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模式与实现路径

  • 李二玲 , 1, 2 ,
  • 邓晴晴 1 ,
  • 何伟纯 1
展开
  • 1.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环境与规划学院,中国河南 开封 475004
  • 2.城乡协调发展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省城乡空间数据挖掘院士工作站,中国河南 郑州 450000

李二玲(1969—),女,河南兰考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19-03-21

  修回日期: 2019-09-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ZONGHE008)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2300410144)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JJ019)

河南大学一流学科培育项目(2018YLTD16)

河南大学一流学科培育项目(2019YLZDYJ12)

Models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raditional Plain Rural Area of Central China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 LI Erling , 1, 2 ,
  • DENG Qingqing 1 ,
  • HE Weichun 1
Expand
  • 1.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of Henan Provinc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Henan,China
  •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Henan Province / Academician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ata Mining,Zhengzhou 450000,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3-21

  Revised date: 2019-09-0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8

摘要

在全球乡村面临衰退的背景下,探讨乡村振兴的实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农区发展理论出现争论的基础上,从产业兴旺和集群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的模式与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农区产业集群可以有效化解当前国际上农区发展理论中关于内力驱动与外力驱动、多样化与专业化的争论,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基于区域产业发展的三个维度,即专业化程度、空间集聚性和组织厚度,可以将乡村振兴模式划分为五种模式,在空间上体现了不同乡村发展高地的实体马赛克,在时间上又恰好耦合了一个产业集群的动态发展规律。因此要在中部传统平原农区实施乡村振兴的“集群”战略,可以从促进农区的产业集聚开始,通过培育专业村和产业集群、走精明专业化发展道路,来促进集群区域成为本地的“乡村创新极”,带动全域实现乡村振兴。

本文引用格式

李二玲 , 邓晴晴 , 何伟纯 . 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模式与实现路径[J]. 经济地理, 2019 , 39(12) : 110 -11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12.013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rural recess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mod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debat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model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raditional plain rural area of central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lusters can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ory debates includ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 drives, professional and diversification development, so they become effective method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industrial clusters,this study divides mode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o five modes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egree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degre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thickness, which reflect the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dynamic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herefore, it can start from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raditional plain rural area of central China, and by cultivating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n taking the smart special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to promote the cluster areas to become the local innovation pol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es.

在全球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乡村相对衰退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在中国显得更为明显[1]。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指导意见,即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而中部传统平原农区大多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等瓶颈突出,其“三农”问题最为严重也最具代表性,乡村振兴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如何突破其发展瓶颈、创新其发展模式、开拓其乡村转型道路?其具体的实现路径都有哪些?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中国中部农区改变原有的发展道路,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对于乡村振兴,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界均做了积极的探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学者刘彦随和李玉恒于2017年发表在《Nature》杂志上的评论文章,呼吁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中亟需同时重视推进乡村振兴,并建议发起“全球乡村计划”[1]。随后刘彦随教授创新性地提出要发展“乡村振兴科学”“乡村振兴地理学”[2]。目前国内外文献对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背景[3]、主体培育[4]、产业融合发展[5]、城镇化推进[6]、乡村治理[7]、乡村空间重构[8-9]等方面,并对乡村振兴战略与其他战略之间的协同关系做了探讨,如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相互促进[2]、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战略的相互支撑[10]、乡村振兴与三产融合发展的相互助力[5]以及乡村振兴与乡村生态的相互约束等等[11]。欧盟[12]、美国[13]、日本[14]、韩国[15]等发达地区乡村演变与发展取得了有益的进展,这对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激励并存在借鉴价值。然而由于中国乡村发展农业和土地政策的特殊性而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中国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如人多地少、基础薄弱、质量低端、经营规模小、城乡差距大、小农户与大市场脱节等严峻的乡村发展问题,而学术界对如何采取相应的发展模式联动地解决这些的问题研究还较少。近期农区出现的产业集群因为其卓越的发展绩效引起了乡村学者的关注[16],并在其形成演化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为此,本文在乡村振兴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视角,分析中部平原农区乡村振兴的模式与实现路径。

