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城市间联合申请发明专利作为截面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创新网络，总结其结构演化特征，并用负二项式重力模型，从邻近性视角探讨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我国城市创新网络快速发展，网络生长呈现择优、邻近连接态势，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技术合作是主要网络形式，网络结构呈现“骨干网+区域网+专业网”三网镶嵌局面。②网络连接主要依托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彼此紧密合作，构成整体网络的骨干网；网络生长主要围绕中心城市联络周边城市和技术关联城市，促成城市群创新网络（区域网）和专业技术创新网络（专业网）。③城市间技术合作受城市自身创新能力深刻影响外，地理邻近、技术邻近和制度邻近都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对我国城市创新网络结构演化具有较强解释力。
集聚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技术扩散与知识溢出对区域协同创新和均衡发展愈加重要。基于“集聚—扩散”视角构建包括数据包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在内的区域创新极识别方法，运用ArcGIS软件刻画知识溢出区位特征，并基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解释框架。研究发现：①北京、上海和广东已发育为区域创新极，且北京的创新能极最高，而江苏和浙江已发育成次区域创新极；②中国区域知识溢出网络已形成以“北京—上海—广东”为顶点的密集三角形区域，以及以“北京—四川—广东”为顶点的次密集三角形区域；③中国区域创新极知识溢出的区位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根植性和空间跃迁性特征，且基本遵循“信任—学习—成本”三维机制驱动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解释框架。
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2006—2018年国内发明专利数据，通过甄别不断嬗变的区域创新格局，梳理错综复杂的区域创新网络，揭示“十一五”以来中国区域创新结构的演变历程。主要结论包含：①中国区域创新结构整体上存在两个演变趋势：一为南北分异的持续显现，二为区域创新“菱形构架”的日益稳固。②重点城市群的协同创新模式迥异。南方城市群创新分布趋向均衡，各城市群内部创新能级差异逐渐缩小，合作与日俱增。北方城市群则出现极化趋势，不仅城市群内部创新分异加剧，合作减少，城市群之间合作也相对乏力。③中国区域创新结构兼具集聚经济与跨区域协同的双重特征，一小部分创新增长极不仅集聚着越来越多的创新活动，在区域创新网络中也扮演着越发重要的中枢角色。随后，文章从抑制南北创新分异、建立更加有效的城市群协同创新机制、充分发挥成都与成渝城市群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构建数字化区域协同创新平台等方面，对中国区域创新发展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随着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崛起，尺度成为了一个解释地理现象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尺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文章阐释空间、地域两个地理核心概念在不同层级尺度上呈现的具体形态和形成原因，以及与尺度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空间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分别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呈现出全球非均衡化空间、新国家空间和多中心城市空间三种形态，体现了尺度在空间上扩张、重构和分化的动态演变特征。当资本固着到地域上时，跨国公司、国家机构、城市政府等地域组织将操作尺度工具对空间进行加固、选择和改造，为资本地域化创造条件，导致地域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城市尺度上分别形成了全球地方化、竞争性地域以及世界城市三种形态。
将城市群视为一项区域经济政策，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7个国家级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研究发现：①城市群能够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增长，7个城市群每年带动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0.56%。其中，南方四大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加入城市群的城市比未加入的城市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要高0.92%。②北方三大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③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核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共同作用，与空间距离和核心城市经济水平相关。④七大城市群、南方城市群和北方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空间距离的关系依次表现为“倒N型”“倒U型”和“U型”。⑤核心城市经济水平越高、城市竞争力越强，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效用越大。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科学选择城市群区位、合理规划城市群空间范围、协调城市群内城际关系和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四条政策建议。
以城市集中作为研究核心，基于1992—2013年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城市集中度衡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不同区域范围内的城市集中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我国城市体系总体上趋向于更加扁平化，城市集中度在1992—2003年间断上升，进入21世纪后开始波动下降，且不同区域间城市规模分布情况存在显著差异。②三大地区方面，东部地区与全国发展趋势最为相似，中部地区内部于20世纪末期开始出现差异化发展和波动，西部地区城市集中指数仍在不断提高。③典型城市群方面，京津冀内部城市规模落差较大；长三角东部业已形成相对成熟的连绵城市区，但西部安徽境内城市间形成低—低聚类，区域内存在断层；珠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紧密，灯光总量整体较高，扩散效应显著。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和LISA时空跃迁分析，探究2006—2017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CO2排放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并构建空间滞后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6—2017年，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能源消费CO2排放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类型由良好耦合协调转化为优质耦合协调。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呈东部>西部>中部、南部>北部的趋势，空间格局较为稳定。耦合协调度绝对差异总体上呈减小趋势，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空间集聚性呈波动变化趋势。②空间滞后面板Tobit模型结果表明：年末总人口与空间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GDP和碳排放强度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第二产业比例对耦合协调度具有负向作用，但不明显。
