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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5: 165 - 17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5.018

三农、土地与生态

中国村镇聚落概念、识别与区划研究

  • 杨保清 , 1, 2, 3 ,
  • 晁恒 , 1, 2, ※ ,
  • 李贵才 1, 2 ,
  • 何谕 1, 2
展开
  • 1.北京大学 深圳研究生院，中国广东 深圳 518055
  • 2.北京大学（深圳）未来城市实验室，中国广东 深圳 518055
  • 3.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1
※ 晁恒（1987—），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空间治理、区域发展与治理、城市与区域规划。E-mail：

杨保清（1993—），男，河南安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村镇聚落演化规律。E-mail：

收稿日期: 2020-07-22

  修回日期: 2021-04-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2018YFD1100300)

收起

Concept，Identification and Divis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in China

  • YANG Baoqing , 1, 2, 3 ,
  • CHAO Heng , 1, 2, ※ ,
  • LI Guicai 1, 2 ,
  • HE Yu 1, 2
Expand
  • 1.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Guangdong，China
  • 2. Laboratory for Urban Future，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Shenzhen 518055，Guangdong，China
  • 3.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7-22

  Revised date: 2021-04-0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村镇聚落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自然—人文景观系统，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性和相似性。文章基于中国村镇聚落的发展现实，梳理并界定村镇聚落的概念和空间范围，识别村镇聚落空间分异要素。在借鉴已有区划成果的基础上，以地形地貌、气候、资源禀赋、地域文化、外部驱动力、人口、经济和产业等要素为划分依据，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运用空间—属性双重聚类法、综合指数法和专家经验评判，将中国划分为5个村镇聚落大区、12个村镇聚落区和 48个村镇聚落亚区。各个村镇聚落大区、区和亚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发展阶段特征，体现了村镇聚落在全国层面的地域分异规律。通过对村镇聚落概念、识别和区划的研究，不仅能够推动村镇领域的交叉学科应用与发展，还为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升村镇建设和规划管理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支撑。

关键词： 中国村镇聚落; 概念; 区划; 村镇聚落区; 村镇聚落大区; 村镇聚落亚区; 地域文化

本文引用格式

杨保清 , 晁恒 , 李贵才 , 何谕 . 中国村镇聚落概念、识别与区划研究[J]. 经济地理, 2021 , 41(5) : 165 -17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5.018

Abstract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are a complex natural-human landscape system under specific geographical conditions,which has been affected by long-term natural,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and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ased on the reality situat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in China,this paper combs and defines the concept and spatial scope boundary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and identifi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elements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And based on the existing zoning results,this article takes the topography,climate,resource endowment,regional culture, external driving force,population,economy and industry and other factors as the basis for division,and adopts a zoning idea that combines top-down and bottom-up. Based on spatial-attribute double clustering method,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and expert experience evaluation,it divides China into 5 large regions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12 regions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and 48 sub-regions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There are different natural attributes, economic attributes,social attributes,cultural attribute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among the big regions,regions and sub-regions of the villages and towns settlements,which embodies the law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concept,identification and division of villages and towns,these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villages and towns, but also provide basic scientific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management of villages and towns to meet the strategic needs of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concept; zoning; reg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large reg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sub-reg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 regional culture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四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不仅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和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也逐渐引发乡村系统的衰落等一系列“乡村病”[1]。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进入实施阶段。国家层面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其核心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着力破解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2]。
区划作为地理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和重要工作内容，通过对地域单元过程和类型的综合分析，研究区划单元的发展演变、空间分异、聚类合并及其相互关系[3]。区划的初衷是为了科学认知地域发展的规律性与空间分异性，但随着现实发展的需要及研究范畴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区划逐渐成为地理学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4]。综合区划则是在全面分析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等多要素的基础上[5]，寻求地理结构与功能在地域单元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规律。当前，学者们已从人文地理[6]、主体功能[7]、现代农业[8]、生态[9]、新型城镇化[10]等多方面，对中国综合区划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和实践。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综合区划的热潮，学者们围绕综合区划的目标与原则、评价指标体系，数据的采集与处理，区划方案的可持续性与应用性等方面进行了扎实而又深入的研究[11]。综合区划的理论基础已经突破了地理学的学科范畴，与生态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交叉应用趋势明显，技术方法和区划标准也更加科学化。
在村镇领域，对于村镇聚落区划目前较为普遍的研究和实践仍是选取具有代表性与研究价值的典型区域，根据聚落的地域类型[12⇓-14]、空间形态[15-16]和聚落景观[17-18]进行划分。宏观尺度的聚落景观区划研究虽然较为丰富，但多专注于生态景观或文化景观等单一要素的地域差异性。例如：刘邵权将农村聚落作为一个复合生态系统，通过主导因子法和叠置法，得出四川省农村聚落生态景观区划方案[19]；郑文武、申秀英和刘沛林等分别从湘西、中国南方和全国三个空间层级对传统聚落文化景观进行定量评价、要素识别与区划[20⇓-22]。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且历史悠久的国家，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散布在全国的村镇聚落在空间格局、结构形态、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和建筑景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即使是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快速城镇化冲击和信息化浪潮影响，村镇聚落的这种地域差异仍然存在。目前，农村空心化分区[23]、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24]、村庄分布格局[25]、村镇聚落空间重构[26-27]等都已成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课题。
1950年代，吴传钧、竺可桢等先生就提出：“地理学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特别要为我国的农村发展服务”[1]。地理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要创新发展人地关系理论和地域系统理论，发展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体系[28]。当前，村镇聚落发展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均衡、自然资源匮乏、外部驱动力不足和生态环境约束等突出问题，亟需相关学术成果的有力支撑。其中，就包括要对村镇地域系统的要素组织、结构演化、功能识别、情景模拟及其地域类型分异与机制开展研究[29]。因此，村镇聚落综合区划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前瞻性、必要性和建设性。在对中国当代村镇聚落概念和空间范围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开展村镇聚落区划研究，可为上述工作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支撑与指导。