1 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

1.1 农区发展理论之争

乡村振兴是在乡村产业衰退、人员流失、环境污染等背景下提出来的,目的是扭转乡村衰退趋势,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实现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2]。乡村振兴必须遵循农村发展规律,坚持超前规划、循序渐进、增加投入、分类推进。西欧一些学者认为农区发展的规律从功能上表现为由“生产型(主义)”农业向“后生产型(主义)”农业转变,指出农区发展的复杂多样性变化,由初级商品的高强度生产以及农业的集约化、集中化、专业化转向多样化的生产经营,并倾向于重视环境与管治等。也有一些学者把这种转变称之为“多功能性转变”,提出要注重其发展的多功能性,除了农产品生产功能之外,同时要能维持乡村生态景观、促进就业、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农区发展能力[17]。由此来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环境、治理、生活质量等发展要求与农区转变理论是契合的,并且针对中国的农区问题应势而生,是中国现代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那么,当前的农区应该如何发展,乡村如何实现振兴呢?许多学者就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出现了一些争论。一方面,国际文献在研究农区发展的历程后,有学者从驱动力的视角将农区发展划分为内力驱动和外力驱动,从而出现了关于内力或外力驱动之争。比如,演化经济地理学(EEG)学者强调产业内生演化的重要性[18]。对于农区发展来说,内力驱动是一种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的发展过程,本地生产发展条件与相关企业在该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利用地方资源开展经济生产,创造经济价值,进行相关经济资源的分配和调整,使产业空间组织随之发生变化[19-20]。而研究区域创新系统的一些学者则特别强调了外生作用的重要性[21]。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内生力与本地企业驱动的理解是相对狭隘的[21-22],它忽略了地方性来源之外的其它参与组织(如外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服务机构等)的融入与集聚所引发的经济过程与影响,低估了外源性因素对产业发展演化的助力作用。乡村发展越来越倾向于实现跨区域的融合发展,透过外力驱动将发达地区的科技、知识、劳力及成功发展模式等移转套用到本地,并增强联系,开展合作生产经营,培育新增长途径推进传统农区产业发达兴旺。还有许多学者提出同时强调外力和内力驱动的农区发展的“第三条路”[23-24],也就是乡村发展应朝向连结地方与外在区域的全球区域来进行[20]
另一方面,由于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均是农区产业发展道路的成功选择方式,从而学术界出现了专业化与多样化之争。专业化带来的斯密式熟能生巧和马歇尔产业区式外部经济能够产生分工深化和要素集聚优势,通过知识、信息、技术的流动与交换推动区域内相同产业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与创新活动。农业专业化发展是挖掘农区潜力,提升农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在专业化区域内,产业结构单一,区域可持续发展力不足,知识基础雷同,创新乏力[25]。有学者认为同类企业集聚并非知识溢出的最大来源,而基于多样化行业部门集聚带来的不同行业间企业的交互影响则最能推动知识溢出并促进创新[26]。农区产业发展的多样化为知识流动和新知识重组提供了极大潜力,多元化的流程推进了区域产业路径多样化演变,利于打破传统农区原有发展路径,创造区域内新经济活动和新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吸引多主体的加入并引发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制度、产品、技术等一系列创新。由此来看,专业化与多样化在推动农区产业发展方面存在差异并各有优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两者结合是传统产业向现代化转型的有效途径。
事实上,这些争论体现了区域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目前区域产业发展效果最好的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就体现得非常明显。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视角能很好地包容与化解这两个争论,更有效地推进农区发展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产业集群注重主体之间的空间集聚和网络联系,强调本地蜂鸣与全球通道,即透过内力和外力的双驱动推动区域内的公司、组织和机构间的网络创新和共同演化,促进区域发展;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在空间集聚基础上的专业化和网络化,通过企业间贸易与非贸易形成的一种相关多样化(relatedness)[18,27]或精明专业化(smart specialization,多样的专业化)[28]的发展模式,整合了内外力驱动、空间集聚、专业化与多样化的优势,有效解决了区域发展中专业化与多样化的两难冲突。

