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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21 , Vol. 41 >Issue 5: 29 - 3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5.004

区域经济与理论方法

资本积累驱动下的多尺度形态及其特征——基于空间与地域的尺度分析

  • 谷浩 ,
  • 李明 ,
  • 李金龙
展开
  • 湖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2

谷浩（1987—），男，湖南醴陵人，博士，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城市地理以及人口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0-09-03

  修回日期: 2021-04-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中央高校人才项目专用经费(531118010145)

收起

Multi-scale Forms and Features Driven by Capital Accumulation：Based on the Scale Analysis of Space and Territory

  • GU Hao ,
  • LI Ming ,
  • LI Jinlong
Expand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9-03

  Revised date: 2021-04-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随着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崛起，尺度成为了一个解释地理现象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尺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文章阐释空间、地域两个地理核心概念在不同层级尺度上呈现的具体形态和形成原因，以及与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空间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分别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呈现出全球非均衡化空间、新国家空间和多中心城市空间三种形态，体现了尺度在空间上扩张、重构和分化的动态演变特征。当资本固着到地域上时，跨国公司、国家机构、城市政府等地域组织将操作尺度工具对空间进行加固、选择和改造，为资本地域化创造条件，导致地域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分别形成了全球地方化、竞争性地域以及世界城市三种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尺度; 资本积累; 空间; 地域; 跨国公司; 全球城市

本文引用格式

谷浩 , 李明 , 李金龙 . 资本积累驱动下的多尺度形态及其特征——基于空间与地域的尺度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 41(5) : 29 -3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5.004

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Marxist geography from the 1980s,the scal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to analyse geographic phenomena. Based on the scale-based political economy framework,this article explains two geographical concepts of space and territory at different level of scale,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space and territory. The study is found that space driven by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presents three forms as well as global uneven spatial development,new state space,and polycentric urban space at global scale,nation-state scale,and urban scale,which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scale expansion,refactoring and scale differentiation. When capital is fixed to the territory,territori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national institution,and city government will operate scale as a tool to reinforce,select and transform the space at the global,national and urban scales,in order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erritorialization. As a result,there are also three different forms of territory: globalization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competitive region and global city.

Key words： Marxist Geography; scale; capital accumulation; space; territory; multinational company; global city

尺度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利用尺度这一“放大镜”研究地理现象，有助于地理学家深入“描述和解释地球表面的地区差异”[1]。传统上，尺度是广泛地运用于地图学和自然地理学中测量地表空间的工具，是表示地图与地球之间数量关系的制图比例尺[2-3]。随着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崛起，Peter Taylor、Neil Smith、Neil Brenner、刘云刚、王丰龙、马学广等国内外学者开始填充和发展了尺度在社会空间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地理空间中的现象、问题和差异存在于一定尺度范围内，而尺度本身也是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出来的结果。尺度是资本积累下的产物，也是政治活动和斗争的平台，更是为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策略。因此，政治权力对产生尺度概念的决定性作用，是促进尺度生成和分化的关键力量，从而推动了人文地理学界近40年对于“尺度政治”（Politices of Scale）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研究尺度不应该只关注在尺度本身，而应分析尺度在资本积累驱动下的演变过程，要将空间、地方、地域等多个核心地理概念与尺度建立联系，推动尺度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理论意义[4⇓⇓-7]。随着尺度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提出了更具批判性的建议。他们认为仅聚焦于尺度的研究将进入到“尺度中心论的陷阱”，忽略了对研究事物本身和影响事物发展的多重因素分析，搭建具有广泛意义的多维度整体分析框架，着重分析研究事物的发展过程，才可以呈现出研究事物的全貌，凸显研究价值[8-9]。
基于此，本文首先引入尺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以下简称“尺度研究框架”）作为理论基础，该框架将尺度研究纳入到了一个整体范围，并且划分了三个关键地理尺度（全球、国家和城市），为开展尺度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其次，本文选取空间、地域两个地理学核心概念，分别对空间、地域在地理尺度上产生形态的原因进行解析，并且描述它们在尺度中的演变过程。最后，本文将解释空间、地域与尺度之间的关系，提出空间和地域两个维度对于进一步丰富尺度研究框架理论内涵的价值与意义，并对未来的尺度研究提出展望。

