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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5: 220 - 22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5.024

旅游经济与管理

景观感知和地方依恋对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影响与分异

  • 王兆峰 , 1 ,
  • 向秋霜 , 1, 2, ※
展开
  • 1.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 2.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中国湖南 张家界 427400
※ 向秋霜（1994—），女，湖南古丈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管理。E-mail：。

王兆峰（1965—），男，湖南桑植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管理等。E-mail：。

收稿日期: 2019-09-25

  修回日期: 2020-03-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7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8)

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建设项目(5010002)

收起

The Effec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Landscape Percep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 on the Residents' Cognition Towards Cultural Compensation

  • WANG Zhaofeng , 1 ,
  • XIANG Qiushuang , 1, 2, ※
Expand
  • 1. Tourism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2.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Wulingyuan, Zhangjiajie，Zhangjiajie 427400，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9-25

  Revised date: 2020-03-0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摘要

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是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内容。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构建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结构方程模型，以湖南省西部的芙蓉镇和边城镇两个少数民族特色旅游村镇为案例地，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多群组结构方程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居民的景观价值感知中存在地方依赖和认同，它们是文化补偿认知的重要驱动因素；②居民文化补偿意识的形成需要文化补偿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支撑；③不同年龄、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子群体居民文化补偿认知存在差异，但月收入和居住地群组中存在文化补偿认知差异不显著的子群。研究结论丰富了文化遗产保护价值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也有利于文化补偿和文化保护传承的实践。

关键词： 少数民族特色村镇; 景观价值; 文化补偿; 子群体; 地方依恋; 文化遗产保护

本文引用格式

王兆峰 , 向秋霜 . 景观感知和地方依恋对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影响与分异[J]. 经济地理, 2020 , 40(5) : 220 -22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5.024

Abstract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he value compensation from landscape culture is important to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sentiment system,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or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the value compensation from landscape culture. Taking the two ethnic minority towns of Furong and Biancheng in the west of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All analyses,based on the dataset of samples with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sample Structural Eq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were place dependence and place identity in the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value of residents,which were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s for cultural compensation cognition; 2) The cultural compensation consciousness gener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3)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compensation cognition of age,occupation,monthly income and place of residence,but there were sub-groups with no significant cognition in monthly income and place of residence. The results enrich the content and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and also benefit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compensation,cultural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landscape value; cultural compensation; subgroup; place attachment;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少数民族特色村镇是民间乡土文化积淀的场所，是文化遗产存在的重要场所，民族传统建筑、古街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丰富且独具特色，是乡村振兴和文化复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
文化价值补偿是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突破口。当前我国已相继完善生态补偿的相关政策与制度，而文化补偿相关政策体系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实际需要。作为文化主体的地方居民，对地方文化认知不足、存在偏差，文化保护与传承主体责任感并不强，地方文化价值扭曲没落，文化有效保护与传承的根基被动摇，文化补偿陷入困境。基于此，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试图构建少数民族村镇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模型，选择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芙蓉镇和边城镇两个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为案例地，以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居民的视角出发，以居民认知为切入点来探索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过程；从居民对地方景观文化的价值感知和地方依恋感的角度出发，解析地方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水平、情感态度、决策行为倾向及行为，以提升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的认识，调动居民对文化价值补偿的响应积极性；以文化补偿推动文化保护与自觉传承，强化居民文化保护的责任感与主动性，打破文化补偿与传承的现实困境，从微观层面深入少数民族特色村镇旅游发展和文化保护研究。