1 中国村镇聚落概念与空间范围界定

聚落（settlement）泛指一切居民点，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并具有明显地域分异特征的空间场所[30]。聚落的物质和非物质元素交互作用，产生不同的聚落类型，并由此形成聚落分异[31]。广义的聚落可以分为城镇聚落和乡村聚落[32]，乡村聚落无疑属于村镇聚落范畴（图1），但对于建制镇是否划归为村镇聚落却充满了争论。从我国的城乡规划标准来看，建制镇的各项规划纳入城镇总体规划，规划标准与县城并齐，因而在传统聚落分类中将建制镇划归为城镇聚落。另一方面，我国建制镇的设置标准规定“人口规模超过20 000人，其中乡政府驻地非农人口超过10%就可以设置镇”，这使得现实中大部分建制镇仍然呈现显著的乡村景观，理应属于乡村聚落范畴[33]。综上，本文认为建制镇与周围村落联系密切，是一定范围内村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是乡村聚落中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村镇聚落应由建制镇和乡村聚落共同构成，是囊括了所有乡村聚落和部分城市聚落中建制镇聚落的景观系统。对应我国的乡村地域系统[34]，村镇聚落应包括除县政府驻扎地以外的建制镇、集镇、重点村、中心村、自然村等。
图1 村镇聚落体系范畴

Fig.1 Systematic scope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然而，本文对村镇聚落的界定却延伸了原有乡村聚落的空间范围，如何去界定村镇聚落与城市聚落的空间边界则变得复杂和模糊。张小林认为乡村与城市的边界界定是动态的、相对的、非整合性的，因而村镇聚落空间范围的界定也是根据城市与乡村界限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35]。一般的城乡界限是依据我国“城市—乡镇—村庄”的行政边界划分，在这样的划分标准下，Ⅰ类型村镇的空间范围一般都位于城市的外圈层（图2a）。然而，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核心区和缓冲区的快速扩张会把临近的原始村镇纳入到城市市区，并使其呈现城市景观，如Ⅱ类型村镇（图2b）。此外，远离城市市区的Ⅲ类型村镇也可通过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发展，呈现出兼具小城市和大乡村的景观聚落特征（图2b）。而位于城乡缓冲带的Ⅳ类型村镇，受到城市和乡村两种力量的影响，呈现出半城市和半乡村的景观状态（图2b）。本文参照Cloke依据乡村性指数划分的乡村类型[36]，认为Ⅰ类型村镇属于极度乡村（extreme rural），Ⅲ类型村镇属于中度乡村（intermediate rural），Ⅳ类型村镇属于中度非乡村（intermediate non-rural），上述三种类型都是村镇聚落；而Ⅱ类型村镇属于极度非乡村（extreme non-rural），已不属于村镇聚落的空间范畴。
图2 村镇聚落空间范畴

Fig.2 Spatial boundaries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2 中国村镇聚落空间分异要素识别

村镇聚落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自然—人文景观系统[25]（图3）。村镇聚落区划就是从区域角度观察和研究其复杂自然—人文景观系统，探讨区划单元的分异组合和划分合并，以揭示村镇聚落在区划单元的共同性和区划单元之间的差异性。由此，我国村镇聚落区划应以自然环境要素、社会经济要素和演化阶段要素为划分依据。
图3 村镇聚落复杂自然—人文景观系统要素识别与因果关系

Fig.3 Factors identification and causality of complex natural-human landscape system in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2.1 自然环境要素

自然环境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海拔和资源禀赋四个方面。地形地貌对村镇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最为直接，除了会直接影响到村镇聚落的密度、形态等物理结构外，还影响到土地利用、生产生活方式和对外联系。气候对村镇聚落的影响同样显著，气温、降水、光照、湿度、风等气候因素不仅影响到村镇聚落建筑形态和农业生产方式，还涉及到气候灾害对聚落的破坏和稳定性影响。海拔影响区域内的常年气压、温度、含氧量和太阳辐射，间接地影响聚落建筑风格和居民的种植方式。资源禀赋是受地形、地貌和气候等综合影响的发展资源要素，包括河流水系、地质条件和地理区位等因素，这些因素对村镇聚落的影响同样直观。例如，河流水系会影响村镇聚落的空间分布，地质条件影响村镇聚落的建筑用材与地域符号的表达。