1 尺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

1980年代，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Wallerstein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三个独立空间划分（核心—半外围—外围），英国地理学家Peter Taylor批判性地构建了以地理尺度为划分依据，由全球、国家和城市共同构建成整体的尺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具体来说，全球尺度是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运行与实践的范围，强调了资本的扩张是以构建一个世界市场为最终目标，是一个认识世界的“现实整体尺度”；国家尺度展现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面对资本积累冲击所倡导的经济理念与政治策略，被认为是构建全球尺度的基本尺度单元，是一个充满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尺度” ① ；城市尺度 ② 是实现资本积累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关键场域，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矛盾冲突核心地带，是一个“日常经验尺度”[10]。三个地理尺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集中在城市尺度上开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场所，国家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将资本充分调动以扩大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规模，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最终在全球尺度上形成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世界市场。
尽管尺度研究框架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该研究框架仅是将尺度作为垂直划分全球、国家和城市的一个工具以及观察资本运行的视角，尚未对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将形成的具体（空间、地域）形态，以及推动尺度发展变化的核心组织力量进行深入解释。因此，本文将基于尺度研究框架上的三类地理尺度划分，试图分别解释空间和地域两个地理核心概念与尺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全球、国家和城市三个尺度上形成不同形态的具体成因，避免陷入单一维度的“尺度中心论”，从而提升尺度研究框架的理论内涵与解释力。

2 尺度与空间

1970年代，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并被不断地开发、设计和改造[11]。其次，空间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而非自然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蕴含了复杂的社会关系[12]。同样，当尺度作为社会构建的产物时，便与空间产生了天然联系，成为了划定空间范围、层次的最佳研究工具。随着空间不断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发和改造，它将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尺度也随着空间的演变而发生变化。

2.1 全球尺度：全球非均衡化空间

在地理空间范围内，全球尺度与资本主义扩张具有统一性，形成了世界经济体系，塑造了全球非均衡化空间的形态[13-14]。Wallerstein认为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当生产资料不断投入到生产中，产生了生产与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关系；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借助市场力量向外扩张，不断征服地理空间，形成全球产业价值链，最终形成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世界市场[15-16]。
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资本征服空间的动态过程，呈现出尺度扩张的特征。具体而言，14世纪至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萌芽并逐步发展，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地中海沿岸城市（如佛罗伦萨、君士坦丁堡等）之间盛行，并逐步扩大到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如俾尔根、科恩等），把欧洲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区[17]。15世纪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发展远洋贸易和大力开拓殖民地，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等地设立商品贸易门户（如蒙巴萨、圣保罗、马六甲），极力发展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商品交换和劳动分工的雏形，奠定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拉开序幕，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亟需获取生产资料和倾销商品，他们借助政治、军事等手段加速对殖民地区剥夺，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又称帝国主义），将世界各国和地区卷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随着21世纪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已覆盖全球，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掀起了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发展。
重要的是，世界经济体系中长久以来的国际劳动分工造成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性，形成了非均衡化的空间，尺度也会随着空间演变而产生分化[18]。在全球尺度上，由于资本都是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分化，并形成循环往复的“跷跷板”，塑造了核心（core）、半边缘（semi peripheries）以及边缘（peripheries）的空间结构[19]。因此，本文认为在全球尺度上，由于世界经济体系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推广，加剧了全球劳动分工和商品贸易交换价值的不均等，导致了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性差异，当这一地理差异现象映射到全球尺度上，便体现为全球非均衡化空间的发展形态。
总体来说，全球尺度在地理空间范围上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保持一致，以资本积累为核心动力，不断扩张空间尺度，最终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空间结构差异也造成了全球尺度上的空间分化，导致了全球非均衡化空间发展。