1.2 产业集群与乡村振兴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因共用性和互补性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空间上接近而形成的地理集聚体[29]。国际理论与实践发展表明,在农区培育产业集群可以提高集群企业和区域产业的竞争力、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30]。而乡村振兴的前提是产业兴旺,产业集群是促进传统农区进行产业升级和产业兴旺的有效组织模式和空间模式。乡村振兴也不是要每一个村都振兴,而是要更合理地配置城乡资源,使乡村地域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绩效提高。因此培育农区产业集群,促进农区传统产业向新产业路径转型发展是中部农区的必然选择。
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在空间集聚基础上的专业化和网络化发展,是传统农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模式,它可以使特定产业各种要素资源在特定区域范围内进行重新组织和有机整合。产业集群可以从总要求的五个方面对乡村振兴起作用(图1)。首先,从事特色产业的先导企业(或农户)通过示范效应会在本地衍生出众多生产相似或相关产品的企业或农户,大批新型经营主体产生,它们沿产业链进行分工专业化生产,并结成横纵交错的产业网络,启动在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相互作用下的自增强机制[31],使产业发展在路径依赖机制作用下规模不断增大。同时产业空间上的集聚还激发本地企业的竞争和创新行为,它们通过引进或自主研发新技术,开辟新产业发展路径,并支持地方经济多样化地进入相关经济领域或创造新的相关部门,从而带来乡村的产业兴旺,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其次,产业兴旺加速本地生产、生活、生态、交通、信息、能源等多方面配套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产生城镇效应。尤其农区生态廊道建设以及农业自然的生态效应,有助于打造乡村生态宜居的田园生活环境。第三,农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助于本地特色新产业空间形成,通过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等,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服务业,推广当地乡村文化,营造充满特色、富于创造、文明向上的乡村风貌。第四,产业集群同时整合了乡村各方力量,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加强了多主体、多组织、多机构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便于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最后,产业集群通过推动产城融合和一二三产联动发展,促进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增加新就业机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由此可见,传统农区通过新产业集群的形成推动了乡村地域的产业转型以及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的空间重构,从而带动了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加速乡村全面和谐发展。
图1 产业集群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

Fig.1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luster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1.3 乡村振兴模式划分

现有研究基于城乡转型发展过程[32]、乡村发展程度[33]、乡村地域功能[34]、不同地域类型的非农发展[35]、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36]等不同的侧重点,解析出一系列相应类型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并用地理或经济社会元素如平原村、山地村、近郊村、远郊村、工业化驱动型、城市化驱动型等或是它们的交叉涵义来命名。但这样的分类似乎太笼统,造成已有研究从不同侧重得到了类似的分类结果,且无法挖掘出各个模式的深层发展差异。
本文从区域产业集群的动态发展视角,基于“三维度”即专业化程度、空间集聚性和组织厚度,来划分乡村振兴模式。在区域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其专业化程度、空间集聚性以及组织厚度存在差异,这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对应不同阶段的产业发展类型,从而表现出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图2)。
图2 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模式划分

Fig.2 Divi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s in traditional plain rural area of central China

虽然各地依托不同的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形成了不同的产业表现形式,但从成功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多数模式可以看做是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个快照。尤其对产业升级与农业现代化表现出高迫切性的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作为同质性区域,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发展环境较为相似,因此呈现出相近的产业演化规律。根据笔者多年来对中部农区发展[37]及中部农区产业集群[16]的研究,发现农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从农区产业集聚开始,并经由专业村到产业集群再到乡村创新极形成这个方向演化的,进一步地,多样化的地方特色塑造了多样化的集群道路形成乡村地域的精明专业化。因此,针对中部传统平原农区,可以将乡村振兴模式划分为五种,即农区产业集聚模式、专业村模式、产业集群模式、创新极模式和精明专业化模式(图2)。产业集群发展程度的不同表现出来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各种模式由于发展不善也存在衰退甚至昙花一现的现象[38] ,而形成乡村创新极和精明专业化模式是产业集群规避风险的方向。