1 理论假设

1.1 文化补偿

目前文化补偿并未形成权威统一的定义，文化补偿研究也还在探索阶段。田艳在探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利益补偿制度时提出对比生物资源补偿机制建立传统文化补偿制度[1]。参照生态补偿研究，文化补偿可理解为以文化资源保护、文化传承以及文化生态的存在为目标，对民族文化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对文化保护与传承相关行为进行激励的一种制度手段。杨军辉等对文化补偿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探讨了旅游村寨民族文化补偿机制，对民族文化补偿的主客体、方式和标准等进行了初步探索，从地方居民和游客两个角度对文化补偿认知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差异[2-3]。现有文化补偿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少，然而民族旅游村镇中各式各样的民族文化补偿事实已经存在，“集体所有制”“收入平均分配”“奖惩制”等制度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族文化补偿制度落实的进程。实践先行为民族文化补偿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基础，然而理论参考的缺乏，导致民族文化补偿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地方居民作为旅游地文化主体，是地方文化氛围的营造者，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文化生态环境破坏和文化资源流失的主要承担者。文化补偿以更好地保护当地文化资源，传承当地文化为目标，以地方居民为补偿客体，意在推动地方居民文化资源的自觉保护行为和激发居民参与文化传承的积极性。英国人格心理学家Mischel认为个体遇到的事件都会与一个复杂的认知情感单元发生作用，并最终决定个体的行为，个体产生的行为又会影响社会环境，影响个体对社会情境的选择，即认知情感系统理论[4]。个体对事件或情境的自我认知，对自我效能的预期和信念，所涉及的感受、情绪和情感，都会对个体加工处理社会信息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个体对它们的行为反应[5]。人在认知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最终的行为产生会受个性特征、内心情感、知识能力和特殊情境的影响，还涉及对行为后果的评估。资源环境是人们对事物态度、评价和行为产生的基础，对资源表征的认知，在环境作用下，影响人们随后对该事物的评价和行为选择[6]。居民对文化补偿的认知同样遵循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是一个态度与行为相关联的过程。地方景观是当地居民认知环境的基础，当地居民对地方景观价值的感知影响其对景观的态度和行为，即当地居民是否认同文化补偿，是否会选择对文化资源和文化景观的保护。居民与环境长期互动，对景观形成价值感知，同时形成情感联系，个人效能得到实现，获得身份认同，最终影响居民对地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态度和行为倾向[7-8]。景观价值感知是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的基础，地方依恋是居民在认知过程中的情感要素，最终形成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态度评价和行为倾向及行为，景观价值感知和地方依恋共同构成了居民文化补偿的认知情感系统。
文化补偿是促进文化保护而对相关者进行利益协调的激励手段，对居民来说，文化补偿认知是居民在接受相应补偿的基础上，自觉保护文化资源，积极传承当地文化的可能性，即居民对文化补偿的态度选择和行为倾向。借鉴吕军等对环境意识的系统调查，将文化补偿划分为文化补偿知识、文化补偿态度和文化补偿行为3个层次[9]。本研究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从居民对景观价值感知和地方依恋两个关键因素探讨居民文化补偿的认知过程，综合分析认知过程机理和居民认知特点，把握居民文化补偿认知水平、情感态度和决策行为。

1.2 景观感知

景观感知指人与景观之间的互动过程，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根据以往的知识、经验和期望，与景观进行互动，在思考、体验和活动过程中形成感知，同时感知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个人和景观本身[10]。景观感知内容包含景观美学特征、景观偏好与态度以及景观价值感知等[11]。本文主要探讨地方居民对景观价值的感知，景观价值感知是人通过感知将人的价值赋予与景观联系起来，突出人对景观感知的主观能动性。历史和物质文化景观是地方依恋形成的基础，也是社区居民地方认同的关键[12]。当地的历史和物质文化景观作为地方文化特征的承载物，也是地方依恋形成的重要部分，地方居民在与景观的互动中不断强化地方认同以及对景观文化形成更深刻的情感联系，最终对历史和物质文化景观形成态度选择和行为倾向。地方承载了各种物质景观，也是社会建构的意义系统，而地方意义中的情感成分与个人对地方的依恋深度有关[13]。王爱平等在探讨社区地标景观感知和认同的关系研究时，发现体现地方积极、特色方面的地方景观，可作为地标，是地方认同物，可以激发地方认同感，促进社区的内在文化凝聚力[14]。孟令敏等指出地方建筑类型、景观节点和街道格局共同构成的地方建筑景观是重要的地方构成要素，承载着不同强度和性质的地方依恋表征[15]。地方景观是地方性的具体体现，当地居民对地方景观的价值感知，赋予了景观特殊意义，从而影响其对地方的依赖和认同。基于此，做出以下假设：
H1：景观感知对地方依恋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Brown等在前人对景观价值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自然景观价值类型，共包含美学、经济、娱乐、生活支持、学习与科研、精神、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荒野、健康、特殊意义和内在价值12种基本类型[16]。李伯华等借鉴Brown关于景观价值类型的划分，结合实地访问情况，最终从风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4个层次对张谷英村景观价值进行调查[17]。本文基于李伯华对景观价值的研究，从风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4个维度探讨景观价值感知。