2.2 国家尺度：新国家空间

世界经济体系的全面建立，加剧了国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角逐，使得国家空间在资本积累驱动下不断发生变化，国家空间重构现象成为了地理学的重点研究议题。为此，Neil Brenner研究了1960—2000年西欧国家的空间形态和演化关系，具体阐释了从空间凯恩斯主义阶段到危机中的福特主义阶段再到一二轮全球化战略阶段的国家空间形态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理论，使其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尺度上的重要理论依据[20-21]。
新国家空间的出现是一个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的巨大转型过程，呈现出尺度重构的特征[22]。随着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国家作为一个主权固定、边界明显以及意识形态对立的固定空间容器，长期处于“国家中心主义”的认识论[23]。但随着地理空间研究的“社会转向”，国家空间作为容器不断被资本积累、社会活动、权力斗争等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填充，国家空间塑造成为一个社会动态转化的过程，体现了“国家空间性”[24-25]。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对空间尺度实施选择性划分，引导资本流动，调整资本积累的空间尺度，加剧社会关系的重组，导致原本稳固的国家空间结构发生了尺度重构，从而产生了超国家空间（如东盟、欧盟等）和次国家空间（如新区、城市群等）。特别是，国家通过制定特殊政策强化超国家空间和次国家空间的战略优势地位，让地方政府、社会组织获权重组国家空间治理体系，以吸引国内外资本投资，维护国家资本利益。
因此，新国家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尺度重构的过程，不仅没有削弱国家的统治权力和经济资本，反而成为打造国家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保持了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动态平衡。

2.3 城市尺度：多中心城市空间

伴随着全球非均衡化空间的发展和新国家空间的运行，城市成为了资本积累的关键地理空间[26-27]。具体来说，城市是全球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关键节点，是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集中地。但随着全球生产力的提升和资本积累的加速，打破了原有城市均衡的地理空间结构，驱动着城市空间分异现象，导致全球诸多城市形成了多中心的空间形态[28]。
多中心城市空间是资本驱动城市化发展的动态结果，体现了尺度分化的特征。传统的芝加哥学派和中心地理论是分析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功能分布的经典理论依据，他们认为资本将优先集中于城市中心地带，然后成等级依次向外围扩散，不同资本要素组合下形成不同的城市功能[29-30]。但随着20世纪的科技革命和后福特主义带来的生产方式灵活分散性，资本对城市空间的支配和改造呈现出多样化[31]。一方面，政府强化资本对传统优势城市中心空间（城市中心、港口）进行投入，以巩固地方政府对城市的统治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联合地方政府提出优惠政策吸引资本对城市边缘空间（国家新区、产业园区）进行资本化改造，打造多个城市经济增长点，以提升城市在地区、国家和全球中的竞争力。因此，全球大部分城市空间已发展成为了多中心的城市区域（City-regions），这种单中心到多中心的演化过程可以看作是资本积累在城市尺度上的分化过程。
总之，在尺度分化的作用下，城市空间不断被资本化改造，形成了多中心的空间形态。这些多中心空间（中央商务区、港口、文艺中心等）不仅是容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场所，还是全球资本争夺的关键城市空间节点，是实现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载体。

3 尺度与地域

地域是指由组织或个人使用和管理的一个连续性社会空间，组织或个人通过划分边界等手段，形成一个被管制的“有界社会空间”，以限制和控制其他组织或个人对其空间的访问[32]。因此，地域具备了两个主要特征：①有界性。Agnew认为地域通过边界划分，形成了一个有界空间，并依据边界判断“自己人”与“外人”，从而作出吸纳或排斥行为[33]。②控制性。Cox认为地域是一个寻求控制或获得控制权的空间，它与政治权力边界划分的空间范围一致，对被控制空间实施有效管理[34]。
重要的是，对地域进行界线划分的权力和空间控制力量来自地域上的各类组织（如跨国公司、国家机构、地方政府等）[35]，这一类地域组织作为核心力量通常利用尺度工具来加速地域上的资本积累进程，实现资本地域化，巩固地域的稳定性，也导致地域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3.1 全球尺度：全球地方化