2 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模式

2.1 乡村振兴的产业集聚模式

农区的产业集聚有助于培育新型农村经营主体,为农区形成特色专业村和产业集群、形成地理标志产品和区域品牌打下基础。进一步地,能够重塑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空间,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农区产业集聚是指生产某特定产品(农产品、制造品或服务品)的中小企业(或农户)在农区特定的地理范围内集中分布的经济现象。传统农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集聚一般是在改革开放后农村非农化过程中由于偶然因素、历史传统或其他机会窗口的打开而引发的[16],而农产品的集聚更多地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也属于农业产业集聚的范畴[39]。以农业集聚区为例,其专业化程度不一定高,组织密度也不大,许多农户仍是传统农户,并没有被纳入新的产业体系,但某一农产品在该地区所占比重较大,形成了优势农产品区。比如2017、2018年全国分两批共遴选了148个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河南共有5个入选:信阳毛尖和灵宝苹果、杞县大蒜、泌阳夏南牛和平舆白芝麻)。
还有很多类似的农产品优、特区虽没有被国家认定,但对中部农区的乡村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河南省兰考县泡桐种植为例。兰考县位于黄河故道,土壤以沙土为主,地下水埋藏较浅。特定的气候土壤条件生产出的泡桐木质疏松度适中,透气、透音性能强且不易变形,被称为“会呼吸的木材”,是制作古筝、琵琶等乐器音板的最佳材料。在下游民族乐器加工的市场需求拉动下,兰考县大量种植泡桐,提高了泡桐的附加价值。泡桐的集聚种植不仅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而且还解决了当地大多数村民的就业,显著提高了种植农户的收入,促进了产业兴旺,已经成为兰考县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模式。类似的产业集聚区域在中部平原农区还有河南省柘城县的特色辣椒种植、河南省封丘县的树莓种植以及湖北省潜江市的特色小龙虾养殖等。

2.2 乡村振兴的专业村模式

专业村是指村域内大部分农户商品性地从事一种或者多种相互关联的生产或服务活动,并且该产值构成了这个村社会产值的主体[40]。专业村是农区产业集聚的村级体现,它以特色项目为依托,通过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产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提高劳动和土地的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进而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产业兴旺带动农民生活富裕,推动农村生态宜居,是中部平原农区乡村振兴的典型模式之一。专业村在地理空间集聚强度和专业化程度更高,在村级层次参与主体和相关组织的比例更大(图2),规模经济效应凸显,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
近年来,中部农区的专业村经济正成为村级经济的主体[41]。比如,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在2000年以前基本以专业村的形式存在。依托本地泡桐的优势资源,1985年李新庄村创办了兰考县第一个民族乐器加工厂,通过本地衍生带动全村农户大量参与,致使李新庄村发展成为民族乐器加工专业村。从事民族乐器加工的农户与传统农户相比收益更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乡村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同时得到大幅度提升,推动了乡村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和空间重构。中部平原农区各种类型的专业村还有很多,如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食品加工专业村、湖北省钟祥市磷矿镇陈安村——运输专业村、河南省柘城县洪恩乡马庄村——唢呐专业村等[37],这些专业村作为中部平原农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推动了中部平原农区的乡村振兴。

2.3 乡村振兴的产业集群模式

产业集群是在特定产业领域内既竞争又合作的互相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和服务商、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有联系的机构(如大学、标准代理机构和贸易协会等)的地理集中或所形成的地理集聚体[30]。农区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通过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农区产业兴旺、产城融合、农民生活富裕,进而打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空间。产业集群具有空间集聚、柔性专业化、网络化和根植性特征,其中最本质的特征是网络联系,即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网络[42]。所以,产业集群相对于专业村来说,内部的组织更复杂,组织个数更多,空间范围更大(通常不局限于一村)(图2)。
比如,兰考县民族乐器专业村目前已完成了向产业集群的升级。截止到2017年5月,共有民族乐器加工制造和相关配套企业186家,运输队、行业协会等服务型机构近10家,泡桐种植基地4 000多亩,农桐间作46万亩。拥有古筝、古琴、琵琶、二胡、扬琴、柳琴等各类民族乐器100多个花色品种,年产民族乐器近70万件,音板、码子、架子等配件产品约100万套,形成了规模庞大、分工明确、联系紧密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特色产业集群。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在提高参与农户收入的同时,集群中各组织、机构的合作关系机制也进一步推动了农区的社会治理。与此同时,集群中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降低了协作难度与运作成本。在集群多种机制交互作用下农区得以振兴发展。诸如此类,中部平原农区依托特色产业集群实现乡村振兴的还有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集群、河南省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等等。