1.3 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的提出由“恋地情结”“地方感”发展而来，指个人对地方所产生的情绪及地方对个人所包涵的感觉，是个人与特定地方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情感联系[18]。地方依恋在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的研究中从未停止，涉及内涵、维度、价值、影响因素等内容。在旅游业的发展下，地方依恋在旅游学中的研究也成果丰富。在旅游地意象、旅游者行为、旅游满意度与支持度的研究中，都引入地方依恋作为其中关键变量，地方依恋与行为意识的关系成为其中重要内容，涉及旅游消费行为、环境责任行为、资源保护态度等。很多学者研究中均将个人对地方的情感依恋直接与其行为意识相关联[19]。Willlams等提出的地方依恋的二维结构被广泛采用，地方依恋被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强调人与地方功能性的依恋，地方认同则注重人与地方情感性的依恋[20]。当地方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活动，功能性的依赖形成，对地方产生好感；对地方的好感越强，情感性的依恋进一步加深，形成地方认同，加深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强调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是人与地方曾经或目前为止一直长时间保持互动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感情。人对地方的热爱、敬重与感激，使他们获得地方归属感，产生有价值的情感与启发，地方依恋从对地方功能上的依赖，发展成情感上的依恋。人与特定地方形成的地方依恋会影响到个体对当地资源管理的态度与行为，对自然资源地的地方依恋会影响到旅游者对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的态度和日常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21]。地方依恋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人与环境空间的长期作用，人对环境空间的感知对人的态度、行为、身份认同以及生活质量均会产生影响。学者们对地方依恋与资源保护态度、旅游开发支持度以及环境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李瑞等发现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程度越强，对地方旅游发展的关注度、满意度和支持行为的可能性越高[22]。仇梦嫄等认为地方依恋在旅游声景认知与游客环保行为之间具有中介效应，地方依恋推动了游客主动环保行为的产生[23]。柳红波等发现嘉峪关关城景区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主要受其对文化遗产的认同的影响[24]。基于此，做出以下假设：
H2：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1.4 概念模型

文化补偿的认知过程是一个态度与行为相关联的过程，居民在感受地方景观的过程中，对景观价值形成感知与认同，当景观价值能够满足居民特定的需求和活动时，会对景观及其所在地方产生功能性依赖，进而发展为情感上的依恋，最后影响居民对地方的态度和行为。居民在文化资源重要性及其价值感知理解上的差异，情感依恋不同，在文化景观保护与文化传承行为上也会产生差异。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从当地居民认知角度出发，构建了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影响因素概念模型，该模型由景观感知、地方依恋和文化补偿3个潜在变量构成，其中包含景观感知到地方依恋，地方依恋到文化补偿2条假设路径，共同形成居民的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概念模型图（图1）。
图1 概念模型图

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with hypotheses

2 研究区域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选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土家族聚居的芙蓉镇和花垣县苗族聚居的边城镇为案例地。芙蓉镇本名王村，1986年电影《芙蓉镇》在此拍摄并成功播出，此地旅游业逐渐兴起，2007年正式更名为“芙蓉镇”。芙蓉镇位于永顺县城东南方向51km处，为国家第四批历史文化名镇，有“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美誉。边城镇原名茶峒，位于花垣县城西北方向25km处，地处湘、黔、渝三省（市）交界处，有“一脚踏三省”之称。文学大师沈从文将茶峒风土人情融为一体，勾勒出了如诗如画的边城风貌，成就了小说《边城》，引来无数国内外文人墨客，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2005年正式更名为边城镇。芙蓉镇和边城镇均处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的武陵山区，山水风景优美，少数民族风情浓厚，传统民族建筑古香古色，民风民俗、民间工艺、民间饮食等地方文化内涵深厚，与龙山里耶镇、泸溪浦市镇并称为湘西四大名镇。民族文化、生态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是当地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对推动当地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脱贫攻坚道路探索意义重大。“十二五”以来，湖南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工作，芙蓉镇和边城镇作为国家民委发布的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所在地，更被评为湖南省第一届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镇。芙蓉镇和边城镇旅游开发历史悠久，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如何在市场需求不断变化以及周边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如何在旅游开发和当地特色文化保护中取得平衡，如何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以及当地居民自觉保护当地特色和承担文化氛围营造的责任，需要不断探索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设计与调查