2.2 社会经济要素

社会经济要素包括人口、地域文化和外部驱动力三个方面。人口是社会环境子系统的主体，人口情况既包括人口数量也包括人口质量，直接关乎到村镇聚落的整体活力。在环境承载力的阈值内，人口的聚居和数量的增加代表着村镇聚落活力的提升和社会环境的优化。地域文化对村镇聚落的影响虽是长期的，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村镇聚落的景观以及内在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文化习俗、民族民系和宗教语言更是识别村镇聚落分异的重要符号。例如，中国的藏文化区、西北伊斯兰文化区与东部农耕文化区在生产生活上具有较大差异。外部驱动力是村镇聚落“形成、演变和发展”的主导因素，包括市场力、政策力、行政力和技术进步，具体表现为产业要素、交通便捷程度和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驱动。

2.3 演化阶段要素

演化阶段要素可以表征村镇聚落在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素综合影响下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状态。依据生命周期理论[37]，Christaller、Butler等学者对乡村聚落演化周期进行了归纳研究[38]。吴志强则综合自然、社会和市场等因素的不同生命周期状态，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聚落划分为萌芽型、佝偻型、成长型、发育型、成熟型[39]。同样，村镇聚落系统与生物生命体类似，从内部构成、功能发展、演化规律来看也具有明显的生命体特征。综合考虑我国村镇聚落发展特征和演变趋势，本文将村镇聚落发展演化划分为初期阶段、发育阶段、成熟阶段、约束阶段和衰退阶。其中，初期—发育—成熟—衰退阶段是按照村镇聚落生命周期规律进行划分，约束阶段则是村镇聚落从初期阶段到成熟阶段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因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发生的“逆发展”现象。在不同演化阶段，村镇聚落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物质景观、人口规模和结构等都呈现不同的特征[40]。

3 中国村镇聚落区划的概念框架与方法

3.1 概念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建构了村镇聚落区划的概念框架（图4）。由于主导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尺度效应，中国村镇聚落区划方案将进行三级划分。其中，一级区划以自然和人文经济地带要素为导向，采用“自上而下”的区划单元划分方法，由整体到部分，主要依据区域内部的相对一致性原则[21]；二级区划则进一步根据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发展驱动力和约束力等因素在一级区划单元内的差异性进行划分，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三级区划主要以村镇聚落的演化发展阶段特征、物质空间特征和文化性等因素为导向，采用“自下而上”的区划单元划分方法。即由部分到整体，主要依据区域之间的共轭性原则，通过对最小区划单元指标体系的分析，逐步合并归纳出较高级别的区划单元[12]。最后，基于基本原则、制图标准和专家评判，制定中国村镇聚落区划初步方案。
图4 中国村镇聚落区划概念框架

Fig.4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zoning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in China

3.2 基本原则

区划原则是确定区划指标，选择区划方法，建构区划体系和形成区划制图的重要依据[23]。在参考我国已有的综合区划原则[4,8,11]基础上，根据村镇聚落区划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中国村镇聚落综合区划的五大原则。

3.2.1 整体性与综合性原则

整体性是强调区域连续性和完整性，在不同空间尺度进行村镇聚落单元划分时，注重较小空间的合并和行政区划的完整性，避免存在空间留白。综合性是既要考虑自然要素的地域分异规律，又要考虑人文要素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3.2.2 主导性原则

首先，要在多维度的影响因素中选择主导性因子；其次，不同等级层次的村镇聚落单元划分，要注意主导因子的差异性。

3.2.3 等级层次性原则

在村镇聚落区划具体实践中，当从一个大的地理单元划分出若干个小的地理单元时，要体现高等级区划单元包括低等级区划单元的全部内容，并且高等级系统制约着低等级系统。

3.2.4 相对一致性原则

在同一区划单元内，村镇聚落的结构特征、景观特征、功能特征等应具有相对一致性。针对主导因素的差异性而言，随着区划单元等级层次逐渐降低，其内部的相似性应逐级增强。

3.2.5 时效性与实用性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村镇聚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往往发生变化，村镇聚落的区划方案应保持与时俱进。同时，为更好地满足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可操作性与可应用性是制定区划方案的前提与基础。

3.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3.1 测度方法

①综合指数法。首先将已有文献中不同要素图层的数据进行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然后综合运用熵值法和专家评判法对不同要素图层进行权重赋值，最后运用加权图层叠置模型[4]进行综合指数计算。加权图层叠置模型的公式为：
C = ∑ i = 1 m W i · R i
式中： W i为第i个要素图层的权重； R i代表第i个要素图层的赋值数；C是加权图层叠置模型综合指数。
②空间—属性双重聚类模型。空间—属性双重聚类是同时涉及空间域和非空间属性的空间聚类挖掘方法，主要针对高维空间数据进行探测性分析。参考刘敬一[41]的面向栅格的空间—属性双重约束聚类方法和黄金川[42]的空间—属性聚类模型，该模型采用广义欧式距离作为聚类统计量，其公式为：
D i j s p a c e = α x i - x j 2 + y i - y j 2 + β ∑ k = 1 n W k + z i k - z j k 2
式中： D i j s p a c e为空间单元中心点i和j的广义欧氏距离；α和β分别是广义欧氏距离中的空间距离权重和属性距离权重；（xi，yi）和（xj，yj）分别表示空间单元中心点i和点j的空间地理坐标；zik和zjk分别是点i和点j在第k个属性值；n为点群的属性个数。本文将县级行政区划单元作为空间—属性双重聚类的最小空间单元，并赋予每个单元空间和属性的双重数据。
③专家经验评判法。在区划边界确定过程中，会出现无法用定量方法清晰划分边界的技术问题，因此需要参考专家经验进行评判划分。一是小幅度矫正在定量处理中尚存在的模糊边界，避免村镇聚落各项属性的空间非均质化导致的梯度边界不清晰；二是与已有的传统聚落区划、乡村聚落地域类型等进行对比分析，对各级区划边界合理调整和完善，优化区划方案。

