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基础设施的内涵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以交通、水、能源等为主体的“传统”基础设施，也有以“5G网”、人工智能为特色智慧城市“新基础设施”。文章围绕“十四五”期间美丽中国建设的现代化战略部署，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结合国情和地方发展需要，注重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传统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水利、物流、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涉及信息通讯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面向国家现代化和国家中长期的基础设施空间布局提出了空间布局设想。文章认为：为了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求，未来国家基础设施的内涵发生了改变，除了传统的物质基础设施外，数字、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国防基础设施也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布局，一方面是原有基础设施的延续和效率提升，另一方面也是新基础设施布局和落实，同时也包括了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质量提升。“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主要包括：完善大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家级物流和新能源基础设施发展，重视水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布局，超前布局5G网等数字基础设施，补齐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短板，推进城市社区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现代化，扎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世界级文化基础设施，以及建设城市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等。
以吉林省为研究区域，运用重心分析模型和地理统计法，在综合分析城镇化空间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及问题的基础上，将情景分析法运用到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研究了区域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问题。结果显示：以“区域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为核心目标，以情景分析法为基础，构建了“时空演变特征→存在问题总结→情景优化模拟→发展战略选择”的区域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逻辑路径，并成功运用到吉林省城镇化空间格局优化实践中。通过情景构建、分析与评价，最终提出“强化中部、发展组团、构筑支点、区域联动”的吉林省空间发展战略和区域城镇化发展导向，构建“一群三团四轴”的城镇化空间发展格局，即以中部城市群为核心，以图们江区域城镇组团、通白城镇组团和西部白城城镇组团为支撑的城镇化主体发展形态，以哈大轴、图乌轴、东部沿边轴及南部门户轴为发展主轴的区域联动发展轴带格局。
基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8—2017年我国31个省（市、区）（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与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与城镇化质量、区域经济质量的发展变化特征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滞后于其它两个子系统发展，且滞后期大约为2年；②2008—2017年，我国各省（市、区）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比较稳定，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明显；③从风险因子探测结果来看，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来看，双因子交互作用要强于单独因子作用；④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是由基础设施支撑力、资源集聚力、经济拉动力、政府调控力、市场推动力、社会促进力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章回顾了35年来，宁夏大学人文—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地理、历史地理、乡村地理、旅游地理、经济地理等领域取得的研究进展，以及在服务国家和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以过渡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为研究对象，创新过渡带人文—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重点开展了干旱半干旱区可持续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建设、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特色旅游地理研究、生态经济建设与绿色发展以及历史地理与地名规划研究等富有地域特色的研究，充分发挥学科“经世致用”的特点，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建设繁荣美丽新宁夏、为发展我国人文—经济地理学做出较大贡献。
基于1998—2016年黄河流域地级市雾霾污染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在考虑雾霾污染时空滞后效应条件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分析了影响黄河流域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高值集聚特征，高排放俱乐部稳定地分布于黄河下游城市；黄河全流域PM2.5浓度与经济增长呈现正“U”型关系，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低水平的人口集聚、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导致黄河流域雾霾污染加剧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雾霾污染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低效率的能源利用以及偏向于生产技术提升的研发投入导致了黄河上游流域雾霾的加重，而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则主导了黄河中游流域雾霾污染的加剧，在黄河下游城市仅有能源消费对雾霾污染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文章认为建立区域协同联防治霾机制、实施差异化分区治理策略、实现全流域的高质量发展是黄河流域雾霾治理的重要策略。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为创新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明确了方向，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必然选择。基于2012、2015、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数据，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及弹性系数方法，在整体把握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对二者的时空耦合特征进行剖析与评价。结果表明：①总体上，2012—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先升后降时序演化规律，而在空间上生态环境水平呈“中游凹陷，上游良好，下游居中”的格局，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上游落后、中游崛起、下游发达”的空间分布特征；②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等级对应程度较弱，且该对应关系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性而在时间尺度上具有锁定效应；③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以同向但不理想的“同减”变化类型为主，整体呈倒退发展趋势，而山西、河南、甘肃及青海的耦合关系呈良性发展迹象。最后，根据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提出统筹管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耦合协调发展策略。