1970年代以来，随着后福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资本在全球尺度扩张速度加剧，企业（跨国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网络促进了世界市场发展，加速了全球资本积累和循环；同时，资本也需要依附在某个有界的、固定的地方空间（地域）为其创造资本积累的条件，导致扎根于地方空间上的权力关系（地域组织）突破不同尺度层级的边界，利用尺度工具对空间进行了改造，以加固地域对资本的积累，形成了全球与地方相互交织的发展过程，在全球尺度上呈现出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sation）的发展形态[36]。
具体来说，跨国公司将各个分公司开设到全球地理空间上的关键场所，扩张其生产销售的空间尺度，建立具有等级序列的地域单元。特别是，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部门之间，与供货商、销售商之间的各种资本交易活动，都被安排、组织到了这个地域框架中，为被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运行提供保障[37-38]。同样，跨国公司的资本扩张需要地域提供原始的生产资料，构建固定的基础设施（铁路、港口、机场、通讯设备等），储备有技能的当地劳动力，创造稳定的政治制度保障等，为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网络运行中的物品、人口、信息在地理空间上的生产和积累提供外部条件[39]。因此，跨国公司作为具有全球特征的地域组织需要扩张空间以获取当地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维护生产和销售网络，实现自身利益增长；另一边，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实施差异化的空间生产战略，通过重构或分化地域组织控制的空间尺度，吸引跨国公司入驻，巩固管辖空间的资本积累，以提升国家和城市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40]。例如，国家地域组织将出台稳定、持续的顶层设计（如区域规划、贸易协定），调整国家空间尺度（建设城市群、设立自由贸易区等），以优化跨国资本在国家空间中的配置，缓解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提升国家在全球的竞争力；城市地域组织注重制定供给端政策（制定产业政策、举办国际性交易会等），建立城市产业发展的战略性空间（高新产业园、文体娱乐设施等），以加速跨国资本在城市空间的积累，提升城市在全球的控制力。
因此，全球地方化充分展示了资本在全球尺度运行过程中全球化普遍力量（跨国公司）和地方化特殊力量（国家地域组织、城市地域组织）的双重特征[41]。跨国公司通过开设子公司，占据全球关键场所，不仅扩张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尺度，同时也构建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生产网络。国家地域组织、城市地域组织也积极实施差异化战略提供吸引资本的稳固空间，将其转化成为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场所。

3.2 国家尺度：竞争性地域

国家是一个资本地域化的重要地理平台，它需要不断调整国家空间尺度，为劳动力、商品及资本提供稳固的地理支架，形成具有竞争性的地域，以维护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42]。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使得国家空间不断被尺度重构，新国家空间应运而生，国家地域组织为适应这一变化，通过尺度移动形成了不同层级的竞争性地域，组建了新的地域组织。竞争性地域是国家进行空间竞争的偏向性选择，以优化资本要素在国家尺度上的配置，推动资本地域化进程，打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43]。
重要的是，竞争性地域是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压力下的主动选择，国家地域组织利用尺度工具重构国家空间，设立新的地域合作组织，以加深国家资本地域化、调和内部矛盾、打造竞争力[44]。一方面，国家通过“尺度上移”形成超国家竞争性地域，成立跨国合作组织（如东盟、欧盟等），干涉国家空间发展，提升国家在区域、全球范围上的竞争力。例如，Su基于大湄公河区域（GMS）案例研究发现，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议下，中国与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六国共同签订湄公河区域的合作发展协议，设立部长级会议作为湄公河区域发展的日常决策组织机构，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重大经济战略，有效地聚集了区域资本和劳动力，成功将云南、广西等中国西南地区纳入大湄公河区域内发展，提升了中国在东南亚地理空间上的国家竞争力[45]。另一方面，国家利用“尺度下移”产生次国家竞争性地域，通过中长期空间规划，组建城市之间的合作组织，成立管理机构，缓解国家内部空间发展不均衡，打造由国家主导控制的竞争力。例如，Harrison等通过对中国城市群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国家为提升全球竞争力和缓解自身矛盾，通过编制中长期空间规划、设立区域协调机构等手段，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打造了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群”，加强了国际、国内资本流动的空间配置，缓解了中国内部不均衡的空间发展，在国家控制的有界空间范围内形成一定数量的竞争力地域（如长三角城市群、珠江三角洲等）[46]。
由此可见，国家通过尺度重构来打造竞争性地域，是国家提升全球竞争力和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重要战略手段。国家尺度上的竞争性地域脱离不了国家权力的调控和支持，即国家设立管制机构、出台投资政策等手段，形成“再管制化”策略，使得竞争性地域依然掌握在国家控制的空间范围内，提升了国家竞争力。