2.4 乡村振兴的创新极模式

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创新就成为决定集群能否长期续存的核心要素。集群成员通过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并与外部创新资源如大学、科研机构或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合作,结成产业创新网络,在集群内营造创新氛围,促进新知识和技术的不断产生、扩散和应用,使产业集群区域成为本地的创新极。乡村创新极是指在特定乡村地域范围内,不仅自身创新活动频繁多样,还能带动周围地区产生模仿和创新,并把更大范围内的创新资源吸聚过来的创新性较强的区域。中部平原农区的创新极主要表现为创新型产业集群,其与一般集群相比内部组织机构更密集、分工化和专业化,组织机构间的知识缝隙对集群的创新具有积极作用(图2)。创新型集群的优势在于能够产生创新经济,是带动周边乡村振兴的动力源。
以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中的创新极——堌阳镇徐场村为例。徐场村是兰考县民族乐器加工企业最集聚的地区,该村乐器加工企业通过主动创造和与大学交流互动(如会彬乐器厂的徐会彬经常与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和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交流改良乐器的方法)不断创新产品和工艺并辐射周边地区,在区域中形成了一个创新的“发射器”,承担了乡村创新极的作用。作为兰考民族乐器加工产业的名片,徐场村建立了大型民族乐器展览馆,并以宫商角徵羽等古音符为主体改造了乡村生活和生态空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小镇,传承了古典文化,留住了乡音乡愁,推动宜业宜居的美丽生态家园建设,从而实现了乡村生态与文化振兴发展。诸如此类,中部平原农区以创新极推动乡村振兴的还有河南省中牟县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河南省民权县的王公庄画虎村和湖北省仙桃市光伏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等。

2.5 乡村振兴的精明专业化模式

专业化发展具有产业结构刚性的弱点,而精明专业化(Smart Specialization)是一种多样的专业化,并且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性。精明专业化主张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弹性来实现可持续的乡村振兴,以政策、技术、组织、业态等多方面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防止乡村振兴之后再次衰退。从产业组织和演化的视角来看,实施精明专业化战略的地区一开始主要是提高区域组织密度和专业化程度,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找出区域产业进行相关多样化分叉的方向再进行新产业的专业化培育和发展。
目前中部平原农区能实现精明专业化发展的区域还不多见,因此,精明专业化仍是区域产业发展的一种战略愿景。但是一些产业集群区域已经出现了精明专业化的雏形,比如河南省兰考县。兰考县主导产业是木材加工和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以家具制造和民族乐器制造为主,并且形成了以木材种植—加工—营销为一体的相关多样的产业集群体系;与木材加工相似,食品加工的产业集群也正在形成。但就目前而言,两大产业内部的各种经营主体联系还不紧密,网络效应不够凸显,创新效益有待加强,而且产业间的关联性还不够。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推动下,扶贫到位资金和普惠金融政策深度推动兰考县两大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如在政府补贴下形成了多个蔬菜种植专业村和木材种植大户,组建了本地的行业协会,积极推动本地产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等。不难看出,政府一系列政策正在推动兰考县走出一条中部平原农区特殊的精明专业化发展道路,进而推动本地农区的乡村振兴。

3 基于集群培育的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但中国中部农区大多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产业基础仍是最大的短板,体量小、质量低、组织程度差、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农区产业一直处于散、乱、弱的状态。2018年9月26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发展困局。根据笔者多年来对农区集群的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发现农区产业集群所在产业大多是所在乡镇的主导产业,所在区域大多为本地的增长极,并在促进农区的非农就业和就地城镇化方面贡献巨大,因此,在农区培育产业集群,是实现乡村振兴、破解三农发展困局的有力抓手。它像一根线一样可以把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如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就业、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民的就地城镇化、产城融合发展、建设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等等)内容先后串起来、提起来。如东南沿海农区之所以发展非常快、城乡差别小,乡镇层次的集群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尤其浙江和江苏两省把其良好的产业集群基础作为打造其“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的产业支撑。由此,本文建议,要将产业集群的发展理念贯穿于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实践,对处于产业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区域,实施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那么,如何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来实现中部传统平原农区的乡村振兴呢?

