 0.0242
征地用途 -0.0156 0.1142
征收补偿方式 0.0922*** 0.00
F 45.2378
F对应的P 0.0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4.2.1 被征地农户家庭特性对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

被征地农户家庭人口抚养比率对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变动影响为负。其原因是增加抚养人数会加重农户负担，影响被征地农户应对土地征收造成的冲击，因此在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导致其福利水平降低。劳动力教育平均值和劳动力年纪平均值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影响分别为正和负，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处于劳动力黄金年龄的青壮年农户就业能力和获取的非农就业机会概率越大，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的福利水平就越易上升。被征地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比率对其福利水平变动影响为正，表明被征地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越多，获取的非农就业收入就越高，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的福利水平上升就越容易。

4.2.2 农村土地征收特征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

土地是广大农户赖以生存的基础，尽管目前大多数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实现多样化，但外出进城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基本为青壮年劳动力。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留守农村的老年人不能再从事农业活动而成为被抚养对象。所以，征收农村土地面积越多，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越难得到保障。农村土地征收时间对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动影响为正，说明农村土地征收时间越久，地方政府的配套保障措施越全面，被征地农户适应能力越强，福利水平越高。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方式对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动的影响为正，也就是说土地征收除了采取货币方式补偿外，需要统筹考虑其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避免因为土地征收对其生活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农村土地征收用途影响并不显著，有悖于前面假设。可能原因是农村土地征收引发的就业机会并不会在短期快速发生效应，无法短期快速改善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农村土地征收增加的就业机会比较有限，只能对小部分被征地农户发生作用；当前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征收是为了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公益性需求[18]，改变用途难以增加被征地农户的就业机会。

4.2.3 区域发展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

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对被征地农户福利变动的回归分析表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越容易改善。通过采用区域经济发达程度中等的邵阳市作为参照，长沙市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较高，地区虚拟变量系数为正，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越高，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越容易增加。对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评价结果显示，长沙市样本数据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上升幅度明显高于怀化市。由于经济发达程度较高，长沙市政府对被征地农户的医疗、教育及安置小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保障水平相对较高。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农村对社会、工商资本的吸引力较大，被征地农户家庭成员一般能就地获取非农务工机会[19]，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所以，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长沙市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增长幅度更快。
以经济发达程度中等的邵阳市作为参照，怀化市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较低，地区虚拟变量系数为负，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越低，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越不易增加。对被征地农户的福利状况评价结果显示，怀化市样本数据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呈减少态势，而邵阳市的被征地农户样本数据福利水平是增加的。可能的原因是与邵阳市对比，怀化市政府对被征地农户的医疗、教育支出投入有限，被征地农户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一般。因此，土地征收完成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较低的怀化市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不升反降。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湖南省省长沙市、邵阳市和怀化市3个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区域，被征地农户在农村土地征收前后的福利水平变动及影响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因素。研究发现：第一，三地总样本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的总模糊指数在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有所增加，从0.374上升到0.422，上升幅度为12.83%，但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长沙市上升幅度明显高于邵阳市的增长幅度；但怀化市被征地农户样本的总模糊指数在土地征收完成后有所减少。第二，农村土地征收完成后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异系数值从0.216上升到0.428，被征地农户个体差异分化导致差距进一步扩大。第三，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方式、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劳动力教育平均值和农村土地征收时间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显著为正，征地面积所占比率、人口抚养比率和劳动力年纪平均值对被征地农户福利水平变动的影响显著为负，且二者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根据上述结论，为有效改善被征地农户福利状况，并缩小被征地农户内部的福利水平变动差距，保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稳定，需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采取可行措施尽快提升被征地农户的社会保障程度。将被征地农户一次性全部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里面，彻底解决被征地农户的养老、医疗问题，实现人的真正市民化。二是完善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模式。在遵从被征地农户意愿的情形下，可以在提供农村土地征收货币补偿额度的前提下探索其他多样化补偿模式[20]，保障被征地农户的基本生活水平。三是加快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步伐。加大被征地农户教育、医疗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资金投入，降低噪音和大气污染，提升社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被征地农户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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