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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 >

2021 , Vol. 41 >Issue 5: 122 - 13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5.014

产业经济与创新发展

基于文献视角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比较

  • 杨博飞 , 1 ,
  • 朱晟君 , 1, ※ ,
  • 高菠阳 2
展开
  • 1.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 北京 100871
  • 2.中央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 北京 100081
※ 朱晟君（1984—），男，安徽淮北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升级、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杨博飞（1993—），男，贵州贵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和金融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0-01-16

  修回日期: 2021-02-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

收起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 YANG Bofei , 1 ,
  • ZHU Shengjun , 1, ※ ,
  • GAO Boyang 2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81，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1-16

  Revised date: 2021-02-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现阶段，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不再只是全球主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IFDI），还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来源国（OFDI）。在此背景之下，文章分别从投资动因，空间分布格局以及投资与区域发展等三个研究主题对现有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研究进行综述，并着重对比分析三个研究主题下两类不同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研究关注点和实证发现的异同。文章主要发现如下：①中国对外投资动因不仅具有主流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的一般性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具体体现在中国对外投资并不完全是在优势建立后的海外扩张，更多情况下是获取关键资源以提升国内竞争优势和实现政治战略意图为目的的重要手段。②两类海外投资的时空格局都经历了由高度集聚逐渐趋向均衡的过程，但是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却有所差异。相比而言，劳动力等传统区位因子对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而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传统区位因子，关系因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③两类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但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而空间异质性的来源为中国各区域发展基础的差异以及海外投资目的国（来源国）间的国别差异。最后，文章在综述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未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 海外对华投资（IFDI）; 对外直接投资（OFDI）; 投资动因; 投资区位; 关键资源; 经济全球化; 新发展格局

本文引用格式

杨博飞 , 朱晟君 , 高菠阳 . 基于文献视角的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比较[J]. 经济地理, 2021 , 41(5) : 122 -13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5.014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China is no longer just the world's main destination for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 but becomes one of the main sourc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n this context,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existing studies from three primary streams: motivations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oversea investment; and impact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it's found that: 1) The motivation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not only share the commonalities of traditional overseas investment,but also have their own uniqueness,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s not only an brand expans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domest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which both gradually changed from centralization to decentralization ar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Traditional location factors, such as labor,have mor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han relationship factor. 3) The two types of investment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but both of them have obvious spatial heterogeneity which is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s in China and countries. Beyond these,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the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Key word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investment motivation; investment location; key resourc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2000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开始起步。经历了20年的发展，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中国双向海外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从数据来看，2002—2018年期间，中国双向海外投资规模在海外对华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和中国对外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两方面都增长明显（图1）。
图1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情况(2002—2019年)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Fig.1 Chinse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2002-2019)

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2002—2008年，这一时期中国吸引了大量的海外对华直接投资，并逐步成为世界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之一。虽然在同一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有所增加，但是整体规模相对较小。第二个时期为2008—2018年，这一时期中国吸引的海外对华投资规模依旧保持增加，但是增速却逐渐放缓，而对外投资规模则表现出明显增加，并且从2011年开始，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一直保持在世界前三。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海外对华投资规模，成为海外投资资本净输出国。虽然2016年之后，受中国对外投资回归理性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下全球对外投资水平下滑的双重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就全球来看，中国仍旧是全球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由此看出，2011年以后，中国不再只是全球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国，还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海外投资输出国[1]。
在双向海外投资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3]。首先来看海外对华投资，2003—2018年，中国地级市所吸引的海外对华投资基尼系数由2003年的0.79下降到了2014年的0.72，2014年之后，基尼系数一直处于0.72左右波动的态势。由此看出，在中国各地级市间，海外对华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经历了一个从集聚到逐渐扩散并保持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同样地，中国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格局也呈现出类似的空间扩张趋势。2003—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由2003年的139个增加到了2015年的188个。并在此之后，覆盖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一直维持在188个左右（图2）。
图2 2003—2018年中国各城市海外对华投资基尼系数以及中国对外投资覆盖国家或地区数量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Fig.2 Gini coefficient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ities of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OFDI destinations (2003-2018)