在借鉴已有量表的基础上，根据案例地的实际情况和专家的意见建议，斟酌题项，设计量表。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查表，第二部分为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模型量表，包括景观感知、地方依恋和文化补偿三个分量表。景观价值感知的测量借鉴Brown等[16]和李伯华等[17]的研究成果，在Brown总结的景观价值类型的基础上，参考李伯华的景观价值感知测量指标，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最终确定9个测项。地方依恋的测量参考吴莉萍等[25]和唐文跃[21]的研究成果，以唐文跃对地方依恋的测量为依据，借鉴吴莉萍的测量语句，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包含当地居民对地方的功能上和情感上的依恋，共8个测项。文化补偿的测量是对当地居民文化补偿意识和行为倾向的测量，借鉴吕军[9]对环境意识的系统调查，结合案例地实际情况，共确定14个测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模型量表所有测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太同意”，3表示“一般”，4表示“基本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正式调研前，通过预调研对问卷进行检验与完善。一是通过互联网发放调查问卷，主要对象为专业老师及学生，二是通过前往芙蓉镇实地发放问卷，主要对象为当地居民，共收集有效问卷176份。对预调研问卷进行初步分析，各观测指标的因子载荷除潜在变量文化补偿第9个指标为0.352外，其余均在0.5以上，因此删除该题项。在价值感知量表因子分析过程中，只提取了3个公因子，因此对价值感知维度划分根据公因子提取情况进行调整。最终价值感知的维度分别为风景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剔除精神价值。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修正理论模型中潜在变量的测项，确定正式调研问卷，准备实地调研。
调研小组于2018年5月7—18日及10月7—18日分别对芙蓉镇和边城镇两个少数民族特色村镇正式进行实地调研，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发放，一共回收99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950份，有效率96%。其中芙蓉镇有388份有效问卷，边城有562份有效问卷。回收整理问卷后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20.0和结构方程软件AMOS21.0对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

2.2.2 结构方程模型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构建的少数民族特色村镇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概念模型进行路径分析，对研究假设H1和H2进行假设验证，深入探讨当地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明确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机理。在概念模型验证的基础上，以人口统计变量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探讨不同子群体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的异同，进一步把握当地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特点。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于评估概念模型在不同样本间是否等同或者参数是否具有不变性，分析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群组验证性因子分析，第二阶段为恒等性检验。第一阶段以全体样本进行良好拟合的模型为基础进行单群组样本下独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在第一阶段模型拟合理想的情况下进行第二阶段的恒等性检验，具体做法是建立一个阶段性逐步设限的嵌套模型来一一检验各种恒等性假设下的模型拟合度的变化，找到最适配的模型进行不同子群体间的比较分析。通常包含基准模型（对模型不做任何参数限制）、测量加权模型、结构加权模型、结构协方差模型和测量残差模型（设定两个模型的测量加权、结构加权、结构协方差和测量残差相等）。考虑到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样本量需求较大，为尽量减少样本量对模型分析结果的影响，对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进行二分变量转换。主要选用年龄、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人口统计特征变量进行二分变量转换：年龄以35岁为分界点，35岁及以下为低年龄子群体，35岁以上为高年龄子群体；职业以是否为旅游相关职业分为旅游职业子群体和其他职业子群体；月收入以2 500元为分界点，≤2 500元为低收入子群体，>2 500元为高收入子群体；居住地以景区所在城镇为分界点，划分为城镇和其他地方两个子群体。

3 结果分析

3.1 样本描述统计及信效度分析

运用SPSS剔除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共获得942个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在调查的总样本中，其中男性所占比例为43.3%，女性所占比例为56.7%，文化传承人所占比例极小，仅占10.9%。民族构成上，土家族与苗族所占比例不相上下，均为40%左右，由于芙蓉镇是以土家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聚居镇，而边城以苗族为主，样本构成与总体情况相符。年龄构成以26~45岁的中青年为主，文化程度中等偏下。职业构成与家庭收入来源构成所占比例一致，农民所占比例较少，仅占8.3%，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者所占比例与其他职业所占比例持平，由于调研地为芙蓉镇和边城，调研地点多为景区内及城内周边，农民职业受到限制。从居住地构成来看，景区内及景区外城区内所占总样本比例为68.2%，与上述描述相符。月收入构成上，中等收入1 501~3 500元所占总样本的比例最高，为60.5%（表1）。结合表1人口统计学特征表和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样本所覆盖的范围较广，有很好的代表性，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表1 居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Tab.1 Resident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基本情况 类别 比例（%）
民族


 土家族 40.1
苗族 39.5
汉族 19.1
其他 1.3
文化传承身份

 核心传承人 1.3
次要传承人 9.6
其他 89.2
性别
 男 43.3
女 56.7
职业


 农民 8.3
旅游经营户 24.2
旅游从业人员 21.0
其他 46.5
月收入




 ≤800元 11.5
801~1 500元 8.3
1 501~2 500元 27.4
2 501~3 500元 33.1
3 501~5 000元 16.6
5 001~7 500元 3.2
年龄