3.3.2 村镇聚落演化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县域作为村镇聚落区划的最小空间单位，按照代表性、可量化、可操作和可比性的原则，从人口、经济、产业、交通和城镇化等共5个维度构建了表征村镇聚落演化阶段特征的指标系统（表1）。其中，P1为农业人口比重反映县域城市化发展情况，农业人口比重越低，说明村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越迅速，为负向指标；P2为农村人口流失率，体现村镇经济发展活力，经济发展越有活力，人口流失率越低，为负向指标；E1为人均“三农”财政投入表征政府在政策与经济上对村镇聚落演化的驱动力，为正向指标；E2为村镇经济比重，E3为农村人均纯收入，反映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情况，表征村镇聚落自我演化的驱动力，为正向指标；I1为非农产业结构比率反映出当地村镇聚落的整体产业景观，非农产业比重越高，村镇聚落的发展水平越高，为正向指标；I2为第一产业就业比例，为负向指标；T1为道路密度，T2为高铁通达度，反映交通便捷度对村镇聚落空间变革的影响；U1为城镇化驱动，反映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驱动力对村镇聚落空间未来演化的影响。结合专家咨询和AHP模型，赋予了各项指标层的权重。
表1 村镇聚落综合发展演化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维度 指标层 测度方法 指标权重
人口P P1农业人口比重 农业人口数量/县域总人口，% 0.10
P2农村人口流失率 （乡村户籍人口-乡村常住人口）/乡村常住人口，% 0.10
经济E E1人均“三农”财政投入 年度“三农”财政投入/农村人口，元 0.05
E2村镇经济比重 县域GDP/所属市域GDP，% 0.15
E3农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经营费用支出，元 0.10
产业I I1非农产业结构比率[42] 第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生产总值，% 0.15
I2第一产业就业比例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就业人员总数，% 0.10
交通T T1道路密度 道路总长度/地区总面积，km/km2 0.10
T2高铁通达度 县域所属地级市高铁站，有设置为“1”，无设置为“0” 0.05
城镇化U U1城镇化驱动 城市群对县域是否覆盖，是设置为“1”，无设置为“0” 0.10

3.3.3 数据来源

村镇聚落区综合划运用的县域社会经济数据，包括县域人口、就业、GDP、产业、财政投入、家庭收入等来自《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乡镇卷）—2017》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cn/page/Login.aspx）。中国气候一级区划、中国农业自然区划矢量图和中国1∶100万地貌类型空间分布栅格图等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http://www.resdc.cn/data.aspx?DATAID=201）、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共享服务平台（http://www.geodata.cn/），数据年份为2017年。2017年全国道路交通数据与2017年全国高铁站点分布图来源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地理数据平台（http://geodata.pku.edu.cn），城市群规划分布图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政务公开的各个城市群发展规划通知。本研究一共筛选县级行政单元2 404个（其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台湾省村镇聚落数据参考已有研究[32]。

4 中国村镇聚落区划技术流程与方案

4.1 方案标准与命名

在关于地理要素区划方法的文献中，已经对区划方案的等级划分、命名法则和编码方式等内容有着系统研究[8]。本文区划方案既要考虑到我国国土面积幅员辽阔、自然与人文环境种类丰富、村镇聚落地域差异明显的现实，又要保持村镇聚落区划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因而，最终采用“大区—区—亚区”3级划分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区划标准（表2）。
表2 村镇聚落综合区划方案标准与命名

Tab.2 Programme standards and nomenclature of comprehensive zoning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区划方案标准 一级区划 二级区划 三级区划 参考文献序号
区划等级 大区 区 亚区 [22]
命名规则 地域范围+通名 区域名+类型与特征+通名 区域名+类型与特征+演化阶段+通名 [3]
编码方式 大写罗马数字Ⅰ、Ⅱ、Ⅲ… 大写英文字母A、B、C… 阿拉伯数字1、2、3… [44]
区划思路 以自上而下为主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 以自下而上为主 [20]

4.2 中国村镇聚落一级区划方案划定

村镇聚落大区划分采用自上而下的思路，方案划定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将中国气候一级区划矢量图、中国农业自然一级区划矢量图和中国1∶100万地貌类型空间分布栅格图与县级行政单元矢量图层进行叠置，获得每个县级行政单元在气候、农业自然和地貌等图层的赋值数。然后，将每个图层赋予1/3的权重并按照加权图层叠置模型计算出每个县级行政单元的综合指数，根据综合指数分级初步划分出村镇聚落大区的轮廓。其中，赋值数的确定采用熵权法，由于中国地貌类型空间分布为栅格图层，选择县域内各栅格赋值的平均值作为该县级单元在地貌图层的最终赋值。第二步，对初步划定的村镇聚落大区轮廓征询专家意见，并参照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的大区方案[4]、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景观地区方案[29]和中国东中西经济地带划分，遵循地形地貌和省级行政区划边界的完整性，对初步划定的村镇聚落大区边界进行修正。具体修正包括：将南北方沿海地区进行合并，形成东部沿海村镇聚落大区；将藏南地区划归到青藏高原村镇聚落大区；将山西高原划归到北方村镇聚落大区；将河南淮河流域划归到北方村镇聚落大区；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划入北方村镇聚落大区。最终，将全国划分为5大村镇聚落大区（图5），分别是Ⅰ东部沿海村镇聚落大区、Ⅱ北方村镇聚落大区、Ⅲ南方村镇聚落大区、Ⅳ西北村镇聚落大区和Ⅴ青藏高原村镇聚落大区。
图5 中国村镇聚落一级区划方案划定流程