在此背景之下，近20年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4⇓⇓⇓⇓-9]。相关文献所关注的重点研究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①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主体投资动因分析[6,10]；②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时空分布趋势及其影响因素[2⇓-4,9]；③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11-12]。
虽然从研究主题上看，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相关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问题相类似，但是两类研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和切入点却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海外对华投资时，中国是海外资本投资的接受者，并且在大多数研究中海外对华投资往往被认为是促进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1,13]。因此，相关研究所讨论的主题为解析海外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和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10,14-15]，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各区域应该如何吸引海外投资的进入以及如何利用海外对华投资促进本地发展[11,16-17]。而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则转变成了海外资本投资的提供者，相关研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中国如何选择海外投资目的地[18⇓-20]以及中国对外投资对中国各区域和目的国发展带来的影响[12,21]。
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针对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上述异同系统地进行梳理，大多数研究主要以海外对华投资或者中国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其他国家海外投资的异同[10,22]。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实际，积极吸收海外对华投资和继续主动对外投资都将长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在此背景之下，深入认识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间的异同，无论是对于长期指导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实践还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双向海外投资间的空间互动都能提供科学的实证参考。基于此，本文将通过系统梳理现有关于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研究，着重对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在投资动因、投资空间区位特征以及各自促进区域发展机制等方面的异同进行归纳总结。

1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动因

综合世界各国的投资实践来看，跨国企业是各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行为主体，因此当前研究在分析海外投资动因时以分析跨国企业海外投资行为的动因为主，并从两部分对其进行解构：一是讨论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所具备的优势条件。相关研究认为只有当跨国企业已经建立一定优势之后，企业才具备进行海外投资的潜在动力。二是分析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目的。
目前被广泛运用于解释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经典理论为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企业同时在所有权（Ownership）、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和区位优势（Location）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并且这些优势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海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相关的成本时，跨国企业就会进行海外投资[23]。而跨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资源获取、需求合作等形式将资本配置到投资效率最优的地理区位。
在海外对华投资的研究中，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借助于解析海外跨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行为[24-25]。相关研究认为由于中国所吸收的对外投资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因此海外对华投资动因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投资动因类似，即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在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之后通过大规模向中国投资以获取中国各地区低廉劳动力和市场[26]。
但是，关注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却发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难以全面解释中国对外投资动因[22,27]。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践主体与传统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范式下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中国企业往往并不是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等各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的条件下才进行海外投资，尤其是民营企业[28]。在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仅在某一方面具有优势[29]。二是从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来看，国有企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绝对主力[19]，由于国有企业所有制的特殊性，其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会受到地方或中央政府的强烈干预，使其对外投资不仅要满足自身发展的经济目的，还要满足背后地方或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图[30]。
为深入剖析上述差异导致中国对外投资动因存在其特殊性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者在传统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框架下引入了二元性理论（Ambidexterity theory）、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和资源基础理论等新研究视角[31⇓-33]。基于二元性理论视角的研究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游”位置。因此区别于传统对外投资中主要是由拥有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流向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单一流向”情境，中国对外投资存在两种流向：一是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顺向对外投资，二是流向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中国企业进行两类对外投资时所依托的优势条件和投资目的间的差异使得中国对外投资具有与传统对外投资相异的二元性[34⇓-36]。具体而言，在进行顺向对外投资时，因为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中国企业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所以中国企业主要还是利用这些传统优势进行海外投资。而在进行逆向对外投资，中国企业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等方面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甚至处于劣势，此时中国企业通常会选择利用其在培养、维护和利用外部业务利益相关者（例如竞争对手、政府、供应商和分销商）的关系方面的独特能力和优势，即关系优势来弥补其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在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势[37]。
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提出区别于海外对华投资多受市场因素影响，制度因素也是影响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38-39]，但现有研究对于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投资促进机制的解读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制度规避，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认为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当前中国所存在的法律体系不成熟、市场竞争不充分等制度不足导致部分中国企业希望通过海外投资将生产活动布局到其他国家以寻求更为完善和成熟的制度环境[31]。另一种观点是制度促进，该观点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很愿意也很积极参与到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中来。在此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会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来扶植和鼓励从而促进企业进行海外投资[40]，而在此促进机制之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能因为带有一定的政治战略意图，而并非完全以追求投资利益最大化为投资目标。
此外，部分学者还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出发提出相较于获取目的国的劳动力和市场，中国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目的更可能是为了获取战略性资源。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可能并没有利用或强化自身现有的竞争优势，而是更可能试图解决自身存在的竞争劣势[41]。换句话说，开拓海外市场以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并非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的目的更有可能在于通过投资从海外获取关键性的互补资源、学习先进知识来培育自身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以增强自身在国内的发展优势[42]。
综上所述，中国对外投资不仅具有主流对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的一般共性，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22]，即由于投资主体和国内制度环境的差异，中国对外投资并不仅仅只是在完全具备各种优势之后的全球扩张，而更多的是以获取关键性发展资源和满足政治意图为目的的战略手段。