3.1 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找出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方向

各地要根据自己的资源基础和技术条件,整合优势,因地制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来确定本地产业发展的方向。比如,①可以依托国家划定或认定的优势农产品布局区域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围绕当地的特色农业资源培育农业产业集群。目前中部平原农区很多乡镇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农产品特色区,如河南省已经形成了487个专业村,其中农业主导专业村就占56.9%,以花卉、药材、果蔬为主[43],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农业产业集群,如鄢陵的花木、兰考的泡桐加工等,并表现出来良好的创新绩效。②依托矿产资源或工业基础发展制造业集群。比如河南省孟州桑坡村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发展皮毛加工业集群。③依托旅游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或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如河南省民权县王公庄发展的画虎业集群。④依托交通区位和市场潜力,发展物流业集群或电子商务产业集群。⑤依托当地的大型企业、拳头产品发展配套产业集群。⑥近郊农区也可以利用人才、信息和科研机构的相对集中,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等。这些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均是有利于当地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有助于各模式分区、分阶段发展、分类型推广,提高乡村发展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3.2 催生特色产业的先导企业或农户,为乡村振兴寻求“领头军”

确定了适合本地发展的特色产业方向后,要制定政策引进或激励生产该特色产品的先导企业或农户的产生,并加速该产业关键技术的本地扩散;推动土地流转,使先导企业多衍生出一些农户参与到本地的产业;按产品品位细化分工,高质量发展适合本地特色的产品群;促进农区的产业集聚,以此为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拓展收入途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并提高农户的生计能力与综合素质。

3.3 促进农户的企业化演变,培育乡村振兴的新型经营主体

培育乡村新型经营主体,促进农户的企业化、机构化转变,这样本地生产类似的企业数量增多,组织厚度增加,按“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规划专业村。农户企业化应在企业化经营农户、准企业农户和农村企业三个层面上推进。要简化这一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审批手续,提供技术指导,促进其成长。在此过程中,要促进多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与沟通,从而增强乡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提高乡村的自治能力,形成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3.4 推动专业村的集群化升级,发挥乡村振兴抓手的高效性

专业村更多地表现出产业集聚的特征。而要使专业村升级为产业集群,必须要促进本地产业网络的创建。具体来说,首先要有一个网络行动的组织者,即网络中介。在网络中介的指导下,构建水平网络,比如在专业村内举行集会分析企业存在的公共问题,制订公共计划进行解决。创建小企业与大企业间的垂直网络或转包网络,帮助农户确定种植方向,是集中大田进行规模生产还是做工匠型的精致农业?激励农户以不同方式融入产业网络,这样才能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创建机构网络,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如金融组织(如钱庄)、咨询公司、经纪人协会等的建立。政府机构要致力于在企业、公共机构或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对话和协作的平台,提高企业间沟通和合作的效率;创造机会使本地网络往区外、国外延伸,提高集群与国内外市场的对接能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要加快官—产—学—研—用的结合,共建创新与产业化联合体等等。
该过程包括多种经营主体,涉及到各种经营方式,同时要对接多方组织,这是一个复杂又相互联系、协同共生的过程。构成了乡村发展建设中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以满足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科技进步、协作共生等乡村振兴的主要要求,充分带动产业高质量增长,推动就地城镇化。同时受制于多方规制以及各过程的科学衔接,要兼顾人才与产业发展、人与自然、本地产业与制度环境保障等的和谐共生,保障生产的高效高质、环境的生态化与农户的生活高质量化,充分发挥产业集群作为乡村振兴“有力抓手”的高效性。

3.5 营建本地创新环境,提高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推进乡村振兴方面,同样需要通过创新来提供动力源。所以,要依托产业集群,构建创新体系,营建创新环境。包括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如建造各种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有利于创新的知识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挖掘本地特色产业蕴含的文化符号,打造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由此带动生态、文化、文明建设的整体推进。
尤其要营建能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环境。企业家不是培育出来的,但当地政府可以努力营建能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本地环境,营造以学习和创新、竞争与合作为核心的地方创业文化,这比改善地方的投资环境更为重要[30]。创新环境的营建能促进创新知识的生产和创新技术的扩散,使产业集群成为本区域的创新极。这样不仅可以支撑乡村振兴过程中生产的产量与质量双提升、人才队伍繁荣发展、农业生产监管有效、生态补偿机制多元化等多方面内容,而且可以确保乡村振兴成果不反弹,提高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