基于2010和2018年专利交易数据，融合GIS空间分析、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市际技术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及社会网络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市际技术转移强度空间极化现象显著，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等省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等西部省区；②黄河流域技术转移活动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技术转入空间集聚格局与技术转出空间集聚格局具有相似性，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四川德阳与山东东部一些地市，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青海、四川、甘肃、内蒙古等省市；③区域内部视角下，成都、西安、郑州等省会城市是内部技术转移网络的核心城市，核心—边缘结构凸显，内部整体网络密度较外部小；④区域内部技术转移地理邻近性特点明显，技术转移以向邻近城市与城市内部转移为主，且城市内技术转移占技术转移总量的比重较大；⑤外部视角下，2010—2018年无论是黄河流域对区域外技术转移，还是区域外对黄河流域技术转移，技术转移的数量和强度都明显增大，济南、青岛、西安、郑州、成都向区域外技术转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北京、深圳、广州、上海是外部向黄河流域技术转移的重要节点。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迫切要求开展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GIS10.3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了黄河流域内1 010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状态，三大自然区划内景区分布悬殊，东部季风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②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凝聚型为主，在流域中下游的西安、济南等沿黄城市附近形成大的凝聚中心；③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布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倒“入”字形结构，不同级别景区之间存在密度差异；④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集聚特征明显；⑤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文章针对黄河流域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旅游业发展则对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分析方法等探索2000—2016年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轨迹，并运用VAR模型模拟旅游生态效率及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区域差异有所减小，但极化现象逐渐凸显。②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分布方向性逐渐减弱，整体呈现出“东北—西南”向的空间分布态势。③多数省域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脉冲响应都呈平滑响应态势，前期波动较大而后期趋于平稳；各省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生态效率的相互贡献程度整体上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但仍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建议未来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应当进一步破除行政壁垒，推进省域间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应当因时制宜，以短期为主，长期为辅，把握互动响应峰值时期；各省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旅游经济发展。
基于ArcGIS10.2软件平台，运用“可达性分析”和“重力模型”分析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41个交通节点城市的可达性和城市空间联系。结果表明：①中国西南地区陆路交通网络规模、等级和铁路密度均高于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间陆路交通网络建设不均衡。中国西南地区现有5条公路和2条铁路与东南亚国家连接。②中国西南地区陆路交通可达性明显优于东南亚国家。中国西南地区城市间的有效连接在2 h内实现，区域基本覆盖在4h内实现，而东南亚国家城市间的有效连接在4 h内初步实现，8 h实现区域基本覆盖。③根据城市空间联系格局与现有陆路交通可达性，提出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主要有3条有潜力发展的陆路廊道，即重庆（成都）—昆明—仰光、重庆（成都）—昆明—万象—曼谷—新加坡、重庆—南宁（昆明）—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在未来面向东南亚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应利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新契机，重点围绕这3条廊道建设和发展，并注重加强重庆、曼谷等重要节点城市和瑞丽、磨憨、凭祥等边境城市的联系。
哈长城市群是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城市密集发育区，是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级城市群。运用引力模型测算黑龙江、吉林两省地级市（州）的经济联系强度、空间隶属度和腹地关系，并结合要素实际流动量分析其空间演化趋向。研究发现：哈长城市群以哈尔滨、长春和吉林为中心，群内其他城市作为紧密联系层，沿交通干线呈“井”字形分布；中心城市具有枢纽功能；群内城市间、省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和空间隶属度高，处于彼此的紧密腹地和次紧密腹地；省际城市间联系偏弱。最后提出未来加强哈长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市场融合，提高群内外城市间的联系合作，推动区域整体高质量协调发展的建议。
基于多元流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达性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市域和县域尺度揭示了山东省地域间联系特征与结构，并划定了山东半岛城市群空间范围。研究表明：在企业流，山东半岛城市群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县域尺度城市群空间范围小于城市尺度；在公路客运流，以济南为中心的高密度交通网已基本形成，各地区间联系均较为密切；在铁路客运流，高速铁路沿线地区可达性普遍较好并成为了城市群构成单元；基于多元流数据综合划定的城市群空间范围更接近其实际发育程度，并且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的实证分析为城市群空间范围划定研究提供有益探索。