2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格局

当前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格局的研究主题分为两类：一是描述性分析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格局的特点及趋势；二是在总结相关区位理论的基础之上利用计量模型来解释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2.1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分布

本文根据不同时期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分布特征的实证研究结果以及对应时期的统计数据分析情况（图3），大致将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演化过程分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规模都较小，且在空间上都表现出高度集聚。2002年，东部地区吸收的海外对华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86.23%，而中西部地区所吸收的海外投资分别只占到全国的10.94%和2.83%。相关实证研究也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国超过90%的海外对华投资集聚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和沿长江流域的“T”型轴线上[4]。而同一时期，中国超过60%的对外投资都流向了英美等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而对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较少[43]。
图3 2003、2008、2018年中国各地区海外对华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Fig.3 Spatial pattern of Chinese OFDI in 2003，2008 and 2018

第二个阶段大致为2002—2008年，也就是中国加入WTO的初期。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整体规模也随之大幅上升，尤其是海外对华投资。随着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同时增加，二者的空间分布格局也逐渐由高度集聚开始逐渐趋向均衡。一方面，大量海外对华投资的进入不仅继续提升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海外对华投资的集聚水平，尤其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还同时扩散到了中西部内陆地区，使得中西部地区零星地出现了海外对华投资高度集聚的城市，如长沙、成都和重庆等城市[44]，2002—2008年，3个城市吸收海外投资的比重分别从0.5%、0.61%和0.43%上升到1.2%、1.49%和1.81%。另一方面，在这期间，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规模显著增加，并逐渐超过了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总体规模。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投资新增的热点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大洋洲和非洲地区的国家，而非地理位置相对邻近的亚洲国家[30]，2002—2008年，中国对大洋洲和非洲的直接投资占比分别从1.17%和2.59%，上升到3.49%和9.82%。而对除中国香港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则从12.07%下降到8.78%。
第三个阶段为2009年至今，在这一时期，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空间分布格局的均衡趋势进一步加大。在海外对华投资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和国内要素市场变化的影响，海外对华投资的规模虽然依旧保持逐年增加的势头，但是增速却明显放缓。从空间分布上看，中国各地区海外对华投资的分布更加均衡。虽然东部地区海外对华投资的整体规模优势依旧明显（2018年，东部地区吸收海外投资占全国比例为53.94%），但是中西部地区所吸收的海外对华投资比重上升明显，分别达到了33.83%和12.24%。尤其是湖北、河南、安徽等省份整体吸收海外对华投资规模上升明显。而在西部地区，虽然海外对华投资整体规模仍然较小，但省会城市的海外对华投资集聚水平增加明显，例如成都、西安和贵阳等城市[3]。在中国对外投资方面，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整体规模的大幅度增加，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海外资本输出国（图3）。在这一时期，亚洲邻近国家开始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投资热点区域[45]。2009—2018年，中国对除中国香港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占比上升到了13.03%，是所有大洲中上升幅度最大的。
除了上述的空间演变趋势之外，中国对外投资的时空格局还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对外投资大量集聚于中国香港，2008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中约有60%流向了中国香港。二是中国对外投资还大量集中于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等“避税天堂”[2]，且近年来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08—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中流向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的比例由6.49%上升到8.82%。
综上所述，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空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表1）：第一阶段为2000年之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较低，双向海外投资规模整体较小，空间分布上呈现出高度集聚的特征。第二阶段为2000—2008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开放程度逐渐提高，双向海外投资规模急剧增加，空间分布开始由高度集聚逐渐趋向均衡。第三阶段为2009年之后，中国双向海外投资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空间均衡的趋势也在进一步加大。
表1 各阶段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空间分布特征