 <18岁 8.9
18~25岁 14.6
26~35岁 25.5
36~45岁 26.1
46~60岁 19.1
>60岁 5.7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9.7
初中 22.9
高中及中专 39.5
大专及本科 17.2
硕士及以上 0.6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农业收入 6.4
旅游经营收入 28.7
旅游从业收入 19.1
其他 45.9
居住地


 景区内及周边 40.8
景区外城区内 27.4
城区周边 20.4
其他地方 11.5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以保证样本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总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08，分量表价值感知、地方依恋和文化补偿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799、0.893和0.853，均大于0.7，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数据可靠性程度较高。量表价值感知、地方依恋和文化补偿的KMO值分别为0.692、0.814和0.801，除0.692略低于0.7外，其余都大于0.7，Bartlett球形度检验均显著，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大于60%。KMO值及Bartlett球形度检验均达到标准，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且所提取的公因子是合理的，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值得肯定。

3.2 模型检验

运用AMOS21.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首先检验样本数据是否符合正态分布[26]。样本数据的偏度系数在-0.655~-0.064之间，峰度系数在
-0.906~-0.060之间，绝对值均处于正态偏离值范围内，样本数据呈现正态分布，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模型估计（表2）。误差方差值在0.025~0.419之间，未出现负值，标准化参数值在0.558~0.935之间，没有出现大于1的不可接受解，符合要求，不存在违反估计现象。
表2 信度与聚敛效度

Tab.2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潜在变量 观察变量 偏度 峰度 组合
信度		 平均方差
抽取值
价值感知 风景价值 -0.655 -0.648 0.748 0.501
文化价值 -0.356 -0.906
经济价值 -0.119 -0.818
地方依恋 地方依赖 0.251 -0.770 0.740 0.588
地方认同 -0.221 -0.781
文化补偿 文化补偿知识 -0.501 -0.676 0.758 0.519
文化补偿态度 -0.064 -0.740
文化补偿行为 -0.419 -0.060
在模型修正指标中发现，观测变量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地方认同与文化补偿态度误差项之间存在共变关系，地方认同与文化补偿态度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潜在变量，误差项之间彼此互为独立，不能通过误差项之间的相关修正模型，因此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删除其中因子载荷较低的题项，对存在共变关系的误差项来源的观测指标进行比较删除，最终删除价值感知中第7个题项“本地产业发展提供了合适充足的就业岗位”，文化补偿中的第七个题项“为了更好地旅游开发利用，文化生态应该得到补偿”，修正模型收敛估计。
对概念模型的内在结构适配度进行评价，结果见表2与表3。组合信度反映潜在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程度，组合信度越高，内部一致性程度越高，0.6为可接受的标准。各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6，说明潜在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平均方差抽取量表示潜在变量对所属的测量变量所能解释的变异量的大小，值越大，测量指标越能代表所要测量的潜在变量，聚敛效度越好，一般认为应大于0.5。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0.5，达到统计标准。
表3 区别效度

Tab.3 Discriminant validity

潜在变量 景观感知 地方依恋 文化补偿
价值感知 （0.708）
地方依恋 0.599** （0.767）
文化补偿 0.438** 0.398** （0.720）

注：“**”为P<0.01。

区别效度是指各潜在变量之间呈现低度相关或有显著的差异存在，当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的平方根比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大，则区别效度较高。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的平均根（表3中对角线上括号里的数字）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区别效度较好。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398与0.599之间，呈正向中低度相关，说明样本数据多重共线性问题不突出，也说明价值感知、地方依恋和文化补偿三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显著，初步证明概念模型中的变量关系成立。
根据模型适配指标进行拟合度分析（表4），卡方自由度比值为1.795，达到统计标准，然而显著性概率为0.02，拒绝理论矩阵与观察矩阵无差异的原假设，由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卡方值受样本影响较大，所以P值一般作为模型拟合度的参考指标。整体适配检验中绝对适配度指标GFI=0.954，AGFI=0.908，RMSEA=0.071，RMR=0.025，均达到理想值。增值适配指标NFI、IFI和CFI均大于0.9，简效适配指标PNFI=0.581，大于0.5，均达到适配标准。PGFI=0.477，略小于理想值0.5，尚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样本数据与概念模型拟合很好，研究概念模型可以得到有效的验证。
表4 整体适配度指标

