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分析

  • 尹晓波 ,
  • 王巧
展开
  • 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中国福建 泉州 362021

尹晓波(1957—),男,云南大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E-mail:

收稿日期: 2019-08-13

  修回日期: 2019-12-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11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062)

The Study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and Urban & Rural Residents' Income Gap in China

  • YIN Xiaobo ,
  • WANG Qiao
Expand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Fuji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8-13

  Revised date: 2019-12-2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1

摘要

在目前经济稳健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把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和金融建设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成为未来发展中的重中之重。文章通过研究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作用的理论与机制设计,以1985—2017年我国金融发展指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城镇化水平数据为考察对象,对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与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本文引用格式

尹晓波 , 王巧 . 中国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 40(3) : 84 -9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3.010

Abstract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How to integra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construction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in reduc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the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y taking 1985-2017 years'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per capita income ratio and urbanization level data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目前仍然存在三大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其中城乡差距在我国总体收入差距的成因中作用比例高达65%以上,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来自中国统计局数据表明:尽管从2007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从3.33∶1缩小到2017年的2.71∶1,整体呈下降趋势,但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始终徘徊于高位且呈较为波动态势。在2002—2017年15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于2009年之前主要呈增长态势,而后缓慢下降,整体发展呈现出倒“U”型路径。而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分配表现出一个重要特点,即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出现波动性扩大的趋势。因此,在实现党的十九大中明确提出的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上,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已成为现阶段乃至将来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
城乡收入差距受到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的各项财政政策,以及国家金融发展状况,其中尤为明显地拉大差距的原因是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性。例如,当金融资源对农村居民增收支持不力时,城乡收入差距将会不断扩大,而此时若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则会强化城乡金融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由此产生非均衡性的“恶性循环”。自2007年我国创立涉农贷款统计以来,全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累计增长361.7%,十年间平均年增速为18.8%。涉农贷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6.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末的30.95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从22%提高至26.5%,农村贷款和农户储蓄也都有较大幅提高。然而,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仍跟不上其需求快速增长的步伐,农村地区的相关金融指数相对于城镇仍属于较低水平,例如金融相关率、金融发展规模存贷款占比、金融机构信贷比以及金融机构效益水平,再加上我国目前金融结构的特点是高度垄断,相对城市来说,农户和乡镇企业贷款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从而使得农村金融资源更加匮乏。目前我国农村占有的金融资源是全国金融资源的15%,不到城市拥有金融资源的1/5,资金短缺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创业的沉疴。据统计,全国仍有1 200多个乡镇处于金融服务空白,8 000多个乡镇只有一个金融组织进行着基本的金融业务,全国农户贷款覆盖率不超过35%,扭曲的金融结构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造成了我国城乡金融发展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
国际经验表明,加快城镇化进程,可以有效地改善和缓解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从我国各省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地区,其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往往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众多学者通过对历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二者间较为量化的结论:若维持城乡收入之比稳定不变,我国城镇化率从49.95%提高到70%,那么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可以减少31%。近十年来,在市场化和全球化资源配置机制的双重效应下,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到2017年末,城镇人口占比已达到58.52%,同比增长1.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7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7,这是基尼系数在2015年结束下滑转为上涨后,连续第三年保持上升态势。可以发现,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没有使城乡收入差距变小,反而增加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甚至形成了大城市内部所谓“新二元结构”这种中国特色的结构性矛盾。