Tab.1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in different stages

阶段 总体特征 海外对华投资 中国对外投资
第一阶段
（2002年之前）		 整体规模小，空间分布高度集聚 “T”字形分布格局明显，且高度集聚在东部地区 高度集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第二阶段
（2002-2008年）		 整体规模逐渐增加，空间分布由集聚转向均衡 东部集聚优势加剧，中西部地区出现分布热点城市 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规模上升，新增热点地区多分布在非洲地区
第三阶段
（2008年之后）		 规模增加依旧，空间分布均衡趋向明显 东部集聚优势依旧，中西部整体集聚水平上升明显，区域不均逐步缩小 全球范围分布更加均衡，亚洲邻近国家成为新进投资热点

2.2 双向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子

现有地理学研究主要从集聚效应、传统区位因子、制度关系因子等角度讨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因子[10,39,46-47]。关注集聚效应的研究认为，海外投资的空间集聚具有“区域自我加速”机制[4]，即一个地区已经累积的海外投资会对新进入的海外投资起到示范作用，从而吸引新的海外投资进入到该地区[48]；关注传统区位因子的研究认为海外投资的空间区位选择是国家或企业对投资成本和收益综合考虑的一种理性反映[49]，并以此为依据强调市场、劳动力要素和自然资源禀赋等传统区位因子对海外投资空间布局的影响[50-51]；关注制度关系因子的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尚处于转型期，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将面临设施不完善和制度环境不稳定等情况[30]，这使得中国双向海外投资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一情况，企业可以依托正式制度关系和非正式社会文化关系来减少其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因此，制度关系因子在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过程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8,52]。
尽管影响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种类存在相似，但是两类研究对于各类因子的关注程度却存在明显差异（表2）。整体而言，在讨论海外对华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现有研究更关注集聚效应和传统区位因子的作用，而对制度关系因子则关注较少，而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时，制度关系因子则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关注前者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各次区域如何吸引外资，因此各次区域间的差异成为研究的重点；而关注后者的研究主要讨论中国如何选择海外投资的目的地，因此不仅各国家和地区间差异受到关注，海外投资目的地与中国间的相互关系也成为了主要考察的因素之一。
表2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空间区位影响因素研究梳理