Fig.5 The first-level zoning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in China

4.3 中国村镇聚落二级区划方案划定

村镇聚落二级区划是在一级区划基础上，根据地理区位、自然环境、人文条件、驱动力和约束力等在一级区划单元内的差异性进行划分，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自上而下是在村镇聚落大区划分的基础上，基于村镇聚落大区内的地域文化、气候、地形地貌、经济、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异同性来划分二级区。自下而上是以县级行政区为最小空间单元通过空间—属性双重聚类模型，来测算村镇聚落发展演化空间格局，并进一步归纳为驱动类村镇聚落和制约类村镇聚落。首先，将表1的数据导入到综合指数公式（1）中，计算出每个县域单元的综合发展演化指数；其次，将该指数作为每个县域单元的属性导入到空间—属性双重聚类模型公式（2）中；第三，计算得出中国村镇聚落发展演化空间格局（图6）。在聚类过程中，基于村镇聚落生命周期理论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指数在（0，0.32]、（0.32，0.68]和0.68，1.00]区间的村镇聚落分别划分为初期型、发育型和成熟型。依据县域村镇人口流动状况，若初期型村镇聚落人口为净流出状态，则将其进一步划分为约束型村镇聚落；若发育型村镇聚落人口出现人口流出状态，则将其划分为衰退型村镇聚落。最后，将发育型和成熟型村镇聚落归纳为驱动类，将初期型、约束型和衰退型村镇聚落归纳为制约类。通过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二级区划进行对比、调整和修正，并借助专家经验评判，在全国共划分出12个村镇聚落区（图7，表3）。
图6 中国村镇聚落发展演化空间格局

Fig.6 Spatial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in China

图7 中国村镇聚落二级区划方案划定流程

Fig.7 The second-level zoning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in China