本文在城镇化进程加快、金融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背景下,展开一系列分析,并通过实证检验得出金融发展、城镇化和居民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对城镇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中,本文加入金融发展这一指标,一方面是因为在国内对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章较少,另一方面是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研究中不能摒弃金融发展水平这一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引用这三个变量,希望能更为全面地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和提出更为切实可行的建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理论界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但从研究结果来看比较多地集中于政府决策方面因素的作用,对城乡收入差距成因中重要的金融因素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另外在城镇化建设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效用研究更显不足。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动态关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作出新的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由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金融发展开始较早,国外学者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没有达成共识,存在较大争议。对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Greenwood等针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构建内生增长模型并提出了“阈效应”假说,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即随着金融发展,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的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1]。Townsend等以此为基础对模型进行了改进,得出的结果符合假说设定[2]。然而,Clark等将研究数据调整为全球性相关数据,发现以国际角度来看,金融发展和城镇化之间表现出的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不是典型的倒U型,说明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缩小收入差距[3]。Pradhan采用印度4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论证二者关系,同样得出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可以通过金融发展得以提高,进而收入差距得以收缩的结论[4]。而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Sylviane等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并提出金融发展虽然会给农民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给其带来的不利成本远远大于好处,两相作用之下会逐渐拉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5]。Yu等通过对中国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城乡社会分布的关系是密切的,但不能确定其相关关系的正负性[6]。同金融发展一样,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得较早,众多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也展开过大量的研究。最早提出城镇化差异观点的是Lewis,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形式是传统的农业经济与先进的工业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而两个部门生产自然存在的效率差异会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7]。Somik等对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机制进行了考察,提出由于国别问题以及政策制定实施的机制差异,人口流动和城乡建设的模式进程对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不同模型分析的有效性无法确定[8]。Li等基于城市偏见理论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根本原因是要素分配方面的不公平,而城镇化可以通过缓解要素分配的不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9]。由于多数欧美国家已经较早地完成了城镇化建设且金融发展完备,所以对此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早期。
自1990年代后,面对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的推进,社会收入显现出越来越大的阶层不平衡性,国内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开始进行探讨和研究。针对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问题,众多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着不同的角度。例如,郑钢等指出发展金融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更大,促进作用更加显著[10]。叶志强等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探究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并不能单由发展金融而得到有效解决,不合理的金融扩张反而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11]。胡振华等基于农村发展的视角,论证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规模和效率的配合程度,如果农村金融规模不良增长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其运作和服务效率的提高有益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而孙永强等从区域经济的立场出发,指出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显著的正相关,尤其是东部地区其影响最显著[13]。杨友才通过门槛模型验证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发现我国地区的金融门槛由西向东呈现出依次递增的情况,但由于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对应阈值之间存在差异,东西部的金融增长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也存在不同[14]
国内关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正负性以及政策的效果。一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缩小城乡差距有正向作用。陆铭在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积极和消极双重效应的理论基础上加入实证,发现城镇化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5]。欧阳志刚根据我国经济结构和城乡建设的现实基础,综合一价定律、泰尔指数以及动态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符合“阈效应”假说,呈现出倒U型发展[16]。程开明针对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恶性循环式的相互作用,即城镇化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阻碍城镇化的进程[17]。陈斌开等基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指出政府部门早先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目的在于夯实经济基础,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却产生了阻扰城镇化建设的副作用,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18]。吴浜源等验证了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表明工业发展能有效地抑遏城镇化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然而其作用力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比较仍相形见绌,因此最终结果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9]。而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复杂且随着时间而改变的。陈晓毅采用动态模型发现,通过城镇化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只在短期行之有效,但长期来看,这种效应不明显[20]。傅振邦等认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长期城镇化建设会导致收入差距情况恶化,但是收入差距问题却无法对城镇化进程造成实质性影响[21]。万广华使用泰尔指数对城镇化与收入差距进行模型推理,得出两者关系的结论:当城镇化建设处于初期时,其中不完善不公平会阻碍城乡平衡发展,而当建设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时,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建设完备能够有效地缩减城乡收入差距[22]。李金凤论证了城镇化水平只是城乡收入差距成因之一,其他还包括财政扶持和社会层次结构变动等等,并发现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23]
从上述分析可知,由于研究者各自考察的视角不同,运用方法也不尽相同,各项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反映出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波动性和区域差异性,这将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的选择。为此,需要深入研究中国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厘清其发展脉络和作用机制。因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经济计量方法,论证三者之间的均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2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及模型建立