3.6 走精明专业化道路,促进乡村振兴新产业路径的培育

长期来看,产业集群过度的专业化发展往往会带来路径锁定的风险,不能很好地应对外部市场的冲击。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适时引导区域产业分叉,推动集群相关多样化发展对区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与此同时,抢抓外部机遇,积极引进新产业,实现本地产业发展的路径创造对破除区域产业路径锁定桎梏,激发本地产业活力,进而促进乡村地区的振兴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精明专业化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依赖于地方“有为”政府的推动。具体来说,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职能转变,积极主动搭建集群内外部交流的平台,方便集群内的企业和农户接触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技术,能为区域新产业的产生播撒“创新的种子”。政府的招商引资是区域新产业产生另一重要因素,从引进新企业到发展新产业,能够不断转换区域发展的新旧动能,推动区域产业路径创造。同时,在集群内实施宽松有序的金融制度能够奠定区域新产业的发展的金融基础。综合来看,处理好区域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的关系,走精明专业化的道路,以提高乡村面对外部冲击时的弹性才是乡村地区可持续振兴的关键所在。
上述步骤还体现了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把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集群进行统计、考核和评估,并进行分类指导。由于产业集群发展具有自增强机制,培育适合自己的产业集群,进而利用集群的产业链特征和城镇化效应,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产城融合发展,利用集群的创新特性,促进当地形成发展某种产业的创新极和某种产品的区域品牌。要注意及时对乡村振兴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调节,使具体路径更科学有效地助力乡村振兴。

4 结论与讨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各地着力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局。中部传统平原农区作为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欠发达地区,仍面临着生产结构不合理、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人才缺失、发展滞后、竞争力不足等相对严重的发展难题,其乡村振兴的任务也更为艰巨,亟须找寻有效的发展途径以突破发展瓶颈、打破固有发展道路、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激活发展动力,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
本文对农区发展理论中关于内力驱动与外力驱动、多样化与专业化发展的争论解析后,认为产业集群可以有效地化解争论,并较好地融合不同发展主张的优势,从而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基于区域产业发展的三个维度,即专业化程度、空间集聚性和组织厚度,将乡村振兴模式划分为农区产业集聚模式、专业村模式、产业集群模式、创新极模式、精明专业化模式五种模式,此五种模式体现了产业集群动态发展规律中的不同阶段,又恰好分别对应于不同发展水平乡村的振兴战略选择。为此,本文专门利用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从泡桐种植产业集聚—民族乐器加工专业村—民族乐器加工产业集群—乡村创新极—精明专业化)中所体现的不同模式利用时空耦合的方式予以举例说明。由此可见,沿着产业集群发展轨迹所提出的相应的产业发展模式确实能够像抓手一样从乡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不同层面推动乡村振兴。
结合中部传统平原农区发展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即从促进农区的产业集聚开始,因地制宜,找出乡村振兴的产业方向,打下乡村振兴的优势基础;通过培育专业村和产业集群,提高组织厚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多样化经营,促进乡村振兴过程产业的升级优化,同时带动乡村人才、技术、科技、生态等的进步与发展;走精明专业化发展道路,来促进集群区域成为本地的创新极和乡村振兴极,以创新驱动乡村发展,提高竞争力,推进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沿着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相关发展模式与具体路径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把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提高就业、就地城镇化、产业融合发展、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民风民俗特色推广等内容联结、融合起来,成为乡村振兴“集群”战略的重要实施途径。
[1]
Liu Y S, 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Nature, 2017, 548(7667):275-277.

[2]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3]
姜长云. 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J]. 管理世界, 2018, 34(4):17-24.

[4]
韩旭东, 杨慧莲, 郑风田.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化发展[J]. 改革, 2018(10):120-130.

[5]
陈学云, 程长明. 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产融合路径:逻辑必然与实证判定[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11):91-100.

[6]
吴一凡, 刘彦随, 李裕瑞.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J]. 地理学报, 2018, 73(10):1 865-1 879.