表3 中国村镇聚落区划与区域特征

Tab.3 Zoning and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in China

大区 村镇聚落区 村镇聚落亚区 主要分布区域 区域特征
Ⅰ
东
部
沿
海
村
镇
聚
落
大
区		 ⅠA环渤海外援驱动村镇聚落区 ⅠA1辽中南劳务输出衰退型村镇聚落亚区 辽宁中南部 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明显或自下而上发展动力强劲，村镇土地城市化现象显著，村镇聚落区多处于成熟和发育阶段；也存在村镇人口流向区域中心城市，处于衰退阶段的村镇聚落。
ⅠA2京津核心都市辐射带动成熟型村镇聚落亚区 北京天津河北滨海区域
ⅠA3山东半岛综合驱动成熟型村镇经济亚区 山东半岛
ⅠB长三角外援驱动村镇聚落区 ⅠB1苏北淮海平原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江苏北部 村镇聚落景观受吴越和海派文化影响，村镇自身驱动力足，与城市聚落边界模糊，村镇聚落一般处于成熟发育阶段。
ⅠB2苏浙沪工业企业带动成熟型村镇聚落亚区 江苏、浙江、上海
ⅠB3江淮平原劳务输出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安徽东部
ⅠB4浙东沿海工业企业带动成熟型村镇聚落亚区 浙江沿海地区
ⅠC闽台综合驱动村镇聚落区 ⅠC1浙闽山地丘陵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浙江南部、福建东部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明显的闽台文化特征，村镇聚落发展受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综合影响，外向型经济特征突出，多处于发育阶段。
1C2台湾岛精致农业带动成熟型村镇聚落亚区 台湾省
ⅠD华南综合驱动村镇聚落区 ⅠD1粤东潮汕文化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广东东部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村镇聚落受工业化和城镇化驱动明显，城镇聚落边界模糊，处于成熟阶段；粤桂滨海地区和海南岛村镇聚落发展受热带农业和旅游业影响，多处于发育阶段。
ⅠD2珠三角工业化与城镇化带动成熟型村镇聚落亚区 广东珠三角地区
ⅠD3粤桂滨海热带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广东西南、广西滨海
ⅠD4海南岛热带农业与旅游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海南省
Ⅱ
北
方
村
镇
聚
落
大
区		 ⅡE东北综合制约村镇聚落区 ⅡE1松嫩三江平原农业带动衰退型村镇聚落亚区 黑龙江东部、吉林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关东地域文化特征，耕地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但平原地区受人口流失和土地生态退化等约束条件，山地地区受地形约束，加之城市对村镇辐射驱动力不足，多处于约束型阶段。
ⅡE2长白山地劳务输出带动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吉林东部
ⅡE3东北中部平原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辽宁、吉林西部
ⅡE4大小兴安山地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黑龙江、内蒙古
ⅡE5内蒙古高原东部畜牧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内蒙古东部
ⅡF华北平原综合驱动村镇聚落区 ⅡF1环京津山地绿色经济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内蒙古中部、河北西北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中原地域文化特征，农业生产条件优越，村镇聚落空间呈现微观聚集，宏观分散均匀的特点，聚落体系格局较为完善，但受工业化与城镇化驱动作用较小。
ⅡF2冀鲁豫平原高效旱作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
ⅡF3淮河平原劳务输出带动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河南东南、安徽北部
Ⅲ
西
北
村
镇
聚
落
大
区		 ⅢG黄土高原综合制约村镇聚落区 ⅢG1豫西山地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河南西部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和黄河地域文化特征，村镇聚落规模较小，空间分布受到地形、水源条件影响显著，人口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地形崎岖、地质条件相对差等影响着村镇聚落的发展，多处于约束阶段。
ⅢG2山西高原黄土山地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山西
ⅢG3晋中河谷盆地旱作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山西中南部
ⅢG4关中平原传统灌溉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山西中部
ⅢG5陕甘宁黄土高原生态修复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陕西北部、甘肃中东部
ⅢH西北干旱气候自然制约村镇聚落区 ⅢH1蒙古高原矿产—畜牧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内蒙古中西部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明显的伊斯兰和丝路文化特征，水源对聚落密度、规模和农业生产布局的影响大，整体呈集聚空间格局，但居民点用地相对粗放，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发展以畜牧、灌溉农业、资源开采为主，村镇聚落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ⅢH2河套宁夏黄河灌溉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宁夏西北、内蒙古中部
ⅢH3河西走廊灌溉农业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甘肃中西部
ⅢH4甘新沙漠绿洲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甘肃西部、新疆中部
ⅢH5天山垂直山地畜牧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新疆中部
ⅢH6伊犁河谷环天山综合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新疆西北部
ⅢH7天山北麓屯垦—民族聚居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新疆北部
Ⅳ
南
方
村
镇
聚
落
大
区		 ⅣⅠ长江中游综合驱动村镇聚落区 ⅣⅠ1大别山—江汉平原综合驱动成熟型村镇聚落亚区 河南南部、湖北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明显的荆楚文化和徽州文化特征，地势平坦、气候条件适宜、水热条件优越，交通便利，现代农业发达，并且受城镇化驱动明显，村镇聚落多处于发育阶段。
ⅣⅠ2洞庭湖湘江平原商品粮基地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湖南北部
ⅣⅠ3鄱阳湖赣江平原商品粮基地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江西北部、安徽南部
ⅣⅠ4皖南山地平原劳务输出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安徽西南部
ⅣJ西南综合制约村镇聚落区 ⅣJ1四川盆地综合驱动成熟型村镇聚落亚区 四川中东部、重庆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明显的巴蜀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村镇聚落空间格局受地形、地质条件和交通影响较大，整体呈现片状或团状分布，多数村镇聚落发展动力不足，处于约束阶段。
ⅣJ2秦巴—湘西山地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陕西南部、重庆、湖南西部
ⅣJ3云贵桂山地多民族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云南、贵州、广西西北部
ⅣK东南自然制约村镇聚落区 ⅣK1武夷山地丘陵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江西东部、福建西部 村镇聚落景观具有明显的湘赣文化和客家文化特征，地形与交通对村镇聚落空间格局影响较大，水热条件充足，农业产业化带动效应明显，但城市对村镇聚落辐射不足，多处于约束阶段。
ⅣK2湘赣山地丘陵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江西西部、湖南东部
ⅣK3两广北部山地丘陵劳务输出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广西、广东北部
Ⅴ
青藏
高原
村镇
聚落
大区		 ⅤL青藏高原藏人文主导村镇聚落区 ⅤL1河东湟水谷地灌溉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青海东部 村镇聚落景观的藏传佛教文化特征明显，宗教景观独特，自然条件多为高原高寒地区，村镇聚落发展受草原农牧与河谷种植业带动明显，村镇人口多为区域内部流动，村镇聚落多处于初期和发育阶段。
ⅤL2藏北青海高原畜牧农业带动初期型村镇聚落亚区 青海、西藏北部
ⅤL3柴达木盆地资源开发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亚区 青海北部
ⅤL4藏南山地河谷农业带动发育型村镇聚落区 西藏南部
ⅤL5川藏滇西高山峡谷垂直农业约束型村镇聚落亚区 西藏东部、四川西部、甘肃南部、云南西北部

4.4 中国村镇聚落三级区划方案划定

村镇聚落三级区划采用自下而上的区划方法，主要依据村镇聚落的演化发展阶段、聚落形态、空间组织、建筑风格和文化性等因素在二级区划单元内的差异性进行划分。基于中国村镇聚落发展演化空间格局（图6），结合专家经验评判，并辅助参考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的景观亚区方案[29]，在全国共划分出48个村镇聚落亚区（图8）。
图8 中国村镇聚落区划初步方案

Fig.8 Preliminary scheme of zoning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s in China