Tab.2 Review on the 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因素类别 具体因子 讨论文章数量
占总数比（%）		 相关实证研究发现
集聚效应 前期海外投资规模 IFDI 70.59 外资对集聚效益的追求，投资区位倾向于外资的聚集区域[4]
OFDI 9.68 中国对英直接投资存量的积累促进了直接投资的增加[54]
传统区位因子 自然资源 IFDI 0.00 -
OFDI 58.06 中国在美洲OFDI的能源寻求动机并不强，……，资源需求动机没有得到充分验证[60]，2003—2008年中国的OFDI被吸引到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非洲国家[9]
市场规模 IFDI 97.06 市场规模是影响城市FDI区位的显著正向因素[44]
OFDI 96.77 对美国直接投资非常注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63]
劳动力要素 IFDI 82.35 早期劳动力要素低成本优惠是FDI区位选择与本地根植的主要因素[15]，与劳动力价格相比，外资企业会更注重劳动力素质[3]
OFDI 100.00 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受到东道国廉价劳动力的吸引[62]，高科技人才会造成知识溢出效应，而这正是吸引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55]
制度关系因子 制度环境 IFDI 85.29 培育良好外商投资软环境，对吸引外资起着重要作用[5]
OFDI 80.65 不同的制度因素对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OFDI 区位的影响不同[38]
政治关系 IFDI 0.00 -
OFDI 51.61 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与中国外交距离小的地方投资[64]
经济关系 IFDI 0.00 -
OFDI 61.29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越来越取决于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2]
社会文化关系 IFDI 11.76 社会文化关系和血缘关系是东南亚华人集团对华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65]
OFDI 51.61 海外的宗族社会网络会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有正面积极的促进作用[47]
具体而言：两类研究关注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集聚效应在海外对华投资的研究中受到更多关注，在讨论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时，超过70%的文章都对集聚效应对海外对华投资空间区位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且普遍发现海外对华投资在选择投资区位时更倾向于选择外资的聚集区域，证明了“区域自我加速”效应的存在。而在讨论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时仅有不到10%的文章对集聚效应进行了讨论[53⇓-55]。虽然关注集聚效应的研究数量较少，但是也普遍发现先进入的对外投资所积累的市场信息和经验会影响中国新进入对外投资的空间区位选择[54-55]。
其次，市场规模和劳动力要素等传统区位因子在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空间区位研究中都受到了广泛关注，超过80%的研究都对这两个区位因子进行了讨论[56⇓-58]。但相比之下，对于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中，大部分关注区域自然禀赋的研究认为，自然资源获取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尤其是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9,38,59]，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否定，认为从整体投资情况的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自然资源获取动机并没有得到充分确认[20,60]。
最后，制度关系要素中的制度环境在两类研究中的受关注程度也都相对较高[61-62]，但是两类研究中对于制度环境的测量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讨论海外对华投资时，现有研究多关注中国各次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开放程度，而在讨论对外投资时，现有研究多关注目的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和政府治理水平。
相比之下，对于关系要素的关注程度在两类研究中却呈现较大差异。关系要素中，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等都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研究中被广泛讨论，且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与海外投资目的地间良好的关系能够显著促进对外投资的进入[47,64]。而在海外对华投资区位研究中对社会文化关系的讨论较多，对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讨论较少。所涉及的研究主要关注内容是与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社会文化联系对于海外对华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的影响[65⇓⇓-68]。
除了关注程度存在差异以外，各类因子在对海外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到的作用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同一类型的因子对于对两类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传统区位因子中，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对于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重要程度要大于区域自然资源禀赋[69]，尤其是劳动力要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各区域在起步阶段吸引对华投资的主要因素[70]，但是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优化和发展阶段的改变，进入中国的海外投资质量逐年上升，使得其对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追求有所降低，因此，近年来区域劳动力的质量也逐渐成为海外对华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56,71]。相比之下，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则在中国早期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增加和相关制度的完善，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在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程度也在不断提升[9]。
同样地，讨论制度环境对于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研究普遍发现两类投资的空间区位选择对于区域制度环境的考虑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区域制度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吸引海外对华投资进入，虽然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都执行了类似的政策以吸引海外对华投资的进入，导致区域制度环境的优越性对对华投资的吸引力有所下降[50]，但是海外对华投资更青睐进入制度环境较好的区域的事实并没有改变。而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却发现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一部分研究发现目的国的制度环境对于吸引中国对外投资具有正向作用[72]，而另一部分研究发现制度环境较差的目的国反而吸收了更多的中国对外投资。因为投资于政治相对不稳定的国家，可以让中国避免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者竞争，获得更大投资的利润[9,73]。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对目的国的制度环境偏好的差异主要来源于投资主体的不同[62]。一般来说，以经济利益为主要投资目的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投资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而国有企业由于其独特的所有权结构使得其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出于对政治目标的考虑，则不会将目的国的制度环境作为是否投资的主要考虑指标。
二是不同类型的因子间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对海外对华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研究发现，相较于社会关系因子，传统区位因子是海外对华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首要影响因素，尤其是市场规模[15]。而制度关系因子则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74]，尤其是政治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虽然近年来，社会文化关系因子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其依旧是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

3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区域发展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区域发展也是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相关研究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讨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75⇓-77]；二是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促进机制的空间异质性检验[78]。

3.1 作用机制

关于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如何促进区域发展的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地区，不同类型的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表3）。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普遍对于区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2,75,79]，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阻碍了区域发展[80]。
表3 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