以2016年腾讯位置大数据人口迁徙数据为基础，通过节点指标、网络指标、空间结构三方面，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迁徙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得出主要结论：①通过节点对称性与节点重要度分析，得出城市群节点等级性明显。武汉城市圈节点等级联系特征为“强核心城市—边缘城市”，环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城市—次级城市—边缘城市”，环鄱阳湖城市群为“弱核心城市—边缘城市”+“非核心城市—边缘城市”。②通过平均点权与网络结构熵分析，得出城市群网络连通性存在差异。三子城市群分别表现出鲁棒性、持续性、脆弱性特征。③通过人口迁徙空间网络变迁图，分析城市群空间结构，得出各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多样化。三子城市群空间结构分别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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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内涝已成为继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之后的又一大城市病。武汉是我国内涝频发的城市之一，尤其是2016年夏季发生的城市内涝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文章以武汉中心城区汤逊湖水系为研究范围，利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强度分析法、湖泊变化强度指数等方法，探讨2016年6月30日—7月6日期间城市内涝灾害发生最严重时段的渍水特征，并揭示其形成原因和发生机制。研究发现：①城市暴雨渍水类型多样，主要包括居住区渍水、道路渍水和产业园区渍水三类。②渍水点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渍水点以湖泊为中心集中分布，围湖造地区域是渍水发生的重灾区，城市新开发区和在建施工区也是渍水发生的集中区域，水系中下游比上游渍水严重。③湖泊容量萎缩、水系结构简化、水利建设滞后、汇水强度增大、异常气候突发等共同导致暴雨渍水灾害的发生。
中美两国有着非常紧密的航运贸易联系，中美贸易战引发了人们对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和航运贸易的再思考。基于中美集装箱航运贸易数据、中美航线O-D数据和全球18家船公司的航线数据，采用随机和蓄意攻击两种方式对航运网络进行攻击，通过网络平均度、聚类系数、孤立节点比例、平均路径长度等特征值变化来衡量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脆弱性变化并结合中美贸易数据分析重要港口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17年，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结构呈现出单中心—三中心—多中心的转变；蓄意攻击节点数为7个和22个时，网络开始崩溃和崩溃成诸多子网络；奥克兰港的失效对上海港的影响最大，纽约港和长滩港的失效造成深圳港的平均变化率较大；釜山港、新加坡港、东京港、巴生港和曼萨尼约港等中介港口对中美集装箱航运网络的正常运营至关重要。
就业空间结构是解读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维度。基于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第二次与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贝叶斯克里金地统计、空间自相关、非参数局部加权回归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探索南京都市区就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就业中心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1—2013年，就业机会持续从都市区核心向郊区扩散，但接近半数的就业岗位仍然集中在各个就业中心，就业密度全局莫兰指数（总体集聚程度）变大（增强），“分散中的集聚”是南京都市区就业地理格局的主要特征。②制造业主导型中心始终是就业次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2008—2013年服务业主导型次中心的显著增多以及主中心的崛起预示着服务经济塑造就业中心的力量愈发突显。③就业次中心更倾向于出现在中心城区内的新城与副城极核、建成环境特别是公共交通可达性优良且产业/经济基础较好的地点。
从企业进入、生存等视角研究中部地区1999—2007年新企业动态的时空特征，并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不同集聚类型与新企业动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湖北、安徽的新企业进入规模较大，江西、河南提升明显，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新企业的空间特点相似，技术密集型主要集中在区域中心城市。1999—2007年，制造业以及不同密集型新企业的平均存活率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河南在1999年的新企业存活率明显更高，但山西、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在2007年的存活率明显提高。②不同集聚类型均有利于新企业进入和存活，但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集聚的正向影响比专业化集聚大。从不同产业类型看，专业化、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对技术密集型新企业进入的正向影响比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大，且相关多样性集聚更有利于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存活。③中部地区在承接转移产业的过程中，应根据区域禀赋条件引入新产业，提高区域产业多样性水平，同时应基于区域产业结构特点加强对新进企业的甄选，重点引进与本地技术相关度较高的产业。对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新企业，要更加重视产业多样性、技术关联对企业进入与存活的作用。
以2012—2017年我国31个省域（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为支撑，运用GEM模型分析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作用机制，运用熵权PCA法识别关键因子，结合GIS方法实证研究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演变规律与发展特征，结果表明：影响2012—2017年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体现在科技、创新、人才、物流环境等领域，传统产业、地理区位、经济水平等作用效果正在弱化。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水平整体上呈现东强西弱格局，东部沿海省域保持高位区间，省域间发展较为均衡；以湖南、江西、安徽等为代表的中部省域崛起迅速，物流集群竞争力的溢出效应明显；传统资源与产业依赖型省域辽宁、山西等降速显著，竞争动力不足。同时受区位与聚集的影响，省域物流集群的区域聚类性特征突出，处于引领地位的省域具有核心扩散效用，拉动区域各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发展。最后，对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的提升给出发展建议，以促进我国物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以京津冀地区样带为研究区域，基于乡村工业用地转型的理论分析，通过横向比较法和GIS空间分析法探究乡村工业用地转型规律，并总结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下乡村工业用地转型的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乡村工业用地显性转型指标值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不发达的内陆地区降低。②乡村工业用地隐性指数以样带中京津地区和邯郸市两个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为高值呈圈层递减的梯度性。③乡村工业用地转型协调区位于发达的北京市和天津市，隐性转型失调区集中分布在京津两市周边的廊坊市和沧州市，显性转型失调区位于样带南部较发达的邯郸市，转型滞后区分布在不发达的邢台市和衡水市。④冷热点探测表明，京津冀地区样带乡村工业用地转型指数的热点（高值区）呈条带状分布，冷点（低值区）呈抱团状分布。⑤样带各区段所处的乡村工业用地转型阶段与样带内各区段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验证了本文所提的理论假设。乡村工业用地转型规律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各地区应结合乡村工业用地转型不同模式探索乡村产业振兴的合适路径。