Tab.4 Goodness-of-Fit of the model

统计检验量 绝对适配指标 增值适配指标 简效适配指标
X2/df GFI AGFI RMSEA RMR NFI IFI CFI PNFI PGFI
适配标准 1~3 >0.90 >0.90 <0.08 <0.05 >0.90 >0.90 >0.90 >0.50 >0.50
初始模型 2.738 0.932 0.864 0.105 0.031 0.863 0.909 0.906 0.555 0.466
修正模型 1.795 0.954 0.908 0.071 0.025 0.903 0.955 0.953 0.581 0.477
由模型验证结果（图2）可知，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均为正值，且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研究假设H1和H2均得到支持。在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中，景观价值感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较强（0.935），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的影响相对较弱（0.558）。居民在景观价值的感知过程中很容易对地方形成功能上的依赖和情感上的认同，价值感知和地方依恋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居民的文化补偿意识，是文化补偿认知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文化补偿意识的形成需要文化补偿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及行为意向的支撑，其中任一方面的限制都会导致文化补偿认知的不足。在景观价值感知中，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感知程度不相上下，对风景价值的感知相对较弱，风景是居民惯常生活环境的构成，居民的习以为常以及缺乏对比容易导致对风景价值的忽视。地方依恋对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814和0.717，数值均很高，地方依赖相对地方认同对地方依恋的贡献较大，说明居民对地方在功能上的依赖更强，在地方的生活和工作对居民意义重大。对地方情感上的认同相对地方依赖较低，但同样对地方依恋的贡献很大，居民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是深刻的，是恒久的，但对地方的认同程度与居民的个性特征联系很大，地方认同的弹性很大。在文化补偿中，文化补偿态度对文化补偿的贡献最大（0.869），其次为文化补偿知识（0.695），最小的为文化补偿行为（0.564），居民认识到旅游活动的开展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很大，为了更好地旅游发展和文化传承，文化应该要保护，文化生态应该得到补偿，但居民并不具备完整的文化补偿知识，对文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文化生态与个人的关系以及文化补偿的理解并不充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形成对文化资源的自觉保护意识，对文化保护行为意向容易产生迟疑，难以坚定文化保护行为。
图2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图

注：“***”为P<0.001。

Fig.2 The path diagram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3.3 文化补偿认知分异

以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年龄、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结构方程分析，进一步区分不同子群体之间在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中的异同。在第一阶段的单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适配结果见表5。以职业和月收入进行单群组结构方程检验，卡方值的显著性均大于0.05，说明假设模型与样本无显著差异，适配指标中除旅游职业子群体的RMSEA值为0.085，略大于0.08以外，均达到适配标准，说明假设模型与职业和月收入子群体的样本数据可以很好地适配。以年龄和居住地进行单群组结构方程检验，35岁以上子群体和景区及所在城镇子群体的卡方均未达显著性水平，且适配度指标均达到标准，说明假设模型与单群组样本适配良好。年龄和居住地的另外一组单群组样本并非所有指标均达到标准，但GFI、RMSEA、IFI和CFI值均接近于适配标准，因此年龄和居住地子群体的样本数据与假设模型勉强能够适配，可以进行第二阶段的多群组分析。因此，选用年龄、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结构方程分析，探讨不同年龄、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子群体之间居民在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中的异同。
表5 单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指标

Tab.5 Goodness-of-Fit of the single sample model

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P值 X2/df GFI RMSEA IFI CFI PNFI PCFI
年龄 ≤35岁 0.007 1.994 0.896 0.114 0.893 0.886 0.518 0.570
>35岁 0.229 1.221 0.933 0.053 0.975 0.974 0.595 0.661
职业 旅游职业 0.079 1.501 0.925 0.085 0.953 0.951 0.561 0.611
其他职业 0.128 1.372 0.937 0.066 0.924 0.915 0.520 0.621
月收入 ≤2 500元 0.271 1.176 0.938 0.049 0.967 0.963 0.522 0.619
>2 500元 0.082 1.491 0.927 0.077 0.962 0.961 0.575 0.618
居住地 景区及所在城镇 0.056 1.577 0.942 0.074 0.962 0.961 0.581 0.618
其他地方 0.125 1.389 0.897 0.089 0.892 0.873 0.449 0.561
多群组分析的嵌套模型检验的卡方值差异量（即ΔX2）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限制参数的嵌套模型与基准模型无显著差异，假设模型具有群组间的等同性。但卡方值差异量的显著性与单群组分析一样容易受样本量的影响，因而在分析时需要参考不受模型复杂度影响的适配度指标，即NFI、RFI、IFI和TLI，当适配度指标的统计量差异绝对值小于0.05时，说明没有足够证据拒绝限制参数的嵌套模型和基准模型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34]。通过对基准模型、测量加权模型、结构加权模型、结构协方差模型和测量残差模型5个逐步限制参数的模型输出结果进行适配度比较分析，最终选择结构协方差模型作为年龄的多群组分析模型，测量加权模型作为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的多群组分析模型。由表6可知，多群组分析年龄和居住地的卡方值差异量均未达显著性水平，适配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说明假设模型分别在年龄和居住地多群组间具有等同性。职业与月收入群组的卡方差异量达到显著性水平，但由于卡方值易受样本量的影响，作为适配参考指标，不受模型复杂度影响的增值适配度指标的差异量均小于0.05，而且其他的适配指标均达到适配标准，因此没有足够的证据拒绝假设模型具有跨职业和月收入群组的效度。在年龄、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各子群体间均有较好适配的多群组模型，4个人口统计变量对文章提出的假设模型具有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不同子群体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的异同。
表6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指标摘要表