基于银联刷卡消费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多维城市消费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区域已形成以厦门为核心城市，泉州、福州、温州、赣州为次核心城市，漳州、龙岩、莆田、三明、南平、宁德为重要节点城市，其他城市为一般节点城市的消费等级结构。②城际消费联系基本局限于省内，省际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屏障效应。③区域生存性消费网络在整体成网程度、联系强度与不对称程度上明显强于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网络，大多数居民的消费结构仍停留在生活必需品主导的阶段。④城市消费网络受城市综合发展实力，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成情况，地方商品或服务的种类、质量和价格，及行政边界的影响。
利用百度指数的用户关注度表征城市信息流，采用PageRank算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工作日和节假日（春节与国庆节）的城市网络联系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并对其城市网络结构的相关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根据城市在工作日与节假日的PageRank排名可以将所有城市分为“假日活跃型”“工作忙碌型”与“综合发展型”三种类型，不同城市在工作日与节假日的联系特征差异较大；②从空间组织特征来看，工作日城市间的信息联系强度分布更为均衡，城市网络的进入门槛更低，而节假日中呈现出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化现象较为严重；③节假日期间子群内部及子群之间的信息流联系强度高于工作日，并且在节假日中子群间的分派独立程度更低，边界效应得到弱化；④经济条件、就业收入、创新能力及信息化程度与工作日城市网络具有显著正相关性，文旅资源与交通条件与节假日网络关联性更明显，地理距离与行政区划对信息流传播仍具有约束作用。
运用我国1998—2018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首先将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将消费分为八大类，基于莫兰散点图分析城乡居民消费的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其次，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空间结构演变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在空间上呈现增强趋势，但交通、教育和医疗消费在第四阶段（2013—2018：经济新常态）的“虹吸效应”减弱，空间集聚状态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形态；农村居民的交通、教育和医疗消费结构与城镇相似，但其空间结构较为稳定，变化趋势不大。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中发现：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存在正向直接效应，对城乡居民消费存在较强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中国地域广阔，为保证区域协调发展，应避免较强的“虹吸效应”，保证经济要素有效流动，促使要素资源在城乡及省域之间多向流动；各省份需要提高自身发展能力，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从而避免消费等资源外流。
解决城市中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对于促进社会融合和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国25个城市流动人口与家庭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迁移行为、家庭化迁移等特征对其住房选择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①仅有小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已购房。其中，社会经济水平越高，越有可能通过迁居改善住房，并获得城市住房。②家庭化迁移已成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购房的直接驱动力，起到决定性作用。③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获得住房的机制存在显著的城市差异，非一线城市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在住房选择上呈现出“向上的流动性”，即实现从租房到购房，而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即使具有高收入仍很难获得城市住房。建议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将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需求纳入考虑，进而促进流动人口落户，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全球文化贸易数据，借助网络分析软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讨2000—2017年重要时间节点的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时空演化。研究发现：①2000年以来，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全球文化贸易规模呈现波动增长趋势，总体发展态势良好。美国、英国和德国文化贸易总额始终位居前三，中国文化贸易总额增长明显，国家间文化贸易额位居前列的主要是欧美国家。②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密度整体较高，呈现稠密化趋势，国家间文化贸易往来密切，网络发育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特征，两极分化显著。③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三个中心性统计特征量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重要节点国家稳中有变，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和中介能力强的国家存在差异。④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核心国家主要是以美国、英国等为主的欧美国家和以中国、日本为主的东亚国家，边缘国家数量在逐渐减少，整个文化贸易网络联系更加紧密。⑤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社团划分明显，社团间存在整合分裂的演化特征，空间上连续性与分割性并存。
城市专利质量是衡量一个区域创新能力水平的重要指标。构建包含城市专利结构质量、法律质量、技术质量、运营质量的城市专利质量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8年全国279个城市数据，使用动态因子分析法测度并评价城市专利质量。通过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区域差距指数、全局莫兰指数以及LISA散点图、条件收敛方程等工具研究中国城市专利质量时序与空间演进特征。研究表明：①相比专利数量，专利质量能做出更全面科学的评价。②从时序维度看，中国城市专利质量呈缓慢上升态势，可提升空间较大。③从空间维度看，中国城市专利质量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高、低—低、高—低、低—高集聚类型并存。同时，东高西低的特征表明空间不平衡现象凸显。④中国城市专利质量总体上呈现出条件收敛情形，除中部地区外其余地区均出现俱乐部收敛情形。