4.5 中国村镇聚落区划初步方案

最终，中国村镇聚落综合区划方案共包括5个村镇聚落大区、12个村镇聚落区和48个村镇聚落亚区（图8，表3）。
整体来看，中国村镇聚落一级区划与赵松乔的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45]有一定吻合性。青藏高原村镇聚落大区和西北村镇聚落大区的划定，表明村镇聚落地域分异受自然因素影响显著。南北方村镇聚落大区的划定，是基于东部季风区影响下，中国传统地域观念差异进行划定。东部沿海村镇聚落大区划定则增加了社会经济地带性主导因素的影响。二级区划中，将黄土高原区划入西北大区，是其传统地域观念和聚落景观更趋近西北。三级区划中，虽然云贵桂地区地形复杂、人文景观空间分异明显，但是喀斯特地质条件形成的聚落景观与社会经济发展演化特征更为趋同，因此并未进一步划分。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①村镇聚落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自然—人文景观系统，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性和相似性。本研究从聚落体系和空间范畴两个方面对村镇聚落进行了概念界定，即村镇聚落是包括所有农村聚落和部分建制镇聚落的乡村地域系统，其空间边界具有动态性和模糊性，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演化阶段的多维异质性将导致村镇聚落的空间分异。
②村镇聚落综合区划是以中国自然环境要素的地域分异为基础，结合村镇聚落社会经济要素和演化阶段要素的分异组合，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空间层级的村镇聚落单元。中国村镇聚落综合区划相比以往的景观聚落区划、传统聚落区划和乡村聚落区划，更具综合性，不仅能够推动村镇领域的交叉学科应用与发展，为村镇聚落空间类型谱系识别、评价检测、规划优化、数字模拟等重要课题研究奠定基础，也为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升村镇建设和规划管理提供基础性的科学支撑。
③按照主导性、等级层次性、相对一致性、整体性与综合性、时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在已有区划成果的基础上，以地形地貌、气候、资源禀赋、地域文化、外部驱动力、人口、经济和产业等要素为划分依据，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划思路，运用空间—属性双重聚类法、综合指数法和专家经验评判，将中国划分为5个村镇聚落大区、12个村镇聚落区和48个村镇聚落亚区。中国村镇聚落遵守胡焕庸线的人口分布规律：胡焕庸线东南部村镇聚落密集，空间异质性明显，区划较为密集；胡焕庸线西北部村镇聚落空间同质性高，区划相对稀疏。此外，从村镇聚落演化阶段发展情况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村镇聚落已基本进入成熟演化阶段；华北平原、四川盆地、内蒙古高原、新疆北部地区等地区处于发育阶段；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山地丘陵地带的村镇聚落大部分产业单一、人口流失严重，大部分处于约束型演化阶段；东北地区村镇发育完整，但近年来面临经济转型的突出问题，人口流出严重，村镇出现衰退迹象；西北和青藏高原区的村镇聚落虽然产业单一、经济普遍落后，但是村镇人口空心化并不严重，大部分处于初期发展的演化阶段，并且有少数村镇聚落依靠资源性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5.2 讨论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散布在全国的村镇聚落在空间格局、结构形态、生产方式、文化习俗和建筑景观等方面千差万别，并且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然而，本研究在全国范围内采用同一套村镇聚落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镇聚落空间差异性的精确度，也减少了对村镇聚落的多元价值和独特魅力的认识。未来村镇聚落综合区划可以在本研究工作基础上，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开展更为精细的区划方案研究，以更加突出村镇聚落区划的地域空间性和复杂多样性。基于中国五大村镇聚落大区划分方案以及对村镇聚落发展的制约和驱动因素识别，我国不同地域村镇聚落的未来发展应采取差异化策略。东部沿海村镇聚落大区应优化城乡体系空间格局，提升城镇化工业化对村镇聚落的驱动作用，进一步推进产业发展的效益和效用。北方村镇聚落大区应巩固基础农业发展，优化完善村镇人才引进政策，推动城镇化、工企业与农业的“三轮”驱动。西北村镇聚落大区未来发展应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修复、水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利用优越的光热条件巩固发展特色农业生产种植。南方村镇聚落大区应进一步巩固强化四川盆地和长江中游两大农业生产基地，丘陵山地村镇聚落区优先发展交通设施，完善农业的中小型机械生产，发展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旅游业，解决农村“空心化”“石漠化”等“乡村病”问题。青藏高原村镇聚落大区应以高原生态保护与修复为前提，突出保护藏传佛教地域文化景观，实现高寒农牧产业现代化，推动发展具有高原特色的生态、文化旅游等服务业。
其次，本研究仅仅是对中国村镇聚落综合区划的一个初步方案和尝试，还存在其他不足。在基础理论上，尽管国外学者已提出乡村生命周期演化模型，但是中国的村镇聚落生命周期演化理论体系尚未形成。本研究尝试将村镇聚落演化阶段划分为初期阶段、发育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和约束阶段，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证。在区划方法上，在叠置分析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对最终区划方案的划定依据专家经验评判的定性方法，方案结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在空间单元上，由于受数据（特别是社会经济数据）限制，本研究以县级行政区为最小空间单元，而实质上村镇聚落应是包括所有农村聚落和部分建制镇聚落的乡村地域系统，并不完全与县级行政单元相对应。未来应加强村镇聚落综合区划的精细化研究，开展基于乡镇尺度的村镇聚落综合区划，而且尺度缩小后的模型方法、数据获取、区划理念、方案标准等都是具有一定难度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村镇聚落综合区划所依据的社会经济要素具有动态演变的特点，地域空间内的经济、人口、产业等是不断发展演化的，村镇聚落的数据会不断更新，所以导致依据数据分析进行空间分异的村镇聚落区划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因此，村镇聚落综合区划方案要与时俱进，根据最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条件和因素，不断对区划方案进行调整和修正。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2]
李裕瑞, 王婧, 刘彦随, 等.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4, 69(2):199-212.