Tab.6 Goodness-of-Fit of the multisample model

变量 ΔX2/df P值 ΔNFI ΔIFI ΔRFI ΔTLI X2/df RMSEA PNFI PCFI
年龄 0.046/1 0.831 0.000 0.000 -0.005 -0.006 1.566 0.060 0.641 0.724
职业 11.323/5 0.045 0.035 0.040 0.012 0.014 1.744 0.069 0.590 0.676
月收入 11.175/5 0.048 0.031 0.034 0.013 0.016 1.547 0.059 0.650 0.740
居住地 10.269/5 0.068 0.027 0.031 0.003 0.003 1.896 0.076 0.621 0.702
在最优多群组模型的选择下，通过标准化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概率验证假设H1和H2，探讨不同子群体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是否存在差异（表7）。以年龄为调节变量的多群组分析中H1和H2均得到验证，在价值感知对地方依恋的路径H1中，35岁以上子群体较显著，而在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的路径H2中，35岁及以下子群体较显著。虽然35岁以上子群体在景观价值感知过程中对景观的经济价值感知较明显，但对地方的情感性认同却比功能性依赖更强，而35岁及以下子群体则刚好相反。年龄越长，在当地的居住时间可能越长，形成了更加稳固的关系网络和难忘的地方记忆，对地方有丰富的情感联系，地方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加强烈，而35岁以上子群体样本数据在文化程度上受到限制，在对景观价值感知过程中直观感知倾向更加明显，景观经济价值的呈现最直接，对经济价值感知较显著。35岁及以下子群体对景观风景价值和文化价值感知明显，在旅游发展和城镇化背景下，这一子群体更早地认识到地方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的重要性，风景价值和文化价值正成为当地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然而年轻人对于地方的功能性依赖更强，养家糊口是现实问题，发展机会对于年轻人来说吸引力更强。
表7 多群组分析路径系数结果

Tab.7 The path coefficients of multisample analysis

路径 年龄 职业 月收入 居住地
≤35岁 >35岁 旅游职业 其他职业 ≤2 500元 >2 500元 景区及城镇 其他地方
景观感知→地方依恋 0.927*** 0.979*** 0.899*** 0.979*** 0.984*** 0.989*** 0.988*** 0.984**
地方依恋→文化补偿 0.774*** 0.599*** 0.375* 0.911** 0.646 0.909* 0.805* 0.296
景观感知→经济价值 0.648 0.721 0.771 0.488 0.626 0.696 0.692 0.463
景观感知→文化价值 0.682*** 0.678*** 0.770*** 0.449*** 0.643*** 0.678*** 0.758*** 0.477***
景观感知→风景价值 0.432*** 0.387*** 0.543*** 0.231*** 0.358*** 0.443*** 0.458*** 0.272***
地方依恋→地方认同 0.681 0.746 0.761 0.580 0.636 0.795 0.714 0.690
地方依恋→地方依赖 0.819*** 0.739*** 0.933*** 0.719*** 0.709*** 0.849*** 0.845*** 0.751***
文化补偿→补偿知识 0.524 0.609 0.573 0.356 0.183 0.341 0.226 0.175
文化补偿→补偿态度 0.693*** 0.872*** 0.781*** 0.438*** 0.436** 0.752** 0.769** 0.585**
文化补偿→补偿行为 0.437*** 0.438*** 0.469** 0.227** 0.244** 0.525** 0.438*** 0.271***