2.1 变量选取

2.1.1 反映城镇化水平的指标:CZ

一个国家的城镇化进程速度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到本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城镇化有关指标主要包括空间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其中人口城镇化是核心,目前普遍比较认可的测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是城镇人口占地区人口总数的比重,即一国的城镇化率(CZ)。这一指标能体现人口在城乡之间的空间分布情况,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是最为常用的城镇化测量指标。我国的户籍制度为城镇人口统计的基础,而现实是存在一部分的城镇居民没有城镇户籍,所以如果采用会造成对城镇化水平的低估。但由于这部分人口数量相比于总体规模而言非常小,并且由于统计资料受限,所以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指标予以替代,因此本文仍将使用这一指标衡量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即:

C Z = U r b a n   p o p u l a t i o n T o t a l   p o p u l a t i o n   o f   t h e   r e g i o n

2.1.2 反映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FIR

戈德斯密斯提出,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日期一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动反映的是金融部门与经济基础之间在规模上呈现出的变化关系,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的规模以及金融深化程度。基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完善,银行业规模占金融行业中的比例很高,并且我国金融业中银行与社会经济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本文用金融机构贷款年底数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2.1.3 反映城乡居民收入的指标:GI

为了能更好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本文选取的相关指标必须要能反映城乡居民生产力的投入状况,以及城乡居民产出水平的效率。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I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I这两个指标具有上述特征,所以本文选取了UIRI分别代表城乡居民收入以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即:

G I = U r b a n   p e r   c a p i t a   d i s p o s a b l e   i n c o m e T h e   p e r   c a p i t a   n e t   i n c o m e   o f   r u r a l   r e s i d e n t s

2.2 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数据为1985—2017年全国的面板数据。这期间的相关数据,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GDP、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城镇人口数、人口总数的数据均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本文随后所进行的实证分析均是通过计量软件Eviews7.0来完成的(表1)。
表1 1985—201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

Tab.1 Urban-rural income gap,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urbanization level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7

年份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元)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 金融机构贷款年底数额(亿元) 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 金融发展
水平(%)
城镇化
水平(%)
1985 739.1 397.6 1.85 6 198.4 9 016.0 68.75 23.7
1986 900.0 424.0 2.12 8 142.7 10 275.2 79.25 24.5
1987 1 002.0 463.0 2.16 9 814.1 12 058.6 81.39 25.3
1988 1 181.0 545.0 2.16 11 964.3 15 042.8 79.54 25.8
1989 1 376.0 602.0 2.28 14 248.8 16 992.3 83.85 26.2
1990 1 510.2 686.3 2.20 17 511.0 18 667.8 93.80 26.4
1991 1 700.6 708.6 2.39 21 116.4 21 781.5 96.95 26.9
1992 2 026.6 784.0 2.58 25 742.8 26 923.5 95.61 27.5
1993 2 577.4 921.6 2.79 32 955.8 35 333.9 93.27 28.0
1994 3 496.2 1 221.0 2.86 39 976.0 48 197.9 82.94 28.5
1995 4 283.0 1 577.7 2.71 50 544.1 60 793.7 83.14 29.0
1996 4 838.9 1 926.1 2.51 61 156.6 71 176.6 85.92 30.5
1997 5 160.3 2 090.1 2.46 74 914.1 78 973.0 94.86 31.9
1998 5 425.1 2 162.0 2.50 86 524.1 84 402.3 102.51 33.3
1999 5 854.0 2 210.3 2.64 93 734.3 89 677.1 104.52 34.8
2000 6 280.0 2 253.4 2.78 99 371.1 99 214.6 100.16 36.2
2001 6 859.6 2 366.4 2.89 112 314.7 109 655.2 102.43 37.7
2002 7 702.8 2 475.6 3.11 131 293.9 120 332.7 109.11 39.1
2003 8 472.2 2 622.2 3.23 158 996.2 135 822.8 117.06 40.5
2004 9 421.6 2 936.4 3.20 178 197.8 159 878.3 111.46 41.8
2005 10 493.0 3 254.9 3.22 194 690.4 184 937.4 105.27 43.0
2006 11 759.5 3 587.0 3.28 225 347.2 216 314.4 104.18 44.3
2007 13 785.8 4 140.4 3.33 261 690.9 265 810.3 98.45 45.9
2008 15 780.8 4 760.6 3.31 303 394.6 314 045.4 96.61 47.0
2009 17 174.7 5 153.2 3.33 400 000.0 340 902.8 117.34 48.3
2010 19 109.4 5 919.0 3.23 483 600.0 401 512.8 120.44 49.9
2011 21 809.8 6 977.3 3.13 547 900.0 473 104.0 115.81 51.3
2012 24 564.7 7 916.6 3.10 672 875.0 519 470.1 129.53 52.6
2013 26 955.1 8 895.9 3.03 766 327.0 568 845.2 134.72 53.7
2014 28 844.0 10 489.0 2.75 867 868.0 636 463.0 136.36 54.8
2015 31 194.8 11 422.0 2.73 936 387.0 689 052.1 135.89 56.1
2016 33 616.0 12 363.0 2.72 1 061 667.0 744 127.0 142.67 57.4
2017 36 396.0 13 432.0 2.71 1 196 900.0 827 122.0 144.71 58.5

2.3 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选取的指标,假设金融发展,城镇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三者之间的具体联系如何还需通过对所收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来得出,则在此将所需要的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G I t = α C Z t + β F I R t + ε t