[7]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10):1 837-1 849.

[8]
郭炎, 唐鑫磊, 陈昆仑, 等.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8, 38(10):180-189.

DOI

[9]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2013, 68(8):1 019-1 028.

[10]
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269-278.

[11]
赵慧峰.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评《河北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5):143-144.

[12]
芦千文, 姜长云. 欧盟农业农村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0):119-135.

[13]
芦千文, 姜长云. 乡村振兴的他山之石:美国农业农村政策的演变历程和趋势[J]. 农村经济, 2018(9):1-8.

[14]
曹斌. 乡村振兴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8):117-129.

[15]
张俊, 陈佩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内生主体力量培育的路径探析——基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启示[J]. 世界农业, 2018(4):151-156.

[16]
李二玲. 中部农区产业集群与中小企业网络[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7]
李小建, 李二玲. 西方农区地理学理论研究评述[J]. 经济地理, 2007, 27(1):5-10.

[18]
Boschma R, Frenken K.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and region-al branching[C]// H. Bathelt,M. P. Feldman,and D. F. Kogler (eds) Beyond Territory. Dynamic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creation,diffusion,and innov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64-81.

[19]
Slee B.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C]// van der Ploeg J D,Long A. Born from Within:Practice and Perspectives of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Assen: Van Gorcum, 1994:184-194.

[20]
Ploeg J D, Saccomandi V, Ventura F, et al. On the impact of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J]. Proceedings of a seminar held in Assisi,Italy, 1994(1&2):25-27.

[21]
Trippl M, Grillitsch M, Isaksen A. Exogenous sourc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nge:Attraction and absorption of non-local knowledge for new path development[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8, 42(5):687-705.

[22]
Schamp E W.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C]// Th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John Wiley & Sons,Ltd, 2017.

[23]
Amin A, Thrift N. Institutional issues for the European regions:from markets and plans to socioeconomics and powers of association[J]. Economy and Society, 1995, 24(1):41-66.

[24]
Murdoch J. Networks: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407-419.

[25]
Isaksen A, Franz Tödtling, Trippl M. Innovation Policies forRegional Structural Change:Combining Actor-Based and System-Based Strategies[M]. New Avenues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heoretical Advances,Empirical Cases and Policy Lessons. WU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18.

[26]
Jacobs J. The economy of cities[M]. New York: RandomHouse, 1969.

[27]
Neffke F, Henning M, Boschma R. How Do Regions Diversifyover Time? 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aths in Region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87(3):237-265.

[28]
Balland P A, Boschma R, Crespo J, et al. Smart specialization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relatedness,knowledge complexity and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J]. Regional Studies, 2018:1-17.

[29]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1990.

[30]
李二玲, 李小建. 农区产业集群、网络与中部崛起[J]. 人文地理, 2006, 21(1):60-64.

[31]
李二玲, 李小建.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研究[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3(3):9-14.

[32]
杨园园, 臧玉珠, 李进涛. 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J]. 地理研究, 2019, 38(3):684-698.

DOI

[33]
李进涛, 杨园园, 蒋宁. 京津冀都市区乡村振兴模式及其途径研究——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496-508.

DOI

[34]
徐凯, 房艳刚. 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识别——以辽宁省78个区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482-495.

DOI

[35]
方方, 何仁伟, 李立娜. 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研究——基于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J]. 地理研究, 2019, 38(3):699-712.

DOI

[36]
杨忍, 陈燕纯, 龚建周.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J]. 地理研究, 2019, 38(3):725-740.

DOI

[37]
李小建. 中国中部农区发展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38]
吴娜琳, 李小建. 我国农区专业村消失因素的分析——以河南省郏县前王庄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1):127-134.

[39]
李二玲, 庞安超, 朱纪广. 中国农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化及机制[J]. 地理研究. 2012, 31(5):885-897.

[40]
李小建, 罗庆, 樊新生. 农区专业村的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9(2):71-80.

[41]
李小建. 中国中部农区发展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42]
李二玲, 李小建. 论产业集群的网络本质[J]. 经济经纬, 2007(1):66-70.

[43]
乔家君, 李亚静. 专业村集聚的空间表达——以河南省专业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6):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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