从空间区位条件视角研究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规律和机制，对于科学编制城市群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结合2000、2005、2010和2015年遥感影像提取的城市用地信息，运用改进的引力模型、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了2000—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空间区位条件与城市用地扩张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①城市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呈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②对城市群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进行强弱交互区域的划分，强交互区呈现向外扩张的趋势，中心城市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城市群内部的聚合力不断增大。③中心城市的辐射影响对周围城市用地扩张有正向推动作用，其中强交互区内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受中心城市作用力推动效果明显强于弱交互区。④80%以上的新增城市用地集中在高速公路沿线10 km范围内，交通网络对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具有引导作用。
以滇池流域为研究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明确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空间的内容及相互关系，基于空间分布特征及生态系统类型将生态空间类型划分为林地生态空间、水域生态空间、草地生态空间、荒地生态空间，根据不同管控等级以生态保护红线为界线确定滇池流域生态空间管控区为一级管控区和二级管控区，提出滇池流域生态空间四类两级九区的管制体系及规则，为构建以分类分级管控为导向的流域生态空间管控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以我国35个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2010、2013、2017年的截面数据，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对不同区域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旅游内核因子、旅游交通因子、转型升级因子及经济支撑因子是影响我国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因子；②从旅游业影响因子静态指数看，东部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水平普遍优于中西部旅游城市，旅游内核因子、旅游交通因子、经济支撑因子发展水平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特征，转型升级因子指数则与之相反；③从旅游业影响因子时空演变特征来看，各因子指数随时间呈现波动变化特征，东部旅游城市驱动因子由旅游内核因子向旅游交通因子转变，中部旅游城市驱动因子由转型升级因子向旅游交通因子转变，转型升级因子始终是驱动西部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主导因子。最后，就不同类型旅游城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构建旅游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状态空间法，分析2000—2018年洞庭湖区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的时空分异及其演化机理。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洞庭湖区旅游产业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整体水平偏低；城镇化指数呈现明显快速上升态势，整体水平较高；生态环境指数大致呈“W”型变化趋势，且整体水平偏低；旅游城镇化指数不高，均值为0.3737，大致经历了3个变化阶段，基本上与城镇化指数变化一致。②城镇化指数>旅游产业指数>生态环境指数，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同城镇化和旅游产业子系统具有高度协同性，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具有反向性，反映出城镇化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产生了强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城镇化指数的整体提升。③近20年来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差异明显，旅游产业指数和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湖区中部县域较低，外围县域相对较高，基本上形成以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3个县域为中心的环带状分布。生态环境指数的地域分布格局表现为湖区中部县域明显高于外围县域，基本上形成以沅江市和南县2个县域为中心的环带状分布。旅游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城镇化指数、旅游产业指数的格局基本相似，与生态环境指数的格局基本相反。④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条件、城市发展历史和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战略及政府政策等是驱使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居民对景观文化价值补偿的认知是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内容。基于认知情感系统理论，构建居民景观文化价值补偿认知结构方程模型，以湖南省西部的芙蓉镇和边城镇两个少数民族特色旅游村镇为案例地，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多群组结构方程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居民的景观价值感知中存在地方依赖和认同，它们是文化补偿认知的重要驱动因素；②居民文化补偿意识的形成需要文化补偿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支撑；③不同年龄、职业、月收入和居住地子群体居民文化补偿认知存在差异，但月收入和居住地群组中存在文化补偿认知差异不显著的子群。研究结论丰富了文化遗产保护价值研究的内容和视角，也有利于文化补偿和文化保护传承的实践。
以11个森林公园旅游业经营者为研究对象，采用PLS-SEM方法，建构了不同机制下经营者碳补偿行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进行实证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机制下旅游经营者碳补偿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同，且各因素相对影响力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环境敏感度因素中的气候变化感知和生态环境感知、参与态度因素中的前景认知和成效认知态度、参与动机因素中的个人情感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不同机制下的显著水平不同；经营者个体特征因素对其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可通过培养旅游经营者的环境敏感度、构建完善不同机制下的旅游碳补偿体系、引导经营者重视并投入到旅游碳补偿行动等措施，长效推进旅游碳补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