现阶段，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不再只是全球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IFDI），还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国（OFDI）。在此背景之下，文章分别从投资动因，空间分布格局以及投资与区域发展等三个研究主题对现有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研究进行综述，并着重对比分析三个研究主题下两类不同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研究关注点和实证发现的异同。文章主要发现如下：①中国对外投资动因不仅具有主流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的一般性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并不完全是在优势建立后的海外扩张，更多情况下是获取关键资源以提升国内竞争优势和实现政治战略意图为目的的重要手段。②两类海外投资的时空格局都经历了由高度集聚逐渐趋向均衡的过程，但是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有所差异。相比而言，劳动力等传统区位因子对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而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传统区位因子，关系因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③两类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但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而空间异质性的来源为中国各区域发展基础的差异以及海外投资目的国（来源国）间的国别差异。最后，文章在综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研究的新方向。
文章采用考虑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纹理、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良性发展趋势，先后经历“增长期”“衰退期”与“重振期”三个阶段。区域内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分布具有“城市梯度”与“中流驱动”差异特征。②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空间负相关性，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特征，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极化”现象导致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较差。香港、澳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基本实现联动发展。③政府支持力度、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教育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起到负向作用。教育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开放程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余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绿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长效机制，推动绿色创新与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效衔接，降低区域间协作创新制度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是体现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以欠发达地区快速增长城市郑州为例，基于POI数据，采用DBSCAN和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郑州市现代服务业空间聚集特征；结合问卷数据，探讨郑州市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现代服务业总体及分行业，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嵌套布局特征。郑州已初步形成多个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在一定程度上与发达地区一线城市类似，但是各聚集区集中于母城。现代服务业总体及各分行业空间聚集水平区域差距明显，主要体现为市辖区差异和“母城—新城”差异。形成上述特征的原因在于：现代服务业总体及分行业布局时，市场需求、交通条件、地价租金3项传统因素导向突出，母城这3项传统因素具有比较优势。与发达一线城市相比，欠发达地区快速增长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空间布局表现出传统要素导向，新要素的重要性尚未体现。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背景下，学区常被作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实践教育资源领域化的空间载体。不少研究已揭示了这一过程，但多未涉及以课外补习为主题的影子教育。文章通过对南京主城区影子教育机构空间分异、不同学区家庭参与的程度与差异、以及家庭在其非正式教育空间的竞争的分析，探讨了影子教育与正规教育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教育资源领域化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影子教育机构围绕名校学区高度集聚，其核密度按学区等级逐渐降低；不同学区家庭在影子教育机构的投入存在显著差异，优势家庭得以在影子教育机构转化收获更多的文化资本，以获得竞争优势；竞争导向的升学环境驱动了影子教育机构扩张，其符号内涵驱使其分异。影子教育在学区制度边界之外进一步建立了市场边界，稳固并强化了城市优质阶层对教育资源的掌控，形成了新的教育资源领域化空间，不但加剧了教育隔离也使得教育绅士化向商业空间延伸。
村镇聚落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自然—人文景观系统，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性和相似性。文章基于中国村镇聚落的发展现实，梳理并界定村镇聚落的概念和空间范围，识别村镇聚落空间分异要素。在借鉴已有区划成果的基础上，以地形地貌、气候、资源禀赋、地域文化、外部驱动力、人口、经济和产业等要素为划分依据，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运用空间—属性双重聚类法、综合指数法和专家经验评判，将中国划分为5个村镇聚落大区、12个村镇聚落区和 48个村镇聚落亚区。各个村镇聚落大区、区和亚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发展阶段特征，体现了村镇聚落在全国层面的地域分异规律。通过对村镇聚落概念、识别和区划的研究，不仅能够推动村镇领域的交叉学科应用与发展，还为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升村镇建设和规划管理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支撑。
乡村居住形态演变是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表征。在科学界定乡村居住形态的内涵基础上，选择长沙市近郊10个村落为样本，基于网络数据平台，运用数理统计与可视化方法，识别该地区乡村居住形态于转型期呈现的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其居住形态呈现出高度依赖城市生存的生产近距兼业化，面向现代需求的生活方式城镇化、基于价值输出的产—居空间功能重组化、源于城乡流动的社会网络关系松散化等表征关涉到了乡村从文化观念到空间营建转型的多个维度，且最终都呈现在物质空间的各个层面上。进而，从国家战略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乡村社会网络重组及多元文化冲击等方面研究乡村居住形态演变的机理，从而预判大城市近郊乡村居住形态的演变趋势。