式中: G I表示城镇收入差距; C Z表示城镇化水平;FIR表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 ε表示残差项。

3 实证研究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必须要在构建模型之前先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来对时间序列逐一进行平稳性检验。分别对各个变量的原始数值、一阶差分以及二阶差分进行ADF检验,并采用最小信息准则,即AIC准则来确定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项,此处选择滞后项为2。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ADF检验结果

Tab.2 ADF test results

变量 ADF检验 检验式 Prob. 5%临界值 结论
C Z -0.891920 (0,0,2) 0.8923 -1.313888 不平稳
Δ C Z -0.077850 (0,0,2) 0.3642 -0.464274 不平稳
C Z -3.326565 (0,0,2) 0.0025 -3.310202 平稳
F I R -1.580804 (0,0,2) 0.0065 -1.096149 平稳
G I -0.019412 (0,0,2) 0.6630 -1.961409 不平稳
Δ G I -0.784220 (0,0,2) 0.3614 -1.962813 不平稳
G I -2.896967 (0,0,2) 0.0067 -1.964418 平稳

注: Δ C Z C Z的一阶差分、 C Z C Z的二阶差分, F I R G I以此类推;(A,T,K)分别表示ADF的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例如: C Z(0,0,2)表示用None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滞后2阶检验 C Z的二阶差分序列。

表2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F I RADF检验的T统计值为-1.580804比相应的临界值 -1.096149小,从而拒绝原假设,因此说明了 F I R不存在单位根,原序列平稳。而CZGI在二阶差分后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属于二阶单整平稳。所以需要对CZGI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二者是否存在伪回归的情况。

3.2 Johansen协整检验

ADF检验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CZ和城乡收入差距GI的原序列不平稳,可能存在伪回归,因此要对这2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本文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Tab.3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 results

Null Hypothesis: D(ET,2) has a unit root
Exp genous: None
Lag Length: 2 (Fixed)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2.906945 0.0065
Test critical values: 1% level -2.717511
5% level -1.964418
10% level -1.605603
根据表3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t检验的统计值为:-2.906945,显然小于-1.964418,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城镇化水平CZ和城乡收入差距G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又因为金融发展水平FIR是原序列平稳,因此可以认为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不存在伪回归。

3.3 Granger因果检验

由协整检验可知,CZFIRGI之间存在着一定关联性。而在本节将继续对3个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以此来分析三者之间的短期关系。在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的情况下,对FIRCZGI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表4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Tab.4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零假设 最优滞后阶数 F统计值 P
FIR不是CZ的格兰杰原因 2 3.85878 0.0292
CZ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 2 5.57504 0.0166
GI不是CZ的格兰杰原因 2 4.00361 0.0396
CZ不是GI的格兰杰原因 2 5.69976 0.0218
GI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 2 3.58401 0.0331
FIR不是GI的格兰杰原因 2 6.21881 0.0145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的情况下,可以查出临界值为 F α 2,19 = 3.52。根据表4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可知:FIRCZ的格兰杰原因,即金融发展水平可以作为自变量影响城镇化水平;CZFIR的格兰杰原因,即城镇化水平可以作为自变量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由此可知城镇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互为格兰杰原因。同理可得: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水平互为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

3.4 金融发展、城镇化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关性分析

表5可以得出:

G I = 3.257912 + 1.749123 F I R - 3.692229 C Z

(0.464817) (0.705773) (1.163335)

t=(7.009017)(2.478309)(-3.173833)