注：“***”为P<0.001，“**”为P<0.01，“*”为P<0.05；观测变量经济价值、地方认同和补偿知识路径系数固定为1。

以职业为调节变量的多群组分析中H1和H2均得到验证。在景观价值感知对地方依恋，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的路径中其他职业子群体较显著。旅游职业子群体对景观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风景价值感知，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以及文化补偿知识、态度和行为认知均较显著，然而在文化补偿认知结构模型中却并不如其他职业子群体显著。旅游职业子群体由于从事旅游相关职业对景观价值感知更加明显，文化补偿意识也更加突出，但同时旅游职业子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也更加关注旅游发展以及文化补偿的相关信息，文化补偿认知受到更多复杂因素的干扰，比如有关文化资源保护或者鼓励文化旅游发展文件的发布，会推动旅游职业子群体文化补偿的认知，因此旅游职业子群体在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中景观价值感知和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的作用被削弱。
以月收入为调节变量的多群组分析中H1得到验证，价值感知对地方依恋的路径系数在不同月收入子群体中差异不大。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的路径H2在月收入>2 500元子群体中得到验证，在月收入≤2 500元子群体并未得到验证，说明月收入2 500元以下子群体地方依恋并不会对文化补偿有显著的影响。在景观价值感知、地方依恋和文化补偿认知中月收入>2 500元子群体均较显著，收入的增加为居民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在文化补偿的认知过程中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中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以居住地为调节变量的多群组分析中H1得到验证，价值感知对地方依恋的路径系数在不同居住地子群体中差异不大。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的路径H2在景区及所在城镇子群体中得到验证，在其他地方子群体中并未得到验证，说明在其他地方子群体中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没有显著的影响。景区及所在城镇子群体对景观价值感知、地方依恋和文化补偿认知均较显著，由于该群体与景区距离的优势，对当地的文化景观资源的情况更了解，景区开发的惠及程度更强，接收的文化补偿相关消息更便捷，对文化补偿的认知程度也会更强，居民的文化资源保护意识和文化传承行为倾向更加明显。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第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验证了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模型，一方面验证了认知情感系统理论在文化补偿认知中的适用性，居民对文化补偿的认知同样遵循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是一个态度与行为相关联的过程，同时对少数民族特色村镇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有了认识。居民在对地方景观价值感知过程中所形成的功能上的依赖和情感上的认同，推动文化补偿认知，但居民的文化补偿意识的形成需要文化补偿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意向及行为的支撑，是态度与行为的关联体。在推动当地居民文化补偿认知实践中，可以以这一概念模型为理论基础，从景观价值感知和地方依恋入手逐步培养居民文化补偿意识，鼓励文化保护行为，推动地方文化传承。
第二，通过多群组结构方程分析探讨了不同年龄、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的异同，发现研究假设在年龄和职业子群体中均显著。不同年龄子群体在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中的显著性不同，年龄越长，地方依恋程度更深，而年龄较小的群组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对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更深刻，更容易催生文化补偿意识和文化保护行为；虽然旅游职业子群体对景观经济、文化和风景价值感知，地方依赖和认同，以及文化补偿知识、态度和行为认知均较显著，但其他职业子群体在文化补偿认知结构模型中更加显著，旅游职业子群体在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中受到旅游发展和文化保护相关因素的干扰，在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中景观价值感知和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的作用被削弱。有必要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文化补偿认知，按照不同子群体文化补偿认知特点，强化居民的文化补偿认知，推动文化的保护与自觉传承。
第三，研究假设在不同月收入和居住地子群体中并未全部得到验证，在月收入≤2 500元子群体和居住地为其他地方的子群体中地方依恋对文化补偿有显著影响并未得到支持。收入的增加意味着良好的经济基础，也意味着在文化补偿认知和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中的更多可能性；居住地为景区及所在城镇子群体由于与景区距离的优势，对旅游文化资源保护意识和文化传承行为倾向更加明显。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文化传承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应推动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普遍认知，解决文化补偿认知的子群体局限问题。

4.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以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少数民族特色村镇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影响因素模型，以景观价值感知和地方依恋为前因变量，以文化补偿为结果变量，探讨了当地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情感、态度与行为，然而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认知过程模型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不断优化；以居民视角研究文化补偿认知，深入探讨了不同子群体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特点，外来游客文化补偿认知同样对当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义重大，以游客视角进行文化补偿认知的深入研究同样重要；以芙蓉镇和边城镇为案例地获取研究样本探讨了不同子群体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的异同，主要以群体的不同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未来研究中可以通过选择不同旅游生命周期和不同空间范围内的旅游地为案例地，探讨不同时间以及空间下地方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的异同，为文化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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