根据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湖南省水资源公报和湖南省统计年鉴，构建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水环境—社会经济三维评级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组合赋权的TOPSIS模型，对2009—2018年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进行测算，进而分析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2009—2018年，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整体由良好等级下降为合理等级，其中藕池河、虎渡河、松滋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明显下降。②2018年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澧水、西洞庭湖水资源承载力处于良好等级，湘江、藕池河、虎渡河、松滋河、东洞庭湖处于超载等级，沅水、资江与南洞庭湖水资源承载力处于合理等级，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布排序依次为澧水>资江>洞庭湖区>沅水>湘江>松滋河>藕池河>虎渡河。最后根据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及其成因提出改善洞庭湖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政策建议。
城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具有关键性作用，而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经济—社会—环境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测算城市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区位商分析城市主导行业，进而阐述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城市协调发展程度及各子系统发展程度呈现不断提高趋势；城市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从“东高西低”到勉强均衡演变；城市三系统滞后问题有所缓解；从主导行业看，不同协调类型城市主导行业差距较大，而区域发展战略、集聚经济与环境规制也是中国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传统村落是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开发的基本单元，区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的识别对乡村规划和旅游开发至关重要。为了准确识别区域传统村落景观特征，在景观基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的概念，以湖南省91个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选取4类11个代表传统村落景观特征指标构建了指标体系，通过计算村落景观之间的相似度，采用聚类方法，发现湖南省存在7个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并通过拓展景观基因识别方法，识别出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最后，利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划分出7个分区，并构建了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图谱。研究表明，湖南省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存在不同的景观基因，依据传统村落景观群系基因差异，结合流域分布、行政区划等数据，划分出宗亲文化村落景观区、湘楚文化村落景观区、苗土文化村落景观区、梅山文化村落景观区、宗亲商贸文化村落景观区、侗族文化景观区和多民族融合文化景观区等7个景观区。
旅游用地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热点课题。客观揭示旅游用地发展进程，有利于厘清旅游用地发展特征、明确旅游用地演化机制、丰富土地利用的内涵。文章通过文献计量法和文献归纳法，系统梳理国内旅游用地相关概念、内涵以及特征，进一步把握我国旅游用地进展。据研究可知：①旅游用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用地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旅游用地与生态系统、旅游用地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旅游用地法律问题等方面。②当前，国内学者对旅游用地概念和内涵界定尚未达成共识；较少从“点”“线”“面”综合角度来探讨空间表征及其演化；旅游用地与其他土地利用交互作用、旅游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及效益等相关研究不足；忽略旅游用地季节性闲置、开发—保护等常规性问题，以及区域突发性灾难事件后，旅游用地管理、利用和转产等问题。③未来研究应充分借鉴管理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以“人—地”关系理论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为核心，探讨基于旅游视角土地功能分类体系和研究框架的构建、大数据和3S技术背景下旅游用地研究方法的革新、探索旅游用地高质量发展，以期形成客观、系统、高效的旅游用地理论与研究方法。
基于多维贫困理论，构建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个人能力发展、居民思想进步、居住条件改善和生态环境破坏5个方面，对旅游扶贫试验区阜平县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发现：①地区经济发展、个人能力发展、居民思想进步与旅游扶贫满意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生态环境破坏与满意度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其中，居民思想进步对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感知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态环境破坏、个人能力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而居住条件改善对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感知较弱。②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对旅游参与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积极参与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转型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研究揭示出，必须将解放居民的思想作为关键的扶贫内容，真正让贫困群众有参与感、成就感、尊严感。同时，要加强政策扶持，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当地居民脱贫致富的能力。
基于ABC态度模型，构建乡村民宿旅游地游客忠诚度结构关系模型，以野溪铺村和锡福村为案例地，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探讨乡村民宿旅游地游客忠诚度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乡村民宿旅游地游客忠诚度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符合ABC态度模型，是认知—情感—行为序列的连续过程。②影响因素分四个方面：在直接影响因素中，感知价值、旅游涉入、品牌体验、品牌个性及满意度均对游客忠诚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间接影响因素中，感知价值、旅游涉入、品牌个性、品牌体验等均通过满意度间接影响忠诚度，品牌体验、满意度在品牌个性对忠诚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得以证实；在总效应中，满意度对忠诚度影响最大（0.465），对品牌体验影响最小（0.185）；在二维影响因素中，情感价值和成本价值、自我表现性、真诚的和关爱的、行为体验因子对忠诚度正向影响更为显著。③作用机制方面，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相互作用及二者对忠诚度的影响构成乡村民宿旅游地游客忠诚度推力机制和拉力机制，态度认知成分通过情感成分影响行为成分构成忠诚度传导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