Tab.3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海外投资类型 区域类型 作用机制 作用效果
海外对华投资 中国各次区域 缓解融资约束 +
技术溢出 +
关联效应 +
技术锁定 -
挤压效应 -
中国对外投资 中国各次区域 投资收益 +
资源补缺 +
逆向知识溢出 +
提供金融资本 +
目的国 提升税收 +
促进就业 +
合作扶持 +
具体来看，讨论海外对华投资与区域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海外对华投资如何促进中国各次区域的发展。现有研究提出海外对华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技术溢出和关联效应促进区域发展[81]。首先，作为一种外部融资渠道，海外对华投资可以直接为中国各次区域提供金融资本支持，通过增加区域金融资本供给，缓解区域发展可能面临的金融约束[75]。其次，海外对华投资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中国各次区域发展。海外对华投资的进入不仅为中国本地企业提供了可以近距离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先进技术、管理和工艺的机会，还让中国本地企业可以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发展，从而促进其发展[82]。最后，海外对华投资还能通过关联效应促进中国各次区域的发展。海外对华投资进入区域后，通过与上下游企业产生联系形成生产关联。生产关联所具有的关联效应为本地企业带来了更多“干中学”的可能，从而促进区域发展[76]。但是，也有部分研究提出海外对华投资并非都能促进中国各次区域发展。因为海外对华投资有可能产生技术依赖，造成技术锁定[83]。此外，海外对华投资还有可能对中国各次区域发展产生挤压效应，例如，跨国公司凭借优厚的薪资待遇吸引中国的高素质人才，破坏中国各次区域原有的发展基础[80]。
区别于海外对华投资，关注中国对外投资与区域发展的研究不仅关注中国对外投资如何影响中国各次区域的发展还关注其如何影响目的国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对于中国各次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投资收益、资源补缺、逆向知识溢出等机制来实现[84⇓-86]。其中，投资收益是指，对外投资作为一种金融投资手段可以让投资方通过金融资本投资的形式获取直接经济收益[84]。资源补缺是指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从海外市场获得其发展所需的关键性资源，以弥补自身的竞争劣势。大量实证研究发现，许多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并非是为了和当地的企业进行竞争，而是为了对自身发展所需关键性资源进行收购，然后将技术、品牌等无形战略资产汇回本国市场，以此来强化自己在本国市场中的竞争实力[87-88]。逆向知识溢出是指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吸收被投资地区的知识，技术，促进投资国的区域发展。逆向知识溢出的实现主要通过研发互动、成果传递和内部吸收三个环节[89]。首先企业通过绿地投资、合并收购和知识联盟等多种海外投资形式与海外企业、研发机构建立联系，形成研发互动。然后通过成果反馈、人员流动等形式实现研发成果的逆向传递。最后母公司通过对逆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提升自身发展水平。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中国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90⇓-92]。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还会对目的国的区域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进入可以通过提供金融资本、提升当地税收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直接促进目的国的区域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的进入还能以合作开发或指导扶持等形式促进目的国的产业升级，促进当地发展水平提升[93]。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对外投资对目的国发展的直接促进效果明显，但尚未与目的国的现有的经济活动形成良好互动，带动当地产业升级。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截至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为当地增加了近11亿美元的税收和超过18万个就业岗位[93]。但是从投资领域的分布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领域多集中在低端制造业领域，对当地科技研发、高端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的投资较少，使得中国对外投资未能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94]。由此看出，现阶段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虽然较大，但是从投资阶段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投资方式的选择模式和投资项目管理方式上仍不成熟，存在一定的投机心理，同时未对当地的发展需求予以足够的重视[20]。