3.3 城市尺度：全球城市

Brenner指出资本地域化组织的生产力最终在城市尺度上被调动起来，集中体现在全球城市上[35]。这是因为资本天生具有选择性，会优先流向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较好、劳动力丰富、政治环境稳定的城市，这一类城市便成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佳空间尺度，是控制和指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键场所，被誉为“全球城市”[47⇓-49]。
在全球资本积累加速和城市积聚效应下，跨国公司数量成为衡量全球城市价值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城市地域组织重点引进的资本要素，以提升城市控制全球经济的能力。然而，这种控制能力与城市政府、跨国公司、国家机构等地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密不可分，它们利用尺度工具对城市空间进行分化，以实现城市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50-51]。具体而言，城市政府主动对城市空间尺度进行分化，为资本创造固定的、不同区位的空间场所（中央商务区、产业园区）和优良的基础设施，以吸引跨国公司入驻，提升城市在全球的竞争力[52]。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降低全球资本交易成本，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控制全球生产网络，也将积极地与城市政府合作改造城市空间，加速了城市尺度的分化过程[53]。此外，虽然全球城市作为资本控制终端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但却脱离不了国家地域组织的支持[54]。国家地域组织利用尺度重构，加强中央—地方的垂直管理模式，打造以全球城市为经济增长核心的竞争性地域，将全球城市发展也纳入到了国家尺度中，扩大全球影响力。例如，伦敦金丝雀码头的更新改造是国家投资建设为主导，地方政府提供场所和基础设施，吸引了全球金融、证券等高度资本化的跨国公司，成为了英国乃至全球重要的金融控制中心。
总之，全球城市是城市尺度上特有的地域形态，使得资本地域化的生产力在城市尺度上极大地调动起来，强化了跨国公司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和城市在全球经济竞技场中的竞争力。这不仅仅得益于城市地域组织利用尺度分化了城市空间，为跨国公司提供稳定的空间场所，同样也离不开国家地域组织的顶层设计。