R 2 = 0.999652 ,   R ¯ 2 = 0.998502 ,   F = 5.054860 ,   n = 21

表5 OLS分析

Tab.5 OLS analysis

Dependent Variable: GI
Method: Least Squares
Date: 04/26/17 Time: 22:31
Sample: 1996 2016
Included observations: 21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3.257912 0.464817 7.009017 0.000000
FIR 1.749123 0.705773 2.478309 0.023300
CZ -3.692229 1.163335 -3.173833 0.005300
R-squared 0.999652 Mean dependent var 2.978211
Adjusted R-squared 0.998502 S.D. dependent var 0.298210
S.E. of regression 0.251541 Akaike info criterion 0.209146
Sum squared resid 1.138916 Schwarz criterion 0.358363
Log likelihood 0.803971 Hannan-Quinn criter. 0.241530
F-statistic 5.054860 Durbin-Watson stat 0.391887
Prob(F-statistic) 0.018103
①拟合优度。根据OLS结果: R 2 = 0.999652 R ¯ 2 = 0.998502,两者都接近于1,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F检验。在置信水平为 α = 0.05的情况下,查表可得当自由度为2时,临界值是 F α 2,18 = 3.55。由表可知: F = 5.054860,因为 F = 5.505 F α 2,18 = 3.55,所以拒绝原假设。这说明了金融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确实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显著的影响。
t检验。在置信水平水平为 α = 0.05的情况下,通过查表可得当自由度为18时,临界值为 t 0.05 2 n - k = 2.080。由表5中数据可知:CZFIR所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3.173833和-2.478309,其绝对值均大于 t 0.05 2 n - k = 2.080。,这说明了在置信水平 α = 0.05的情况下,要分别拒绝原假设,即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R)和城镇化水平(CZ)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GI)有着显著的影响。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和进程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通过模型检验和分析结果显示,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特点是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从总体上来说,金融发展与城镇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而这种差距现象,既是中国金融发展偏向性的结果,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我们得出结论分析如下:
①金融发展的偏向性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二者在长期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一方面,资本的趋利性和我国金融政策侧重扶持城镇化导致农村资金有一部分进入城市金融市场,加快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而未作用于农村建设,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另一方面,在农村金融落后于城市金融发展的情况下,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和机制不完善,农村投资消费水平低下,加上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力度相对较弱,金融机构支农功能严重退化,出现金融机构在农村“越退越弱、越弱越退”的现象,导致农村金融市场进入规模小、效率低的发展困境,这些长期的制约引致收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得相当困难。
②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的影响力度短期内较为明显,而从长期来看二者之间处于均衡关系。一方面,在加快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而且现代农业的发展也会促进农业规模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由于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城镇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而引致其均衡市场工资水平下降,而农村则与其相反,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另一方面,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发展过程中,支持农村生产条件改善、促进农业发展的国家财政的作用发挥较小。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中的资源(如资金以及高素质人才)大规模向城镇集聚,使得农村的人口减少,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变小,乡镇经济难以发展起来,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扭转金融发展的偏向性的局面,统筹城乡金融均衡发展;同时还要减少城镇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积极推动农村构建起经济发展的新架构,因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①扩大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发挥农村金融的市场性作用。政府帮助农村建立健全农业金融体系,完善农业金融服务,尽量避免金融城乡差别对待和金融服务缺位的现象,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优惠政策扶持,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另外,农业金融服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升级,有利于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覆盖到农村,有助于农村降低融资成本和门槛,也减少了农村资金和人才外流。市场的扩大也将促进农村金融机构运作效率的提高,将吸纳的农村储蓄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农村贷款,加大对“三农”资金的投入,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率。
②构建完善农村金融的制度保障,引导规范农村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农村虽然整体比较落后,但是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普及,农村的潜力已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比如目前专注“三农”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平台呈现持续增加、服务产业日趋多元、业态持续进化的态势。要实现农村新型金融的良性发展,应坚持鼓励和规范齐头并进,加快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立法进程,构建统一有效的监管体系以及风险预警系统等等。通过推进农村相关方面的改革和规范,增强新型金融对农村发展的正向作用,为农村长远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③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积极发展城市非农产业,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率。打造一个更加统一、公平、透明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地区的居民更加容易地与城市居民平等竞争,这样就可以使得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配置,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导致人力资源的配置失衡和低效率。因此应该合理有效地推进城市化,消除城乡人口自由流动障碍,实现平等就业,建立和谐的人口社会保障网络。
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金融反哺“三农”,促进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步建设。政策上应多加引导城市资金回流反哺农村,使农村金融得到更为丰富的资金来源,充分发挥主动性,更好帮助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收入,缩小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应当认识到,城镇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城市的拉动帮扶对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城市工业应大力帮助农业发展,促进现代化农业的建设。并且城市企业应帮助乡镇企业发展,并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我国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尽管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然面临一些问题,而且长期以来政府对城市的偏向性更加阻碍了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任重而道远,要充分利用我国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推动金融服务下乡并朝着城乡金融均衡发展的方向稳步迈进。能否尽快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到2020年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也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区间。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不能做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大体拉平,想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是相当困难的。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科学合理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公平合理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城乡建设共建共享、互联互通,使城市与农村居民共同享受经济转型发展的红利,提高城乡居民整体福利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早日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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