3.2 空间异质性

关于双向海外投资对区域发展作用机制的空间异质性检验也是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整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讨论了对于中国各次区域发展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而对于海外投资来源国（目的国）发展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着重对前者进行梳理和讨论。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对中国各次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这种空间异质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区域异质性，二是国别异质性。
具体而言，关注区域异质性的研究指出中国各次区域在发展基础、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海外投资对于各次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对于区域异质性差异的解释为海外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即只有当区域的吸收能力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之后，区域才具备了吸收和转化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的能力[7]。与此同时，海外投资才具备促进区域发展的可能[95]。实证研究发现，双向海外投资对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区域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创新发展则没有显著的影响[96]。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源水平相对较高，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双向海外投资技术溢出的吸收和转化[97]。此外，还有学者对区域吸收能力进行了分析，发现除了人力资源水平之外，区域经济开放程度[98]、金融发展[99]等因素也会影响区域吸收能力。李梅等综合分析了R&D 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等6个指标之后，发现R&D强度、人力资本是影响中国区域吸收能力大小的关键因素[21]。
关注国别异质性的研究指出海外对华投资的来源国和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上的差异会影响双向海外投资对中国各次区域发展所起到的作用[100]。一方面，不同来源国的海外对华投资对于中国各次区域发展的影响方式不一样，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对这一结论进行了验证，部分学者分析海外对华投资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发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对于中国本地发展优势促进明显，而来自东亚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对华投资则更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优势[101]。从溢出效应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发现，由于地理邻近和文化邻近，来自港澳台地区的投资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整体具有明显的正的溢出效应。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华投资只对东部沿海地区产生了明显的正溢出效应，来自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对华投资则只对西部地区具有正的溢出效应[102]。
同样地，中国对外投资目的国的国别差异也会影响其对于中国区域发展的促进效果。研究发现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更有利于促进中国区域创新发展，因为发达国家可以提供更多的机会来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知识密集型公司、竞争对手和大学之间的网络联系，招募受过良好教育和更有经验的当地人才[103]。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虽然对于区域创新发展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区域产能过剩的矛盾。

4 研究评述与未来展望

4.1 研究评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双向海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本文分别从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动因理论、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时空格局以及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区域发展三个研究主题对现有研究进行了综述。
①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动因。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对于海外投资动因理论的运用范围不同。在海外对华投资研究中，海外投资动因理论主要用于解析其他国家海外投资的空间选择依据，并以此讨论中国各次区域如何强化相关优势吸引海外投资进入。而在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中，主要研究内容为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解释中国对外投资的投资动因。通过引入制度理论和二元性理论等研究视角，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由于投资主体和所处制度环境的差异，中国对外投资动因不仅有着传统海外投资（海外对华投资）的共性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中国对外投资并不完全是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都建立后所进行的海外扩张，更多情况下是为获取关键资源提升国内竞争优势和实现政治战略意图所采取的重要手段。但是整体来看，现阶段所构建的中国对外投资动因理论研究并没产生全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而更多的是对传统对外投资理论的补充和完善[104⇓-106]。
②中国双向海外投资的时空格局。近30年来，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的时空格局都经历了一个逐渐由高度空间集聚趋向空间均衡分布的过程。但是相关研究对影响两类投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关注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海外对华投资研究对投资的累积效应关注较多，而对外投资研究对制度关系因子的关注较多。结合经济计量模型分析发现，虽然影响海外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空间区位选择的因素的种类存在较高相似性，但是同一因素在影响两类投资空间区位选择时所起的作用却存在明显差异。
③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区域发展。整体来看，现有研究普遍发现中国双向海外投资显著促进了区域发展，其中，海外对华投资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技术溢出和关联效应等机制来促进中国各次区域发展，而中国对外投资不仅能够通过投资收益、资源补缺、逆向知识溢出来实现对中国各次区域发展的促进，还可以通过促进税收、增加就业等方式直接促进目的国的区域发展。尽管两种投资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机制不同，但二者对于区域发展的影响效果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4.2 未来展望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认为未来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新时代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再思考。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明显，加之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之下，中国曾经吸引海外对华投资的传统优势区位要素正在逐渐弱化。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中国区域如何构建新的优势区位要素吸引高质量的海外对华投资进入，例如区域创新环境，开放包容的产业合作机制等。在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对累积的对外投资示范效应的研究[55]，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加，中国对外投资的空间分布范围逐渐趋于稳定，在新阶段如何发挥已有对外投资的示范效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双向海外投资活动的空间互动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多分别讨论对华投资和对外投资如何促进区域发展，但是，结合中国双向海外投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中国不仅是全球投资的重要目的国还是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要输出国。双向投资大规模地在同一地理空间集聚必然会导致二者存在复杂的空间互动关系，而这种空间互动关系还可能会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但是鲜有研究从地理空间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中国双向海外投资与国内投资的空间互动也值得关注。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金融资本仍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很多企业也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大量资本流向海外必然会造成国内企业融资约束的进一步加剧，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全球信息和资源也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区域发展的必要手段。因此，中国金融资本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进行配置以及如何配置，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也值得未来研究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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