DOI

[3]
郑度, 葛全胜, 张雪芹, 等. 中国区划工作的回顾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05(3):330-344.

[4]
念沛豪, 蔡玉梅, 张文新, 等. 面向综合区划的国土空间地理实体分类与功能识别[J]. 经济地理, 2014, 34(12):7-14.

[5]
黄秉维. 新时期区划工作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6]
方创琳, 刘海猛, 罗奎, 等. 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J]. 地理学报, 2017, 72(2):179-196.

DOI

[7]
樊杰.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J]. 地理学报, 2015, 70(2):186-201.

DOI

[8]
刘彦随, 张紫雯, 王介勇. 中国农业地域分异与现代农业区划方案[J]. 地理学报, 2018, 73(2):203-218.

DOI

[9]
傅伯杰, 刘国华, 陈利顶, 等. 中国生态区划方案[J]. 生态学报, 2001(1):1-6.

[10]
方创琳. 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分区的科学方案研究[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贵阳市人民政府.新常态:传承与变革—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15:16.

[11]
李雯燕, 米文宝. 地域主体功能区划研究综述与分析[J]. 经济地理, 2008, 28(3):357-361.

[12]
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 地理学报, 2012, 67(4):516-525.

DOI

[13]
单勇兵, 马晓冬, 仇方道. 苏中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及类型划分[J]. 地理科学, 2012, 32(11):1340-1347.

DOI

[14]
朱倩琼, 郑行洋, 刘樱, 等. 广州市农村聚落分类及其空间特征[J]. 经济地理, 2017, 37(6):206-214,223.

[15]
郭晓东, 马利邦, 张启媛. 陇中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基本类型分析——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13, 33(1):45-51.

DOI

[16]
刘焱序, 王仰麟, 彭建, 等. 城郊聚落景观的集聚特征分析方法选择研究[J]. 地理科学, 2015, 35(6):674-682.

DOI

[17]
胡慧, 胡最, 王帆, 等.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链的特征及其识别[J]. 经济地理, 2019, 39(8):216-223.

[18]
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J]. 地理研究, 2011, 30(9):1637-1647.

[19]
刘邵权. 农村聚落生态研究——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20]
郑文武, 邓运员, 罗亮, 等. 湘西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定量评价与区划[J]. 人文地理, 2016, 31(2):55-60.

[21]
申秀英, 刘沛林, 邓运员, 等. 中国南方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其利用价值[J]. 地理研究, 2006(3):485-494.

[22]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J]. 地理学报, 2010, 65(12):1496-1506.

DOI

[23]
杨忍, 刘彦随, 陈秧分. 中国农村空心化综合测度与分区[J]. 地理研究, 2012, 31(9):1697-1706.

[24]
刘彦随, 李进涛.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J]. 地理学报, 2017, 72(1):161-173.

DOI

[25]
杨忍, 刘彦随, 龙花楼, 等.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空间优化重组解析[J]. 地理科学, 2016, 36(2):170-179.

DOI

[26]
李小建, 杨慧敏. 乡村聚落变化及发展型式展望[J]. 经济地理, 2017, 37(12):1-8.

[27]
郭炎, 唐鑫磊, 陈昆仑, 等.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8, 38(10):180-189.

DOI

[28]
刘燕华, 郑度, 葛全胜, 等. 关于开展中国综合区划研究若干问题的认识[J]. 地理研究, 2005(3):321-329.

[29]
刘彦随, 龙花楼, 张小林, 等. 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12):1498-1505.

[30]
金其铭. 我国农村聚落地理研究历史及近今趋向[J]. 地理学报, 1988(4):311-317.

DOI

[31]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J]. 地理学报, 2009, 64(4):426-434.

[32]
胡振洲. 聚落地理学[M]. 台北: 三民书局,1993.

[33]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34]
刘彦随. 新时代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8(3):461-466.

DOI

[35]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J]. 地理学报, 1998(4):79-85.

[36]
Paul J Cloke.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J]. Regional Studies, 1977, 11(1):41-46.

[37]
王玉涛, 王丰川, 洪静兰, 等. 中国生命周期评价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及对策分析[J]. 生态学报, 2016, 36(22):7179-7184.

[38]
Butler R W. Tourism Area Life Cycle[M]. Oxford UK: Goodfel low Publishers Limited, 2011.

[39]
吴志强. 论新时代城市规划及其生态理性内核[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3):19-23.

[40]
周国华, 贺艳华, 唐承丽, 等. 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J]. 地理学报, 2011, 66(4):515-524.

[41]
刘敬一, 薛存金, 樊彦国, 等. 一种面向栅格的空间—属性双重约束聚类方法[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17, 19(4):447-456.

DOI

[42]
黄金川, 林浩曦, 漆潇潇. 空间管治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类型区划[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46-57.

DOI

[43]
卢冲, 刘媛, 江培元. 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S1):147-150.

[44]
程维明, 周成虎, 李炳元, 等. 中国地貌区划理论与分区体系研究[J]. 地理学报, 2019, 74(5):839-856.

DOI

[45]
赵松乔. 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一个新方案[J]. 地理学报, 1983(1):1-1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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