4 结论与展望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崛起推动了“尺度转向”研究，构建了尺度的理论内涵，提升了尺度的功能价值，为分析和解释地理空间上的差异性发挥了关键作用[55⇓⇓⇓-59]。基于尺度的研究框架，本文引入了空间、地域两个地理核心概念，构建了与尺度之间的多维联系，丰富了尺度研究框架理论内涵和应用范围。
首先，本文描述了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空间和地域两个地理单元各自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各类地域组织作为核心力量在资本利益驱动下，利用尺度进行了地理空间改造，从而加速了资本在空间积累的进程，导致了空间和地域在不同尺度上呈现出不同形态，并阐释了尺度在空间和地域上呈现出扩张、重构和分化的动态演变特征的根本原因，是来自跨国公司、国家机构、城市政府为代表的地域组织利用尺度工具对空间开展了加固、选择和改造等行动。这一类地域组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给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强化资本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的积累和循环，维护各类地域组织的资本利益。
其次，尺度研究框架中具备的垂直层级划分功能揭示了空间和地域在不同尺度上所展现的差异性，也呈现了彼此的内在联系。在全球尺度上，资本对地理空间的征服加速了全球资本积累和循环，构建了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但该体系也造成了全球地理空间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塑造了全球非均衡化空间。然而，这种非均衡化空间的形成主要来自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本积累驱动下，它们分化了尺度空间，构建了具有等级秩序的地域单元和具有地域特征的全球生产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和城市地域组织将提供稳固的空间支撑，实施差异化的空间战略，加速跨国资本地域化，在全球尺度上形成了全球地方化。在国家尺度上，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重构国家空间形态，以调节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形成新国家空间。重要的是，新国家空间的形成正是来自国家地域组织利用尺度工具调整了国家空间结构，组建了由国家主导或控制的竞争性地域，以缓解国内空间发展不均衡，重塑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在城市尺度上，资本驱动的城市化导致了城市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改变，形成了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形态。这是因为城市地域组织利用尺度对城市空间进行分化，以提供稳固空间吸引跨国公司进入，打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了商业区、金融区、产业区、文体区等容纳不同类型资本的多中心空间尺度。重要的是，跨国公司与城市和国家地域组织一道来不断地改造城市空间，直接把城市发展转化到了多尺度结构中，共同打造了对全球政治经济实施控制的全球城市。
此外，本文对中国地理学界的尺度研究进行简要回溯。尽管中国的尺度研究起步较晚，但在尺度政治、尺度重构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在尺度政治上，中国学者实现了直接引入西方尺度政治概念到建构本土化尺度政治理论研究的转变。首先，刘云刚等认为在转型中的中国应该关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尺度政治表达，地方政府要重视弱势群体在公共意见中所产生的尺度效应对公共空间造成的影响[6]。其次，王丰龙等进一步发展了尺度政治理论，认为尺度政治是一个经历了权力的尺度化、尺度重构、权力关系转变的过程。尺度政治的基础是尺度化，将经历尺度重构的过程，而尺度政治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权力关系转化[7]。因此，该理论为解释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涉及到了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重组的三大核心形式，解释了行政区划调整中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60]。基于尺度重构视角，中国学者聚焦于国家、城市等方面的案例研究。例如，晁恒等认为国家级新区的产生是国家进行尺度重构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战略性的尺度选择，通过政策扶持、产业试验等创新模式，有效引领了区域发展[61]；杨永春等认为西藏日喀则市的城市空间演变过程受到了权力（中央—东部发达省市—地方）和资本（中央政府—央企/东部发达省市—地方）的双重治理模式影响，是尺度重构策略下的产物[62]。总之，中国学者极大地丰富了尺度研究，这一类研究更多聚焦于中国的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而本文认为利用全球尺度视角开展深入的中国情景研究，探索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更有利于丰富尺度研究框架的本土化理论内涵价值。
最后，本文对尺度的研究是建立在诸多国内外地理学家在“尺度转向”的学术研究基础上，特别是缅怀Neil Smith、Ron Johnston等著名地理学家对尺度研究作出的杰出学术贡献。借此，本文还对未来国内外尺度研究提出两个值得关注的方面：①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尺度研究。近年来，世界大国贸易摩擦激增、国际局部地区领土主权冲突加剧、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凸显导致了逆全球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下滑，国家和地区封锁持续的情况下，逆全球化趋势更为严峻。因此，国家和城市地域组织如何调整空间尺度结构、构建新的合作组织、开展互利合作来应对复杂的全球环境将是未来尺度研究的重点方向。②中国情境下的尺度实践研究。尺度研究须考虑特定的历史、地理、资本和制度等背景因素，有必要再次突破西方尺度研究经验，强调中国情境下地理资源环境、社会发展形态、资本作用方式以及权力结构差异给尺度研究带来的理论补充。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加速，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加剧了资本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均衡配置。因此，将尺度政治、尺度重构等理论研究与当前行政区划实践相结合值得深入探析，将有利于深入推进本土化的尺度理论建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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